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體制的訓導主任，基本訓練與任務在於「思想正確」，保持一言堂。鬥爭與排斥異議是他們的顯學，不聽話還敢嗆「言論自由」者，就要「滾出去」。 上次選民開除老Ｋ黨，老Ｋ黨就開除自己的黨主席；這次選民又開除老Ｋ黨，它就開除一批敢對中央嗆聲之人，尤其是要幹掉它的前發言人楊偉中。 要靠整肅言論自由維持「黨紀」的組織，絕非民主政黨，不值得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留戀；在老Ｋ黨一黨專政時，被迫或因權宜而入黨的人，實在不必等老Ｋ黨開除，而是應該主動開除老Ｋ黨。 現在大權在握的「那個訓導主任」，質疑「那個日本人」，「佔據中華民國總統位置」，「要把台灣害到什麼程度？」有多少人認為李登輝是在「害」台灣？又有多少人同意依法選出的李登輝是「佔據」總統職位？ 剛擺出訓導主任嘴臉，「訓斥」公民記者稱榮民為難民是「分裂族群」的人，正把老Ｋ黨「榮民化」，無視民主選舉的正當性， 好像只有「榮民」族群的人才是「合法總統」；人們更可以想像，陳水扁也是「佔據」別人專享的位子，才被抓住小辮子去坐黑牢。 面臨被開除命運的楊偉中，既當過老Ｋ黨發言人，當然知道老Ｋ黨箇中三昧。黨國之治靠一言堂，軟硬兼施，硬的是全面壟斷宣傳媒體、控制教育與言論，軟的是吸收入黨，剝奪黨員自由議論的權利。 但這套手法在網路訊息時代已經失效，新的世代沒有理由自找苦吃，以犧牲言論自由為代價，加入日暮黃昏的老Ｋ黨。同樣被老Ｋ黨開除黨籍的媒體人周玉蔻回嗆老Ｋ黨棍的話，最能反映新世代的心聲：我是自由民主的台灣人！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新政府滿月，沒彌月之喜，改革迅速進入深水區，阻力大且濁浪排空，更有大鱷出沒，伺機吞掉改革…。 承載台灣人民千期萬待，新政府上台了，因前朝馬政府留下爛攤千瘡百孔，新政府沒有蜜月期，各項難題已撲面而來。 小英政府以「療癒系政策」做為改革首發，包括撤告太陽花、廢黑箱洗腦課綱等，獲廣大支持。改革首發以去除前朝弊政為先，正當性很強，反改革舊勢力不敢蠢動，但林全內閣保守性格也顯現，對改革附加前提，如對撤告太陽花說可原諒、不值得鼓勵云云，改革銳氣大打折扣。 上任未滿月，人事都還沒全部就定位，改革馬上進入前進困難的深水區，如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經濟改革等，都不是改革大旗高舉，大家就會跟從的，反而引出不少既得利益團體及個人，如大小鱷現身阻抗改革。 新政府在深水區面對反改革勢力，最大巨鱷就是中國，洄游在台灣四周，以各種暗的明的手段，壓迫新政府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不許台灣改革走向正常國家。 內部則有馬英九及國民黨高層，有如中國巨鱷身邊的中小鱷，伺機咬新政府幾口，小英政府必須同時應付眾鱷，小心周旋，以免遭吞。 轉型正義、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經濟改革等，都是「今天不做，明天後悔機會都沒」的內政要項，但也都碰到反改革鱷群阻抗。 小英政府能突破眾鱷包圍，帶領台灣走出困境嗎？從內閣人事佈局，及電力供應、長照等政策，仍是先給答案的政策形成模式，實令人不敢太樂觀。 民意期望改革心切，這是小英政府的最大動能，切莫瞻前顧後、欲進不進，如留下改革空白，將辜負台灣人民殷切期望！（胡文輝）

  行政院長林全日前赴「三三會」對企業主演講時特別強調，「誰能增加最多就業，我就第一優先幫忙解決投資問題，就業是（政府）唯一ＫＰＩ（關鍵績效指標）」。林全更點出，過去台灣經濟發展出問題，主要是國內產業外移卻沒適當產業填補缺口，勞工沒有更好就業機會，形成貧富懸殊與仇富心態，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仰賴投資。但吸引投資，不應該以外商直接投資（ＦＤＩ）作為政府各部門的ＫＰＩ，應思考對國人就業是否有幫助。 林全的演講雖然沒有提出增加就業與提高薪資的具體解決方案，卻一語道破近二十年台灣經濟成長的迷思，了解問題的癥結之後，顯然比較容易找到治病的藥方。所謂台灣經濟發展迷思就是ＧＤＰ成長看似亮眼，實質上是由外部需求所帶動，而外部需求主要來自產業外移中國，再由我方對其出口大量零組件、半成品等中間財所致。換言之，外部需求係以「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的三角貿易為主。這種外包型的生產模式，固然以三角貿易型態計入我ＧＤＰ，但實質受益者乃是承包代工國家之生產者（主要是中國勞工），卻無法嘉惠台灣本地的勞工。再者，近年來我勞工從ＧＤＰ分配的比例逐年降低，相反的營業盈餘佔ＧＤＰ比例卻向上攀升，顯見勞工拿到的經濟成長果實愈來愈少，落到資方口袋的卻愈來愈多。誠然，所得分配不均是全球化產業分工的後遺症，讓資方得以找到更便宜的替代勞工，但貧富差距、所得分配不均若不儘速消弭，勢必加劇社會的矛盾。 其實，ＧＤＰ只是一個量化的數據，若不優化其內涵，使其成長確實能夠造福多數民眾，則盲目追求ＧＤＰ成長，作為施政良窳的指標，得到的很可能是一種美麗的幻影，而人民卻依然無感。尤其，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國際分工已打破了時空的隔閡，全球勞動力處於相同的競爭平台，於是資方擁有絕對優勢的籌碼，而勞工則在競爭激烈與替代性高的劣勢下，薪資不但無法成長，更有倒退的趨勢。這些都沒有在ＧＤＰ中反映出來。因此，追求ＧＤＰ的亮麗表現之際，更應該檢視其所代表的意涵，是否與多數民眾的就業、薪資與各項福祉產生正相關，如此的ＧＤＰ成長方有實質意義。 林全院長既然強調，增加就業是政府檢視企業投資的唯一ＫＰＩ，顯然已經找到了經濟困境的病因。過去台灣ＧＤＰ的成長，其實是產業發展遇到瓶頸，卻以外移作為轉型的替代方案，利用國外（尤其中國）的價廉勞動力作為續命仙丹，所營造出來的迴光返照。可惜的是，在這種微弱的成長亮光下，就業機會停滯，實質薪資倒退等，都被掩蓋了。直到中國成長趨緩，也在推動產業轉型，紅色供應鏈崛起，成為台商競爭對手，導致我對中國出口嚴重衰退，且今年我投資中國廠商虧損家數已經超過半數，三角貿易似乎走到了盡頭，才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平心而論，儘管ＧＤＰ的實質意涵受到質疑，而且也淪為各國執政者自我吹噓的神話，卻仍不失為衡量經濟成長或衰退的重要指標，難以廢棄不用。然而，政府的施政績效在參酌ＧＤＰ之外，更應提出攸關民眾切身利益的指標，作為努力的方向，以補足量化數據之外，人民實際生活水準的提升。綜合上述的討論，顯然就業與所得的提升、產業在地化生產、經貿多元化、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應成為新政府在經濟領域上努力打拚的目標。政府施政以增加民眾福祉為唯一的ＫＰＩ，方可擺脫保一的口舌之爭，多做些有益於多數民眾的好事。

記者林良昇／特稿 在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石破天驚，震撼全港的自述後，「中國政府逼得香港人無路可退」，六千港人如同過去他們做的一樣，站了出來告訴全世界，他們沒有忘記自由是如何得來不易，在北京逐漸掐緊時，港人不束手就擒，吶喊著香港人的「底線」。 香港各界昨日下午發起「香港有底線．向強權說不」遊行，抗議民眾高舉一國兩制已死的英文標語。（歐新社） 一年多前的雨傘革命，港人想更進一步追求「真普選」，七十九日的占領抗爭，換來北京的強硬和港府的無情對待，訴求無疾而終，港人對於民主的更進一步，最後仍回到原點，印證北京對於民主自由要求的一貫思維：「退了一步，你會要更多」，堅持寸步不讓。 令港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央專案組跨境抓人，挑戰著北京給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更嚴重的是，一國兩制不只是口號，而是法律，明定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當跨境抓人，侵犯司法獨立時，白紙黑字的香港基本法，被北京蠻橫打破。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枷鎖，雖注定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也保障了港人的底線：自由與民主，銅鑼灣書店事件，卻讓港人血淋淋見識內地特產「被失蹤」，印證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痛斥加拿大女記者所言：「中國憲法寫明會保障及推廣人權」，旁人看來，終究是一句笑話。 威權政府的可怕在於，他可以背棄任何法律，不管任何承諾；也可打破任何制度，不須任何理由，北京有自己的解釋權，連自己的憲法明定的「保障人權」都可以不遵守，何須理香港的「一國兩制」？更甚者，何須理會和台灣間的任何承諾？ 威權絕不會帶來和平，林榮基向港人痛陳：「向強權說不，我都可以，你怎會不可以？」香港正面臨關鍵的時刻，台灣和香港不同，但有著相同的民主自由信仰，今日的香港，台灣人豈能置身事外？殷鑑不遠，面對中國的高壓懷柔，台灣不能不謹慎，也不能裝糊塗。

