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本人在立法院總質詢詢問華航正名進度，讓外界再度注意到了華航正名問題。華航與交通部不出所料，再度回答了許多我們早已知道的答案，包含中國打壓，飛機營運調度等答覆。更令人難過的是，明知華航機隊的問題，是出在中國打壓，不少藍營人士還配合中國起鬨訕笑，令人難解。 這也讓我想起，近日剛過世的政壇前輩彭明敏先生，在最壞的年代，能夠堅持良知說出台灣人民的內心話，追求民主自由，堅持台灣應以正確的方式參加聯合國。在其最後的著作《絕筆集》一書中，仍惦記台灣的主權困境，實在令人動容。 若台灣人在華航問題上不能自救，還會遭人吃豆腐，甚至損害台灣地位。（資料照，華航提供） 在談華航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回顧《自由的滋味》這本書。此書為彭明敏先生生前的回憶錄，更可說是其個人學思歷程的早期回顧，對台灣早年面對內外交迫，尤其彭明敏在當年，作為國民黨力圖重點栽培的本土菁英，許多內心的焦慮與矛盾，在該書中都有詳細記載。而民進黨執政至今，也有許多矛盾與困惑，難以解開，非常適合在該書中找到答案。 彭明敏提到，自己在台大任教時，多次獲得兩蔣父子接見，甚至許多國民黨高官爭相拉攏，還派其出任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尤其負責捍衛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國際法地位。但越是集榮寵一身，越是讓彭明敏感到不安，他深知國民黨的政策是錯的，也能理解許多台獨運動者在海外抗爭的苦衷，在兩種矛盾的情緒下，他選擇外人、甚至親人都難解的道路，寫下台灣應走的出路宣言。 而華航的問題就跟聯合國問題一樣，都是早解決比晚解決好，有解決比沒解決好。聯合國問題可能影響的不單是台灣，連美日等盟國都會涉入，台灣在這的強硬立場，必須兼顧盱衡國際情勢，尚且可以讓人理解。但華航問題，就完全是國內自己的問題，除了更名增加台灣意象，可能遭到中國抵制，影響我國航權的問題之外。先前也曾有過立委建議，如「中華郵政」的英文名字，是採拼音的：Chunghwa Post。而中華航空公司，若真有心要將China的混淆問題去除，是否也可考慮和郵局一樣，改以「Chunghwa」的方式稱之。雖然可能對外人而言，會搞不清楚這到底是來自何方，但至少確定，不會再有人以為這是來自於北京的中國航空。 大家可別忘了，「China」航空這名字，台灣若沒拿出決心修改，是會在國際社會上帶給台灣辨識上的巨大損害。《英國廣播公司》（BBC）就曾在2020年報導中國新聞時，誤植華航的照片作為背景。2018年時，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反駁《金融時報》挺台文章時，竟引用華航叫做「China Airlines」為例，說明台灣還有不少人不認同「台灣與中國屬於不同的司法管轄實體」。種種案例都顯示，若台灣人在華航問題上不能自救，還會遭人吃豆腐，甚至損害台灣地位。 本人之所以提起彭明敏早年的一段自述，主要原因在於本人也深知，民進黨在台灣認同的不少議題上，與長年由中國國民黨執政所生的國營事業、憲政體制，是有諸多扞格。但不能因為有困難，自我退縮，甚至讓國民黨與中國一起訕笑民進黨政府的政策，甚至有損政府在國人心目中的威信。當然最不該的就是國民黨，不協助解決問題就罷了，還要和中國沆瀣一氣幫倒忙，真是如曹興誠董事長所說的，「這種政黨沒救了」！ 望行政院、交通部及華航公司能再多做努力，路是人走出來的，方法是人找出來的，彭明敏在最險惡的環境下能寫出《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現在國際挺台力道強盛，台灣更該無所畏懼，替台灣找回該有的尊嚴！ （立法委員）

「想來就來」正是重點，台灣已是世界的台灣！ 雖然上次裴洛西議長訪台因確診而遺憾未能成行，不過短短一週後，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就馬上率團即將來台，距離上次議員訪台不過一個多月。此舉除了再次重申對台支持外，其實還有一個意義，就是讓雙方交流頻繁成為慣例，只要台灣同意「想來就來」，中國沒有任何置喙餘地。 如果加上去年，這已經是美國議員第五度訪台，其他友好國家的代表團更是不計其數。但我們也可觀察出一個局勢，那就是決定到公布再到抵台，中間所需的時間越來越短，甚至這次的訪團幾乎已經要出發了才出現消息，而時間正是一切的重點。 其實這正是用行動在告訴中國，台灣的對外交流沒有他們插嘴的餘地，要如何交流、多頻繁交流，都是台美雙方自己的事。從過去可以干涉台灣的對外關係，到現在只能事後氣急敗壞咒罵而無濟於事，這樣的漸進式改變雖隱晦而影響巨大。 現在瑞典議員正在台灣訪問，馬上美國議員又要來，這幾年台灣確實熱鬧不少，都快記不得到底總共有多少人來台了。證明台灣是世界的台灣，歡迎任何理念相近的朋友來訪，我們也會以最熱情的接待來回應！  

