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的選擇 我們人生常常要做很多選擇，許多選擇是簡單微小，中午吃飯要吃什麼？晚上去看那部電影？有些選擇是相當重大，影響一輩子的人生。 讀什麼學校科系？ 在國內或國外唸書工作？ 和什麼人結婚？ 要不要成為父母？ 這些都是所謂重大的決定，如何做出這些選擇的問題不僅是哲學上的思考，而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都可能出現的困境。 要合理做這些重大決定，有些人告訴我們把利弊得失都列在一張紙上，然後找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 這樣做決定的程序相當標準，但相當的制式，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所謂的「中策」。 就像大學在甄選入學一樣，用同樣的尺度，當然只能選擇類似的學生。 「重大的選擇，是承諾以某種至關重要且不可逆轉的方式，來改變我們理性基礎的決定。」 我們的理性基礎是由信念和慾望組成。 想要做出重大的選擇，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關鍵在於兩個部分，一個是承諾後的「堅持」，另外一個是承諾前的「價值觀」。 這種的選擇沒有辦法利用最佳化理論列出標的函數，考慮限制項的情況之下，做出合理的選擇。 這種選擇是一種直覺和人生的訓練，變革性的選擇是一種習慣，不是一個數學問題！

元之急著幫侯友宜護航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居然拿小英總統的英文程度來做比較，只能說「勇氣可嘉」！ 總統的英文程度到底如何？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在不需要翻譯的情況下，自己與外國訪賓流利的深度對談。如果還不相信，可以去搜尋小英總統接受BBC訪談的片段，看完再來評價也不遲。 大家都在嫌侯友宜沒有國際觀，你很急，於是趕快說別人也很爛，等於變相承認侯友宜確實很爛，但你也太不會挑對手了吧？跟國民黨對打這麼多年，聽過無數攻擊小英總統的話術，敢批評她英文能力的，我真的是第一次見。看他深信不疑的表情，果然最高明的騙術是連自己也騙過去了！ （旁邊洪委員的表情，好像也被這麼離譜的發言嚇到）

