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產經新聞前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先生在台灣遭到暴徒襲擊的消息，我不禁感到強烈憤怒。正如台灣當局所指出的，這起「跨境壓迫暴力事件」，並非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企圖將自身主張強加於人的威權勢力所發動，具有明確政治恐嚇意圖的卑劣恐怖行為。 矢板明夫遭襲擊並非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具有明確政治恐嚇意圖的卑劣恐怖行為。圖為矢板明夫。（資料照） 我們台灣人一直以能夠尊重多元意見的民主社會為榮。矢板先生多年來以公正的視角，成為連結台灣與日本的橋樑，持續向全世界傳遞台灣的自由與真實，是我們所珍視的重要朋友。 以暴力手段針對他的行為，正是對我們所珍惜的「言論自由」這項民主主義根基的直接挑戰。我們絕不能向以暴力作為威嚇手段的行為低頭。 台灣與日本共享自由與民主主義這項普世價值，絕不能向以暴力作為威嚇手段的行為低頭。圖為「日本台灣友好議員聯盟」。（資料照） 台灣與日本共享自由與民主主義這項普世價值。希望能以此次危機為契機，讓台日之間的情誼更加堅固；身為一名台灣人，我由衷期盼我們能不畏任何威脅，共同守護自由發聲的空間。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七月二十二日在產經新聞東京版早報「談話室」專欄。（作者提供）註：七月二十二日在產經新聞東京版早報「談話室」專欄刊登筆者投稿之文章。（右上角）

第7屆監察院長被提名人陳永興。（資料照） 自從我被提名為監察院長人選後，許多朋友表示關心，也有不少人覺得目前的國會很難通過人事同意權，甚至有藍營人士批評我台獨意識強烈不適合出任中華民國監察院長，我早就擔任過中華民國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哪有什麼顛覆中華民國的問題？中華民國過去專制戒嚴沒有民主、自由，我當然不認同，經過台灣人民數十年努力，如今的中華民國已和台灣融合，台灣人自己選出總統、立委，當然監察院也變成台灣人民的監察院。反而想顛覆中華民國的是過去高喊要反攻大陸的某些藍營人士，他們現在不但不反共，還跑去親共，這才是顛覆中華民國的問題所在，我們主張台灣主權獨立，是保護中華民國台灣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我想就監察院的未來提出一些淺見供國人參考： 一、為什麼接受提名？ 我從學生時代就投入小兒麻痺兒童服務；也因關心原住民曾組「百達山地服務團」前往屏東霧台鄉為魯凱族部落提供醫療服務。畢業後我投身精神科，因為當時的台灣社會，願意照顧精神病人的醫師並不多，但我深信，精神病患同樣享有基本人權。五十年來，我不僅在第一線照顧病患，更為爭取病人權益，積極推動「精神衛生法」、「職能治療師法」、「社工師法」、「心理師法」等相關立法，也催生精神病患家屬團體，致力於破除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污名，鼓勵更多年輕醫師投入精神醫療領域，逐步提升了台灣精神醫療的品質。 在從事醫療工作的同時，我也積極投入台灣人權工作。1986年，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關心政治受難者、身心障礙者、婦女、勞工、原住民、兒童等弱勢族群的權益。1987年，發起「228和平日促進會」，倡議政府補償無辜的228受難者家屬、明訂228為國定紀念日，並興建紀念碑與紀念館。當時戒嚴尚未解除，很多人認為這樣的主張絕無可能實現；但我對台灣社會充滿信心，相信我們有能力化解省籍對立、正視歷史傷痕，也從此展開台灣轉型正義的努力。 筆者於1987年發起「228和平日促進會」，倡議政府補償無辜的228受難者家屬、明訂228為國定紀念日，並興建紀念碑與紀念館。圖為台北228紀念館。（資料照） 除了關心台灣人權發展，我也重視文化與教育的扎根。我不僅在學校講授「醫學史」、「醫學與文學」、「醫學倫理」、「醫學人物傳記」等人文課程，啟發學生的人文素養。在擔任立委期間，我參與教育委員會並擔任召集委員，主導多項教育法案改革，也多次獲民間監督團體評選為表現優良的立委。 我曾擔任高雄市衛生局長，任內推動多項改革。甚至因嚴格取締不法藥商與食品業者，遭不法業者雇兇行刺受傷，在案件偵查過程中，還曾有民代介入關說，但我始終堅持依法嚴辦。這些經歷，使我深刻了解台灣行政體系以及部分不肖民代與不法業者的生態，也養成我挑戰政治黑暗面、推動改革、不畏權勢的風格。SARS疫情期間，我擔任南區抗SARS指揮官，成功帶領南台灣度過危機，守護民眾健康。 擔任羅東聖母醫院院長期間，我除了照顧偏遠地區民眾健康，也為台灣老人長照盡一份心力，興建台灣第一座老人醫療大樓，為長者打造便利的就醫設施與長照服務。聖母醫院退休後，我轉赴花蓮擔任門諾基金會董事長，募款照顧偏鄉長者。時至今日，我仍為屏東基督教醫院募款奔走，協助籌建新院區，期盼提升南台灣醫療服務品質，照顧偏鄉民眾的健康福祉。 在我心目中，監察院肩負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糾彈貪腐失職官員的職責，更應成為保障國民權益、落實人權照顧的堅實後盾。我畢生追求公義、維護人權、照顧弱勢的初衷，始終未曾改變。若有機會出任監察院長，我願意全力提升監察院應有的功能。 在筆者心目中，監察院肩負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糾彈貪腐失職官員的職責，更應成為保障國民權益、落實人權照顧的堅實後盾。（中央社資料照） 二、 對監察院廢除的看法和可行性探討 自從賴清德總統公布新一屆監察委員名單以後，社會上出現不少廢除監察院的呼聲，甚至有主張應全數刪除監察院預算，並全盤否決總統所提名之監察委員人選。這樣的主張是否合理可行？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仍為五權憲法架構，監察院依法行使調查、糾正、糾舉、彈劾及審計等職權。監察院內並設有國家人權委員會，另依「陽光法案」負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競選經費申報及政黨財產申報之監督。若未經修憲程序即逕行凍結監察院，等同放棄對公務員貪瀆不法的重要監督機制，也等於廢棄了攸關全民人權保障、銜接國際人權體系的重要機構——這樣的結果，恐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終結監察院並非全然不可行，但關鍵在於能否凝聚全民共識，我的淺見，將來有適當時機可由總統召開國是會議，邀集五院代表、朝野政黨代表、民間人權團體與弱勢團體代表及憲政學者，共同研議憲法修正方向：監察院若予廢除，監察權應如何轉移？審計權歸屬何處？國家人權委員會何去何從？陽光法案又該如何落實？或可參考民主國家三權分立的國會運作。經由國是會議形成具體結論，之後進入修憲程序。因修憲不僅須經立法院四分之三委員同意——若朝野無法合作，根本難以通過——還須交付公民投票，取得全體公民過半數同意；若缺乏凝聚全民共識，如此高門檻的公投案幾乎不可能通過。回顧歷史，李登輝總統當年順應民意廢除國民大會、推動總統直選，正是朝野政黨與民間力量合作，透過國是會議凝聚共識，才得以一舉完成。 李登輝總統當年順應民意廢除國民大會、推動總統直選，正是朝野政黨與民間力量合作，透過國是會議凝聚共識，才得以一舉完成。（資料照） 三、 監察院需要改革提升功能 在監察院尚未廢除之前，我認為更迫切的課題是推動監察院的改革。許多人誤以為監察院未能發揮應有功能，也不清楚監察院存在的意義。我被提名為下屆監察院長之後，仔細瞭解了監察院的相關資料，發現監察院自民國109年8月至115年5月間，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近10萬件，成立彈劾案227人，提出糾正案520件，要求改善案1300件；平均每年受理案件逾1萬5千件，每位監察委員每年辦案量超過600件，除辦案之外，尚須參與彈劾案件之聯席審查，工作負荷之重可見一斑。 監察案件的調查往往需要深入查證，且彈劾成案者多為高階公務人員，甚至不乏檢察官與法官遭彈劾，足見台灣社會對司法不公與行政不法確實存有相當民怨。監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後救濟管道，也是追求社會公義、保障人權的重要憲政機構，如何提升其辦案效率與品質，應是監察院改革的核心。 我作為醫療工作者，發現醫院服務品質不夠好時，應是設法找來更好的醫師，提升醫院設備改善醫療品質，而不是將醫院關門放棄了病患的照顧。就如同我們發現台灣治安不好時，應該是提升警察素質、改善裝備、增加警政署預算，而不是廢掉警政署啊！ 