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尹錫悅最近的表現可圈可點，大大拉抬韓國的國際地位。除了跟美國有經濟軍事上的結盟，跟日本更是走出歷史情結，日韓軍事聯盟，共同抵制中共與北韓的軍事威脅。 尹錫悅成功扮演總統應盡的角色，讓此時此地的南韓站在民主同盟的一邊，他不計個人可能受到南韓保守派反日份子可能的反對，將個人的得失榮辱放下，全力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著想。 政治人物尤其是身居國家領袖的總統，是不該有個人的好惡情感，要完全以國家的立場來看待並規劃許多重大的國策。這樣的承諾是對選民的付託應該有的行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日抵達南韓首爾，進行為期2天的訪問，這是岸田對尹錫悅3月訪日的回訪，象徵兩國睽違12年的「穿梭外交」步上軌道。（美聯社） 反觀台灣的親共政治人物，不僅不明究裡的喜歡中共，忘記了國共歷史上曾經有的教訓，還散播自己的喜好給全體台灣人，希望「兩岸一家親」，可以「永結同心」。當年在中國土地上的中日戰爭，卻是要台灣人要能永遠不放下當年中國人受到的苦難，保持仇日的精神狀態。 那些親共政治人物提到「二二八事件」，又希望台灣人不該常常「挖瘡疤」，「製造對立」，這只不過是「民變」，當時政府只是進行平亂。 忘記歷史的傷痛不可能，所以日本對華侵略，國府對台灣人的殘害，都不可能遺忘。然而我們是否應該學習韓國政治圈的認識時務的現實主義，為了現階段國家生存發展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擬定出適切的國家戰略。 不要再任意挑撥民主陣營的情感，只為了投中共的喜好。台灣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表態，就像韓國尹錫悅總統，做出正確的選擇，將歷史的情感暫拋一邊，不要繼續讓歷史傷痛發酵，分化台灣人的團結。 （教育人員）

煩請狗鳴黨注意聽 世界上沒有那種委屈的和平 釋昭慧開示： 我管你認為我是不是你的一部分！ 我不是你的一部分，你這叫做「侵略」； 我若是你的一部分，你這叫做「家暴」。 家暴不也是犯法的嗎？ 我管你是「家暴」還是「侵略」， 反正都不可以就對了！

1943年2月22日，在納粹德國的一家人民法院內，一名年僅22歲的女青年，因散發批判希特勒的傳單，被控叛國罪，她在法官面前陳詞： 「畢竟，有些人要做先驅，因為我們所寫的，所說的，也被許多人認同，只是大家不敢像我們這樣表達出來。」 包括這位女青年在內共五名青年，最後以「叛國罪」被宣判死刑！幾個小時後的當天下午五點，他們被送到於慕尼黑施塔德爾海姆監獄，以斷頭機處死。臨刑前，這位女青年慷慨遺言： 「我們怎敢期望正義占上風，當沒有人願意為正直的動機犧牲自己的時候。 如此陽光的天氣裡，我要走了！ 如果千萬人記得我們的犧牲而覺醒並有作為，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這位女青年就是反對納粹的德國青年組織「白玫瑰運動」的成員蘇菲·索爾（Sophie M. Scholl）。 今天是蘇菲·索爾的冥誕，她在1921年5月9日出生於一個德國小鎮Forchtenberg的基督教家庭。 蘇菲·索爾的雙親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在家經常批評納粹黨，但沒有影響蘇菲·索爾立即跟著反納粹，相反的，蘇菲·索爾因為受納粹主義、國家主義的洗腦教育，曾經在學時代熱衷納粹主義，主動加入過希特勒青年團分支「德國少女聯盟」，甚至還在納粹青年組織擔任領袖，令父親相當不悅。 然而，蘇菲·索爾是如何從納粹的鐵粉轉變成反納粹的「叛國者」（其實是真正愛國者）呢？ 有幾件事是蘇菲的轉捩點：她的參軍男朋友向她轉述前線所見所聞，讓她了解納粹黨的殘酷，孕育其反戰意識；1941年任職稅務顧問的父親，被扣上背信罪名遭逮捕...。蘇菲·索爾開始醒悟過來，開始成為反納粹的義士。 在慕尼黑大學修讀生物學與哲學的蘇菲，與哥哥和其他同志，發起非暴力組織的「白玫瑰運動」，反對希特勒的專制獨裁，要喚醒德國人的良知！ 1943年2月18日她和哥哥在慕尼黑大學散發第六份傳單時，遭納粹特務機關「蓋世太保」逮捕，2月22日受審宣判死刑，數小時後便被送上斷頭機。 她去世後，第六份傳單的副本被偷運出德國輾轉到了英國，被盟軍加以宣傳，改名叫「慕尼黑學生宣言」。 蘇菲·索爾後來被德國人奉為反極權的代名詞 （附記：看過蘇菲·索爾從納粹鐵粉轉變成反納粹的心路歷程，我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我也是從崇拜蔣介石轉變成反抗國民黨蔣家專制政權。但我比蘇菲幸運，她被處決，我只是被勒令退學而已。請參見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  