副總統賴清德參加「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技師逝世81週年追思紀念會。（記者楊金城攝）   〔記者楊金城／台南報導〕「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技師逝世81週年追思紀念會，今天（8日）下午在台南烏山頭水庫八田與一銅像前舉辦，副總統賴清德說，期許追思會持續成為台日深厚關係的平台，面對極權主義的擴張，不只像前日本首相安倍說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本有事，也是台灣有事」、「有日本才有台灣」，台日兩國願意站在一起守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包括農委會副主委陳添壽、台南市長黃偉哲、八田與一的長孫八田修一、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高雄所長奥正史、日本加賀市長宮元陸、日本金澤市長村山卓等人都出席八田與一追思會，追思和感念八田對台灣農業的貢獻，並提升台日情誼。 黃偉哲還特別致贈一張他的祖父黃濱田在嘉南大圳管理站任職時的老照片給八田修一，這是其友人寄給他的，讓他感到驚喜與驕傲。黃偉哲說，贈送老照片代表兩位先人的後代子孫在此結緣，表達對於八田技師的崇敬心情。 黃偉哲表示，八田技師窮盡畢生精力，為台灣打造烏山頭水庫及嘉南大圳，時隔百年後，也提醒大家引水思源、有水當思無水之苦，每年舉辦的紀念活動，也更加凝聚了台日之間的友誼。 宮元陸致詞說，台日是同胞，是命運共同體，台灣如果被攻擊，下一個就是日本，台日要建立比以往更強固的關係，未來將以130多個日本地方首長組成的日台共榮首長聯盟為基礎，推動日台交流基本法，並向日本政府和國民強力宣導，讓台日友好觀念成為國民運動，希望台灣各地政府也能呼應和參與強化兩國關係的運動。 宮元陸呼籲說，「沒有台灣就沒有日本，沒有日本，也不會有台灣」；獲得現場來賓熱烈掌聲。 賴清德說，八田與一歷時10年才在1930年完成烏山頭水庫、嘉南大圳，可見工程不容易，也通過八七水災及921大地震的檢驗，以及時間的檢驗，令人非常欽佩，這項農業水利工程不只農業灌溉，也有民生和產業用途，尤其面臨氣候變遷、目前乾旱，更突顯其珍貴。 賴清德說，聽到2位日本市長對台日關係友好的發言讓人感動，區域和平要靠力量，力量要團結才會大，期許八田追思會持續提升台日友誼，台日兩國像烏山頭水庫一樣跨世代、跨國界互相合作，區域自然會和平穩定，台日一家人的感情不會分散。 台南市長黃偉哲（左）致贈一張他的祖父黃濱田在嘉南大圳管理站任職時的老照片給八田修一（右）。（記者楊金城攝） 台南市長黃偉哲的祖父黃濱田（左二）在嘉南大圳管理站任職時的老照片。（黃偉哲提供） 日本加賀市長宮元陸（前）、日本金澤市長村山卓（後）向八田與一銅像獻花致敬。（記者楊金城攝） 副總統賴清德（左）向八田與一銅像獻花致敬。（記者楊金城攝） 1930年完工的烏山頭水庫，成為台日友好的象徵。（記者楊金城攝）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最新研究報告《2023年就業前景（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3）》指出，因為經濟成長趨緩、高通貨膨脹、數位轉型、人工智慧（AI）等影響，勞動力市場產生巨變，預估未來五年全球會有8,300萬個工作職位被淘汰，且新興產業將創造6,900萬個新的職缺；簡言之，有1,400萬個工作職位消失，其中，紀錄人員、銀行出納員、文書或行政相關工作，將遭受到最大的衝擊，然而，資訊安全及數據分析師、綠能工程師及科學家、永續發展專家等工作，預計將會增長三成。 