監察院收到的彈劾案件中，不乏民眾對檢察官與法官的彈劾，足見台灣社會對司法不公與行政不法存有民怨；示意圖。（資料照） 四、對監察院改革的具體方案 我希望，若能通過立法院同意，順利進入監察院，能推動以下重大改革： 第一，設置發言人，並定期召開監察院記者會，提高監察院之透明度與公信力；遇社會高度關注之重大案件，即時召開記者會，向全民公開說明已成案案件之進展與辦案結果。同時，我們也會兼顧辦案期間不公開避免外力涉入原則及個人隱私權之保障。 第二，鼓勵媒體與公民監督團體，定期評鑑監察委員的表現。過去立法院已有公民監督團體對立法委員進行評鑑，我認為此一外部評鑑機制同樣適用於監察院，有助於整體辦案品質的提升。 第三，在監察院內部建立辦案標準流程與時效追蹤考核機制，自我要求提升服務品質；同時訂定自律公約，要求全體監察委員以更高標準行使公權力，辦案不分顏色只分是非，確保超然獨立行使職權。 第四，積極爭取合理預算，增加調查官及調查員等專業人力，協助委員提升辦案效率，並設法提升調查人員的素質，強化在職教育與人權教育的推廣，並經常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建議，精進辦案品質。 第五，推動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及文官訓練所的課程納入人權公約講座，由國家人權委員或邀請人權學者參與公務員進修課程，提升政府部門對人權保障的重視，並多舉辦人權相關議題的民間座談與會議。 第六，在監察院內成立修憲工作小組，由具備法學專業背景的委員組成，就修憲內容提出具體建議，包括監察權與審計權應如何轉移、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定位、若新憲採三權分立體制國會結構與功能應如何調整運作等課題，讓監察院在修憲進程中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 筆者提出監院6大改革方針中，其中一項是推動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及文官訓練所的課程納入人權公約講座，由國家人權委員或邀請人權學者參與公務員進修課程，提升政府部門對人權保障的重視。（擷取自國家人權委員會臉書） 五、結語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是我被提名為下屆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我誠摯希望能超越黨派立場，以無私之心為台灣社會與人民奉獻，將餘生投入監察院的改革工作，使監察院成為民眾所信賴、所依靠的最後伸冤與人權保障之地；我深深期盼改革後的監察院，能真正成為上帝應許公義得以彰顯之所在。謝謝大家，敬請指教！ （作者為監察院長被提名人）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若未變更中華民國國號，兩個中國的糾葛或許不必等到一九七一年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確定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或許更早就解決了。 兩個中國，是因二戰後自由民主國家和共產專制國家陣營形成的冷戰分斷。一九四九年後，因為倖存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以殘餘中國被視為冷戰的前線，而得以保有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 國際形勢改變，美國與歐洲自由民主國家曾希望中華民國或以台灣，以一般會員國留在聯合國，但蔣介石寧願中華民國被逐出也不願在聯合國得到國家地位的保障。 中國國民黨內不是沒有人有務實留在聯合國一般會員國地位的想法，但就是不見容於蔣政權。我在即將出版的一本書《蒼鷹之影：小說辜寬敏》，述及當年辜寬敏因英國駐日大使催促他回台灣面見蔣經國應變代表權問題的一些情節。幾經波折，辜秘密回台時，中華民國已被逐出聯合國。兩人的談話不歡而散，因為辜寬敏面告反共大陸一定不會成功，但蔣經國似乎只聽得下身分證應以出生地取代籍貫這個建議。辜還因此行被在日的台獨聯盟開除。 事後，辜寬敏被安排與後來受蔣經國倚重的三位財經學者：李登輝、梁國樹、孫震，在各地旅行，似乎要辜寬敏看看台灣的建設。一些內心話，留下三個蔣經國見重的智囊的識見。李登輝先說「台灣要獨立，才有前途。」；梁國樹說他贊成；孫震也認同，但因他是外省人，不便表明。 後來，李成為政務委員走上政治路並留下寧靜革命的歷史，梁任中央銀行總裁，孫擔任台大校長並曾出任國防部長。蔣介石和蔣經國沒有像汪浩所言，成為台灣意外的國父。或許正如當年中國來台的政經人物所說，如果一九四九年移入台灣的外省人夠多，蔣氏父子的中華民國也許會選擇先獨立於台灣再說。 儘管蔣經國留下蔣家後代不從政的遺言，但蔣章或章蔣萬安，仍挾蔣家黑暗的光環走在政治這條路，形同打了蔣經國一巴掌。相對章孝嚴棄本姓，他曾任東吳大學校長的雙胞胎兄弟章孝慈，關心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執著母之姓不攀附蔣家，更令人敬重。 寧靜革命後民主化，在殘餘中國與新生台灣國家之間，舊體制的陰影未除，共同體的新貌未盡形成。不分先來後到，生活在這個國度的人們尚未確立國家的名實，只能在自己的政治領域說自己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實體條件大於名份。即使財經實力位居世界前段班，自由民主評比也遠遠領先中國，仍不能算是正常國家，但也不該莫名其妙成為國民黨領導人的政治投機者所說的，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政治的紛亂原因，在於殘餘的中國仍然綁架台灣這個新生國家。某種意義上，這也構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權心態。反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續中華民國為名強要併吞台灣。在殘餘中國與新生台灣國家之間，對自由民主有想像的人們要正視這樣的課題，台灣才能走上正常國家之路。當前台灣的政治紛亂，原因在此。 （作者是詩人）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一宗大案，叫「35+初選案」，也就是泛民主派自行初選，決定哪些人可以參選，避免自相殘殺。這項由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廷主持的初選活動定名為「35+」，也就是爭取超過三十五席，即當時立法會席位的一半以上。豈料當局認為超過半數就可以癱瘓政府，違反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於是有五十五名參與初選者與主事者於二〇二一年一月被捕，其中四十七人被起訴。其餘八名未被起訴的被捕人被扣留護照逾五年後，大約於今年六月先後發還。這是否意味著警方不再跟進此案？ 被起訴者關在牢裡四年才宣判，戴耀廷作為首犯重判十年。最輕者都被判四年幾個月，如果少於四年，那白坐的日子難道要政府賠償？ 這樣重大的事情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是否結案，而是由媒體自行報導，並提及「涂謹申已經離開香港」，涂是民主黨第一代最年輕的議員，他離開香港沒多少人知道，是自己低調，還是奉命而行？據悉，他已經到了英國與家人團聚。還有一位南亞族裔的社工，到了美國才在社群平台宣布。 八月六日，藝術發展局公布最新「年度資助」名單，去年失落資助的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今年重獲一年資助。該機構屬於泛民陣營，是泛民主派最小的參選政黨「街工」，此事也令人訝異。 特區政府還是國安公署突然大發善心？我可不是這樣看。反送中運動還有數千年輕人命運未定，要拖一生嗎？香港記協近日換屆，除了黨報連續批判外，保安局長鄧炳強更指責記協「黑箱作業」，並不點名警告不論以任何名稱或幌子從事危害國安、勾結外部勢力及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我一定會『釘死』你」。實際上會議已延期一次，因為候選人被恐嚇騷擾突然退出，所以這次沒有對外公開，但有關資訊都發給會員。 在這以前，六月二十三日，美國領事館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酒會，特區政府派了副司長級官員出席，比去年提高了規格。七月十七日，美國財政部宣布二〇二〇年七月川普第一任簽署的行政命令，對香港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在每年自動延長後，今年到期後宣告終止，並更新制裁名單，仍有三十九名中港官員被制裁，九人被剔除，包括去年三月被制裁的香港律政司長林定國。