新北市長侯友宜接受市議員質詢時，無法回答G7包括那些國家。侯友宜求救幕僚，結果上場回答的饒慶鈺也被當了，錯把韓國當會員國。 侯友宜要競選總統，但國際知識死當。侯友宜本人知識貧乏，幕僚又弱，結果連1973年就成立的G7會員國都講不完整。 G7是一個跨政府的經濟論壇，由美國號召在1973年成立，成員是七個高度工業化的民主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與日本。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1997也成為會員國，論壇也更名為G8。因為俄羅斯的民主倒退，在2014被逐出這個組織，論壇的名稱又恢復為G7。 G7在1973年成立，當時侯友宜是嘉義高中二年級的學生。五十年後，侯友宜貴為新北市長，而且還要問鼎總統大位。 在過去五十年，只要侯友宜稍微留意國際新聞，他一定會知道G7的會員國。以我為例，當俄羅斯仍是會員國時，每次看到G8召開年會的新聞，我都會用華語戲稱G8（不良行為請勿仿效）。侯友宜對G7一無所知，符合我對他的長期了解。 侯友宜與我高中同屆，從小我就認識他。侯友宜是個幹練的人，但不是個有內涵的人。他過去的工作需要「幹練」，但不需要「內涵」。幹練但沒內涵是侯友宜在警界出頭的關鍵。 問題是，侯友宜想要競選總統。元首是一國的最高公職，不需要「爭功諉過」的幹練，但要有「佈局全球」的內涵。可惜的是，侯友宜一輩子缺少的內涵，無法在三兩年內補足。 侯友宜的國際知識死當，將是他競逐大位的最大阻礙。若侯友宜果真當選總統，他的國際知識死當會是台灣的最大災難。

最近，在尹錫悅總統與其政府的主導下，韓國的國防安保與外交等領域，明顯重回到與美日接近、強化合作關係的路線。 尹錫悅總統繼三、四月間陸續出訪日美兩國，修復過去文在寅時代受冷落的日韓關係，並在訪美期間重新確立「團結應對北朝鮮核武、飛彈計畫對區域和平威脅」的共識、獲得美國更堅定的核保護傘保證後，七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回訪韓國，作為東道主的尹錫悅總統，延續先前「韓國不會接受『日本需要再為百年前的歷史問題下跪道歉』的想法」，以及由「韓國政府設置財團、由企業自由捐款賠償徵用工，以避免日本在韓企業資產遭變賣」等等緩和雙方歷史問題的基調，在與岸田首相會談時，主動表示「願意將歷史問題切離開來，專注於經濟及安保等領域的合作」，以及「願意支持日本也加入美韓之間強化核保護傘的『華盛頓宣言』架構」。 更有分析認為，尹錫悅總統的這些舉動，不僅僅只是為了更妥善應對北朝鮮的威脅，還有「台海與朝鮮半島局勢具有連動關係」的戰略格局觀考量，一旦中國發動侵台戰爭，為分散駐韓美軍注意力、避免朝鮮半島美軍南下支援台海，北朝鮮也會對韓國生事，甚至也對韓國發動全面戰爭，屆時局勢可能將更難收拾，因此尹錫悅總統才會重新強化美日韓合作關係，以確保台海和平穩定的方式，同時避免朝鮮半島局勢不穩。由此可見，尹錫悅總統的戰略觀與格局，顯然較過去幾位韓國總統為佳；再加上「韓國國內也有相當的反美及反日民意」來看，尹錫悅所做的突破、所承受的壓力以及個人的擔當，絕非過去幾任總統能夠相比的。 但就在連韓國高層都已有「台海局勢絕非他人事」的覺悟，回頭看我們明年總統大選幾位在野潛在候選人，特別是涉及國防安保及區域局勢的發言，則不免令人嘆息再三。從郭董「揮國旗唱國歌可以避免共軍侵台」、「不需要向美國買太多武器」等一連串迎合深藍、中國的發言，侯市長在市議會接受質詢時，連「中國是台灣威脅」都講得扭扭捏捏，再到柯文哲的美中台等邊三角形以及「經濟可以靠美國，國防可以靠中國」之類的發言，在在顯示這些人對台灣當前國防安保處境的認識，不是畏畏縮縮、自卸防備，就是自以為能夠縱橫捭闔，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這些人真能承擔未來台灣所面臨的險峻挑戰嗎？筆者對此深表懷疑。 （作者從事服務業、新北市民）

