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英國而來,不畏語言和環境的隔閡,將西方醫學傳入台灣,蘭大衛、蘭大弼醫生父子兩代68年都奉獻給台灣,臨終前,朋友去探視蘭大弼,問他:「要寫信給誰嗎?」 蘭大弼醫生寫下「台灣」兩個字,成為他畢生最後的字跡。
高大的蘭醫生騎著那輛28吋腳踏車。(圖/彰基院史文物館。作者提供。)
他從英國來到福爾摩沙,此刻英國倫敦正舉行「從英國到台灣:蘭大衛父子及宣教士文史特展」(2017年9月27日至10月6日於英國倫敦律門聯合歸正教會(Lumen United Reformed Church)藝廊舉行),紀錄蘭大衛醫生父子兩代都奉獻給台灣的歷史。
蘭大衛醫生當年甫從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就遠渡重洋來到台灣中部。那時,台灣的各方面環境不比現在,不僅醫療設備簡陋,還要克服語言隔閡問題。當時台灣衛生條件不佳,蘭大衛醫生更因為疾病的肆虐,染上了瘧疾。儘管處境艱難,蘭大衛醫師沒有退縮,堅持到底!
蘭大衛醫生在彰化建立「彰化醫館」,這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前身。「切膚之愛」的感人故事,就在這裡展開。
當時有一位伸港貧童周金耀被送來彰化醫館。他因為跌倒破皮沒有醫治,只敷上草藥和髮油,病情愈來愈惡化,拖了21天之後,父親揹著周金耀到彰化求醫。孰料看了漢醫、塗了藥粉病情始終沒有好轉,金耀的腳嚴重到走路舉步維艱。心急如焚的父親,不知要如何是好?好在四處求醫途中遇上一位好心人,勸他說:「最好去找西門的蘭醫生。」
父親趕緊揹著兒子到彰化醫館求醫。在這裡金耀得到最好的照護,除了醫療之外,蘭夫人會教導周金耀念書、唱詩歌和編織毛線,來減輕他長期住院的痛苦和悲傷。然而他的傷口已經拖延太久才來求診,不僅很難再長出新的皮膚,甚至擔心併發成嚴重的骨髓炎。
蘭大衛醫生努力找尋救治方法,他翻閱醫典記載植皮手術,是能夠唯一治癒的方法。植皮的皮膚來源?要切取誰的皮膚呢?蘭醫生為此苦惱之時,蘭夫人主動表示:「如果割下我的皮膚,補到金耀的患部,可以治癒他的病體嗎?」
這就是台灣第一例的「皮膚移植手術」!由蘭大衛醫生操刀,親手割下妻子大腿的四塊皮膚,移植到周金耀的腿上。遺憾的是,這起皮膚移植手術並未成功,因為異體排斥作用,幾天後,移植的皮膚自動脫落。蘭醫生後來改採自體移植,經長時間的悉心照料,周金耀的病情終於獲得痊癒。
動完手術後之周金耀。(圖/切膚之愛基金會。作者提供。)
出院之後,蘭大衛醫生和蘭夫人繼續鼓勵、支持著周金耀。他們知道金耀家境不好,但希望金耀繼續求學,蘭大衛醫生夫婦一路資助他求學,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切膚之愛」的感人故事,在這之前,蘭大衛醫生夫婦不曾對別人提及,他們總是默默地付出。直到周金耀長大後,成為一位牧師。他在一次分享時,主動對外說出「切膚之愛」的故事。
「雖然蘭醫生媽的皮膚沒有黏在我的身上,但它永遠黏在我的心上。」儘管幾十年的歲月過去,周金耀充滿了感謝、激動地說。
「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蘭大衛醫生在台灣行醫40年間,彰化鄉親都流傳這麼一句話,足見大家對蘭醫師的敬重。當蘭醫師退休返回英國時,有千餘名鄉親不捨地為他送行。
蘭大衛醫師夫婦退休返英國前與周金耀合影。(圖/切膚之愛基金會,作者提供。)
兩袖清風的蘭大衛醫師,回到英國後連買房子的錢都沒有,後來繼承了無後嗣兄弟的遺產,才購置一幢兩層樓的磚房,蘭醫生將之命名為「Formosa」,他在門口小鐵門上鑄上這七個字母,七個字母就是他在台灣的一輩子了。
感人的是,愛的故事還沒完結。
老蘭醫師的兒子蘭大弼醫生,從小就在彰化長大,是一位「正港的台灣囝仔」,台語非常流利,他的台語比很多台灣人講的還要好。
「我是一個在彰化長大的英國台灣人。我原本就在彰化出世的,還是囝仔時代時,就時常和附近的囝仔打球。囝仔伴都是台灣人,很趣味!」蘭大弼醫生用流利的台灣話說。