上週的端午節連續假期，新政府高速公路疏運措施及不及格，從道路使用者怨聲載道以及連執政黨立委也忍不住砲聲隆隆，即可見一斑。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日前邀請交通部長賀陳旦（前左）、高公局長陳彥伯（後排右一）、台鐵局長周永暉（後右二）、公路總局趙興華（後右三）、桃機公司總經理蕭登科（後右四）列席備詢，並報告端午節連假交通疏運情況的檢討。（資料照，記者黃耀徵攝） 賀陳部長過於主觀的認知，不僅是以台北人觀點看台灣，甚至引人猜想是否從未有過連續假期行駛南北高速公路塞車的經驗 才會如此「不體卹民情」。如果是體恤民情的部長，就不會抱怨「台灣為何連假那麼多？」、「小塞車媒體不要放大」，更不會妄下結論表示「夜間行車肇事率較高」。 承認決策倉促，開頭就取消夜間上國道免收費的小確幸的賀陳部長，誠如謝金河先生所言：「算計小利的政府不會得到民心！」部長要大家多搭大眾運輸回家鄉，更是昧於目前鄉間客運班車稀少的現況，從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區轉乘到一個偏遠鄉下是如何漫長的奔波過程，一家四口票價花費也比自行開車昂貴得多，如何說服大家？ 端午節連續假期夜間收費的車流比去年同期車輛要多，並不代表夜間取消免收費的決策是成功的。今年高速公路的車流增加，與假期多達四天，且油價處於低檔有關，交通部有否想過，假定今年夜間免收費，是不是可以吸引更多的車流移往夜間呢？如果夜間真的肇事率較高，全部行駛於夜間的車流改到白天開上國道，如何消化白天的車流？ 交通部目前的要務，應該是搞定機場捷運如期通車，還有即刻整頓動不動就出包、貽笑國際的機場亂象。只對行之有年且具有成效的政策下手，匆忙改弦更張，以為這才是「改革」，真的是有癢的不抓，沒在癢的都抓到流血了。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香港《蘋果》     在台灣，有許多媒體被歸類為統媒。言論自由的社會，媒體當然可以有統獨立場，但統獨之外，還是該有點是非，這是非甚或超越統獨之上。讓人遺憾的是，有些統媒平日鬼吼鬼叫、義正詞嚴的談倫理責任，一臉想當「台灣隊長」，甚至「中國隊長」的陽剛模樣，但碰到了中共老大哥，就活像是陰溝裡的生物。 被「共匪」綁架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日前獲釋返港，召開記者會指陳中共中央專案組派人關押他的前後情況。其經歷當然充份突顯中共政權視法治如糞土，或是根本沒有法治的問題，但這條新聞其實也是面照妖鏡，照出了台灣統媒的鳥樣。 在記者會召開的二十四小時內，台灣的兩大傳統「質報」與一些電子媒體，只發了幾條即時，這些即時還是引中央社的內容，說不定還是發稿機器人發的。 不是熱愛中國的報紙？為什麼不發重大中國新聞？是中共主動授意，要他們不要做這一條新聞嗎？這些統媒在台灣加總已經不到30%市佔率，要他們負責封鎖新聞，其實也蠻無聊的。 若說他們能直達天聽，那現在也不會是「拒談」「封殺」，而是像環球時報那樣幫「主子」說話。通常是扯說這書店店長人格或精神有什麼問題，或其單方面說法不算數，我們手中有什麼簽名證據之類的。就像過去在台灣做藍綠統獨政治新聞那樣。 不過，他們第一時間也沒這樣做。這大概是因為他們和中共高層的關係沒那麼好，還不清楚狀況，只能等中共的官方傳聲筒先放砲，自己才能動。這或許代表此兩家媒體高層還在「揣測上意」，在中共沒做出明確指示之前，不敢妄抓風向。 到我本文完稿之時，這些統媒仍以轉發中央社相關新聞為主，不敢自己做這條。 平常，他們總是正氣凜然，好像只有他們是摸著良心、憑著智慧看到「兩岸大中華區」的未來，因而堅持統一主張。但碰到讓大哥大大難看的事情，媒體人的道德良知，就暫時先放到一邊去。 銅鑼灣書店人員被擄往中國的事件，就是言論自由議題，因為中共綁架店員，是想打探哪些中國人從該書店訂閱「禁書」。連賣個幾百幾千本書的小店，都要中共中央動用如此多人力物力，醜態盡出的惡搞。那「大店」呢？ 號稱台灣前幾大媒體的大店呢？只怕壓力更大了吧？ 媒體的本質亦緊扣言論自由，中共對於香港一家破舊小店的威壓，看在擁有更多資源的大媒體眼中，恐懼自然加倍。他們今天之所以還能立足台灣，靠得也是親共所獲得的讓利。如果因為新聞報導而失去了「中國的那一塊」，那他們還剩下什麼呢？ 台灣讀者多數早就離他們而去了。他們的新聞只能打散在網路上，透過臉書這種去脈絡的界面來傳播，來獲得一些點閱率。如果因為良知而報導這樣的新聞，甚至專文探討中共此舉的倫理和法律問題，不但難以喚回台灣的讀者，更可能一舉觸怒天顏，失去更多。 基於可量化利益的計算，道德的不可量化價值就被扔到一旁，沉默與墮落的循環，就此展開。這也不是今天、昨天、前天才展開，已經展開十幾二十年了，但他們似乎都沒發現。或許也早過了踩煞車的那個時點。 基於新聞倫理責任，媒體除了該報導書店店長的一方之言，更該深入追索整體的真相。台灣記者不是常回到事件現場去「角色扮演」Cosplay當時狀況？這起案件只怕沒有空間這樣操作，但能去拍幾張照片嗎？至少該去追這店長所言是否為真，時間軸能不能對得上，還有，中共方面的解釋為何？和這店長的話相比，哪一方更可信？ 該做的有很多，能做的更多。不論是基於「為了中國好」（統派觀點），或是「為了自由與公義的普世價值」（獨派觀點），銅鑼灣書店事件，都值得台灣人更多更大的關注，因為威脅這一家小店的邪惡力量，其實也威脅了整個台灣之所以存立的核心價值。在此事件中以各種形式為惡，也等於是在傷害台灣。 當台灣人看到陸客在誠品翻閱中國爭議書籍的時候，通常不會想到，其實他們多數沒辦法把那些書帶回去。我們有的，得來不易，但墮落卻很容易。尤其是人一時摸不到良心的時候。

看了Youtube上《財團替中資敲門─IC設計大廠和石斑魚的共同宿命？！記者會》，這個記者會是由台灣教授學會主辦的，起源是因為台灣IC設計龍頭聯發科，積極爭取中資入股，讓台教會、時代力量執行黨主席黃國昌與學者等人，擔心技術外流，表達反對立場。雙方原本計劃安排會談辯論，但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在會談前兩天突然違反協議改派財務長代表，造成流會。聯發科接著廣邀學者舉辦座談會，企圖以媒體輿論，來影響政策。台教會、經民連與時代力量乃立即召開記者會，以說明反對政府開放中資入股IC設計的堅定立場。  時代力量執行黨主席黃國昌談到石斑魚産業進入中國，表面看起來是中國讓利，讓我們石斑業者把產品，銷售到中國也到那邊去投資，接下來我們石斑養殖技術，被他們學走，被他們竊取走以後，最近這兩年台灣石斑，養殖業者完全陷入困境。  參考【島嶼邊緣】今年五月的報導《數字台灣：石斑魚不再是台灣之光》，談到最近媒體報導台灣石斑出口到中國的困境，除了中國的收購價格崩跌低於成本之外，漁業署數字也顯示，2016年第一季的出口量大減，出口量減少了1023公噸，宣告台灣石斑產業危機到來。  「石斑魚名列ECFA早收清單，兩岸在2010年6月簽署ECFA後，隨即開創石斑魚出口到中國的榮景。不過，中國並非真正讓利台灣，中國對台策略是『養、套、殺』三部曲。ECFA簽訂後，石斑魚出口到中國看似爆發性成長，但養殖戶在2012年隨即意識到真正賺錢的是大戶。台灣養殖技術也疑似被中國盜取，中國再回頭與台灣石斑競爭。」  「數字會說話，2010年ECFA簽署後，台灣出口到中國的石斑開始大幅成長，一舉超越原本主要的出口目的地香港。不過，2014年出口到中國的量僅成長0.8%，2015年則是下降了5.8%，不僅出口數字僅四年隨即成長趨緩，2015年就出現負成長。」  「中國盜取他國的技術，再回頭打擊對方並不是新鮮事，石斑魚眾多故事的冰山一角。中國最近幾年利用台灣技術積極發展石斑魚養殖，東港石斑達人沈建志與中國南京農業大學合作技術轉移卻慘遭夷平的故事，就是明證。」  「此外，台灣的石斑魚出口到中國的產量早已不及中國本身產量的十分之一，但台灣業者彼此削價競爭，加上中國產量逐年提升，台灣石斑魚的前景實在堪慮。坦白說，面對中國這個不透明以及法治只是參考的市場，加上中國對台灣養、套、殺的戰略，中國對台灣開放與採購只不過統戰台灣的策略之一。」  台灣IC設計的產值在全球市佔率達22%，排名僅次美國，聯發科的技術，雖然不是頂尖，但還能運用在軍事用途，貿然開放中資，技術必然外流，而危及國家安全，政府當然必須堅決反對，甚至立法規範，阻絕中資入股IC設計產業的任何可能性。  