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朋友傳來一群台灣學者發起「台灣反戰聲明」的連署，這周這群學者開了記者會。我看了聲明先是錯愕，這裡的「台灣」是指「台灣政府」嗎？或是代表「台灣人民」呢？由「台灣」提出「反戰」？戰爭的主導權又不在台灣？！再看看「台灣反戰聲明」的四人工作小組（是發起人嗎？），為傅大為、郭力昕、馮建三、盧倩儀，近兩周來都被說成「反美帝」、「左膠」、甚至「紅統」。而從認識他們的學者口中，得知他們倒不算「左」到「紅」要「統」，而是標榜「獨立思考」、不碰利益和權力、批判力強的學者或媒體人，試圖「超越藍綠紅」，「不獨不統」？！ 由學者郭力昕（左起）、盧倩儀、傅大為與馮建三組成的「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提出4大訴求。（圖：「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提供） 另外收到一張梗圖：另一位學者吳介民，反辯說：「當年在歐洲跟美國的『反戰』，意思是作為『帝國』不要去侵略別人，這才叫反戰運動。但台灣是遭受威脅、可能被侵略的一方，是『反侵略』，不是反戰」。是呀，這是「憑著膝蓋想」都可以明白的道理，那為什麼對這麼「獨立」的學者，「思辯」清楚這邏輯關係，有這麼難嗎？ 問題在 …… 難道他們一直生活在空中的高度，從不接地氣，所謂的「自命清高」？「自命清高」也好呀，郭力昕在其「無臉之書」坦陳：「不用臉書或其他社媒。失掉很多資訊也省下不少時間，可以看電影、聽音樂、散步、或泡小酒館」，那就清高到底唄！幹嘛在沒有跟進日新月異的國際訊息下，還出個反戰聲明，聲稱：「近日從美國華府到歐洲各大城市，反戰示威遊行綿延不絕」。 哪有？這存在你們當年的影像吧？！ 我生活在全球示威活動的大本營倫敦，近日怎麼沒有看到綿延不絕的反戰示威遊行，倒是接二連三的罷工，罷火車、罷地鐵、罷公車、教師罷、護士也罷！唉！在倫敦即使有，也只有各國人士反對俄羅斯的侵略戰爭之反戰遊行，其中也有在倫敦的俄羅斯人，自發地遊行舉牌：要求其俄軍從烏克蘭撤軍，並抗議其國內日益嚴重的軍事擴張主義。還有從新聞讀到，許多在俄國境內反戰的俄人，都被送進監獄。但也沒有看到烏克蘭人反戰喔，他們反侵略打保衛戰都來不及，還反戰！ 「台灣反戰聲明」的發起學者，說：「反戰是全面的，也包括反侵略」。問題是：反侵略者，為了保家衛國，不得不「反對反戰」，打保衛戰。而反戰的結果，可能會是「反對反侵略」囉，那是要投降嗎？不然不是投降派，那是要怎樣，也沒說清楚？ 上次，台灣兵役是否從四個月恢復成「一年兵制」，都上了國際新聞，BBC 還為此報導了五分鐘長。因為這條新聞是讓國際人士，判斷台灣有無決心打反侵略的防衛戰？而如今「台灣要反戰」，如果上了國際新聞，就更會被國際人士理解成：如一位網友的 kuso， 被侵略方的台灣要「反戰」，等同於「反站」，既然反對站立，那是要跪下嗎？投降「求和平」？投降「要自主」嗎？侵略方給不給和平與自主，還不確定呢？甚且，這可能不會是戰爭的結束，美日澳韓不可能坐以待斃，將會是另一場更大的「反中奪島（台灣）」戰爭的開始？ 「台灣反戰聲明」發起與連署的學者們聲稱：「不要美中戰爭」。請問你們反戰的底線劃在哪裡？中國以消滅台灣的主權和民主體制為戰爭的目標，你們為了反戰，不計代價拿「民主與主權」，來與「不要戰爭」作交換，是嗎？ 再者，反戰的學者主張「台灣要自主並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這不正是中國認定的「台獨言論」？就是「挑釁」，激起戰爭的理由嗎？ 如果能夠防止戰爭，誰不想呢（除了少數的侵略者）？