我當時揣測，是不是為釋放黎智英鋪路？ 港方的後續動作，顯然也在討好美國，但目的並非局限在黎智英身上，還包括希望美國支持香港為中國企業輸血的集資。再者，今年北戴河會議上習近平指示，要全力對付台灣：除了介選，還要拉攏美國來孤立台灣，包括停止美國對台軍售。這些都是習近平九月赴美要向川普提出的。然而美國和台灣也不是傻瓜，習近平為自己利益希望美伊停戰，然而暗地裡不斷對伊朗軍援。共產黨以美國為敵來稱霸全球的目標永遠不會改變，除非是共產黨改變。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 二戰後台灣的歷史就不會有中國國民黨，也不會捲入迄今仍糾纏未解的中國困境。中華民國早就完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續了，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兩岸已有正常外交，中國也可致力提升國民福祉。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就像二戰後許多殖民地選擇獨立，成為杭廷頓第二波民主化的歷史。獨立的台灣會像脫離日本殖民的韓國，八一五這一天成為獨立紀念日及光復節。不同於有國家歷史的朝鮮，台灣是新興國家，開展自己國家的歷史。台灣沒有像朝鮮的左右路線競逐政權，造成內戰形成南韓、北朝分裂國家的歷史。或許會有左右路線政黨，形塑台灣的國家之路。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推翻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只能選擇海南島，國共競鬥的歷史就會是另一種局面，與台灣無關。台灣沒有中國問題，中國也沒有台灣問題。台灣與中國也不至於陳兵海峽兩岸，戰爭的陰影籠罩。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會成為東亞漢字文化圈一個不屬於中國的新興國家。台灣或許像新加坡一樣，通行漢字中文華語，也留下日本語，一如新加坡留下英文，本土原有的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各族語也不會被壓迫。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早已是聯合國會員國，也不至於迄今仍以國體不明的身分爭取加入聯合國。當然不會捲入國內戰後兩個中國的鬥爭。當然也沒有以反共為名、行專政之實的卅八年戒嚴讓許多政治受難者的母親長期在黑夜哭泣。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早已民主化，不必有長期戒嚴體制的壓迫，也沒有隨中國國民黨從中國流亡到台灣形成的流亡殖民群落留下來的遺民問題。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台灣會傳承更多日本留下來的風貌，如果吸引中國人來台也是中國僑民或台灣新住民、新國民，而不是什麼外省人。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早就是一個小而美的民主國家，不必在國民養成過程的教育被教導成一個虛構的大國，也不會有見證二二八事件的美國副領事葛超智（G. Kerr）《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台灣是三萬六千多平方公里的美麗島嶼群落，中央山脈南北相連，四面海域環抱，是島嶼國度不是大陸國家。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人在祖國的迷惘與迷障中做了錯誤的選擇，不只造成台灣集體命運的坎坷挫折，也影響中國的國家分裂。民主化後的台灣，要走向新歷史，珍惜台灣自己的條件，好好建構我們尚未正常化的國家。台灣是小而美、豐裕而堅強，在太平洋西南海域，一個閃亮的國家。 中國啊！請獨立於台灣之外吧！如果在意收拾「中華民國」這個你們立鑄為繼承之國碑銘的國號，台灣也會尊重歷史，對殘餘中國做歷史的了結，寫下句點。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應共同起造一個對「中國」不構成侵權的新國家，開啟歷史的新樂章。歷史不會重來，但提供教訓。 （作者是詩人）

中共在七月卅日政治局會議上，決定十月召開五中全會。本來以為在七月上海的AI全球大會以後，習近平會乘勝追擊，豈料會議對AI突然非常低調，僅僅只有一段話，往常喜歡用的「鑄牢」不見了，改為「加快、加強」。從奇技淫巧改為「適應不同群體消費需求擴大優質供給」。顯然七月中國官方的經濟數字，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六月的五十．三％大幅滑落至四十九．二％，不僅低於預估的五十．一％，更一舉跌破五十％榮枯線，加上非製造業和綜合PMI產出指數三大核心指標同步跌穿榮枯線，習近平的梭哈（孤注一擲）失敗，在會議文件上不得不兩處承認「困難」。 一處是「有效應對各種外部衝擊和內部困難」，後面提及「要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的困難挑戰」。其後各段落所說的例如公平競爭、就業、三農、天災等都是。而「常態化解決企業帳款拖欠問題」，更暴露企業之間拖欠已經是常態化。近三十年前的「三角債」是不是復活了？企業發薪給員工當然也拖欠。 另外有兩處提到「兜牢基層『三保』底線」和「抓好『一老一小』服務保障」，社會保險系統也出了問題。 後段有一句「推動各級領導幹部以更加昂揚向上的精氣神，不斷創造高質量發展新業績」。不懂什麼是「精氣神」，還以為是假文件，是新時代習近平思想嗎？ 最後一句是「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這是每次外媒最感興趣的問題，那就是人事問題。港媒大做文章，排查二十屆中央委員清洗了多少人？這為習近平的進一步獨裁和二十一大續任鋪平道路。據統計，過去一年，已有十九名中央委員被官方宣布落馬或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另外還有「失蹤」者。總共接近三十人。 領銜的是兩名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 軍方還有原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原軍委委員兼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原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前信息支援部隊政委李偉、前陸軍司令員李橋、前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許學強、前西部戰區政委李鳳彪、前空軍政委郭普校、前東部戰區政委劉青松、前南部戰區司令員吳亞男、前南部戰區政委王文全、前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江、前北部戰區司令員黃銘、前中部戰區政委徐德清、前國防大學政委鍾紹軍等。 黨政系統部分，前廣西政府主席藍天立、前內蒙古政府主席王莉霞、前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前內蒙古黨委書記孫紹騁、前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前應急管理部部長王祥喜、前重慶市長胡衡華等。前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前工信部部長金壯龍、前中央軍民融合辦常務副主任雷凡培，都是被不正常免職。 最新的河北黨書記倪岳峰「另有任用」，應該是與德國之聲與紐約時報披露張家口對海外人士動態控制平台被登錄有關。 這些大清洗是反映習近平的穩定還是不安？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此次日本熊本發生大地震後，除了建築損害、救援速度與災後重建受到關注，避難所管理也成為重要議題。尤其在炎熱季節，部分避難場所因設備限制，難以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 這提醒了同樣位於地震頻繁區域的台灣，防災工作不能只關注災害發生後如何救援，更要思考受災者如何在避難期間獲得安全且有尊嚴的生活。 台灣多年來累積不少災害應變經驗，但每當重大災害發生，仍會面臨一項現實挑戰：部分民眾，尤其高齡者，即使面臨撤離要求，也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園，讓第一線執行撤離工作的公務人員承受壓力。