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千武(一九二二—二○一二)、黃靈芝(一九二八—二○一六)兩位都是跨越台灣的日本時代和台灣的中國時代,進入並未真正確定台灣時代的台灣作家,都具有詩人和小說家身分。他們在台灣曾以「中國文學」的時代,並不被生活在這個國度的人們充分認識,學校的語文課本也未選錄他們的作品。倒是政黨輪替後的二○○三年,陳千武獲頒第七屆國家文藝獎;黃靈芝則於二○○四年,獲頒日本正岡子規國際俳句賞,後來並獲日本天皇贈勳。
兩人的小說分別被鴻鴻和林孟寰改編音樂劇,在台北的北藝中心、台中歌劇院和衛武營藝術中心演出。陳千武小說《獵女犯》改編《熱帶天使》和黃靈芝的《天中殺》,在兩位台灣文學家辭世多年之後,彷彿靈魂顯影,再與他們所屬國度的人們對話。文學之魂長存,台灣精神不死,政治困厄並無法抹滅他們的靈魂,年輕世代的藝術家詮釋他們的作品。
陳千武的《獵女犯》是他參加二戰時太平洋戰爭經驗,以「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留下的作品。系列作品十五篇,事隔多年,以附錄方式增補五篇出了新版《獵女犯》(大塊文化);《黃靈芝小說選》上、下二冊廿八篇,二○一九年出版(台南文化局+遠景);這也是文學出版在黯淡中為作家亮出的燈光。
陳千武從日本語跨越到中文,他們那一代台灣作家常被戰後來台、缺乏同情理解心的中國作家嘲笑中文笨拙;黃靈芝則堅持忠實於他熟悉的日本語,用日語寫作,守住創作者的孤獨。我在《雙重構造的精神史》(九歌)以「跨越語言」論列陳千武等八位台灣詩人,對照十二位「跨越海峽」的戰後移台詩人,更常論介黃靈芝。戰後台灣的文學來自兩種不同的球根,但被局限在中國的框架。
黃靈芝的異質性被照亮,源於一九九○年代初,日本學者岡崎郁子贈我她論列台灣作家的著書《異端的系譜》(前衞),我以未被收錄的黃靈芝才是真正的異端,開啟了岡崎郁子專注於黃靈芝研究之路。鴻鴻說音樂劇《天中殺》的演出,源於我一篇紀念黃靈芝文章的種子,台灣真的需要更多文學、藝術的種子。
文學是一個民族或國際家的靈魂。戰後在台灣的文學,從「中國文學」到「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到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台灣文學」的正名歷經政治改革長時期,文學的台灣魂並未充分形成,中國性仍在。政治改革的顛沛,國家認同的迷亂,原因在此。台灣人要有台灣的文學魂,台灣的國家精神才能真正形成。
(作者是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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