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惟十天十個小時的苦行，看起來就像阿甘正傳電影的情節，果然他自己也承認這是來自這部電影得到的動機。 阿甘正傳裡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話：Stupid is as stupid does. 我覺得這句話很難翻譯，德文是這樣翻譯：Dumm ist der, der Dummes tut. 字面上的意思是說：「傻子就是做傻事」，這樣直白的一句話，怎麼會是到處流傳的名言？ 出身不好、貧窮的人做什麼事情都不方便，魯冰花裡面有一句話：「有錢人的小孩，好像甚麼都比較會」，上面那句話在定義「傻子」，而這句話就在定義「有錢人的小孩」。人一出生就由父母來定義自己的社會階級，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彷彿高人一等，其實並不是我們的身高超過他人，我們所擁有特權的感覺，完全不是來自自己，而是腳下的高度。 上次講到要申請德國的留學簽證需要三個東西：入學許可、財力證明和良民證。好家庭出身的同學好好的唸書，拿到入學許可，沒有當流氓或是底下有人頂罪，自然可以拿到良民證，他們的財力證明是一出生就有的。貧窮的人最缺乏的卻是這一項，許多人連想都沒有想就直接放棄，這怎麼有可能？即使勇敢到認為死在他鄉都無所謂，也不一定可以拿到這個機會。 考上教育部公費留學，還需要保證人，如果沒有滿足公費留學的要求，是要賠錢，貧窮的家庭到那裡去找保人？當年一開始我是找我的叔叔，想要用他的公司來幫我作保，結果送上去的資料，教育部說不符合規定，叔叔的公司資本額才一百萬台幣，要一千萬資本額的公司才能夠作保，感覺好像我和教育部在侮辱我的叔叔開了一間小公司。那時候想說完蛋了，難道最後卡在這一關嗎？後來找到擔任老師的親戚願意作保，才突破了這個關卡。 有錢人的小孩不見得什麼都比較會，時間久了反而發現有錢常常才是阻礙自己進步的原因。至於「傻子就是做傻事」應該翻譯成「傻人有傻福」。 基進這一群勇敢的年輕人，記得下次用跑的，不要用走的，這樣才是阿甘正傳！

  跟紅色曖昧眉來眼去，用力打沙包黨，是有些小黨的主流做法，這樣風險最小，輕鬆容易短期獲利。 但就我的觀察，基進並沒有，即使有時候會有一些偏差，但整個黨的主流價值一直維持走在一條困難而長遠的道路。 惡罷3Q的事件的反應，更令人為這些年輕人感動，並不像某些陣營一樣，奪下一點資源，整個黨就像蒼蠅王一樣，只為了權力血腥鬥爭喪失理想。希望台灣有更美好的未來，擺脫無所不在的黑暗政治勢力，熱情犧牲奉獻，如果每個人只為了自己的利益，整個陣營通常很難拼成那樣，一定是某些理想和價值，才會有這樣驚人的動力。 人生做了某些有意義的事情之後，會深深地留在腦海裡面，那種熱情和純真會給人持續的動力，這種能量是相當可怕的。只因歷史的機緣和巧合，就像當年野百合運動時候一個坐在那裡什麼也不會的小卒子，可以永遠回憶那幾天美好純真的時光，彷彿世界真的有天堂。 中二的年輕人回去投票吧！

  華沙之跪聞名世界的德國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1974年因為核心幕僚君特．紀堯姆的間諜事件而下台。被捕時，紀堯姆鄭重聲明：我是東德民族人民軍的軍官，也是國家安全部的僱員，請尊重我作為軍官的榮譽。這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最重要的間諜醜聞之一，威利·布蘭特兩週後辭去西德聯邦總理職位。 紀堯姆之所以能登上頂峰，是因為西德的安全部門失職。總理府的安全官員和檢查紀堯姆招聘文件的憲法保護官員都沒有注意到他以往的歷史。只有聯邦刑事警察局和聯邦情報局對紀堯姆曾經產生懷疑，但對他的生涯發展毫無影響。紀堯姆事件導致威利．布蘭特辭職。 間諜的行為在敵對國家之間基本上是相當常見，但像中國國民黨這樣從大學甚至高中的學生社團就開始綿密部建特務的情況，超乎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的想像。 直到今天加害者源頭的中國國民黨毫無反省，因為不流血的寧靜革命，一直存在、毫無換血或清查的情治單位及特務機關，阻礙追查所有相關加害結構的脈絡，這種情形對台灣的政治、教育，尤其是道德良知造成很大的傷害。極權主義教育的目的從來不是灌輸信念，而是摧毁形成信念的能力。如果要邁向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徹底清查的轉型正義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程。 民進黨裡面有中國國民黨的特務，這是歷史的痕跡，雖然痛苦但是可以想像，但最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國民黨好像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逼良為娼的老鴇，反過頭來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要求受害的小姐游街示眾，真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其實現在大家應該要關心的是，在台灣包括民進黨和中國國民黨在內的各個政黨裡面，有多少中國共產黨的間諜？這才是危害國家安全最迫切的政治議題！ （圖片：西德總理勃蘭特1970年訪問波蘭時向猶太人紀念碑下跪 ）