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防災意識不足；但更深層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套讓人民願意避難、相信避難的制度？ 對許多高齡者而言，家不只是住所，更是多年生活累積的情感依靠。離開熟悉環境，本身就是重大心理挑戰。如果避難場所只是學校體育館或公共禮堂，提供基本收容功能，卻缺乏降溫設備、醫療照護、隱私空間與生活便利性，民眾自然可能對撤離有所抗拒。 因此，現代防災不能只是「把人帶離危險區域」，而要建立讓人民相信「離開家後仍能受到妥善照顧」的制度。避難所應考量高齡者、幼兒與身心障礙者等需求，包括降溫設備、電力備援、醫療支援與基本生活品質。 在重大災害應變中，台灣與日本都會投入軍事力量協助救援。國軍與日本自衛隊在大型災害時能提供人力、運輸、工程與後勤支援。 然而，最初承擔救援工作的仍是消防、搜救與緊急醫療體系；地方政府負責整體應變與資源調度，警察則協助交通管制、秩序維護與災區管理。真正成熟的防災制度，需要的是整體社會韌性，而非只等待外部力量投入。 日本長期推動全民防災教育與社區演練，值得台灣參考。但學習日本並非照搬制度，而是思考如何建立符合台灣社會條件的防災文化。 防災的目的，不只是讓人民在災害中生存下來，更是在災害發生後，仍能維持基本尊嚴與生活品質。真正成熟的防災制度，不是要求人民只能服從撤離命令，而是讓人民相信：當他們離開家園時，公共制度會接住他們。

認同台灣的人，經常被誤會是要與中國為敵，其然乎？像我喜歡吟唐詩、聽平劇的人，我為何要與中國為敵？我選擇台灣獨立，是選擇自由民主。今天有近七〇％認同台灣的人，絕大部份都不是要與中國為敵，我們純然是不願被一黨專政的極權中共統治。所以統獨的選擇，不是中國與台灣的選擇，而是極權專制與民主自由的選擇。所以，關鍵在中國願不願意民主化。 再者，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用戰爭解決問題，此即所謂「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所有自由民主制的國家，不會（或極少）與另一個民主國家發生戰爭。因為國會、法律與定期選舉讓領導人不能隨意發動戰爭。人民為了不想負擔戰爭費用與傷亡，通常會傾向和平而非開戰。而且民主國家彼此有相同的談判與妥協的文化，習慣用溝通解決爭端。所以，中國如果能民主化，才能確保台海的和平。絕非赤藍政客以為癱瘓台灣的國防就可換取和平。 當我們指摘中共一黨專政，不是民主國家時，他們卻大言不慚宣稱他們才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顯然他們不敢否定「民主」這一具有正面意義的名詞，乾脆來一番瞎扯！以前毛澤東就說了，他們不是不民主，而是「人民民主專政」。把「民主」與「專政」可以扯在一起，簡直無賴！ 民主政治是有其普世的基本原理與條件，包括：政府權力由人民授權產生；權力分立，透過分權與制衡，避免權力集中濫權；公共政策與重大議題須透過公眾討論與民意表達。決策時遵循多數人意見，但同時要保障少數群體的合法權利與基本自由…。因此，民主政治是議會政治，是政黨政治。民主社會是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多元價值的開放社會。 從以上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看，試問今天一黨專政的中共有哪一項符合？ 以前毛澤東個人獨裁下的共產政權，和蔣介石個人獨裁下的法西斯政權，勢不兩立，但都是專制極權政治。蔣雖然反共，但誠如殷海光教授說的：「在反共過程中把民主予以壓制或取消，那麼反共者與共黨的實際距離，至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見殷海光〈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 兩蔣時代的反共，是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基底，指摘靠蘇聯起家的中共是「漢奸」、「民族敗類」。但是現在的中共，反而舉起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以法西斯之姿，向台灣統戰。原本法西斯的中國國民黨，在李登輝主政時代原本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但是在民進黨主政之後，中國國民黨完全失去原本反共的理由，於是與中國共產黨合舉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聯共制台。 近年中共的「反國家分裂法」、「民族團結促進法」…，完全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基礎，其實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包裝。 本來自由度九十三分的民主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可以成為自由度只有九分的專制中國的的燈塔，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可惜，中國國民黨已無此志趣，反而處處配合中共，要弱化台灣，癱瘓台灣。國共兩黨在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下，不僅台灣備受威脅，中國的民主化契機，更加渺茫！ 赤藍選民即使不認同台灣，也該為你們中國想想吧！我為台灣急，為中國悲！ （作者李筱峰是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內政部宣布將依法聲請解散中華統一促進黨（以下簡稱統促黨），這不只是對單一政黨的法律處理，更是台灣民主制度如何面對反民主力量的一場考驗。 民主社會保障人民組織政黨、表達政治理念的自由，即使這些理念不被多數人認同，也不能任意剝奪。然而，自由民主從來不是毫無界線的放任。當一個政治組織涉及接受境外勢力指導，或有具體事證顯示其行為危害國家安全與民主制度時，民主國家有責任依照法律程序加以處理。 因此，依法解散統促黨的核心，並不是因為它的政治主張令人反感，而是回到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任何組織都必須受到法律規範，也不能利用民主制度去削弱民主制度本身。 但民主防衛不能建立在政治情緒之上。國家若要限制一個政黨的存在，必須提出具體事證，依循法律規範，並接受司法檢驗。唯有如此，才能證明這不是政治鬥爭，而是民主憲政秩序的正常運作。 這也是台灣民主成熟度的重要考驗。 今天被檢驗的是統促黨，但民主法治真正珍貴之處，就在於即使面對自己不認同、甚至反感的政治力量，仍然願意遵守同一套制度標準。因為民主的價值，不只是在保障多數人的選擇，更是在面對挑戰時，仍然堅持程序與原則。 台灣曾經歷威權統治，更應該理解自由民主得來不易。我們反對威權，不只是反對某一個國家的政治模式，而是反對任何企圖利用民主制度、卻削弱民主自由的力量。 因此，若統促黨確實涉及違反法律、危害民主制度的行為，依法處理是民主國家的正當防衛；但同時，整個程序也必須公開透明，接受司法審查。 解散統促黨的意義，不只是處理一個政治組織，更是向社會證明：台灣民主具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民主不是毫無防衛能力的制度，也不是靠政治報復維持的制度。真正強大的民主，是在面對威脅時，依然選擇相信法治。 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向世界證明：民主的力量，不在於消滅異議，而在於即使面對威脅，仍有能力以民主方式守護自己。