  上海強硬封城，卻因防疫手段及物資匱乏導致民怨四起，連日本產經新聞的記者失板明夫都報導，這一次真的被老共嚇到了，很多在上海的日商已經想盡辦法脫困回到日本。圖為上海因封城街道只剩清毒人員的景象。/取自Shutterstock   有一位在疫情期間，堅持回到上海的台商朋友，最近很後悔，他來電問，「能不能想辦法弄點吃的過去。」我打電話給一位浦西的朋友幫忙，他說，「我們小區說是解封了，但是，住戶禁止外出，老共對解封的文字意思，有新的定義。」這句話就像，「你可以上廁所，但是不准大小便。」朋友說，「我可以買到東西，但是，進不去那個小區。」 嘗試了幾通電話，我只好嘆口氣對台商朋友說，「寄錢容易，寄菜難。」問題是，他不缺錢，只是受困高樓豪宅，有銀聯卡，刷不動，更無法奪門而出。 港星陳浩民也住在上海，他上網說，物價飆漲30倍，還秀出幾張蔬菜照片。台灣藝人李立群，黃國倫，這些半個上海人，這一次也遭到共產主義鐵拳突襲，黃國倫一天一餐，終於減肥成功；李立群在網路上抱怨了一天，立刻接到國台辦關切，國台辦說，「偉大祖國不可能讓台灣同胞挨餓的。」 此話一出，網路上一堆幹聲，有一位中國朋友告訴我，當年來台灣旅行，沒有跳機是錯了，有個台灣護照，至少還有一點關心。 日本產經新聞的記者矢板明夫前天報導，「上海的日本商社很多，這一次真的被老共嚇到了，很多日商已經想盡辦法脫困回到日本。」美國駐上海領事館，以外交方式全館撤退，老共不敢阻擋，只能發文痛罵美國故意藉著疫情醜化中國。 「清零政策」是習大大偉大的政策，不容老外質疑。 前幾天，中國旅美的民運分子看到上海人在高樓上隔空高喊「共產黨下台」，鬼哭狼嚎一整夜，武漢封城的夜哭秀，再度上演。 民運人士特別興奮說，「看來這一次上海封城，將會推倒中國牆。」但是，我不認為如此。 上海人鬧飢荒，但是，習近平第一時間不是提供糧食，而是派出解放軍，社會主義大鐵拳，重重給上海人一拳。如今，大家才知道，不只是上海封城，太倉、崑山，都封了，北京也進行部分封控，可是，習近平好整以暇，躲在海南島曬太陽，一邊拿著種子實驗室的樣本，一邊對老百姓說「端好飯碗」，這個畫面有夠諷刺，網民說「這是重返鐵幕時代的練習。」 中國流亡商人郭文貴說，習近平是在練習發動侵略台灣後，上海可能遭遇台灣導彈報復，到時候，上海也會進行戒嚴封城，眼下所看到的解放軍入城，人民大饑荒，恐怕也很難避免，請上海人先做預備，束緊腰帶，這是為了上海好。 郭文貴失去財富後，言論也越來越奇怪，聽聽就好。 我認為，習近平知道國產疫苗擋不住病毒，上海不封不行，而上海封控出了紕漏，完全是黨國高官無能所致，簡單說，事先的準備不足，協調不夠，當然會出現這種亂象。 上海戶口2,500萬，黑戶打工仔少說500萬，其中有500萬從事飲食服務業，單單送餐勞工就要20萬人，如今被禁足10分之9，剩下2萬人服務2,000萬人，上海面積那樣大，你看，外賣仔神力也無法辦到，所以，很多地方社區沒飯吃，是必然結果。 只要老共黨官用一點腦，就知道，搞封控，不能這樣搞，大上海沒飯吃，你還派了20萬解放軍進城分飯吃，這不是維穩，而是製造不穩，問題是，期待餓扁的韭菜們起來鬧革命，我認為更難。

俄羅斯黑海艦隊旗艦遭擊沉，這就是解放軍貿然渡海的下場！ 今天台灣時間清晨，傳出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旗艦「莫斯科號」遭到擊沉，烏克蘭方宣稱是由兩枚國產的天王星飛彈達成，俄羅斯也已承認莫斯科號嚴重毀損棄船，過去大家開玩笑的「打到莫斯科」以另一種方式成為現實。 這個事件恐怕會對烏克蘭戰局造成很大影響，因為烏克蘭證明有能力攻擊海上目標，而且第一擊就打沉整支艦隊最重要的旗艦。另外，黑海艦隊是克里米亞的重要安全保障，此地一直是俄軍南方戰線的運補基地，能夠攻擊黑海艦隊，也代表克里米亞不再安全，整個南方戰線都有風險。 對台灣來說這是重要的一課，因為這是二戰後飛彈技術迅速發展以來少數的實戰經驗，證明台灣著重發展不對稱戰力，以反艦飛彈對抗解放軍戰艦的建軍方向是正確的。而我們自主研發的雄風系列反艦飛彈，攻擊力、精準度也勝過烏克蘭這次使用的前蘇聯時代飛彈，既然烏克蘭能，台灣當然也能！  

  彭明敏教授過世了，享年幾乎百歲。 近一個世紀的人生，彭教授活得非常精彩。誠如他的回憶錄，書名「自由的滋味」，不僅是他追求一位知識份子之獨立人格的自由滋味，亦且是，台灣人追求自主意識的自由滋味。 我開始知道彭明敏的大名，來自兩條線索。 其一，當然是身為一個對政治感興趣的青年，透過一些在壓抑，保守，威權的氛圍下，透露出來的所謂「禁書」，黨外雜誌，以及，坊間傳聞等等，所知道的「彭明敏傳奇」。 其二，彭教授當年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是三人組合的成果，另外兩位謝聰敏、魏廷朝，彭曾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謝是台大政治系畢業，而魏也出身台大法學院，他的弟弟魏廷獻，是我小學高年級的數學老師，我最早所能體會的「白色恐怖」或「政治犯家族」，就是從我數學老師的家族開始的。 彭明敏是日治時期到國民黨來台灣，這個國家認同符號劇烈轉變階段，一個優秀台灣年輕人的代表。 他深受胡適的欣賞，薩孟武的讚嘆，也是當年台大校長錢思亮很照顧的年輕學者。 他學成歸國後，備受國民黨青睞，他若默默接受體制的安排，絕對是最早的一批「吹台青」。 然而，他終究是知識份子，對威權體制，對蔣介石的獨裁，有著先天的反抗性格。 尤其重要的，是他熟悉國際公法，代表政府出席聯合國會議，很清楚，當時蔣介石政府對內宣傳的「反共大陸」「代表中國」，在國際上完全行不通，因而，有了「台灣人自救運動」的念頭，希望很務實的推動「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現實，要把國家主力，不浪費於空洞的反攻大陸，維持龐大的軍費，而是致力建設台灣經濟，實踐民主政治。 現在回顧起來，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跟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推動的民主運動，基本上是合拍的，差別只在，雷震當時是在「自由中國的招牌下」，而彭明敏三人則根本標舉了「台灣人民」！ 可想而知，當雷震的動作，激怒了蔣介石，導致雜誌被禁，雷震入獄；彭明敏的揭露現實，標舉台灣，又怎可能不被關，不被撲滅呢？ 但誠如當年殷海光為《自由中國》撰寫的社論所說的，民主是一股趨勢，一股浪潮，「黃河九曲，終必東流」，強人能阻擋一時，豈能阻擋一世呢！ 又好比雷震下獄後，胡適提了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送他獄中做壽：「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待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誰能真正阻擋歷史的洪流，人性渴望自由解放的意志呢？ 提到胡適與彭明敏的關係，在《自由的滋味》裡，彭明敏說過，他在加拿大能完成碩士學位，靠的是「不具名的善心人士」對他的暗中資助，直到胡適過世，錢思亮才告訴他，「那人」是胡適！ 人性的善良，沒有族群之別的。 對人才的欣賞，提攜，是跨越族群界別的。 唯有政治的偏狹，意識形態的操弄，才會把族群搞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陰暗。 當年彭明敏等人在⟨自救宣言⟩裡的主張，很多都成為現在台灣民主化的常識了：然而，在1960年代，那卻是要用「生命的風險」去主張的，這就是彭明敏他們三位了不起的時代先驅者角色！ 而，一個國家，不是靠種族，語言，文化的單一性，而是靠「命運共同體的連結」，這豪語，尤其是現在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目標了！ 偉哉斯言，偉哉彭明敏，謝謝您，走完有意義的台灣人的一生！ PS.說起來，我跟彭教授也不能說沒有淵源，當年我大舅許信良要爭取96年民進黨總統提名時，黨內初選的對手就是彭明敏，我當時免不了要幫自己舅舅忙，所以讀了一堆彭教授的著作與資料，往事歷歷，並不如煙。  

