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選舉活動之後，從論文事件以來，林智堅和高虹安及張善政等人被用不同的標準來加以對待，許多大德都感到忿忿不平，也講了很多邏輯思考的原則，努力閱讀論文比較兩者之間的不同，像指導教授一樣把社會大眾當成研究生說明論文的撰寫、抄襲的原則和什麼是原創。 但其實一直沒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有些說這是黨國教育的影響，那這些影響到底是什麼？ 尼釆解釋這個世界，認為有「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Es gibt Herrenmoral und Sklavenmoral.），用這種角度來觀察這些雙重標準，基本上就會豁然開朗。 「主人道德」是強者的道德，只有好跟壞的標準，主人道德由主人自己定義，好或壞等同高貴或是卑鄙。 「奴隸道德」是弱者的道德，奴隸道德才有善良和邪惡的標準。 主人道德特徵是，自我肯定、態度驕傲、主動積極； 而奴隸道德的特徵是，自我否定、謙卑、反動和憐憫。 本來正常人的道德，應該會有兩者的混合，可是我們會發現針對這些政治事件的解釋，許多人的世界觀基本上是不一樣的，這是兩種不同道德層次的人居住在同樣一個社會裡面並存。 按照尼采的理論，主人的道德必須具備超人的條件，超人是不需要監督，超人會自我反省、自我進化、自我成長。 秉持「主人道德」的這些人都不是「超人」，而且很多是「抄人」。用到別人身上就是誠信原則、不可信賴；用到自己身上就是不要小鼻子、小眼睛，內容相同並不一定是抄襲。 秉持「奴隸道德」的這些人，他們會告訴你「不要比爛」，「好還要再更好」。然後你問他對於這種現象要怎麼辦？他只會雙手一攤說世界就是這樣。 現在知道為什麼沙包黨這麼好打的原因了吧？