近來，有些網路上的文章，討論到「台灣人算不算是華人？」、「中華民族的概念為何？」、「有純粹的漢族嗎？」等等議題。 筆者認為，這些概念與台灣歷史、中國歷史，以及目前的現實之間的落差，值得進一步思考。 首先，「華人」和「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自古固定存在、單純依靠血緣延續的人種和民族，而是一個在近代歷史中逐漸形成的身分概念。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面對西方列強衝擊，清末民初知識分子開始思考如何凝聚不同族群，梁啟超等人提出「中華民族」概念，希望建立共同的國族認同。然而，這個概念本身就是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政治與文化建構，而非一個從古至今自然存在的單一民族。 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疆域長期包含多元族群與文化。清朝由滿族建立，其統治體系中包含蒙古、西藏、新疆等多元族群與文化區域。中華民國成立初期曾倡導「五族共和」理念；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也承認五十六個民族。這些事實顯示，「中華民族」本身就是試圖整合多元群體的現代國族概念。 同樣地，現代民族認同也不能簡化為血緣問題。長期的人口遷徙、族群交流與文化融合，使東亞各地形成複雜的社會面貌。一個人的身分，除了歷史來源之外，也包含共同生活經驗、政治制度與價值選擇。 再看我國台灣，更能發現身分形成的多元性。台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族，在這片土地上發展數千年；後來不同時期移入的福佬（閩南）、客家、外省及新住民族群，也共同參與台灣社會的形成。今日台灣人的認同，不應被簡化為某一個外來概念的延伸，而是在共同生活與民主實踐中逐漸建立的公民認同。 因此，討論這些議題時，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尋找唯一的血緣答案，而是思考：一個人的身分，究竟應由歷史上的分類決定，還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民自主選擇？ 「華人」與「中華民族」可以是一種文化稱呼，也可以是部分人的自我認同，但它不應成為限制台灣人民理解自身的唯一框架。在民主社會中，認同不是被動接受的標籤，而是人民根據自身歷史經驗與價值選擇所形成的共同體。 其次，「純粹的漢族」，若依照中國學者吳銳的看法，理應是不存在的。中國目前認定的五十六個民族的人民當中，有很多其實被登記為漢族人，包括吳銳本人其實是「土家族」，卻在該國的身分登記上是漢族，這樣的人太多，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中國歷史上，有多次邊疆民族進入所謂中原地區建立統一的帝國或王朝，也有所謂「五胡亂華」、「五胡十六國」的時代，經過這些時代的通婚與融合，照理講早就已經沒有所謂統一的漢族血統了。 那麼，台灣的所謂「漢人」呢？其實一樣沒有純粹的血統。因為，不同民系：福佬(閔南)、客家、外省，這些族群在中國本土的時候，已經經歷過上述的時代的融合；在分別來到台灣之後，又有非常多數和台灣的原住民族(南島語系)再次通婚與融合，所以很難找到什麼人是純粹的什麼民族。 而台灣的多元性不是需要被消除的矛盾，而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特色。真正成熟的認同，不在於追尋單一祖先，而在於理解共同走過的歷史，以及共同選擇的未來。  政治學界長期討論國族形成問題，其中一項重要觀點是：現代共同體不只是追問「我們從哪裡來」，也必須思考「我們如何共同生活」。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就在於人民不只是接受既有分類，而能透過公共討論與政治參與，形成對共同體的理解。 因此，個人認同是自由的，不應該加以限制。但既然我們同樣生活在台灣這個國家，那筆者會希望建立「台灣國族認同」，這是凝聚我們國家內部共識，也是對外統戰的防禦。 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是要求所有人擁有完全相同的歷史記憶，而是在差異之中建立共享的制度與價值。台灣認同的形成，並非否定過去，而是在理解歷史之後，回應當代民主生活所產生的共同選擇。 從血緣想像走向民主共同體，是許多現代社會共同經歷的歷程。台灣真正的力量，不只來自共同的過去，更來自人民是否願意共同承擔未來。 （作者為語文工作者及自由撰稿人）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在人工智慧（AI）快速發展的時代，民主社會面對的挑戰，不只是辨識真假，更是要求掌握權力者面對責任！ AI深偽技術改變了政治攻防。當涉及政治人物聲音與形象的深偽事件發生，社會關注的不只是「誰製作」，更重要的是：掌握權力者是否願意真正面對政治責任。深偽若被用來混淆視聽、影響公共判斷，傷害的是民主社會最重要的信任基礎。 台北市長蔣萬安面對爭議時，以「有事衝著我來」回應。這句話展現強烈政治姿態，也容易引起支持者共鳴；但民主政治中的責任，從來不是一句豪邁口號。 真正的負責，不只是站出來承受批評，更包括說明經過、接受社會檢驗，以及建立避免類似事件發生的制度。若承擔只停留在英雄式宣言，人民看到的恐怕不是責任政治，而是政治表演。政治人物真正的高度，不在於面對鏡頭時說出多麼激昂的語句，而是在問題發生後，是否願意面對制度性的檢討。 近年部分政治人物面對公共議題時，也常出現與人民生活經驗脫節的語言。例如具有政治資源與優勢背景者，若以「台灣人爛命一條」形容人民面對食安風險的處境，難免讓社會感受到權力者與一般民眾之間的距離。 同樣值得討論的，是地方首長面對中央政府時的責任。台中市長盧秀燕日前點名賴總統「去上班」，要求中央負責。然而，中央固然有行政監督責任，地方政府也不能置身事外。 相關食安爭議源頭企業總部位於台中市，地方政府對轄內企業管理、稽查制度與風險預警，也有檢視自身治理的責任。要求中央關注問題沒有錯，但地方首長也應回答：在自己的權責範圍內，是否已經做到最大努力？ 民主制度建立在明確分工之上。總統負責國防、外交與兩岸；行政院與各部會負責行政執行與專業政策。若所有問題都要求總統親自介入，那麼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的角色又該如何定位？ 台灣面對深偽技術、資訊戰與公共治理挑戰，需要的不是政治口號，而是真正成熟的責任政治。「有事衝著我來」聽起來勇敢，但人民真正期待的是：「事情發生在我的責任範圍內，我會把真相說清楚，也會接受人民檢驗。」這才是民主社會需要的政治勇氣。 （作者為語文工作者）

一面旗幟被阻止出現在國際舞台，看似只是活動現場的爭議，但其背後反映的問題，遠比一面旗幟本身更加深刻。 日前於馬來西亞舉行的「環球廚藝挑戰賽」中，台灣青年廚師憑藉專業表現獲得佳績，卻在頒獎場合準備展示中華民國台灣國旗時遭工作人員制止。這起事件引發討論，也再次凸顯台灣在國際交流中長期面臨的身分限制。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當一個民主社會的人民，只因展示代表自身身分的旗幟而受到限制，這不只是外交問題，更涉及國際交流是否能維持公平與開放。 近年來，台灣在文化、體育、國際組織與民間交流中，經常面臨名稱、旗幟與身分表述上的壓力。這些現象背後，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競爭，更反映威權力量如何透過政治、經濟與資訊影響力，改變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理解與互動方式。 中國長期以「一中敘事」主張其對台灣的政治立場，並透過各種國際影響力，要求其他國家或組織在涉及台灣時採取符合其期待的做法。這種影響已不只存在於政府外交層面，也逐漸延伸至民間活動與文化交流。 面對這樣的挑戰，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被限制與被回應的位置，更需要思考如何將民主價值轉化為國際支持的力量。 政府應協助民間參與國際活動時建立更完善的支持機制，保障人民在海外交流中的權益。同時，台灣也應持續透過科技、醫療、人道援助與民主治理經驗，展現自身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一面旗幟的重要性，不只是象徵一個政治立場，而是代表一群人民希望被世界看見、被平等對待的權利。 民主社會的力量，不只來自政府與外交機構，也來自每一位公民在國際舞台上的參與。面對威權壓力，台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某個符號，而是一個民主社會平等參與世界的權利。 唯有以民主價值為基礎，結合制度韌性與公民力量，台灣才能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不只是回應挑戰，更能成為自由開放秩序的重要力量。 （作者台灣語文工作者）