「白狼」張安樂率領大批人馬，穿著統促黨制服，到彰化硬闖管制區，強接媽祖鑾轎。彰化警分局長王國峯指出，張安樂等人沒有大甲鎮瀾宮的「疫苗3 OK」卡，不准進入管制區接轎。張安樂高喊「為何不能進入？」接著暴力衝撞，彰化縣警局副分局長鐘振邦在內的四名員警掛彩。警方逮捕六名現行犯，都屬竹聯幫地虎堂成員，檢方開出傳票，要求李家葳、吳金虎到案說明。 大甲媽祖鑾轎今晚遶境彰化市行經三民路、永安街口時，統促黨「白狼」張安樂接轎時與警方爆發嚴重衝突。（記者湯世名翻攝、資料照；合成）     李家葳是「白狼」乾女兒，統促黨嬴政黨部主委，其夫婿吳金虎是嬴政黨部榮譽主委；「白狼」領軍、坐鎮，李家葳、吳金虎在場指揮、喊衝，媒體錄影全紀錄。鐵證如山，無可辯駁。李家葳、吳金虎經拘提、偵訊後，承辦檢察官認為涉刑法妨害公務罪嫌重大，分別處以二十、十五萬元交保。那麼張安樂該當何罪？ 先簡略分疏事件重點：「白狼」是不是「搶轎」？「白狼」說，在管制區內吳金虎已與顏清標董事長完成接轎儀式，然後準備再交接給他。彰化警方表示張安樂與李家葳等一群人在警方管制區前方「等候接轎」，但他們沒在接轎名冊內，也未完成造冊，所以不給接轎。換句話說，吳金虎「接轎」沒有合法性。分局長王國峯指出，吳金虎不是三民路接轎負責人，顏清標受訪也斷然表示沒有同意過，可見「管制區內與顏清標董事長完成接轎儀式」不成立。 其次，如果確實廟方授權，白狼們何以不知彰化分局早在四月一日的公告必須申請鎮瀾宮所發放的「疫苗3 OK」卡？ 第三，警方表示「政黨活動不能介入廟會活動，早在遶境之前就已經跟沿線宮廟團體溝通過。」張安樂則說，不能穿政黨背心接轎絕對不能接受。然而彰化縣有「使用道路舉辦大型活動管理辦法」」可循 ，誰是誰非，一目了然。何況施暴的是統促黨，員警多人被打傷，暴徒沒有一個受傷。 要問的是，「白狼」為什麼把手伸入到宮廟？有媒體調查，統促黨已滲透高達三十多個宮廟，遍佈全國；據說是為了「洗錢」，或許。更可能的原因是，「統促黨」組織發展遇到困境。去年二月張安樂到中國接受訪問說：「現在兩岸最大的危機是台灣已經沒有中國人了！」並表示他問過「統促黨」黨工子女，結果兩位大學生都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在權力中空下，統促黨非另謀辦法不可，鑽進宮廟是過去中國幫會的慣技；青幫就是靠羅教與漕運工人起家，「白狼」活學活用黑幫養成術，從而也解釋了他為何非要親自扛轎不可，因為掌握神轎才代表取得承認，才具有權威性，「由綠轉紅」的使命方有落實的可能。 警政署長陳家欽表示，將會追查是否有紅色勢力介入宗教遶境活動，並撂下重話，不會放過首謀及在場滋事成員，強調不容紅色勢力藉機製造紛亂。製造紛亂？小看「白狼」了。張安樂志在藉宮廟勢力建構紅色組織，「我們目的是成立、發展一個紅色隊伍」，武統時「陣前起義」；統促黨直接在背心標示叛亂企圖，無法無天。檢調警不要搞錯，不可只用妨害公務便宜了事，問題很大條，已牴觸內亂、外患層次，應科以嚴刑峻法。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人工智慧用在幫忙寫程式上面已經非常普遍，本來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慧的關係密切，寫程式的人熟悉人工智慧，也比較不害怕。 但寫文章？尤其是文學的領域對人工智慧一直相當排斥。 小工具Copilot最近被包含在程式軟體Visual Studio Code中，由 Github 平台開發的Copilot 發展了許多副程式，利用人工智慧在幾百萬不那麼完美的副程式裡面學習，最後發展出來可以使用的副程式。在這樣助手的支持下，只要根據想法，程式設計師可以節省時間和精力，並且可以完全專注於整個計劃中的大局。 念資訊科技的人不會害怕這樣讓自己失去工作，整個程式的主體還是由自己來決定。它只是一個輔助工具，必須有一個自然人不斷檢查副程式是否真的生產有用的東西。 但把人工智慧用在文學上面恐怕是另外一件事情，機器人很容易比自然人念更多的書，比自然人懂更多種的語言，而且由人工智慧寫出來的文章不必經由電腦編譯產生執行碼，也沒有是否有錯誤、能夠正常執行的問題。寫文章本來就會有錯字，邏輯不清楚或不連慣，這是連自然人都逃避不了，當人工智慧產生這些問題的時候，跟幫忙寫程式不一樣，完全是可以忽略。 寫文章機器人的想法讓許多人感到不安，因為文學不是程式，當然不是。但文學一直都有幫手，字典、筆記本、或寫作的程序及架構等等。然而，自主的創造力在文學中比在其他領域更加重要。 創造力主要來源是焦慮，文學家或哲學家在思考的過程常常要受這種痛苦，沒有焦慮就沒有創造力。 Anxiety is the hand maiden of creativity. –T. S. Eliot 這是大文豪TS 艾略特的名言。焦慮不是一件好事，但創造力難免會跟焦慮有關，不依照常軌或常人的思考模式，開發一條全新的路徑，經常從事這樣腦部的活動很容易焦慮。因此具備創造力的藝術家或研究的天才，常常因為焦慮，會有瘋狂的傾向。 英文 Anxiety 常見德文可能的翻譯有兩個，一是 Angst ，另一是 Sorgen ，兩者的程度不同，一個是害怕，另外一個則是擔憂。 創造力與學習及模仿有關，但卻又不是那麼自然而然，我在美國當教授的同學曾經跟我講過，他收過來自中國省狀元的研究生，非常會唸書，但完全不會做研究。 創造力很難衡量，學習與模仿的能力經常可以由學業成績來加以展現，但創造力在令人驚艷的成果出來之前，往往隱藏的無影無縱。 要得到好的成績，基本上要遵循一定常態的模式，小朋友要有定性能夠坐下來，不斷記憶、反覆練習、模仿這些方法才可以得到好的成績，基本上這是一種填鴨的過程。 但創造力是一種挑戰既有的知識和體系的能力，對於創造知識或藝術的人，我們常常說這些人有不安的靈魂，驚世駭俗、超乎常人想像的大膽舉措，焦慮甚至瘋狂是高度創造力展現出來的模樣。 遵循社會的價值、既有的體系，可以得到平均值不錯標準差小的工作，但想要有極大的成功，恐怕非得有強大的創造力不可。脫離常軌的第一步是勇敢，但勇敢不保證有創造力，丟棄安穩的生活，也不一定可以得到學術、藝術或其他的桂冠，這是人生價值的選擇：安穩的常軌或雲霄飛車一般的人生。 記得以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人工智慧，奉勸現在的父母不必太過在意小孩子成績，將來的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可以跟人工智慧抗衡，另外一種是沒有辦法跟人工智慧抗衡，藝術和創造力才是未來最重要的能力。  

