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是當今世界的兩個大國，前者為強權，後已成強權，但也是惡霸。一為民主自由國家，一為專制極權。二戰後，代表盟軍接收台灣，進而據台統治，被共產黨中國革命推翻，流亡來台，號稱自由中國，其實戒嚴長時期實為以中華民國為名的蔣氏中國國民黨黨國。曾長期依靠美國，作為民主國家的前線，倖得存在，並發展經濟，且在社會力促進下，建構了民主，逐步成為被矚目的新生、新興國家。 中國國民黨壟斷台灣統治權力時，以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脅迫台灣人民對抗共產中國，多少人以違反國䇿被治叛亂罪？親美反共又是多少中國國民黨人的走向？昔日的忠黨愛國份子，附和戒嚴體制殘害忠良。民主化以後，又多轉向仇美親共，仍藉民主化條件，進行與台灣國家背反的言行作為。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這個國家，對只能在選舉取得政權的一些人，似只是剩餘價值。 共產黨中國消滅中華民國。若口口稱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人應有亡國之痛，珍惜在流亡地台灣，經過波折，逐漸建構的新共同體、新國家，而非趨附於亡其國者。戒嚴時期，黨國權貴的牙刷主義現象是把家人送往美國避難，獨留黨政軍一人在台。共產黨中國走資化以後，也類似。如今，國共謀，美國似成這類人的敵國。中國民族主義似乎統合了利己的權貴、黨棍。國共，一丘之貉。 國家強盛，成為強權，但不一定是惡霸。二戰後，聯合國是為了避免國家之間再生戰爭禍端。帝國時代的日本、納粹德國在歷史留下的劣跡，烙印罪與罰，承擔歷史責任，受到教訓。近代中國曾受列強壓迫，但帝國強盛時侵略事蹪班班可考，反映了前近代「國家」的本質。共產黨批評帝國主義卻走向帝國主義，成為惡霸，而非文明的強權。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走向，寧棄文明、無害台灣的強權，選擇想武力侵台，不惜肆虐世界的惡霸。柏楊所言「醜陋的中國人」，果真？ （作者李敏勇，詩人）

廿世紀末，蘇聯的解體，象徵共產主義極權帝國的崩潰，大約一世紀的列寧革命夢想，破滅了。廿一世紀初，美國的一場撲朔迷離總統大選、參、眾議院期中改選，自由、民主的美國夢顯現裂痕。被喻為歐洲文明兩個兒子，蘇聯不到百年就解體；美國在二百多年之後，問題性出現。人類文明的歷史，共同體的構造，大至國家，小至家庭，似乎都相映「社會」的變化。 政治作為構造，建立在「秩序」、「安全」與「正義」的條件。構造是為了人，或國家領域的國民的福祉：「文化」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的利益形態的調和。歐洲文明發展出資本主義、崇尚自由；也發展出共產主義，追求公平。但民主的意理不同，共產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假人民之名行獨裁之實，已證實是失敗的。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克服經濟發展困境，成為變形共產帝國， 是人類文明面對的危險處境。 一九八○年代起，美國為圍堵舊蘇聯，拉攏共產黨中國，以為經濟發展會讓共產黨中國走向民主化、自由化，成為自由世界的夥伴。但事實是全球化經濟助長了共產黨中國的威權、弱化了美國的共同體體質：國民福祉受到的影響，反映在階層、地域的矛盾，造成分裂。美國夢成了許多獨裁、專制國家特權份子的避險寄託場域，共產黨高官顯貴家人移民美國，另有家人在共產黨中國剝削牟利。美國的資本家形同助長為虐，一些政客與虎謀皮，危及自己的國家。 美國的困境，也是自由、民主國家面對專制、獨裁國家的危險處境，更是歐洲文明形成的近現代政治體，蘇聯解體之後，另一個面對的考驗。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鞏固美其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實是獨裁專制帝國，正威脅著人類文明，對中國人民也不盡有利。自由、民主國家應該從美國的困境，思考自己國家的發展課題。台灣也應從美國的困境找到借鏡，引以為鑑。 （作者李敏勇，詩人）

2020年四十多個民間團體將於2月22日下午發起「228?0紀念行動」。（資料照）   歲初的寒冬，冷風颼颼吹。在日本殖民時代教育會館改置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場，展出陳武鎮的一些油畫和木雕，見證白色恐怖戒嚴時代的現實風景。國家人權博物館為他出版系列畫冊的發表會，這個場館也是戰後的美國新聞處，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時際，有一場座談會在此舉行，成為歷史見證。 陳武鎮的政治牢，是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兩年。二二八事件已遠、五○年代白色恐怖已過，但仍然在戒嚴時期。師範畢業，當兵服役時，在問卷背面寫了批評黨、政的話語，換來兩年刑期，在泰源監獄被管訓。烙印在心靈的政治惡靈創傷，成為他的藝術勳章。藝術成了他自我救贖的力量，也成為他見證歷史的才具。他不服膺藝術的商業主義、市場邏輯，孤高地尋覓藝術的意義光彩。 一些在轉型正義工程進行中，仍然執意被政治惡靈驅使的政客，藉著民主化、自由化後的社會條件，動輒擾亂政局。其實，執政力量面對是國家不完全確立，舊體制的殘留盤根錯節，共產黨中國步步進逼的現實。中國武漢肺炎的鋪天蓋地，倖得阻絕境外，經濟發展也因高科技量能而成績亮眼。但台灣價值並不盡得到不同意識形態政治力量的愛惜珍重，脆弱的民主對照喧囂的反動力量。 真正的轉型正義，應該解構中國國民黨，要求轉型為台灣政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罪責才能成為過去，共同形塑台灣的國家。但看政治現實是，重建的政治力量被來自外部，原以反共敵意對峙的中國掣肘，又被內部未轉型的殘餘黨國心性制約。國共的中國，一前一後成為台灣的陰影。在台灣已近乾涸的戒嚴血跡上，共產黨中國磨刀霍霍，想複製歷史的傷痛。 政治人物們，特別是有協力過戒嚴統治的中國國民黨人，如果去國家二二八紀念館，面對展場的陳武鎮畫作與木雕，上過「囚」的政治課，應該能體認轉型正義的文化課題。台灣，已走過黑暗的白色恐怖歷史，不要再寄情共產黨中國了。這不是黨派問題，是生活在這個國度人們對台灣國家的願景。（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份子、藝術家艾未未，父親是已故的詩人艾青（1910-1996），有一首寫於中日戰爭時期的動人詩歌《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行句裡以冬天的天氣為喻，說中國的困厄之境。接著是「寒冷封鎖著全中國」。結尾的「中國啊／在沒有燈火的夜晚／我所寫的無力詩句／能帶給你些許溫暖嗎？」昔今對照，反差極大。 中國武漢肺炎病毒肆虐世界，霸權侵略意圖無法克制，對台灣走向民主化、自由化，極盡壓迫、恐嚇。對香港言而無信的毀諾，舉世譁然。世間人對中國的厭惡大於欣賞，對中國受列強宰制的歷史還有同情嗎？ 積弱，被列強侵略；強盛起來，也不是什麼禮義之邦、仁愛之國。共產黨中國成立之後，曾不斷向日本追索賠償或提供低利貸款，以盡侵略責任，形成日本自虐史觀。中國對自己作為有問題意識嗎？還是誇耀帝國擴疆略土的豐功偉業！ 中國走資化成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廠和市場，得享有經濟地位。但被期盼的民主化，並未形成。一黨化、專制主義更為嚴重。領導人稱帝，人民福祉不盡受到眷顧，帝國強權的架式倒是虎、虎、虎起來。