近代中國始於一九一二年繼滿清帝國成立的中華民國，延伸一九四九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者若扣除在台灣延伸的（一九四九年～一九九六年）四十七年，在其原生地只有三十八年歷史。以新中國自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有六十七年歷史，自一九七一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位置後，已是正統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民主化都不成功？中國號稱歷史悠久、文化深遠，但民主政治制度明明是來自西方世界的產物，以英國大憲章和法國大革命代表的君主立憲制和總統共和制早就已分別開展，普遍形成歐洲國家的政治制度。人民定期選出行政和立法代表相互制衡，加上獨立其外的司法權，成為穩定的國家發展機制。 近代中國的形成，在政治上明明是後進國家，卻常誇言有民主的傳統。取自傳統的政治語彙概念，其實只是用以蒙蔽人民視野的言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掛成一串歷史，自得自滿。殊不知，如果中國有民主的傳統，不至於近代兩個號稱民主的前後兩次革命都沒有真正形成近代民主國家。 中國當然也有文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言說，反映的現實卻是另一回事，口說一套行事一套。近代中國的政治，民主流於口號，常常淪為你是民我作主的權力邏輯。為什麼中華民國在中國本土只三十八年？為什麼中華民國在中國本土不能民主化？掌握權力的人想要黨天下、家天下。中國國民黨這樣！中國共產黨也這樣！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為何不能形成兩黨制，形成民主化的政黨政治，可經由人民選舉執政或在野？因為推翻君主制的帝王後，革命後的野心家仍想當帝王。看看流亡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蔣政權怎麼樣對待同樣從中國流亡來台，對民主改革有期待的政治人物？什麼自由中國？有良心的一些《自由中國》知識份子文化人政治人物不是關的關嗎？對民主有期待的台灣人，更是弒之可也！ 共產體制不容許普遍民主制，沒有政黨輪替這回事。標榜無產階級專政，自己成為有產階級仍不放棄專政。這種政治體制只有革命才會改變！而為了防止改變，只有專制！只有極權！黨內權力鬥爭的不斷輪迴取代普遍民主制的律則。腥風血雨的「有一天」，權力才會變天！可怕的政治權力邏輯！ 這樣的中國，不只異議分子流亡海外，當權派也要預藏金錢於海外，甚至預先疏散自己的家人於海外。中國國民黨人在台灣的統治也一樣！走資化是標榜共產統治的中國解決經濟問題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樣的路線會顛覆共產革命的邏輯。改變中國的終究會是西方建構的自由民主思想加上市民社會的文化性，台灣存留太多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性，成為民主化之路的困境。 中國的民主化為何不能成功？兩次革命，兩個中國黨口說民主，盤算的卻是黨國體制。看看中國國民黨面對台灣民主化後的姿態，一心想專擅統治權力，也不看看後黨國時代台灣政經發展的國際評比，說得好像台灣痛苦不堪，民不聊生，非得由他們來革命、永遠執政不可的樣子！ （作者是詩人）

最近離世的中國知名經濟學家高善文曾發表評論，外界常以「習近平『梭哈發展科技』」來形容習的科技政策。七月中旬在上海舉行的世界人工智慧大會共同簽署協定，成為「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組織」的創始國。習近平首次親自出席並發表演說，藉此大力推動「開源」戰略與全球治理。美國和G7諸國還在對AI的管治意見紛紜時，習近平搶先出手，顯示他的野心。然而出席會議的二十九個國家中，歐洲國家只有俄羅斯等三國，其他都是全球的發展中國家，以非洲、亞洲最多，亞洲的中亞就佔了五國；但連北韓、越南這兩個共產國家也沒參加，可見其虛。 七月二十七日，製造記憶體的中企長鑫存儲在上海掛牌，一天大漲四、五倍，震動美韓日台股市。由於記憶體缺貨，長鑫近年已由虧轉盈，所以在上海掛牌得到熱捧。但是目前許多虧損的中國科企，則在香港掛牌集資，有的由美國投資銀行協助做保證人，給中國輸血。記憶體主要是缺貨的價格問題，這些外資大拋美韓日台股，卻協助中國科技股，雖然其他國家的股價已增長很多也需減持。但是為公司私利協助為中國科技輸血，總是有違美國的國策，並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正在四處堵住美中科技戰的破口。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對台灣很友善，但他對共產黨的認識有多深，值得懷疑。這樣他對手下如何堵住破口就力所不及。不要說供應鏈中有與共軍合作的中企，在調查有沒有人在東南亞走私輝達產品進入中國時，回答都是沒有。實際上，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台灣都有破口，台灣抓了輝達經理；香港進口額年增四成，沒有輝達的先進晶片？ 習近平表面上下令禁止中企使用輝達產品，又不斷走私進口，說明他以謊言麻痺川普與美國官員。 中國近期還傳出已開始量產自主研發的浸潤式深紫外光曝光機，預計今年將交付約五台，明年產能提升至二十台。這項突破挑戰了荷蘭艾司摩爾的地位，並引發全球半導體設備股的震盪。中國小粉紅狂呼把艾司摩爾踢下懸崖。艾司摩爾則搞不清這獨家技術是怎麼流出的。二〇二三年荷蘭對中國禁運該公司產品，可是艾司摩爾中國區總裁、也是全球執行副總裁沈波（中國籍）就透露，該年在深圳和武漢的兩個計算光刻開發中心團隊發布了一款新版本的計算光刻產品，並且已成功導入應用。現在中國能自己製造還奇怪嗎？還有多少中國人擔任該公司的高層或關鍵性職務？ 網上流傳一張最近世界盃在新澤西體育場決賽時包廂的合影，美國英特爾執行長陳立武與這些中國富豪在一起，他們是聯想集團CEO楊元慶及高層劉軍、網易創辦人丁磊、百度創始人李彥宏、TCL科技企業創辦人李東生、金沙江創投管理合夥人丁健等十一位。他們真是老友鬼鬼（關係密切），所以陳立武控制四十多家中國企業與基金，並持有超過六百家中國少數股權。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一個國家的國民通常以那個國家為冠詞，說是什麼國民或簡稱什麼人。例如美國國民或美國人，而且常簡單說是美國人。若國名表述沒有國這個語字，例如新加坡，會稱新加坡人；日本國民常以日本人稱之；大韓民國國民常以韓國人稱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民則以朝鮮人識別。 清國時期有清國人，或曾被日本加諸的支那人（Shina），因被中國人認為有貶意已不用。其實支那也出現在日本的古中國研究典籍，並不一定有歧視之意。中華民國推翻清國後，中華民國國民、中國人的稱呼出現，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也稱為中國人。 一九七一年之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有席位，後來被判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從而，中國在彼不在比，但海峽兩岸，「中國人」的說法，混淆了國家和國民的定義，甚至造成國家認同的混淆。漢字中文常模糊意義，表述不明確。從前，中國國民黨蔣氏父子以漢賊不兩立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差別。後來，漢賊易位，海峽此岸的中國人和海峽彼岸的中國人，明明是法律條件不同國家的國民，卻混淆在一起。 寧靜革命民主化的台灣，一九九二年已全面改選國會，一九九六年並直選台灣總統，形成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新國家，但中國國民黨未轉型為台灣國民黨，「中國人」的稱呼混淆了中華民國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國民身分。 中國人移民他國，常常仍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反映了混淆的國民身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移民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頗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多。在原屬國度與新國度形成敵對狀況時，認同形成困擾。這些新移入國的國家地位堅如磐石，紛擾不至於危及國體，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強權化，甚至鼓動中華民族主義霸權，在美中強權對抗時，多少也造成問題。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在漢賊不兩立時期互以反攻大陸和解放台灣對抗。