圖為上海封城。（路透檔案照） 上海是中國的首善之區，在該國的近代史上，自五口通商開埠以來，由於即早與國際連結、開放發展，一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例如早在一百多年前，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這個有十里洋場之譽的特殊地區，一向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中國歷代統治者在內部治理上的真相，二○二二年的今天同樣如此。 所謂上海像鏡子的功能，過去在租界時代，多半是「對照組」，可以對比清國、中華民國兩個時代政府在其他城市治理績效的落差；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直接治市，不再對照，成為自我映照，上海的榮枯消長，一拉長時間軸來看，是不是真金可以通過火煉？馬上可以見真章。 今天的上海，從人均收入等諸多數據而言，毫無疑問，依舊是中國的頂尖城市，這是「硬實力」，但是面對疫情爆發，從三月二十八日開始，首以黃浦江為界實施分區封城，至今仍有高達一千五百萬市民的行動遭到嚴格限制，期間所展示的各種控管手段及防疫成效，則扎扎實實地說明：中國基本上談不上「軟實力」，其距離開發國家的文明標準，恐怕還看不到盡頭。 上海這面鏡子照出中國共產黨外強中乾的破綻，至少包括：首先，今年是二十大召開的敏感年，習近平一切「平」字當頭，穩定壓倒一切，親自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中下令「動態清零」，雖然他嘴巴以「尊重科學」掛帥，但誰都知道這是一個權力至上的政治決定。尤其，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提出修正決策的異議，哪來的科學可言？ 最近習跑到海南去說：「黨沒有自己的利益」，「黨的領導幹部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讓老百姓過好日子上」，我們不好說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但是上海全市爆發停擺缺糧、居民呼天搶地的慘況，豈不諷刺至極。嚴格講，即使是毛澤東「大躍進」帶來大飢荒的年代，上海由於擁有糧食分配特權，可以自中央直接取得食物，都沒有目前這種驟然關機的嚴重，而習近平之於上海，實在史上罕見。 其次，中國副總理孫春蘭受命到上海強勢督導，但是各種過激的作為，包括動員解放軍、武警控制出入，未經核酸檢測不得就醫，市民稍有逾越，動輒拳腳相向，種種為服務當權者的「效率」，不惜殘民以逞，以人為芻狗的心態暴露無遺，等於向全世界證實中共的暴力本質，從來沒有改變過，未來亦無可幻想的空間。 其三，宣傳戰、輿論戰，一直是共產黨老祖宗的法寶，中共政權的大內宣、大外宣，也不是省油的燈，似乎總是能把「說好中國故事」的指令，貫徹到淋漓盡致，更不要說在認知作戰上總是惡名昭彰。不過透過這回在上海抗疫愈封愈飆的亂象，恐怕揭露了專制國家的傳播準則是：可能成功，假裝成功，而不必真正成功。最近在上海發生的事，才是中共最真實的治理能力。 當然，中國傳聲筒這次會在上海踢到了鐵板，可能與他們遇到的是上海人有關。早早與外面世界通聯的上海，顯然具有比中國其他城市更有突破訊息封鎖的知識、勇氣與管道，外界看到各種來自內部的文字、圖像、影音，不斷在自媒體出現，不僅打趴了北京，再搞下去，足以動搖國本，不是危言聳聽。

有個客戶在上海，沒辦法趕回來開庭，今天跟他說明開庭過程與結論，當然，要先關心一下他目前的狀況。 「很不好。」 「跟網路上描述的情況一樣嗎？」 「應該這麼說。我來上海出差的時候，根本沒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一開始，以為幾天就沒事了，沒想到就這麼關在家到現在。之前還有人可以買通行證，我真後悔當時沒買。」 「現在還能買嗎？多少錢都買！」 「買不到了。之前是上海市政府辦理，現在已經收回中央處理了。」 「那麼，吃飯沒問題吧？」 「漲了十倍。原本的價格十倍，還不一定有人賣。這裡的特權階級還好，但是老百姓就很辛苦了。現在的問題，不是中央不處理，而是處理不來。2300萬人的食物，中央進來多少都馬上被囤積，根本就像是無底洞。買不到還是買不到。我現在還好，就是節省點，一個人還過得去。」 「那麼，可以解禁嗎？乾脆就讓生活正常，跟病毒共存不行嗎？」 「當然不行。如果在現在就解禁，香港的狀況，上海市承擔不起，你算算，確診人數會有多少？死亡人數又會有多少？」 「那還要多久？你的官司都要辯論終結了。」 「我現在也不敢回去拖累台灣的醫療體系，就算解封，我也暫時不會回去了。畢竟在這裡工作，是我自己選擇的，沒什麼好怨的。當地的朋友評估，至少還要封到勞動節後吧！那時候應該可以解封了。」 沒多說什麼，我們掛斷電話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剩下沉默。 2300萬人，封鎖在家裡一個月，而且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就讓物價飆漲、隨便篩檢、任意封城，不知道還有多少悲劇在當中。 極權政府，就是只能以這麼粗暴的方式處理問題。如果還有人說，不要老是跟中國比較，台灣不跟好的比，要跟爛的嗎？那我就問，都知道對方爛，為什麼還要跟爛的統一，不要走自己的道路呢？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都是應該哀矜勿喜的。