深度偽造的性幻想不被允許嗎？今天這個話題很紅，我有一個碩士班的學生作過深度造假的偵測研究。深度造假是一種人工合成媒體的技術，透過在圖像數據資料集上的人工智慧訓練，這項技術允許人們創建逼真的虛假視聽影像。最近，深度造假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它們似乎對社會認知實踐構成了挑戰，還因為它們引發了重大的倫理問題。是否允許製作真人的深度造假影片？ 鑑於深度偽造的主要用途，這些道德問題尤為重要，根據一項被廣泛引用的荷蘭研究，96% 的深度造假是在色情影片使用上，深度造假技術通常用於製作描繪著名女演員或女性名人的性愛場景，同時它們也被廣泛用於製作復仇色情片，某些類型的深度造假色情甚至被用於政治醜聞，被用來破壞政治對手的形象，在民主選舉獲取利益。 當人們聽到這些案例時，他們的反應通常是一種直覺上的不贊成。他們認為創建非自願的深度偽造色情片存在嚴重錯誤。如果一個人既沒有同意記錄自己的性影片或圖像，也沒有自願參與錄影的性活動，當然不能用他們的影像來創建非自願的深度偽造色情片。 對此一般來說，邏輯思考是如此：根據某人的臉（未經他們明確同意）製作深度偽造色情片在道德上是不允許的。但對某人有私人的性幻想（未經他們明確同意）本身通常在道德上是允許的。 那麼根據某人的臉創建製作深度偽造色情片與對某人有私人性幻想之間，有什麼道德上的差異？ 大多數人都有性幻想，在這些幻想中，他們在色情場景中想像其他人，通常是他們認識或見過的真人。有時他們想像自己正在與幻想的對象發生性關係，有時他們會利用這些性幻想進行自我刺激。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認為這些性幻想是人類生活中正常和允許的一部分。有些幻想很變態道德有問題，但即使我們同意這種幻想在道德上是有問題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或應該對此做任何事情。尤其是，不應該用法律來監督人們的思想。我們可能只是認為這在道德上有問題，有這種幻想的人應該批判性地反思他們的道德想法。但如果一個人不使用他們的想像力來構建一個普通的性幻想，而是創建一個深度偽造的色情影片呢？ 商業上的行為或分享當然有很大的問題，但假設有人為認識的人製作了一個深度偽造的色情影片，僅供私人使用，而它所描繪的人永遠不會發現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認為它有問題嗎？這其實跟情侶之間錄下性愛影片有些類似，我不知道有任何不能共享的深度偽造影片，身為資安的研究人員，也不相信有私人永久保存的方法。 這個問題已經從幾年前在行政院資安顧問會議上討論的議題，成為實際的社會問題，深度偽造的問題一定會越來越嚴重，不只色情部分，我想下次重要的選舉一定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眼見也不為憑，那還能相信什麼？

挪威在奎斯林政權時許多人參加德國納粹的黨衞軍，大部分在前線服役黨衛軍的成員回國之後融入社會，他們雖然被貼上了叛國賊的標籤，但令人意外的許多人都適應的很好。所謂天資聰穎的人就是在非常時刻可以做出判斷的人。 天資聰穎的人不見得有道德良知，為了生存或獲取更大的利益，選擇對自己有利的陣營，即使出賣自己最親近的同志或家人也在所不惜。出賣其實也很簡單，動動嘴皮或寫寫字，其他那些逮捕、酷刑或槍決都與自己無關，那是別人動手的。一般的特務或許都有這樣的認知，或許也是能夠繼續睡得著、安穩活下來的主要原因。 挪威戰役的結果導致邱吉爾在政壇站穩腳步，結束了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很多歷史脈絡事情的發展，如果沒有前後對照、很難判斷是非。 沒有人想要得到真正的正義，能夠吃飽飯過安穩的生活一直是最高指導原則。為什麼投機份子這麼多？週末的選舉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定？聰明的人太多了，就跟當年的挪威一樣，許多人在最後一刻加入反抗軍，這樣的風險最小利益最大，不少人因此博得正義的美名，在戰後的挪威拿到不少的名利與好處。 最初的時刻加入反抗軍風險很高，留到最後加入聰明又可愛！

