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執政後，內政外交一塌糊塗，中共在改革開放積累空前財富的基礎上，面臨斷崖式崩塌的前景，這一切除了中共的馬列毛基因作怪之外，還取決於習近平個人的思想素質。 老毛絕頂聰明之人行絕頂邪惡之事，是世上最危險的人物，如希特勒﹑斯大林，殺人如麻又大權在握，為害全人類，製造空前的人間悲劇，老毛屬同一等級。習近平思想平庸卻野心超常，這又是另一種典型，因為不聰明，永遠辦錯事，因為野心大，又永遠不放棄。此所以習近平學老毛，東施效顰，自暴其短。 老毛為文革大搞個人崇拜，習近平為歷史地位也大搞個人崇拜，但老毛打江山坐江山，地位是靠個人業績建立起來的，至少當年他的個人崇拜還「運動」億萬國人，搞得風生水起，影響波及全世界。習近平搞個人崇拜，只是自我陶醉，民間語多不屑，嘲為不穿衣的皇帝。 老毛以口號治國，喜歡玩弄新概念，文革初說紅衛兵是「革命先鋒」，文革後說紅衛兵是「受教育對象」，又以「造反有理」﹑「書讀得越多人越蠢」﹑「打倒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等等口號蠱惑人心，挑動群眾鬥群眾。 習近平繼承老毛衣砵，也喜歡以口號來帶動輿論，「擼起袖子幹」﹑「二百斤不換肩」﹑「東升西降」﹑「中國解決方案」等等。直至近期，「動態清零」﹑「社會面動態清零」﹑「硬隔離」「無害化處理」，諸如此類，日日新鮮。 老毛慫恿林彪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習近平慫恿下屬發明「無限忠誠領袖﹑無限擁戴領袖﹑無限捍衛領袖﹑無限追隨領袖」。正常人看不起這種廉價庸俗的吹捧，正常人明白浮名是鏡花水月，「偉大」一旦破產比尋常人更不堪。 一個人做到黨的領袖，地位已足夠崇高，一個領袖還不是黨的導師﹑統帥和舵手，那領袖就不是真領袖了。同理，如有人「無限忠誠領袖」，那你還需要「無限擁戴﹑無限捍衛﹑無限追隨」嗎？天下豈有「無限」的事物？一個無限已「無限」，還要「四個無限」，那只證明四個都不是無限，都是「有限」公司。 這種庸俗化﹑淺薄堆積的文字，根本就是文革死灰復燃。中共組織成份以工農為主體，工農兵知識層次不高，需要疊床架屋的宣染，需要強化煽動。世界踏入二十一世紀，除了朝鮮之外，就是中共國還停留在二十世紀中葉那種貧乏蒼白的精神文化，這便是中國永遠進兩步退三步的原因。 習近平出身文革，當年才中學一年級，基本上未接受文化啟蒙；文革後紅衛兵深刻反省，他又在農村胡鬧，沒有經過思想上的淬煉；改革開放初期，全中國大規模思想解放運動，引進世界先進文化，反省封建糟粕，習近平已開始在基層當官，他的思想也沒有因此而得到提高。因此習近平的知識結構，基本上還停留在紅衛兵的階段，就是口號治國﹑運動治國，將老毛的階級鬥爭，代以肅貪反腐而已。 老毛搞文革派工作組，習近平肅貪派巡視組，都是封建時代皇帝派欽差大臣的遺風，因為缺乏人民和社會輿論監督，中央反貪巡視組本身監守自盜，屢屢發生貪腐案件，巡視組高官連番落馬。所以習近平反貪反了十年，到今日上海封城，居委會還公然扣押外地捐贈物資變賣發國難財，反貪最終只是為自己貼金。 老毛絕頂聰明，他的聰明打江山很好用，到坐江山年代，他遍讀封建帝王術，樂衷於整治出生入死的戰友，把他們一一玩死，視國計民生如無物。習近平為鞏固自己的權力，也不惜糟塌四十年改革成果，他的權術或許有過人之處，否則爬不到那麼高，至於治國理政﹑民胞物與，基本上乏善可提。 老毛為打倒政敵，樹立個人歷史地位，不惜大動干戈，把中國掀翻重建；習近平為抓權，也準備「毛規習隨」，為文革翻案，把中共國改造成朝鮮式的封建王朝，與二十一世紀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時代瞬息萬變進步驚人，中共國卻在迅速倒退，這是二十一世紀一大奇觀。當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政治文化使中共免於覆滅命運，今日紅二代三代都崇尚西方文化，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習近平卻在做復辟文革之夢，如此失智與偏執，正是中國災難深重的根本原因。 文革葬送了老毛，時代大動亂為其陪葬，現在習近平又磨拳擦掌復辟文革，以億萬中國人的福祉為代價。自作孽不可活，中共的未來凍過水，這一次折騰，也必然是最後的折騰了。