俄烏戰爭期間，中共以「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為主軸進行機械類比，根據「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整理，其手法至少有三大態樣： 一、合理化侵略行為：宣稱烏克蘭主權自古屬俄羅斯，如今烏國對俄國造成威脅，在烏國挑釁引戰下使普廷不得不發動攻擊。 二、混淆戰爭資訊：以「烏克蘭危機」取代「戰爭」一詞，配合俄國淡化侵略色彩而稱之為「特別軍事行動」，同時散佈大量戰事假訊息，並指控西方媒體不可信。 三、打擊烏克蘭軍民士氣：宣稱烏國總統、公務員和軍隊早已投降、潰逃或死亡，誇大烏軍損失和俄國戰績，也強調歐美為利益拋棄烏國，人民除了投降別無他法。 上述手法，若臺人不察而掉入論述陷阱，其影響至少可分為四大面向： 一、軍事：以「和平論」為主軸宣揚「小國不挑釁論」和「抵抗無用論」，嚴重影響我國國防政策推行和軍民動員意願，藉由塑造畏戰、拒戰的氛圍，混淆敵我意識。 二、外交：以「疑美論」和「棄台論」為基調，透過「邊陲利益」和「核心利益」的不當類比，分化我國與西方民主盟友之戰略夥伴關係。 三、政治：使用「融媒體」、「內容農場」和「大外宣」，在國際上打壓我國主權，削弱我國政府治理之正當性和合法性。如：「烏克蘭撤僑事件」中，中共利用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微信公眾號、央視新聞微博、台灣青年網紅抖音等管道，宣稱擁有台胞證者則有撤離資格，體現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主張，形成「關西機場事件」之翻版。 四、社會：透過「小粉紅模式」和「在地協力者」之運用，對我國宣傳和平中立、民族情感，同時分化社會、仇視歐美、威嚇臺人「打兩巴掌才知道厲害」，其目的在於以武逼統、以戰逼降。 綜上所述，中共認知作戰態樣已不再是過去心戰喊話時期的粗糙，而是隨著國際局勢變化，進行更細緻且隱晦的訊息操弄。倘如臺灣國民能從中共一波波的認知戰中汲取教訓、從手段中推論目的、從無序中看出有意，方為民主國家的應對之道。 （作者就讀中央警察大學，宜蘭縣民）

  彭明敏教授在1963年當選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以當時彭明敏的地位與身分﹐若願奉迎蔣政權﹐想必飛黃騰達﹐但他耿介的個性﹐寧願忠於知識份子的本分。他以一介國際法權威﹐有感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若不改弦更張，有朝一日將無法立足。就在彭明敏當選十大傑出青年的隔年（1964年），他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文長七千字（謝聰敏原本寫了三萬字），為了這七千字，他們師生三人卻必須坐牢受難！ 我為了方便大家快速了解宣言的內容，特將該文重點整理濃縮於此。 他們在宣言中指出蔣政權利用「反攻大陸」的神話蒙蔽人民﹑實施軍事戒嚴統治。他們呼籲台灣人民必須在「極右的國民黨」與「極左的共產黨」之間走出自己的道路。 宣言中 說: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團結一千二百萬人（按：當時人口）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主張，可以再簡單化約成以下15字： 制定新憲法， 建立新國家， 加入聯合國。 如果要再精簡，那就是6個字: 制憲 建國 入聯 這不就我們今天仍要努力的目標嗎？ 制憲是台灣民主化的工程。 建國是台灣在地化的工程。 入聯是台灣國際化的工程。 台灣人繼續團結努力！

  彭明敏1992年11月返台歷史現場，機場內外鄉親熱情相迎接與首場記者會。影片摘錄自2019年已故張醫師資料庫。北加州台灣會館。   「我對台灣前途、台灣民主的信心，充滿在我的心內。這是我第一步踏入台灣的最大、最大的快樂與安慰」！流亡海外被列頭號黑名單的彭明敏教授1992年11月返台首場記者會。他呼籲說，台灣2千萬人民必須要建立並且堅持咱的主體性、台灣是為了台灣住民與子子孫孫而存在。而非為了其它國家、其它政府而存在，這個原則必須要堅持。 彭明敏日前離世，生前最後的著作《絕筆集》，以《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開頭的首句：「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作為他絕筆的最後一句。回顧彭明敏一生為台灣國家主體性脫離中國霸權的努力與實踐，堪稱台灣知識份子楷模、最佳典範。   1992年11月結束海外流亡返台記者會。彭明敏有感地說：「台灣四百年悲哀的歷史。」何時有為台灣住民存在?從未！清朝時被視為最落伍、最野蠻、最危險的地方，清朝禁止中國人移民(台灣)所謂「鳥不語花不開」不入流所在。如同癌，所以歡喜割讓給日本。這是當時情形。 日本統治台灣50年，咱是殖民地、二等國民、受日本剝削而存在，而非為台灣存在而存在，這是日治台灣50年歷史。戰後台灣是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的基地。台灣淪為(反攻大陸)的手段與工具，從未考量台灣百年未來，所以所有措施都是暫時、過渡….. 回應媒體詢問，他說，離開台灣流亡海外22年10個月的生活，也有感到走頭無路。但對台灣人民的良知、對台灣人民的將來與信心，從未動搖。這也是讓他在精神上維持還能生存的原因所在；其次則是海內外關心民主的同鄉、同志與朋友對其有形無形的強力支持，與很多人過去幾十年共同做伙關心台灣的代誌與未來。他有感喟嘆地說：「人生不知有幾個30年，但我的經驗讓我感覺台灣還有希望、台灣還有前途與發展，這是我深感有信心的所在。」 「回台要超然，我完全同意」！彭明敏說：很多人指其回台後要超然，他完全同意，惟其說明解釋他的「超然」：是不搞山頭、不搞派系的意思。不是在是非中間中立、沒有立場。不是在貪汙和清廉中間沒立場。不是在攬(濫)特權，民主自由中間沒有立場要中立這個意思。他的「超然」強調台灣的主體性、自主性，不是在出賣台灣、併吞台灣的中間要採中立，不是這個意思。他並說：「很可悲的，很危險的，我們在海外觀察的時候，確時有可能有人出賣台灣的利益」…. 彭明敏1992年11月返台，張信行醫師等台僑社團領袖80人號召「壯行彭明敏返台」。歷史現場/彭明敏返鄉日，機場內外鄉親熱情相迎接，黃信介也入鏡。返台首場記者會前燦哥(陳英燦)領唱「黃昏的故鄉」、「勇敢的台灣人」帶動海內外與會人士與台灣民主開展的年代。 影片摘錄自2019年已故張醫師資料庫。北加州台灣會館文化組2019