隨著新興科技發展、自動化技術、全球化與數位轉型的浪潮，導致勞動力需求降低，再加上生成式AI的崛起，讓許多人擔心被AI取代。（路透社）   IBM執行長克里希納（Arvind Krishna）在接受彭博（Bloomberg）訪問時表示，估計IBM在未來五年內約有7,800個內勤工作會被AI取代，因此將暫停招聘AI可取代的人力。甚至，跨國投資集團高盛（Goldman Sachs）最新報告也指出，新一波的生成式AI（Generative AI）浪潮，可能會影響約3億個工作機會，即使是律師或行政人員都可能面臨被AI取代的危機，但同時也會帶動全球GDP成長。 不過，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則不那麼悲觀，認為AI在增進生產力、提升醫療保健品質、促進教育平等、改善工作場所等方面，仍是功不可沒；而且，人們應將AI視為個人的數位助理，來協助工作效率的提升，所以，AI不僅不會取代人力，尤其是教師工作難以替代，更能為文書作業帶來顛覆性的變革。 隨著新興科技發展、自動化技術、全球化與數位轉型的浪潮，導致勞動力需求降低，再加上生成式AI的崛起，讓許多人擔心被AI取代。其實，只要懂得善用AI技術作為輔助工具，不僅不用憂慮被替代，更能借力使力，創造更多利基，舉凡數據統計或分析、財務規劃、風險預測、作業管理、運輸及物流、資訊安全、醫療與護理、詐騙防範、修圖或擬稿等，都能藉此來降低勞動成本、提高效率、優化資源，亦有助於決策者能精準研判相關資訊。 當然，AI運用也存在著風險，像是技術上的偏誤、設計不良或受侷限，或人為不當利用所衍生的偽造、變造、假照片、假影音、假資訊、假文字、詐騙、隱私、侵權等各類法律與倫理爭議。另外，AI帶來時間與空間上的便利性，卻也因此可能導致人與人互動的質與量降低，彼此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遠。 要如何讓AI無法取代？ 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我們身為人的「價值」，例如：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溝通、愛的交流與情感的表達、經驗的累積與傳承、創新與創意的發想、跨域整合與共享的思維、決策與解決問題的態度、藝術的美感與文化的底蘊等，由生命所呈現的多樣性，是我們身為人最獨特也最美好的價值；其次，人的「能力」更是無邊無際，可以藉由學習、歷練、成長、生活體驗、教育等方式來逐漸加強並深化，這一些都是AI無法輕易取代的。 進一步來說，在社會變遷及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為人的智慧、處事的靈活度、同理心、獨立思考與分析，以及人與人的交流、合作、信任與共享，在職場上都愈來愈顯得重要，而這些也是機器無法做到的事。 我們必須要持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除了專業與技術能力的養成之外，也要再多增加：學習力、數位力、溝通力、協作力、閱讀力、理解力、思辨力、創造力、社交力、創新力、應變力、服務力、領導力、社會影響力等各種關鍵能力，積極讓自己不斷加值，提升「不可取代性」，以掌握並創造更多機會，努力讓未來夢想實現。 （作者是大學講師、前立法院院長秘書）

