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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突徙薪」:應該謝謝當年持對立意見的人

「曲突徙薪」:應該謝謝當年持對立意見的人

「曲突徙薪」這個成語的典故出自《漢書•霍光傳》,意思是:有人到別人家作客,看到房子的煙囪筆直(火星容易飛出),旁邊還放了木柴(容易著火),就建議改彎煙囪(曲突)、搬走木柴(徙薪),以求降低火災風險。 但是,屋主不以為然,沒有理會這個建議,後來房子果然失火,所幸在鄰里群策群力之下,火勢遭到撲滅。 事後,屋主請客答謝鄉親,卻沒有邀請當初提出建議的那位客人。有人對這種情況看不過去,就提醒屋主:如果早早聽從建議,哪來的火災?屋主這才恍然醒悟,邀請提出建議的客人一併致謝。 同樣的道理,萬華中正選區的罷免危機得以止息,我認為,被罷免人應該好好道謝,不只是因為他們在罷免戰「全力相挺」,更因為他們當初站在你的對立面,堅持罷免制度必須設有相當門檻。 立委林昶佐罷免案9日開票,罷免案未通過。林昶佐隨後舉行記者會,發表感言。(記者方賓照攝)     罷免制度若無相當門檻,就極易成為擾亂政局的仇恨動員工具,而且可能造成少數罷免票輕易否定多數當選票的反民主怪象。這一點,就跟把木柴放在火星亂竄處容易著火一樣,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道理,但卻是被罷免人昔日反對的事。 罷免未能成立,正是因為當年有人頂著壓力,堅持站在被罷免人的對立面。假如採用不設門檻的「簡單多數制」,罷免現在已經過關了。 這一點,應該坦然正視。沒有人能夠事事皆對,承認以往見解錯誤不是什麼丟臉的事。如果願意坦承錯誤,並向當年持對立意見的人好好道謝,反而能夠贏得更高的肯定。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沒什麼好謝」。畢竟,當初主張罷免要設相當門檻的論者,也不是要對個人施恩,而是為了國家法制的平允。公事公辦,這是無關個人的事。 不錯,的確如此。但是,這種話只有被感謝的那一方才能說。至於受惠的一方,該感謝的還是要感謝。  
陳怡凱 2022-01-10
有關「戰略模糊」的誤解

有關「戰略模糊」的誤解

  有些人似乎弄錯了「戰略模糊」的意思,以為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意謂著美國在臺海局勢發生劇變時不會作什麼。事實上,這是對「戰略模糊」的一種誤解。 戰略模糊並不是「不作什麼」,而是「讓別人弄不清楚他會作什麼」。這個「別人」既包括對手,也包括盟友。 說直白一點,假如北京覺得美國一定會按兵不動,那戰爭就會爆發,但這是無法肯定的事,而賭錯的成本實在太大。於是乎,理性自利的決策者會傾向於避免輕舉妄動。 反過來說,就美國的角度而言,也不會願意輕易給臺北「必定來救」的保證。這種承諾一旦給下去,很容易讓盟友產生有恃無恐的不健康心態,甚至反過來作道德勒索。臺灣的事,臺灣人終究還是應該要站在第一線。美國對臺灣並沒有義務,即使出手也是施惠,不是本分,這是臺灣人必須要有的覺悟。 這是一種雙向的威懾機制,是霸主的戰略權術,目的在於用最低成本維持符合美國期望的戰略平衡。而且無可否認,這套作法也確實長期維持了臺灣海峽的停火狀態。 不過,這套作法並不是沒有風險。假如對手誤判美國的動向,以為美國真的不會採取行動,而戰果的誘惑又實在太大,那就有可能鋌而走險。到底是「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清晰」比較有助於避免戰爭?端視具體情境而定,千古無同局,並不是在什麼情況都合適。 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前線國家沒有「戰略模糊」這個選項,選擇的特權屬於在後方的寬裕國家。前線國家身在風口浪尖,唯一能作的就是表明堅守到底的立場,別無其他。否則,情況反而會變得更危險。 1940年,歐陸盟軍潰敗,英國變成前線。邱吉爾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都堅持拒絕跟納粹德國和談,也是同樣的道理。這個動作一作下去,敵人很可能會解讀成「你沒有決心抵抗到底」。接著,敵人就會想:也許只要稍微打兩下,你就會因為政治壓力而迅速內潰,不會發展成昂貴的大規模戰爭。這等於是誘使敵人產生「戰爭成本低到可以接受」的錯覺。說穿了,就是向敵人宣告「歡迎打我」。 在另一方面,盟友一旦看到前線國家作出這個動作,馬上就會想你是不是要轉換陣營?既然如此,那我為什麼還要幫你的忙?如果你把我提供的戰略資產拿去資敵怎麼辦?甚者,與其讓你首鼠兩端,那我還不如先下手為強,搶先毀掉你的艦隊、機隊、機場、港口、工廠等重要戰略設施。就算你的人連帶送命,那也顧不得了。 你說你可憐?很抱歉,「國家」這種組織不是普世慈善NGO,每個國家都應該優先為本國人的性命負責。人間世就是這樣,有意見的話到上帝面前去說。 舉例而言,法國在二戰一投降,英國就斷然襲擊法國艦隊、殺死大量法國海軍軍人,並且持續對法國進行戰略轟炸。同理,假如臺灣真的作出異想天開的判斷,近在咫尺的龐大駐日美軍與日本自衛隊,馬上就會變成危險的威脅。 總之,後方國家可以戰略模糊,前線國家卻萬萬不能。否則,無異於主動走進兩軍之間的無人地帶,同時接受雙方的炮火掃射,比面對單向的敵人更加悲慘。而且,後方國家所謂的「戰略模糊」也不是埋頭沙中、無所作為的意思,而是不想讓別人看穿他的底牌。 那麼,問題來了:倘若前線國家也跟著埋頭沙中、無所作為呢? 好問題。那不叫「戰略模糊」,而叫「沒有戰略」。 --- 註:下圖為筆者攝於日本橫須賀軍港,疑似為美國海軍伯克級驅逐艦Stethem號(非軍事專業,判讀可能有誤)。  
陳怡凱 2021-12-29
我們應該從歐美學習的課題

我們應該從歐美學習的課題

台灣確實有必要瞭解歐美各國的制度與思想。原因很簡單:他們是強勢國家,台灣要自存於世,就必須跟人家打交道,對於他們的作法與想法自然不能一無所知。 不過,「瞭解」是一回事,要不要亦步亦趨模仿到底?則是另一回事。他們很多作法其實不是沒有問題,或者執法成本太高,或者帶有潛在風險,或者兩者兼具,之所以在本國沒有引發大禍,那是因為他們不論在安全跟財富方面都有充分餘裕。 也就是說,人家祖蔭極厚,先人留下來的有形無形資產太多,付得起成本,擔得起風險。有很多他們玩得起的作法,台灣是真的玩不起。舉例而言,像是幾個月前美國選舉爭議那種事,若發生在台灣外有強敵窺伺的情況下,就可能會引來大禍。 歸根結柢,這還是涉及如何理解台灣所面對的處境。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角色是什麼?前線國家。 在發展進程上的角色是什麼?後進國家。 在國族建構上的角色是什麼?新生國家。 這就是我們在世界上的真實地位。 我們需要的,是符合自身處境的作法,而不是「言必稱先進國家」。為了追求虛假的精緻感而模仿他們,這是沒有用的。說穿了,這跟擺拍名牌裝貴族有什麼兩樣? 寒門子弟若想提升地位,需要的是累積財富與實力,而不是模仿富家公子怎麼花錢。人家可以那樣消費是因為人家有錢,我們跟著揮霍也不可能因此躋身上流好嗎?頂多能寄生上流就已經是老天保佑了。 以台灣的角度而言,值得花更多心思的西方思想,反而不是當代歐美那些花俏論述,而是西方從中世紀晚期到近代國家萌芽這段期間的論著,像是馬基維利、霍布斯這些人,去看人家是怎麼思考政治共同體的建構?法秩序如何可能?不需要同意他們,更不需要喜歡他們,但至少,人家確實有認真思考政治共同體要如何在險惡情境下生存。 另值關注者,就是二十世紀西方極權主義的血腥歷史,哪些國家撐不住?哪些國家生存下來?撐不住的國家敗因何在?生存者作了什麼?整個通盤想過之後,應該就不至於對我們接下來擁有的戰略選擇餘地有太多幻想。而且,我們面對的情境有可能會比他們更加駭人。在歷史上,東亞的殘酷程度往往跟歐洲不在同一個等級。 這些攸關生存的課題,才更值得我們從歐美各國那邊學習。不能忘記,我們面對的處境跟當代歐美完全不同。倘若捨本逐末,跟人家在那邊玩什麼「xx制」、「xx主義」、「後xx思潮」,能夠一事無成已經算是最好的結果了;假如「有成」,多半會惹出危及台灣生存的禍患。1919年,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以政治為志業》(Politik als Beruf)這場演講結束時,說了一段宛如讖言的話: 「不論現在的哪一方取得表面上的勝利,在我們面前的不會是夏日的花團錦簇,而首先會是冰冷嚴酷的極地長夜…當這場夜晚天光漸亮時,現在看似年華燦爛的人們,屆時又會有多少人依然存活?」(拙譯) 我們知道,韋伯發表這場演講之後不久,就在肆虐全球的西班牙流感疫情下病逝,沒有機會見證自己的憂慮成為現實,但他這段話,卻預示了歐洲接下來令人戰慄的遭遇。那麼,等著我們的考驗,又會是什麼呢? --- 註1:下圖為筆者攝於海德堡韋伯故居前。 註2:上引韋伯原文如下: “Nicht das Blühen des Sommer liegt vor uns, zunächst eine Polarnacht vom eisiger Finsternis und Härte, mag äußerlich jetzt siegen welche Gruppe auch immer...Wenn diese Nacht langsam weichen wird, wer wird dann von denen noch leben, deren Lenz jetzt scheinbar so üppig gebluht hat?”
陳怡凱 2021-12-23
請讓我們抓住還有選擇的時刻