閱讀貴報昨天刊登姜皇池教授投書「國際法下的《開羅宣言》與外交部態度」，筆者認為，外交部「用心」保留迎合中國領有台灣領土主權的法律說帖，反映出有些人想繼續中國版的台灣地位。 準確的說，國民黨與共產黨從未認同台灣有主權地位，兩黨所一致、一再重申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皆確認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差別僅在國民黨敗逃台灣，導致一九一二年創立的中華民國政府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成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亦是同一個原因，使蔣介石政權喪失了聯合國席位。 某種程度，中共的「一個中國」國際法說帖清楚有說服力，至少對大陸領土，其主權與領土重疊且有效管控。與國民黨版所謂「固有疆域」領土包含大陸、蒙古等根本自欺欺人的說法有別。 讓人想起二零一三年馬政府教育部曾下公文重申，「按照憲法，中華民國首都在南京，惟中央政府所在地為台北」，與二零一零年外交部說帖異曲同工。 直白的說：政府內部有人無法忘卻中國情懷，也導致其無法看見開羅宣言對台灣安全的威脅（將致國際難以干預「中國內戰」）。 「台灣地位未定論」有其韓戰反共的時空背景，國民黨質疑是否如今仍未定，前總統馬英九稱難道統治皆非法；推測其用心是想紮稻草人轉移注意力。台灣地位從未定到已定，當中經歷長期戒嚴、軍事統治當真都合法？ 國史館長陳儀深「並未說台灣的地位到現在還未定」，而是按學者陳隆志說法，透過民主化讓台灣國際法律地位變為已定。以選舉投票方式形成自決，有效表達與中國的不同。也正是強調與中國的不同，引起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反感。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表示，舊金山和約第二條提及日本放棄台澎主權，但並未指明台澎主權歸屬，「這是一個事實」。（資料照）     套句陳儀深的話「國民黨不要笨笨的…地位未定是專門打臉北京」，除非國民黨是壞，甘願一同唱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否則應當反對共產黨繼承國民黨論述，以開羅宣言稱台灣為其一部份。 國際法論述向來最不缺歷史證據，但經常被似是而非的歷史事實混淆，舉凡強調「自古以來、血統、民族論」無視嚴謹的歷史考證，其實形同政治宣傳。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新三戰（輿論、心理、法律）說帖在烏俄戰爭中被當成第一波發動的攻勢，其中為出兵形塑正當性的法律戰，自然是重中之重，這才是民眾擔心外交部「究竟是何用心」之處。 （作者為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我相信，某立委應該不是故意傳播錯誤或片面的訊息，而極可能是誤讀旅德台僑給她的訊息，或該訊息本身就過於片面。 所以我等了兩天，才於昨天將正確的狀況以比較簡單的方式說明，而未提太多的細節。本來想，旅德台僑加學生都快一萬人，大家的經驗不會差太多，寫這樣就夠了。 但是今天有位旅德的台僑在我的臉書寫道： 「不同的時間點, 德國有根據科學證據做滾動式調整。嚴格的時候, 沒有打兩劑真的必須要天天快篩才能搭公交才能進辦公室上班。現在全面解封了, 當然不用再天天快篩。講清楚說明白, 不是斷章取意, 而且也不是"- 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不曾有過的事。"」 他（她）指出的重點是對的：「嚴格的時候, 沒有打兩劑真的必須要天天快篩才能搭公交才能進辦公室上班。」 但他／她下的結論卻是錯的：「講清楚說明白, 不是斷章取意, 而且也不是 "- 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不曾有過的事。"」。 我昨天的要指出的是「從過去到現在，就是不曾有過『德國人出門天天篩檢』這件事」，只有譬如「有段時間，沒有打兩劑的德國人才需要天天篩檢才能搭公交，才能進辦公室」。 是「沒有打兩劑的德國人」，不是「德國人」。 既然講到這裡了，那麼德國人口已打疫苗的是多少？還沒打兩劑的大概是多少？官方如何應對這種情況？ 根據我們駐德代表處經濟組的同仁依德國聯邦衛生部及RKI（Robert Koch Institut）」數據所制的圖表（謝謝，辛苦了！），今天，2022年5月1日，德國已打第一劑的人口比例是77.6%，已打第二劑則為75.8%，第三劑為59.3%，已打第四劑的為4.8%。 沒打的則是22.4，加上已打第一劑的77.6%，整整100%。（楊前署長可以幫我算算有沒有加錯。我大學聯考的數學成績連二十分都不到，真的！- 現在好像是數學成績越差越神？）。 不過，沒有打的裡面包括了佔4.8%的幼童（0-4歲）。換句話說，德國疫苗開打已超過兩年了，到今天還是有五分之一多的人口連一劑都還不打或沒打（懷疑論者或有個別原因，這裏不討論）。 2021年8月中旬，德國打了疫苗第二劑的比例約在60％左右，不打的還是不打。這樣下去，若是讓已打兩劑的人陪著一劑也不打的人繼續關餐廳、關商店等，實在説不過去。 於是，為了解禁，政府決定自8月23日起，那天是個星期一，開始實施3G解禁制度。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3G就是「Geimpft, Genesen, Getestet = 已打疫苗」(兩劑)，已痊癒或已快篩採陰（二十小時之內）」。 換句話說，當時天天要作篩檢的德國人（其時應該說是住在德國的所有人）就是不篩檢就不能搭公車、地鐵、進辦公室、餐廳、商店等的人五分之一上下的人，而不是「德國人出門天天篩檢」！ 當然，你不出門，就什麼也不必篩，不必檢。 因為無法可強制每個人都必須施打疫苗，採用這種3G規定，一方面可刺激施打率，另一方面也能逐步開放，活絡經濟、文化、體育等活動，同時也等於是某種程度與病毒共存的心態和措施了。 後來，確診率攀升迅速，但施打率卻只是緩升，為了不走回頭路而繼續維持（部分）開放，3G還升級為3G-Plus。3G-Plus和3G的差別就在於「3G-Plus不接受快篩，而接受PCR」。再嚴格一點的是2G，也就是說，只要不是打兩劑或已痊癒者，根本不給進餐廳、商店等，No Chance! 我想特別要提醒的是，直到上週一開放前，口罩，而且是FFP2（M95）一直是必備的，─ 例如進餐廳要戴口罩，坐定位後，可取下口罩聊天、飲食，一站起來走動如上廁所或離開餐廳，都得「戴」著口罩，而不是「帶」著口罩就好。 結果，這幾天，我多次進出國會，突然，大家都不戴口罩了，我心裡還在想，會不會得要戴上口罩，他們才會認得出我來？ 最後，再確認一次，從疫情爆發以來，從來沒有出現「德國人出門天天快篩」這種事，過去沒有，現在更沒有。至於一歐元以下的唾液快篩，我的同仁昨天上街走訪藥局、藥妝（DM、Rossmann），我也自己去了，對不起，沒看到一歐元以下的通鼻篩劑或唾液快篩。 網路上有，但不是缺貨，就是得買一萬劑以上等。這些，當然都不能作準，也有討論空間。但楊前署長一番話就走精了： 「就不要再講口罩為什麼賣這麼貴，籌這些錢是不是要為了選舉買票、籌措競選資金，或是要買1450，再放一些在口袋？」 問為什麼這個價錢，是有正當性的。但沒憑沒據，講這些就失格了，把質疑的正當性完全給沾污了，愚蠢之餘，空惹人厭惡。 訊息正確，判斷才可能正確。 但是，徒志良，而居心不良， 那，就可惜了。 *** 還沒打第三劑的人趕快去打。這是一定要的。 *** 昨天在「DM」買的Sars-Covida-2 的鼻用快篩一只，1.95歐元。唾液篩劑沒貨。  

中國共產黨將於今年下半年舉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順利通過習近平續任總書記與軍委主席。（美聯社檔案照） 中國北京市昨天正式啟用小湯山方艙醫院，這個行動的背後說明，在中國共產黨將於今年下半年舉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順利通過習近平續任總書記與軍委主席之前，中國的決策目標將不做他想；因此包括政治局面、經營環境、防疫手段，必然是寧左勿右，寧緊勿鬆，出現彈性調整的機率恐怕不會高。 雖然二十大確切的日期尚未公布，不過按照中共前幾次召開大會的時間，估計大約不脫十、十一月左右。由於今年的任務清晰，是習近平一人顛覆慣例的「奪權」：奪同志的權，更奪人民的權；可以想見中國在可預期的未來，凡是服膺這個前提的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凡是背離這個前提的任何事，中共都將會壓制。 北京的方艙醫院被端上檯面，何以即可大膽斷言以上的徵兆與走向？主要在於，這是上海自三月二十八日啟動封城至今、長達五週之後的決定，顯示這段時間在上海業經實證的種種折騰，而且是「自己人折騰自己人」，北京不僅將之視為必要成本，毫不在意，而且在天子腳下，更要提前部署，加大力度，堅壁清野。 上海被「內地延長化」，甚至更早的香港先一步被內地延長化，一再顯露了習近平的決策脈絡其實相當一致，少有意外，那就是他推翻任期制、朝向終身制的權力工程的建造，才是其最真實、也最上位的重大使命。這種獨裁者必然步上的道途，歷史上屢見不鮮，而且幾乎是類同的模式；就如普廷執意入侵烏克蘭給全球帶來的巨變，習近平一心要超越二十大，故在中國所進行的「封控」、「清零」，都說明這些獨裁者之所以不願意下台，在於他們壞事做絕，一旦交班，失去權力保護傘，必然死無葬身之地。 同時，他們使用的手法也經常近似，不外是先控制少數菁英，再經由菁英全面控制人民，最後透過集體的程序完備正當性，二十大即是最終環節。在此邏輯下，中國人民的生活人權算什麼，權貴寡頭的利益消長算什麼，外商企業的經營變數算什麼，全是次要問題，即使發現錯誤，也要錯到底，不能認錯清算。想通了這點，要推測習近平的下一步，應該就八九不離十。既然中國的政經情勢可以預想，可能因此產生的總體影響，包括經濟、社會全要為政治服務，對台關係不會例外，台灣當然要提前因應綢繆，及時策略布局，以趨吉避凶，倘若心存僥倖，就是拿自己的利益開玩笑。 今年，剛好是台灣的選舉年，過去地方選舉與外部因素的關連不大，這回是否依舊如此？由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投票結果，預計會在習近平稱帝後才揭曉，在國際間仍會具有解讀的空間，台灣民眾屆時希望給世界釋出什麼訊號？或是不希望給外界造成什麼誤判？恐怕會是有別於以往九合一選舉，增生的新議題。別以為這是笑話，這個月下旬，澳洲即將舉行聯邦大選，過去澳洲選舉的成敗要素向來是內政問題的爭鋒，這次破天荒，選將都要對涉外事務表態，不論是烏俄戰爭，或是中國政策，可謂前所罕見。台灣做為國際島，能迴避嗎？