  小時候好好念書，考個台大最大的用處是：可以吐槽一些用鼻孔看人的傢伙。 出國留學看到很多不敢和老外競爭的台灣人，為了彌補自卑心理，就用自己大學高中那邊畢業的來欺負台灣同胞， 我小時候也認為台大了不起，但決定去德國念書之後，就不再這樣認為。我二十二歲台大畢業開始從德文的「您好」、「爸爸」、「媽媽」學起，不只是放下台大，還是二度童年，這是從幼稚園重新開始成長的過程。德國的大學不太了解什麼是「台大」，只要是台灣的大學畢業幾乎都一視同仁，台大被人放下。我在柏林工大遇到很多台灣留學生，有很多來自私立大學，入學申請根本相去不遠，不少台大的同學也沒有畢業。 人生這個階段，德國大學沒有人管你，要生養小孩的，大學有育兒設施，要玩的去玩，要混的去混，柏林幾十萬的大學生、研究生，真正以拿學位為最重要的恐怕也只佔一部分，反正念書又不用錢，讀多久也沒人知道或在乎。 德國的大學生活和求學方式，完全和台灣不同，在台灣填鴨考上台大和念書四年的經驗，幾乎無法運用，到德國念書不只是放下台大，簡直是脫胎換骨。 到了某個年紀之後，有人拼命追求的東西，正是另外一個人拼命放下的。想到一個非常傑出的成大同事，他曾經跟我說：高中沒有好好念書，不能上台大當然感到遺憾，但人生如果停留在這邊，實在很悲哀。 我助理教授時聽到他講這些話，當時覺得他在酸我，但我也無所謂，我早早就放下那種白痴想法。 像這樣遇到真正的高手，念台大也是摸摸鼻子被酸，一點反擊的能力都沒有。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爾（Heinrich Theodor Böll）曾經講過一個有名的故事「企業家與漁夫」，這個故事後來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哈佛的MBA與墨西哥的漁夫等等，這個故事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最原始的來自1963年的伯爾。 伯爾在北德廣播電台說了這個故事，這個故事原來名字叫做「Anekdote zur Senkung der Arbeitsmoral」，「降低勞動生產道德的軼事」，講的是一個企業家給一個漁夫生活的建議： 某個企業家旅行來到一個歐洲西部的無名海灘，他拍照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穿著破爛的漁夫在船艙睡覺，他對漁夫的懶惰感到失望，就過去問漁夫為什麼躺在這裡而不去打漁。漁夫說他上午已經出海了一次，捕到的魚已經足夠接下來兩天的生活了。 企業家告訴漁夫，如果他每天出海打漁好幾次，一年內他就能買一台摩托艇，第二年就能再買一條。這樣幾年積累下來，他就能建一座冷庫，一個魚加工廠，坐直升飛機飛來飛去，建一座魚餐廳，並把龍蝦直接出口到巴黎去。 漁夫並不感興趣地問：「接下來呢？」 旅行者說：接下來你就可以無憂無慮地坐在海邊打瞌睡、欣賞海景了。 「但我不是已經這樣做了嗎。」漁夫說。 旅行者沉思著走了，他一點也不對漁夫感到遺憾，反而有些嫉妒。」 工作是為了生活，還是生活是為了工作？這個故事主要是要探討金錢和幸福之間的關係。 如果工作是為了賺錢，像老黑這樣早早退休去環遊世界，基本上是一件聰明的事情。但如果工作不只是為了賺錢，考慮就沒有那麼簡單。 亞里士多德說：幸福是人類為自己而渴望的唯一事物。他觀察到人們追求財富、榮譽或健康，不僅是為了他們自己，也是為了幸福。 尼采批評英國功利主義者對獲得最大幸福的想法，他說：人不為幸福而努力，只有英國人在這樣努力。 我從小到大觀察自己和周圍的朋友，這些所謂的聯考勝利者，追求自己的目標時，他們似乎更傾向於追求滿足，而不是追求幸福。能夠賺到多少億，達到什麼樣的位置，有多少漂亮的女人，表面幸福的家庭，以及複製自己成功的小孩等等。 我很欣賞約翰．密爾有關幸福的說法：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幸福最好是順其自然，而不是直接為之奮鬥。如果幸運的話，人們會用呼吸的空氣吸入幸福。 滿足和幸福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經過兩年的時間慕尼黑的啤酒節昨天正式開幕，這個從1810年就開始的節慶活動為後疫情的時代，拉開了重要的序幕。 我有一個好朋友是長榮航空的機長，這兩年非常辛苦，恐怕隔離好幾十次，經歷一段時常失去自由的生活。 一般人避免出國旅行坐長程的飛機，在封閉的環境裡面，容易感染肺炎瘟疫。對許多像我這樣常常出國跑來跑去的人，這段期間，為了能夠繼續活著，必須放棄自由。看歐美這樣的情況，感覺自由自在的生活好像已經回來了。 自由的核心是什麼？大多數人會說：自我決定。自由是強制的對立面，自由的人有他自己的決定，關於他的身體、生活方式，冒險或謹慎、不健康或健康、浪費或節儉。 自由的人不服從他人的意見，而是自己的想法，這正是自由概念的含義。 自由一直是艱難的，不管是康德這樣的開明人士，約翰·米爾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和尼采這樣的個人主義者，都認同自由的概念必須得到捍衛。反對國家的力量、流行的道德、以及多數人的壓力。 自由理念是人類歷史進步的引擎，許多人類的進步都歸功於它，民主也因此產生。世界許多地方仍在為自由而奮鬥，只有當個人可以反對集體，並且國家讓人民自由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時，這樣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但在這個之前，個人生活的自由在哪裡？許多人因為工作或家庭的壓力，放棄自己想要選擇的生活，例如有些朋友看了很多我寫的文章，覺得好好的去跑步可能是重要的價值，但有的人做得到、有的人做不到。做不到可能因為覺得跑步很痛苦，考慮時間應該放在個人家庭、賺錢或工作的因素。 我覺得自由常常要靠殘忍的意志才有辦法達到，很多時候需要犧牲，放棄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溫暖，工作上的交際應酬或成長，以及舒適的被窩。 我覺得自由沒那麼困難，自由就是放棄，選擇忍痛割捨那些次要的價值，聚焦在核心價值上面。幸福的關鍵是自由，自由的要素是勇敢和孤獨。  

  翁達瑞是個奇怪的人，但絕對是個有趣的人，他可以好幾年用筆名寫作，但為了林智堅論文的事件，被高虹安和余正煌等人控告，自己回台灣投案，基本上他人在美國，網路上這種案件受理的檢察官會感到非常困擾，跟臉書要資料定位IP的位置，再要求美國的司法單位配合認定這個人是誰，這些都非常困難。通常只有像彭文正那樣從台灣逃到美國，沒有聽說像翁達瑞這樣從美國回來面對這種雞毛蒜皮的官司。這種官司的目的就是想要造成寒蟬效應，表示這些言論已經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因為林啟禎教授的原因，才有這次的名人會。他是翁達瑞的高中同學，林啟禎是那一年的榜首，台大醫學系畢業、傑出的成大骨科教授，他們兩位都是大我不少的學長，翁達瑞花了四年才從嘉義高中畢業，36歲才去美國念博士，短短的時間就成為美國的傑出教授，真是非常令人驚艷的學術成就。 翁自己說在嘉義高中的校刊嘉中青年發表了不少文章，而林啟禎是當年的主編。我說我曾經有一篇英文作文被老師丟到那邊去發表。翁説他喜歡讀書，但不喜歡讀人家叫他讀的書。我想想自己也是這樣，與他有些差別，我會勉強自己花很多力氣填鴨。一件事情主動或被動，其中的樂趣真的天差地遠，快樂的程度也大不相同，為了什麼特殊的目的或拿人家的錢財做某些事情，那種層次，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快樂。我看了翁的文章好幾年，除了認為他有一貫的思想以外，我感受到他是一個快樂的人，因此判斷他並不是拿錢寫稿的人。 我喜歡跟有趣的人吃飯，昨天是個非常愉快的夜晚。翁說回來的原因是想要為台灣現在這種學術界的情況注入一股清流，導正一些觀念，而不是放任那些沒看過論文的人胡說八道。 真正的勇氣來自做善事或做正確的事，勇敢是不顧危險，敢於做道德上正確事情的人，勇氣源自內心與道德直接相關。 你說台灣有沒有希望？在美國或歐洲的台灣留學生，有多少像翁這樣的人？在美國或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基本上幾乎找不到。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勇敢的台灣人並不是一句空話！