中國對台灣武嚇，引起各國關切，中國外交部長秦剛竟對「自古以來論」加碼，胡謅依「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台灣已歸還中國」。國際文件與條約規定都好像中國說了算。 扭曲開羅公報是國共「一個中國」計謀。國民黨引用這兩項戰時文件，以粉飾戒嚴統治的正當性；中國則想藉它取得繼承台灣主權的根據；國共都想剝奪台灣人民的權利，避而不提舊金山和約對台灣地位未定。 開羅公報與波茨坦公告，以至舊金山和約，都沒有決定台澎歸屬，最重要的證人是蔣介石，他是會議「三巨頭」之一，國民黨政府的史料有一份「蔣委員長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開羅聯合發表對日作戰之目的與決心之公報」。 新聞公報提到中國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應歸還「中華民國」，但這是三國意向，不是終戰條約，蔣介石心知肚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他訓誡台灣省主席陳誠，「台灣法律地位與主權，在對日和會未成以前，不過為我國一託管地性質」，不能胡說是「剿共最後堡壘」。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台灣的未來必需待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全，對日和約締結，或由聯合國考慮。 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對日和約會議，蘇聯不滿和約草案只提日本放棄台澎主權，未規定歸屬，提出修正案，規定台澎主權應讓渡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修正案被打消。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一日，周恩來與季辛吉會談，抱怨舊金山對日和約竟未規定台澎主權歸屬，並質問不知道是誰草擬這樣的和約。 這些權威聲明，都證實台澎主權並未「歸還中國」，而台灣民主化，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正是得到民主陣營支持的原因。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重大的選擇 我們人生常常要做很多選擇，許多選擇是簡單微小，中午吃飯要吃什麼？晚上去看那部電影？有些選擇是相當重大，影響一輩子的人生。 讀什麼學校科系？ 在國內或國外唸書工作？ 和什麼人結婚？ 要不要成為父母？ 這些都是所謂重大的決定，如何做出這些選擇的問題不僅是哲學上的思考，而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都可能出現的困境。 要合理做這些重大決定，有些人告訴我們把利弊得失都列在一張紙上，然後找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 這樣做決定的程序相當標準，但相當的制式，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所謂的「中策」。 就像大學在甄選入學一樣，用同樣的尺度，當然只能選擇類似的學生。 「重大的選擇，是承諾以某種至關重要且不可逆轉的方式，來改變我們理性基礎的決定。」 我們的理性基礎是由信念和慾望組成。 想要做出重大的選擇，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關鍵在於兩個部分，一個是承諾後的「堅持」，另外一個是承諾前的「價值觀」。 這種的選擇沒有辦法利用最佳化理論列出標的函數，考慮限制項的情況之下，做出合理的選擇。 這種選擇是一種直覺和人生的訓練，變革性的選擇是一種習慣，不是一個數學問題！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最新研究報告《2023年就業前景（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3）》指出，因為經濟成長趨緩、高通貨膨脹、數位轉型、人工智慧（AI）等影響，勞動力市場產生巨變，預估未來五年全球會有8,300萬個工作職位被淘汰，且新興產業將創造6,900萬個新的職缺；簡言之，有1,400萬個工作職位消失，其中，紀錄人員、銀行出納員、文書或行政相關工作，將遭受到最大的衝擊，然而，資訊安全及數據分析師、綠能工程師及科學家、永續發展專家等工作，預計將會增長三成。 隨著新興科技發展、自動化技術、全球化與數位轉型的浪潮，導致勞動力需求降低，再加上生成式AI的崛起，讓許多人擔心被AI取代。（路透社）   IBM執行長克里希納（Arvind Krishna）在接受彭博（Bloomberg）訪問時表示，估計IBM在未來五年內約有7,800個內勤工作會被AI取代，因此將暫停招聘AI可取代的人力。甚至，跨國投資集團高盛（Goldman Sachs）最新報告也指出，新一波的生成式AI（Generative AI）浪潮，可能會影響約3億個工作機會，即使是律師或行政人員都可能面臨被AI取代的危機，但同時也會帶動全球GDP成長。 不過，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則不那麼悲觀，認為AI在增進生產力、提升醫療保健品質、促進教育平等、改善工作場所等方面，仍是功不可沒；而且，人們應將AI視為個人的數位助理，來協助工作效率的提升，所以，AI不僅不會取代人力，尤其是教師工作難以替代，更能為文書作業帶來顛覆性的變革。 隨著新興科技發展、自動化技術、全球化與數位轉型的浪潮，導致勞動力需求降低，再加上生成式AI的崛起，讓許多人擔心被AI取代。其實，只要懂得善用AI技術作為輔助工具，不僅不用憂慮被替代，更能借力使力，創造更多利基，舉凡數據統計或分析、財務規劃、風險預測、作業管理、運輸及物流、資訊安全、醫療與護理、詐騙防範、修圖或擬稿等，都能藉此來降低勞動成本、提高效率、優化資源，亦有助於決策者能精準研判相關資訊。 當然，AI運用也存在著風險，像是技術上的偏誤、設計不良或受侷限，或人為不當利用所衍生的偽造、變造、假照片、假影音、假資訊、假文字、詐騙、隱私、侵權等各類法律與倫理爭議。另外，AI帶來時間與空間上的便利性，卻也因此可能導致人與人互動的質與量降低，彼此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遠。 要如何讓AI無法取代？ 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我們身為人的「價值」，例如：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溝通、愛的交流與情感的表達、經驗的累積與傳承、創新與創意的發想、跨域整合與共享的思維、決策與解決問題的態度、藝術的美感與文化的底蘊等，由生命所呈現的多樣性，是我們身為人最獨特也最美好的價值；其次，人的「能力」更是無邊無際，可以藉由學習、歷練、成長、生活體驗、教育等方式來逐漸加強並深化，這一些都是AI無法輕易取代的。 進一步來說，在社會變遷及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為人的智慧、處事的靈活度、同理心、獨立思考與分析，以及人與人的交流、合作、信任與共享，在職場上都愈來愈顯得重要，而這些也是機器無法做到的事。 我們必須要持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除了專業與技術能力的養成之外，也要再多增加：學習力、數位力、溝通力、協作力、閱讀力、理解力、思辨力、創造力、社交力、創新力、應變力、服務力、領導力、社會影響力等各種關鍵能力，積極讓自己不斷加值，提升「不可取代性」，以掌握並創造更多機會，努力讓未來夢想實現。 （作者是大學講師、前立法院院長秘書）