  許多人懷念 1922，有不少浪漫的說法，這輩子傳訊最多的對象；沉默永遠沒有回音；也有人開玩笑失去唯一一個可以傳訊的朋友，生活失去寄托，到便利商店進門竟然不用拜拜。 1922資料庫有全民的行動軌跡當然是一個資訊安全問題，有一個資訊安全界大佬曾經跟我講，他們自己寫一個程式，每次傳訊給1922，就備份自己的位置到個人的資料庫裡面，萬一到時候軌跡被變造，還有證據可以拿出來抗辯。一般人是不會想到這一點，也沒有能力做這樣的事情，但的確有這樣的可能。 1922 是防疫的措施，嚴重侵犯了全台灣人的隱私，當時也有個前輩問我：你為什麼沒有出來反對？不相信政府？難道電信公司就可以信任嗎？而且政府沒有辦法把手伸進這些電信公司裡面嗎？這不就是數位獨裁嗎？ 我認為這是數位獨裁的可能工具，但在防疫的情況之下，權衡這個措施侵犯隱私與防疫安全之間的尺度，再加上資訊安全滾動式的管理，以及我總不能什麼東西都出來反對，我只是密切觀察這個措施進行的狀況。 現在1922已經退場，希望行政院資安處、立法院、監察院能夠做好資訊安全最後一個資安步驟的稽核，資訊安全的生命週期：設計、生產製造、運送、使用維護、一直到銷毁，都可能會產生問題。 徹底銷毁1922產生的資料庫吧！  

  雖然台鐵工會宣稱他們並沒有反對台鐵公司化改革，但卻質疑交通部對台鐵進行公司化改革是為了台鐵土地資產，更有自稱台鐵員工的網友在Dcard發文指公司化就能將土地賣或租給財團、設19位董事是要酬庸肥貓、草案沒有針對安全做規範。 對此台灣鐵路局都一一回應予以駁斥稱：公司化條例草案，原本政院版董事會人數為11人至15人，後來經立法委員提案，將董事會人數增加為15人至19人，主要是為增加董事會決策過程中的專業能量，增加的席次人選應為鐵道、運輸、產業管理、法律或財經等專業之專家或學者，以利台鐵提升營運安全，絕非虛設董事酬庸肥貓。另外，根據草案，董事會專家學者須佔3分之1、工會代表佔5分之1，加起來人數已超過董事會人數一半。此外，條例草案第6條、第8條及第9條明定台鐵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土地及房屋處分須經董事會審議、並報請交通部核定，且未來遵循公司設置條例及鐵路法等相關規範，資產開發將同時考量其公益性。台鐵局表示，在相關法令規範下，台鐵公司不會將台鐵土地賣予財團；至於車站、軌道路線等資產可採租用或作價投資等方式取得，於條例草案第9條已賦予相當彈性，可依最有利於公司經營的模式辦理。 (註1)。 此外，交通部長王國材更親自出馬進行溝通，然而，台鐵工會還是不領情，台鐵工會理事長陳世杰於會後受訪表示，協商雖然破裂，不過是「和平破裂」，更再次強調：：工會與台鐵員工沒有抗拒改革，「但重點是人員對條例、程序認為沒受到尊重，才依照勞工權力，發起勞動節不加班行動」，呼籲外界不要把台鐵員工污名化(註2)。於是，就在台鐵工會的一意孤行下，台鐵工會就假借「不加班」之名行罷工之實，搞得全台只有十八班台鐵列車開出，即使交通部推出「類火車」協調公路客運業者協助疏運旅客，但仍嚴重影響旅客的權益，許多旅客痛批台鐵「這樣罷工，很無理啦！真的讓人很失望！」，可謂道盡了台灣社會大眾的心聲(註3)。 畢竟，雖然台鐵員工在法律上是所謂的「勞工」，但本質上仍是公務員，也就是所謂的「公僕」，本來就沒有罷工的權利，而公務員依照公務員服務法第七條至第十二條等規定本來就負不定量勤務之義務，未奉長官核准，不得擅離職守，像台鐵這種業務性質特殊的機關，也只能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註4)，如今台鐵工會卻煽動台鐵員工假借不加班的名義行罷工之實，即使說的再冠冕堂皇，也是「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至於管到台鐵公司化後董事會的組織與土地使用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因為那是屬於立法院的職責，干台鐵工會底事？ 而台鐵工會理事長陳世杰說「人員對條例、程序認為沒受到尊重」，才依照勞工權力，發起勞動節不加班行動，更是莫名其妙，試問：有哪一條法律規定，台鐵公司化改革特別條例在程序上必須經過台鐵工會同意才能夠送立法院審議？台鐵工會既不是投資台鐵的股東，也不是經過人民投票選出監督國政的立法委員，憑啥資格要求凌駕在主管機關之上如此頤指氣使、任性的為所欲為？ 台鐵工會必須要搞清楚一點：你們只不過是吃公家飯的「公僕」，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不是有國王王后當靠山可以無理取鬧的「公主」！明明沒有公主命卻要一身「懶嬌奢妄偽幻變我」的公主病(註5註5)，如果還要繼續再這樣繼續韌性恣意妄為，哪天惹怒了全體納稅人，要求交通部硬起來依法懲處相關人等，到時候就不要後悔莫及！ (註1)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4459 (註2)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2-04-26/745305 (註3)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501/2241596.htm (註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38 (註5)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30/post/202011180079/  

這位先生和某些特別帳號，好像老是劃錯重點，其實跟英文數學好壞無關，也跟讀書多棒棒無關，是「居心」的問題。 看來這位前署長可能無法理解或是沒看全文，那我們就來好好說一下吧！ 1. 楊志良數據錯誤、甚至毫無根據就恣意指控執政黨用快篩「募款」，卻經不起打臉？這跟你的數學、英文好壞無關，也跟執政在野無關，跟是非對錯有關！ 2. 要求台灣政府開放中國武肺疫苗，卻忘了自己當衛生署長時，法律就已經禁止中國疫苗進口；要求開放中國快篩試劑，忘了這類產品進口的審查程序，而這個程序是為了國人的健康和安全，這樣的前署長，跟英文數學好壞無關，跟執政在野無關，跟是否專業有關，跟為什麼老是無視法令而推銷中國製品有關，跟是否刻意扯後腿有關！ 3. 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訪台，楊志良寫英文投書媒體，重點不在文法有32處錯誤，重點在美國近年來，首次有現任衛生部長訪台，中共跳腳抗議，楊志良卻投書批評美國內政，指責美國防疫爛，竟然還要訪台的阿札爾辭職，對外交粗魯無知的，又迎合中共羞辱訪台特使，英文爛沒關係，居心可議才是讓人憤怒！ 4. 政黨政治，朝野本來就是競爭，動輒用質疑「監督在野」來掩飾胡扯，無證據就亂講還不准人點破，這才是「不入流」。 至於被戳破就「見笑轉生氣」，隨意扣人罵名，那個部份就法院處理囉！ 最後提醒這位前署長，你的成績單是媒體大量報導的，沒人有空去挖這種東西。 註1：其他像是把援助烏克蘭講成引進人口擴大基因庫；開除部桃基層染疫醫生，嗆部桃院內感染會讓台灣變東京；貶抑台灣防疫和國產疫苗，卻推銷中國製品，還接受某國產疫苗公司測試；動輒用絕子絕孫來討論科學問題…等，這些劣跡斑斑，跟英文數學好壞無關，跟人的好壞有關！ 註2. 相片是之前舊照。當時楊罵人家防疫不佳，自己卻在捷運脫口罩說電話，被看不下去的民眾爆料。

七日採檢陽性率，全國平均9.63% 台北14.78% 新北21.98% 解讀雙北採檢陽性率比全國高的原因： 1.疫情比較嚴重，盛行率比其他縣市高 2.採檢量能不足 3.民眾自行快篩陽性，再去採檢站的比例比較高 是哪一個呢？  