中國的人工智慧 有人嘲笑中國的人工智慧，我不是這樣看待，幾年前我帶國網的團隊去法蘭克福超級電腦年會展覽的時候，看到中國的計算能力和收集資料的無法無天，全世界是沒有國家比得上，發展人工智慧的環境得天獨厚。 幾個禮拜之前自由的頭版報導台灣杉四號，其實我那時候不好說什麼，經費只有三億到底要做什麼？大概只能租別人的平台和服務。當時我們做台灣杉二號的時候經費是五十億，這個人工智慧的平台，當年我是負責協助規劃資安和網路，這個平台在2020年是世界500百大的二十幾名。 中國半導體的發展是受到挫折，那是因為莫名其妙出來一個奇遊團，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台灣在各方面都處於不利的狀況，我們比以色列的處境是更加困難百倍。當年我在超級電腦年會的會場，看到中國的那麼多的超級電腦，主要都拿來做控制人民維護獨裁政權的使用，人臉辨識、言論篩檢、網路長城、智慧追蹤等等等等。 也是因為這個經驗讓我非常害怕數位身分證一旦讓中國掌握，用來對付我們台灣人民是有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中國是一個很可怕的敵人！不能投降，但也不能不了解對手！

夏夕夏景！台南人能不生氣？ 當初萊豬公投，謝龍介還說出吃萊豬蛋蛋會變小這種鬼話，整個反智列車的一個黨欸 來來來！大家認識一下

感謝再感謝，鴻海永齡捐贈疫苗！ 政府在任何時刻都沒有擋過疫苗！ 我們從未排除跟BNT的繼續合作！ ----------------------------------------------------------------- 適逢女兒生日，感於時事，與她共勉 市恩不如報德之為厚 要譽不如逃名之為適 矯情不如直節之為真 （明，陳繼儒，小窗幽記）

我常對學生說，如果台灣人和中國人都好好讀過這兩本書-《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和《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就別想混了！ 這兩本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的著者，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Hayek）。 今天是海耶克的冥誕，他在1899年5月8日出生於奧地利。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海耶克崇尚自由經濟，強調民主自由人權。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海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說：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造成經濟正義的不公，因而轉向同情甚至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然而，統制經濟與民主是不相容的，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 海耶克指出，民主體制與社會主義有一共同點：那就是兩者都主張平等。但是即使這一個共同點，仍有差別：民主是在自由中去追求平等，社會主義則是在桎梏與奴役中追求平等。 海耶克認為開發中國家不宜採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因為其常態乃是中央集權式的計畫經濟，最後會形成一種專制的制度。 由於海耶克崇尚民主自由，因此在19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周德偉等人，以及《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對海耶克的著作曾大力譯介，以期對抗中國國民黨的蔣家專制極權。 不過弔詭的是，當時反共的蔣政權，也曾邀請海耶克三次來台訪問，因為海耶克堅決反共，符合蔣家政權的需要。海耶克對當時正是開發中國家的台灣，沒有採共產制度，而是半開放的自由經濟，予以肯定。 今天中國國民黨已經放棄反共，而與專制中共聯手抵制民主台灣！國共如果得逞，中國要民主化勢必遙遙無期，而台灣的民主自由必將不保。海耶克地下有知，該會三聲無奈吧？    