陳信瑜公然違反刑法 132 條公務員洩密罪，竊取未公開之勞檢公文書資料給賴香伶選舉造勢，賴香伶過去擔任勞動局長，是否藉此拿到勞檢資料，戕害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勞動檢查制度，政黨違反濫用資料，造成民眾對勞檢的不信任。 難道賴香伶高喊勞權，實則破壞勞權，這種完全無法治觀念，濫用行政權力的人，可以擔任桃園市長嗎？ 最近，民眾黨為了選舉聲量猛打鏡電視勞檢相關問題，結果根本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經台北市議員梁文傑調查，今天北市政風處調查報告白紙黑字指出，「勞動局實施系爭勞動檢查資料，有高度外洩疑慮。」，狠狠打臉了民眾黨！   賴香伶標榜勞權立委，嚴重侵犯勞權，現在為了想參選桃園市長，又侵犯了人民個資隱私權，他先是請台北市勞動局去做鏡電視勞動檢查，爾後一個非公務員的賴香伶居然可以神通廣大的得到勞檢處內部資料，並且做成記者會發表。今天北市政風處調查報告白紙黑字指出，「應可堪認賴香伶委員所示之文件與唐 O 強於勞檢現場所拍攝者，有極高可能實屬一致。」指證歷歷勞檢處的資料與賴香伶記者會資料內容一致。 我以擔任過地檢署工作的書記官工作經驗強調，尚未對外發布的行政處分的公文書，就是政府內部機密資料，就是這份勞檢所資料，竟然可以洩漏給不相干的外人桃園市長參選人賴香伶，身為勞動局長陳信瑜竟可內神通外鬼，無視法律規範。 我在此強烈懷疑，台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違反刑法 132 條洩漏公文書，若與賴香伶之間有對價關係，更觸犯刑法 131 條第 1 項公務員圖利罪。 鏡電視勞資問題應該由地檢署偵辦調查，交由法院做出判決，而不是為了政治，為了選舉，竊取公文開記者會造勢，賴香伶身為前任勞動局長，卻無視法律偷政府內部資料公開帶頭違法。還自詡為勞權代表人，可恥。 更瞎的是，柯文哲對此完全悶不吭聲，當沒這回事，民眾黨上樑不正下樑歪，把台北市政府當作選舉機器，就算竊取政府機密利用也在所不惜，民眾黨不僅是一個沒有價值只有利益的政黨，如今連法律也不遵守。 我在這邊以曾經在地檢署工作過一個司法工作者的身分，籲請檢調即刻調查，否則以後每個公務員都偷資料讓人做政治利用，民眾的個資將岌岌可危。 第 131 條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32 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上海失敗的原因是「時空錯亂」，以為自己是2020年的武漢。 近來國內確診數字不斷增加，指揮中心也改採不同策略對抗疫情，不過每天看著動輒幾百例的數字不免讓人有些擔心。但就在台灣轉換策略的時機點，隔壁正好提供了一個對照組給我們參考，如果不轉變的後果是什麼？ 明明封城已經近兩週，上海在今天公布的確診數卻再創高峰來到2.6萬例，更別說有的區域已經封鎖了近1個月，原因恐怕就如我前幾天所說的，一是不可能停止城市基本運作所需人力，二是一天到晚抓人做檢測造成群聚，面對傳染力極高的Omicron，物理隔絕清零基本上已難以實現。 傳播力高則致死率低，反之亦然，因為需要宿主活動才能擴散。上海當前的防疫模式基本上與2年前的武漢無異，可是當年在武漢不時傳出火化爆滿的新聞，至今上海卻還沒傳出一個死亡案例，這中間的差異已經足以說明為何上海會失敗，因為他們還以為自己在對抗2020年高致死率、傳播力較低的武漢原始病毒。 現在台灣的防疫模式，不只是以當下疫情來設想，而是為1年甚至5年後的未來做規劃，隨著世界逐步走向共存，台灣不可能永遠封鎖下去，況且即使要走另外一條路清零，上海已經告訴我們不可能。至少在這點上，倒是該感謝中共讓我們得以少走彎路。 所以戴好口罩、勤消毒，繼續努力過日常的生活，對疫情不必恐慌。大家也要感謝自己過去2年對防疫的配合，讓台灣爭取到寶貴的時間過渡到新防疫模式，而不至於社會大亂，起跑點已經領先大部分國家，我們更要繼續保持領先下去。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想與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總統一起前往基輔。但是被烏克蘭拒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想在基輔接見德國總統，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德國總統和俄羅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一直認為俄羅斯是重要夥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這位先生警告北約不要軍事介入。現在他這樣的舉動好像有點認錯，被迫承認對俄羅斯和普丁有錯誤的看法。 施泰因邁爾其實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不是自己去，而是約波羅的海三國的總統一同前往，比較不會尷尬。這三個國家對德國的俄羅斯政策也相當不滿，這樣看起來比較和諧，但還是遭到拒絕。基輔方面目前非常歡迎德國總理蕭茲，對他的感覺可能比較好，也希望他能夠適時實際改變德國的政策，不是口頭講一講。 芬蘭的女總理對俄羅斯威脅不要加入北約，否則會有軍事行動。芬蘭總理直接回嗆：我們土地下還埋著你們二十萬俄羅斯的大軍，敢過來就讓你們和祖先一起團圓。 芬蘭總理馬林週三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表談話。（路透）   像國際上這些領袖的言行對台灣來講都是難以想像，台灣的許多媒體很弱智，竟然長期把心理醫生當作公共衛生專家，什麼事情都用誇張的標題來操弄，試聽大眾也一直受到這樣的凌虐和污染。 尤其針對「言論自由」的報導，許多都非常明顯地展現刊登新聞或評論的媒體本身對自己最重要的「言論自由」毫無概念，然後而也不會覺得羞恥，立場決定自己的專業，在這一行非常明顯。 對烏克蘭總統的不想和諧、假裝團結；還有芬蘭總理對侵略威脅的直接反擊，如果發生在台灣身上，想想我們的媒體會下什麼樣的標題？有多少會做出正常的評論？ PS  ·  有關芬蘭總理的言論，下午在英文和德文的媒體找了一下，沒有這樣激烈的用語，芬蘭總理只是表示會加強戰備和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但有關德國總統的部分是正確的！ 僅此向我的臉友表達歉意！