  不少朋友很討厭一個人，這個人可能是個名人，不管他有什麼立場；也可能是一般的路人，曾經見面或吃過飯的朋友，聽過他的言論。不斷地追蹤，卻又不斷地仇恨，這種現象準確地描述了一種奇怪的蔑視和深情的迷戀混合，這種混合用一種奇特的方式，處理自己討厭的人和事物。 有時在網路文化中，這被稱為憤怒的公民，他們花費數小時發布激進的評論並進行襲擊，針對社會上選定的敵人或媒體，然後一整天憤恨不平，完全忽略自己日常生活中周遭的人事物。 密切關注自己鄙視人的新聞，往往會強化對這個人的鄙視，和仇恨主體之間的距離越近，資訊越細微，仇恨越更強烈。 透過收集不喜歡人的訊息，就是在收集反對他們的論據。定期追蹤窺探某個你討厭的人，不管是推特或是臉書的帳號，會讓人心煩意亂，這種做法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夠更加憎恨這個人。以仇恨的心態觀察，最終有助於鞏固已經根深蒂固的仇恨和厭惡。 這種對他者的輕蔑關係，與某種迷戀息息相關，有些熱心的仇恨觀察者像宗教一樣培養仇恨。就像崇拜自己偶像的粉絲一樣，這些反粉也對自己的敵人執迷不悟。在每一個仇恨的慾望中，都有另一個非常基本的慾望，一種隱藏的欽佩。 心靈的平靜非常重要，這意味著能夠在沒有恐慌的情況下過上自己的生活， 只是平靜和滿足並不容易。整天掛在網路上，成為某人的粉絲，或是某人的反粉，雖然充滿刺激，但也會失去平靜。智慧與找到自己的中心思想有很大關係，喜歡或討厭一個人，應該有合理的標準，蔑視或迷戀，都會帶來內心的不平靜，而這兩種感情往往就是同樣一種心裡不平靜的因素。  

  2014年的服貿協議基本上是失敗，但如果簽署了這個協議，真的就能像某些深藍人士相信的那樣避免戰爭嗎？在台灣每次看到那些所謂台灣商業的大老，針對台灣和中國發表極端雙重標準的言論，真的讓人感到極度的厭惡。所以曹興誠董事長這樣出來展現深愛台灣這塊土地、要與台灣共存亡的行為，非常激勵人心。 我在大學裡面修了一年的經濟學，經濟學基本的理論是商業行為是有利於雙方，甲國家給乙國家晶片，乙國家給甲國家農產品，兩邊都可以得到好處。全球化大概是從九零年代開始，利用商業行為可以讓大家得到好處，避免戰爭、促進和平。 康德宣稱：商業精神與戰爭不能共存，做生意比打仗好，貿易促進繁榮在當時德國帶給知識分子美好的想像，商業的效果使人傾向於和平，商業精神從根本上反對征服，在兩國之間的戰爭中，有輸家和贏家，但在貿易中情況有所不同，如果是自由意願，雙方都是贏家。 冷戰結束以來，許多知識分子都認為利用和解而改變對蘇聯非常有效，那為什麼不推廣到全世界？完全忽略當時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個人的關鍵因素。 因為這樣的國際氛圍，克林頓取消了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希望不斷擴大經濟合作為自由、和平與民主鋪路。 結果顯示貿易自由顯然既沒有帶來世界和平，也沒有神奇地將貿易夥伴轉變為民主國家，中國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而俄羅斯的入侵烏克蘭，終結所謂的全球化。 針對服貿協議，拋開統戰的效應不談，好好做生意就不會打仗，根本對這個世界有錯誤的認知。貿易是金融的源頭，而金融是戰爭的命脈。這種強國的基本邏輯，從中古世紀到現在一點都沒有改變。