在那個時代,大多數台灣人的生活過得並不富足,他看到好多窮苦的民眾需要幫助,有一次他和父親走在彰化街頭,看到路邊有一個人落魄得像乞丐一樣,全身皮膚都爛了,長滿膿包,還會流下膿液和血水,發出陣陣惡臭,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躲都來不及了,父親卻走向他,把他帶回醫院照顧。
蘭大弼說:「父親的行為真的給我很大的影響。」他立下志願:「要為窮苦民眾提供醫療服務。」
當時台灣沒有完善的醫學教育,蘭大弼回到英國接受醫學教育。醫學院畢業後主修腦神經內科,同時取得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博士,他接替父親到台灣行醫奉獻。
蘭大弼醫生直到退休為止,不曾再離開台灣。他不只專注醫療,更重視教育,他栽培台灣子弟學醫,告訴年輕醫生:「看病最重要的是『從頭到腳』」,而且「不僅要看人,更要看他所處的環境,對病患的痛苦要真心的憐憫,對病患的處境要真誠的關懷。」
「高貴的儀器固然重要,但身為一位醫生,一顆憐憫、溫柔、謙卑、吞忍的心對待病人,更重要。」蘭大弼醫師這麼教導年輕醫生。
蘭大弼醫師於黑板上寫下醫院的四大宗旨(圖/切膚之愛基金會。作者提供。)
蘭大弼醫師以「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洗腳精神」作為醫院的核心精神。蘭大弼一直都記得,也謹守著「以病苦為念」的學醫初心。他長得高大挺拔,卻有一顆最體貼入微的心。冬天的天氣很冷,連聽診器都變得冰冷,蘭大弼醫師幫病人看病時,一定會先用自己的手「握暖聽診器」, 以免冰涼的聽診器,貼在病人身上,讓病人感到不舒服。
那個年代,健保還沒開辦,各項社會福利都缺乏,蘭大弼醫生總是不厭其煩地交代醫院同仁,要盡量減少病人的負擔,他義正辭嚴地說:「不必要的負擔,即使是一分一毫,也不允許。」
蘭大弼醫生在台灣服務奉獻30餘年,退休時董事會給他近200萬退休金,他分文不取的奉獻出來。
彰化鄉親永遠都記得,蘭醫生騎著一輛鐵馬,穿梭在彰化大街小巷的身影,他不只在醫院看診,也到宅往診。彰基在蘭大弼醫生退休後,將這輛鐵馬當作紀念品典藏,沒想到有次蘭醫生回到醫院看到這輛鐵馬,忍不住跳上去卻發現它還可以騎,還可以使用,便問同仁:「還可以用,為什麼不給需要它的人?」
退休時,蘭大弼醫生帶著兩卡舊皮箱,回到英國,度過最後的晚年生活。他沒有忘記台灣,回去時偷偷地帶了台灣植物回去,種在院子裡的台灣榕樹,是他最喜歡向眾人展示的成果,也代表了他對台灣的熱愛。他的住家用華語寫著「蘭寓」,彷彿還住在台灣一般。
在台美獎頒獎典禮上,頒獎給蘭大弼醫師,滿頭白髮的他上台領獎時,用道地的台語致詞:「我是一個在彰化長大的英籍台灣人。」他的發言,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這段感人的話現在也貼在彰基院史館中。
蘭大弼醫師也因一生在台灣的奉獻獲頒台灣醫療奉獻獎,獲總統頒贈紫色大綬景星勳章,領獎時,他這麼說:「我真有福氣,能在台灣作囝仔,然後做大人服務台灣人。」
台灣有蘭大弼醫生,真的是「台灣的福氣」!晚年獨居的蘭大弼醫生記憶力愈來愈差,步伐也變得不穩。有次不慎跌倒,緊急送醫才發現髖骨骨折,開刀治療後送到老人院。
臨終前,朋友去探視他,問他:「要寫信給誰嗎?」
蘭大弼醫生寫下「台灣」兩個字,成為他畢生最後的字跡。
彌留之際,蘭大弼醫生喃喃自語,英國的醫護人員聽不懂他在講什麼,以為他胡言亂語;但是,懂台語的大兒子一聽才發現,蘭大弼醫生講的是台語,他反覆用台灣話說著懷念早他一步去世的妻子、說著他掛念台灣的朋友,最後一句遺言是:「要照顧艱苦人,要照顧窮人......」
蘭大衛醫生父子兩代,在台灣奉獻了68年,他們遠渡重洋而來,將現代醫學帶入台灣,更把「愛」撒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現在常常聽到「愛台灣」,什麼是「愛台灣」呢?蘭大衛、蘭大弼醫生用行動,告訴我們「什麼是『愛台灣』」!
鯨魚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