By Gerrit and Mei-chin van der Wees   The passing of professor Peng Ming-min (彭明敏) on Thursday brings back many memories. Peng was one of the early pioneers in Taiwan’s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movement, who inspired many people like myself and my wife to work for Taiwan’s future as a full and equa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ur own story as activists in support of Taiwan began in 1973, when I read Peng’s A Taste of Freedom, in which he recounted his life story, interwoven with Taiwan’s history. It was a gripping read that awoke my sense of anger at the injustice that Taiwanese were experiencing at the time. It started a lifetime of activism in support of Taiwan’s democracy and fight for human rights. A first opportunity came in December 1975, when we were able to organize a lecture for Peng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where we were doing our graduate studies at the time. We were able to involve a number of the university’s prominent professors in the event, so it was a success. Of course, agen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tried to disrupt the event and tore down posters advertising the lecture. We had many spare posters, so we put up new ones where the old ones had been torn down. The experience gave us a taste of the repressiveness of the KMT regime and the lack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aiwan at the time. A second opportunity came a few years later. In the summer of 1979,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held its annual conference in Seattle. The organization was quickly becoming a core for overseas activists in support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and Peng was one of the keynote speakers. In discussions with Peng, and with Japan-based Lynn Miles, we agreed it would be good to establish an English-language newsletter to focus attention on developments in Taiwan, and the lack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the nation. From the summer 1979 through December 1980, we published the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Taiwan, which presented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Kaohsiung Incident and its subsequent trials. This newsletter form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ubsequent Taiwan Communique, which we published from December 1980 through March 2016. It constitutes 35 years of chronicling developments in Taiwan and the country’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eng certainly stood at the foundation of our efforts in support of Taiwan. We kept in touch over the years. In the winter of 1982, he came to the Netherlands, after I had finished my studies in Seattle, to convince me to work for the newly established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in Washington. However, I had just returned to my home country after some 10 years abroad, and had accepted a job with the Dutch government. It was not until many years later, in 2005, that I would start working full-time for FAPA. Peng would continue his advocacy work, become FAPA president for several years, and after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1992, return to Taiwan. As is well known, he would becom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s (DPP) candidate in Taiwan’s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1996, running against his old friend Lee Teng-hui (李登輝). Peng came to visit us again in 2003, when I worked for the Dutch government and we lived close to a beautiful old windmill near The Hague. We met again in 2007, when I had return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for FAPA now. With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 organized an ev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228 Incident. Peng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Another momentous event happened in 2012: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in which the DPP’s Tsai Ing-wen (蔡英文) challenged then-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Together with others, Peng org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Fair Elections in Taiwan, and invited a group of foreign observers headed by former Alaskan senator and governor Frank Murkowski to observe the elections. I was part of the group. Our conclusions were that the elections were free, but only partly fair.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ich pitted Tsai Ing-wen against the KMT’s Eric Chu (朱立倫), we had a second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This time Tsai won, and we concluded that the elections had been free and fair. To us, a lifetime mission had been fulfilled, and we decided to retire from FAPA and stop publishing our Taiwan Communique. We met Peng for the last time in 2017, when we visited his home in Tamsui. He was indeed getting old and grumpy, but was still following the issues and — at the advanced age of 94 — had an opinion on most everything. Thank you, Professor Peng, for what you meant to us in our lives. May you rest in peace.   Gerrit van der Wees is a former Dutch diplomat. From 1980 through 2016 he served as chief editor of Taiwan Communique. He teaches history of Taiwan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and current issues in East Asia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白狼（張安樂）受訪時說，統促黨的力量已經在台灣宮廟系統扎根，將扮演中共侵台的在地協助力量。圖/取自民報資料庫   每個社會都有宗教，他代表慈悲，所以也是社會上最軟的一塊，因為太軟，所以就可以簡單遭到利用，利用宗教詐財有之；利用宗教廟宇做椿腳，選舉買票有之；利用宗教騙色有之；甚至廟堂成為黑幫角頭寄生，拉拔新人入幫的地方；至於販賣毒品，糾結群眾，更是層出不窮，可以說是行善和作惡共存一室。 中台開始開放來往，文化和宗教成為進入中國市場跳板，老共也看準這一點，開始大搞「祖庭統戰術」，本來，共產黨就是無神論，為了統戰目標，賣力翻修在文革時期遭到破壞的宮廟，拉攏台灣的香客奉獻修建，開始製造台灣的廟宇來自中國「分香」的神話，等同在政治上把台灣廟視為地方廟，中國廟才是中央正統廟，福建湄洲的媽祖廟，就是這種故事的結局，媽祖廟的祖庭在湄洲，久而久之，台灣的信眾也信以為真，每一年，很多媽祖信徒大搞到福建進香的旅行。 有媽祖廟為範例，關公、三太子、濟公、三山國王、王爺廟也來了，認祖歸宗變成統戰最佳通路，於是，本來就已經很黑的廟堂，慢慢加上紅色陰影。 民進黨上台後，企圖以宗教法立法，對宗教團體進行管理，卻被宗教團體以政府「滅香」為理由，大肆反抗，「宗教法」只能持續躺在立法院。 宗教法冰凍，拿到好處的就是宮廟的主事董事會，只要沒有法律監督，香火錢就永遠是黑箱，沒人知道媽祖到底拿到多少捐獻，前一陣子，為了台中立委補選，大甲鎮瀾宮的帳本飽受質疑，人民或媒體更進一步想知道，為何出現不改選的董事長，難道幹董事長不累嗎？ 4月9日，疫情下，三月瘋媽祖，在大甲起駕，神轎進入彰化，事前，鎮主辦單位三令五申，不可以搶轎、沒有施打三劑疫苗不要來現場。偏偏白狼來了，而且沒有事先申請，大喇喇穿上統促黨的制服，一副就是要表現統促黨在台灣宮廟世界，也有幾分實力的樣子。警方在場制止搶轎行為，統促黨黨徒根本不甩，於是警民衝突無法避免。 如同白狼受訪時親口所言，統促黨的力量已經在台灣宮廟系統扎根，將扮演中共侵台的在地協助力量，警方把這件事聯想起來，當然把偵辦重心放在紅色力量的滲透。 台灣的民間信仰分成兩大系統，媽祖崇拜和王爺崇拜，前者是渡海先民神話蛻變，真假還很難說；王爺信仰來自瘟疫恐懼，台灣數百年來一直是瘟疫之地，所以日本人稱為「鬼島」。 本來，台灣祖先平埔族只有祖靈信仰，並沒有王爺崇拜或媽祖崇拜，這些信仰都屬於清帝國統治下的產物，清政府對平埔族進行漢化同時，也植入漢人信仰，事實上，滿州政府高層屬於薩滿教信仰，與漢人的英雄崇拜無關。 民間學者認為，王爺可以和帝國封建爵位聯結，王爺地位僅次於皇帝，因為皇帝無法到台灣管理，所以委託王爺管理，台灣鄉鎮處處王爺廟，意思就是用廟宇來恐嚇人民，「舉頭三尺有王爺，不要鬧革命」，因為有王爺神眼隨時看管你，是否有效，看看清帝國治理的台灣，官員太不像樣，所以兩百多年來，大亂小亂頻繁，就知道了。 日治時代，台灣前輩醫師蔣渭水認為，台灣宗教信仰阻礙進步，一輩子努力要破除迷信，看起來並未成功，因為神棍借神通鬼故事，炒作廟宇話題，包裝著民俗習慣，讓信仰商業化，借以賺進大筆香油錢，在台灣迷信總是比正道信仰，更能吸引人。