  我高二的時候，被老師強迫加入中國國民黨，首先因為我是班長，全班都沒有人加入，老師的業績會有問題。另外老師說你現在不入黨，當兵也一定要加入，暗示何不早一點，順便可以解決他的問題。最扯的是老師小孩是台大醫科畢業，他明白告訴我如果沒有入黨，即使考上台大也不能註冊。我周圍的親戚朋友沒有相同的經驗，當時也無法上網搜尋或方便快速去請教別人，因此就填了表格送上去。 有一天早上朝會之後，全校入黨的同學集合走到嘉義市黨部宣示效忠國民黨，那時候感覺好像有點進入政治的黑社會，在街頭上耀武揚威展現暴力。 念台大以後也被納編到知青黨部，第一次我有去，總覺得氣場不對，還要付黨費，雖然錢不多，但一直沒有繳就變成了失聯黨員。 中國國民黨滲透台灣每一個有人的地方和組織，把監控大中國失敗的所有人力物力全部拿來嚴密控制台灣人民。這個黨很會挑特務，通常被選中的人勇氣和智力都很夠，厚臉皮的程度也很強，就是缺乏良知而已。 你看台中那個特務一篇臉書就洗白了多少？到現在還沒有辭掉立法委員的位子，多少被騙的選民深深感到不平。和稀泥、缺乏歷史的脈絡，加上萬惡的中國國民黨，形成台灣這種非常特殊的文化。人家就是那麼無恥，我們要講什麼道德良知、是非對錯？逼迫中學生入黨的多是掌握良知道德大旗的老師！

台獨到極致變統一，還是支持中國來併吞的那種統一！ 鄭說自己是台獨基本教義派，民進黨不搞台獨，因此投身到統一陣營。一開始以為是假的，聽了之後，快要令人發瘋了！ 這種邏輯一定小時候看了太多那種幾十集都播不完的連續劇，為了繼續演下去，所有的人物都完全沒有人格，只因讓故事繼續演下去，每個角色可以隨時產生變化，完全沒有人設及人格變化太大的問題。 就像黨國教科書描述孫中山小時候與盜匪的故事，所有的強盜聽完他的訓斥之後，立刻改邪歸正，腳踏實地跑去耕田。 黨國教育的世界就是這麼美好，這樣的論述和邏輯也可以在國民黨擔任最有戰力的不分區立委，難怪她要投效國民黨。

  人隨著時間流逝，不同的年齡應該調整自己的價值和腳步，這是絕對必要的。有些人年輕的時候充滿愛和熱情，單純想要追求美好的事物。長大之後，發現世界名利的誘惑和物質的享受，才是應該奉獻追求的目標，於是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就像最近的風雲人物鄭麗文一樣。人生要維持單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梭羅在湖濱散記裡面談到：智慧和純潔來自努力，無知和縱慾來自懶惰。 我記得十幾歲的時候，在那種單調、隔離、填鴨的生活當中，曾經有一天的日記寫給未來的我，希望未來的我不要背叛那個時候的當下。回頭看看自己生命的歷程，不背叛年輕的自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如果沒有努力和機運，以及看了很多有的沒有的書，結交了許多跨越時間有智慧的作者朋友，這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三年前的今天我用最後一名的姿態跑完了西螺馬拉松，第一名和最後一名都是與眾不同的，在不同的階段對於自己的人生有不同的體會，選擇自己人生價值的優先順序，這是完全沒有問題。但如果背叛這片土地，摧毁一生的信仰，恐怕就是活生生地扼殺了自己曾經在世界存在的痕跡。 美式足球最閃耀的四分衞是布雷迪，他為新英格蘭愛國者效力長達十九年，帶領愛國者九次進入超級盃並六次奪冠。2020轉戰坦帕灣海盜隊,帶領坦帕灣海盜隊奪下第55屆超級盃,個人五次榮膺超級盃MVP，是NFL歷史上戰績最輝煌也被廣泛認為是最偉大的四分衛。布雷迪更以43歲的年齡，創下史上最年長奪得超級盃四分衛的紀錄。 布雷迪能夠在場上打球這麼多年，是他因應自己的年齡而調整比賽策略，長大應該要有所改變。布萊迪在職涯早期，最有名的動作就是，以等待完美時機來進行長距離、高難度、準確的傳球。然而中年之後，他改用更快、更短的傳球，更頻繁地傳球，減少被防守球員撞擊或受傷的機會。 就是這麼聰明的人，才能夠比一般美式足球明星多了十幾年的職業生涯，還能夠娶到超級名模吉賽爾。 人當然可以轉換跑道、工作的形態，以及合作的對象，但如同梭羅所言： 一個人如果有自己的信仰，那麼無論與誰合作，他的信仰都不會貶值；如果他沒有信仰，那麼不管他加入到什麼團隊，都不過是茫茫眾生中的一員，終其一生都隨波漂流。 價值觀當然可以調整，但不能背叛自己和這塊土地！