請讓我們抓住還有選擇的時刻

先表明,我絕不是那種以「沒有立場」自詡的人,我對公投的立場是四個不同意。讀者若持不同立場,我尊重,也不打算改變你。畢竟,已經有那麼多比我優秀的人、表達那麼多精闢的見解,如果連這樣都不被說服,又怎麼可能因為我的三言兩語就改變想法? 在此,我只想說一點:倘若你也認同四個不同意,懇請明天一定、一定要出來投票。 這次的公投,不是一次普通的選舉,而攸關臺灣在戰略考驗期的路徑。我們正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人生在世,沒有幾次這樣的機會。我們的選擇,會重大影響自己的下半生,也會牽動後續世代的人生軌跡。 我們有機會改變歷史,這個世界有很多人,豁出性命追求這樣的機會而不可得。既然有機會,請一定要去投票。這不需要拋頭顱灑熱血,只要出來投票就好;這更不需要有無私無我的情操,只要為自己的利益與立場出來發聲就好。我們不需要偉大就可以選擇了。 這不是為別人,而是為自己。後冷戰和平已經崩塌,臺灣正陷入驚滔駭浪,既然身在船上,個人命運跟船艦的命運即不可分。我們有機會,把臺灣建設成一個融入國際秩序、擁有強勁實力的海洋國家;但也有可能自毀基業,破壞生存所繫的經濟基礎與國際關係,最終自取敗亡。 屆時,你我每一個人的生命、自由、與財產,都會陷入巨大風險。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能夠持續積累成果、跨越發展門檻的共同體,可說寥若晨星。臺灣一路走來,有光輝,有陰暗,但縱或我們的先輩有其不是,都還是把他們的努力累積下來,讓今日的你我得以有選擇的機會。我們如果作出自毀長城的決定,又怎麼對得起先人基業?又怎麼對得起臺灣的後續世代? 這一點,對於新移民同樣適用。不論你或你的上一代來自何方,是越南、印尼、馬來西亞、香港、日本、土耳其、烏克蘭,或者其他地方?不管哪裡都一樣,既然來到這裡,大家的命運就綑綁在一起。現在的我們,還有選擇的機會,但若沒有站出來,可能很快就會沒有選擇。 無論如何,請讓我們抓住還有選擇的時刻。 註:下圖為筆者攝於玉山主峰。
陳怡凱 2021-12-17
永續追尋的過程:〈古代遺跡篇〉

永續追尋的過程:〈古代遺跡篇〉

    “The Confidenceman JP”(台譯:《信用詐欺師》)是以詐騙為主題的日本電視劇,後來也衍生出幾部電影版。我覺得,其中很有意思的一集,是電視版第6集〈古代遺跡篇〉。   這一集的劇情說起來很簡單:詐騙集團的年輕成員「小少爺」,偶然行經一個鄉間小村莊,覺得此地宛如世外桃源般純樸清新,繼而又得知這個村子即將設立廢棄物處理場,頓時產生不捨之情,想要出來行俠仗義,「保護」這片美好的鄉村風光。   於是,小少爺就叫來同夥設計一場騙局:製作假古董埋在地下,聲稱這個村子是重要的古代文明遺址,想要藉此迫使興建工程取消。   消息一傳出去,頓時引來三教九流、四面八方的「考古人士」,過來表演各種號稱是考古的行為藝術。詐騙集團的首腦達子再順便推波助瀾,用誇張的扮相跟語調,聲稱這裡是公元前數千年的古代都市遺址、曾經孕育出超級古代文明、有機會挖到媲美秦始皇陵規模的兵馬俑,諸如此類。   這樣一來,村子頓時鬧得沸沸揚揚,打斷了工程進度。小少爺的心願,貌似實現了。   不過,一開始設計騙局的小少爺看見村民竟然真心相信這裡有珍貴的「古代遺跡」,漸漸於心不忍,心一橫,索性通知正式的學術單位過來考察,讓學者公開否定了這個村子有「古代遺跡」的存在。   到此,理論上騙局應該要告一段落,但精彩之處卻從這裡才開始:開發公司的老闆看見有一堆「考古人士」在工地挖來挖去,雖然沒有找到「遺跡」,卻還是讓他考古魂大爆發,愛上這種浪漫追求的過程。於是,老闆就把公司交給別人經營,並拿出重金買下村子旁邊的山林地(達子已經預先入手),自己跑到山中「考古」去了。   至於廢棄物處理場?還是照樣完工,而且因為有工作人員進駐,帶動了村子的消費與景氣,村民們也都很高興。只剩小少爺很尷尬地看著這一切,意識到自己作了蠢事,為什麼要覺得興建處理場對村子一定會不好?   在這個故事中,開發公司老闆出高價跟達子買下山林地,甚至不能算是有被「騙」,因為達子確實有明白告訴他,這座山很可能挖不到遺跡,但老闆還是無怨無悔地買了下來。對老闆而言,重點已經不是有沒有遺跡,考古價值亦非所問,而是愛上了那個永續追尋的過程。   這是最高級的認知作戰,不只是設下單純的騙局,而是影響對方整個人的認知架構與精神狀態。我第一次看到這一集的時候,覺得這個故事很唬爛,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   後來我才想到,的確,世界上確實有「永續社運」這回事。 --- 註:下圖為以弗所城的Celsus 圖書館遺址,筆者攝於土耳其。這個羅馬時代遺址我想是真的,不是為了阻止開發工程而編造的,應該啦。  
陳怡凱 2021-12-16
〈台灣反美意識的系譜〉補記