中國的人工智慧 有人嘲笑中國的人工智慧，我不是這樣看待，幾年前我帶國網的團隊去法蘭克福超級電腦年會展覽的時候，看到中國的計算能力和收集資料的無法無天，全世界是沒有國家比得上，發展人工智慧的環境得天獨厚。 幾個禮拜之前自由的頭版報導台灣杉四號，其實我那時候不好說什麼，經費只有三億到底要做什麼？大概只能租別人的平台和服務。當時我們做台灣杉二號的時候經費是五十億，這個人工智慧的平台，當年我是負責協助規劃資安和網路，這個平台在2020年是世界500百大的二十幾名。 中國半導體的發展是受到挫折，那是因為莫名其妙出來一個奇遊團，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台灣在各方面都處於不利的狀況，我們比以色列的處境是更加困難百倍。當年我在超級電腦年會的會場，看到中國的那麼多的超級電腦，主要都拿來做控制人民維護獨裁政權的使用，人臉辨識、言論篩檢、網路長城、智慧追蹤等等等等。 也是因為這個經驗讓我非常害怕數位身分證一旦讓中國掌握，用來對付我們台灣人民是有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中國是一個很可怕的敵人！不能投降，但也不能不了解對手！

感謝再感謝，鴻海永齡捐贈疫苗！ 政府在任何時刻都沒有擋過疫苗！ 我們從未排除跟BNT的繼續合作！ ----------------------------------------------------------------- 適逢女兒生日，感於時事，與她共勉 市恩不如報德之為厚 要譽不如逃名之為適 矯情不如直節之為真 （明，陳繼儒，小窗幽記）

我常對學生說，如果台灣人和中國人都好好讀過這兩本書-《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和《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就別想混了！ 這兩本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的著者，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Hayek）。 今天是海耶克的冥誕，他在1899年5月8日出生於奧地利。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海耶克崇尚自由經濟，強調民主自由人權。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海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說：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造成經濟正義的不公，因而轉向同情甚至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然而，統制經濟與民主是不相容的，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 海耶克指出，民主體制與社會主義有一共同點：那就是兩者都主張平等。但是即使這一個共同點，仍有差別：民主是在自由中去追求平等，社會主義則是在桎梏與奴役中追求平等。 海耶克認為開發中國家不宜採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因為其常態乃是中央集權式的計畫經濟，最後會形成一種專制的制度。 由於海耶克崇尚民主自由，因此在19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周德偉等人，以及《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對海耶克的著作曾大力譯介，以期對抗中國國民黨的蔣家專制極權。 不過弔詭的是，當時反共的蔣政權，也曾邀請海耶克三次來台訪問，因為海耶克堅決反共，符合蔣家政權的需要。海耶克對當時正是開發中國家的台灣，沒有採共產制度，而是半開放的自由經濟，予以肯定。 今天中國國民黨已經放棄反共，而與專制中共聯手抵制民主台灣！國共如果得逞，中國要民主化勢必遙遙無期，而台灣的民主自由必將不保。海耶克地下有知，該會三聲無奈吧？    