國安局長蔡明彥在立法院證實：台灣確實存在中國海外秘密警察，只是樣態與歐美國家有所不同。從美國執法當局公佈犯罪事跡來看，台灣民眾對於中國海外秘密警察流氓行徑並不陌生，愛國同心會與中華統一促進黨等統派團體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在紐約被捕的美國福建同鄉會共同主席盧建旺，與去年七月被台灣法院判刑定讞的前愛國同心會秘書長張秀葉一樣，移居海外歸化取得身份後，以服務鄉親為幌子，實際上從事共諜活動。 前者早在二○一五年九月習近平訪美時，動員同夥騷擾法輪功學員和平請願活動，以旗海遮擋法輪功海報與布條。三月底蔡英文總統過境紐約期間，再度組織中國僑民前往嗆聲抗議，不過是故技重施。 遭美司法部逮捕的盧建旺（右二）與陳金平（右一）涉嫌參與中國公部門在美設立的秘密警察局事務。（取自紐約僑報網）   張秀葉最惡名昭彰事跡就是逗留101大樓等中國觀光客出沒地點，高舉五星旗營造「歡迎祖國同胞」假象，並叫囂挑釁一旁法輪功學員，甚至發生肢體衝突。以往被輕忽為心向北京的少數政治偏激份子，但張秀葉向法院坦承長期收受國台辦暨台辦系統金援，連曾經投入台北市議員選舉，都是以中國資金大肆宴客賄選，判刑前潛逃出境被通緝中。 依照美國司法部門起訴書，盧建旺等人劣行包括跟蹤、恫嚇或者毆打海外異議人士，台灣也發生過多起針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類似案例。二○一七年一月黃之鋒與羅冠聰搭機來台，參加台港民主人士交流活動，在機場遭遇統促黨人馬謾罵圍堵；二○一九年九月底，香港歌手何韻詩來台參加支持香港大遊行，遭統促黨黨部主委從後方潑灑紅漆攻擊。二○二○年四月，又有前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被潑漆，動手者自稱是統促黨成員。這幾起案例判決停留在表象刑事犯罪，未追究幕後主使者與中共關連性，再三輕縱，讓海外遙控黑手更加囂張。 台北公館一家專門收留香港流亡年輕人工作的「保護傘」餐廳，二○二○年十月先是被潑雞糞警告，具黑道背景嫌犯坦承接受中國金主出錢唆使；二○二一年八月中旬午夜進一步慘遭祝融，店內裝潢、機器與貨品全部付之一炬，最後關門停止營業！ 少數賣力表現的中共在台協力者，扛著民主旗號反民主，假藉宗教信仰自由或反抗政治壓迫名義，一再濫用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不斷傷害台灣社會，完全就是中國海外秘密警察化身，主管機關實有必要持續深入追查。 （作者為企業專業經理人）

積極爭取國民黨提名參選二○二四總統大選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表示，若當選總統，他要推出「新十大建設」，第一大建設就是「○到六歲國家養」，促進台灣生育率。這和蔡總統在二○一九年十一月宣布的「○到六歲，國家跟你一起養」政策有何不同，尚不得而知，然而有些觀念卻值得探討。 先不說錢從哪裡來，我認為郭台銘和蔡政府犯了同樣一個錯，就是忽視台灣新生兒數下降，主因並不是已婚女性少生，而是未婚、不婚才是台灣少子化的根源。證據就是，對比二○○三年每位有偶婦女的生育率為一．一二左右，到了二○二一年，有偶婦女的生育率平均更為台灣生出了一．五三位寶寶，不降反增。另一端，真正跟著台灣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則是各年齡層「有偶率」，以卅到卅四歲年齡層來說，有偶率就從二○○三年的接近六十二％，溜滑梯到二○二一年的卅七％。 近二十年，從普遍晚婚、遲育，逐漸演變非自願的終生未婚、未育，或者少生等問題，不是沒人點出。早在民國一○○年，內政部「我國人口政策評估機制之探討」委外研究報告就示警：「有偶婦女的生育模式與生育率未見出現重大變遷之下，全體育齡婦女的生育率下降現象，毫無疑問地，就是源自婦女有偶率產生重大變化之故。」簡單的說，台灣生育率下降，主要來自有偶率下降，且趨勢日益惡化。 同一年，中央研究院「人口政策建議書」也提醒，我國生育率持續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未把降低偏高的未婚比率列為重點措施」。年輕人連婚都結不了，「○到六歲國家養」效果當然有限。 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補助後端的育兒家庭外，更應有其他配套措施，像是增加年輕人就業機會、提高薪資待遇等，另外，還要擴大單身者交友圈，舉辦未婚聯誼活動，讓彼此可以相互認識，有了對象才能結婚，也才有可能生小孩。 （作者為資訊工程師，宜蘭縣民）