  1.這兩天實名制購買快篩劑正式啟動，很多人排隊卻買不到，媒體稱民怨四起，在野黨當然見獵心喜，抓住機會對陳時中狂轟濫炸。 2.其實疫情從兩年前爆發以來，台灣人搶口罩、搶酒精、搶疫苗，什麼沒搶過？沒口罩、酒精與疫苗容易讓人感染，甚至重症，這攸關每一個人的健康，所以很嚴重與有迫切性。 3.至於快篩，除了有人因為職場要求與可能有確診症狀外，沒有人那麼無聊去捅自己一下；何況如果真是陽性，必須居家隔離，工作沒了怎麼辦，所以也沒人那麼愛篩。 4.北部因為人口密集，各企業為求營運不中斷，特別是高科技產業，所以會要求員工快篩，篩劑的需求也比較大；但是中南部就沒有那麼迫切，特別是農業縣，所以缺乏篩劑不是全國問題。我的篩劑也是前天透過親友從中部購得，昨天快遞送達。 5.政府早就徵調大量篩劑，用於確診者使用，而且是免費，因為這些人有迫切需要性，能否解除隔離就靠快篩。其實與疫苗相比篩劑的科技門檻較低，台灣自己也有生產，加上政府大量進口，我認為搶購篩劑大約兩週就能解決。 6.一個月後篩劑就會像今天的口罩一樣，不必搶買。至於食藥署前天火速核准首款唾液快篩劑的專案輸入，由「福又達生技公司」拔得頭籌，該公司創辦人是陳燦堅，是高端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 7.於是又有人說高端是親民進黨的，疫苗已經賺很多了，現在連快篩也要賺，大發「國難財」。高端是國產疫苗，政府支持很正常，全世界都一樣，為何硬要扯上藍綠？何況在國民黨的惡意批評下，高端在台灣的市占率最低，賺了什麼大錢？ 8.至於「福又達」可否進口篩劑完全是科學與行政問題，只要產品符合標準與申請程序完備，任何企業都可以申請。如果蔡政府獨厚「福又達」而阻撓其他企業申請，再批評也不遲。至於楊志良說要捐贈1000萬劑中國製的快篩試劑，他當過衛生署長，知道中國製醫療產品進口的規定與程序，就不要再自曝其短了。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預定於5月22日聯合南加州台美社團先進舉辦彭明敏教授追思會及系列活動，並於世界日報和大紀元報紙刊登追思廣告，邀請個人、社團或公司機關列名參與。 時間：2022 年5月22日，星期天，下午一點到三點 地點：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大禮堂 說明：彭明敏教授是一位台灣先知先覺的人格者。他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加拿大McGill大學法學碩士，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34歲就當上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38歲當系主任，是國家器重的台籍精英，1961年擔任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然而，彭教授秉持著智識份子的良知，公然挑戰極權專制的國民黨政府，在1964年發表「台灣自救宣言」，主張「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的言論，結果被蔣家政權軟禁，後來逃出台灣流亡美國，直到1992年才回到台灣，並參與了1996年第一屆台灣總統民選。 彭明敏先生已於2022年4月8日以99歲的高齡離開我們，但他一生表現出來的風範及骨氣獲得很多人的景仰。大洛杉磯台灣會館邀請聖地牙哥台灣中心共同來舉辦「南加州各界追思彭明敏教授大會」這場有意義的追思會及系列活動。 邀請社團，公司行號，政黨及個人來共襄盛舉，建議每一個單位贊助美金一百元以上，除了大會的支出外，餘額將用於編輯一本專刊，收集海外人士的有關文章及相片，為歴史留下寶貴的記錄。還舉辦年輕族群的徵文比賽，讓彭教授的理念有機會在年輕人中流傳下去。如欲在報紙廣告上列名，請在5月15日前向會館完成報名。 相關事宜詢問，請與大會召集人林榮松連絡，電話626-215-6481 有意參與的單位請與會館辦公室聯絡，電話6263074881 贊助支票抬頭 Taiwan Center 請寄3001 Walnut Grove Ave, Rosemead, CA 91770

4/27我和林亮君議員質詢時，柯文哲拋出「快篩陽性就是確診」的說法，這到底對還是不對？ 先講3點結論： ️ 現在的規定不是這樣 ️ 未來很有可能改成這樣，我也支持這個改變方向 ️ 但需要配套措施，待疫情走到「確診不再強制隔離」的階段，一併採行 當天我問的問題是：依照現在的規定，民眾自行快篩陽性時，如何處理？ 現在的規定PCR才是確診標準。柯文哲回答「快篩陽性就是確診」是答非所問。 但，為減輕醫療體系負擔，未來很可能會走向「快篩陽性」也是確診標準。參考外國經驗，也是如此。 很多人說： 既然未來都要這樣做，為何不現在就做？現在就改「快篩陽=確診」問題不就馬上解決了？ 原因很簡單： 現在的「確診」和「強制隔離」是綁在一起的。 現在的強制隔離，是確診者10天、密切接觸者3天必須足不出戶，單獨隔離。必要時還會強制收容到指定處所。是強度非常高的人身自由限制。 如果以「快篩」作為依據，政府很容易被挑戰合憲性的問題。 白話講，政府會被質疑：憑什麼以準度只有85%～97%不等的快篩作為關10天的依據？ 而且這樣的質疑在法庭上是很有可能成立的。因為99%以上準確的PCR技術，更適合當成強制人民隔離10天的依據。 所以，若「確診者與接觸者要強制隔離3～10天」的政策沒有改變，只用快篩作為確診標準，會有憲法問題。 但隨著感染比例升高，未來很有可能朝向「縮短強制隔離天數」甚至「取消強制隔離」的方向走。 如果未來強制隔離政策取消，改為建議（就像流感建議多喝水多休息勤洗手戴口罩一樣，純建議，沒有罰則） 那確診標準就可以從PCR改成快篩。 道理就是這樣，並不複雜，很容易理解。未來的走向也不需政治人物天天搞「預言」。 臺灣人民需要的是做事的實業家，不需要預言家。 隨著疫情度過高峰，隔離管制逐漸解除，用快篩陽性作為輕症確診標準，把醫療院所量能保留給中重症和其他患者，都是可預期的走向。 地方政府只要按部就班把事情做好，放下身段把轄區內從教學醫院到基層診所的力量整合起來，廣設醫院之外的社區PCR採檢站，讓快篩陽性的患者不要外溢到醫院急診，就可望即時有效紓解聯醫、萬芳、關渡採檢站和各大醫院急診的壓力。這才是臺北市政府該辦的正事。  