連好不容易在國民黨中國宰制下，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的台灣，也施加霸權魔掌。這樣的中國是中國人所希望的？ 中國不只因為季節之冬，不只因為停止進口澳洲煤炭導致供電吃緊的對外制裁，導致自陷其害。更因為反世界文明的專制、獨裁、黷武，導致自由、民主國家的抵制反撲。後冷戰時期的世界，共產黨中國讓世界從對其友善，轉而感到被威脅。列強對中國曾有的罪感，因為共產黨中國的恣意妄為，現在也消解了。還會有中國的詩人像艾青一樣，為這個國家寫下動人的詠嘆調嗎？ 寒流不斷來襲的冬天，在北方的國度更是。在這樣的季節，想像中國的歷史與地理情境，看共產黨中國耀武揚威，「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對不知今夕何夕，今朝何朝的「厲害了我的國」心態，世間人要說些什麼？要怎麼說？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武漢肺炎肆虐世界一整年，猶未終止。台灣因應得宜，維持平安順遂，而被世界更為看見。經濟也有成長，在亞洲創造亮眼的成績。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威脅不斷，尚未健全化的國家條件也有內憂。共產黨中國，霸權意識加上狼性，令世界側目，是對台灣最具敵意、犯意的國家。 共產黨中國一意想併吞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這個國家 ，國共內戰的殘餘歷史未解。從前，國民黨中國的反攻大陸，雖然李登輝時代已取消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拋出橄欖枝，並以特殊兩國論試為建置，但並未緩解共產黨中國持續侵犯的惡意。民主化、自由化的台灣，面對的是專制性、獨裁性的中國。不對等的政體角力，掣肘台灣朝向正常化國家的發展。 二○二○年，就要過去了。台灣政局糾葛在美、中對抗的形勢中。昔日黨國體制長期戒嚴時代，蔣氏父子政權以美國的前線，對抗共產體制，維持政權。時下中國國民黨的領導精英從前大多仰賴美國，但在失去壟斷權力後，背離台灣，更有心向共產黨中國、試圖裡應外合破壞台灣正常發展的惡意力量。 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以及經濟發展，已成為台灣價值。現在的台灣是從中華民國演化、異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台灣的存在，對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意義不盡相同。一個民主化、自由化的台灣，應該是中國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憧憬。台灣應該像日本、韓國，儘管在傳統文化上與古支那中國有關聯，更引入世界進步文化，發展出有新文明的獨立亞洲國家。即使走社會主義路線，北朝鮮也獨立於中國之外。 迎向世界文明的腳步發展，政治民主化、經濟福祉化、文化優質化的健全社會，才是台灣價值所在。中國人民也應該從中國共產黨的專制體制被解放出來。共產黨中國是一個背反文明的黑洞，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應認清自己的國家方向。終有一天，中國人民也會希望自己的國家是民主的、自由的國家。文明價值就是台灣價值，面對共產黨中國的惡勢力，不要自亂陣腳，台灣要挺直胸膛勇敢向前走！ （作者李敏勇，詩人）

渴望死去的男人。（圖／阿尼默）     暑夏八月，有一天午後，突然想起他的一篇小說〈渴死者〉。 在走道的書架上，找到一本過期已發黃的文藝雜誌，從一九八○年代初保存到現在，三十年了。 小說寫的是一位隨蔣介石軍隊，與中華民國政府一起流亡台灣的青年軍，退伍後在宜蘭一所高中擔任教官，因為在台北火車站前高呼反動口號，被以叛亂犯治罪，判了八年，拘押在台北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的事。 敘述者是一位也被處以叛亂罪的本省青年，他看同樣被治罪的這位外省人，不言不語，常蹲在牢房角落。有時，猛然抱頭衝撞鐵柵門，想自絕生命。移監台東泰源監獄後，獄方為防範他尋死，安排了一位外役同房，在外役外出時，他脫下長褲，褲管套頭，綁在鐵門欄柵，兩腳伸直，竟吊死自己。 這是小說，還是…… 再讀一遍這篇小說，冷不防一身寒顫。 一九八○年之前一年的十二月十日，在高雄，以國際人權日之名遊行的黨外人士，在先鎮後暴或先暴後鎮，不同說法的衝突事件後，主導遊行的美麗島雜誌社，許多關係人被逮捕，分別交軍法和司法審判。 甚至，連沒有參加遊行的一位擔任省議員的人權律師，也在其中，他母親和雙胞胎女兒，二二八這一天近中午時，在家中被殺害。 交織的審判在新聞報導中呈現，台灣社會像集體上了一堂又一堂的政治課。 憲兵押解叛亂犯嫌上審判庭時，有一個人常轉過頭來，露出笑臉，一副慷慨就義的神情，面對法庭時，也一樣自若。他就是寫了〈渴死者〉這篇小說作者的弟弟，當時被說是美麗島戰神──在高雄發生的大遊行，擔任總指揮，人稱NORI。 美麗島事件發生這一年，他在台北忠孝東路開設一家推拿中心。 這可是他的家學，從父親闊嘴師就相傳的這門技藝，曾讓他們家蓄積家產，也是家裡多位兒子謀生之道。 硬骨的闊嘴師日治時期就以習得的推拿術，不馴服於被殖民，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傳授給幾位孩子也是因為可以獨立謀生，不屈外力。 一面從事推拿，他一面重拾小說之筆，也畫畫、寫詩。 十九歲時，就從高雄跑到台北，跟廖繼春學畫。若說詩，他在高雄的年輕時期就與在左營創辦詩刊的一些軍中詩人交往，第一次婚姻的兩個女兒，詩意夢幻的名字據他說還是其中一位詩人取名的。曾在海軍服役，擔任報務通信兵，但執迷於詩、畫的他，有一次在馬祖海域，被共軍襲擊，因怕被誤解通聯敵方，面對密碼簿和發報機，一直發抖。 〈渴死者〉應該寫於在台北忠孝東路的推拿中心開設後，這並非他第一次在這本雜誌發表小說。 一九六四年，他三十歲時，在台東泰源監獄服政治犯刑期時，就開始了。當年，一位小說家創辦本刊物，一群台灣詩人也創辦一份詩誌。台灣大學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也同年發生。 他從監獄向這份文藝雜誌投稿，並因此認識編輯雜誌的小說家。 在獄中，他發表多篇作品，並與小說家成為朋友，常去桃園龍潭找他。 有一段時間，他還在龍潭投資興建販厝，也就是通稱的公寓住宅。 都市化、工業化，人口流動，家戶住居形態也轉而共構，他覺得可以做做看。不是生意人的他，正逢時機，也有獲利，但畢竟不是熱中之事，並沒有持續 。 那時，第二段婚姻開始，也有了一個兒子。但停止蓋房子的生意，這段婚姻也結束了。 我是在文藝活動場合認識他的。 他會出席活動場合，帶著一瓶加水稀釋的威士忌，靜靜坐在會場後方，速寫作家的頭像。 那時候，我兼在執行詩誌的編務與社務，兩份雙月刊正好每月出刊，妻子和我一起寄書。 見面時，他都會要我去推拿中心保養筋骨。 有時候，趙、李兩位兄長輩詩人會找我一起去看他。 有時，我路過時會進去坐坐。若他正在進行推拿，他會要我坐在一旁，看他作活，一面談天。一瓶對水的威士忌就放在旁邊，他當飲料喝。微醺的臉，滔滔不絕的話語，不停地在躺於診療床上男女背肌或手肘移動的手。 他的推拿中心，牆面掛著一幅蔣經國像，有時，他會舉手向那幅肖像敬禮，並露出神祕的微笑示人。特別是有陌生的求診人進來時，常見這個動作。 求診的人，或說客人，甚至有些認識的藝文界人士，但他常懷疑混雜著來探察他的線民，抓耙仔。言談中，有時會流露惶恐疑惑。 這也難怪，一九六○年代初，二十八歲的他，就因為政治事件牽連，涉叛亂罪，與一群人一起被捕判刑。弟弟NORI被處無期徒刑，他與另一位弟弟則判處五年刑期。 以他的性格，辯稱因是戶長和長子，才在自己家開的旅社，與弟弟帶來的朋友一起飲酒，其實是略盡待客之禮，他並沒有參與討論任何事情，他不是熱中政治的人。