南水局昨上午在曾文水庫集水區施放焰劑進行人工增雨作業。（圖：南水局提供）   南部配合節水措施 可穩定供水至六月底 〔本報記者／綜合報導〕梅雨季第一道鋒面報到，帶來「及時雨」，缺水的中南部降雨不少，水利署表示，全台水庫單日進帳一○六四萬噸水量，對有農業灌溉需求的中部地區挹注相當大，至於水情吃緊的南部地區，配合各項節水措施下，可穩定供水至六月底。 中部雨勢不小 對農業灌溉挹注大 昨天中南部雷聲隆隆，尤其中部雨勢不小，雨炸南投，單日降雨超過一百毫米，南投信義丹大林道因雨造成道路坍方有人受困。 高雄山區降下大雨，市長陳其邁開心在臉書發文指「聽見下雨的聲音」。高雄中山路、中華街一帶雷雨，造成高壓導線燒損及橫單脫落而停電，近四千用電戶受到影響。彰化、屏東也都雷聲大作，行人忙著躲雨，機車騎士趕快穿上雨衣。 截至昨晚十時，全台雨量前三名，第一名彰化縣大村鄉一百四十一毫米、彰化縣芳苑鄉一二四．五毫米、彰化縣溪湖鄉一二○．五毫米，皆達大雨標準。 單日進帳量前五名水庫，依序為日月潭、霧社兩水庫合計三二○萬噸、德基水庫二三○萬噸、鯉魚潭一九○萬噸居第三、曾文、烏山頭合計八十八萬噸居第四，石門水庫七十萬噸居第五。水利署發言人王藝峰表示，中部各水庫上游集水區及下游農田區都有降雨，有助於減少使用水庫蓄水供灌溉。 南部水情吃緊，但王藝峰表示，曾文、烏山頭水庫合計尚有逾七八○○萬噸水量，南化水庫也有一七六○萬噸蓄水，配合各項節水措施，可以穩定供水到六月底，民生與產業用水無虞。 曾文水庫集水區昨單日累積降雨量為今年1月以來最多。（圖：南水局提供）

日前一篇時論，片段引述美國馬里蘭大學研究，稱太陽能發電廠會引發「熱島效應」，被台南國民黨籍市議員拿來當作質詢題材，甚至恣意擴大延伸，抨擊光電板的熱島效應讓台南久旱不雨、全國氣溫最高云云。包括王家貞、蔡育輝、蔡宗豪、林燕祝、李中岑等發言議員，皆未細究該篇論文研究方法、規模範圍和時間跨度，就直接套到台南，把光電扣上導致乾旱的帽子，藉故醜化、扭曲光電發展，實在令人咋舌。 事實上，包含台大、成大、中研院的學者，找出該篇研究內容，並接受台灣科技媒體中心的採訪，指出該研究場域是在沙漠荒地進行，與台灣海島型氣候的條件不同，兩地環境條件差異甚大，沒辦法直接套用。氣象專家彭啟明也在媒體上表示，南部乾旱「主要還是這幾年恰巧颱風擦邊而過，降雨不如歷史值」。在在顯示，學術界並不認同任意套用該研究於台灣。這些議員以及隨後大篇幅報導的媒體，去脈絡地任意擷取國外研究，或無知或刻意遺漏兩地在地理、氣候、水文、環境等條件上的差異，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其所隱含的政治意圖。 筆者尊重議員的監督職權，但對於昧於科學、任意嫁接、斷章取義的政治口水敬謝不敏。若議員真的有心解決乾旱危機，應該是用實際的行動，幫農民協調水源、支持發展再生水和海淡廠，而非在議場上狂噴政治口水。 （作者為土木工程碩士、台南市民）