  我去趙少康節目打書的時候，講到參與野百合運動過往的歷史，趙少康立刻提到鄭麗文的名字，彷彿她代表野百合的某種意義，是曾經野百合運動小卒子的我應該效仿崇拜的對象。我當時有一種噁心的感覺，為了打書和表面的和諧，勉強壓抑這種想吐的心理反應，繼續顧左右而言它。 參加過野百合運動的人，幾乎沒有人會認同鄭麗文的這種行為，這些年輕人絕大部分都是出自一種青春熱血，愛護這塊土地，希望家鄉所有的事情能夠變得更好。這並不是說「台灣獨立」、「自由民主」這些表面訴求的意義，這是一群純真、沒有受到功利社會污染、展現自己、最真實不顧一切的年輕人，在當年政治風險頗高的時代，沒有愛和熱情是不可能參與這樣的運動。 野百合30週年的紀念活動，主辦單位沒有邀請鄭麗文，她應該也沒有臉可以回到年輕的時候，回憶純真的自己。這樣的人沒有時間反省自己，更沒有勇氣面對自己年輕純真善良的歲月。 現實的世界比博恩的笑話有趣百倍，一個像林鄭那樣背叛自己年輕時候善良純真想法的人，竟然酸「蘇貞昌會第一個投降」，難怪蘇貞昌怒嗆：「不會像你們袂見笑」、「當時還要拜託我去給你站台助選，還要我拉著手喊凍蒜，我真覺得丟臉！」 一個背叛自己、為了名利早就投降的人，還會酸人家第一個投降，博恩之流能夠寫出這樣的段子來嗎？ 有的人就是這樣，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只為寫下一個笑話，人生只有一次，千萬不要為了名利背叛自己，最後成為一個經典的段子。

  台北市小朋友盪鞦韆設定三分鐘的新聞，一開始我還以為是開玩笑的假新聞，後來發現竟然是真的。尼釆說這個世界有太陽神和酒神，太陽神是秩序和理性的力量，酒神是感性和非理性的力量，如果沒有規律的安排時間，理性去分析面對的問題，工作沒有效率。但是如果沒有感性和非理性，不會有想像力和創造力，當然也不會有藝術創作的可能。 北市6公園試辦盪鞦韆計時器，提醒每3分鐘要換人。（北市府提供）   那些把世界劃成三分鐘的大人，教小朋友遵守秩序，是把他們變成無聊機器人的第一步。我中學開始唸書以後，自律的不得了，對於時間的劃分，單位不只三分鐘，而是一分鐘，分秒必爭。但我不是沒有童年，如果一開始就這樣，我的人生應該撐不了多久。 小朋友本來就是要讓他們學習衝突，了解世界的真相與錯誤，而不是把他們訓練成一個三分鐘輪流替換的生產線工人。三、四年前我帶國家高速網路團隊去法蘭克福參加世界超級電腦年會的時候，全家一起去歐洲，沒有展覽的時間，租車到法國的斯特拉斯堡，走在街道上看到旁邊一個沙坑公園，當然也有盪鞦韆，七歲的雙胞胎就在那裡玩了一整個下午，家長坐在旁邊，沒有去觀看偉大的建築和異國風情。 玩沙的時候，雙胞胎和法國小孩吵了起來，有個小孩偷走了她們的寶特瓶，兩邊用不同的語言來罵對方，雙方都不了解什麼意思。不管是台灣或法國的家長都在旁邊冷眼觀看，沒有人笨到去介入這場她們這場人生精彩的戲劇表演。 這樣才是教育吧！ 更何況台北市那個放在公園的東西，應該運作不了多久，這個我有親身的體驗，當年台北市國民黨的市長決定了一個交通政策叫做智慧型數位交換機，就是利用電話線所構成的網路，讓台北市600多個路口可以智慧連線，如果遇到塞車的時候，可以進行演算法最佳化的路由，紅綠燈的時間應該要怎麼設，怎樣阻止讓交通癱瘓惡化的理想設計。 陳水扁市長上台之後，六百多個智慧型路口交換機，只剩下三個還會動，那時候我在交通局擔任公務人員，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把舊的以前淘汰下來放在倉庫裡面的定時式愚蠢交換機，重新拿起來全面取代智慧型交換機。 當初的想法不好嗎？台灣資通訊大國的名號做不了這件小事嗎？我簡單做一個分析的報告，當初驗收的時候，公務人員為了方便，在一個大型的體育館裡面，就在裡面測試這些智慧型交換機，如果是我，我一定要找一大片的空地，讓它們刮風、日曬、雨淋。那種室內環境跟實際上的室外環境可是相差非常遠，驗收跟實際的狀況相差太多，所以這些智慧型交換機，沒有多久幾乎全部都掛了！ 一個政策就可以展現台北市阿北的人文素養和科技水準，真的令人搖頭！