被判五年刑的另一位弟弟，當時在國防醫學院讀書，也不在場。十多個青年人，分別被判了徒刑，罪名是串連組織、籌謀台灣獨立。 這樣的罪名是可以錯殺無辜，株連眾多的。可誤殺一百不能錯放一人的時代，冤錯又能怎樣？他的人生就這樣烙下傷痕，療癒不了。 他被捕時，羈押的地方就是〈渴死者〉小說中的台北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看守所。 笫一任妻子因此請求離婚，家庭也破裂了。 美麗島事件後發表的這篇小說，回敘了他一九六○年代經驗。驚悚的情節，渴求死去的男人鍥而不捨尋求一死，反映了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狀況。他凝視，捕捉了這樣的狀況。 這篇小說讓他得到文學獎佳作。兩年後，再以〈喝尿者〉獲正獎。不過，這份文藝刊物的主持人卻被有關單位警告。他在前衛出版的小說集《島上愛與死》被警備總部查禁。 在惶恐中，他以小說記述時代體驗，在酒水中微醺地過活。但一隻看不見的手，始終沒有離開。 拗不過他一再要我去讓他推拿，有時候，我也躺在他診療的床上讓他有力的手按壓，一面聽他談文學談美術。 推拿中心的牆面掛著他完成的許多油畫，有一次，他拿一幅島嶼南端南灣岬角，遠方是巴士海峽的畫作，說是我家鄉形影，堅持送給我。後來，又送一幅玫瑰靜物。他還說，也許日後我可以收受他全部畫作。他說他不是賣畫的畫家，他的畫要送給想送的人。他還要我帶妻子和兩個小女兒去讓他素描。 他發願素描台灣作家、詩人頭像，要捐給在高雄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一些文藝活動，他會特別出席，為作家素描頭像。 他喜歡海，常在午後租車去北海岸游泳。有一位欣賞他的王姓女友，陪伴著他，就如同家人，也照顧他和第二任妻子所生，十多歲，上學中的男孩。去海邊游泳，有時也寫生，看起來還滿愜意的。他的王姓女友像小婦人一樣照拂他。 身材高䠷的他，有些耽美傾向，在家中兄弟間最為突出，有時會思慕希臘神話的阿波羅，在豔陽下的海灘流露類似太陽神的神采。 他在獄中的弟弟，被喻為美麗島戰神的那個，神采不若他。 表面上，他優遊自在地生活，推拿中心的生意不錯，家傳技藝的確有一套，好幾個兄弟都靠這絕活維生。和他一樣坐五年牢的弟弟移民加拿大，也從事這一行。弟弟NORI則不改本性，熱中政治。 一些美麗島事件在獄中的受刑人，司法審判的兩位小說家，都出獄了。台灣的政治形勢不盡像白色恐怖時代，國內外情勢變化，鬆動了不少。 他弟弟NORI一直不承認有罪，幾次特赦都沒有他。 感覺上，他並不太以NORI這個弟弟為榮。 以他的個性，他的說法，參與密謀叛亂應該不是真有其事，是那個荒謬時代被羅織罪名，也因為這個弟弟的緣故，人生走了不是他的路。應該是藝術家的他，被以政治受難者視之，管區警察三不五時也來察訪，加上他弟弟是美麗島戰神，糾葛著一位飽受被害感的政治受難者心靈。 他試著在小說留下生之經驗，以一種特殊的見證方式為自己的人生譜寫幽微的歌。 一九八五年初，他發表短篇小說〈指導官與我〉，以左營服海軍通信兵役期，被軍中政戰人員扣陰謀分子們迫害事歷，以及終生被監視的人生為經緯。 小說中的一位同袍，是美麗島事件掩護NORI的許姓電影片商，交織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閱讀心得，以及革命的想法。又延伸到被逮捕，關在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置看守所，一位軍官的偵訊。不斷被逼迫寫自白書的偵訊讓敘述者的「我」完全喪失勇敢的性格。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有一雙瘋狗眼的政戰人員又出現，刺探他們兄弟消息，小說中的同袍，掩護NORI的許姓電影片商，在敘述者的我不知情下，還答應安排和政戰人員見面。敏感的他，以南無阿彌陀佛，畫十字祈禱，其實生活在顫慄之中的他是天主教徒。 像是對心理諮商師的傾訴，也像對神父的告解，他藉由寫成小說撫慰自己的心。 出版以自己之名的《短篇小說精選集》，小說家之名更著了，藝術秉性比起推拿師更屬於他。 這時際，爆發情報頭子授意黑幫在美國殺害出書危及蔣經國名聲的作家，引起美國不滿的江南事件。他還在獄中的弟弟開始絕食，抗議政府對人權的迫害。 一九六○年代，兄弟三人被以叛亂犯治罪、服刑的往事，一幕一幕浮現。 黑暗中，似乎有人拿著匕首追擊著他。 好幾天深夜，我家電話響了，我從臥房匆匆跑到客廳接聽，另一頭先是沉默不語，後來男人的哭泣聲，是他。 按怎？發生什麼代誌？ 泣聲稍低下來，他提到王姓女友，說她離開了，說沒有人照顧他了。 我告訴他隔天去看他，勸他冷靜下來，也許她只是小別，他聽了，安靜下來。 第二天中午，我帶鰻魚飯便當去看他。一起用餐，一邊交談，看他食而無味，感覺到他的不安。 有一天，在他的推拿中心，他突然問起我為何不寫小說。 我告訴他大學時期在報紙副刊和雜誌發表過十多篇小說，他眼睛亮了起來，要我改天帶去讓他看看。 我把剪貼留存的青春過敏性煩惱篇章帶給他過目，並相約聽取他的意見。 他寫了以〈一位詩人、評論家、文藝運動家，小說家青年期小說及其他印象〉為標題的論介，成了我一本小說《情事》的跋，對我頗多溢美。 在那之後，我重拾小說之筆。 面對政治衝撞，台灣的黨外已組成政黨爭取更多的民主條件，社會也從被宰制逐步掙脫牢籠。一些台灣作家組成「TAIPEN PEN」，意思是詩人（poet）、劇作家（playwriter），編輯人（editor）和小說家（novist）的團體，追求一種高於統治權力的精神政府，在話語和文字的另一種權力和社會對話。 美麗島事件受難的工人小說家被推舉為會長，我襄贊其事。活動中，他經常出席，但NORI在獄中常絕食，呼應外部的抗爭聲息。 宣布解除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我和妻子正受邀美國的各地台灣人社團演講，同行的還有一位詩友，一位民謠歌手。 一個月行程，遍及東南西北各州，並去加拿大的愛蒙頓，參加台灣文學研究會年會。 回台不久，NORI在獄中宣布無限期絕食，他也跟著在推拿中心絕食。 似乎回到一九六○年代，他們兄弟入獄前的氛圍。 這一回，他是有意參與，不是自外其事。 王姓女友不在了，上小學的男孩落寞的表情，令人心疼。 許多朋友到推拿中心看他。在野黨主席，朋友們以他名字諧音稱他椪柑，也是他的朋友。我們都是為救援政治犯的人權團體成員，去看他，也勸他多少進食。我妻子還燉了雞湯，要我帶去慰問他。 NORI的絕食成為重大新聞事件，他被移到三軍總醫院強制灌食，避免因他死亡引發政治風暴。 許多美麗島事件受刑人，陸續出獄了。被判無期徒刑的他不願認罪配合，蔣經國有意減刑，假釋，不得其門。 蔣經國突然去世，李登輝接任，絕食情勢未改。 一在監禁中，一在自己的推拿中心，兄弟兩人都在絕食狀態。 NORI被強制灌食，他在自己的禁錮之域無法被強制進食。只進水酒的他，四個月之後，肝臟衰竭，呼吸困難，被送到附近的中心診所急救，但發生感染，又併發敗血症，幾天後過世了。 在三軍總醫院的NORI，原先都以懦弱看他哥哥。對他的死，以「他是勇者，不是懦夫」稱之，新聞報導的記事為他的人生留下註解。 （上） 圖／阿尼默   渴望死去的男人並沒有死去， 〈渴死者〉活著、他的許多小說活著。 我望著客廳一角落架上， 他為我捏塑的陶土頭像正與我對視著， 是我看著我，是他心目中的我看著我…… 我接到NORI自三軍總醫院的來信，要我去見面，信中並請我全責處理治喪事宜，堅持治喪人員名單要以文學界友人為主，政治人物一概免了。 去見面時，NORI在洗手間打扮了一會兒，出來時身上還有香水味。 他先謝我，談了一些兄弟之間的事，言談間似乎對我有些了解，知道我曾參與聲援過他。我請一位他相知的前輩小說家出任治喪主委，一些文學界朋友為委員，我自己擔任總幹事，請已出獄在人權救援組織任職的菊姊為副總幹事。 一些文學界朋友的悼念文章在報紙副刊為一位受難小說家的人生，譜現懷念之歌。報紙名稱排列出來，台灣、民眾、自立、自由……有一種特別況味。聯合、中時也都有報導。 