〈台灣反美意識的系譜〉補記

〈台灣反美意識的系譜〉補記:葉榮鐘與林莊生1974年的會面   前文〈台灣反美意識的系譜〉,曾經援引葉榮鐘寄給林莊生的〈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士頓函〉,此函有一些背景資訊,補記於此。   如前所述,這封信的寄件人葉榮鐘是日治台灣的重要文人,1920年代參與台灣文化協會,1930年擔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此外,他也曾在台灣新民報、台灣新報、華僑日報(菲律賓)等媒體服務,並於1944年出任台灣新報文化部長兼經濟部長。二二八事件後心灰意冷,不再任職於媒體或公職。   至於收件人林莊生,則是葉榮鐘的好友莊垂勝之子(林莊生母親為獨生女,依父母約定從母姓)。莊垂勝是日治台灣詩人,曾經參與創辦台中中央書局,跟葉榮鐘一樣是台灣文化協會會員,在二二八事件曾經一度遭憲兵隊逮捕,倖存。   換言之,葉榮鐘是林莊生的父執輩人物。他們兩人都是歷史的見證,葉榮鐘的《台灣人物群像》與《台灣民族運動史》,以及林莊生的《懷樹又懷人》,是我們當代人理解日治台灣的重要史料。 ---   在葉榮鐘寫這封〈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士頓函〉給林莊生之前,曾經在前一個月(1974年6月)拜訪當時移居加拿大的林莊生。   在《葉榮鐘日記》之中,1974年6月21日記載「抵Ottawa莊生家」,翌日則寫到「飯後再去農業部(莊生服務處)看花圃牡丹甚美,晚談至午夜一點始睡」(頁919),可知兩人有過深談。林莊生方面的說法則是「他(葉榮鐘)在我家逗留三天,古今中外無所不談。」(《懷樹又懷人》,頁331)   我有一個猜想:在這三天的會面中,葉榮鐘跟林莊生有談及海峽兩岸問題,而且兩人意見相左。所以葉榮鐘才會在離開之後,又在7月17日去信林莊生強調「台灣人之劣根性更因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教育與國民黨二十八年之壓制奴役民族性之墮落達於極點,以尋常之手段無法救藥。無論(國際)共管與獨立皆可信其無補於事,台灣之將來除向中共認同之外似已無路可走」(《葉榮鐘日記》頁1208),想要說服這位故人之子。   另外有一個旁證是,同年8月12日,葉榮鐘又從美國寄了一封信給林莊生,內容提及: 「關於中共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和您精確的分析至為敬服…問題是,客觀地說,即超越中共的意圖與台灣人的願望來看時,台灣到底能守住獨立與否不無疑問…」(《葉榮鐘日記》頁1209)   這段話的口氣似有辯駁之意,在後段還把當時的台灣獨立運動人士罵了一遍,包括彭明敏。信末則註明「下個月初經由東京歸台。歸台後就不能再寫這種信,感到不勝惆悵。」(《葉榮鐘日記》頁1210)。顯然,美國的言論自由,讓葉榮鐘享受了難得的暢所欲言。葉榮鐘從事新聞業時,曾經寫詩感嘆「餘生祇合三緘口,去死猶懷一寸心」(1943年),殊不知他在「祖國」治下更難開口,說來也是十分諷刺的事。   從這兩封信看來,葉、林兩人在加拿大的「三日之談」,可能就台灣局勢發生了一些意見分歧。否則,就不太能解釋為何葉榮鐘會在到別人家作客之後,接連寄兩封這樣的信過去。若說林莊生對「榮鐘叔」的見解讚嘆不已,讓說話的人深感知音,以至於覺得自己還要再寫信講更多?我不能說這種可能性一定沒有,但看起來不像。   雖然林莊生在《懷樹又懷人》有一小段文字寫到這場討論,但內容不多,既然有三天的時間「古今中外無所不談」,談論範圍應不限於書中提及的那一小段。真相如何?由於葉、林兩人均已作古,大概永難查考了。 ---   另外有一點:葉、林二人這次會面,還有一個不在場的關注者,那就是人在香港的新儒家知名人物徐復觀。   在此之前,徐復觀有從香港去信林莊生表示:「望代我問候(葉榮鐘),並希望他返台時能從香港經過。若如此,望先示到港時間,以便迎接。觀家電話為…」(《懷樹又懷人》頁275)。徐復觀此語應非客套,甚至還報上自家電話號碼,可見邀請之意甚誠。只是葉榮鐘後來並未繞道香港,兩人沒有見到面。   徐復觀的背景,看似與葉榮鐘毫不相關,實則不然。這位曾經的國府少將、昔日的蔣中正幕僚,同時也是1949年後的流亡者中,極少數跟日治台灣文人有所往來的人物。當然,僅限於二二八事件殺剩的部份,包括葉榮鐘與莊垂勝。   這一點,跟徐復觀的語言能力或許有點關係,依照林莊生的回憶:「開始幾次,我看他(徐復觀)和父親(莊垂勝)都用日語交談。到底他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留學生,講的日語非常文雅」(《懷樹又懷人》頁297)。   同樣的,徐復觀也會跟林莊生表達他對台灣政局的意見,比如1977年10月20日信中寫到「台灣只有兩條路可走,歸附北京或獨立。現狀絕不能長久維持。」(從香港寄出,《懷樹又懷人》頁281-282)。1981年5月,兩人在休士頓見面時,徐復觀則表示「台灣人需要爭取民主,但不需要獨立。」(《懷樹又懷人》頁287)。   附帶一提,徐復觀還在這次見面時抱怨當期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對他的專訪「不好,講得不清楚」(《懷樹又懷人》頁285)。徐復觀的意思究係自己表達不好,抑或編輯沒有整理好?單看文字不太確定,我認為是前者。李怡現在好像也在台灣養病,祝早日康復。   徐復觀主張台灣要追求「不獨立的民主」,跟台灣接下來的演化動向不太一樣,倒是跟後來數十年香港民主運動的基調非常相似。至於葉榮鐘,則是展現了從「本土」到「紅統」的思想轉型。而且,他們絕對不是北京的喉舌,這一點絲毫不用懷疑。他們對林莊生說的話、寫的信,是對子姪輩私下的意見表達,這就是他們基於自身想法講出來的真心話。   他們的思想,或許會讓當代許多人感到難以認同。我猜想,林莊生可能也有不同意見。   但無論如何,他們展現了白色恐怖時代後期,某些知識份子心中對於台灣的真實想法。而且直到今日,我們的社會還是未能完全走出他們的思考路徑。類似的思想,在我們眼前依然存在。 --- 參考資料: 葉榮鐘,《葉榮鐘日記》,晨星2002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玉山社2017
陳怡凱 2021-12-16
台灣反美意識的系譜

台灣反美意識的系譜

    雖然台美關係對台灣的存續至關重要,但坦白說,在不少台灣人的認知架構中,確實存在「反美意識」這個元素。反美意識有形形色色的起源,在不同的人身上發揮不同的影響。   概言之,早期國府一系,有不少人產生「升米恩,斗米仇」的心理,痛恨美國沒有給他們更多支援,彷彿這是人家的義務,卻不想想美國已經幫了他們很多。若非美援,這些人早就連容身之處都沒有。像是蔣經國留下的日記,就充滿對美國的強烈嫌惡,只是他自制力極強,不會輕易讓個人好惡影響戰略決策,只是在日記裡寫抱怨文發洩情緒而已。   至於反對國府者,抱持反美意識亦不乏其人。他們討厭美國,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相反理由:美國幫了國府的忙。至於台灣也在美援之下一併存活、發展,他們似乎就不太感謝了,甚至可能還會反過來,把期望寄託在北京身上。   以葉榮鐘為例,他在1920年代參加台灣文化協會,1930年擔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1947年親身見證二二八的血腥屠戮,成為倖存的台籍菁英,從此對國府深惡痛絕。到了晚年,他對台灣局勢的觀點已經演化成「靠日本則受日本之控制靠美國則受美國之操縱」,甚至進一步主張「台灣人之劣根性更因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教育與國民黨二十八年之壓制奴役民族性之墮落達於極點,以尋常之手段無法救藥…然則台灣之將來除向中共認同之外似已無路可走」(參〈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士頓函〉,收件者為林莊生,收錄於《葉榮鐘日記》,晨星2002,頁1207-1208)。   回顧這些歷史,不是要否定前人,只是說明問題究竟從何而起。總之,親國府也好,反國府也好,各自有醞釀反美意識的原因。而這樣的反美意識,會進一步跟大中華主義、社會主義等不同思想元素相結合,對下一代人的思想與情感進一步產生影響。   以我個人經驗來說,我唸大學時所接觸到的教師,對美國抱持反感者不在少數,只是知識界比較會用左派論述去包裝。我仍然記得,在我選修的一門歷史通識課程中,教師差不多罵美國罵了一個學期,還直接在課堂上將華府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稱之為「劊子手的墓碑」;至於我當時讀到的一份法學院課程共同筆記(近乎逐字稿,製作年代比我早),則記錄了一位老師對美國介入南斯拉夫解體戰爭的批評,「如果蘇聯還在就不會有這種事」(大意如此)。   當然不是說美國不能批評,但批評有沒有道理則是另一回事。以台灣而言,現實狀況就是每個人的生存都跟「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牢牢綑綁在一起,包括那些主張反美的人在內。倘若台灣與美國為敵,形同政治與經濟上的戰略自殺。   儘管如此,各種不同版本的反美意識,卻還是分散在許多台灣人的認知架構當中,最終指向同一個結果,也就是讓有心人獲得勸誘台灣自取滅亡的良機。   再強調一次,人會傾向選擇跟自身認知架構契合的資訊,謊言之所以會有人信,是因為有人想相信。像是「他們賣的肉有毒」、「他們拿自己不敢吃的肉給我們吃」這類荒謬絕倫的說法,竟然能夠大行其道,關鍵還是在於社會本來就有讓其孳生的土壤,亦即根深蒂固的反美意識。   說穿了,他們許多人是真心相信「美國就是故意要放毒害我們」,就好像許多義和團拳民是真心相信「洋人有妖術」一樣。他們甚至完全不覺得這樣羞辱一個幫忙我們很多的國家有什麼不對,彷彿這樣對待別人是天公地道的。   台灣能否擺脫這種義和團式思維的糾纏,就看我們接下來如何抉擇。如果選錯,那就是我們全體要一起在國際上承擔責任。古希臘的歷史一再證明,直接民主制一旦作出錯誤的戰略判斷,承受最大災難的就是人民自身。這一點,在現代也不會例外。 註:有關蔣經國日記,推薦參考《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一書(林孝庭著,介紹參留言處),於茲不贅。
陳怡凱 2021-12-15
危機的邊緣

