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德教育大不同

我在台灣受教育，一直到碩士畢業，大部分的過程都是填鴨，單方向和缺乏思辯。譬如說禮義廉恥，為什麼？明明許多社會上的指標人物都因為沒有這些東西，卻得到很大的好處，那麼目的是什麼？討論愈多，問題就愈大，老師自己也不知道，然後就沒有標準答案無法評分。

我覺得自然科學還好，反正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要創造知識，能夠運用這些填充物，成為高級的工具人，然後就成了人才。

人文社會科學的問題就嚴重很多，這樣子的填鴉，很難有什麼用處，當理工醫的人成為技術系統的工具時，文法商的人往往只有成為社會體制的工具。

我第一次有像卡夫卡說的那樣：我想人應該只讀那些會咬傷或剌傷我們的書，如果我們讀的書沒有對我們產生重擊，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讀書？

那是大一某次的英文課，老師是個在美國長大的 ABC ，他選了一個文章，標題叫做 Modular Man。文章的大意是人不用那麼累，我們去買早餐、修理機車、理頭髪等等，這些人其實跟我們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是完全可以被取代的，就像系統裡面一個 module ，我們不用跟他們多互動，因為這些感情都是假的，關係也是短暫的。

我上課時，好像一把斧頭批向冰山一樣，跟我原先在中學受的那些和藹可親、禮義廉恥的教育有很大的衝突，突然發現以前受到的那些教育是否太難做到，缺乏實踐的可能。

原來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想法，這個英文老師給我人生很大的啟發。

德文課對我來講就是西方教育，我算是受過西方的中學教育，那種看待事情的方法，理性的邏輯、思考與辯論，跟台灣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樣。

在歌德學院的時候，老師上很多德國高中的教材，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是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作品，「如果鯊魚是人」、「伽利略的生活」等等。

例如「伽利略的生活」，這些文章都不會直接告訴我們，誰才是對的，這個答案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這文章講到科學與權威的衝突、道德與責任。伽利略在面對壓迫和威脅時作出的選擇，對科學家在道德上的責任提出問題，特別是在其發現可能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時。

布萊希特探討了在面對權力和恐懼時，人們對真理的追求和捍衛可能受到的挑戰和妥協。科學進步如何影響社會結構和人類思想，以及科學家與社會之間的動態關係。涉及了許多關於科學、信仰、權威和人類理性的深刻主題。

沒有什麼真正值得記住的事是教的會的，一定要經過自己深刻的思考跟體驗。如果教你要遵守禮義廉恥，你就能夠按照老師講的那樣做，那你一定有問題，人沒有那麼簡單！

(Bertolt Brecht 的墓園就在我以前住的地方附近，這張照片是我在上一次去跑柏林馬拉松，特別在那裡坐了一個多小時，順便拍這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