國安局長蔡明彥在立法院證實：台灣確實存在中國海外秘密警察，只是樣態與歐美國家有所不同。從美國執法當局公佈犯罪事跡來看，台灣民眾對於中國海外秘密警察流氓行徑並不陌生，愛國同心會與中華統一促進黨等統派團體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在紐約被捕的美國福建同鄉會共同主席盧建旺，與去年七月被台灣法院判刑定讞的前愛國同心會秘書長張秀葉一樣，移居海外歸化取得身份後，以服務鄉親為幌子，實際上從事共諜活動。 前者早在二○一五年九月習近平訪美時，動員同夥騷擾法輪功學員和平請願活動，以旗海遮擋法輪功海報與布條。三月底蔡英文總統過境紐約期間，再度組織中國僑民前往嗆聲抗議，不過是故技重施。 遭美司法部逮捕的盧建旺（右二）與陳金平（右一）涉嫌參與中國公部門在美設立的秘密警察局事務。（取自紐約僑報網）   張秀葉最惡名昭彰事跡就是逗留101大樓等中國觀光客出沒地點，高舉五星旗營造「歡迎祖國同胞」假象，並叫囂挑釁一旁法輪功學員，甚至發生肢體衝突。以往被輕忽為心向北京的少數政治偏激份子，但張秀葉向法院坦承長期收受國台辦暨台辦系統金援，連曾經投入台北市議員選舉，都是以中國資金大肆宴客賄選，判刑前潛逃出境被通緝中。 依照美國司法部門起訴書，盧建旺等人劣行包括跟蹤、恫嚇或者毆打海外異議人士，台灣也發生過多起針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類似案例。二○一七年一月黃之鋒與羅冠聰搭機來台，參加台港民主人士交流活動，在機場遭遇統促黨人馬謾罵圍堵；二○一九年九月底，香港歌手何韻詩來台參加支持香港大遊行，遭統促黨黨部主委從後方潑灑紅漆攻擊。二○二○年四月，又有前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被潑漆，動手者自稱是統促黨成員。這幾起案例判決停留在表象刑事犯罪，未追究幕後主使者與中共關連性，再三輕縱，讓海外遙控黑手更加囂張。 台北公館一家專門收留香港流亡年輕人工作的「保護傘」餐廳，二○二○年十月先是被潑雞糞警告，具黑道背景嫌犯坦承接受中國金主出錢唆使；二○二一年八月中旬午夜進一步慘遭祝融，店內裝潢、機器與貨品全部付之一炬，最後關門停止營業！ 少數賣力表現的中共在台協力者，扛著民主旗號反民主，假藉宗教信仰自由或反抗政治壓迫名義，一再濫用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不斷傷害台灣社會，完全就是中國海外秘密警察化身，主管機關實有必要持續深入追查。 （作者為企業專業經理人）

積極爭取國民黨提名參選二○二四總統大選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表示，若當選總統，他要推出「新十大建設」，第一大建設就是「○到六歲國家養」，促進台灣生育率。這和蔡總統在二○一九年十一月宣布的「○到六歲，國家跟你一起養」政策有何不同，尚不得而知，然而有些觀念卻值得探討。 先不說錢從哪裡來，我認為郭台銘和蔡政府犯了同樣一個錯，就是忽視台灣新生兒數下降，主因並不是已婚女性少生，而是未婚、不婚才是台灣少子化的根源。證據就是，對比二○○三年每位有偶婦女的生育率為一．一二左右，到了二○二一年，有偶婦女的生育率平均更為台灣生出了一．五三位寶寶，不降反增。另一端，真正跟著台灣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則是各年齡層「有偶率」，以卅到卅四歲年齡層來說，有偶率就從二○○三年的接近六十二％，溜滑梯到二○二一年的卅七％。 近二十年，從普遍晚婚、遲育，逐漸演變非自願的終生未婚、未育，或者少生等問題，不是沒人點出。早在民國一○○年，內政部「我國人口政策評估機制之探討」委外研究報告就示警：「有偶婦女的生育模式與生育率未見出現重大變遷之下，全體育齡婦女的生育率下降現象，毫無疑問地，就是源自婦女有偶率產生重大變化之故。」簡單的說，台灣生育率下降，主要來自有偶率下降，且趨勢日益惡化。 同一年，中央研究院「人口政策建議書」也提醒，我國生育率持續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未把降低偏高的未婚比率列為重點措施」。年輕人連婚都結不了，「○到六歲國家養」效果當然有限。 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補助後端的育兒家庭外，更應有其他配套措施，像是增加年輕人就業機會、提高薪資待遇等，另外，還要擴大單身者交友圈，舉辦未婚聯誼活動，讓彼此可以相互認識，有了對象才能結婚，也才有可能生小孩。 （作者為資訊工程師，宜蘭縣民）

日前一篇時論，片段引述美國馬里蘭大學研究，稱太陽能發電廠會引發「熱島效應」，被台南國民黨籍市議員拿來當作質詢題材，甚至恣意擴大延伸，抨擊光電板的熱島效應讓台南久旱不雨、全國氣溫最高云云。包括王家貞、蔡育輝、蔡宗豪、林燕祝、李中岑等發言議員，皆未細究該篇論文研究方法、規模範圍和時間跨度，就直接套到台南，把光電扣上導致乾旱的帽子，藉故醜化、扭曲光電發展，實在令人咋舌。 事實上，包含台大、成大、中研院的學者，找出該篇研究內容，並接受台灣科技媒體中心的採訪，指出該研究場域是在沙漠荒地進行，與台灣海島型氣候的條件不同，兩地環境條件差異甚大，沒辦法直接套用。氣象專家彭啟明也在媒體上表示，南部乾旱「主要還是這幾年恰巧颱風擦邊而過，降雨不如歷史值」。在在顯示，學術界並不認同任意套用該研究於台灣。這些議員以及隨後大篇幅報導的媒體，去脈絡地任意擷取國外研究，或無知或刻意遺漏兩地在地理、氣候、水文、環境等條件上的差異，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其所隱含的政治意圖。 筆者尊重議員的監督職權，但對於昧於科學、任意嫁接、斷章取義的政治口水敬謝不敏。若議員真的有心解決乾旱危機，應該是用實際的行動，幫農民協調水源、支持發展再生水和海淡廠，而非在議場上狂噴政治口水。 （作者為土木工程碩士、台南市民）