  許多人用納粹來描述中國，在香港失去原來自由的過程當中，加上圖博和新疆的集中營，以及目前對台灣鋪天蓋地的統戰、戰鬥機武力威脅，不斷地訴求統一，彈性地交換使用和平統一和血洗台灣的宣傳武器，以及在國際上輸出共產黨專制獨裁的理念，想要稱霸武林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野心，中國很多作法跟納粹德國類似，於是不少人把中國和納粹拿來比較。 一開始希特勒留著那種奇怪的鬍子，誇張的言行舉止，高昂抑揚頓挫的語調，許多人都把他當成小丑，沒有人想到這個人最後造成世界這麼慘重的災難。習近平則是小熊維尼的形象，胖嘟嘟看起來無害的樣子，許多無知的言行和一意孤行的舉措，和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有類似的狀況。 最早期的資訊戰爭主要由德國領導，根據一本歷史書籍「來自德國的新聞：控制世界通訊的競爭，1900-1945」，裡面提到：我們的時代和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時代有某種相似之處。當時很多報社因為經濟壓力大，裁員，而且不得不收錄廉價新聞。納粹德國找到這個機會，主導訊息的傳遞，控制言論的市場。 現在則是傳統媒體式微，利用社群網路平台，大量生產散播虛假的訊息，只為了各種邪惡的目的，中國更是利用現在這個時機，利用這種方式，想盡辦法要併吞台灣。而且媒體的事實核查和不加掩飾的謊言故事幾乎無法觸及某些使用者——這些訊息的接受者在密封的氣泡中移動，無法知道事實，但在民主投票的台灣，他們同樣也是選民。 國家社會主義黨非常重視科學技術，德國的高速公路，很多都是在希特勒時代奠定下來的基礎，化工汽車工業的技術，更為當時的德國存下大規模擴張和戰爭的資本。中國共產黨的計劃經濟，發展各種現代化科技，在資訊科技革命之後搶佔世界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累積的財富成為中國共產黨數位獨裁的基礎。 此外，在國家治理的法律上面，中國共產黨政府長期以來培養大批學者捍衛自己的政治理念，這些學者積極鼓吹堅定自信的主權，並且轉而反對他們當中許多人曾經接受的自由主義思想。以香港的國安法為例，背後是一群被稱為「國家主義者」的強硬派學者，他們當中多數人將德國威權主義學派奉為圭臬。原本有自由政治的概念，但在中國目前時空背景之下，重新思考個人自由跟國家權威之間的關係。有一個學者田飛龍表達了多數中國人的觀點，「我原來弱的時候，我全是接受你的規則。我現在強了，並且我有了自信之後，我為什麼不能表達我的規則，我的價值觀，我的看法？」 這些法律的基礎，很多來自於納粹德國威權主義法學理論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理論，他支持國家在危機時刻行使極端行政權力。「國家的存在是第一順位，憲法律必須服務於這個根本目的」，施密特的理論被引用來證明香港需要推行安全法。當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領導人可以將平時的憲法律規範暫置一旁，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其實在探討價值觀，無法知道中國到底是變強，還是變弱？如果是變強，國家怎麼會處於極端危險？如果是變弱，怎麼不遵循國際的普世價值，尊重自由人權民主，反而要有自己的價值觀？中國人到底是因為自信，還是自卑，才要選擇不同的價值觀？ 歴史發展的徵兆是如此的類似，人類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躲過這場浩劫。歷史是勇敢的人的故事，歷史同時也是懦弱的人的故事。歷史是領袖和人民的老師，但學生通常都在打瞌睡！