但假若一味地迷戀「反戰」的論述，而不察於此一時彼一時不同的反戰情境，「反戰」的理想可能引導出相反的結果。也許「台灣反戰聲明」的發起人並沒有統一的意圖，但連署的效應將會引蛇出洞一串「要統、急統、極統、紅統」的學者與媒體人，他們正求之不得的「促統」舞台？！這是標榜「不統」的發起學者之原意嗎？為了反對戰爭，改變過去「不統」的立場，現在要「統」了嗎？如果「反戰」=「促統」，那這份「反戰聲明」不能代表台灣？只是「台灣『統派的』反戰聲明」囉？ 請不要怪「好事者」，當這一份「反戰聲明」，頂著「台灣」的頭銜，又充滿界定不清的術語，自相矛盾的論點，異想天開的認定，缺乏查證的指陳，中途而廢的推論等（恕本文礙於篇幅，無法一一解析），所有台灣人都必須「好事」了，因為這攸關台灣的定位與國際形象。當 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國家正在觀察與評估：台灣是堅守民主價值的夥伴，抑是極權中國的一部分？「反戰聲明」的學者們，既然要「反美」，是否也連民主盟友的英、德、捷克、日、澳、一併都反呢？因為他們都有「將台灣推向戰爭邊緣的高階官員來訪」。 既然，成令方已開了第一炮回應，也陸續有學者加入，道理與民意希望是愈辯愈明，台灣已經展開，也期待持續對「反戰」和「反侵略」的筆戰。認知戰是看不見的 ，作戰在人們的大腦裡 …… 能看到的只是它的影響，到那個時候 …… 往往為時已晚矣！    施芳瓏／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研究員

在76周年的二二八台北紀念會上，我坐在台下，蔣萬安首次以台北市長身分作道歉，有一群大學生闖入會場....（資料照） 施芳瓏／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研究員 也許，二二八的受難者（包括堂舅）要我們今天痛定思痛：深刻地去理解二二八的悲劇是怎麼回事。圖為 二二八事件76週年「拆除威權 起造新國家」遊行活動（資料照）     「二二八事件告台胞話」：不痛定思痛二二八的悲劇是怎麼回事，下一位被奪走財產，被定叛亂罪，還被取走性命的可能會是你…… 今年的二二八，我剛好在台灣，以學者和受難者的親戚，參與觀察台北市政府舉辦的紀念會。由於事前協辦的台灣國家聯盟拒絕與蔣家後代同台，當日市府團隊戰戰兢兢地籌辦，以「祈福追思、祥和臺灣」為主軸。蔣萬安市長也提前來到了現場，一一地走向出席的受難者或家屬，彎腰握手致意說：「謝謝您來參加」。其中受人矚目的是：一位滿頭銀髮，穿著高雅的女士。當蔣市長向她致意時，所有的閃光燈都聚焦在他倆身上。 那位女士後來坐在我旁邊，我們彼此寒暄了一下，都是受害者的一方，她主動地說：「我姐姐在二二八受害」。我直覺地反問：「您是蔣渭川（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創辦人蔣渭水的弟弟）的女兒嗎」？她說：「是的，我是蔣節雲」（蔣渭川被武警追殺，子彈錯打中他的子女一死一傷，雖倖免逃脫，替他死的是十七歲四女巧雲，替他傷的是六歲么子）。我也主動地說：「我媽媽的堂哥張武曲在二二八受害」。她驚訝地說：「那妳要叫張武曲堂舅，妳堂舅是我的鄰居」。我說：「是的。堂舅開的張亦泰布莊，就在大稻埕延平北路義美餅店（總店）的隔壁，而義美餅店就是日治時期蔣渭水開設的大安醫院所在地」。（堂舅張武曲的生父早逝，與我的外公，即他的二叔，情同父子；媽媽就讀第三高女時，堂舅成為她在台北的小家長）。 關於我的堂舅張武曲 蔣節雲女士關心地問：「二二八事件後，妳堂舅怎麼呢」？