  看到何瑞英到處陪民眾黨的候選人去登記，尤其和高虹安兩個人同台的照片，很多人都覺得相當的驚訝。音地大帝對此寫道「今天早上高虹安去新竹市選委會登記參選市長，陪同她的人是柯文哲.....的媽媽？！這個政黨有榮譽黨媽，新政治真是新到你會怕！」 的確令人感到害怕！柯文哲今天會變成這樣，跟他的家庭教育有相當大的關係。 曾經有個紐約時報著名的女記者Ayelet Waldman 說：「如果一個好媽媽愛她的孩子勝過一切，那我就不是一個好媽媽，我愛我的丈夫勝過愛我的孩子」，很多人感到訝異，甚至有一些母親覺得不以為然，但這基本上不是一種健康的態度嗎？ 父母對小孩的愛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關係，隨著小孩子需要，自己要不斷地調整放手。 孩子小的時候需要父母的關愛，這時候所謂的無盡的愛，勝過一切。當孩子長大後，需要我們少於我們需要他們，許多父母搞不清楚這種關係，正常的情況大概青少年就開始發生了所謂關係上的重大變化。理論上，青春期前的時間越親密，之後的時間就越殘酷。他們在年輕的歲月、有美好的人生、開拓自己的未來，正在進行過獨立的生活。 把小孩視為自己生命延伸的一部分，以為擁有小孩所有的一切，這樣的父母非常糟糕，心理學稱這種父母叫依附型的父母，而這種關係叫做親密的暴政。 很顯然柯媽媽把柯文哲當成他生命的延伸，小孩的事業就是她的事業，柯文哲是台灣民眾黨的黨主席，黨主席的媽媽就是他的長官，由黨主席的長官來陪同候選人登記，對她而言，一點也沒有任何違和感。 我覺得何瑞英不關心柯文哲，這句話講起來很荒謬可笑，但這些年來柯媽媽的表現就是如此。她讓一個60幾歲的柯文哲，呈現出她自己口中講的：他還是個孩子啊！讓柯文哲擁有這種老媽寶的社會形象，然後她全然不知道自己行為的不恰當。一個真心愛柯文哲的媽媽，不會老是這樣出來搶麥克風，讓自己的兒子表現的像個媽寶。 如果柯文哲不是個會影響你我的政治人物，我其實為他深深地感到悲哀，這樣的人到底活在什麼樣的監獄當中，一生都沒有自由！ 一個老媽寶是台灣第三大黨黨主席，他的媽媽還會陪同這個政黨最重要的候選人之一去登記參選新竹市長，高虹安自己不會感到尷尬嗎？難道何瑞英還有其他的身分嗎？她就是柯文哲的媽媽！ 想想之後全身起了雞皮疙瘩，連看到這種新聞都覺得尷尬，果然是令人害怕的新政治。

  全台灣最喜歡講SOP 的政治首長就是柯文哲，最近他又在嗆曹興誠砸10億助國軍一事，柯文哲說：沒SOP都是X話。 我曾經問過一個德國朋友，他覺得德國強盛的原因是什麼？他說：就是「德國工業標準 DIN」。我們平常用的那些紙張大小，A4、B4 就是從德國工業標準來的，這些標準是 1922 年就訂定下來。 我再問：為什麼德國強盛的原因是德國工業標準？他說一般的德國人，非常笨但很尊重專業，專業的人士更尊重自己的專業，這些專業人士所設計出來的方法，一般人不用思考就照著去做，德國就這樣強盛起來，從法律規章、社會制度、工業標準等等，都是同樣的作法，就是這樣無聊的標準國家。 但對於標準作業程序如果不了解它的精髓，它就變成一個花哨的術語。柯文哲連制定政策的動機，大致的方向都有很大的問題，這個想法邏輯都不嚴謹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執行，怎麼樣聰明地把它簡化成標準作業程序？ 事後看起來柯文哲在台大管 ICU，已經是他能力的極限了。細節當然重要，但是動機理念和邏輯思考，這些東西遠遠在標準作業程序之前，柯文哲能做的東西就是黨國教育、聯考制度訓練下的工作。這件事情已經非常明白清楚的定義，基本上大致也知道應該怎麼做，然後把它寫成標準作業程序，就像在有限範圍的考試裡面，想辦法把它考好一樣，不過柯文哲為他自己的虛榮，考了好幾次就是了。 如果這件事情還在發展階段，需要創意和研究、以及腦力激盪，這時候如果出現什麼 SOP，一定會造成很大的問題，我們看柯文哲在台北市的很多政策，都是因為這樣浪費公帑，成為笑話。他有處理大巨蛋的S O P，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在停工的情況之下，大巨蛋就蓋好了。 在制定標準作業程序之前，往往需要溝通妥協來解決很多困難，才能達成一個可行的做法。讓一個看起來表現還可以的中階主管，突然變成領導者，有時候就會有這種結果，他只會跟你講S O P！ 「代誌絕對不是憨人所想的那麼簡單。」  