危機的邊緣

    引用中央社昨(12)日報導: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院院長許樹坤表示,外海鑽探觀察到礫石層分布到18至20公尺深,提案方『藻礁延伸至外海5公里』的說法,與鑽探岩芯證據不符,三接再外推已超過礁石層範圍,當然不會有藻礁。」 「前台大生物產業機電系教授謝志誠則說,藻礁盟提出台北港海管鋪設方案,恐毀掉大潭電廠進水口,加上海管穿越觀新藻礁,用水平鑽探工法(HDD)拉管失敗率極高,反而會破壞更多。」   藻礁公投,其實是一個檢驗。如果連這種欠缺依據的說法,都可以在公投當中贏得勝利,那麼,這個國家的每一項工程、每一項政策,都可以用類似手法予以阻止。   那些人為了阻止工程,已經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法律行動,再被法院一次又一次駁回,用程序消耗戰的方式挑戰制度的極限。在不斷的敗訴之後,他們想出來的辦法是直接訴諸公投,去推翻一個經過環評、而且也被法院認定合法的國家重要工程。   這其實是下棋輸了就翻桌的概念。既然走環評制度跟司法制度走不贏,那索性就繞過國家常規法制,用泛道德化的訴求,去包裝舉證說理上的子虛烏有。   他們這樣作,實際上是將國家法制推向危機。倘若用這種手法也可以贏得勝利,自然就會有人食髓知味,這個模式將會被推而廣之,用來癱瘓各種攸關民生的重要工程;至於專業研究?環評程序?Who cares?反正想推翻就可以推翻。   遊戲規則的底線既然被打破,接下來自然就會遍地烽火。而且,接下來幾年,正好會是國際情勢嚴峻的戰略考驗期。   表面上,這說是要「教訓政府」,但實際上真正被「教訓」的,將會是包括你我在內的全體人民。當然,其他公投案也是一樣。 中央社報導出處連結: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112120211.aspx CNA.COM.TW 學者:藻礁盟論述以偏概全 三接遷離投不同意 | 政治 | 中央社 CNA
陳怡凱 2021-12-13
「區區洋兵不足平」

「區區洋兵不足平」

    話說,知名NGO義和團會引來那樣的大禍,當然不是單靠拳民鬧事,而是有一堆覺得「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官員跟士大夫刻意推波助瀾,想要趁機奪權;也有一些官員或許沒有太大的野心,但就是長期痛恨洋人,想要藉此一吐惡氣。   在這些人當中,有位相對次要的人物,名叫李秉衡。他在幾個地方作過官,一度形象還不錯,有「廉吏」的美譽,似乎也是個清流人物。可是,他擔任山東巡撫期間,轄境對西方人的仇恨日漸失控,鬧出匪徒殺死德國傳教士的命案(史稱曹州教案,1897年),德國政府堅持究責,於是丟了官。   讀史者有後見之明,可以看出曹州教案的模式,已經像是後來義和團事件的先聲,但時人並不知道這一點。等到義和團事件爆發,李秉衡一度支持李鴻章等人的東南互保,隨後又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跑去「入覲太后,力主戰」。   既然如此,太后就成全他的心願,要他督師對抗聯軍。據《庚子西狩叢談》記載,李秉衡出征的時候一身拳民打扮,「以紅布裹首,短衣紅帶,一如大師兄裝束」,還慨然說出一句氣勢磅礡的名言: 「區區洋兵不足平」   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清軍跟拳民一下就被「不足平」的區區洋兵給「平」了,李秉衡也跟著自盡。至於是「殉節」或「畏罪」?就看後人怎麼說。當然,依照清流道學家的標準,李秉衡在許多方面都像是一個「好人」,但有時「好人」引發的災禍,比「壞人」還要可怕。   寫這段沒有什麼深意,只是看到那句「得罪美國又怎樣」,頓時覺得似曾相識而已。 註:以上資訊出處參《清史稿》卷467、《庚子西狩叢談》卷1。
陳怡凱 2021-12-10
日本歷史上最關鍵的一役

日本歷史上最關鍵的一役

八十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國海軍的航母機動部隊在太平洋上航行,準備進行促成日本帝國毀滅的攻擊行動。隔日,1941年12月7日(東亞時間為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台灣的處境也隨之改變。 這篇讀書筆記寫於疫情發生前,如今讀起來,已經像是來自前一個時代。在這兩年多當中,歷史以飛快的步伐向前加速。本書作者半藤一利,也在今年逝世了。 --- https://www.facebook.com/legal.pad.of.an.attorney/posts/130552461697356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2019年11月22日  ·  《珍珠港》   這本《珍珠港》(《「真珠灣」の日》,燎原出版2019,鄭天恩譯)是半藤一利描寫太平洋戰爭如何爆發的作品,其內容不僅涉及珍珠港的軍事行動,也及於戰前的日本國內政局、各國的外交折衝、日軍登陸馬來半島、駐台日軍毀滅駐菲美軍航空隊、以及開戰後的社會氛圍等環節。   從結構上來說,本書可以稱為半藤那本《日本最漫長的一天》之姊妹作,一本描寫開戰,一本描寫終戰。作者在本書仍然維持一貫的高品質文筆,讀起來十分生動。   對於戰前美日外交的描述,是本書的一大重點。作者在本書當中,不時會流露出對於兩國當時無法達成妥協的惋惜,比如: 「我們還是會忍不住想問,假使美方將這份根據乙案規劃的《暫行過渡辦法》提示給日本的話,那會發生什麼事呢?不要說六個月,三個月的休戰就已經很足夠了―不,即使只有一個月也好,若是日美交涉持續下去的話,那會怎樣?假使這樣,那或許真如羅斯福所期待,日本的一頭熱會冷卻下來…」(頁69)。   身為親歷這場戰爭的日本人,作者會有這樣的心情可以理解。不過在我看來,為了1941年的外交決裂惋惜,其實沒有必要。當歷史的時針走到1941年,美日開戰已成必然,不論雙方能否達成暫時性的妥協,都不會改變戰爭必將爆發的事實。關鍵在於,雙方的談判底線不只沒有交集,而且相距甚遠。   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期待談判有辦法改變雙方結構性的分歧,除了訴諸戰爭,別無他途。戰前的協商談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基於組織的慣性,用來說服自己人「我們已經別無選擇」而已(這一點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從一開始就不會談出什麼有決定性意義的結果。有時候,沒有關鍵成果的談判持續進行,並不是雙方致力追求和平的吉兆,毋寧預示了戰爭其實無可避免。   至於說,談判是否可以多持續幾個月?戰爭能不能晚幾個月爆發?這對身在其中的當代人可能影響很大。比如說,如果你手頭上有許多以「戰爭不會爆發」為前提的投資,有沒有一段可以讓你及時出清投資的過渡期?這可能會讓你個人的人生軌跡大不相同;但就歷史的走向而言,幾乎可說無關宏旨。   戰爭的結果,從一開始就已註定。一旦戰爭爆發,美國必然以壓倒性的國力優勢碾壓日本。不論中間過程如何演變,都不會改變日本戰敗的結果。珍珠港無疑是戰術上的一大傑作,但也無非只是山本五十六個人天才的印證,無法改變東亞帝國與美國之間的國力差距;也正因為這場攻擊實在過於卓越,遠遠逾越一般人的想像範圍,奇襲效果才會如此顯著。   要從後見之明責怪美軍官兵沒有注意到奇襲將至,這很容易,但也沒有意義。看穿「戰爭迷霧」的最大困難往往並不在於沒有情報,而是「情報太多」。   就如同作者在本書所點出的,在日本海軍艦載機飛抵珍珠港之前,美方固然已經有收到一些蛛絲馬跡,但正因為每天幾乎都會有蛛絲馬跡,身在其中的官兵很難從中意識到,一場與平時迥然不同的風暴即將發生。如果你在河邊突然看到出現一些漂流物,要分辨這到底是上游有人傾倒物品,抑或是一場洪水即將奔騰而下?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   如果一定要責怪的話,較可責者反而不是身處珍珠港的官兵,而是統轄駐菲美軍的麥克阿瑟。即使珍珠港遇襲的情報已經送達,麥克阿瑟的指揮仍然偏於消極,不但沒有採納下屬立即攻擊台灣日軍基地的建議,對於己方基地的防禦也過於鬆散。結果,就是讓美軍布署於菲律賓的龐大航空部隊,在地面上遭到來自南台灣的日軍飛機擊毀。消息傳到白宮後,羅斯福為此憤怒至極,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不過,如眾所週知者,麥克阿瑟並沒有因此退出歷史舞台,仍然在下一個階段扮演要角。跟其他國家比起來,美國對於敗軍之將相對寬容,不太願意為了一次大敗而廢黜將領。在這一點上,美國與共和時代的羅馬,可說十分相似。
陳怡凱 2021-12-06
博士學位的流言謗議