不要玩果凍

像是「最早跟美國打交道的是國民黨，結果我們的下場是什麼？是退守到台灣來」、「你確定要相信它（美國）嗎？」這種論述，反映了在某些人當中相當普遍的一種觀點。這種觀點的基本架構，大致可以歸結如下： 「因為美國XXXX，害得國府『只能』退守台灣，所以美國不可信。」 這個XXXX的內容，可以自行填入，可以是「援助不力」，可以是「調停失當」，也可以是「喜歡湖南臘肉」之類，都無所謂。反正只是需要一個把失敗歸責於美國的名目，無關宏旨。總之，依照這種觀點，國府在1949年敗給紅朝，是美國人的錯。 這種觀點當然無法成立。 對國府而言，美國提供大批援助，讓國府在日本帝國的兵鋒下免於崩潰，這就已經應該感謝了。至於日帝兵敗之後的事，那是國府自己要去處理。能不能「動員勘亂」，要看國府的本事。美國並沒有義務協助國府統治中國，自然也談不上是美國的責任。 當然，倘若要拉長因果連結來看，可以說美國就東亞大陸的赤化有影響，因為美國把日本帝國打爆，結束了日俄戰爭後「日本駐軍大陸抗衡俄國」的戰略平衡。一旦日本駐軍不復存在，東亞大陸的戰略平衡就勢必會往蘇聯／中共這一方傾斜，再加上中共取得了滿洲國留下的產業資源，國府怎麼可能獨力擋得住？所以說，東亞大陸的赤化，美國人還是有種下前因。 不錯，可以這樣說。 但是國府這一方沒有資格抱怨，原因很簡單：這就是國府實現願望所產生的後果。國府想要日本戰敗？好，美國幫你實現願望。要說日本戰敗之後的局面？那是你的事，請自行處理，不要怪別人。就算是神燈精靈，也沒有義務照顧到這個程度。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沒有能力承擔自己願望實現的後果，國府也不例外。 實際上，國府與其責怪美國，毋寧更應該心存感謝，讓他們還有台灣這塊土地可以落腳。真要說起來，台灣是太平洋島鏈的一環，打贏太平洋戰場的是美國，而不是國府。只要美國有這個意思，大可以對台灣另作安排，讓這塊土地的歷史往另一個方向發展。 倘若如此，國府連這塊安身立命之地都不會有。 圖為美國總統艾森豪（左）於1960年6月18至19日訪問臺北，與蔣中正（右）乘車前往圓山行館途中接受群眾夾道歡迎。（資料照） 這種「另作安排」的前景，是兩蔣1949年前後心頭揮之不去的陰霾。蔣經國在1949年6月18日的日記中，曾經記錄過蔣中正的一段言論： 「英、美恐我不能固守臺灣，為共匪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 故對美應有堅決表示，余（蔣中正）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決不能交還盟國」（參《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6月18日） 兩天後，蔣經國又寫下這樣一段文字： 「父親接獲我駐日本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略稱『盟總對於臺灣軍事頗為顧慮，並有將臺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父親極為憂慮⋯」（參《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6月20日） （圖片來源：一個律師的筆記本臉書） 我們知道，蔣中正「極為憂慮」的這件事，後來沒有成為現實。美國還是讓國府在台灣安身立命，並且提供大量的軍事與經濟援助，讓這個輸到風雨飄搖的政治集團，有了另起爐灶的資本。 然而，這個政治集團的後繼者，對於美國卻不怎麼感謝。反而直到今日都還滿懷怨懟，抱怨跟美國打交道的「下場」是「退守到台灣」，仿佛這樣很委屈。 所謂「升米恩，斗米仇」就是這麼回事。 說起來，局面發展至此，要說委屈，也應該是當時的台灣人比較委屈。關於「台灣人會受害」這一點，美國政府裡面有些人其實是知道的。舉例而言，美國資深外交官George F. Kennan在1949年9月28日的日記中就曾經寫下（拙譯）： 「我們討論了有關日本和平條約的問題…我不同意我們應該讓我方參與福爾摩沙給中國的正式轉讓，既然我們知道，這只會意味著不公不義，以及接下來幾十年對島上本地人的惡政。」 （“We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I cannot agree that we ought to make ourselves a party to the formal assignment of Formosa to China, when we know that this means only injustice and misgovernment of the natives of the island for decades ahead.”） 話說回來，對於美國當時這個決定，我也不認為台灣本土陣營有資格作太多抱怨。畢竟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美國對台灣並沒有義務，就連英國對香港那種程度的義務都不存在，實在沒有理由多加深責。 更何況，即使真有什麼不滿，後來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援助，也已足以抵償。美國的援助並不只是提供駐軍、武器或金錢，而是深入影響台灣在1949年後的經濟政策與社會體質，從而促使經濟的全面升級改造成為可能。可以說：沒有美國，台灣人就不可能有現在的生活水平。 關於這一點，吳聰敏教授在《台灣經濟四百年》一書有相當深入的分析，在此無法詳述，僅引用吳教授的兩段評論作為結語： 「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不是尹仲容，也不是李國鼎，而是（美國）合作分署與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官員們。」（頁401） 「1945到1950年代晚期的經濟管制，曾使社會陷入困境。幸運的是，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使台灣走回市場經濟制度，並跨出高成長的第一步。」（頁516） 引用出處： 1.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日記），國史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典藏號：PCKSE0000030。 2. George F. Kennan, “The Kennan Diari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P227 3. 吳聰敏，《台灣經濟四百年》，春山2023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臉書：我們的下場是什麼？是退守到台灣來