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賴中強說中國一旦入股台灣IC設計公司，到時候要求派一組人來跟台灣這邊工程師共同研發產品，這樣就會造成技術外流。除了這個方法以外，各種的合作，能夠想到的方法太多了，絕對不需要進入董事會。  交大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林盈達則提出質疑說過去不用中資入股，聯發科就可以占中國市場60%以上，為什麼未來需要入股。中資入股，對聯發科有什麼好處？  2000年之後，中國晶圓廠開始大幅成長，那時中國策略上以投資優惠對台灣晶圓廠招手，聯電率爾透過第三方大手筆投資和艦，台積電卻不為所動，十多年之後，台積和聯電的命運大不同，股價相差何止10倍，這難道不足以讓聯發科做為前車之鑑嗎？  記者會上，台教會也提出【二十問聯發科蔡董事長】，重要問題包括：聯發科於最近幾年，密集收購多家不同技術領域的台灣IC設計公司，如果開放中資入股，是否有為中國打包的疑慮？為何蔡董事長為了開放中資，不惜說出「台灣的設計業領先大陸的差距並不明顯」，這是事實嗎？為何手上現金充足的聯發科，不願辛苦冒險開拓新技術、新市場，卻把希望寄於爭議疑慮甚多的開放中資入股？許多人說，中國持續挖角台灣半導體人才，因此要開放中資入股，請問蔡董事長，為何開放中資入股，就可以防止中國惡意挖角？為什麼要協助中國完成IC「進口替代」政策、也就是迫使台灣廠商「被出口替代」呢？許多表面上是商業用的IC設計技術，都可以轉用於國防用途，跟國家安全息息相關，蔡董事長不在乎嗎？美國、韓國，甚至包括德國，都正在全面防堵中資入股半導體產業，甚至到逢中必反的地步，蔡董事長全不放在心上嗎？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具世界級的競爭力，是30年來社會的支持、教育的投入、國家扶持的成果，應為集體所共享，非資本家個人所擁有。這個保障台灣安全的矽盾，面對中國傾國家之力，不擇手段的進攻野心，先進國家皆是拉高到國家安全的戰略層次，難道新政府要故意裝呆賣萌讓這個可預期的掏空國本的劇本按照計畫演下去？」  「拒絕中資入股，捍衛關鍵産業！」與會學者和立委一起喊出堅決的口號。感覺這些真正愛台灣的、勇敢的一群人，好可愛！所有台灣人都要做為他們的後盾，必要的時候，隨時站出來，讓新政府知道必須絲毫不受親中廠商和中國的威迫利誘，以堅守台灣國家的利益，維持台灣做為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本體性和尊嚴。

何義士醫師（圖片：惠民醫院）   「我不能決定自己的容貌、身高，但卻可以選擇生命的樣式。」──何義士 台灣的偏鄉，是最有愛的地方。 澎湖有一位大鬍子醫生，叫做何義士，他從「羅馬」來，一輩子生命最精華的青春都奉獻給台灣的「羅馬」──「羅東」和「馬公」。 何義士（1924-1999）生於義大利羅馬，12歲受天主教靈醫會「愛人生命，救人靈魂」感召，參加為病患服務的志工團隊，並在20歲時成為靈醫會正式會士。 他穿上胸前綴有紅色十字的會服，除了「神貧、貞潔、服務」三個聖願外，更許諾下第四願就是「為病患犧牲一切，即使面臨生命危險，也不放棄。」 年輕的何義士在22歲那年離開故鄉羅馬，他海外行醫的第一站來到中國雲南。在雲南，何義士看見痲瘋病患被放逐到深山自生自滅，過的生活比豬狗還不如，他決心為這些痲瘋病患服務，即使冒著可能被傳染的風險，也要照護當地的痲瘋病患。然而，用心守護最弱勢的痲瘋病患，何義士卻被共產黨誣指是「外國間諜」，在脅迫之下竟然遭到強制驅逐出境。 何義士沒有就此放棄海外行醫，他回到義大利繼續學醫、精進醫術，而後再從羅馬來到台灣。 他首先來到羅東，在蘭陽平原行醫助人。那時候的宜蘭，醫療資源非常貧瘠，只有幾間小診所。在這醫療缺乏的地方，靈醫會會士建立羅東聖母醫院。何義士就在這間民眾口中的「阿督仔病院」服務，「阿督仔病院」不收窮人的醫藥費，因此很多鄉下貧苦人家前來求診。何義士不只在醫院看病，他騎著腳踏車到更偏僻的部落，醫治弱勢的民眾。他也到丸山療養院照顧肺結核病患。 「瑪利診所」：澎湖惠民醫院的前身（圖片：惠民醫院） 或許是生命的巧合，何義士來自羅馬，他的一生也全部奉獻給台灣的「羅馬」──「羅東」和「馬公」。當時靈醫會在澎湖成立「瑪利診所」，1957年擴建為「惠民醫院」，何義士從此便在澎湖馬公惠民醫院服務。 圖: 「大鬍子醫生」何義士（圖片：羅東聖母醫院） 很多老一輩的澎湖鄉親都有讓何義士看過病，他在惠民醫院服務31年，1983年起擔任惠民醫院院長。何義士總是留著大鬍子，因此被叫做是「大鬍子醫生」，曾經有人問他：「為什麼總是留著大鬍子？」何義士說：「在我22歲離開故鄉羅馬的時候，母親告訴我要保有神職人員的形象，就要像個有愛心的老者。」他雖然從此離開家鄉，卻始終記得母親跟他說的話，自此開始蓄留鬍鬚，終生都留著一臉的大鬍子。 「大鬍子醫生」在澎湖騎著腳踏車，穿梭在馬公的巷弄，他對待醫護同仁和民眾都是一樣的體貼，除了門診和外出巡診，夜間就待在醫院值班，只要民眾有病痛，不論多晚都可以到惠民醫院求診。他即使滿身疲憊，還是面帶笑容面對病患和陪伴的家屬。 「醫師給病人的信心，是最佳的良藥。」何義士用愛和真誠守護台灣的偏鄉與離島。將生命中最精華的歲月都奉獻給台灣。他不只有滿腔熱血，更身體力行，當病患危急需要緊急輸血時，他親身捲起袖子當場捐給患者，一直到他過世，共捐給台灣人3萬7千5百cc以上的鮮血。 1999年8月15日，在澎湖奉獻半世紀的「大鬍子醫生」何義士，坐在惠民醫院的椅子上安詳地走了，就像睡著一般，蒙主寵召。過世前的最後一晚，他還在書桌前熬夜寫書，內容有關痲瘋病患，何義士希望能趕在聖誕節前出版，誰知卻成為永遠的遺作。他生前曾獲頒三次台灣醫療奉獻獎及義大利最高榮譽騎士獎章；卻始終謙遜地服膺「為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為我做」的聖訓。 何義士常常這麼說：「我不能決定自己的容貌、身高，但卻可以選擇生命的樣式。」這位羅馬來的「大鬍子醫生」，年紀輕輕就來到台灣，在醫療最貧瘠的偏鄉和離島，奉獻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和專業。 人救人的過程，是世間最真、最善、最美的表現，我們台灣何其有幸，在這塊土地上從來不缺有愛的人。人人都有他的「蘭巴倫」，感謝這些台灣「史懷哲」，將一生之力都奉獻給台灣。因著他們愛的典範，讓我們學習「從別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責任」，我們有責任延續這份愛，一直傳下去。 照顧貧苦老殘 （圖片：惠民醫院） 聽診器是溫暖醫病之間的橋樑。（圖片：惠民醫院）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被失蹤」8個月後，終於返回香港說明真相，並強調：「如果我們不發聲，香港就沒救了。」(Wiki, VOA, 20160619) 香港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峰迴路轉：被非法扣押八個月的店長林榮基返回香港。原定要把數百名讀者的資料帶回中國交給「中央專案組」，但他最終決定在九龍塘火車站回頭，並召開記者會說出真相。 林榮基披露說，他被押上火車全程蒙眼，先後軟禁在寧波和韶關，六組人二十四小時輪流監視，「電視認罪」有導演有劇本。尤其在寧波被扣押的五個月期間，被關在一個不足三百平方呎的房間，不能打電話也不能看書。林說：「中央政府逼到香港人無路可退。」他呼籲：「港人應當向強權說不！」 《環球時報》是最積極為主子辯護的中國官媒，林榮基話音剛落，該報立即發表社論爲此事「消毒」。然而，「皇帝不急太監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中央還沒有「統一口徑」，《環球時報》就率先開跑，結果弄巧成拙，反倒被中宣部下令「消音」，被迫從網上刪去這篇精心打造的社論。 我不認為《環球時報》是「高級黑」。不過，這篇社論承認：「林榮基這番話顯然提供了全面質疑銅鑼灣書店『失蹤五子』案件的最新砲彈，讓內地執法部門看上去有些被動。」也承認：「『電視認罪』的形式出現幾年以來，在內地也引發了一些爭議。」但隨後筆鋒一轉：「林的記者會至少證實了他在內地沒有受到虐待和刑訊逼供，這與一些人憑空想像的內地執法人員會粗暴對待林榮基等被抓者的情景顯然不一樣。」 最後一句辯護詞可謂意味深長、苦口婆心：香港人，你們要知足了，你們已經是高等華人了，可以享受普通中國人根本沒有的優待和福利，那就是不必遭受酷刑。如果林榮基不是香港人，不是拿著香港特區護照，你們知道他的下場會是怎樣的嗎？ 