北京已經有12個區進入封控，出入都要量測。圖/取自微博 漢字被稱為世界上最複雜的文字，之所以複雜，困難學習只是其一，其二，意思可以任意改變，例如說，「你很陰險。」這句話有敵意；如果我笑著說：「你很陰險。」這句話就變成善意，也因為如此，全世界的法律文件都不會用漢字，就算說中文的人口比法語，英語多出很多。 一手打造中共政權的毛澤東，就是善用漢字的宣傳家，這個紅色政權也是搞認知作戰的高手。 上海封城，人民喊餓，老共已經定調「這是受到外國勢力鼓動」，帽子一戴，意思就是要抓人了。 老共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還不夠，中共持續反著世界潮流幹，開始創造有中國特色的清零，並且創造出「動態清零」、「靜態清零」、「社會面清零」，一大堆名詞，讓你眼花撩亂。 這些文字其實都是障眼法，因為病毒攻擊下，確診的數字與死亡數字，在西方國家屬於科學，在中國屬於政治，就好像中國發布的經濟數字，永遠替政治服務，都由黨國說了算，習近平今天說中國已經清零，下面的人不敢說沒有清零，習近平說疫情很嚴重，沒有人敢說不嚴重。 上海封城還沒落幕，今天北京已經有12個區進入封控，廣州白雲機場也封了，1,000航班停飛，小商品市場「義烏」也封了，看來，北京全面封城，也是遲早的事。但是，黨國媒體稱「北京人已經習慣天子腳下過日子，不自由很自然，所以就算封城，不會像上海人那樣痛苦，畢竟上海人太習慣自由了。」 上海疫情嚴重，徵召退役護理人員重上戰場。圖/裁自微博 黨媒先打預防針，把奴隸生活，說得很輕鬆，這也是漢文字的妙用，黨媒說來很自在，但是想逃出北京的人，卻被關卡阻擋。 阿里巴巴的獨立董事單偉建，私下的內部會議說：「中國經濟已經被習近平搞到半癱瘓，現在還要GDP超過美國，真是癡人說夢。」單偉建說：「股票投資30年最低，人民怒火30年最高。」 這樣的明白人，在中國不能大聲講話，因為害怕坐牢，害怕一夕回到文革，畢竟中國人已經習慣當韮菜，罵兩句就失蹤的故事太多了，14億韮菜，沒有幾個可以稱為硬漢子。 北京地壇醫院的副院長蔣榮猛，算是武漢病毒專家了，他在內部的談話中說：「變種的病毒只造成輕症，這是醫院中實證的數字，所以，無須害怕，世界上最後也必須與病毒共存，因為不可能清零，除非中國打算關起門，不與世界來往。。 蔣榮猛與上海的張文宏，算是有良心醫師。張文宏擔心上海餓死人太多，就被封嘴，蔣榮猛也只敢對內部說實話，現在，真正的專家全部要聽習近平的話，典型的傻瓜領導菁英。 上海聽說5月要解封，但是，六四很敏感的日子眼看就到了，面對這個日子，老共最好的一招，就是持續封城，緊縮言論。 在網格下的管理，老共隨時可以清零，問題還是時間的選擇，習近平要確保中國可以在封控下，順利登基為王，這場封城實驗，已經驗證可以做到，小韮菜配合度很高，少數敲鍋喊餓，只是特殊小菜，習近平只要更狠一點，針對所有反黨言論清零，因為只要言論清零了，病毒也就清零了，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清零政策。

  疫情變得越來越嚴重，感染的人越來越多，戴上口罩、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是日常生活重要的行動綱領，我已經很久一段時間沒有在路上看到人們完整的笑容，孤獨是這個時代人們的宿命。 梭羅的湖濱散記提供孤獨的經驗，教會我們如何全心全意投入生活以及如何與自己獨處，擁抱孤獨而不感到寂寞，兩者大不相同。 基本上這是一場隔離的實驗，1845 年，梭羅開始了一種獨特的生活，獨自住在瓦爾登湖附近自己建造的小屋裡，梭羅主要目的是看自己能否僅依靠自己的勞動成果，過上深思熟慮和充實的生活，擺脫現代文明生活中不必要的任何物質和服務。梭羅在那裡一個人獨自生活超過兩年，在森林當中自力更生，維持簡單的生活，進行深度思考的繁忙腦力運動。 梭羅寫道：大多數人，即使在相對自由的國家，僅僅因為無知和錯誤，人們沉浸在虛構的憂慮和多餘的粗俗勞動中，以致無法採摘更美好的果實。 梭羅面對孤獨的策略就是在大自然中過內在的生活，外在世界迷惑著我們，孤獨是我們自己錯誤想法的產物。我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我們應該將消極重新構建為積極的思想，重新定義為自我實現的孤獨。 梭羅說：我喜歡獨處，我從來沒有找到像獨處這樣的伴侶。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在人群當中反而比一個人的時候，感到更加孤獨。 疫情的嚴峻、隔離的生活似乎是絕佳的機會來探索自己的內在，梭羅是個先行者，一個人跑到瓦爾登湖，做一場兩年的隔離實驗。維持社交距離、自主隔離的環境當中，或許應該準備一本湖濱散記，仔細思考梭羅領略的想法，了解孤獨和寂寞的不同。 一個人越能放下，他越是富有。 ～湖濱散記

  （原載2007.4.29.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 前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有一次在和二二八紀念館前館長葉博文的談話中，不慎講出「慶祝二二八」的話，葉回答她說：「對不起，我們從來不慶祝二二八，我們都紀念二二八。」龍局長立刻道歉更正。其實我想龍局長只是口誤，不是無知。本月廿四日晚間中天電視新聞，也出現「慶祝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的標題，就不知道是出於無知還是故意了？ 五一勞動節快到了，這幾天我看到許多有關勞動節活動的預告，都用「慶祝」勞動節的標題。勞動節和二二八一樣，都不該「慶祝」，而是紀念，因為犧牲許多生命的日子，豈可慶祝？ 勞動節的由來，源自美國的「芝加哥乾草市廣場慘案」：一八八六年全美勞工聯盟為了要求八小時工作制，於五月一日開始舉行全國性罷工。不料到了五月三日下午，罷工的勞工群眾與一些違紀上工的人發生衝突，警察趕來鎮壓時，開槍打死四人，受傷者無數。芝加哥城因之沸騰，各工會決議於五月四日在乾草市廣場舉行大會。原本約二千五百名勞工參加，但會中突逢大雨，群眾剩兩百多人不散，遭武裝警察包圍，就在雙方爭執之際，突然發生爆炸事件，場面大亂。警察向群眾開槍，十名勞工當被打死。事後警察與新聞界認定是無政府主義者丟的炸彈，警方遂大事逮捕勞工領袖，有八人以謀殺罪被起訴，審判結果，五人處死刑，二人處無期徒刑，一人被判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為了紀念這段壯烈的歷史，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決議，將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工節。 所以勞動節的由來，是犧牲許多生命的慘案，豈可慶祝？如果有人說「慶祝南京大屠殺」，這像話嗎？如果有人說「慶祝蔣公逝世」，蔣孝嚴不跳起來才怪！ 說到「慶祝」勞動節，我想起一張五十四年前(一九五三)勞動節的傳單(見圖)，標題就寫著「慶祝四十二年度五一勞動節大會標語」，其中標語包括「打倒蘇俄帝國主義，消滅朱毛匪幫」、「擁護為勞工解除苦痛的中國國民黨」…。在那個黨國不分、「戡亂」「戒嚴」的高壓統治時代，勞工沒有權利向資本家抗爭(罷工會以叛亂罪遭槍斃)，但卻必須「擁護為勞工解除苦痛的中國國民黨」，勞工不准「抗餓」，只能「抗俄」。 當年國民黨拿勞工做政治工具，而今呢？而今勞工不再被要求反共抗俄、消滅共匪了，因為國民黨已經和「共匪」站在同一陣線。但是勞工依然是國民黨政爭的工具。試看近年來國民黨當局及其親中媒體，開口就罵扁政府「只拼政治，不拼經濟」，閉口就拿勞工生活困苦為由，來否定我們在國家定位的努力。動不動就說勞工失業嚴重，還談什麼統獨？我還看到一位號稱工運領袖的人物，經常在親中電視上口沫橫飛，說他在乎勞工權益，才不管什麼制憲正名或統獨之爭。 近年來失業率攀升，導因於台灣產業大量進入中國，廠商關掉台灣的工廠，將資金設備移往中國，既留下債務，更造成更多台灣勞工的失業。這種台商西進中國的政策，不是親中的泛藍政客最期待的嗎？他們還怪罪扁政府對中國不夠開放，是在「鎖國」。他們一方面批判失業率升高，一方面卻力倡這種造成台灣經濟失血、勞工失業的西進的政策，多麼矛盾！扁政府對產業西進尚且有所保留，如果國民黨完成「終極統一」後，台灣勞工會有何下場，還看不出來嗎？到時候就更有得「慶祝」了！