  台灣人受華人的黨國教育，讀書人成功的典範就類似張善政那樣，學而優則仕、官大學問大，所以很多人瞧不起陽春教授，尤其像我這樣多嘴的陽春教授，要不然就說這個人嫉妒，要不然就說這個人懷才不遇、無病呻吟，要不然就說這個人不敢承擔責任等等等等。 德國一般讀書人好像比較不會有這種情況，想讀書的就讀書、想做官的就做官、想賺錢的就去賺錢、想混的就去混，真的是多元宇宙。聽過留學日本的同學講，日本的讀書人好像也不會像台灣或中國這樣，彷彿當官才是高人一等。 寫下共產主義基礎資本論的卡爾．馬克斯説：「當英國人把人們變進高高的禮帽之中，德國人把禮帽變成思想。當英國人是里卡多，有錢的銀行家和傑出的經濟學家，德國人是黑格爾，柏林大學的陽春哲學教授」，德國影響深遠的思想家看起來好像只有歌德的做過大官，其他都沒有。我們連思想不怎麼樣的龍應台也要想辦法當官，彷彿這才是擴展影響力的方法。一個思想是否能夠流傳長遠，基本上是要受到時間的考驗，這才是重點。 我一直說我很滿意我現在的工作，但好像沒有什麼人相信，還有某個科技界的大官說不能放任我這樣墮落過日子。我需要很長的時間獨處、思考、唸書、跑步，每天都忙得不得了， 每天我都會想到死亡的問題，每個人的死亡都很抽象，包括自己的死亡也不例外。死亡必須離自己周圍很近，才能感覺到它震撼的力量。但如果不是直接面對死亡，想像這個問題可以從各種距離來思考。 如果我們與這個世界是互相隔絕的獨立個體，個體死亡了就不復存在。雖然世界持續在運行當中，但我們死亡，世界就消失了。如果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即使死亡，在某種程度上，部分與這個世界會繼續存在。接受不可避免死亡結局的一種方法是，將我們的自我概念擴展到其他人，甚至整個世界。 有一句很有名的話：暴君死亡，統治結束了；烈士死亡，統治才開始。死亡的壞處根源，在於它剝奪了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然而，將我們自己的生死視為存在本身的一部分，可以提醒我們，即使在我們不復存在之後，世界仍將繼續擁有我們經歷過和無法經歷的所有美好事物。 永生主義者認為死亡是最大的邪惡，根據他們的邏輯，死亡使我們不能繼續美好的生活。我們要永遠的活下去，用盡各種辦法，耗費任何資源，因為死亡削弱了我們有意義地生活的能力。社會應該在任何科學技術上進步，竭盡所能地延長人類的壽命，消除衰老，最後克服死亡。來生主義者認為死亡是個清算，在世界上要盡量的存款，一切的目的就為了下一個階段的存款，只有未來、沒有現在。至於存款的定義是什麼？全部都由宗教的教主來決定！ 如果死亡確實終結生命的意義，那就意味著沒有人過著有意義的生活。儘管每個人最後都是死亡，但我們能過上有意義的人生嗎？ 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不需要成為大人物或做一些真正偉大的事情。比如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藝術家、或慈善家，甚至什麼樣的英雄，這些不一定有必要。如果我們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與其他人建立聯繫，那麼我們就能過上有意義的生活。如果我們的生活中有愛情，和可笑的事情，有人可以分享共同的擔憂、害怕與問題，這就證明了自己存在的意義。 意義並不一定與好事相關，痛苦本身並不壞，所以倘若能把苦難融入人生故事中，只要不是白費，苦難實際上可以讓生命更有意義。 難道我自己不知道過得快不快樂嗎？工作合不合適嗎？ 我屬於這樣一類人，總是處在所屬群體的邊緣，不僅看到了自己所屬的群體，而且還看到了群體周圍的那片廣闊的空間。 ——費爾南多·佩索亞（不安之書）

  台灣成功的企業家很多，但因為中國的因素，以及島內的統戰，基本上很少會有鮮明、熱愛台灣的企業家出現在枱面上，想到以前許文龍在中國的遭遇，雖然私底下熱心參與台灣的公共事務，但很多企業家不敢有公開自己愛台灣的形象，因為對自己不利，對企業也不利，尤其像曹興誠這樣公開表示他要和台灣共存亡，更是難以想像。 基本上企業家需要考慮一個公司的生存，照顧底下的所有員工，社會公益雖然早就是企業經營的重要價值之一，但在台灣的環境當中，像郭台銘那樣的為什麼可以囂張這麼久？因為台灣就很可憐，內賊實在太多了！ 曹興誠這樣站出來以後，的確不一樣，他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個站出來堅定捍衛台灣的愛國企業家，他不是捐錢給什麼慈善喔，他是捐錢捍衛國防，建構民防，抵抗中國這個敵人對我們的侵略，站上歷史的高位。 台灣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在於，一堆台灣人自以為是中國人，然後在台灣覺得這樣比較高級，但是去到中國人家也是認為你是台灣人，想做中國人又不直接過去，利用這種統戰複雜的關係謀取利益，少數真正過去中國的台灣人，像李立群那樣根本會發現台灣還是比較好的地方，跟那些統戰的宣傳完全不一樣。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曹興誠這樣站出來以後，很多偽善的企業家會讓人更看破其真實的面貌，台灣當然是在相對比較危險的情況，德國的媒體都非常關心台灣會不會發生戰爭，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企業所謂的社會責任 CSR 最重要不就是捍衛台灣的生存嗎？