像是「最早跟美國打交道的是國民黨，結果我們的下場是什麼？是退守到台灣來」、「你確定要相信它（美國）嗎？」這種論述，反映了在某些人當中相當普遍的一種觀點。這種觀點的基本架構，大致可以歸結如下： 「因為美國XXXX，害得國府『只能』退守台灣，所以美國不可信。」 這個XXXX的內容，可以自行填入，可以是「援助不力」，可以是「調停失當」，也可以是「喜歡湖南臘肉」之類，都無所謂。反正只是需要一個把失敗歸責於美國的名目，無關宏旨。總之，依照這種觀點，國府在1949年敗給紅朝，是美國人的錯。 這種觀點當然無法成立。 對國府而言，美國提供大批援助，讓國府在日本帝國的兵鋒下免於崩潰，這就已經應該感謝了。至於日帝兵敗之後的事，那是國府自己要去處理。能不能「動員勘亂」，要看國府的本事。美國並沒有義務協助國府統治中國，自然也談不上是美國的責任。 當然，倘若要拉長因果連結來看，可以說美國就東亞大陸的赤化有影響，因為美國把日本帝國打爆，結束了日俄戰爭後「日本駐軍大陸抗衡俄國」的戰略平衡。一旦日本駐軍不復存在，東亞大陸的戰略平衡就勢必會往蘇聯／中共這一方傾斜，再加上中共取得了滿洲國留下的產業資源，國府怎麼可能獨力擋得住？所以說，東亞大陸的赤化，美國人還是有種下前因。 不錯，可以這樣說。 但是國府這一方沒有資格抱怨，原因很簡單：這就是國府實現願望所產生的後果。國府想要日本戰敗？好，美國幫你實現願望。要說日本戰敗之後的局面？那是你的事，請自行處理，不要怪別人。就算是神燈精靈，也沒有義務照顧到這個程度。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沒有能力承擔自己願望實現的後果，國府也不例外。 實際上，國府與其責怪美國，毋寧更應該心存感謝，讓他們還有台灣這塊土地可以落腳。真要說起來，台灣是太平洋島鏈的一環，打贏太平洋戰場的是美國，而不是國府。只要美國有這個意思，大可以對台灣另作安排，讓這塊土地的歷史往另一個方向發展。 倘若如此，國府連這塊安身立命之地都不會有。 圖為美國總統艾森豪（左）於1960年6月18至19日訪問臺北，與蔣中正（右）乘車前往圓山行館途中接受群眾夾道歡迎。（資料照） 這種「另作安排」的前景，是兩蔣1949年前後心頭揮之不去的陰霾。蔣經國在1949年6月18日的日記中，曾經記錄過蔣中正的一段言論： 「英、美恐我不能固守臺灣，為共匪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 故對美應有堅決表示，余（蔣中正）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決不能交還盟國」（參《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6月18日） 兩天後，蔣經國又寫下這樣一段文字： 「父親接獲我駐日本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略稱『盟總對於臺灣軍事頗為顧慮，並有將臺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父親極為憂慮⋯」（參《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6月20日） （圖片來源：一個律師的筆記本臉書） 我們知道，蔣中正「極為憂慮」的這件事，後來沒有成為現實。美國還是讓國府在台灣安身立命，並且提供大量的軍事與經濟援助，讓這個輸到風雨飄搖的政治集團，有了另起爐灶的資本。 然而，這個政治集團的後繼者，對於美國卻不怎麼感謝。反而直到今日都還滿懷怨懟，抱怨跟美國打交道的「下場」是「退守到台灣」，仿佛這樣很委屈。 所謂「升米恩，斗米仇」就是這麼回事。 說起來，局面發展至此，要說委屈，也應該是當時的台灣人比較委屈。關於「台灣人會受害」這一點，美國政府裡面有些人其實是知道的。舉例而言，美國資深外交官George F. Kennan在1949年9月28日的日記中就曾經寫下（拙譯）： 「我們討論了有關日本和平條約的問題…我不同意我們應該讓我方參與福爾摩沙給中國的正式轉讓，既然我們知道，這只會意味著不公不義，以及接下來幾十年對島上本地人的惡政。」 （“We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I cannot agree that we ought to make ourselves a party to the formal assignment of Formosa to China, when we know that this means only injustice and misgovernment of the natives of the island for decades ahead.”） 話說回來，對於美國當時這個決定，我也不認為台灣本土陣營有資格作太多抱怨。畢竟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美國對台灣並沒有義務，就連英國對香港那種程度的義務都不存在，實在沒有理由多加深責。 更何況，即使真有什麼不滿，後來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援助，也已足以抵償。美國的援助並不只是提供駐軍、武器或金錢，而是深入影響台灣在1949年後的經濟政策與社會體質，從而促使經濟的全面升級改造成為可能。可以說：沒有美國，台灣人就不可能有現在的生活水平。 關於這一點，吳聰敏教授在《台灣經濟四百年》一書有相當深入的分析，在此無法詳述，僅引用吳教授的兩段評論作為結語： 「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不是尹仲容，也不是李國鼎，而是（美國）合作分署與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官員們。」（頁401） 「1945到1950年代晚期的經濟管制，曾使社會陷入困境。幸運的是，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使台灣走回市場經濟制度，並跨出高成長的第一步。」（頁516） 引用出處： 1.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日記），國史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典藏號：PCKSE0000030。 2. George F. Kennan, “The Kennan Diari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P227 3. 吳聰敏，《台灣經濟四百年》，春山2023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臉書：我們的下場是什麼？是退守到台灣來