天主教徒的他，被台北的教會以太政治而不介入他的祭式，所幸高雄教區出面，在告別式後，他的遺體安葬在高雄的天主教墓園。 我常看著他一幅玫瑰油畫，就掛在家裡房間。工作室則掛著他的島嶼南端岬風景，那是我來自的家鄉。 他是與NORI不一樣的人，他愛藝術，弟弟則熱中於政治。不過，兩人都有耽美的傾向。哥哥比弟弟俊秀多了，英挺的身材有鬱鬱的神情，很突出。而弟弟則有某種政治衝擊力量，對某些人顯現魅力。 是一種表演吧，政治也需要的身體語言，帶有一些矯情，這讓他在美麗島事件受刑人中，別具一格。政治對NORI而言，是一種舞台，燈光來自新聞記者。在戒嚴走向解嚴的時代，一個政治明星準備登場，還在舞台後的NORI在前奏的樂音中，等待著出現。 與弟弟自以為是的個性相比，他也有執拗的一面。弟弟是渴望注目的男人，哥哥卻像渴望死亡的男人。以叛亂犯被判刑五年的經歷，鬼魅之影一樣，附隨著他。 〈渴死者〉這篇小說，其實在演練一種特殊的死亡方式，他的許多小說也都演繹他政治受難的行止。他在記憶中折磨自己，小說是他流淚淌血的形跡，畫作則是解脫，也是尋求連帶的形式。至於，文學界人物的人像速寫則是某種致意。 死去的他，一些小說被放在歷史與政治境域，在學界、評論家的研究中，對照台灣的現實。渴求死去的實存哲學被引述來分析他的小說，政治小說政治詩的論見，他的作品成為視點。 台灣作家，不是被社會羨慕的行業，甚至不能算是一種行業，常常只是兼事的工作，沒有帶來榮耀、財富不說，甚至有風險。鍾理和的倒下血泊的筆耕者，葉石濤的遭受天譴的人，對照他因思想問題繫獄，小學教職被從南發配宜蘭鄉間的際遇，都是例子。 戰前，秀異分子追尋成為文學家、藝術家的文化人之路，知識人的教養脫離不了文學，儘管異國統治，要在國語政策下，學習異國語文，但是五十年的異和同化，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人藝術家曾被社會以菁英視之。 戰後，台灣的國語轉為中文，老一輩有漢文修養，但白話中文書寫對多數台灣人是新的技藝。有些跨語作家以抄寫《紅樓夢》學白話中文，也有跨語詩人抄寫《三民主義》再出發。因同姓婚不見容於保守客家社會，遠走北平的一位小說家，熟習中文書寫，也一樣落魄，倒在筆耕的血泊。 他能夠寫小說，畫畫，除了藝術秉性，也因為家庭條件。父親闊嘴師在高雄建國路，火車站前留下旅社產業，也留給兒子推拿的功夫，不虞生活問題。浪漫心性反映在他和弟弟NORI身上，一是藝術，一是政治，本質不同，一樣狂熱。 我常常會不經意地想起他。他的詩〈候鳥〉彷彿他自己的寫照，我曾用在他訃聞的封底，也裝置在他的告別式場。讀著他以候鳥自喻，或為候鳥發言的詩，想像他的心境： 「…… 我們沒有牢獄，沒有密告、誣告 沒有死刑、勞役、剝削 我們自找、自吃，頂多是在兒時剝削過雙親的口糧 當然我們也沒有暗殺 因此我們也沒有線民與警察 更沒有冒充特務的流氓 我們雖有人類羨慕的自由，可是布著陷阱 把我們烤成一串鳥仔疤的，竟是高呼自由和平的人」 想像他青年時代在高雄和一群在左營的海軍詩人群，談詩論藝，年少輕狂。在台北的推拿中心，有時也會談起現在已有名聲的他們。 從前，大家純真，在時間的沖刷下，務實的歷練變得世故了。 鄉土文學論戰時，互為異己的政治芥蒂出現在一些火花裡。美麗島事件後，壁壘的砌築更鮮明。 從前，肆無忌憚的反動言論，在清談中繪聲繪影的反抗哲學，不見了。 身分變了，不復純粹的權力依附心，向左向右排列歸隊，從左營到台北，不只是地域的改變，而是位置的改變。高談闊論，目中無人的昔日，現在是眼睛看著上方，迎合權力目光。 某種流亡心境加上莫名的危機因被綁架在黨國，不盡服膺民主的價值，自由成為一種恐懼，不是當年口口聲聲讚美的詞語。 弟弟是叛亂犯，他也曾是。 其實，他從來不是政治，他狂熱的不是政治。 政治，讓他恐懼。政治牢，成為他心中拭不去的恐怖烙印。他的小說是他為自己人生留下的自白書，也是備忘錄。喜歡舊俄文學，戰後在高雄的書店販售翻印中國生活書店的一系列俄國小說，形成他的文學視野。 權力傾軋的齒輪傾軋一切，傾軋了弟弟NORI，連帶也傾軋了他們兄弟，一家三人受難。 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如何能彌補呢？政治的是非常常是相對的，文化的是非講求絕對，人沒有權力殺害人，即使是敵國的人。但時代讓他處於不幸，陰影始終籠罩著他，他是我在一位東歐詩人作品中「被時代窒息的名字」。 他死亡之年，蔣經國死了。 繼任的台灣人總統撤消美麗島事件的罪刑判決，堅不認罪的NORI風光出獄。像一位英雄出場，他微揚嘴角的笑意有一種自負感。 相對於死去的小說家哥哥，弟弟有一種英雄主義。 不同的兩人，一個不畏絕食，在獄中一再被強制灌食，其實無法死亡；一個以摻水的威士忌為食，沒有權力強制灌食的救濟手段，終於死去。 活下來的弟弟，在哥哥死去後，說哥哥是勇者。 之前，他常以哥哥懦弱而鄙之。一群青少年因叛亂罪株連入獄，哥哥一再辯稱自己未參與，NORI則求仁得仁，一副慷慨就義走上刑場的樣子。 美麗島事件後，NORI是鎂光燈追逐的對象，哥哥是在陰影裡借酒澆愁的人，唯一的復仇手段，是寫下一篇一篇小說，一首一首詩。畫不是他復仇的手段，是撫慰自己的光影。 NORI出獄後，一九九○年代的政治運動風起雲湧，他成了鋒頭人物，展現一種浪漫性。當選國會立法委員，代表改革意識的在野黨主席，也常在社交圈穿梭，一舉一動的八卦新聞也多。 政治確是舞台，演藝化時代取代了戒嚴宰制，表演成為政治訓練的一部分，具有英雄主義的性格也不免風風雨雨，正反評價都出現了。相形之下，哥哥的小說在他死後長存，成為解嚴後研究台灣文學的重要見證，原本只傳頌於台灣文學界，更為人所知。 政治人物擁有權力，也承擔責任，動見觀瞻，權力的爭奪也形於動向。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在獄中時，辯護律師群在組黨後先馳得點，有些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進入政壇但並不都成為政治人物。一些幕僚襄贊有功，也想自己登場，左右意識各具，在反抗黨國體制和奪權自立的雙重目標競合。 政局在改變，從在野到執政，矛盾也形成。 小說家哥哥在我心目中更重要。 我想起NORI擔任在野黨主席時，多次要請我出掌文宣部，並對記者透露消息。還在其位的是從美國回來，在海外也參與改革運動的文學界朋友。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舊金山機場入境美國，迎接我的就是他，見面時相擁而泣。他在前任黨主席手下擔任文宣部主任時，我常應邀參與文化議題的諮詢。 我不會取代他的職務，怎麼可能？ 他打聽消息時，我明確告訴他。 雖參與政治改革，也介入社會運動，但我自始就無意從政。投身企業界當經理人是為了不願以寫作為營生手段，擔心無法堅持信念。四十歲之年應邀赴美演講時，聽到台灣解嚴，徵得妻子同意，想把寫作擺在首位，就是初衷，出任文學、文化界職務，是為了某種淑世心。 我的文學之業，在解嚴後進入新時期。那也是他過世之後，進入的狀況。 一個台灣小說家和一個渴望死去的男人，似乎敦促著我。 在許多報紙、雜誌寫專欄文章，進行我自己所謂的文明批評，是我詩與文學評論之外，與社會更頻密的對話。詩人之外，文學、文化、社會評論家之譽也加諸於我。 小說，是他死前一直期望我不要放棄的文類，我記在心裡。我再出版小說時，已是他死後近三十年的事。 兩個念小學時的女兒，在他筆觸的速寫畫紙已變黃，現在都已是兒女的母親了。妻子看起來，還年輕，已六十多歲進入被敬老的年紀，我常說他協助我參與了許多公共事務，默默付出許多，得到上天的恩寵。 渴望死去的男人並沒有死去，〈渴死者〉活著、他的許多小說活著。我望著客廳一角落架上，他為我捏塑的陶土頭像正與我對視著，是我看著我，是他心目中的我看著我。 他在我前一本短篇小說集留下的跋記：「當時我邊繪他冷銳的眼神，和雕像似的輪廓……鼻、唇，下巴與高額頭時，我在心裡想著有一天要雕塑這張很難雕塑的臉。」彷彿他又在對我敘說。 死去的他，仍以文學與我相繫。NORI在政治圈活躍，但毀譽參半，也退隱了。 多年之前，他堅持要在一家我們都熟識的西餐廳請吃晚餐，席間，他告訴我，說他絕不會出賣台灣。這句話成了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留存的話語。 在我們的土地上，在我們的國度裡，政治人物要這樣表態，真令人感傷。 想起那個時代，從綠島回來的一些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從海外突破黑名單回來的一些異議分子，在我們家共進晚餐，妻子在上完菜後也加入把酒言歡的時光。 那個困厄的時代，大家努力突破，追尋憧憬的光。留下一些記憶，記憶裡有許多臉，有眼淚也有歡笑。 不知為什麼，記憶裡他最明晰。 三十年後，暑夏八月的一個午後，在〈渴死者〉在雜誌泛黃的書頁，在進展的時間與流失的時間交織的光影，當年那個男孩，已經比我那時的年齡大了，記得是姑姑帶去照顧，不知怎樣了？ 想著想著，禁不住流下淚來。（下）