香港人權組織「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搜羅了近年來中國維權律師和其他人士遭酷刑對待的案例，列出「當代中國十大酷刑」，比起明清帝制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維權律師高智晟揭露說：「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我向他求饒過」。維權人士郭飛雄多次遭遇類似酷刑，其律師李方平在微博寫道：「在對郭先生的審訊中，存在『電擊生殖器』等嚴重刑訊逼供的情節。」 此外，北京律師金光鴻遭秘密員警綁架至精神病院，被強制注射及服用多種藥物，並從鼻孔插入喉管強迫進食。來自遼寧的法輪功學員尹麗萍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指出：「上來一群男犯人打我的臉、打我的頭，然後把我的衣服全部拽下。其中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騎在了我身上打我，一群人過來打我。後來等我醒來的時候，我的身旁已經躺了三個男人，左邊一個，右邊兩個。」在獄中的女律師趙威也傳出遭遇員警性侵的消息，中共當局不作回應，也禁止其律師和家人前往探視。 2010年12月9日，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之夜，我被中共秘密員警綁架並酷刑折磨，十根手指差點被折斷。如果時空穿越，當初我能讀到《環球時報》這篇妙不可言的社論，一定會無比羨慕林榮基擁有的香港人身分，如評論家鍾祖康所說，「來生不做中國人」。 如果林榮基不是香港人，完全可能會遭遇到我和其他中國人那樣慘無人道的酷刑。身為香港人，是不是應當為此感到慶幸呢？不過，香港人應當感謝北京，還是應當感謝英國？ 日後，當香港回歸中國五十年期滿之際，香港的「資本主義的法治」將被取消，香港人只能享有跟廣大中國人一模一樣的「國民待遇」。那時，酷刑就會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那樣，懸在每一個香港人的頭上。所以，今天香港人必須像林榮基那樣站出來，為了能永遠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奮起抗爭。 林榮基沒有「被酷刑」，不是中共當局可以向世界炫燿的資本，而是一個現代文明的政府「本該如此」。中國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簽署國，不僅香港人不應遭受酷刑，中國內地所有人都不應遭受酷刑。《環球時報》對本國同胞的種族歧視，顯示它是納粹的同路人。

  一、二十年來，某些台灣的晶圓代工業者經過搬廠、技術偷竊或移轉、成立中國法人等不同的偷跑手段，助長了中國的晶圓代工業，甚至自己變成中國業者，成為台灣的主要競爭者。 ＩＣ與晶圓廠渡海新聞要角相關的某公司，股價從當年超過百元至今只剩十二元。但個別股東的損失，只是台灣整體損失的九牛一毛。台灣晶圓代工產業偷渡中國最大的負面效果是：ＩＣ產業鏈的斷裂與產業聚落的流失。損失最大的是理工科學生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政府對資訊產業教育的投資，與上下游產業的投資大眾。 中資入股ＩＣ設計業與晶圓廠偷渡一樣，都有扶植中國ＩＣ產業、削弱台灣相對產值的效果。中資入股台灣的ＩＣ設計產業，圖謀的絕對是技術，最終目的和台灣業者一樣也是市場。 因此，中資入股可能只是雙方合作劇本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交叉持股；交叉持股的下一步可能是管理上的統一。這時「中國隊」已成，技術上已不分你我，是否在股權上統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已拿到台灣的技術；中國夥伴可以選擇和台灣合作繼續經營「泛中國隊」，也可以選擇另起爐灶成立「真中國隊」。 但是有兩點台灣的業者與政府必須注意：第一、在兩國大小、國力懸殊與中國的政治干預無所不在的政經體制下，合作契約的履行保證是很脆弱的。第二、不管中國夥伴選擇哪一條路，ＩＣ設計一定在中國生根茁壯，台灣的產值相對萎縮，工作機會也成比例下降。 上市公司併購或股權變更所涉及的交換利益太多；董事會的利益不等於股東的利益，股東的利益也不等於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利益。中資入股ＩＣ設計業的利害關係人包括：ＩＣ設計同業、ＩＣ設計上下游產業、投資者、從業員工、教育與研究投資者、政府、納稅人等。 政府若採取個案核准中資入股ＩＣ設計，先核准的先賣到好價錢，不管在市場上或技術上都是替台灣的同業製造敵人；甚至演變成其他同業被迫低價引進中資。業者一旦爭相爭取中資，其結果一定是股權與技術都沒有好價格，最後是全盤皆輸。一旦ＩＣ設計技術在中國生根，受害最重的則是青年學子在台灣的就業機會。 （作者曾任職外商台灣分公司總經理、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主任）

  美國史丹福大學校園發生強暴案，涉嫌性侵的學生被判有罪，但法官卻只判他有期徒刑六個月，引起軒然大波，網路連署要求法官下台，地區選民更發動罷免這個恐龍法官。 台灣恐龍法官 不向人民負責 台灣恐龍法官層出不窮，人民罵歸罵，卻拿他們沒辦法。台灣的法官高高在上，不必向人民負責。 美、台司法體制相異，人民的評價也大不相同。民調顯示，台灣人民只有百分之二十八信任法官，百分之六十五不信任；法官的信任度比記者、立委及政府官員還不如。 相反的，依美國人民信賴度調查，政府三權之中，司法最獲人民信任，有訴訟經驗者高達百分之七十二對司法的公正感到滿意，而且聯邦法官也被認為比記者、醫生、內閣閣員、其他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勞工領袖及工商界主管，更顧及公共利益。 司法官受控制 距離人民遙遠 為什麼美、台司法所得到的評價有這樣大的差異？很顯然的，制度不同，歷史背景和對司法觀念的差異都是問題，台灣司法要民主化、現代化，必須嚴肅面對這些問題。 美國司法與人民有密切交集，人民能參與防範法官濫權與不公；台灣的司法因為有「官」的觀念，被獨裁者做為統治工具，司法官受政治控制，離黨國很近，離人民很遠。 有兩項機制使美國司法接近人民，第一是法官任免：大部份州的法官是民選，有任期限制，人民有權罷免，或不同意其續任；第二是陪審團制度，即使聯邦法院法官是總統經國會同意任命，有終身保障，但依憲法規定，不論刑事或民事訴訟，被告都享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法官民選也即對人民負責，其能力與公正性受人民監督。陪審團制度是獨立宣言的訴求，之後列為憲法保障的權利。大陪審團決定檢察官是否有足夠證據可以對被告起訴；小陪審團則負責決定被告是否有罪。陪審團依證據定罪，免於受腐化恐龍法官「自由心證」，或偏激檢察官濫訴之害。 法官採用民選 公正性受監督 台灣採行歐陸法系，並沒有這種防弊及接近人民的機制，更嚴重的是它的司法體系摻雜中國傳統「官」的概念，長期黨國統治，更淪為獨裁者整肅異己、衛護政權的工具。 被國民黨尊為國父的孫中山，在滿清帝國覆亡之後，並沒有掌權執政。他羨慕蘇聯共黨政權的「成功」經驗，在一九二四年改組國民黨，把「黨」置於「國」之上，要經過黨國「訓政」，再制憲行憲。 但國民黨獨裁「訓政」後，內憂外患，黨徒內鬥，一九四六年底才制定沒有中共參加的憲法；一九四八年行憲選出的總統蔣介石，一年後便因內戰失利「下野」，中共渡江，國民黨崩盤，蔣介石流亡台灣又「復行視事」。 戒嚴統治濫權 司法只是工具 蔣介石凍結憲法主要條文，在台灣實行戒嚴統治，司法只是黨國的統治工具，國民黨嚴格控制司法人員的任用、訓練、升遷，形成「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和「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司法亂象。 獨裁者恣意濫權，制度與人民脫節，司法失去應有的獨立與公正，自然失去人民的信心。司法改革空喊多年，國民黨本性難移，這次大選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才帶來真正司法改革的機會。 台灣司法改革不是照抄別人的制度就能解決，更何況美國也有人批評陪審制度延宕審判，陪審團的程度常見不足。但建立司法更接近民意、更能回應人民監督的任用與淘汰體制，明顯有其必要。 美國法學教育七年，考取律師，有法律實務歷練，才可能獲考慮出任法官。台灣法律系只讀四年，高考及格，經過黨國體制的訓練，便可以出任法官，其獨立人格、思考與判斷能力便相對薄弱，而人民又沒有約制的機制。 