  在《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書中，王景弘忠實地刻畫了這位歷任美國國務卿中最幹練、最有創意、最堅守原則的國際法踐行者的才華，他塑造了美國的對台政策。這些政策透過《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延續至今。（美聯社檔案照）   譚慎格（John J. Tkacik） 《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王景弘著，台北︰玉山社，二○二一年，二六八頁，定價新台幣四五○元。 在這篇書評的開頭，我想提一下與傳奇人物「熾熱的愛」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Presly）有關的典故，他那性感迷人的嗓音、熱力四射的舞蹈律動和充滿男子氣概的帥氣外表，讓他在一九五七年成為世界上第一位「搖滾巨星」。所有美國少女都為他神魂顛倒。唯一的例外是卡蘿爾．伯內特（Carol Burnett）。伯內特女士的熱門金曲《我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痴狂》（I made a fool of myself for John Foster Dulles）是一首抒情歌曲，講述的是一個「只是瘋狂愛慕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年輕女子的故事，卻出乎意料地成為「普里斯萊熱」（Presleymania）的解藥。有趣的是，這張每分鐘四十五轉的單曲唱片，讓現年八十九歲的伯內特女士打入國際藝壇，紅了整整七十年。 杜勒斯造就了今天的台灣 現在，傑出的美國籍台灣記者兼歷史學家王景弘，也對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任內沉默寡言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給予含蓄許多但也同樣擲地有聲的讚譽。在《1949大流亡︰美國外交檔案密錄》（1949,The Great Exile:The Secrets from America’s Diplomatic Archives）和《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Taiwan and The Great Powers）等著作中，王景弘引人入勝地鋪陳了台灣從飽受戰亂蹂躪的獨裁統治中浴火重生，成為印度—太平洋地區最成功的民主國家的過程。王景弘的《杜勒斯與台灣命運》提出一個問題做為開場白︰「為什麼一個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麥克阿瑟將軍為主要公路命名的國家，卻沒有一個知名地標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為名？正是杜勒斯造就了今天的台灣。」 我們知道，原因是蔣介石不喜歡杜勒斯。或許這種感覺是互相的。杜勒斯否認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台灣擁有主權，並要求蔣介石承諾以和平方式「反攻大陸」。 令人驚訝的是，杜勒斯和他的家族先輩們與中國和台灣都有重要歷史淵源。杜勒斯的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是美國總統哈里遜（Benjamin Harrison, 1889-1893）的國務卿，一八九五年被滿清王朝聘為李鴻章的法律顧問，參與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和約談判。在福斯特的建議下，李鴻章設法保護清廷的滿洲故土不被割讓給日本，而是將台灣交給日本人。一九五五年，杜勒斯在參議院的閉門聽證會上表示︰「我認為台灣的主權在一八九五年已經歸屬日本。當時就是我外公去了台北，他是一八九五年將地契交給日本的人之一。」 一九○七年，老福斯特再次被滿清皇帝聘為顧問，做為中國代表團的高階成員參加「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外公福斯特僱用他的愛孫杜勒斯，在普林斯頓大學升上四年級前的那個暑假，擔任中國代表團的法語翻譯。 主權「懸而未決」的啟發 在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Versailles Peace Treaty）中，杜勒斯的姨父（也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國務卿）羅伯特．藍辛（Robert Lansing）也同樣內舉不避親，邀請他的律師外甥加入美國代表團，讓年輕的杜勒斯起草美國對戰後賠償問題的立場。在凡爾賽，年輕的杜勒斯目睹英國和法國踐踏威爾遜總統希望從鄂圖曼帝國解放的領土「自決」的草案條款；戰敗的土耳其被迫放棄對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約旦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但歐洲列強扣留了這些地方人民的主權。法國和英國擅自接受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安排的「委任」（mandates）統治（託管），這些國家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主權「懸而未決」。（三十年後，當智慧隨著年齡增長的杜勒斯在對付《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規定的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時，便是受到這種法律遁詞的啟發。） 對杜勒斯來說，在凡爾賽對戰爭法律、戰後賠償和戰敗國重建方面的相關歷練，後來證明極為受用。杜勒斯經常前往歐洲旅行，從事商務仲介，熟悉銀行和金融業務，使他成為美國傑出的國際律師。在一九二○年代，杜勒斯透過指導美國在歐洲的直接投資，以及為歐洲的金融機構提供匯兌和貨幣政策方面的建議而致富。 王景弘在書中強調，杜勒斯雖然是一位成功、富有、具有影響力的律師，但他也是美國最受尊敬的宗教信徒之一。他傳承了在長老教會擔任牧師的父親，志願為教會提供法律服務，並展現他的組織才能。在整個司法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位虔誠而慷慨好施的慈善家。一九三七年，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邀請他主持一個工作小組，評估在中國的傳教工作，但未能成行。反而是在一九三八年，杜勒斯以身為基督徒的個人名義，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穿越太平洋，途經香港進入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在漢口與蔣介石會面，不久漢口便在十月落入日軍之手。杜勒斯的一位傳記作家約翰．羅賓遜．畢爾（John Robinson Beal）說，「杜勒斯的結論是，蔣介石是一位真誠的中國愛國者，只是受到他無法控制的勢力所控制而身不由己。」這種印象影響了杜勒斯此後的政策。一直到一九五○年代，杜勒斯寫了很多關於國際和平與正義的文章。雖然他同情無知的中國人民，但即使日本可能在戰爭中被擊敗，他對於中國人民的未來並不樂觀。令他痛心的是，國共內戰的悲劇印證了他的悲觀。 到了一九五○年，當蔣介石在中國全面潰敗，他的政權流亡台灣之後，美國爆發一連串以台灣為焦點的外交政策爭議（杜魯門總統一九五○年的第一個聲明是「美國對福爾摩沙地位的政策」）。美國人爭論「誰失去中國」，誰又將丟掉台灣。為了安撫共和黨的反對意見，杜魯門任命共和黨最傑出的國際主義者杜勒斯擔任國務院的「顧問」，負責與戰敗的日本談判多邊和平條約。然而，杜勒斯很快就發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解決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關於前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分歧︰台灣會被拱手讓給毛澤東的共產黨，還是美國應該介入？到了六月，杜勒斯飛往東京，就在北韓揮軍入侵南韓當天，直接從麥克阿瑟將軍口中得到答案。麥帥態度堅決─絕對不能放棄台灣。一夜之間，一度袖手旁觀的杜魯門政府變成與麥克阿瑟同一陣線。 舊金山和約未決定台灣地位 一九五○年九月，在韓戰如火如荼之際，杜魯門總統授予杜勒斯「大使銜總統特別代表」名義，全權負責談判對日和平條約。王景弘描述了杜勒斯與英國和其他四十五個國家的外交折衝，這些國家取消邀請兩個「中國」參與條約磋商。英國人認為，國民黨政府顯然並未統治中國大陸；杜勒斯則堅稱，共產中國在朝鮮半島捲入與聯合國的血腥戰爭，顯然缺乏愛好和平的必要資格。 在杜勒斯的幕後運作下，舊金山和約的最終文本「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和澎湖列島的主權。條約本身並未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地位。」杜勒斯還與日本首相（吉田茂）達成一項秘密諒解，即日本已經放棄對台灣的主權，此後在該問題上沒有任何法律權利。杜勒斯隨後慷慨地表示，日本可以在簽訂和約後自行決定與兩個「中國」的哪一個打交道，台北或是北京。 結果，日本選擇了台北。不過，這個選擇背後有許多複雜的因素。 七十年前的上週，即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東京簽署了另外一份「台北和約」，但日本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並辯稱東京沒有立場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雖然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大為光火，但他還是在杜勒斯的運籌帷幄下被迫低頭。 杜勒斯在一九五三年成為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當時，他不動聲色但堅定地主張，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合法「管轄」，但不承認其主權。在一次秘密的參議院聽證會上，他解釋道，當台北和約「在立法院審議時，當時的外交部長葉公超（George Yeh）對情勢做出以下描述︰『這些島嶼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但它們並非我們所有。』」杜勒斯補充說，「現在，你可以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了。」 台澎對美利益至關重要 一九五五年一月，杜勒斯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閉門批准聽證會上護送《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過關，他似乎對台灣的主權懸而未決相當滿意。民主黨參議員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問到美國在台灣的利益。杜勒斯國務卿回應道︰「我們說，福爾摩沙島和澎湖列島對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我們將盡我們所能確保它掌握在友好陣營的手中…兩個中國政權爭論的法律問題已經變得微不足道，因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應該置於友好勢力的控制之下。」 民主黨參議員基佛沃（Estes Kefauver）質問他︰「在我看來，我們為了決定這個島嶼屬於誰，已經浪費很長一段時間…請問你做了什麼？」杜勒斯回答說︰「我們什麼也沒做。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現況再好不過。」 在《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書中，王景弘忠實地刻畫了這位歷任美國國務卿中最幹練、最有創意、最堅守原則的國際法踐行者的才華，他塑造了美國的對台政策。這些政策透過《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延續至今。王景弘在台灣的讀者可能不會「瘋狂愛慕」這位已故的國務卿，但他們肯定會對杜勒斯為台灣在廿一世紀的存立和成功所做的貢獻心懷感激。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台北市長柯文哲喊出軟封城引發爭議。   圖：台北市政府 / 提供 (資料照)     台灣防疫從清零到與病毒共存，並非可以一蹴而就，雖然有許多國家的經驗可以參考，然而台灣還是有自己的國情，因此也會出現一些新問題。 首先要明確的，從清零到與病毒共存有一個過程，時間長短視每個國家的情況而不同。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一開始就查不到確診者的足跡而無法清零，病情蔓延很快，因此一出現 Omicron 的流感化機會，因為施打疫苗比較普遍，而且許多人已經染疫而有抗體，一聲令下就可以解禁。表面上是立即與病毒共存，實際上已經經歷兩年的侵擾才增加了抗體。 西方國家一解禁，台灣就面臨壓力，依靠出口貿易的台灣如果繼續清零，來客要一兩個星期的隔離與自主，大把的貿易機會就會落入其他國家的手裡，最明顯的對手就是韓國與新加坡。因此台灣決定改為與病毒共存，也得到多數民意的支持。 台灣為何不能立即解禁？雖然台灣有許多人已經施打疫苗，打過兩劑的超過 8 成，然而我認為施打疫苗的抗體不如因為已經確診者存在體內的抗體有效。因為打過疫苗而仍然被確診者早已不是新聞，包括打了三劑仍被確診，只是可以盡量避免重症或死亡；但是重複兩次被確診者則是比較少見。 而台灣最高峰時期的確診者也不過幾百人，顯然因為確診而得到天然抗體者是極少數，台灣如果不出現見大面積的確診者，貿然解禁，以等比級數成長的確診者，即使死亡率不高，也會壓垮台灣的醫療體系。因此台灣必須經歷一個逐步鬆綁過程，讓確診者人數逐步擴大，社會、人心、醫療逐步適應，才可以避免亂局。台灣目前每天增加的確診人數按照比等差級數稍大的比例升高，比較正常，也可以接受。 在這過程，指揮中心並非沒有瑕疵，那就是鬆綁的時間點我認為快了一點。如果晚一兩個星期，讓快篩劑與兒童的疫苗準備的更充分一些，民怨就可以減少很多，也減少親共政客的藉口。 我沒有想到快篩劑居然這樣搶手到要排隊，因為它不同於必備的口罩，顯然這是受到中國、香港搶購快篩劑與某些居心不良的渲染有關。香港疫情大爆發前，香港親共政客就要學習「祖國」實行普篩來實現「動態清零」，所謂普篩就是人海戰術的全民皆篩，為了減輕醫療體系的壓力，10人一組進行篩檢，放進同一試管進行檢測，如有一人陽性，連帶其他無辜的 9 人一起隔離，再把這 10 人分開檢測，找到真正的確診者，其他人才可以獲得「解放」。 香港人為了避免因為特區政府屈從北京壓力進行普篩，遂搶購快篩劑自行檢測，避免被拉進普篩而不幸被隔離乃至被丟進管理混亂的方艙。台灣沒有普篩問題，因此不必搶購快篩劑。有可能的話，根據確實需要配售快篩劑，例如因為各種不同原因沒有施打疫苗者，確診或與確診者密切接觸而被隔離與在家自主管理者。做到這些得看有沒有足夠人力，最要緊是在有充足供應以前，沒必要不要去搶購。 台灣之所以會出現這些誤會，除了宣傳解釋不夠，還因為有一批中共代理人在帶風向，他們見縫插針，企圖擾亂台灣社會，讓台灣與中國一樣混亂，避免「社會主義優越性」被武漢肺炎打垮。 正是在這個情況下，才出現柯文哲市長鼓吹台北可能軟封城，配合上海硬封城來實現「雙城亂壇」的「兩岸一家親」；為此柯文哲還不惜捏造台灣一天可能出現 50 萬確診者的言論，被民眾怒批後才改為「累積」。柯文哲一向與陳時中及指揮部、執政團隊對抗，酸言酸語、煽風點火、挑撥離間，除了「同行如仇」，當然也與他「一家親」者的關係有關。 另一位有意參選 2022 年台北市長的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則說，政府防疫政策荒腔走板，面對疫情毫無準備。荒腔走板與毫無準備，幾乎全面否定政府的防疫。超過8成的兩劑施打率難道不是防止重症與死亡的最好準備？兒童可以施打半劑莫德納疫苗也是準備，但是卻出現污名化莫德納的言論引發家長的恐懼；歐盟也給兒童施打莫德納，禁止日本「核食」時推崇歐盟，為何施打疫苗歐盟標準又靠不住？當然，讓民眾可以選擇疫苗最理想，然而柯、蔣兩人怎麼不看看中國不准民眾施打外國疫苗的政治指令？ 台灣民眾能夠接受這些政客的言論嗎？如果這樣的言論是正確的，台灣今年還要爭取出席與加入 WHO 與 WHA 嗎？美國的全力施援是否有眼無珠？中國與譚德塞會不會拿蔣萬安所表達的「民意」來阻止台灣的出席與加入？ 台灣要做好防疫，除了政府不斷完善的政策，就是全民的團結配合。台灣是民主社會，不能要求柯文哲與蔣萬安封嘴，但是可以要求他們「軟封嘴」，涉及台灣國家利益的，涉及台灣敵人共產黨的，這些政客必須敵我，站穩台灣立場，而不是迎合習近平與馬曉光，恐嚇台灣，在台灣製造內亂。不要以為這樣可以抬高你們的聲量，聲量有正有負，柯文哲、蔣萬安民望掉下，還不汲取教訓？你們這樣崇拜中國文化，那就奉送一句：「沉默是金。」