是誰將台灣人的中國迷惘和迷障一頭棒喝、打醒的？別忘了，是國民黨中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代表盟軍在台北公會堂接受日本結束對台灣殖民，台灣人搭牌樓張燈結綵迎接彷彿敗陣軍隊，興奮的以為回到祖國懷抱。但不到兩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民怨大爆發，歡迎變厭惡，號稱祖國的中華民國是怎麼對待台灣人的？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歡迎祖國的痛。蔣介石的大屠殺、清鄉，其實為後來的流亡政權，預先肅清有志有識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為宰制台灣作為反共產黨中國政權、反攻大陸，奠定基地、基業。一九四九年亡於共產黨中國後，國民黨中國藉長期戒嚴，壟控統治權力，白色恐怖下，又迫害多少台灣人和隨流亡政權來台的中國人？多少母親在暗夜為受害的子女哭泣？轉型正義在處理的政治工程面對的不就是清洗不當統治血跡的作業？ 民主化、自由化，多少人的犧牲？民主化、自由化，不是國民黨中國用來支持其政權存在的理由嗎？還是欺騙？多少人的血淚支撐國民黨中國在台灣的存在？民主化、自由化之後的台灣，仍接納中國國民黨，並仍維持中華民國名號。但流亡殖民心態未除的中國國民黨似已因無法壟斷政權，轉而趨附中國共產黨，處處阻礙台灣邁向國家正常化、健全化的努力。 共產黨中國原來以新中國相對國民黨的舊中國，以解放台灣號召台灣人民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台灣民主化、自由化後，卻與中國國民黨共謀，阻礙台灣發展。吸納台灣資本、人才、技術，只想掏光台灣。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資化，貪污腐敗枉法亂權，逆反文明世界的政治律則。專制毀諾糟蹋香港，壓迫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武漢肺炎肆虐世界。台灣人看在眼裡，對共產中國豈有期待？ 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文化基因相同，政治惡性一樣。二戰後，沒有像世界其他被殖民地尋求獨立、解放自己的台灣，走過坎坷歷程。不分先來後到、生活在這塊土地已有民主化、自由化建置的人們，應該從中國迷惘和迷障脫離出來，共同確立並守護在台灣這個國家。 （作者李敏勇，詩人）

  香港，在舉目睽睽之下，黎智英被鐵鍊綑身押解於牢獄與法庭之間的囚車。東方之珠成為共產黨中國的雞屁股，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早已送中送終。馬克思主義人的解放、中國共產黨人的解放，演繹在東方專制主義牢結未解的「新中國」，是黑暗政治牢獄的形影。 自由、民主，在中國似乎是不可得。「中國」的國家意理，在國民黨這種右翼或共產黨這種左翼，都架構專制主義、極權統治的牢籠，把人民關在其中。統治者成為提籠人，籠鳥只能在鳥籠裡鳴唱。共產黨中國無法面對自由化的香港，更畏懼可能的民主化浪潮，下手為強，先制為快，其實就像戰後初期據台統治的國民黨中國。 戰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文化人辦報，振興新文化。戰後，二二八事件被屠殺、迫害的知識份子文化人有許多是新聞傳播卓越之士。香港的借鑑其實是戰後台灣歷史災難的投影，反映了專制中國性的文化病毒，也是中國政治的深層病理。 台灣走向民主化，兩種破壞力量：共產黨中國的惡形在外，國民黨中國的惡靈在內。自由化、民主化的台灣面對專制性、極權性的中國，不能健全發展，新聞傳播的視野迷障影響台灣追尋的願景。香港的黎智英現象是共產黨中國扼殺自由、民主的例子。這也是台灣走過的歷史。 戒嚴、解嚴之際的台灣，余紀忠的中國時報曾經有自由主義的些許聲息留下一些報人風骨。向共產黨中國當局報告買下余家中國時報的台灣人蔡某，服膺的與其說是中國的國民黨，不如說是中國的共產黨，真是台灣人之恥。比起余紀忠，台灣人蔡某差矣！比起黎智英，台灣人蔡某更差多矣！在追求建立真實、正常國家之路，台灣人除了抵抗，也要有自我批評。戰後台灣，流亡殖民的統治惡行不只是來台中國人所為，也有台灣人共犯之惡。 看看新出版的《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薛化元著），想想《自由中國》雜誌曾有的中國來台知識份子文化人和台灣有識之士為民主、自由的努力，對照自由的虛實像。台灣不能讓惡質黨國餘緒喊「自由」的口號破壞自由，也不能讓別有用心的壞傢伙藉「民主」糟蹋民主。「自由人共同體」要大家守護；「民主國家」要共同珍惜。 （作者李敏勇，詩人）

廣告（AD）、銷售促進（SP）、公共關係（PR）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營力學重要課題，綜合運用在商品和服務的銷售。政治民主化的社會，選舉和政府治理都逐漸引用市場經濟的手段，人民成為消費者，商業力學被運用於政治。 台灣從黨國威權專制走向民主化，雖然國體不完全，政治權力也已進入一般民主國家的競逐律則。選舉花錢、執政拚搏於宣傳，類似廣告、銷售促進、公共關係的形式架構，但不盡運用廣告的科學性，顯示的仍是專制主義國家的「宣傳」。 選舉「文宣」和政府「公關」已成為政治人物、政黨和政府（特別是行政部門）的重要政治工具，取代「文化」的思維，工具性的考量更為明顯。出入各級政府的公關公司，成為政治擦粉抹臉的重要手腳。阿扁時代的台北市政府新聞處，開風氣之先，新聞局處是要角，觀光傳播局處延伸觸角。 台灣有現代化的綜合廣告代理業，從市場調查開始到實施成效評估有完整的系統（System）加創意（Idea）架構。但政治文宣的視野普遍缺乏運用綜合廣告代理業在科學和藝術兼具的條件。從前是平面媒體發稿，視聽媒體託播，現在似乎普遍以「公關公司」置入行銷作為為主。 當下台灣各級政府，依賴公關公司的業務包羅萬象，甚至有些文學獎的辦理也委託公關公司。日本的政府部門，許多設「廣報室」，類似企業的相對單位，與廣告代理業對口配合。台灣的政府部門在這方面相對沒有進步，主要廣告代理業與政治溝通無關。 一九七○年代，日本因應ＷＴＯ開放稻米進口，引起農民恐慌。日本政府在報紙刊登廣告，標題「日本人」，配合以稻作文明為傲的文案，圖像是一個餐碗盛滿米飯。外國稻米進口，並未影響日本農民。日本政府在許多公共課題經由廣告與人民溝通，展現了現代公共關係的形貌。國家不只是政府的，也是國民的。貿易往來互惠，本位主義行不通。反觀台灣，美豬進口的萊克多巴胺問題夾雜政治惡鬥，被弄得烏煙瘴氣，腐臭不堪。唉！ （作者李敏勇，詩人）