改變遴選辦法 強化司法中立 要改變法律教育制度需要時間，較容易著手的是改變司法人員遴選辦法，任用已有成就的律師和法律學者，以提高素質；取消或改變司法人員講習內涵，著重專業、倫理和公平獨立精神，強化司法中立。 在全民覺醒，要建立正常民主體制之際，司法人員也應覺醒，擺脫黨國支配，獨立、公平、公正的審理民刑事案件，這是人民的最基本要求，也應該是法律人所追求的理想。如果司法人員能自重，盡到自己的職責，司法的改革便已邁進一大步。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記者鄒景雯／特稿 蔡英文政府就任滿月，媒體民調紛紛出籠，林全的僚屬故舊不免忐忑，四處詢問為什麼？怎麼辦？ 林全內閣合影。（資料照,記者黃耀徵攝） 民調到底重不重要，重要也不重要，不重要的是，基本上，這是一個延後指標，形塑社會總體觀感的是，這段時間的積累，因此已經成為過去；但重要的是，能否對於這些主要構成原因做出正確判斷？這則將決定未來。 新政府很早就接到蜜月期將很短的警告，但是真的降臨時，總是難免失落。許多人將支持度下滑歸諸於各部會的「凸槌」，其實這不是嘴巴管好與否的問題，而是對政府用人最實際的考驗；這個團隊是英全兩人分別或共同決定的，如果是知人善任，就該放手讓閣員施為，除非極度嚴重，不必一見爭議隨即打臉；如果是分封酬庸，或所用非人，那麼各部會此起彼落、到處放炮、奏不出和諧的交響樂，也是預料中事。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這一個月，新閣是屬於哪一種？大家應該心裡有數。 用人的問題，一言蔽之就是最忌政治考量大於專業，例如，晚近才逐漸全面檢討的駐外代表人事中，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到底是經貿涉外的兵家必爭之地、還是優游山光水色的養老之所，看派出什麼人，就知道國家元首的腹笥如何；主政者對於如何使用國家名器的態度，以及獲任者將來的實際表現可否稱職，要由有權力用人的人概括承受，怪不了別人。 一個月的時間太短，匆匆而過之餘，新鮮感沒了的下個月，現實只會更加冷酷；作為怪異憲政體制下的行政院長，林全需要拿掉憂讒畏譏的謹慎，加添打起精神來的霸氣，這是帶給社會信心很重要的領導特質，林全身邊也需要補強敏銳的政治幕僚，協助他補強民選政府如何主導民意的能耐。 有一點要說真話，林全的「哥們」全都吃香喝辣，這肯定不是一個好形象，這個包袱，林全如果不加快腳程展現政策魄力與績效，最後會沉重到超過林全所能想像。這道理，對蔡英文亦同。

  一九四五，經過荷蘭、明鄭、滿清、日本殖民，台灣不再是「海上荒島」，終於找到自己就是祖國！ 二戰期間，殖民地的台灣逃不了戰爭的漩渦，許多台灣年輕人從海洋出發卻葬身海洋，從家鄉出發卻找不到歸鄉的路。台灣人不能當軍人，只能當軍伕，打雜挑擔，日軍稱他們為「苦力者」，無制度上的地位，也沒有階級、沒有武器配備，靠一把蕃刀與敵人周旋；也有當勤勞特設團、盟軍戰俘營監視員、從軍看護婦，每一個名稱都是許多悲劇堆積而成，戰俘營監視員戰後還得接受盟軍審判，徒刑執行完畢，想在日本生活，遭到的待遇竟然是「你已不是日本人了」。 在那大苦難的年代，台灣人度過一個滄桑、悲歡離合夾雜的歲月。一切事件可以按照事先安排好的劇本演出，也可以是偶發，從此回不了家，見不了家人；或者從此埋骨異域，變成無家可歸的孤魂，漂泊在南十字星的天空中。 高砂義勇軍的阿美族青年史尼育唔，獨自在印尼的摩洛泰島生存了卅一年，民國六十四年被發現後回到台灣，改名李光輝，人家問他：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在叢林中生活了卅一年？他的答案很簡單，但很真切、很有力：「我一定要回家。」他要回的家是台灣，不是日本。其實這是每個戰士都想的，誰不想回家？但幾人能夠回家？李光輝流落叢林卅一年，最終達成願望，是幸運的。但許多人活著，卻一輩子回不了家，許多人死去了，連招魂的地方也找不到。 時代的悲劇，我們無怨；歷史的分合，我們認命。時間可以化解仇恨，日本與我們仍然可以是好鄰居、好朋友，九二一地震日本援助我們，三一一海嘯，我們對日本的援助金額超過其他國家，我們無須仇日，也無須媚日，歷史是一面鏡子，記取教訓才重要，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祖國是祖國，世界上被殖民國家何其多？但誰把殖民國當祖國？ 已經七十多年了，青年變成了老年，有些已經離開人間，但在二○一六的社會裡，有人還認日本是祖國，無傷也痛啊！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那年三月，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技術與模式被觀測後影響了香港，催生了雨傘運動的發生。 雨傘運動的發生震撼了北京，北京發現台港的民主運動會互相連動，因此加強對香港的滲透控制。 台灣人看到香港的現況，一國兩制完全破產，又繼續不斷加深本來就已經很深的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如同對中國路線總投票的2016大選，引來了民進黨與時代力量的空前勝利。 台灣的民主大選後，馬英九的政權與黨被合法推翻，使梁振英仍屹立不搖、行假普選的香港產生了相對剝奪感，又影響了香港自決派「香港眾志」的產生，港獨開始成為公眾中有聲音的選項。 北京感到威脅，繼續加深對香港的控制，許多意見領袖「被港獨」，台灣看到銅鑼灣書店的老闆「被自白」，又繼續加深了對中國的不信任。巧的是馬英九又在這絕妙的時間點隔空視訊去香港參一腳，開個很爛的玩笑說「香港有這麼危險嗎」。 我只是要說，第一，演變到今日，台港的民主運動與獨立前途，有非常明顯的連動關係，我想已經是一件非常明顯的事情。香港亦是台灣的中國問題，在國際化曝光上的一個重要樞紐。 所以，不要再有那種「別管香港，管好自己就好，不然就是華獨華統」的聲音了。 第二，你我都多多少少身為參與「那年三月」事情的一份子，在那個當下，我們是從來想都沒有想過，「那件事情」是能為整個世界帶來如此深刻、長遠的影響的。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一個人小小的、每天累積的力量。

  上個月剛結束一年一度的綜合所得稅申報，在此報稅熱門期間，有多位立委提案，提出對個人綜所稅「減稅」的建議，琳瑯滿目，但報完稅後，似是船過水無痕，我們不知道財政部和立法院未來在審議105年度所得稅則，究竟會如何決定，但基於「新政府施新政」，有理由在此提出一些關於個人綜所稅的看法和建議，祈望主事者和立委們參酌採行。 先說所謂「22K」吧！馬英九政府第二任所出現的「22K」，是個一般職業低月薪的代名詞，也是引發年輕世代對馬英九政府經濟財政政策無能不滿的基本因素，國民黨在2014年和2016年大選，之所以兩次大潰敗，其實間接和22K脫不了關係，可説是年輕世代對現實不滿和對未來茫然的心情反應。 但就在104年綜所稅的申報，我們來算算22K的綜合所得稅。以一個單身未婚的22K者，年收入為26萬4千元，免稅額8萬5千元，薪資扣除額12萬8千元，標準扣除額9萬元，以上三項可免稅及扣除者共30萬3千元。年收入少於可扣除額，免繳稅，算是政府的「德政」？天可憐見！要不然真要去借高利貸來繳稅了，還不起，就要被追殺。 不知到了出社會第幾年，月薪總算調到一般「正常」程度，月領3萬元，再加上一年中常常的夜間加班或國定假日加班費，幸運一點，公司企業加發半個月或一個月的年終獎金，年收入達50萬元，嘿嘿，國稅局已經衙門八字開，終於等到你，而且，二丶三十年間，對你不離不棄。 年入薪水丶加班費丶奬金等共50萬元，算是「中產階級」嗎？一丈差八尺，但依104年綜所稅標準，淨所得為19萬7千元，税率5％，要繳9,850元，將近一萬元，離「成家門檻」又退了一步，結婚？等幾年再說吧，買房子？縱使幸運的，父母親可以幫忙付頭期款，接下來的房貸，難道要每月去跑「三點半」？房租動輒上萬，頭疼啊！ 回溯馬英九2008年競選總統喊得震天價響的「633」，也是他高票當選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一個3，就是年均所得要達到3萬美元，但八年過去了，台灣的人年均所得還在2.2萬美元左右載沈載浮，但令人驚愕的是，我們的綜所稅起徵點居然比人均年所得2.2美元之「半數」～1.1萬美元還要低。易言之，綜所稅起徵點為30.3萬新台幣，年收入人年均所得半數1.1萬美元（新台幣約34.6萬）者，就要開徵綜所稅，當個人收入僅能達一般人基本生活所需，並無餘裕時，就要課所得稅，等於課「窮忙族」的所得稅，於心何忍，於理何等苛刻！ 是故，104年綜所稅申報額初步統計為1,657億，扣除應退稅額後淨繳額為1,294億，較103年1,061億元，增加233億，比率為21.9％，此結果透露蹊蹺，顯示104年綜所稅標準過苛，才有辦法在個人年均所得並未明顯成長下，綜所稅出現近2成2的增幅，數字會說話的！ 再回溯一例，當軍公教月領退休俸者，一年領退休俸75萬8千元是免稅的，加上免稅額丶標準扣除額丶利息27萬扣除額，一年收入約120萬元是免繳綜所稅，若一對退休夫妻均幸為軍公教，則約享有一年240萬元的免稅額。相對照起來，現在的薪津族夫婦或非月領高額退休俸者家庭，若年入240萬元，至少要繳27萬元的綜所稅，財政部何太厚前者而薄後者！即年金改革重點之所謂「職業不公」丶「世代不公」，長期執政又控制立法院的國民黨政權，罔顧公平正義私心作祟，令人作嘔，終引火自焚，再來就要看新政府丶新國會的表現了。 我們對年金改革是抱著很大期望，因它也直接牽涉到國家發展和國民税負，和本論的綜所稅也息息相關。我們在此縮小範圍談綜所稅，暫時不提營利所得丶股利所得丶財產交易特別扣除額⋯⋯等一般人較少觸及的項目，而只針對上班領薪族（佔綜所稅75％以上）來探討。一人一年三項總共30萬3千的免稅和扣除額，訂定的基礎和標準在那