今天德國最主要的媒體第一電視台報導中國軍事威脅台灣，習近平訴求統一。 最令人感到玩味的是這個句子：und erntete eine erwartbare Reaktion，並得到了預期的反應。 為什麼德國媒體會有這樣的印象？軍事威脅台灣訴求統一，並得到預期的反應？這個反應是蔡總統的駁斥？還是統派媒體胡扯和平的迎合？ 台灣現在站在歷史最前端，世界各國都在看，陳柏惟如果被罷免成功，世界各國會如何解讀台灣內部的民意？請大家在這個特別奇怪的假日裡面，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尤其在中二選區，絕對不能夠中二，一定要做出正確的選擇！ 中國呼籲台灣「統一」 北京的領導層最近透過軍事干預，越來越明確地威脅台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現在呼籲這個島國“統一”——並得到了預期的反應。 Nun rief Chinas Präsident Xi den Inselstaat zur "Wiedervereinigung" auf - und erntete eine erwartbare Reaktion

  中國國民黨舉全黨之力罷免陳柏惟的運動，表面上看起來是政治的問題，甚至被窄化成陳個人的問題，實際上是法西斯政黨與白色恐怖文化的遺跡 。 這個黨從成立以來，道德墮落的不得了，黨的領袖充滿私慾，為了掌握權力不只犧牲一切，原則和理念只是遮羞布，沒有多元的思想、進步的文化，就是一個非常傳統中國醬缸哲學的政黨。 當這個黨要追殺一個人的時候，可以高舉最嚴格的道德大旗，強調自己是判斷是非對錯的最終裁決者，然後可以用全部的力量來打擊敵人。法西斯政黨都有這樣的特色，即使要進行種族屠殺，也都有高尚的道德理由，新疆集中營、二二八事件、屠殺猶太人等等，都是這種認為自己為是非價值的判斷者、高舉道德的大旗，其實只是為了維護自己權力空虛的領導者所犯下的罪行。 這個議題也是教育的問題，把整個事件的所有資訊放在一張紙上，用連勝文來質疑陳柏惟的金錢來源，用韓國瑜的車禍來質疑他的車禍，用顏家的黑道來質疑他的賭場出身，然後強調這是是非對錯。不知道那些平常重視年輕人教育的大德到底怎麼看？ 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無法判斷，也發不出什麼聲音來，到底關心年輕人教育的態度是真？還是假？目的是什麼？ 多嘴對我個人的生涯發展並不利，德國和日本都非常崇拜的IT大臣，我覺得不對的地方，批判起來也非常嚴厲，甚至講出「賞金獵人是資安弱智」這樣的話。我不是笨到說為了個人利益，不知道如何講話。而是人生在世的時間真的很短，很多事情為了是非對錯，在關鍵的時刻一定要出來講話！

  真正的大數據專家常常會講一句話；相關性不是因果關係。僅僅因為事件和現像一起出現並不意味著這個事件導致這種現象。 由於對3Q無限上綱的攻擊現象，最近以前是不是有去過電動玩具店之類的行為，成為許多臉書好友公開懺悔的調侃貼文。小時候看了很多黑黃小說的我，看了一本漫畫闖江湖等等的電影，非常崇拜黑道，帥氣左擁右抱美女，想要加入幫派，甚至曾經拿小刀追殺同學，這是一種成長的軌跡。 許多因果關係並沒有那麼明顯，但是否黑道家族，有多少司法院的前科紀錄，有一些客觀的參考資料，並沒有那麼難以判斷。 根據亞里士多德的因果系統，以一張桌子為例，木材是起點，所謂的「物質原因」，這是一切的開始，沒有材料就不會有任何結果。把木材如何運用設計成一張好的桌子，這些想法就是所謂的「設計原因」，利用這些想法木工師父把木材變成一張有用的桌子，這是「有效原因」，成為桌子以後讓人們方便使用，即是所謂的「最終原因」。透過隨機現象產生的任何事情是沒有原因，地震和颱風的出現，沒有「最終原因」或所謂的任何「目的」。 基本的邏輯「相關性不是因果關係」常常迷惑許多人，因此才出現很多所謂大數據的騙子。但是高度的相關性是讓我們尋找解釋相關性因果鏈的唯一辦法。 比較這次罷免案的雙方，因為人都還沒有死，沒有辦法蓋棺認定，最後也不知道會有什麼改變，但是通常在這個年紀之後，應該也不會有太多改變，尤其是劇烈的改變。稍微拿來比較一下，物質原因是家族帶來的影響，設計原因是培養的過程，有效原因是奮鬥和努力，最終原因其實就是台灣或中國。 這些其實是人工智慧或大數據分析的基礎，從這些原因的討論，能夠決定我們如何選擇。如果發現有一些人的貼文是相當片碎，利用某些胡扯的相關性，最好遠離這些人，避免自己愚蠢，保持距離才是上策。 崇拜黑道和中國其實也不是不可以，小時候我也是這樣，但總要知道自己正在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吧！