我說：「從家族人那裡聽來，堂舅張武曲因在日治時期擔任台北青年團團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要抓他，他先逃到三峽外公家，躲了幾天後，外公說：這裡藏不住了，你必須再往十三添深山裡躲 …… 之後，就不曾再見過他了 ……」。這故事讓我連接到電影「悲情城市」片尾的那一幕。 家族流傳的說法，只給了一個輪廓，等到史料逐一解密，國史館出版了《二二八事件辭典》，才對堂舅受難的事蹟有了血肉。原來堂舅和鄰居好友都曾對回歸「祖國」（中國國民政府）有無限憧憬，熱烈歡迎來自「祖國」的黨政軍人士！蔣渭川毫不猶豫地加入中國國民黨，且在光復後第八天，在其書店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張武曲則出資聘請音樂家，在其布莊教台人唱中華民國國歌，一時傳為佳話。二二八事變爆發後，衝突迭起，蔓延全台，陳儀等函請蔣渭川出面調解。官方檔案顯示：張武曲於三月五日在中山堂召開全台青年大會，召集舊台灣青年黨幹部，及日治時期的志願兵，組成「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擔任總隊長，協助維持地方治安。張曾偕同蔣渭川，一同晉見警備總部參謀總長柯遠芬，報告青年團體協助治安的情形。然而，當國府軍隊入台鎮壓後，蔣與張雙雙被冠以「叛亂」罪嫌，加以通緝。 在官方（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眼中，張武曲是藉由經營台灣戲院，組織「民主聯盟」；官方並認定其所屬的「民主聯盟」，於事件期間散發「二二八事件告台胞書」，是用來渲染及反抗政府。那所謂叛亂的證據是這樣寫的：「我們六百萬台胞受盡了政治的腐敗，和貪官污吏的禍害…… 我們要求政治上徹底的改革，要求實現民主政治 …… 我們專「絕」 不要再亂打外省中下級政府人員和商民，他們和我們同一受政治腐敗的痛苦，他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族同胞，現在我們要分別，請我們臺灣建設的好人，我們要保護他；殘害我們的惡蟲，要驅除他」。文末，並表示「我們要決心以身家，生命財產，爭取民主政治」，最後列出「我們的要求」：「要求食糧即刻開放官軍民糧倉，配給省民，安定民食…… 應徹底嚴辦鎗殺人民兇手並主管人員……要求中央廢除長官制度，在台先實行憲政並省予自治……取消專賣公營制度，工廠交人民經營……健全司法獨立性，取消軍警暴政，尊重民權，使人民有七大自由（人身、言論、思想、集會、結社、居住）等」。這些改革的要求，在今日民主的台灣，是合情合理的需求；然而，一九四七年祖國來的獨裁政體，卻可以此羅織「叛亂」罪名，並定罪為卅位「叛亂首謀主犯」之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最讓我難過的是：史料所記載的關於堂舅是怎麼死的。如果此史料屬實，那堂舅不是死在深山裡，如電影所呈現的，還有一點想像空間的美好；而是：「張武曲逃亡一段時間後，出面自新，雖未受到追究，但 一九四六年張武曲斥資買下的台灣戲院，遭到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接管 … 允諾賠償當時的幣值台幣二五○萬元，旋因二二八事件發生，張武曲遭到通緝而未獲賠償」。史料最後加上這一段：「張武曲想到自己忠於國家，卻遭到內亂罪的指控，通緝，深感屈辱並憂鬱成疾，一病不起，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廿日因狹心症去世」。讀至此，眼淚奪眶而出，堂舅呀，要你的財產，定你叛亂罪，還要你的命，竟是你所歡迎來自你所熱愛的「祖國」之黨政軍人士！