  一個最初聽起來很聰明的想法或新成立的完美機構會導致災難，這聽起來很熟悉吧！ 這種現象被稱為“眼鏡蛇效應”，是“快速思考”的產物，這個名詞起源於印度，在殖民時期，那裡發生一場蛇的瘟疫，英國政府透過懸賞殺死眼鏡蛇來阻止這種瘟疫。因為有利可圖，許多人開始培養眼鏡蛇後代，藉此去賺取賞金，因為這樣的情形太多了，於是英國政府停止發放賞金，這些眼鏡蛇最後都被野放，結果數量比這個政策之前要多了很多，這就是所謂的眼鏡蛇效應。 淺碟的教育讓台灣的深刻思考有很大的問題，很多事情都希望快速有效，以實價登錄為例，現在登記到門牌號碼的交易金額，往往成為最低的價格，本來想要抑制房地產價格的政策，反而助長了它的上漲。再來數位發展部會推動很多政策，手機公文簽核類似方便的應用，多用網路少用馬路，甚至從出生到死亡都不用進入政府的數位身分證各種方便措施，很多恐怕都避免不了眼鏡蛇效應的陷阱。 每次跟研究生討論的時候，我都會強調天下沒有平白掉下來的午餐，一個好處往往是犧牲另外一個部分來達成。用增加複雜度來換取安全；或犧牲安全來增加效能。每次研究生吹牛他做了什麼了不起的成就，我第一個問題就會問：缺點是什麼？是用什麼去換來的？ 太好的事情往往不會是真的，很多東西都是左手換右手，或許了解這樣的道理，可以避免造成重大的危害！

  最近許多美國政要跑來台灣，曹興誠說美國其實已經守護台灣七十幾年，會懷疑美國的言論基本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戰。 黨國時代教育對我國際觀的影響，我覺得最深遠的有兩個，一個是萬惡的共匪；另外一個就是對美國的印象，進了大學不斷聽到的「來來來台大，去去去美國」。 蔣介石或是蔣經國對中國共產黨可是深惡痛絕，為什麼蔣介石這個獨裁者不願意相信中共，反正做個特首，在台灣一樣這樣逍遙度日子，何必要那麼辛苦？其實看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帶團去中國俯首稱臣就知道了，這兩個蔣總統做不出那麼下賤的事情，實在太沒尊嚴。 我想蔣介石的心裡是這樣想的，整個中國都被你騙走了，怎麼有可能會留下一塊台灣給我。 「不怕騙子的只有兩種，一種是白痴，另外一種是騙子」，從生活的小細節，什麼部會首長、市長一直到中國國民黨，反正自己做的也是無本生意，買空賣空，反正怎樣都不會有什麼損失。騙子沒有核心價值，騙來的東西，也不怕被人騙走，反正騙來騙去！ 另外一個世界觀是美國，我唸大學的時候真的好想去美國唸書，可惜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好，連去補習托福GRE都有困難，因此才放棄這條路，最後跑去德國唸書。結果現在發現全世界和中國還站在一起的強國當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德國。 蔣介石來台灣以後，台灣人受到美國援助的情況有點類似歐洲的馬歇爾計劃，雖然大家老是要稱萬惡的美帝，但全世界做過這種呆頭鵝事情的恐怕真的就只有美國，他要輸出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的美國價值觀念。而不是像當年英國、法國等國家對非洲大陸和亞洲的真正殖民，算起來好了很多。 我想有一天美國總統一定會來台灣，像當年甘迺迪總統到柏林的時候講：「Ich bin ein Berliner」，可預見也會發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講出同樣的一句話「挖喜逮丸郎」！

我記得上次張善政好像找了幾個人一起公開談手機App安全的問題，然後他說不要發散太多，討論時不必管什麼中國或資訊安全管理的問題，我們就集中在「技術」！ 真的什麼都可以去脈絡化，這樣也有人去跟他談，我是沒辦法！ Nina Lin   什麼叫不要臉？ 這就叫不要臉！

  寫了好幾篇關於道德優先順序的文章，叛國、貪污、官僚殺人和論文等，雖然獲得很多的迴響，但也有一部分的人是這樣認為： 1. 這些人通通都不好，全部都要退出，但並沒有用同樣的強度去要求不同等級道德缺陷的候選人。 2. 身為大學老師竟然為論文事件洗白？ 3. 勿以惡小而為之，難道有些不那麼重要的道德，就不用遵守？ 對於這些批評我都欣然接受，但是有這些想法的人自己可要言行一致，不要投票的時候又違背了自己的言論。通通都不好，意思是投廢票或不去投票，但通常講這種話的人會投給誰，大家都知道。 現實的世界是殘酷的，極端的理想主義者本來就是懦夫，他不敢面對真實的世界，但是理想主義者看起來好像比較好，因為這樣就可以站上最高的道德水準往下批評。 葡萄牙國寶詩人佩索亞曾經說過： 宣揚所有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狂熱份子，就像曾經存在世上許多讓人奉獻生命的邪惡宗教一樣。這種狂熱的宗教在政治上往往吸引浪漫主義者，浪漫主義者最基本的謬誤在於搞不清楚什麼是我們所需要的？什麼是我們所想要的？ 民粹主義政客為什麼要操弄論文這個話題？人們投票給民粹主義政客並不是因為他比較好，而是讓這些選民接受他們所塑造敵人的形象。沒有人在乎被嚴格檢視球場、論文瑕疵已經退選的候選人，他的對手到底有什麼樣的道德高度。 當初塑造蔡英文的形象是什麼？蔡陰魂，陰險狡詐，假博士論文，貪污腐敗，讓韓國語拿到了552萬票，這個一般正常的家庭不想交往的朋友，不是拿到552張選票，而是552萬。 民粹主義政客的選民支持的是韓的政治形象嗎？其實不然，他們只接受民粹主義者所塑造的敵人形象。 理想主義並不是不可以，但要用在自己身上，我中學開始唸書以後，六年的時間每次月考都第一名，我不能容忍自己第二名。唸德文的時候，把德國高中的黃皮文法書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在歌德學院念到最高級，現在可以一邊跑步一邊聽德文的有聲書。開始跑步以後就幾乎天天去跑，已經跑了12,000多公里，人唯一真正能夠掌控的只有自己。 但對於現實世界，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失敗者，因為很多事情不能操之在己，這就是人生。 勿以惡小而為之，另外一句是勿以善小而不為，或許我每天寫臉書就是這個道理，其實更重要一句是：勿以時間少而不跑，每天去跑個3公里也好！