從前你死我活，現在中華民國在台灣民主化了，中國國民黨失去獨佔統治權力後，變臉了。「兩岸都是中國人」的口號成為對台灣背反轉向的藉口。「兩岸同屬一中」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實早因國會全為台灣選出、總統也是台灣直選而改變了。中國國民黨想要挾台灣投共降中，戴罪立功，玩弄的就是「中國人」概念。 什麼「中國人」！至少，兩岸若以國民識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和中華民國人，分別是中國人和台灣人或中華民國台灣人！說中國人不如勉強說是華人，還有美洲諸國華人、英法西義德奧俄國華人，更有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並非盡是中國人。 法律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其實有漢人、滿人、蒙人、維吾爾族人、圖博（藏）人以及許多少數民族。一些拿其他國家公民權的「中國人」，其實不是國民意義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正陷入普天之下莫非中國人的迷思！ 甚至生出長臂管轄的惡魔之手！ （作者是詩人）

中國經濟學家高善文，於二〇二六年七月七日因癌症逝世，才五十五歲。他生前因敢於直言經濟問題而聞名，並在華府論壇指出中國實際GDP平均僅約二%而觸怒北京當局。習近平下令政治局常委、中辦主任蔡奇徹查，高善文被全面禁止公開發言。華爾街日報去年已披露此事。在被禁言的同時，高善文的健康也開始惡化，僅在去年九月透過影片露面一次，同年十一月自國投證券辭職，十二月正式確診為癌症四期，最終在沉默中病逝。高善文逝世在中國金融界與社群媒體引發廣泛悼念，以示對當局的不滿。 從高善文之死想到高華之死。高華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二〇〇〇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詳盡揭露毛澤東如何在延安開展慘烈的黨內鬥爭一統了全黨。手段之恐怖，不但鎮住了全黨，我看了當晚也做了惡夢。此後高華就成為毛派重點打擊對象。二〇〇七年高華在南大例行體檢中查出懷疑有肝癌，隨即前往上海進行詳細檢查並確診。他在與病魔纏鬥中，仍兼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講座教授，還帶博士生。但是南京大學始終沒有同意高華調動工作到華東師大。而他切除了四成肝臟後，也未能挽救他的性命，最終在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冥誕病逝，享年五十七歲。毛派為此手舞足蹈。 曾在鳳凰衛視於二〇一四年四月和羅援少將辯論，並在二〇一六年四月公開回應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好戰觀點，並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外交部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在二〇一六年六月到武漢大學講學，從機場出來後凌晨四點多在隧道出口撞上隔離帶和花壇，司機受傷，第二排的吳建民死亡。不知道武大為何給這位七十七歲的高幹這樣晚的航班而不搭高鐵？消息傳出，真心要和平外交者痛心疾首，鼓吹窮兵黷武者雀躍三尺。 二〇一八年中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為習近平長期執政鋪路。中共官方將「全面脫貧」列為習的重大政績，宣稱近一億人脫貧、創造人間奇蹟。然而，時任總理的李克強在二〇二〇年三月的全國人大記者會上，坦言中國有六億中低收入民眾，月均收入僅約一千元人民幣。習近平於二〇二一年二月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正式宣告中國取得了「全面勝利」，強調現行標準下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李克強在二〇二三年三月卸任後，同年十月，在上海的賓館游泳時心肌梗塞，被送往雖有五千年文化卻不懂搶救的中醫醫院搶救，結果可想而知，終年六十八歲。 上述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說真話者的下場，包括總理級的高幹。也怪不得傳說川普到北京，即使是習近平的國宴也是吃自備的食物。而台灣的國民黨還相信共產黨的話，鄭麗文更是認為共產黨是要和平的，還為習近平的脫貧背書。台灣人絕不希望有上述的下場。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總統府今日（7月17日）舉行新一波資政與國策顧問聘書頒發典禮，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黃美幸獲聘為新任國策顧問。楊黃美幸女士長期投身台灣民主運動與國民外交，她表達這是一份榮譽，更是一份責任。楊黃美幸女士個人感言如下： 我感謝我的先生楊次雄及兩位兒子及家人的全力支持，使我自1992年得以隻身由美國返台，投入國際外交事務。包容我長年投入公共事務而無法兼顧家庭生活。 我更感謝一路走來無數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每一項工作、每一份成就，都是許多人共同建構而成，沒有大家長年相互扶持與奉獻，台灣就沒有今天的成果。感謝所有一路為台灣民主、自由與國際空間努力的夥伴。 投身公共政策倡議一甲子以來，我目擊國際情勢、社會民情的快速變遷，任何政策都面臨調整可能。譬如1967 年我從東海大學畢業後到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參與吳新英教授主持哈佛大學的「家庭生育計畫」研究如何降低人口快速成長。但時至今日，全世界卻面臨少子化危機。我們政府也改變過往節育政策，鼓勵年輕人結婚、多多生子。所以國家政策需因應時代社會變化及需求而重新調整，若不跟著上時代科技進步，鄉市鎮可能一個個沒落消失，更不用說一個國家也會自然落後。 因此時代進步、政策更新下，我期望持續深耕青年教育，透過校園講座、世代交流與國際對話，陪伴青年建立價值判斷、公共參與與行動能力。台灣經歷威權、戒嚴、黑名單、言論審查。民主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累積的成果。期許年輕人也需關心鄰近國家的迫害人權情況，珍惜並守護台灣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楊黃美幸生於日本東京，成長於台南。1984年成為紐約台灣同鄉會首位女性會長，1987年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首位女性會長，並曾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副會長及創立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她曾兩度受邀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就台灣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等議題作證。 1991年返台後，擔任民主進步黨國際事務部主任，並曾任民進黨財務執行長。2000年政黨輪替後，出任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並協助成立台灣民主基金會，擔任副執行長15年。2017年獲聘為無任所大使，代表台灣推動民主與人權外交。2020年創立亞太自由婦女協會，現任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董事長及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黃美幸女士長年跟隨彭明敏教授共同關注台灣的國際處境與未來，並持續為台灣的主權與民主發聲。她說今天的台灣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縱使台灣相對下沒有很多天然資源，但台灣人擁有以國家前途為重、犧牲奉獻的精神，一步一藍縷地邁向今日世界首屈一指的自由民主社會。而台灣人講求誠信合作、幫助他國、努力不懈而才有今天經濟上的成就，廣受國際注目。唯有持續堅持核心信念：自由、民主、人權，以及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民決定，彭明敏文教基金會亦將持續走入校園，與大專院校合作推動「彭明敏講座」，與年輕世代展開對話，讓更多年輕世代認識台灣走過的民主道路，讓民主的價值在不同世代之間延續，並持續向前。