都市，人口密集，建築物、道路、公園⋯人為的構築取代自然。相對於鄉村，是另一種文明現象。法秩序取代情秩序，從前鄉村聚落，行人相逢於路口，長幼之序禮讓。現在呢？以紅綠燈號依序通行。匿名與孤立是都市社會學的人間情境，加上進入工業化時代，人並非生活上完整的人，不像農業時代的勞動生產足以單獨支撐生活條件，人成為生產線的一個螺絲釘，所謂的「零細化」，讓人成為孤立的存在。 台灣也是進入工業化、都市化的社會，捷運系統太慢形成，都市只顯現人口成長集中，高樓林立，也有相形的公共設施，但以地下鐵或地面電車為重的交通系統遲緩形成，造成人民自力救濟，機車大量化的沉痾因而造成，加上公路主義取代軌道運輸的美國式交通邏輯，自用汽車也大量增加，政府不斷為車輛開路造橋，混凝土舖天蓋地，「控固力」風景成為發展形象。 沒有地下鐵的都市就像沒有電梯的高樓，機車和自用車都是自力救濟的「流籠」。機車的絕對方便，自用車的相對方便，在都市叢林成為孤立現象，破壞合理的構造法則。市民社會無法真正形成。匿名與孤立造成相對剝奪，市民成為擁擠群眾中以利己的人。台灣的院轄市競相升格，但市政治理的都市想像力缺乏，只會玩聲光娛影討好擠入觀眾群的人們。娛樂的迷幻成為地方首長餵食選民的處方。什麼時候，娛樂也仰賴政府免費提供？難道這不是產業的作為嗎？ 德國已有地方城市規劃無個人機車、自用汽車入市的交通系統。漢堡這個第二大都市，二○三五年就要進入市內無自用車的新時代。都市想像力透過議會及行政首長，創建更符合市民福祉、公共利益的生活空間。公園、綠地徜徉著悠閒的市民，步行者與自行車騎乘者漫行市街。台灣有哪個院轄市首長想過機車、自用汽車的公害？ 機車是政府公共交通政策弊病的後遺症，自用汽車大量進入都市雖然反映某種經濟成長條件，仍然有自力救濟的一面。號稱首都的台北，耗費國家大量交通資源逐漸形成捷運系統，但並沒有相對節制機車、自用汽車的使用。交通亂象百出、車禍頻傳。誑稱首都，其實只是政府重北輕南，資源受益，人口大量化造成的繁榮幻景。缺乏都市想像力的政治，不能創新，沒有願景。 （作者李敏勇，詩人）

  恆春民謠〈思想起〉，在島嶼之南傳唱。一九七○年代，史惟亮、許常惠的民謠採集，陳達聲名遠播，還來到台北的民歌餐廳演唱。月琴伴奏，滄桑的歌聲，民間歌謠思想起，生活的況味，酸甜苦辣，動人心弦。 度假勝地墾丁就在恆春半島的南端，望向鵝鑾鼻燈塔的國境之南。這幾年，屏東的恆春民謠節更增添慶典之味。但恆春畢竟在島嶼南端，南北遙遙。二○二○年恆春民謠節特地來到台北，在花博公園的展館演出。 以音樂劇形式，屏東向台北市民傳唱鄉土故事。不只撫慰了來自屏東的台北市民，更多是來自台灣各地的台北市民。遠在島嶼南端，常處於大眾傳播的邊緣地帶，地方首長與行政官員要更用心盡力，才能展現施政作為。不像天龍國，狗皮倒灶五四三，也佔盡版面、螢光幕。 南北長距的屏東就像台灣的南北遠距，從屏東市到恆春，交通時間不少於台北到高雄。高鐵南下左營，往返墾丁之路常經快速道路，從潮州、南州切入，略過屏東市。縣治之市並非必經之地。期待高鐵入屏，市郊六塊厝廣闊台糖地規劃為科學園區，或能帶來地域振興。 重北輕南，台灣的人口移動造成頭重腳輕。年節的車潮單向傾斜並非交通規劃能充分改善，必須大刀闊斧的地域改造，首都遷移台中。地方大自治體的利己主義思維多囿於本位，院轄市首長想爭大位的大有人在，沒有放大格局，如何治理國家？ 誰在國境之南唱歌？是陳達也不只是陳達，是生活在島嶼南端的人們，是生活的滄桑、是苦樂交加的心境、是島嶼的歷史和地理形塑的風景，是台灣的心。（李敏勇）

  基隆巿長爭取鄰近新北轄區入市，新北市與台北市爭鋒，都有其發展的考量，反映台灣區域規劃的問題。其實，基隆市就像東京旁的橫濱，神奈川縣轄內市，有特殊風貌。戰後台灣曾先有院轄市台北；省轄市基隆、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縣則有縣轄市，一個或多個，例如板橋、永和、桃園、中壢、苗栗、彰化⋯屏東，市有大有小，大抵是城市之謂。院、省、縣之市，層級有別。 省虛級化後，因應行政扁平化，加上都市化加快，人口逐漸集中。為了統籌分配款的爭取，台北市之外，增加五個院轄市，形成並不存在的「六都」。其實，這有地方政治角力，各自的利己主義，並不合乎公平發展。 台北市為首都所在，向有天龍國之名 ，哪一個黨當市長都不願已獲有的較多資源與他縣市公平分享，坐享其成的市長還常白目狗眼看人低。中國國民黨人韓某二○一八參選高雄市長，以「又老又窮」挑起高雄市民不平情緒，其實他所屬的政黨長期重北輕南，正是問題根源。打人喊救人，硬是騙了選票。 台北市之外，增了另五個院轄市，滿足了源自台北的地方利己主義。粗糙的公共行政規劃，多了不像城市的市，徒然提高了市長的政治份量。相對的，其他自治體更邊緣化。幾家歡樂幾家愁，並不合發展共享的原理原則，也是非正常國土規劃。 看看新北市，它和原來的台北市並非雙城概念，而是包圍著台北市，有城市有鄉村的地域。升格是有好處，但如何成一市？現在的市長豪語說要成北台灣火車頭，真的？台北市新北市更像東京都的樣子，都內區是台北市，都內市是升格前台北縣各市。東京都內有廿三區在中間、廿六市在外圍、一郡、四島支廳。台北、新北不是雙城，是市中有市。 台灣長期重北輕南，形成巨大雙北，導致台灣地方自治體不均衡，甚至畸形化。新舊年節南北東西交通問題難以改善，原因在此。新北成院轄市是便宜行事的結果。人口多，縣成為院轄市，其實不盡是城市。市市市，其實不一，才有「六都」之喻。 桃園也是縣成為院轄市。台中、台南、高雄是把外圍的縣納入成為院轄市，轄內原本的區、市、鄉都改制為區。形成城市並非真正城市的自治體，但高於非院轄市自治體一等。捷運並未普及的院轄市，存在太多鄉村。不符國土規劃的自治體各自本位主義，不符合國家均衡發展原則的院轄市過多現象，反映的是地方利己主義。 （作者李敏勇，詩人）

陳水扁翻臉成為趙少康的配角，政敵言歡，卻以對昔日同志說三道四為賣點。（圖擷取自YAHOO!TV「鄉民來衝康」）     後李登輝時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局，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位法律人先後成為總統，合計將二十四年。以寧靜革命被稱譽的政黨輪替，近四分之一世紀。陳水扁入獄；馬英九被罵聲連連；蔡英文聲望仍高，但政權後續在未定之天。台灣，不只未確立國家存在的內、外條件，政治的內耗也看不出平息於何時。政客爭權奪利大於政治家描繪願景。 陳水扁翻臉成為趙少康的配角，政敵言歡，卻以對昔日同志說三道四為賣點。有許多原支持他，後來同情他（支持台灣，扁以為就是他）的台灣人，忍不住奚落，被看破手腳。政治人物，起起落落，雖有天命，也是個人造業。呂秀蓮也不遑多讓！ 陳水扁二○○○年當選總統之後，民進黨不盡走向坦途。中國國民黨逐出或可帶領轉型台灣國民黨的李登輝，這個黨也因此走下坡，甚至走向末路。中國國民黨人的結構其實就像台灣結構，把台灣人納入統治構造，形成挾多數權力侍從的流亡殖民統治原理。趙少康不服黃大洲，宋楚瑜不服連戰，其來有自。李登輝的一廂情願並非殖民性政黨核心層所能服從，侍從群附和舊體制者多。李不是蔣經國，徒然遺憾。 政治人物有樣學樣，歹看樣！民進黨從在野到執政，面對政治改革艱難之路逐漸成為一般性政黨，蕪雜漸多。有批評說：中國國民黨傾向中國共產黨，而民進黨中國國民黨化—說的是像附和在這個黨的台灣人、權力侍從們。看看權力舞台上的政治人物，動人的風景還在嗎？還是汲汲於權力位子的爭逐，視為「特種行業」？自以為是，誑言超越，被看破手腳的也頻頻蹭聲量，丟人現眼。 政壇聲光娛影，在國家定性定位分歧的形勢中，彷彿仍走在陳水扁當年選市長的的，「快樂、希望」和「破滅、失望」的交織幻影。 曾想帶領中國國民黨在地轉型的李登輝被殖民意識群懷恨；而陳水扁則被卑視。民主化後，大眾消費社會的台灣，政治人物輕薄化，常見政治虛無主義和虛情假意。這樣的政治，台灣如何向前走？（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九○年代，台大歷史系教授鄭欽仁引述的「命運共同體」概念，謝長廷在他的《新文化》雜誌，多所運用、發揮，李登輝也以「生命共同體」的倡議。民進黨人的政治改革運動、李登輝帶領中國國民黨的改革，都重視建立台灣認同，都努力建構台灣的共同體條件。 流亡殖民群落執著於流亡意識、著重流亡的歷史。昔日，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官宦世家、將軍族加上優伶，在台灣海峽這岸的臨時首都，宴飲中流露失去京華風雲的愴傷，留下「天龍國」特殊族群的幽黯魂靈。