博士學位的流言謗議

    說到無端質疑博士學位造假,近代的主要苦主,首推胡適。至少從1919年開始,就有人聲稱胡適的留美博士學位是假貨、沒有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的學位口試云云,流言謗議,沒完沒了。即使如今過了一百多年,此類說法還是在網路上不斷蔓延。   這當然是胡說,胡適確實有在1917年通過哥大的博士學位口試,並於1922年出版論文。頂多只能說,當時哥大訂有博士論文應繳交紙本一百冊給學校的規定,而他是在1927年去哥大講學時,才順便把這個手續辦完,僅此而已,但這不會改變他在1917年通過口試的事實。抓著枝節糾纏不清,只能說無聊透頂。   事實上,胡適在哥大的指導教授杜威(John Dewey),於胡適通過口試後不久,就有接受胡適邀請到中國講學,還不只是出席一兩場大拜拜式的研討會,而是整整待了十幾個月(1919年至1921年)。當時胡適已是成名人物,假如真有「胡適冒充博士」這回事,殊難想像如何可能瞞過杜威的耳目。   不錯,倘若堅持要沉浸在陰謀論宇宙,也許可以說:一定是胡適的「惡勢力」太大了,所以連指導教授跟學校都為了攀附他而跟著「造假」。   OK,但話說回來,如果指導教授承認他,學校也承認他,那別人到底是還有什麼好吵?難道在學位問題上,學校不算數?指導教授不算數?反倒是閒雜人等算數?此又不通之論矣。   說到底,有關胡適博士學位的陰謀論,無非只是無中生有,用來滿足有心人喜好看上位者跌落的猥瑣心理罷了。至於真相如何?這些人根本毫不在意。對於此輩而言,所謂真相,就是迎合他們想像的說法。關於這一點,余英時有相當中肯的評論: 「『胡適博士學位』變成了一件似乎永不能決的疑案…這一現象是怎樣造成的呢?說穿了一點也不奇怪。1917年胡適因提倡白話文學而『暴得大名』…一夜之間他便成為眾矢之的,也就是他所謂『箭垛式』的人物。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敵人是數不清的,個個都想看他出乖露醜。『冒充博士』、『口試沒有通過』是他『出洋相』之最大者。這一流言既起,『批胡』的人便一擁而上,源源不斷,再也不用問其事是虛是實了。」 (余英時,〈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收錄於《重尋胡適歷程》,中研院/聯經2014,頁317) --- 註:下圖為苦主胡適雕像,筆者攝於臺北南港。  
陳怡凱 2021-11-30
李安、金馬、與台灣

李安、金馬、與台灣

昨(27)天,即將卸任金馬執委會主席的李安,說了一句聽來意味深長的話:「這四年經歷非常多事情,我也非常珍惜這個經驗。」。 我不是電影圈內人,無從得知李安過去這四年的風風雨雨。但就一個普通觀眾的角度而言,我認為,在過去這四年當中,金馬發生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轉變,也就是從原本側重於所謂「大中華圈」的電影交流,逐步轉型為一個面向國際、卻又更能反映臺灣視角與關懷的平臺。在我看來,這樣的轉變,對於臺灣電影、乃至於臺灣社會,都是正面的發展。 這並不是說,我主張金馬一定要由臺灣人關起門來自己玩(雖然那也未必是件壞事),而是說,金馬從過度追求所謂「大中華圈交流」的羈絆中解放,這樣對大家都好。 「交流」這回事,並不一定像表面上聽起來那麼美麗,有它的前提,也有它的代價,而且往往相當昂貴。勉強承擔自己支付不了的代價,於人於己,都是有害無益。 有時候,如果你為了跟某些人「交流」,設法符合他們要求的條件,就會在自我審查當中失去自我,同時把其他人排斥在外。舉個例子,如果一定要「顧慮鄰國人民的感情」,像《時代革命》這樣的作品,大概就很難在金馬脫穎而出。 這樣的轉變,或許跟李安四年前接任金馬執委會主席時的設想不盡相同,甚至有可能不是他最樂見的結果,但無論如何,在他的任期內跨出了這一步。當風暴來襲的時候,在臺上撐住場面的人是他,他也沒有讓金馬失去自己的原則。假如不是這樣一位有份量、有立場的人物,適逢其時在那個位子上,情況如何,殊未可知。 就此而言,我感謝李安在過去這四年間的貢獻。我認為,李安對於金馬、對於臺灣,立有大功。同時,也要謝謝其他許多與李安一起出力的人。
陳怡凱 2021-11-28
「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

「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

    有一種常見的抱怨,是指責現在的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缺乏文化基礎」,諸如此類。   我的觀點恰恰相反。我認為,現在三十歲以下的這一代人,很可能是臺灣有史以來,普及歷史知識最豐富的一個世代。這裡所謂「普及歷史知識」並不是專業化的史學研究(這在任何時代都限於極少數人),而是面向大眾、普及化、通俗化的歷史知識。   三十歲以下這個世代開始接受教育時,民主化已經有了相當的進展,言論百花齊放,而且網際網路高度普及。資訊的數量、流通與多樣性,都與早年不可同日而語。在這個背景下成長的世代,視野其實遠比先前廣闊。   不錯,倘若要講個案,每個世代都有知識極豐富跟極貧乏的人物,但就整體而言,在我看來,年輕世代的普及歷史知識其實是比較好的。   而且我還認為,整個臺灣社會的歷史視野,是在持續進步當中。別的不說,即使出版業長期不景氣,但每年都還是有大量歷史普及著作推陳出新,深度廣度日新月異,更不乏優秀學者執筆的作品,充分說明社會大眾對於普及歷史知識的需求是多麼龐大。   的確,這些普及歷史讀物良莠不齊,頗有誤導之作,但話說回來,又有哪個領域的大眾普及讀物不是這樣?重點是,知識的消費規模已經建立起來,消費大眾的眼界也已經打開,即使作品有些參差不齊,只要披沙揀金,其中總是會有許多佳作,留給有心探詢的讀者。這樣不就好了嗎?又有什麼理由抱怨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   如果有人真的認為年輕人普遍「歷史知識不好」,容我大膽推想,其原因並不在於年輕人的歷史知識真的「不好」,而是其歷史知識太豐富、太多樣,跟批評者早年習知的那套架構根本是兩回事。批評者卻以為那套架構就是歷史知識的全部,殊不知洞穴之外別有天地。   於是,他們的直觀反應,就是說年輕人被「去x國化」的教育所毒害,導致「歷史知識不好」。這跟某大國常將不符該國正統史觀的說法稱為「歷史虛無主義」,是類似的思維。   實則,別人既不是「虛無主義」,也不是「知識不好」,而是一整套知識架構都長得不一樣,雙方的認知圖景差異實在太大。打個比方,即使最優秀的當代學人,如果突然被丟到兩百年前,大概也會被說是學術淺陋,竟然不會作最基本的八股文章。   附帶一提,就我個人的觀察,越會抱怨「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的人,自己的歷史知識往往也就越不怎麼樣。他們屢屢會以年輕人缺乏一些記誦性知識(?),來當作不知歷史的例證,但他們本人能夠背得出多少人名、地名、朝代名?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   舉個例子,不用苛求太冷僻的題目,單單是要這些人解釋一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這幾個政權是什麼關係?我敢說,在沒有查對資料的情況下,這些人起碼有一大半答不上來。   當然可以說,這幾個政權的關係很容易就可以查到,即使無法憑記憶直接陳述,實際上也無傷大雅,不能以此當作「歷史知識不好」的例證。畢竟,普及歷史知識的好壞,關鍵是整體的大框架,而不是個別名詞記不記得。   是啊,我同意。不過,既然如此,那又有什麼理由指責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就算有些年輕人真的背不出個別人名好了,那連整個朝代都不記得的人,豈不更嚴重?說到底,會批評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的人,究竟是真心關切歷史知識的傳承,抑或只是對己方意識形態工程日趨失敗感到苦惱?我非常懷疑。
陳怡凱 2021-11-26
「不要辱」的自我審查