  歷經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的台籍老兵許昭榮。攝影：潘小俠   「2012年12月上旬，曾送出20萬名台灣軍投入太平洋戰爭、超過1萬5千名台灣兵參加國共內戰、400萬台灣子弟前往外島服役的「光榮碼頭」退役。「光榮碼頭」的退役，或許又喚起一些曾經在外島服役的記憶，但台灣兵的歷史，又有多少人會關心？」這是Mattel在《八二三砲戰與那些被遺忘的台灣兵》的喟嘆。 屏東共和新村王大哥說「退伍軍人協會」早在俞國華任行政院長時，就為了老兵財產權去跟政府抗議過，當時還有一位老兵自焚。 我在網路上查詢不到相關訊息。不過，卻查到了台籍老兵許昭榮自焚案。 這件發生在2008年馬英九520上台時的案子，我們居然無所知悉，他們年輕時被國民黨征召到中國打仗，回來後政府卻不聞不問，放他們自生自滅，死後遺族連一個紀念碑憑弔都沒有。在一場1994年立院公聽會上，呈現了一群老兵的面貌與處境：「我們台籍老兵一生戎馬為國，終生只能作二等兵，連個受國家照顧俸養的『榮民』資格都沒有！」這正是1994年春在經濟上貧無立錐、精神上只能行走於荒原、身分認同上是社會邊緣人的台籍老兵最真實寫照。 相較於他們的處境與遭遇，我的老父親至少還有榮民身份，有基本生活費與醫療資源。很難想象，這些戰死沙場的台灣人與家眷是如何困頓地面對他們的人生。而身處在同一塊土地的我們對他們的苦，給予的瞭解與關懷是如此的少，真的是很慚愧啊！假如這個社會每個人只關心自己的苦難，卻無視於別人的存在，這就是一個悲慘世界。 想看台籍老兵的血淚故事，今天終於找到1991年的老兵自救運動。當時正值解嚴，各種社會運動如雨後春筍崛起，老兵們也紛紛走上街頭，從一開始的三、五人發展到萬人。這件事《遠見雜誌》有報導，記載在胡台麗的書中。 看見剛來台老兵所處環境，三餐做兩餐吃，大家圍坐一圈搶飯吃，吃慢的晚來的就沒飯吃。正值發育的青年，就要動腦筋想辦法把碗內的飯添少一點，才能多夾點菜裝進碗裡，否則等吃完這一碗，去添飯回來，菜就沒了。 這故事小時候聽父親說過，可是，小孩子沒餓過肚皮，哪懂得沒飯吃的辛酸。而且我總是想，那個時代已經過了。現在過得好就好了。我哪裡會瞭解歐威爾說的道理：「誰控制了未來，就控制了現在；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 除了物質環境的匱乏，精神情感生活也貧困可憐。這些小兵被規定不能結婚，隨時都要準備反共大陸，等到民國四十七年退役時已過了適婚年齡。政府當時並沒有退撫制度，美其名是「自謀生活」，意思就是自生自滅。這些操着外省口音的老兵，沒有人脈關係，有無一技之長，只能做著最底層的工作。當時退伍，除了軍官，不論在軍隊服務多少年的小兵（有的從北伐便入伍），在戰場上受多少苦，皆以階級為標準，只發給三個月的薪俸及主副食代緊約四、五百元，另有蚊帳一定、席子一條、衣服二件。有些居無定所流浪在外的退伍弟兄，熬不過現實的煎熬，病倒路邊，蓆子卷一卷就隨地埋葬了。 舉世找不到一個國家是這樣對待征戰沙場為國賣命的軍人，最歧視榮民的原來就是國民黨政府。想起前兩天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疼惜地抱著榮民老伯伯，說要制定反種族歧視法，實在令人噁心透頂！國民黨若真心想彌平社會的對立，應全力支持轉型正義，因為他們躲得了上個世代，也躲不了這個世代對公平正義的追求。 台灣籍士兵投入戰爭人數 項目 台灣兵人數 太平洋戰爭台籍日本兵 207,083 國共內戰台灣兵（國民黨軍） 約15,000 國共內戰台灣兵（共產黨軍） 約3,000 古寧頭大戰台灣兵 不詳 韓戰台灣兵 不詳 八二三砲戰台灣充員兵 將近40,000 （Mattel整理製表）

愛因斯坦，二十世紀的著名政治難民之一。圖為他於1940年向美國政府提交的歸化申請文件中所附的照片。Source: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Declaration of Intention for Albert Einstein Only in America could a refugee girl from Central Europe become Secretary of State. 唯有在美國，一個來自中歐的難民女孩能成為國務卿。 Madeleine Albright Les mots qui vont surgir savent de nous des choses que nous ignorons d’eux. 即將冒出來的那些字知道一些關於我們、卻不為我們所知的事。 René Char 看到一些關於「素珠之亂」的報導與言論，我不禁苦笑：唉！名詞「難民」並無貶義啊！   根據《國語日報辭典》，「難民」意指「在水旱災或戰爭中受災的民眾」；《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釋加則為「由於天災、戰禍、種族和宗教迫害、政治避難等因素流離失所的人」。按照這些定義，「某某人是難民」並不構成侮辱。 古代漢文已有這個名詞，例如《明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三》：「遼東難民多渡海聚登州，招練副使劉國縉請帑金十萬振之〔…〕」。此事發生在1622年（明熹宗天啟二年）。是時，努爾哈赤揮軍攻打遼東都指揮使司地境，許多當地居民乃搭船逃至山東，是為後世史家筆下的「遼東難民」。 另舉一例，它出現於十九世紀中葉。清軍從太平軍手中奪回杭州之後，左宗棠在給皇帝的奏褶中寫道： 「臣於三月初二日進駐省垣〔…〕現已遴派官紳，設立賑撫局，收養難民」（《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卷三百六十九》） 印行於1920年代末的《清史稿》則有這麼一句：「諭左宗棠收養杭州難民」（本紀二十一）。頭殼壞掉者不算，所有的明清史專家都不會在「遼東難民」或「杭州難民」讀出貶抑或辱罵的意思。 現代漢語中的「難民」也一樣。中國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在1949年5月29日有這麼一則報導：「難民擁塞基隆，街頭風餐露宿」。 哪來的難民？這篇發自基隆的電訊內文如是說： 日來榕穗等地湧來大批疏散人員，本市各旅館均告客滿，很多人無地安身，便在招商局邊及愛四路等熱鬧區馬路人行道上，掛帳睡覺，起爐煮飯，一片流亡景象。 早在5月20日，從上海來台的「船舶難民」（這也是中央日報之用語）即已塞爆基隆港。這波來自福州（榕）與廣州（穗）的「難民」晚到一步，只好露宿街頭。（另按：當時已近五月底，上海甫於5月27日淪陷，但要再過一個半月，共軍才拿下江西宜昌。福州與廣州則分別在八月中旬與十月中旬失守，但這兩個地方在五月底就已開始有大批人撤離。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崩垮態勢。） 我特別將「流亡」兩字著色。洪素珠口出「難民」，蔡正元見獵心喜，趕緊跟著提到「流亡」，企圖想利用洪素珠來把蔡總統拖下水。生於1953年的蔡正元一定不知道，中國國民黨的黨報在他出生前的那幾年大量使用「難民」、「流亡」，而且動輒大剌剌地寫在標題上。例句甚多，不勝枚舉。