百感交集兩分鐘講不出話來，非常合理。 #我小學參加演講比賽上台時也會緊張 候選人上台，講不出話來。 某董：「⋯⋯⋯」 a幕僚：「慘了，要不要進廣告？」 b幕僚：「這個是直播啦！快快快叫主持人講幾句話。」 a幕僚：「乾哥乾哥，麻煩講一下頂一下。」 郭子乾：「某董現在非常感動。」 主持人：「對，感動。」 郭子乾：「我們再次給某董、台灣阿銘掌聲鼓勵一下。」 某董：「⋯⋯⋯」 郭子乾：「我們某董差點流下感動的眼淚，再給他一次掌聲好不好！」 某董：「⋯⋯⋯」 郭子乾：「台灣阿銘，加油！」「台灣阿銘，加油！」「台灣阿銘，加油！」 某董：「⋯⋯⋯」 主持人：「我們阿銘看到這麼多清流之士都站出來了，阿銘就感動欸。阿銘加油！」 郭子乾：「某董，這個是直播⋯⋯」  

這一定是大愛（誤） 葉元之說 核電廠可以蓋在板橋 另核廢料可以放在台北徐姓女議員的家  

德國防治假訊息 德國針對假訊息和網路宣傳制定最重要的法律是《網路執行法》（Netzwerkdurchsetzungsgesetz，簡稱NetzDG），該法於2017年通過，2018年生效。 NetzDG 規定，社交媒體平台需要制定相應的措施，對其用戶發布的涉及仇恨言論、煽動、虛假信息等非法內容進行快速檢查和刪除。根據這一法律，社交媒體平台在接到用戶舉報後，必須在24小時內刪除顯然非法的內容，對於其他涉及非法內容的投訴，則需要在7天內進行處理。 如果社交媒體公司未能遵守 NetzDG 規定，可能面臨高達5000萬歐元的罰款。 此外，德國刑法中也有一些相關條款，例如： * §130：禁止煽動仇恨言論，包括對特定族群、宗教或其他群體的攻擊、侮辱和歧視。 * §185：禁止侮辱他人，包括虛假指控和侵犯他人名譽的行為。 德國一些政府機構和部門涉及到處理假訊息和網路宣傳的工作。 這些部門包括： 1.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BfV）：這是德國國內情報機構，負責監測和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它也致力於打擊網絡假訊息和滲透行動。 2. 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BKA）：這是德國的刑事警察機構，負責調查和打擊跨國犯罪、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在一定程度上，BKA也涉及到打擊假訊息和網絡宣傳。 3. 德國聯邦網路安全局（BSI）：BSI 是德國的網路安全機構，負責保護德國政府和基礎設施的網路安全。在應對網路攻擊和假訊息方面，BSI 起著重要作用。 4. 德國新聞機構合作網絡（Correctiv）：雖然不是政府部門，但 Correctiv 是德國最大的獨立調查報道新聞機構，專門從事揭露不實訊息和偽新聞。 台灣民主在這方面完全不設防，對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雖然蔡英文總統開幕致詞說：最重要的工作是防止假訊息。 結果也只是打嘴炮。 還有臉書的朋友說要號召民間義勇軍來做這些事情，笑死人！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陳偉杰，就是那個本來要選淡水三芝立委跟洪孟楷拚初選，最後被侯友宜「勸退」的那位。 他今天這個講法，看在美國人眼裡，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訊號： 「無論國民黨最後推出的是侯友宜還是郭台銘，抑或是朱立倫，全部都不可信」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幾天有一個不是很被注目的新聞，那就是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跑去華盛頓DC，找了一些美國的政府官員，講了朱立倫的主張，希望美國給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一個訪美的機會，最重要的是最後強調：「國民黨在當選後會維持對美的關係」 結果轉過頭，國民黨的發言代表就在台灣的談話性節目中痛批美國忘恩負義。 依照美國人的性格，這種人前跟你陪笑臉，人後立刻變臉捅自己一刀，就是「不可信」。 相信朱立倫主席很快就會知道讓美國人覺得不可信的感覺是什麼了。

去年六月十五日，我與莊萬壽教授等共六位教授聯名在本版發表〈搶救日漸消失的文化財〉一文，指出文史學者的藏書隨著退休、過往，而終致其畢生珍藏的藏書散失，甚至淪落紙漿廠，那是文化的一大浩劫！因此我們呼籲文化部、教育部，能正視此事，設法搶救！ 事後我接到文化部和教育部的回應，說中央圖書館有在南部蓋新館，可存放該處云云，這些回應很明顯只是敷衍了事。我的問題不是我個人藏書的去處，而是全國文史哲學者的龐大藏書如何免於散失毀滅。 目前文史哲的學者的藏書要捐給各圖書館而受到拒絕的兩大理由是，一、圖書館已書滿為患，空間不足；二、當今數位化時代，紙本書已無價值，徒佔空間。前一理由確是事實，但第二理由非常可笑，沒有實體書，拿什麼數位化？ 面對文化部、教育部的敷衍，面對各圖書館的困境，我最近想到一個暫時解決的辦法：我與我們台北教育大學陳慶和校長建議商量，在圖書館之外的教室、走廊、建物的角落牆邊…，擺設書架，放置教授捐出的藏書，讓同學自由取閱（閱畢放回）。陳校長很同意我的建議，終於通過校務會議，先以敝校「篤行樓」的一樓大廳的一面牆放置書架，開始試辦。 我建議全國各大、中、小學，可以一起試辦看看，書籍不一定只能放在圖書館，全校各大樓、教室、走廊...，都可陳列書籍。一來，可讓即將淪落紙漿廠的圖書免於浩劫；二來，學生隨處可以看到書籍，培養書卷氣，刺激閱讀風氣（即使只看到書背書名，都有刺激靈感的作用）；三來，以書牆做裝飾，也是一種美觀。 我期待全國各校可以試試看，也期待教育部能幫忙推廣。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