為什麼會是這樣呢？為什麼？ 想到當年英氣風發的堂舅，卻因為你的單純，對祖國（中國國民政府）有過多的想望；你的無知，對祖國認識不清；你的奴性，仰賴祖國讓你當家作主；才惹來殺身之禍，除了財失家破人亡，親戚與你切割，鄰人不相往來，想必在你臨終的床上，要獨自嚥下這口冤氣，你在黃泉之下，會不會死不瞑目呢？！ 在七十六周年的二二八台北紀念會上，我坐在台下，聆聽台上一次又一次對受難者和家屬的道歉…… 馬英九從台北市長到總統道歉了卅多次；蔣萬安首次以台北市長身分作道歉；更有一群大學生闖入會場，吶喊：「殺人凶手，下跪道歉！」…… 七十六年都過去了，當今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道不道歉，或道歉多少次，甚至下跪道歉，這些都不是重點了吧？！不過，如果加害者的後代想要表達歉意，促進雙方的和解，我們受害者的後代也欣然接受；而還要要求已逝「殺人凶手」的後代，下跪道歉，那義憤固然可許，但徒增雙方的對立，對朝向共生的台灣是種傷害？！ 也許，二二八的受難者（包括堂舅）要我們今天是痛定思痛：深刻地去理解二二八的悲劇是怎麼回事。二二八的悲劇，似乎是生活在台灣島上人的宿命：在二戰後初期，台灣民間流傳一句：狗（日本殖民政府）去換豬（中國國民黨政府）來；近來有人接龍警惕：豬去換狼（中國共產黨政府）來嗎？當再一次由祖國來接管台灣，很有可能再發生一次「類二二八」。下一次不同的是祖國已經易位了，不再是中國國民黨政府，而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在官方（中共）的眼中，台灣島民沒有一個是外省人，通通（包括馬英九、蔣萬安）都是本省人，即台灣省人；不管藍綠橘黃白，如果自以為可以挺身居間維護和平，你的下場可能會像我堂舅一樣：要你的財產，定你叛亂罪，還要你的命，竟是你所歡迎來自你所熱愛的「祖國」（中國共產黨政府）之黨政軍人士？！

蔣萬安，在台北市長的選舉期間，被諷為「能力平庸，靠著血統、黨證上位的人」；自從上任以來，企圖在台灣燈會在台北、土耳其台北搜救隊、北捷行銷台東鳳梨釋迦等市務上，展現其施政能力。然而在接待中國上海市台辦副主任訪問團一事，卻大大失分。一開始保密行程，後來臨時更改行程，被市民和議員們炮轟是黑箱行程後，蔣市長不是將責任扛起來，而是「仰望」中央的陸委會出來為其市政此訪問背書，行程都經過陸委會的核准，依照陸委會的「低調單純安全」原則。即使與陸委會有共識，陸委會也是請台北市政府說明行程。 中國上海市台辦副主任李驍東（左3）等人今下午到台北市政府共創行動辦公區參訪。（記者鄭名翔攝）   當一位首長自己執行的市政行程，面對市民和議員的疑慮時，不是應該自己說明自己的想法與行事嗎？「低調」是指貴為台北市長，不要求對等的上海市長來訪問，而是低調地接受中國的安排上海市台辦副主任，是嗎？「單純」是指與上海市「台辦」副主任討論城市交流，就這麼單純地相信這會是純粹的二個城市旅遊、觀光、文化藝術發展，殊不知那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台灣工作領導的地方辦公室，是嗎？「安全」是指保護中國國台辦官員在台北訪問期間的人身安全，卻罔顧台北市民更長遠更高的國家層級之安全，是嗎？ 二○二三年二月中國上海市台辦副主任訪問團的黑箱行程，大有前例可循，如：二○一四年強行通過服貿條例審查的黑箱作業，如果還只是援例黑箱行事，縱然頂著蔣家的光環，加上個人的謙恭善意，但無能在此事件展現大破大立的施政能力，是否印證了選舉期間對蔣萬安的諷喻：這不是平庸，這是什麼？ （作者為倫敦政經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