德國防治假訊息 德國針對假訊息和網路宣傳制定最重要的法律是《網路執行法》（Netzwerkdurchsetzungsgesetz，簡稱NetzDG），該法於2017年通過，2018年生效。 NetzDG 規定，社交媒體平台需要制定相應的措施，對其用戶發布的涉及仇恨言論、煽動、虛假信息等非法內容進行快速檢查和刪除。根據這一法律，社交媒體平台在接到用戶舉報後，必須在24小時內刪除顯然非法的內容，對於其他涉及非法內容的投訴，則需要在7天內進行處理。 如果社交媒體公司未能遵守 NetzDG 規定，可能面臨高達5000萬歐元的罰款。 此外，德國刑法中也有一些相關條款，例如： * §130：禁止煽動仇恨言論，包括對特定族群、宗教或其他群體的攻擊、侮辱和歧視。 * §185：禁止侮辱他人，包括虛假指控和侵犯他人名譽的行為。 德國一些政府機構和部門涉及到處理假訊息和網路宣傳的工作。 這些部門包括： 1.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BfV）：這是德國國內情報機構，負責監測和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它也致力於打擊網絡假訊息和滲透行動。 2. 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BKA）：這是德國的刑事警察機構，負責調查和打擊跨國犯罪、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在一定程度上，BKA也涉及到打擊假訊息和網絡宣傳。 3. 德國聯邦網路安全局（BSI）：BSI 是德國的網路安全機構，負責保護德國政府和基礎設施的網路安全。在應對網路攻擊和假訊息方面，BSI 起著重要作用。 4. 德國新聞機構合作網絡（Correctiv）：雖然不是政府部門，但 Correctiv 是德國最大的獨立調查報道新聞機構，專門從事揭露不實訊息和偽新聞。 台灣民主在這方面完全不設防，對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雖然蔡英文總統開幕致詞說：最重要的工作是防止假訊息。 結果也只是打嘴炮。 還有臉書的朋友說要號召民間義勇軍來做這些事情，笑死人！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陳偉杰，就是那個本來要選淡水三芝立委跟洪孟楷拚初選，最後被侯友宜「勸退」的那位。 他今天這個講法，看在美國人眼裡，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訊號： 「無論國民黨最後推出的是侯友宜還是郭台銘，抑或是朱立倫，全部都不可信」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幾天有一個不是很被注目的新聞，那就是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跑去華盛頓DC，找了一些美國的政府官員，講了朱立倫的主張，希望美國給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一個訪美的機會，最重要的是最後強調：「國民黨在當選後會維持對美的關係」 結果轉過頭，國民黨的發言代表就在台灣的談話性節目中痛批美國忘恩負義。 依照美國人的性格，這種人前跟你陪笑臉，人後立刻變臉捅自己一刀，就是「不可信」。 相信朱立倫主席很快就會知道讓美國人覺得不可信的感覺是什麼了。