華視因播送錯誤跑馬燈訊息，顯示其內控機制失靈，朝野炮聲隆隆。確實，做為泛公廣集團的一員，在此俄烏戰爭敏感時機，播出涉及國安的錯誤訊息，導致諸多國際媒體也跟進報導。但訊息錯誤還能更正，華視治理結構中諸多怪奇現象，卻纏繞多年沒有解決。 華視短期內出包連連。（華視提供）   華視雖屬於泛公廣集團，公視持股超過八十％，卻還有小部分民股，在這些民股未妥善切割前，華視既要接受公廣集團的期待和監督，也無法有政府資源挹注而須自負盈虧，處於一種「公不公、商不商、民不民」的窘境。 其次，由於最大股東是公視，華視董事會也由公視董事會掌控。但公視董事基於當年「公共電視法」第十三條規定，人選由行政院提名、而由立法院按比例推薦十一名至十五名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公共電視董、監事審查委員會，須經四分之三委員同意才能聘任。 公視法當初這樣的制度設計，原意大概是希望有「行政機關以外的審查」，避免政府掌控公共媒體。但卻忽略了「立法院」也是政治運作的一環，由立法院按比例推薦的公視董監事審查委員會，要經過四分之三多數同意，相當於要掌握立法院四分之三的委員比例，簡直比修憲門檻「立委四分之一提議、四分之三委員出席、四分之三委員同意」更高。 制度設計本身已相當勉強，實際運作的結果，公視董監事往往難產。例如第五屆公視董事延宕九六八天、第六屆則是五八天、第七屆至今已延任兩年半，等於是「一任做成兩任」，還是無法有新的董監事接手。而因公視董事會直接連動華視董事會，這種被迫不斷延長任期的怪現象，在事業治理上必然造成困難。 且拿台灣耳熟能詳的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來參照。在數位科技和新興媒體的挑戰下，BBC做為國際間老牌的公共媒體代表，近年也歷經改革。董事會的組成，在二○一七年就翻轉了原先的信託董事會制(TRUST BOARD)，將原先由信託董事負責的法規監督部分，轉移給英國通傳監理辦公室，並成立單一董事會(UNITARY BOARD)，成員由政府進行公開遴選和BBC高層共同組成。董事會的成員，有不少是財務背景，顯示對營運績效的重視，也有BBC的執行高層，深具媒體營運經驗。 台灣的公廣集團當然未必要仿照英國BBC的制度，但目前的制度號稱「不讓政治干預」，卻導致更惡劣的政治傾軋，無助於建立媒體的獨立與品質。尤其華視登上電視台熱區頻道，能見度愈來愈大，若出問題，後果也只會愈來愈嚴重。實宜盡速修法，讓這次危機成為最後一次。 （作者為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