當初藻礁公投連署，我也差一點被動員，但我不認為來跟我說服的那些朋友有什麼問題，這是他們的理念，拿所謂「政治動員」來當退出藉口，並不是一種正確看待事情的態度。 只為了趕公投連署的期限，匆匆忙忙沒有認清事情的本質，崇尚道德權威，沒有現實感，尤其沒有分析利弊得失，評估所應該採取的態度和燃燒的熱情支持程度，我覺得這些才是反省和教育的重點。 我有好幾個朋友都是在這個組織裡面，當初我寫好幾篇反對連署的文章都廣為流傳，也因為這樣，幾個有多年交情的朋友幾乎再也沒什麼互動。 我不能接受政治動員這樣的說法，什麼不是政治？用這樣當藉口，好像害怕政治，彷彿遠離政治才是高尚的行為，這不是教育！ 誠實面對自己，才是進步的開始！

高虹安的政治自殺是最近河道上最熱門的話題，這位稱號是大數據專家的立委、理工姊姊，我個人沒有和她見過面，只有一次在馬拉松的起跑線上，看見她在鳴槍。 本來我認為她是民衆黨裡面從上到下比較稍微正常一點的人，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跑去跟朱學恆和黃暐瀚唱那種幼稚的歌，尤其身為女性，講到阿富汗，竟然能夠那麼歡樂毫無傷痛，似乎沒有國際觀。 大數據的立委對資訊安全當然有看法，之前高虹安對於數位身分證的很多言論都算正確，雖然她的論述並沒有把這個政策與數位獨裁或中國因素的背景解釋清楚，但我能夠理解她所屬政黨的紅色關鍵力量。在谷歌搜尋一下，這段話大概就是她的立場，比很多資訊安全或大數據資訊專家正常：「2020/5/12 民眾黨立委高虹安今受訪表示，她認同數位身分證是全球社會趨勢，但作法要謹慎，她也呼籲資安專家提出關於數位身分證的警訊是值得注意的。」 今天鞭打她博士論文的英文，當然是一種討厭她的行為引發所謂放大鏡似地全面檢驗。就個人的觀點而言，語文不是重點，檢查非母語人士的文法結構，更是吹毛求疵。或許我們對於國外的博士有太多美好的想像，德國的博士德文就一定很好，英美的博士英文就一定很好，在這種窠臼的想法當中，或許以往被黨國教育唬爛崇拜海外學歷主導，看到那樣的批判會有一種快感。 我覺得該批判的是她為了聲量不走正道，身為女性對於阿富汗女性的遭遇毫無同理心，莫名其妙跟最民粹的名嘴同台毫無邏輯、胡亂指責，而且最嚴重的是唱歌五音不全。至於博士論文英文文法結構好不好，是否受到指導教授的寵愛，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句話以前不知道什麼意思，昨天突然爆紅，查了一下典故，原來出自我最弱的科目國語，秦孝公與商殃。人們用它來形容不體諒別人的難處，只說風涼話的人。別人長跪著一整天，你卻站著在那裡高談闊論，腰都不會痛。 有些臉書的朋友對這個女生用這一句話，評論是年輕人怎麼那麼喜歡用中國的用語？他們對於戰學校或戰男女沒有什麼興趣，對於中國文化的入侵和統戰感到憂心。不過我覺得年輕人即使看了很多中國的影片和節目，嘴巴有一些來自中國常用的語言，只要台灣繼續保持開放的態度，能夠有思想的衝擊，年輕人倒不至於因為這樣就喜歡上中國的專制獨裁，或認為台灣如果成為香港是件好的事情。 教育或給人家意見本來就非常困難，譬如同樣那個新聞事件，有人就討論起所謂葉丙成式定義的成功到底是什麼？念台大不算成功，那當台大教授算成功嗎？我念台大，不是台大教授，所以不算成功？算很失敗！ 我每天寫一篇文章是為了自己開心，但是如果能夠有人看，可以產生一些影響，會更開心，這樣的想法非常自然而然。有一段時間我想要匿名寫作，好像當時台灣教授協會的前輩跟我說：這樣沒有什麼人看。我想可能也是這樣，因為我的出生、求學、德國的學歷和做了一些公民運動，寫的文章才有人會看。 人沒有到一定的高度說那些話，人家會批評說這是幻想沒有實際經歷過的胡說八道。等到好像真的有一定的高度，講一些自己以為的經驗，又好像站在高處的鳥到處拉屎，站著說話不腰疼。 其實我覺得基本的關鍵在於三個字：求生存，年輕人還沒有能夠站穩腳步之前，人生很多考慮都是在求生存，求生存的時候姿態通常都不好看，有時看起來還很下賤。一旦在求生存獲得保障之後，情況會有很大的不同，一旦把求生存和成功劃分開來，很多思考的邏輯就非常簡單，兩者都是百分比的問題，對求生存而言，什麼東西能夠存活的百分比越高，大家都覺得是好的東西，自然就是好的選擇。至於成功，通常不在乎百分比是多少，只要有機率就可以，而且跟消息理論一樣，往往機率愈小，成功的規模就愈大。雖然同樣是機率的問題，求生存和成功兩者並不一樣。 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其實跟幸福有很大的關係，對幸福的定義不一樣，對成功就有不同的想像。 求生存的討論比較簡單，也比較容易有共識，我想把界線就畫在成功大學，相當合理吧？ 這樣就可以看到成功的影子了！哈哈哈！