有朋友說，怎麼最近都沒有看到我評論國民黨了？仔細回頭看看，上次寫到跟國民黨有關的評論還是4月1號，將近兩週前，而且主角是蔡正元，也不算國民黨當前的核心人物。 再回頭想想，這兩週國民黨有什麼值得注意的行為嗎？無論如何都想不出來，但看到這份民調以後終於知道解答了，不是不罵國民黨，而是存在感低到不知該對他們說什麼才好啊！ 不只是這份民調，近來的民調都顯示出同樣的結果，國民黨支持度節節降低，但也並非全然轉而支持民進黨。 過去二十年來，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競爭一直是政壇的主基調，甚至再往前推到過去幾十年，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台灣政治幾乎就等於國民黨，對照近來國民黨近乎「消聲」的狀況，這個泡沫化速度著實令人訝異。 雖然早有不少深具遠見的人預測國民黨崩解是必然，可是恐怕沒有人預期速度這麼快。台灣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民主化後的政黨政治不同其他國家的左右角力，而是台灣主體意識與大中國意識間攸關存亡的競爭，但這個局面正在改變，而且已近完成。 未來能獲得人民支持的政黨，強調以台灣為主體只是基本條件，再來才是政策的辯論，至於那些一開始就不認同台灣主體性的政黨，則連進入人民目光的資格也沒有了。 讓這一切過程加速的功臣，一是習近平，二是烏克蘭人，前者讓台灣人認清親近中國等於滅亡，後者讓台灣人明白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我們自己。兩者用不同方式加速了台灣人自我認同建構的進程，速度之快，讓國民黨不再有幾十年慢慢轉身的餘裕，而是在路線錯亂的過程中還沒找著方向就裂解了。 當然，國民黨的泡沫化不代表民進黨必然得利，取而代之的會是更多同樣堅守台灣主體性的勢力加入競爭，但這不正是台灣人長年期待的、一個正常國家的民主政治嗎？我樂觀其成，也期待這樣的未來早日到來。 看著昔日的老對手如今淪落至此，多少有些感慨，但這條路是國民黨自己選擇走上的，怪不得別人，早在2005年連戰訪問中國時就註定了結局，畢竟台灣的未來還有更多工作待完成，人們沒有餘力、也不會想管活在過去的政黨未來何去何從，往後提到國民黨的次數，恐怕也只會越來越少了吧！  

幾天前立委高金素梅才在立法院會質詢蘇院長，指出制裁俄羅斯恐怕未開始而會先傷害到台灣的企業，蘇院長義正詞嚴指出，反對武力侵略應該是世界的共識，台灣不能自絕於外。 言猶在爾，如今宏碁就提出基於考量國際情勢，宣布暫停俄羅斯業務。言下之意就是暫時不賺俄羅斯的錢了，跟上世界各國對俄羅斯制裁的腳步。 宏碁（8日）透過新聞稿表示，基於近期情勢發展，決定暫停俄羅斯業務。（路透社）   近日Line群組有人傳來俄羅斯士兵虐待烏克蘭女性的影片，更有媒體報導俄羅斯士兵性虐待烏克蘭的小嬰兒。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為何俄羅斯的士兵對烏克蘭的人民會殺紅了眼，應該是戰爭久戰不下，上面的長官又加壓力下任務給基層的軍人，長期處在危險恐怖與緊張的氣氛下，讓俄羅斯士兵失去了人性，表現出讓人難以置信的獸行。 戰爭讓兩國人民暴力相向，處於彼此傷害仇殺的慘境，這一切萬惡的淵藪都來自普廷的領導階層。然而世界各國投鼠忌器，不敢貿然以武力反制俄羅斯，擔心引發更大的戰火，甚至造成俄羅斯失去理性發動核武攻擊。 所以只能用經濟制裁，讓俄羅斯人民失去正常生活上的要求，可以對政府的決策產生壓力，逼迫普廷走向和平談判的路途，停止戰爭，讓烏克蘭人民不再傷亡連連，不再流離失所。也讓俄羅斯軍人得以返國，舉國人民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 所以制裁是不得已的手段，如果企業在面臨貿易國任意以武力侵略他國，還不願意跟上大家制裁的步調，只為了繼續賺這個窮兵黷武國家沾著人民鮮血的錢，不僅企業形象大損，未來將難以再繼續生存在國際社會。 所以制裁俄羅斯是政府做出的正確決定，卻不必要依靠政府強制推行，只要是重視人道精神的公司，希望企業永續的經營，必然都會配合全世界制裁的腳步。 （教育人員）

（王景弘提供） 蔣介石想拉他當傀儡，替他的「法統」與反攻大陸背書，但那不是他的國家定位，他選擇號召台灣人民自救，結果被蔣介石打入黑牢。 周恩來對他「台獨」主張的憂懼，遠甚於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與季辛吉破冰會談，不是嗆蔣介石，而是一再提及彭明敏，要求美國政府限制他的政治活動，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蔣介石、周恩來、尼克森壓不垮彭明敏。他揭穿外來虛構法統，明確台灣國家定位的遠見，如今已成台灣人民的最大共識。彭教授與前總統李登輝相隔不到兩年先後辭世，台灣痛失兩位令人崇敬的建國巨人。 彭教授受益於廣博的日制人文教育，喜好法文，留學法國，感染浪漫與急切開創的革命情懷；李前總統胸懷武士道精神，隱忍待時，蓄勢而發；對終結台灣戰後威權統治，民主建國，一個先知，一個實踐，兩人都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 彭教授不止一次拒當獨裁者傀儡。一九七一年國際情勢驟變，台灣獨立運動重心移向美國，翌年，彭教授不理美國限制，出任台獨聯盟總部主席，梁肅戎奉命到美國，要遊說他回台；周恩來也招手，歡迎他到中國「看看」。他都堅決回絕。 彭教授的「國際公法」，和劉慶瑞的美國憲法論，是我當年受益最多的兩本書，但直到一九八六年，在東京成田機場候機，才有機會單獨與他長談請益。他是大正的一代，是我的父執輩，我運用美國檔案寫戰後美台關係史，多承他鼓勵並撰序點評。 因為查閱解密文件，在國務院檔案驚喜發現彭教授專卷，珍存人民自救宣言案始末的密電往返，多達兩百餘件！美國國家檔案局保存的檔案，列專卷待遇的台灣人物，只有彭明敏教授一人！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