讀到李筱峰教授投書「立法院遷哪裡好？」提到最好的地點是中正紀念堂，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的確，用一個高中校園當成立法院，凸顯威權時代對民意的不夠重視，且已超過一甲子，權宜也未免太久。但更離譜的是，就在立法院不遠，總統府的對面，就有一個佔地二十五萬平方公尺，主建築一萬五千平方公尺的中正紀念堂。台灣彷彿還活在兩蔣威權獨裁時代！我們如果要走向一個更成熟的民主國家，豈能繼續漠視代表民意的立法院、繼續膜拜代表威權的中正紀念堂？李教授提出的建議，不但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更會是台灣民主進步的里程碑。 廢除中正紀念堂及移走蔣中正銅像，本來就是很多台灣人期待已久的轉型正義。在代表治權的總統府對面，在自由廣場內，置入代表民意的立法院，真是最佳的解決方案。 我想再進一步具體建議，現有立法院佔地只有一點九公頃，扣除一些廣場空地，要放入中正紀念堂完全沒有問題。因此應該把原本的中正紀念堂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改成立法院包括大會及各種委員會的開會場所，立法院長及各黨團辦公室、會客場所等；另外一部分改建成台灣民主展示館，展現台灣數百年來被殖民及勇敢抗拒侵略的歷史，展現兩蔣逃亡到台灣後，如何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過程，並以設立雕像的方式，介紹台灣民主不斷進步的歷史中，有特殊貢獻的國內外人士及其事蹟，一方面表達台灣人的感激，一方面也讓後代莫忘前人的犧牲奉獻。 如此改變的自由廣場，將不只是有兩廳院的文化展現，還有民主的展現，以及面對總統府的民意殿堂。相信這是最好的轉型正義及民主紮根，全體國人應會樂觀其成。 （作者曾任衛生署署長、立法委員、國策顧問）

  在基督教《新約聖經》的《啟示錄》中有四位分別騎著白紅黑青色馬的「天啟四騎士」象徵瘟疫、戰爭、饑荒與死亡(註1)，如果放在今年這一個對於全世界大部份國家來說都是「歹年冬」到目前為止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來看，任何人都會驚覺：這簡直就是精準到令人頭皮發麻的預言！ 首先是中國這個傳播武漢肺炎到全世界的始作俑者，從今年的第一天就因為疫情再度捲土重來，而宣布從2022年1月1日16：30時起，浙江寧波市北崙區啟動I級應急響應，對北崙區實施臨時封閉管理寧波飛往北京和深圳的航班分別於即日及翌日起全部取消，但仍然未能有效阻止疫情的擴散，導致西安、深圳、天津、上海、蚌埠、瀋陽以及北京等大都市陸續淪陷而陸續被封城加強控管(註2)。 隨後隨後俄羅斯在中國的撐腰下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不但造成生靈塗炭，成千上萬無辜的烏克蘭平民遭到俄軍屠殺，更搞得全球供應鏈大亂，糧食與能源價格節節攀升，而中國又緊接著在上海實施「動態清零」的「硬封城」造成生產與運輸停頓，全球經濟又再次遭到重擊。 而中國在上海實施硬封城後不但毫無起色，疫情反倒市越來越嚴重，上海的殯儀館據說每天都得加班到午夜來火化屍體(註3)，首都北京也同樣在劫難逃，北京市民擔心步上海的後塵而紛紛湧向賣場搶購食物(註4)，德國媒體《每日鏡報》因此認為，中國收緊疫情控制手段不僅對中國產生影響，世界經濟也將因此而受到重創，其後果的嚴重程度可能超過烏俄戰爭(註5)。 由此來看，今年這一個「歹年冬」，全然是中國招來瘟疫、戰爭、饑荒與死亡這四個「天啟四騎士」，除了連累全世界跟著一起倒楣，中國本身也必然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台灣務必要加快速度與中國全方位脫鉤走自己的路，才不會繼續被中國給帶衰！ (註1)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AF%E7%A4%BA%E5%BD%95%E4%B8%AD%E7%9A%84%E5%9B%9B%E9%AA%91%E5%A3%AB (註2)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1%E6%9C%88%E4%B8%AD%E5%9C%8B%E5%A4%A7%E9%99%B8#cite_note-1 (註3)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05155 (註4)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425/covid-beijing-shanghai/zh-hant/ (註5)https://www.tagesspiegel.de/wirtschaft/schlimmere-folgen-als-der-ukraine-krieg-so-bedroht-chinas-covid-politik-die-weltwirtschaft/28280546.html  

  馬斯克最近畫了一張圖，表示他的政治立場一直沒有改變，並不是他一直往右派靠近，而是這個世界變了。 今天明鏡周刊有一篇文章，標題是「和平戰士」，德國一直以左派聞名的綠黨，在最近的小型黨代表大會上。明確表示贊成交付武器給烏克蘭，並且支持德國聯邦國防軍特別基金。 完全令人感到驚訝，這個左派的政黨嚴重背離了自己以前的信仰。是個人改變？政黨改變？還是世界改變了？ 美國有一個有趣的研究，一個人成為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似乎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父母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政黨的關係主要是由社會化決定。這種現象在宗教上有類似的狀況，但大多數人小時候跟父母一起上教堂，但他們的宗教信仰往往與他們父母的信仰大不相同。 事實上，大多數經歷不會改變政治信念，就像彩票中獎者在短暫的好運後，恢復到往常的幸福水平一樣。 政治與進化密切相關，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很多以往跟著父母信奉國民黨的那些藍藍路，在經過太陽花運動，以及韓國瑜的逆流之後，變成為最堅定的1450。 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政治問題都與我們的祖先面臨的相同問題：繁殖、防禦、合作、生存。像最近一直討論的要不要接受什麼樣的移民？香港人可以居住，但可不可以成為公民？香港人一直以來對台灣的政治立場都站在中國那邊，成為台灣公民以後就會突然改變嗎？ 我覺得很多人因為政治正確選擇綠黨，就像小時候跟著父母去廟裡拜拜一樣。承平時代沒什麼影響，但遭受到真正的威脅時，突然發現拿香抵抗很可笑，自然拿起了機關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