「不要辱」的自我審查

    從法律角度來說,教科書選錄已公開發表的著作,是很單純的議題。《著作權法》第47條第1項就教科書編製設有法定授權制度,毋庸逐一獲得著作權人同意。雖然實務上為了避免爭議並尊重意願,往往還是會跟權利人簽訂授權契約,但並不是合法性的必要條件。   不過,在單純的法律議題之外,看到遺屬以「憂書名被用來辱華」為由,反對將那本《醜陋的中國人》編入教科書,甚至要把它停止發行,我還是有點感慨。   這並不是因為我認為那部作品適合選入中學教科書,而是說,在這個天地萬物皆可辱的時代,以「辱」為由壓制著作傳佈屢見不鮮,但這次,卻不是因為當局查禁或粉紅批鬥,而是因為遺屬自我審查,擔心為「辱華勢力」添磚加瓦。   事實上,那本《醜陋的中國人》絕對不是辱華著作,恰恰相反,這樣的書惟有具備濃烈中華情懷的人才寫得出來,也只對具有相同情懷的人才有意義。那是作者對於自己心目中的「中華」發出的吶喊,情真意切,但對沒有這種意識的人來說,無非只是泛泛陳詞,最可能引發的感覺就是無感,大概連辱到誰的感覺都沒有。   我很懷疑,現在年輕一輩還有多少人知道這部作品?更懷疑有多少人會因而產生「辱華情緒」?單單是我還說得出那是什麼書,恐怕都已經透露出年紀了。如果說,真的有編輯還記得這本著作,並想把它的內容選入自己正在編輯的教科書,那很可能也是一位具有濃烈中華意識的人物,才會想將文字中的情懷跟年輕一代分享。   然而,卻得到自行對號入座的拒絕,理由是「大陸已做到扶貧,有飯吃,有廁所上,而台灣卻一路地去中國化」、「大陸文明已經進步了」、「憂書名被用來辱華」、「其心可議」。   這大概是此書引發的各種風波當中,最具黑色幽默性質的一幕。假如這本書真的會進入後世的集體記憶,那恐怕也不是因為它的內容,而是因為這起事件。有飯有廁所,無書不辱華。
陳怡凱 2021-11-18
亡國士大夫的眾生相

亡國士大夫的眾生相

    說到「周公瑾」,最常讓人想到的大概是東吳的周瑜周大都督。但是在歷史上,還有另一個字「公謹」(字不同)的周姓人士,那就是在周瑜大約一千年後的文人周密。 .   周密(1232-1298)生於南宋末年,曾經擔任南宋的中級官員。宋亡之後,周密不願出仕元廷,於是隱居寫作,致力於描繪宋末的社會百態。在周密寫過的作品中,有一本名叫《癸辛雜識》的小書。由於他當時住在杭州的癸辛街,因此得名。 .   顧名思義,這是一本隨筆集,作者把他所知的各種資訊筆記下來,其內容包括政治、社會、民俗、園藝、醫藥、乃至於鬼故事,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許多描述顯然是聽自人言,未必可信,但無論如何,他為後人提供了瞭解當時社會風貌的參考資料,而且他對當時人物的點評,亦有可觀之處。 .   周密對於宋末人物的評價,與後世的主流意見頗有出入。比如說,南宋末年的丞相賈似道,是被《宋史》列入奸臣傳的大反派,眾惡所歸。以周密而言,雖然也譴責賈似道「誤國之罪,上通於天」(頁67),但卻肯定賈似道具有相當才幹,認為他辦了不少棘手的難事,「凡此數事,世以為極難,而(賈)似道乃優為之,謂之無才可乎?」(頁68) .   另外,周密特別記錄了一位幕僚的故事,從側面描寫賈似道的身影。這位幕僚名叫廖瑩中,進士出身,是南宋的藏書家、出版家,在賈似道主政時任其幕僚。1275年(宋德祐元年)蒙古大軍南下,賈似道兵敗失勢,部屬也紛紛散去,唯獨廖瑩中堅持追隨。1275年7月1日夜,廖瑩中「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泣」,回家後服毒自殺,遺言「吾平生無負於主,天地亦能鑒之也」(頁77)。 .   在恩主身敗名裂後仍然不離不棄,置生死榮辱於度外,這在先秦俠客或日本武士當中不算罕見,但在科舉士大夫就是鳳毛麟角。不論賈似道有沒有罪,廖瑩中都有值得讚賞之處。在這種士道凋零的社會,賈似道卻能讓人「國士報之」,即使是個奸臣,應當也不會是庸碌之輩。周密的記錄,讓後人有機會看到歷史人物的其他面向。 .   對於「士大夫」這個在宋代興旺發達的群體,周密頗有微詞(儘管他也算是其中一員)。他對當時知識界給了這樣的形容:「凡是推動什麼施政,就要被罵跟萬惡秦朝沒什麼兩樣,動不動就給人扣上坑儒的大帽子」(「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為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頁66)。對於陳宜中這些宋末名動一時的清流名士,他的評價則是:「夷考其人平日踐履,殊有可議者,然同聲合黨,孰敢攖其鋒。」(頁135)。 .   在周密看來,當時的士大夫形成了一個不容批評的封閉性小圈圈。而且,很難跟這些人討論具體事情的對錯得失。周密引用了時人沈固仲的評論來形容這些人:「如果有人要整治財稅,就會被說是斂財;要強化國防,就會被說是老粗;要讀書寫文章,就會被說玩物喪志;要留心政務,就會被說是庸俗的官僚。」(「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麄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頁169)。反正,什麼事都不能作,作什麼都有得罵。 .   在這些道學君子看來,什麼具體事務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事就是道德表演,沈固仲的原話是:「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號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頁169,這段應該不用翻譯)。於是,南宋朝廷就在士大夫的道德表演中,逐步迎向末日,「萬事不理,喪師亡國」(頁170)。 .   諷刺的是,到了末日來臨的那一天,在道德表演上最招搖的人,轉向也轉得最快。周密記錄了湖州一位地方官的事蹟:這位叫蹇材望的官員,在蒙古軍到來前,打了一面刻著「大宋忠臣蹇材望」的大錫牌,整天綁著牌子晃來晃去,還在身上帶著銀兩,上面寫著「發現我屍體的人,請幫忙埋葬祭祀,署名『大宋忠臣蹇材望』,這些銀兩是喪葬費。」(「有人獲吾屍者,望為埋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為埋瘞之費也。」頁140)。 .   等到蒙古軍進城,大家都以為蹇先生已經壯烈殉國。孰料,蹇先生隨後就穿著蒙古裝束華麗登場,原來他早在前一天就已經預先出城投降,榮獲征服者任命為當地的地方長官(「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頁140)。只能說,大宋忠臣的表演功力,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   讀周密的文字,會讓人聯想到三百多年後的張岱。兩人筆下都有亡國遺民的興亡哀思,也都表現出對於日常生活的熱愛、以及對於諷刺情境的幽默感(不過張岱顯然比較會寫食記)。同樣的,生逢明末的張岱,也非常厭惡清流士大夫(東林黨),直斥「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朋黨之禍,與國家相為始終。」(〈與李硯翁〉,收於《張岱詩文集》,上海古籍2014,頁318-319)。雖然「蕭條異代不同時」,但這兩人對於道德表演的厭惡,卻是前後呼應,彷彿似之。 .   當然,周密描寫的許多情節顯然是出自傳聞,不一定完全正確。單單是他在另一本《齊東野語》中記載朱熹為了陷害政敵,酷刑逼迫官妓嚴蕊作偽證,理學大師有沒有作過這麼齷齪的事?就引發了爭執幾百年的筆墨官司。不過,世界上許多事本來就晦暗難明。同一件事,故事版本往往有好幾個,不可能什麼事都有辦法fact check,即使check也未必就是fact。 .   無論如何,這些士大夫的眾生相,還是有點意思的。 註:以上引用《癸辛雜識》者,頁碼為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  
陳怡凱 2020-11-13
「便宜貨」的往事