白先勇以作家之筆，留下他父親白崇禧相關的歷史三部曲，多少為先人吐了被蔣鄙夷的怨氣。比起蔣家，白先勇的筆或更勝劍。張愛玲小說也多浮世流亡的愴傷，不在台灣卻映照流離心靈。 白先勇雖沒有政治力，他筆下的文化力道，撫慰流亡的心。但比起雷震、殷海光、傅正⋯等知識分子的動人心跡，缺少的是在地鑿痕，《孽子》是另一種形貌。台灣或許只是某些流亡群落暫厝之地，共同體未盡形成。頗多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意味著這樣的心緒，彷彿局外人，冷眼民主化、台灣化。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以參贊中華民國的國際關係法理與現實體認，與兩位台大學生共同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成為階下囚，亡命他國多年。雷震《自由中國》的反攻無望論，也有牢獄之災。有良心的人被黨國政治迫害，這就是在黨國體制下的中華民國形成困境的緣由。 李登輝已辭世，他「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引語，鑑照台灣民主化的信念。同齡的彭明敏仍常關心台灣民主化、自由化之路，寧靜革命之路仍須台灣人民自救運動信念不息。台灣獨立為一個在國際有地位的新國家，是生活在台灣已在民主、自由的人們，共同的心願。 流亡的歷史不盡能轉化在地的歷史，部分是殖民意識作祟，一些虛浮流亡殖民群落的文化人，以虛飾美文裝腔作勢。龍應台的文化性和馬英九的政治性就是寫照。這樣的流亡中國心常帶有殖民性，影響新認同的形成，阻礙命運共同體的建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光復，意味的是自我恢復；解放，常是外力因素，共產革命喜歡這字眼。二戰後的朝鮮，以「光復」表述自日本殖民回到自己，是一個例子；法國及東歐被納粹佔領國家，是同盟國助其回到自己的國度，常以「解放」稱之。朝鮮的光復節也是獨立紀念日，是回到自己。儘管因韓戰而分裂為南韓、北朝，但八一五對她們都是光復節和獨立紀念日。 台灣，二戰後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如果成為獨立國家，八月十五日是光復節，也會是獨立紀念日。但何以十月廿五日被制定為光復節？因為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盟軍五國在台北公會堂受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代表接收，順勢進佔統治，並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另立旗幟後，成為舊中國流亡政府所在地，因韓戰發生，成為美國的反共前線而存留。 台灣人曾以「祖國」之名，歡迎中華民國入台，但在歷史留下「悲劇性的開端」。祖國其實是掠奪者，類殖民統治者，二十個月後，就發生二二八事件。為流亡準備的中華民國政府，將戰後台灣精英殺害殆盡，藉以遂行日後少數統治，實為寄生者。歡迎祖國始，怨懟中華民國終，自始至終都是中國國民黨的作為造成。 蔣介石體制的中國國民黨以光復台灣攬功，是拜同盟國之賜。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文化人受盡迫害，火燒島的煉獄刻劃悲慘的歷史。 不只台灣人，許多隨流亡政府來台的文化人也烙印血淚。那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也頻頻對台灣展開「解放」的呼聲。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想取中華民國而代之。國、共兩個黨一個樣。 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光復」台灣只是想從日本的殖民統治取而代之；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放」台灣，只是想完成消滅中華民國未竟之業，後來成為侵略。在台灣進入民主化之時，零和敵對的國、共兩黨，竟對「台灣光復」有一體感，互相鼓吹。看在蔣介石、蔣經國的屍骨之眼，不知如何捶心跺腳？ 民主化後，台灣人政權仍奉「中華民國」之名，小心翼翼護守在台灣的這個國家。生活在台灣不分先來後到的人們都經歷戰後史艱辛一路走過來，應該對新的國家共同體，對自由和民主，對和平與福祉有主體性的新想像。國、共還想重溫舊夢，但台灣要擺脫國、共內戰殘餘情勢。光復，就讓我們自己光復吧！解放，也讓我們自己解放吧！ （作者李敏勇，詩人）

龍應台偽善的反戰說，引發撻伐。面對中國的威嚇侵略，台灣的和平防衛論被說三道四，反映了某種流亡殖民情緒，不只龍應台這樣，只是她好發敢說罷了。龍應台和馬英九的「馬政治，龍文化」相映，凸顯流亡殖民二代遺傳的某種邪惡心。 龍應台在馬英九的台北市長任內，出任首位文化局長。這本是陳水扁在市長任內就籌備的機制，朝小野大的市議會硬是阻擋，留待他們自己人當市長才得以實現。龍應台掌令箭行威，硬是阻撓台灣和平基金會續約，幾經波折，後來市府只得自營，平白失去公辦民營、民間參與出錢出力的原意。 馬英九繼陳水扁為總統，文建會改制文化部，龍應台又承馬英九意出任首任部長。她的恣意妄為其來有自，背後有人，當然靠勢，只她懂文化的樣子。文化部也只是用完即丟，明明總辭在即，也要先拍拍屁股先走人，故作姿態。當然了，屈仰恩庇的文化人也多，龍文化比馬政治更春風，只是台灣並未有新國家新文化的政治格局。 龍應台再攪春水，卑鄙當做崇高，以為台灣仍在二二八大屠殺的文化真空狀態，任她指指點點？有良心的二戰後移入者後代，已成為台灣人的知識份子對她的批評，照出反面的醜陋鏡像。龍應台何許人也？一個偽善者罷了！ 什麼叫做反戰？後蔣時代的台灣走向和平。是中國要侵略台灣，台灣防衛自己。妳不對中國，對台灣說什麼反戰？龍應台、馬英九一個樣。看看二戰後法國第五共和，戴高樂政府首任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羅，他和許許多多文學人、藝術家，從世界各地到西班牙參加反佛朗哥法西斯的戰爭，自由的維護是他們動人的行止。不只畢卡索等西班牙畫家，不只英國的《一九八四》作者歐威爾，不只美國作家海明威⋯。比起這樣的文化人，龍應台的文化品性差遠矣！對被侵略者說反戰，這是沽名釣譽！廉價的作態！ 台北的首任文化局長和台灣的首任文化部長，龍應台在台灣和共產中國，據說都是暢銷作家，但只裝腔作勢！覺醒的時代，這樣的角色會被唾棄。流亡殖民的忸怩作態，讓有志有識文化人感到羞恥，也難怪許多人會生氣。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登輝前總統辭世，治喪過程都看得出總統府的用心。故人在十二年總統任期，為台灣開展的寧靜革命，留下民主進步的歷史，儘管台灣的國家法理條件仍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扞格而未確立，但是新共同體在鍛鑄之中。 李前總統的墓區，鐫刻著墓誌銘。洋洋灑灑的墓誌，述其豐功偉業；精簡的墓銘彰他人生的風華。看得出治喪的費神，有模有樣。 文白相雜的敘述反映台灣中文典章狀況，國家語格仍然拘泥在某種傳統桎梏。駢體文句，四平八穩，直追民國前清帝國心緒。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異，卻不盡創新。 與李登輝走不同路的彭明敏曾在李前總統任內致信，建議之一「政府文告要平易口語化，用庶民的語言。」這或是台灣性與中國性，也是封建性與進步性的分別。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文格局也以新中國不同於舊中國。台灣的文言文迷障未解，出現在李前總統的墓誌與墓銘。民進黨取代中國國民黨執政，國家的語格並未創新，或是不以為意的沿襲，某種的文化病理。 