信手拈來，區區幾例： 〈中興載客抵基，戰火中通過吳淞口，船舶難民擁塞基〔隆〕港 〉（1949年5月21日） 〈裝甲兵部歡迎流亡青年參加〉（1949年8月4日） 〈妥善安置來臺難民，疏移農墾介紹職業〉（1949年8月19日） 〈救濟難民，社處擬就辦法，來臺難民約二千人〉（1949年8月28日） 〈流亡資金傾注香港〉（1949年9月16日） 〈流亡學生集訓，教部擬訂計劃〉（1949年12月25日） 〈安置來臺流亡學生，青年服務團正趕辦開訓〉（1950年1月19日） 〈九死一生離匪區，反共報國恨無路：流亡在港難民的呼籲〉（1950年6月7日） 〈港當局商覓辦法，遣留港難民來臺〉（1950年7月20日） 〈調景嶺難民營殘廢軍人籲請來臺效命黨國，立院會議今列入議程〉（1951年4月20日） 〈大陸難民逃港 匪幹包庇出口〉（1951年4月21日） 〈救濟流亡難胞，本月娛樂加捐〉（1952年5月3日） 〈救濟流亡難胞，苗栗籌募捐款〉（1952年10月22日） 〈援助流亡知識份子，實際工作開始，援助會昨集會決定徵求漁農專業人才〉（1952年12月3日） 「難民」、「流亡」簡直可以說是當時相關敘述的「標準用詞」。在這些例子裡，它們也毫無貶義。 直到二十一世紀，也沒有人會認為常出現於新聞報導中的「難民」一詞具有侮辱的意思，否則這些新聞報導的撰寫者就都該被譴責： 慈濟舊金山支會所於2月26日在該所舉辦花展義賣﹐為南亞海嘯難民賑災﹐幫助其重建家園。（《大紀元》，2005年3月3日） 教宗方濟各6日呼籲，歐洲每個天主教教區收容1個難民家庭，並表示梵蒂岡的兩個教區將以身作則，以協助因應數以萬計難民湧入歐洲逃避戰禍的問題。（中央社，2015年9月6日） 希臘港口警察11日表示在9日和10日分別救起兩組共六名難民，試圖從希臘希俄斯島（Chios）游泳返回土耳其，因為不堪忍受在希臘難民營的生活，決定游回土耳其。（《蘋果日報》，2016年05月14日） 在譯自英文的新聞報導中，英文的「refugee」幾乎都被譯為「難民」。以前引的第二則新聞為例，The Guardian關於同一件事的報導即在其標題中使用「refugee」（“Vatican to take in two refugee families as Pope calls for ‘every religion’ to help”）。 英文的refugee（或法文的réfugié、德文的Flüchtling等等）亦無貶義，連歐洲的極右派也不會將這個字眼當作罵人的話（至少就我見聞過的論述而言）。極右派排外，當然反對接納難民。他們在言語上會加油添醋或拐彎抹角地把人家講得黑影幢幢，而這種論述方式恰好反證了「refugee」本身是個不帶有評價的中性名詞。法國的Front National發佈於今年5月21日的新聞稿就是個好例子。為了激發厭惡與恐懼，他們在文中一再地以「clandestins」（偷渡者）、「l’immigration massive」（大量的入境移民）來替代「難民」（réfugiés），而且打從標題開始，他們就寫道：「政府對待偷渡者比對待法國人還積極」。 為什麼極右派要玩文字遊戲來迴避這個字眼？因為在社會共識中，難民是應該受到保護救濟的人，大多數國家承諾保障其基本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收容保護難民廣泛地被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實際作為則視國家與時空背景等因素而異）。目前有一百四十多國簽署了1951年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難民地位公約），而且聯合國早在此公約正式制訂之前就已成立了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或聯合國難民署）。為了順應這個成形於半個世紀前的國際趨勢，我國內政部在十年前曾向國會提出「難民法草案」（未在國會通過）。「難民」、「refugee」若是罵人的字眼，豈會被放在國內外諸多的正式名稱之中？ 經過這番穿越時空的考察後，讓我們來看兩段奇怪的言語（均以顏色標示）。其一，出自聯合報編輯室： 近日自稱公民記者的台灣民政府成員洪素珠，斥辱外省榮民是「中國難民」，挑起族群對立的偏激言論，引起軒然大波〔…〕（王慧瑛，〈撕掉歧視標籤 讓新住民發光〉，《聯合報》，2016年6月13日） 其二，出自蔡正元之手筆： 假「公民記者」身分 藉訪問老外省人 羞辱「外省人」為「中國難民」 （蔡正元於Facebook，2016年6月10日12:16pm） 有不少人附和這種言論，甚至還有從政者利用這種言論要求政敵表態，所以我們不宜等閑視之。 在加以解析之前，我先分三點作些釐清。 首先是對於戰後台灣政治史及族群關係的一項基本認知。雖說是基本認知，但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歷史迷霧裡打轉。由於並非本文重點，我不擬在這方面多談，敬請讀者參閱雲程之精闢解析：〈美國官方文件 從中國難民到台灣住民【說明邏輯錯謬之加強版】〉。雲程在文中指出：洪素珠與那些趁「素珠之亂」來進行政治操弄的人都犯了「時間的謬誤」，渾然不知「時代不會，也不應被凍結在1949年」。 其次，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我宜說明自己看待相關議題時的立場。因為我很懶，所以還是請讀者撥冗參閱前引之雲程大作，包括「不應被凍結在1949年」以下的部份。若非要我用自己的話來講，請容我繼續堅持懶惰主義，只用一句話來表達：我百分之三百挺大聲說「我是自由民主的台灣人」的周玉蔻。 第三點是洪素珠的辱人意圖。當她公然說人家「不要臉」時，她當然是侮辱人。對方只要就這三個字提告，她絕對敗訴，而且整個台灣社會都會認為法官判得好。 接著回到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為什麼「中國難民」一詞會被認為構成「斥辱」、「羞辱」呢？ 或許，洪素珠認為這是個用來羞辱人的名詞，或許她不這麼認為。如果她認為是，其他人呢？要順著她的想法，跟她一般見識？不論如何，她並非本文所要關注的。台灣社會的確該嚴正制止她那種騷擾行為與言語攻擊，但不必亦不該浪費精神陪著這樣的人起舞。 真正值得推敲的是出現在記者與政治人物筆下的「斥辱外省榮民是『中國難民』」、「羞辱『外省人』為『中國難民』」。 如前所述，「難民」一詞自古至今未曾包含貶義。所以，構成「辱」的是「中國」一詞囉？不會吧？！我們引用的兩個例子分別來自《聯合報》與蔡正元之臉書。《聯合報》編輯認為冠上「中國」即構成「辱」？？？不可能啦！倘若如此，這樣的一百八十度的立場改變就是個大新聞，不僅足以佔據台灣各大媒體頭版，還值得各報社緊急發行號外。至於蔡正元，他也不可能如此看待中國，既然他是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莫非…「中國」加上「難民」以後就起了化學變化，變成負面名詞。喔！不！這毫無道理可言，這種變化比傑克的豌豆還神奇。 歧視心態的投射 推論至此，只剩一個可能因素：在「羞辱『外省人』為『中國難民』」之類的言論底層，有著某種蔑視難民的心態。由於受到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心態的投射，原本不具負面意義的「難民」變成了一個被認為足以羞辱他人的名詞。我們若把目光轉而觀察某些名詞如「同性戀」，即會觀察到類似的現象。 【特別註解】足令Kertbeny傻眼的「罵人同性戀損尊嚴」 「同性戀」一詞的源頭是Karl-Maria Kertbeny於十九世紀中葉創造的德文字「Homosexual」。當時的德語（以及其它西歐語言）並非沒有指稱同性戀的字詞，但它們不僅因歷史變遷而多義重疊，而且在當時幾乎都具有負面意涵（例如德文的Päderastie）。為了破除世人對同性戀的歧視，Kertbeny仿效自然科學名詞常用的造字方式，將「Homo-」與「sexual」結合為一字。這個符合學院習慣的新字在十九世紀末開始被西歐科學社群使用，後來不僅成為一般用字，而且傳到東亞，被譯為方塊字。Kertbeny始料未及的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不乏有這樣的新聞：「罵人同性戀損尊嚴」、「飆罵超車女『同性戀』　男挨被告妨害名譽」，「〔台中地院〕法官認為〔…〕在他人面前指摘張女為同性戀，即有誹謗之意」、「台南地方法院認為「同性戀」係負面名詞〔…〕而在派出所內謾罵陳女係同性戀、不正經，則構成公然侮辱罪」。 歧視難民？咦？！這似乎有違我們對於一般台灣人的印象：近年來，一次又一次的國內外重大災難發生後，不是有許多台灣人慷慨解囊，甚至親赴現場去救助賑濟嗎？的確。易受天災地變侵襲的台灣人將心比心，對災民特別有感，可是我們不宜天真地以為台灣人皆如此。其實，我們通常稱遭逢災難而需要幫助的人為「災民」。在實際的使用上，災民有時會被稱為難民（例如我們先前看到的「南亞海嘯難民」）；至於因戰爭或迫害而遷徙、尋求庇護的人，他們被稱為「難民」，有時會被特稱為「政治難民」，而絕對不會被稱為災民。近來沸沸揚揚的輿論所言的「難民」是第二種。 台灣上一次接納大批政治難民的經驗距今已三十多年。當年有一百六十萬的越南人逃離被赤化的南越，台灣前前後後收容的人數其實相當有限（我記得只有數千）。當時政府收容難民的決定不無「反共政宣」的色彩，此是另話。