「便宜貨」的往事

    在《茶金》這部戲劇中,描述了早期臺灣產業的困頓,有一段情節是怡和洋行以臺灣茶葉無競爭力為由,大幅刪減茶葉訂單。看到這一段,突然讓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那是在十餘年前,我跟我太太(當時還不是)行經蘇格蘭的一個小鎮。眼看時間不早,我們決定在鎮上吃過晚餐,再回愛丁堡。左右張望,路邊有家餐廳好像還可以,就進去用餐。   店主是個南亞裔的老先生,招呼點餐之後,就問我們來自何處?我們回答”Taiwan”,老先生就說:"Oh. Good country. Cheap stuff."(「喔。好國家。便宜貨。」)   老先生的態度很和善,我並不感覺被冒犯。臺灣早年曾經大量出口廉價產品,這是事實。我想,世界上應該曾經有很多人對於臺灣的印象,就是來自這些made in Taiwan的「便宜貨」。真要說的話,我們自己又何嘗不然?對於陌生的國家往往也只有模糊的認知而已。這位老人家看起來,就是依他的個人印象脫口而出,沒什麼好不高興。   再者,做「便宜貨」也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這個世界本來就需要有人提供廉價的農工產品。而且,產業發展是一點一滴,不是一朝一夕。從生產價值較低的產品,繼而逐漸提升附加價值,這需要好幾代人的積累。往前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以前人的努力為基礎,我們沒有理由瞧不起早年這些「便宜貨」。至於我們能不能讓下一代臺灣人得以擁有在價值鏈中更有利的位置,抑或自己親手毀滅本國產業升級的良機,那是看我們如何選擇。   當然,人人各有其正義,不同的人看到同一部戲劇的感想並不會一樣。也許,有些人看到《茶金》的張老闆籌思和美方合作設立化學肥料工廠,提升臺灣的糧食產量,就會感到道德感情深受冒犯:「污染!不有機!把這些化工怪獸禁掉!還我食安!」畢竟,我們身處一個非常奇妙的時代。 註:下圖為筆者攝於蘇格蘭愛丁堡,Calton Hill,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陳怡凱 2021-11-15
幸運的餘裕

幸運的餘裕

    分享一則資訊:據德國聯邦政府網站資料顯示,昨(11)日德國新增感染案例為50,196人。附帶一提,德國總人口數約為八千餘萬,少於四個臺灣。   這不是要渲染別人的不幸,也不是說外國政府防疫不力,而是說,防疫這件事確實很難,非常難。即使以極高的技術水準,也難免出現不如人意的狀況。說到底,疫情從來沒有真的過去。一旦局勢不利,隨時可能會再野火燎原。   反之,就在同一天,有些地方的有些人,卻還有好整以暇的餘裕,指控本國防疫指揮官唱歌、喝酒、跟長頭髮的人吃飯,甚至據此主張指揮官應該下臺以謝國人。   相較之下,這些人毋寧是相對幸運的。這種幸運,讓我想起香港評論家鄭立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這世界最危險的地方,就是當地滿是小人物,不知道自己身陷危險的地方,他們會在存亡問題到來時,吵一堆無聊的小事物,永遠無法把注意力放在當前的威脅上。」 註:下圖紅色標示為筆者所加;引文連結請參留言處。   引文出處:https://www.facebook.com/cheng.lap.9/posts/10159105372172357
陳怡凱 2021-11-12
新冷戰時代的難民武器

新冷戰時代的難民武器

    目前在波蘭/立陶宛與白羅斯邊境的難民危機,可以帶給台灣一個啟示,那就是對於外來人口(不論是不是嚴格定義下的難民)的收容庇護法制,不能作不切實際的過度開放。   以往,對於難民問題的想像大概是這樣:人過來,收容、甄別、安置。過一段時間,看是要協助返鄉、轉往第三地、抑或就地居留。若為後者,再安排符合條件的被收容人申請長期居留權,逐步融入社會,甚或最終成為流亡地的正式公民。   不過,波蘭/立陶宛目前所遭遇的狀況,卻很可能是敵對國家刻意把天南地北的流民聚集起來,再引導他們衝擊波蘭/立陶宛邊境,人數至少數千,只要有意,隨時可以再增加。後冷戰和平的世界秩序已經崩塌,不斷擴大的戰亂與飢餓,正在迫使無數人流離失所。現在這個世界最不缺的,就是難民。   這是新冷戰時代的灰色作戰,難民就是武器,而且是源源不絕的武器。以往的應對模式,在這種人海戰術之下,會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面對不斷湧來的人流,甄別安置的成本會變得非常高昂,甚或根本難以有序進行。收容方若以武力封鎖邊境,會招致侵害人權的唾罵。至於把難民化為武器的一方,卻彷彿擁有豁免於批評的特權。   然而,倘若收容方門戶大開,人潮就會一擁而上,讓收容方疲於應對,何況絕不能排除其中混有真正的恐怖份子跟間諜。即使起初沒有,一旦對方發現此計可行,也會透過這個管道登堂入室。   波蘭/立陶宛所遭遇的情形,可能將不是個案,而會被其他有野心的國家所效法。不能因為臺灣是海島,就以為不會發生類似的情況。1970年代,臺灣就收容了相當數量的越南海漂難民。況且,敵對國家若有意化難民為武器,大量安排簡陋船舶並不是作不到的事。若問難民所從何來?來自中東的難民都可以在歐洲東北部出現了,只要想找人,會找不到嗎?   總之,在這種酷烈嚴峻的時代,任何法制的修改調整,都必須謹慎考量被濫用的可能性。如果不考慮當前的現實情勢,推出過分開放的收容庇護法制,無異於授人以絕佳良機,讓對方利用你的法律對你進行人道勒索。倘若對方會玩,不難運來大量流民,讓你的收容機制迅速超載,並稀釋你本來可以收容的配額。到時候,你還是幫不到本來想幫的人。   尤其,在策動者不在乎海漂難民死活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到時候,就會變成愛之適足以害之,不可不慎。  
陳怡凱 2021-11-10
胡適待人二三事