不說洋洋灑灑的墓誌，就談墓銘吧！ 「天乾地坤 行健載物 為公無我 超然屹屹 民主先生 令名孔彰 聖德功烈 巍巍蕩蕩」 這並不像李前總統的人生風格，也不若他的語格。 美國國父，獨立先驅，第一、二任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墓誌銘，簡單扼要：「鼓舞人們彼此相愛。」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的湯馬斯．傑佛遜也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是第三任美國總統，墓誌銘：「這??安息著湯馬斯．傑佛遜／他是獨立宣言起草人／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起草人／維吉尼亞大學之父」。 國家要有國家的語格，台灣若要有新的國家氣象，要有台灣的語格。不只是政權的取代，是某種新文化的彰顯。官方文書應脫古求新，不要再言必堯舜禹湯或孔孟、拘泥於中國式的言不由衷虛飾調性了。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北建市一百年，幾位市長排排坐。這個城市的歷史，從清治、日治到國府治理成為天龍國，歲月的形跡映照愴傷與歡愉。戰後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形式呈現在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這些前日本官署改置的統治機關。尚未定置的中華民國還在等待時機轉化、新生。 一個戒嚴時期的政治笑談：高玉樹這位打敗中國國民黨候選人的黨外市長，在政見發表會場，大聲說：「我帶大家到總統府，去把國旗拉下來，好嗎？」「好！好！」掌聲雷動，叫聲不停。一下子，大家屏住呼吸聲息，靜默靜默靜默⋯台上，高玉樹大聲說：「我們一起去南京，再把國旗升上去！」「好耶好耶」戒嚴宰制時期舒緩被壓迫心靈的故事。 怕市長選不贏黨外，台北改制院轄市，市長官派。首任仍指派高玉樹，堵悠悠之口，後來就中國國民黨自己人了。一九九四年，再開放民選，阿扁在中國國民黨黃大洲與分裂為中國新黨的趙少康競逐中，當選市長。市政滿意度高達八成，仍在競選連任時敗於馬英九這位為選票說他是「新台灣人」的變臉者。 阿扁過度謙卑，在市長們之間說他市政不夠好，沒能連任。其實，是敗於天龍國殖民症候群的反台灣心性。對照他二○○○年，同樣拜中國國民黨連、宋分裂競逐，當選總統。既向中國表示「四不一沒有」，又有「嘸，恁欲安怎？」的嗆聲，過猶不及。當選過台北市長、政黨輪替首二任總統，慘被打入監牢，可憐但不盡可敬。 阿扁台北市長之役，打著「快樂、希望」口號，訴求「台北新故鄉」。當年，趙少康打的是「中華民國滅亡」論，在街頭揮舞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就像，一些中國國民黨退將「寧讓中國共產黨紅色中國統治，不願接受民進黨」。現在曝出退將黨人，一面接受台灣政府每年數千萬元補助其在中國的台商學校，一面對民選台灣總統口出惡言辱罵。 歷經不同殖民的台北市，有首都之名，不盡有進步性光彩。明治橋的拆解石材就躺在新生高架橋下的基隆河畔；圓山大飯店的景致呈現清帝國宮廷意象，映照圓山貝塚遺址。匿名與孤立的都市社會性，意味工業化，零細化的時代風景。殖民症候群和被殖民症候群還未成為歷史，尤其是台北這個城市，甚至被迫以中華台北標示的這個國家。 （作者李敏勇，詩人）

  馬英九的臉，真的變了。大家不是說他割鬆垂眼袋、整形，露出凶惡眼神，是說他的政治態度。當年，選台北市長，李登輝以總統、中國國民黨主席，拉起他的手，問他是什麼人？為了選票，他說是新台灣人。二○○○年，連戰選總統落敗，一群黨人包圍李登輝總統官邸，他也在其中。二○○八年，他選總統，說台灣前途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選上總統後，變臉不認曾有的主張了。 他的國安幕僚長虛構了不存在的「九二共識」，其實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各自表述」。中國方面都強調沒有各表了，馬就是死命耍嘴皮，咬著「九二共識」當他的保命符，動不動就打民進黨不學他那一套。任內八年，在強權胯下自鳴得意，看到台灣站起來，一臉不高興。 他當總統，把阿扁關起來當做政績。弱化台灣國防，比蔡英文巾幗不如。反正，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低頭，安了。不要忘了，馬英九可是當年反共愛國聯盟成員。昔日反共，因為台灣是他們的？今日親共，因為台灣不完全是他們的？當年，馬英九在波士頓留學時，被指為抓耙仔黨國學生，對照的是被黑名單化的有識有志台灣青年。 台灣的未完成轉型正義、未清算歷史，淤積了太多這樣的政治劣跡。白色恐怖時期，被以紅色份子治罪的有良心知識份子、文化人，魂靈在暗夜的叫喊，難道不會驚醒加害者的睡夢？ 後蔣時代的中國國民黨，太多像馬英九一樣的變臉者，不只不能順應民主化，不珍惜不分先來後到人們在台灣的共同體建構努力，寧願附和亡其國的共產黨中國。其實，這些人心中並沒有中國人民，只有中國的統治權力，只有共產黨政權。 為權力變臉的馬英九對台灣沒有真摯的感情，為統治權力變臉。話說相由心生，是有些道理的。這樣的人在歷史不會有好名聲。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登輝辭世追思，連戰與宋楚瑜形影再現，宋楚瑜展示的情分勝連戰一籌。李登輝在天之靈，會如何感知？看在人們眼中，只能唉唉唉，三嘆不已。之前幾年，宋楚瑜就曾出席李登輝壽宴，尊李的態度似已釋了當年凍省的前嫌，也一泯二○○○年總統大選脫黨與連戰競奪之隙。連戰冷言冷語回應李登輝早早辭卸黨主席的一幕，應是李登輝心中之痛。二○○四年，宋楚瑜屈身連戰副手助他，又怎樣？還不是輸了。連戰連敗，不良品。 連戰也出席了李登輝追思禮拜。這位後來乾脆去中國被奉為「爺爺」，呵呵呵，似乎感覺回到什麼懷抱的他，從此不被有格的台灣人看在眼裡。幾代人，彷彿都被看破手腳。現在呢？中國國民黨一干權貴被說成在中國的買辦，也脫不了關係。二○○○年總統大選，被中國殖民症候群拋棄，人家也看扁你。 當年李登輝以他是「芋仔番薯」認為兼顧台灣族群問題，李登輝應該也看走眼了。連戰談李登輝，心不甘情不願，先是一些恭維，話鋒一轉，似向宗主國表態，批評李登輝「民族認同，國家定位」有問題，意思不就是要向消滅中華民國不遺餘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卑躬屈膝的求饒心態嗎？漢沙文主義，消滅滿蒙回藏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誰的一國？ 當年，中國國民黨要反攻大陸；後來，中國國民黨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蔣經國的三不政策呢？李登輝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條件，以「特殊國與國」界定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遞出橄欖枝，兼顧台灣、中國的國家條件。後蔣時代的中國國民黨權貴轉向阿共的中國投懷送抱，醜態畢露。 掌控統治台灣的權力時期，強制台灣人民「愛國」、「 反共」，民主化後，一黨專政不再，威脅、利誘台灣人民附和親中聯共，也不管中國人民有沒有「民主」、「自由」，竟喊起「中國人要幫助中國人」的口號。比起龍應台一女子，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嗆聲「以文明說服我」，真是失格。這種人還曾想在台灣選總統，多虧當年宋楚瑜陰錯陽差，擋了他的權力夢。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