  萬安在廟口吃飯這張照片，非常傳神，我當初在布拉格城區的某間餐廳看到一桌自己不習慣的異國食物，喝下那一口又油又鹹的湯之前，就是這種表情。 萬安很老實啊，這是他真實的樣子，有一天他就不會再是這樣子，尤其如果讓他當選台北市長，嚐到那種權力的滋味，不要說是表演吃廟口路邊攤的食物，連穿著夾克蹲下來在水溝旁邊跟工人一起吃一碗滷肉飯，都不會有任何的違和感。 現在他這種樣子，就是背後推他的力道，比自己想要的還要大，跟改了自己的姓氏一樣，因此才會忍不住露出那種真實的眼神。 馬克斯·韋伯認為這種虛偽的儒家倫理學是中國落後的根源。後來國民黨就把它搬來台灣了，每個人像聖人一樣的要求水準；不真實面對自我；務虛崇尚完美的解決方案；學而優則仕；包括政治人物在內的，為學位而讀書；不管到幾歲，強調自己智商有多高、學歷有多漂亮；以及逃避思考死亡的問題等等。 我不知道萬安最後會不會當選台北市長，但下一次的選舉，這種厭惡的表情應該就會消失，隱藏在練習之後。 不是那個文化，因而不能適應它的食物與用餐的環境，沒有什麼好批評。我不知道為什麼歐洲的食物那麼難吃，又鹹又油又甜，好像調味料都不用錢，而且又很貴！ 該批評的是為什麼不能做自己？ 什麼是快樂，什麼時候人能快樂？如果你實際上做你自己，那就是今天，這就是快樂。 ～齊克果

  我們生活在一個重視個人規則、自由為王的世界。如果個人自由和偏好至高無上，我們難道不應該接受道德與我們對食物和時尚的品味一樣多元嗎？ 在哲學討論中，道德判斷的正確性取決於一些有趣的因素，例如個人或群體的道德規範。道德相對主義通常用於表示在被接受或遵循的道德規範方面存在顯著的跨文化差異的論點。道德上對錯的論點，實際上是對某個人或群體是對還是錯。 道德相對主義將道德原則、判斷或信仰追溯到社會、文化、歷史或個人環境。根據這一立場，價值觀念和判斷，尤其是道德判斷，不是客觀的，原則上也不是普遍有效的。價值觀相當依賴於個人或特定族群，從文化、歷史，尤其是物質的條件和個人喜好。 上次的貼文： 在台灣的道德倫理當中， 出賣國家、 貪污腐敗、 官僚殺人、 和論文瑕疵四項中， 犯哪一項情節最重大， 應該要退出選舉？ 這個社會實在太幽默了！ 我並不是天真的訴求所有侯選人論文有問題的都應該退選，只是要呈現台灣相對道德有多元的族群。 許多朋友老是為沙包黨不平，在政治上站在道德高度，基本上長期的發展絕對是比較正面，只是需要合理的評論，這些道德邏輯要常常有人闡述說明。 陳述這些道德標準並不能適用每一個政黨，要換也要有人可以換吧？長期追蹤我的讀者，會發現我比較少講選舉的策略或個別的情況，比較喜歡講一些通則。 不斷論述這些道德不是同樣標準和道德邏輯是必要的，有些族群會縮小，有些族群會長大，台灣整體的文化與道德也會因此而改變！  