胡適待人二三事

    胡適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各種攻擊紛至沓來,即使在數十年後的今日,網路上還是可以找到各種(真真假假的)黑歷史。從所謂學歷造假到私生活可議,不一而足。讀著讀著,幾乎讓人感到罪大滔天,彷彿不鞭屍不足以平民憤。   我無意為胡適一一分辯,畢竟他也沒付過律師費給我。而且,胡適發生過一些爭議,這是事實。以有關台灣者而言,他在「先總統」三連任與雷震案上的表現,就讓許多人失望。那首「銅像當年姑漫語,鐵窗今日是凋年。途窮未必官能棄,棋敗何曾卒向前?」即是對於胡適的批評。   在此,我只想指出一點:胡適有一個過人之處,就是助人,而且真的是基於個人善意,宛如黑暗時代的微光。受惠者遍及天南地北,不限立場、不分黨派,遜帝溥儀也好、史家陳寅恪也好、作家張愛玲也好、後來的台灣獨立運動元老彭明敏也好,都受過胡適的幫助。   這個名單還可以長長列下去。在近代史上,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   以張愛玲為例。她見到胡適是在前往美國之後,而且起初只是因為《秧歌》這本小說結緣,並無深交。1950年代的流亡文人多如過江之鯽,「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張愛玲在當時還不具有後來的地位,就是個手頭不寬裕的流亡作家而已。   據張愛玲回憶,她在紐約跟胡適見面時,胡適提到「他父親(胡鐵花)認識我的祖父(張佩綸),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參《憶胡適之》)。張愛玲沒有具體說明「一個小忙」是什麼?我猜測,可能是指張佩綸曾在1881年為胡鐵花寫過介紹信(參《張幼樵致吳清卿京卿書》,原信現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存疑待考)。   胡適會主動告知這件事,我想,並不只是單純的套交情,還有一層意思是「我沒有忘記上一代的恩惠」。照理來講,這是十九世紀的陳年舊事,張愛玲並不知情,胡適本來也可以不說,但卻特意跟一位需要幫助的後輩提起,胡適為人行事,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在1958年,張愛玲因故向美國一個基金會提出申請,需要有人出面作保,張愛玲就拜託胡適幫忙,她本人的說法是: 「我寫信請適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參《憶胡適之》)   張愛玲個性孤絕,一向不喜歡直接表達強烈的情感,竟然能夠寫出這種宛如被盜帳號的文字,相當難得。若說胡適待人沒有過人之處,是不太可能的事。而且,張愛玲之所以會銘感於心,應當不只是因為獲得外在幫助而已,還因為內在的理解與肯定。 ---   實際上,當時受到胡適幫助的,何止張愛玲一人?1951年,彭明敏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攻讀法律碩士,學業未終,獎學金已盡。彭明敏無可奈何,想起曾經聽說胡適稱讚過他的留學表現,於是就去信求助。在此之前,彭明敏與其素昧平生,只有寄過禮貌性質的賀卡而已。   但是,胡適回了信,答允設法尋求資助。胡適繼而跟一些私人企業接觸,但沒有找到資助者。接下來的事,彭明敏描述如下: 「過了一些時間,胡先生又來信說,他終於找到一個人願意在經濟上支持我完成第二年的學業,數目與第一年的獎學金完全同樣,但是這個人不希望透漏名字。他又邀請我在暑假時去看他…他是一位極溫暖仁慈的長者,對我在麥基爾大學的表現,讚賞不已。」(《自由的滋味》頁84)   彭明敏學成返台後,進入台大任教,名聲漸隆。在二二八的大肆殺伐之後,又開始有新一代的台灣知識人嶄露頭角。1960年,哈佛大學在東京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由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主持。胡適排除反對意見,力保彭明敏參加代表團出席會議(代表團四十餘名學者,台籍僅兩人)。   對此,彭明敏的說法是: 「我也確信他(胡適)真誠地希望台大當局,為了大學的將來,認真考慮將我和一些台籍學者盡量栽培…歡送宴會中,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蔣介石。當他在客廳出現時,胡適先生即抓著我的手,領我到這位總統和國民黨主席面前,將我介紹給他:『這就是彭明敏。』其口氣好像以前已經提過我似地…在我的答話和胡適先生插話之間,蔣介石僅只枯燥地說『好!好!好!』,未令人感覺有真實的興趣和關懷,反而使我覺得好像帝王在問我要不要什麼恩惠似地。」(《自由的滋味》頁95) ---   1962年的一個夜晚,胡適在中研院心臟病發的消息傳來,彭明敏驅車前往南港。等他抵達時,胡適已經斷氣,「躺在地上,覆蓋一席白巾…神情就與他生前全神貫注說話時一模一樣。」接著,時任台大校長錢思亮告訴彭明敏,當年提供獎學金讓他在加拿大完成學業的匿名贊助者,不是別人,就是身在紐約的胡適自己(《自由的滋味》頁95)。   終其一生,胡適沒有跟彭明敏開口提過這件事。另外,據余英時的說法:「他(胡適)那時候在紐約並沒有很多錢。」(《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頁79)   說起來,胡適的歷史角色非常微妙。一方面,他參與的五四運動助長了大中華主義的崛起;但另一方面,他對台灣社會在白色恐怖期間的殘存自由,卻又發揮了些許保護作用,即使程度有限。   胡適過世後,彭明敏在1964年因為準備《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被捕,遭受審訊與迫害,出獄後在1969年躲過國府的耳目,成功流亡瑞典;經過漫長的海外奔走,進而在1996年代表民進黨參加首次民選總統選舉。這一切,都是後話了。但若沒有胡適早年的幫助,彭明敏不一定能夠站到他政治生涯的起始點。   直到近年,彭明敏仍然不忘前往南港胡適墓園悼念致意。胡適是非功過姑置不論,但能夠讓一個國族認同跟歷史經驗都大相逕庭的人,在數十年後還對他銘記感恩,這就已經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若非確實真誠待人、善意關懷,必無以至此,絕不是略施小惠之輩所能辦到。   僅此一點,就值得在歷史上留下痕跡了。胡適確實有明顯的缺點與侷限,但其為人行事,自有難及之處。 (下圖攝於台北南港胡適墓園) --- 參考資料 張愛玲,《憶胡適之》,收錄於《惘然記》,皇冠2021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玉山社2009 陳致訪談,《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聯經2012  
陳怡凱 2021-10-28
公投、法治、巨嬰化

公投、法治、巨嬰化

    公投可怕的地方,在於將錯綜複雜的事態極度簡化。一個負責任的成熟決策者,會謹慎識別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會明白世事均有代價,萬物皆需成本,不同價值之間的取捨必不可免。若力推一個「理想方案」,卻不同時考慮相應的實行成本與副作用,無異於極力推銷商品,卻不告訴消費者買下去要花掉多少錢。   然而在公投當中,因果關係也好,權衡取捨也好,都很難呈現出來。早在1932年,德國法學家Carl Schmitt就曾經警告過公投的危險性。「(拙譯)就事物之本質,公投只能偶一為之…人民只能說是或否。人民不能建議,不能協商或討論。人民不能統治,而且不能管理。人民也不能制定規範,而只能透過『是』對於一個已經提出的規範草案予以批准。尤其是,人民沒有辦法提出問題,而只能用『是』或『否』來回答一個已經提出的問題。」Carl Schmitt在德意志威瑪共和崩壞前夕如是說(“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 S86)。   基本上,對公共事務有想法,想要提案,這OK。但這個提案所贊成或反對的政策,跟所想要守護的事物之間,真的有因果關係嗎?單單這一點,往往就是極具爭議的大哉問,而且很容易用操縱提問方式來影響答案。縱使確有影響好了,影響是多大?替代方案的影響是什麼?這些都是需要審慎分析的事,但在公投當中,卻被簡化為一個狹窄單薄的是非題,讓「消費者」在沒有「明碼標價」的情況下勾選。另外,現行《公民投票法》第30條第1項賦予公投結果高高在上的地位,可以讓法律失效(同項第1款)、強迫立法(同項第2款)、還可以「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同項第3款)。換言之,就是凌駕於國家常規體制。   毋庸置疑,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決策方式。公投程序,其實具有跳過國家常規體制的非常手段性質,跟法治(rule of law)有巨大的緊張關係。就法理而言,公投應該是被當成一個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而且只能限制在少數爭論已久的重大問題。尤其是,絕不應該容許輕易發動公投來處理日常爭議。否則,就等於是讓國家機關各司其職的職掌機能被架空。因此,我認為現行《公民投票法》極低的提案門檻(最近一次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萬分之一,參第10條第1項)、連署門檻(上述選舉人總數1.5%,參第12條第1項)、以及生效門檻(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參第29條第1項),乃是我國法制的最大問題之一。   不論有多麼厭惡官僚組織(行政)、代議制度(立法)以及審判程序(司法),它們都是維繫現代社會秩序的基石。若說有人不信任專家作出來的專業意見(如環評)、不信任代議士的折衝協商,也不信任法官的認事用法,那沒關係,我會尊重這樣的「不信任」。不過,難道針對一句簡化二分式提問的回答,就比較值得信任嗎?別人的專業評估作了許久,真的就完全一無是處?可以用不談因果關係、不談權衡取捨的「是」或「否」動輒予以推翻?單單是過去幾年,我們就已經目睹了許多充滿創意的公投提案,甚至有拿別人的基本人權來投票者。這種作法的正當性,我高度懷疑。   這種作法如果再繼續擴大下去,很容易就會給有意道德勒索者可乘之機。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卻沒辦法通過主管機關的專業評估,也無法以理說服法官?沒關係,召集一群人,以泛道德化的方式強調我們站在正義的一方,亟言我方主張多好多好,「四足者善,兩足者惡」,自然有些人會在「幫忙積德行善」的布施心態下簽署連署書,儘管他們既不明白因果關係、也沒有作出權衡取捨。   反正,就只是簽名而已,何樂而不為?不用自己付出成本,又可以讓自我感覺良好的「善事」,向來能夠讓許多人欣然樂從。然而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很容易就會因為公投而疲於奔命。至於提案方則幾乎是有利無害,如果公投沒過,提案者也累積到了光環;假如過了,更可以此逼迫國家機關俯首聽命。   問題是,如果公投結果事實上根本不具可行性,抑或所需成本大到難以接受,那要怎麼辦?關於這一點,現行的《公民投票法》並沒有直接給出解答。理論上,支持方還是可以抓著該法第30條第1項在地上打滾,大喊「我不依我不依,法律規定『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你趕快想辦法把東西變給我。」這類不負責任的臺詞。   弄成這樣,其實就是在為政治的巨嬰化開啟大門。如果這還不叫危機,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危機了。
陳怡凱 2021-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