去年六月十五日，我與莊萬壽教授等共六位教授聯名在本版發表〈搶救日漸消失的文化財〉一文，指出文史學者的藏書隨著退休、過往，而終致其畢生珍藏的藏書散失，甚至淪落紙漿廠，那是文化的一大浩劫！因此我們呼籲文化部、教育部，能正視此事，設法搶救！ 事後我接到文化部和教育部的回應，說中央圖書館有在南部蓋新館，可存放該處云云，這些回應很明顯只是敷衍了事。我的問題不是我個人藏書的去處，而是全國文史哲學者的龐大藏書如何免於散失毀滅。 目前文史哲的學者的藏書要捐給各圖書館而受到拒絕的兩大理由是，一、圖書館已書滿為患，空間不足；二、當今數位化時代，紙本書已無價值，徒佔空間。前一理由確是事實，但第二理由非常可笑，沒有實體書，拿什麼數位化？ 面對文化部、教育部的敷衍，面對各圖書館的困境，我最近想到一個暫時解決的辦法：我與我們台北教育大學陳慶和校長建議商量，在圖書館之外的教室、走廊、建物的角落牆邊…，擺設書架，放置教授捐出的藏書，讓同學自由取閱（閱畢放回）。陳校長很同意我的建議，終於通過校務會議，先以敝校「篤行樓」的一樓大廳的一面牆放置書架，開始試辦。 我建議全國各大、中、小學，可以一起試辦看看，書籍不一定只能放在圖書館，全校各大樓、教室、走廊...，都可陳列書籍。一來，可讓即將淪落紙漿廠的圖書免於浩劫；二來，學生隨處可以看到書籍，培養書卷氣，刺激閱讀風氣（即使只看到書背書名，都有刺激靈感的作用）；三來，以書牆做裝飾，也是一種美觀。 我期待全國各校可以試試看，也期待教育部能幫忙推廣。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總統大選國民黨提名在即，郭台銘到宮廟參香，說著「兩岸和平，不要戰爭」是他的最大願望。但達成願望的方法說不出來，只說著「自己若當選總統，中國的軍機就不會再擾台」的廢話。 那侯友宜呢？與國民黨友好的新北市議員李翁月娥在總質詢時高舉「要和平不要戰爭」的標語，詢問侯市長的態度。侯友宜強調，兩岸要降低彼此敵意，互相交往溝通，台海穩定就會做得更好。但如何降低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如何交往溝通，侯友宜仍一如「跳針機」，只會重複那幾句沒具體內容的廢話。 國民黨在去年底九合一大選打出「戰爭牌」吃到甜頭，如果好好說明與民進黨政府不同的具體作為，贏得台灣人民信賴，二○二四年乃至於永久執政都有可能。可是，國民黨「敢」告訴台灣人民，只要願意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採用「一國兩制」的方案，中國就不會攻打台灣嗎？ 在中國假話講久會變真，但台灣民主多元，人民沒那麼好騙，就在九合一大選後四個月，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最新民調已經指出：六八·六％民眾不相信「民進黨執政會帶來戰爭，國民黨執政會帶來和平」，所以，國民黨的廢話可以別再那麼空洞嗎？ 近七成民眾不相信「民進黨執政會帶來戰爭，國民黨執政會帶來和平」的說法。（翻攝自台灣民意基金會報告）   然而，筆者覺得國民黨打「戰爭牌」的訴求方法與對象，頗值得民進黨探究，因為「常識」是：兩岸問題的不安源頭在中國，可是國民黨都是炮口向內，那究竟是哪些人買單？ 例如當英國《金融時報》呼籲，全球各國備戰防止台灣落入中國之手；沒有人希望發生戰爭，但有必要為戰爭做準備，備戰目的是為了維護和平時，馬政府時代的官員楊志良竟質疑，台灣憑什麼備戰？備戰是為了避戰，這是常識，楊志良不懂？就像要和平不要戰爭是台灣共識，何須國民黨廢話！ 然而，政客的廢話就像抖音的洗腦神曲，他很有錢，所以也很會治理政府；他「好好做代誌」，所以只想做事。不斷反覆廢話的結果，在一些人腦中形成所謂的「耳蟲效應」。只是，你我聽不到任何一個具體解決兩岸紛擾的可行方法；國民黨也不敢觸碰「和平與投降的差別」這個核心問題。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台南市民）

生死之間 幾個月之後就要總統大選，這個選舉真的很重要，要決定的是下一次是不是還有民主選舉的機會！ 人選之人最後講「下一次」很警世，繼續當民主國家才不會有像香港選舉被沒收的事情。 自由民主與獨裁極權的對抗才是這次選舉的真正內涵！如果是太平時代，下一次選舉再戰就好，但這次不一樣，尤其國際局勢幾十年的時間好不容易轉到對台灣這麼有利的時機。 社會科學複雜地方就是人事時地物，一個因素不同就不同，人選之人-造浪者，如果林月真換成一個男生，即使講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事，是否能夠得到同樣的結果？ 進步的議題選擇的是同婚，但選擇如果是廢死或轉型正義，結果會是一樣嗎？一部政治連續劇因為進步議題而勝選，帶給大家包括我在內充滿了希望，教育改革、居住正義、環境保護、廢除死刑、司法改革，轉型正義等等，彷彿都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迎刃而解。 這部連續劇基本上沒有談到中國因素，我覺得如果沒有中國因素，這些進步議題在台灣的社會還相當的遙遠，即使已經通過的同婚都一樣，就我的觀察，很多人是因為中國因素而不得不支持同婚。 我們也有很多場因為沒有中國因素考量之下的地方選舉，打進步議題一敗塗地。 人真的很習慣過去，英國還在慶祝新王登基，文化傳統一旦養成，真的世代相傳很難改變。 許多人昨天看我的文章之後非常生氣，其實我自己也非常生氣，如果世界不要變化，領導人不錯就不要再換，像英國皇室這樣，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可以在位七十年，這樣的世界會有多美好？ 我不覺得批評我的台派人士有什麼惡意，期待救世主本來就是最美好的夢想，好不容易出現又不能連任。 希望台灣能夠度過這一關，說不定中國問題在這一關之後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