歷史的眼淚 我來逆風一下，像PTT這樣的平台在數位中介法中，當然會造成很大的困擾，根本很難找到管理源頭或金主來處罰。像羅賓漢式的治外法地，平台管理方式，看似志願，背後卻有各種不同政治與商業力量介入的叢林。 政府到底要不要管它？所以我還是副教授在管成大的網路時，成大的BBS，基本上就是梁山好漢聚集的地方，那時候中華電信的Hinet上面都沒有任何好東西，好東西都在學術網路上面，所以代表學校去和中華電信談 peering，學校的教授基本上姿態都很高，是你們的要來跟我拿東西，我對你們的需求並不高。 後來台灣學術網路在教育部和政府的要求之下，開始掃除色情、電影、軟體、各種物品的販賣，裡面開始變得非常乾淨，真的大部分都是正經的東西，歷史也就結束了。 如果不是還有放謠言的功能，有人會在上面下廣告，公關公司會動員，有些介面很差的平台基本上是應該走出數位時代的歷史。我一直以為網路上的東西不用管太多，但是憲法國安法裡面的敵人要界定好，公關公司和放謠言如果不是背後有敵對國家的勢力，在具備眾多數位已開發公民的情況下，漸漸的失去它的重大影響力，但背後有國家的力量就是另外一回事。 該走入歷史的，誰也阻擋不了！

  早上到便利商店看到這份報紙上的標題，真是感到悲哀，當初對言論自由、人權隱私影響重大的數位身分證，所謂藍的有什麼反對的聲音？ 自己扮演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角色，跑去遊說新竹市林智堅市長，好幾個黨派的市議員都想和我們見面，藍的市議員私底下都很憂心，但他們的立法委員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動作，有一個說：這不是我們國民黨才要做的政策嗎？ 捍衛言論自由 over my dead body 講的多麼悲壯，但比較不久以前的數位身分證，這種所謂獨裁的關鍵基礎設施，比數位中介法不知道嚴重多少倍的政策，同樣這一群醜陋的政客，他（她）們有什麼態度？ 最後違反黨內前輩徐國勇內政部發行數位身分證政策，停止辦理數位身分證的林智堅，在學術論文為聖杯的高尚道德政治鬥爭之下，黯然退出桃園市長選舉。 人要有點思考的能力，也要有點記憶力，在數位身分證爭論時，使用中國的規格和系統，與中國介接的政策，在台灣人脖子上套上繩子的數位獨裁基礎工程，這些政客到底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和表現，支持？護航？保持沉默？ 再來看他們對於數位中介法的發言和態度吧！捍衛言論自由？over my dead body？我呸！ 數位中介法風風雨雨的例子，基本上可作為資安管理法想要擴展到民間企業的參考，一定會引發同樣規模的反彈。 看到一大堆中國的鶼鰈最後都判無罪，不從憲法或國安法著手，基本上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要捍衛言論自由，又要解決中國統戰和顛覆的問題，怎麼可能用正常國家的角度和立法可以做得到？ 應該要期待下任總統了嗎?    

  人類傾向於順從，因為這樣比較方便，反正大家做什麼我就跟著做什麼完全不用動腦筋，自然而然、輕鬆愉快。我們是社會人，隨波逐流讓我們感到安全和正確，畢竟跟著大家做就沒錯了，逆向思考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不管在什麼團體，任何不遵守約定成俗或公共規則的人，很快就會被視為麻煩製造者，或是邊緣人。升學主義和學術界的同儕壓力很容易讓人家變成從眾。 不喜歡衝突，對妥協有需求，以及喜愛討人歡心的人，更容易受到這種壓力的影響。不跟大家一樣必須要有自信，有強烈的個性不肯屈服於同儕壓力，而在這個世界上很少人一開始就有真正的自信。 跟大家一樣或不一樣，並不一定有什麼好壞的問題，遵守社會規定法律制度是民主社會運作的基本要求。但是，創新或任何創造性行為，通常都基於有意識地打破傳統和先前的社會結構與規範。 人類心理上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指導原則：犯錯總比孤獨好。這也是一大堆陷在他人地獄不斷追求和別人一樣的原始動機，某某粉也可能因為這樣而形成。 其實在台灣的教育養成過程，對我自己來講覺得是有一點心理變態，成為學霸高高在上，表面風光、內心空虛。我覺得我是去德國唸書以後，才發現那種教育方式和看待社會的眼光狹隘，這世界根本沒有第一志願的大學就會最傑出優秀的事情，如果這麼簡單，民主選舉根本沒有必要，就用科舉就好了，誰最會考試或寫期刊論文，就由他來當市長或總統。 這種事情只發生在幾千年前的社會，寫漂亮文章的人就能夠當宰相，然後上面還有一個皇帝，這種古老的世界當中！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有兩篇著名的演講文章，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和以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韋伯特別挑這兩個職業來演講，身為一個社會學家應該認為這兩種職業對於社會的影響深遠，因此需要特別把它拿出來強調。 政治上的從業人員要求是具備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至於從事學術這一行，需要的特質是孤獨超越，跟政治完全不同，但很多人受不了這個行業，不是孤單寂寞有點冷，要不然就是寫論文做研究覺得無聊，又要出來做行政、搞政治。 學術領域外遇到政治，並沒有那麼高尚，不應該和其他領域有所不同！韋伯說過：如果你不能從學問中獲得陶醉感，那就離學術遠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