接納的人數有限，且收容所設於澎湖，其中有些難民後來轉往第三國，所以當時在台灣本島的居民大多僅從新聞報導得知這項救援行動，大概只有少數人有緣認識幸運逃難成功的越南人（華僑與否）——其中像我那樣有機會當場聽到難民淚訴心緒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一段歷時約十一年的「越南難民與台灣」的故事結尾很可惜地出現血腥的「三七事件」。該事件發生在金門，政府當時極力隱瞞，所以至今未出現於多數台灣人的視野。可能因為選擇定居台灣的越南難民融入本地社會中的情況相當良好，少有台灣人注意到他們的辛酸來時路。總之，在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這整段「越南難民與台灣」的往事近乎船過水無痕。不過，四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應該都還記得，中國國民黨政府當年偽造所謂的《南海血書》，並反覆向人民放送這一句：「今日不為自由鬥士，明天將為海上難民！」 今天在台灣，曾親自見識過難民狀態的人只佔七十歲以下人口的一小部份；除了曾在澎湖見過越南難民的人之外，不外乎曾擔任國際志工、屈指可數的幾位記者、或旅居國外時有機會接觸難民的人；我們頂多還可計入曾被國民黨列為黑名單而流亡海外的人（他們當時可被稱為「台灣難民」）其家人親友、以及當年曾跟他們有所接觸的人。至於屬大多數的其他人，他們對難民的認知都只來自於媒體報導，而且那些難民大多在離台灣很遠很遠的地方。在多數台灣人現在的認知中，「難民」可謂一個「實體感薄弱」的名詞。就像一只沒裝滿的瓶子，它可以被塞進別的意念，例如歧視。問題來了：何以置入其中的不是同情，而是歧視呢？這有幾種可能。 以下這種意念置入屬於「臨時觸發型」：某些人聽到洪素珠的飆罵，即不分青紅皂白地轉而將她的歧視也灌進「難民」這個詞。若然，我奉勸這樣的人多保重，並注意自己會不會（已）變為「洪素珠」的鏡像。 另一種意念置入屬於「原生型」：有人本來就瞧不起處於劣勢的人（例如社經地位較低者），所以他們蔑視通常處於劣勢的「難民」，雖然他們幾乎不可能承認自己的歧視心態，甚且對自己的這種心態欠缺自覺。我無法斷定這個人或那個人是如此，也沒立場、沒辦法要求這個人或那個人捫心自問，但至少我對人性的瞭解、對這個社會的觀察告訴我：這種意識的存在不足為奇，且會流露於字裡行間或行為表現。 「羞辱『外省人』為『中國難民』」一語即蘊含著對「難民」的歧視。這樣的言語之所以會在社會中被某些人接受、複製、甚或進而加以衍伸，其部份因素在於人云亦云、籠統混沌的「思考」習慣（說不定有些抱持這種習慣的人會覺得本文的分析只是在咬文嚼字）。這種型態可歸類為「感染型」。易受感染，因為自己的習慣。受這種習慣左右的人越多，「素珠之亂連續劇」之類的爛戲碼越容易一再上演。 延伸閱讀   王景弘，〈「避秦」與「逃難」的人〉。 林炳炎，〈Chinese 難民〉。 雲程，〈美國官方文件 從中國難民到台灣住民【說明邏輯錯謬之加強版】〉。 管仁健，〈國軍屠殺越南難民的三七事件〉。 慕容理深，〈老兵（不）能唱，小英不能講〉。

  「不開放中資來台，三年後台灣IC設計產業會怎麼樣？」 先簡單回答：「不會怎麼樣」，因為這個問題，八年前有人問過，四年前也有人問過，我們的IC設計產業都沒有開放中資來台，現在也都沒有怎麼樣。不過這是就整體產業而言，如果某些特定公司，需要中國特許，公司高層不思進取增加競爭力，可能就會如群聯電子潘健成董事長所擔心的，會怎麼樣了。 支持開放的IC設計業界經營高層，常常會描述「開放中資來台，三年後台灣IC設計產業會更好」的美好願景，但是完全沒有立論、沒有說明要如何達成。目前是支持開放一方想要改變現有政策，應該要先向社會大眾，具體說明為何開放中資會更好，好在哪裡？有什麼明確保證？而不是先指著提出具體疑慮的學者質問，「打人喊救人」。 要談未來，先看看過去。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是，台灣IC設計公司過去相當努力，我們知道中國大量投資IC設計公司，意欲進口替代，但靠著我們自己的實力，台灣IC設計業在全世界市佔率僅次於美國，即使面對政府大量投入資金的中國，表現也毫不遜色，在許多領域的IC市佔率甚至超過一半以上。 菩提本無樹，但自從去年秋天紫光趙偉國來台灣放話說要收購聯發科之日起，台灣的IC設計公司一夕之間變成毫無競爭力，似乎除了讓中資入股，其他商業合作模式都無法拯救公司了。 如果潘董事長也是如此想法，我幾乎可預期，不開放中資來台，潘董事長所領導的群聯公司，三年後相當不樂觀。 反之，我過去這幾個月在不同場合遇見的好幾位台灣IC設計公司經營高層，我當面詢問他們對開放中資入股的看法，言談中我得到的明確訊息是，這些IC設計公司現階段專注把心力放在開發新技術、新展品，並努力擴展新市場，大部分並不認為不開放中資就會失去競爭力，甚至有幾家直言開放中資將有重大隱憂。 台灣這些沒中資入股不會失去競爭力的公司，因為專注開發新技術、新展品，並努力擴展新市場，創造了更高的產值與市占率，彌補了被淘汰公司的負面效應，台灣整體IC設計產業還是向上提升的。 最重要的是，維持目前不開放中資入股的政策，三年後台灣IC設計產業還是獨立自主的，不用時時刻刻擔心台灣IC設計產業何時被中國架空。 （作者為成大教授）

  中配六年拿到身分證，是所謂「中配歧視條款」嗎？不是的，這根本無關乎歧視。比如，台灣的公務員越高階的，知道機密越多的，要去中國受到的限制越多，難道越高階的公務員越受歧視嗎？不是的，因為這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在台灣，原住民可以在某些保護區打獵，而漢人不可以，這是歧視漢人嗎？不是，這是尊重在地原住民原來的生活方式，這也無關乎歧視漢人。所以不要因為不能享有某項權利就扣上「歧視」，很多事其實都是「就事論事」。 中配來自台灣的敵對國家，受共黨灌輸的大中國思想，當然應受必要之限制，無關歧視中配，而是針對中配後面的政權，這關乎台灣國家安全。中配身分證取得無關乎歧視，而是關乎國家安全；如果北韓、俄國聲稱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飛彈對準台灣，我國也會把朝配、俄配和中配相同處理。就像不當黨產也不是針對國民黨，如果有其他政黨做和國民黨相同的事，不當黨產條例也會做相同處理。 其實中配六年取得身分證我都認為太快了，扁之前要十一年以上，更早連來都不能來。中配來台之前難道不知道台灣的規定嗎？會來就是接受，怎麼來了之後才來吵。台灣也沒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何況在台灣出生的小孩也要滿十四歲才拿得到，中配六年真的太快了。不要連結「歧視」的帽子，否則，二十歲以下年輕人不能投票，不也是歧視他們？ 愛台灣，就陪台灣人吃苦，愛台灣，先尊重台灣本地人，愛台灣，請尊重先來後到的倫理，愛台灣就要體諒台灣的國家處境。 中配來台，聯合國民黨上街對抗執政黨，有如嫁（贅）到夫（妻）家，卻製造夫（妻）家兄弟（姊妹）不和，只為了自身的利益，這種媳（婿）對這個家即是災禍。或者是外來人民要聯合外來政黨對付本土呢？ 在自己原來的國家不敢上街，來台灣就為了自己的利益上街亂，良心安嗎？對得起台灣人嗎？ （作者為新北市民）

  書店股東被綁架者中，李波、呂波、張志平猶如驚弓之鳥，只有林榮基勇敢的站出來控訴「被失蹤」始末，情節有如周子瑜事件，又像電信詐欺疑犯認罪新聞，有導演、有台詞，只好照劇本走。林榮基一夜之間成為「香港的良心」，喚起港人靈魂深處最椎心的恐懼。 香港作家兼時評家「長平」解析最深刻，綁架者不會只滿足人質當個沉默的羔羊，他還要在其靈魂深處植入馴伏基因，讓他們承認「自願偷渡」，寫家書報平安，以顯示祖國偉大，感謝獨裁者寬大。李波獲釋後的微笑，令人感到不寒而慄，用犯罪學來看，已符合「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徵兆。 但是書店老闆桂民海失蹤八個月了，仍在雲深不知處，對港人具有威力萬鈞的鎮懾作用，遠在英國留學的女兒，曾收到父親交代保持緘默的簡訊，但她決定跳出來批中國「已經超越底線」。 這一點台灣人有親身體驗，四、五年級生記憶猶新，當爭民主的浪潮拍岸而來，台灣相繼發生美麗島案、江南案。香港書商據說想出版「習近平情史」，立即引來狼群，他們動用國家暴力，組成「專案組」不擇一切手段，就是為了向主子表忠。 國共兩黨曾是哥倆好，後來生死決鬥，誰也不是為了民主。七十多年後又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不是沒有原因的。對獨裁體制來說，領袖的神聖光環不容任何侵犯。獨裁體制最後的反撲，台灣很幸運撐過來了，香港的命運會是如何呢？ （作者為新北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