台灣的地方政治構造已形成六直轄市加上十三個縣、三個一般市的格局，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六個直轄市的自治層級高，形同強勢諸侯。但是，行政格局似乎常因政黨因素形成重權力、輕責任的現象，看出有功自攬、有責中央扛的情形，若地方執政黨不同於中央執政黨，情形更嚴重。 每個國家的自治體本來都應該要把握：政治自治化、經濟活性化、文化特色化三原則。在自治體的權力條件下，發展經濟，呈現文化特殊性。比起一般縣市，院轄市掌有較大的政治權力，自應在產業條件上創造更大經濟利多，而文化上應發展各自特色。 台灣從黨國中央集權走向民主化的地方分權，政黨競爭帶有政治權力鬥爭的色彩。當前六個院轄市，台南與高雄市長同屬執政的民進黨，中央地方順遂；新北與桃園市長為中國國民黨人，已無爭大位想法，與中央較少衝突；台北與台中，兩位中國國民黨人市長，志在大位，常與中央政府互別苗頭。 台北市受惠於首都條件，都市的基礎條件優。比起其他五個院轄市，更具地位，但並非盡是現任市長的成就。以捷運系統為例，國家優先投入預算興建，形成某種便捷的優越條件。戰後長期重北輕南，台北市被稱天龍國，恃重而驕，其來有自。 其實，除台北市原就是都市規模，台灣其他院轄市不盡是原來都具有都市條件。新北市是環繞台北市，甚至基隆的多城鄉區域，沒有核心都市。桃園市由縣改置，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都是市縣合一，城鄉兼具，但至少有原來的都市核心，卻又都不能說全境是都市，尤其新北。 六個院轄市相對其他一般縣市，是層級較高的地方自治體。台北市是城市治理：其他院轄市是城鄉治理，但新北市常以全台最大城市自誇，其實兼具城鄉，城市分散。 台北市之外，台灣的其他院轄市不能過度強調城市，尤其新北市。過度強調城市會成為治理的盲點，忽略了區域更多是鄉村的現實。台灣的地方自治體升格，捨縣取市帶有城市的虛榮，但也顯示政治的盲點，忽略了區域的現實。 最近，台北內湖的水患，時雨量其實無法與中南部相提並論，疑似排水溝清淤除泥瑕疵，但卻牽連中央治水問題，沒有自省，硬是扯東扯西。巴威颱風輕率新創颱風「整備假」，用來掩飾不當市政作為，討好市民，更被看破手腳。 六個院轄市常被稱為「都」，但權力意識大於責任意識。現在民進黨執中央之政，有大位企圖心的中國國民黨院轄市長，尤其台北市長、台中市長，更重權力輕責任。國家一體，地方與中央在政治構造有分工、合作的關係，破壞權力與責任的分際，暴露台灣的國家並未在民主化後真正走在正常化之路。更令人憂心的是，這也是黨國體制殘餘的陰影，隱含著杯葛新興國家台灣發展的權力意圖。 （作者是詩人）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說AIT駐台處長谷立言只比科長大一點點，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卻說谷立言是台灣太上皇。這兩者差異很大，是不是谷立言可以無所不包？ 美國國務院兩次的回答都很簡單，那就是谷立言代表美國。不論國共認為他是科長還是太上皇，他都代表美國，國共怎麼看是國共的事。 在我看來，谷立言是非常稱職的外交官，對台灣的熟悉，鉅細靡遺。說他比科長大一點點，當然是一種不自量力的歧視；而因為他代表美國，美國是民主國家的盟主，所以其他民主國家相當尊重美國的意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就近似太上皇；即使有不同意見，民主國家之間也可以協商解決，不用兵戎相見。這是中國最惱火的地方。例如與中國進行貿易戰，指明中國是民主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美國是帶頭的；歐盟原來不那樣相信，現在德國汽車幾乎被中國擠垮，也不得不相信了。中國現在要挑撥歐洲國家與美國的關係，不那麼容易了，儘管川普的口氣常使歐洲國家不滿。 台灣是民主陣營與共產黨爭鬥的前沿，因為中國不斷要吞併台灣再行擴張。所以美國派谷立言駐台，他的責任十分重大。民主國家中有親中政黨不奇怪，但是親中親到像國民黨某些人那樣的舔共，卻是非常難找，因為要面臨民意的強大壓力。因此其他民主國家很難理解為何國民黨會那樣做，赤裸裸充當共產黨的協力者而不以為恥。只有谷立言這樣常駐東亞的外交官，才會明白其中的脈絡。 目前台灣最重要是維護國家安全，就是加強軍備，為此谷立言與執政黨不但常有溝通，與在野黨的重要人物也有聯絡。雖然與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觀念差異很大，但是他也與韓國瑜、盧秀燕、侯友宜、朱立倫等人溝通，希望能夠透過他們影響鄭麗文。甚至民眾黨的黃國昌他也沒有放過。如果這些人對民進黨缺乏信任，國民黨與美國相交近一個世紀，接受過數不清的美援，總該信任美國吧？問題是有些人心裡有鬼，拒絕他的善意；有些人領情卻缺乏行動，才使台灣政局陷於困境，然而總算也擠出一些生路而讓北京驚慌。 谷立言最近多次指出，「AI是產業革命，無人機是軍事革命」。他強調，台灣有傲人的先進晶片與製造技術，美國可以配合在國際推廣，打造台灣新的產業有利經濟發展，並建立有效嚇阻衝突的蜂巢防禦系統，使台灣有機會以小博大面對中國的威脅。 無人機的軍事革命在烏克蘭取得重大成就而正在扭轉戰局，台灣的AI科技比烏克蘭進步，為何不能比烏克蘭取得更重大的成就？有些台灣人怕打仗會死人，使用無人機，打死的是機而減少死人。國民黨阻擋無人機產業，不就是要台灣多死些人？可見他們的「和平」不是要台灣少犧牲些人，而是別有用心配合習近平的吞併政策。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當中國在指控日本軍國主義時，其實正複製軍國主義的夢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口號赤裸裸地揭示中國的野心。標榜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卻高喊民族主義的口號，向左走的國家路線形同走向極右路線。馬克思、恩格斯昔日對資本主義自由化形成階級壓迫的反制思想，正因為一黨專制而走向相對危險之境。 權力，畢竟是危險的東西。真正進步的政治不是左右極權，而是左右路線可供自由選擇的普遍民主制。蘇聯瓦解，二戰後東歐全面共產體制在進入廿一世紀時全面脫共、自由化了，仍有中國、北朝鮮、古巴固守意識型態牢結，不能自拔。當一種政治制度必須以極權專制鞏固時，不能說是好的制度。 中國藉走資化，藉歐美日韓，包括台灣，對中國勞動力和市場的誘引，創造了某種程度的經濟繁榮。其實國民福祉並未真正形成，改革開放也未完成。六四事件的黑暗印記血跡斑斑，中國威脅論因而形成。中國因習近平體制已形成高政治風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習近平鞏固專制權力的口號。 習慣批評日本軍國主義，中國其實只是為了掩飾自己走上軍國主義，只是為了中國習慣呼喊的口號「解放台灣」？其實不然，是為了在世界進行強權擴張。反映的是中國只要強盛就向外征服，被侵略是當它積弱不振的時候，但侵入者反而被其黑洞內化，元帝國和清帝國就是例子。 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現代的世界，移民已取代殖民。較好的國家就會吸引移民者，已不時興殖民掠奪。中國有許多人民移民到它批評的強權國家，而不思考自己的國民為何會有移民他國的選擇。我曾以〈中國夠大，何須強要台灣？〉勸告中國。這也是中國脫離中國國民黨心態，正確面對台灣的態度。 日本曾經侵略中國，但日本也面對戰敗處分，更於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並在逐漸代表中國之後，以日中或中日，各自立場的合約對中國有許多賠償或援助，也有配合需索的貸款。中國動輒批評軍國主義，彷彿日本世世代代都背負罪責。二戰後的德國、義大利，世世代代有這樣的際遇嗎？時代有時代的課題，世代有世代的責任，不是嗎？ 中國在批評日本軍國主義時，要注意自己避免走上覆轍。面對曾代清帝國敗戰受罪割讓給日本的台灣，要有寬宥憐惜之心；面對曾被流亡殖民的中國國民黨脅迫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匪偽政權的台灣人，要有自我警惕之意。不要連結中國國民黨背反、出賣台灣的卑劣企圖。 自由化、民主化的台灣才是中國的鏡與窗。不要脅迫台灣，不要天天恐嚇武力犯台，台灣才能成為與中國友好的國家，中國才能走向發展之路。世界給中國發展的機會，不要辜負了時代的際遇！中國不要忘了：日本人能自由地親近左派的社會主義思想，曾對中國有所期待，他（她）們對自己的國家也有反思，但中國的人民民主有向左向右的自由嗎？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