  如果有飛行員或空服員的好朋友，一定知道他（她）們這段時間的辛苦。我們一般人避免出國旅行，尤其坐長程的飛機，在封閉的環境裡面，很容易感染肺炎瘟疫。飛到世界各國，然後在不同的地方被監禁隔離。「為了能夠繼續活著，自由必須死嗎？」看到這些飛行員和空服員的朋友在被隔離的期間寫出來的文字，更加深了對這句話的感覺。正常人有誰能夠在一年裡面，隔離十幾次的14天？ 自由的核心是什麼？大多數人會說：自我決定。自由是強制的對立面，一個自由的人有他自己的決定，關於他的身體、生活方式，冒險或謹慎、不健康或健康、浪費或節儉。 一個自由的人不服從其他人的意見，而是自己的想法，這正是自由概念的含義。 自由在歷史上一直是艱難的，自由，正如康德這樣的開明人士、約翰·米爾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和尼采這樣的個人主義者，都認同自由的概念必須得到捍衛。反對國家的力量；反對流行的道德；反對多數人的壓力。 不可否認，這種自由理念是人類歷史進步的引擎，公民自由和人權都歸功於它，更不用說民主本身了，世界許多地方仍在為自由而奮鬥。 簡而言之：只有當個人可以反對集體，並且國家讓人民自由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時，這樣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但是，我們目前正在經歷這種自由概念達到極限的時期，在瘟疫病毒還沒有開始蔓延之前，我們似乎已經被一種經濟體系所淹沒。在這種體系中，自由意味著一件事：買得起什麼東西。 我們是誰，重點在資本主義社會能夠過什麼生活，主要取決於消費。 不斷榨取地球的資源，氣候暖化的現象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得到，常常幾年前裝的冷氣，現在明顯感覺噸數已經不夠，天氣老是熱的不得了。氣候變遷使自由——被理解為不受脅迫的自由——受到質疑。 肺炎瘟疫危機使國家的權力重新回到現實世界，正是傳染的風險，讓自由變得更加困難。想要保持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決定自己的健康風險的人，越來越受到政治性的批評。非理性不打疫苗的自由，早就已經被大多數人唾棄，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團結，而不是自由。 時代力量強調自由的人權律師及他的信徒，明白世界的局勢，對於維持資本主義運作的飛行員和空服員瘟疫的隔離守則，「要求加嚴」。真令人感到不勝唏噓，也為政治人物的機巧靈活變化，感到相當的佩服。 台灣本來2021年1月1日要開始發數位身分證，林宗男教授和我為了這個事情，像唐吉訶德一樣地拼命阻止，如同螳臂擋車，竟然神奇地在最後一刻擋下新竹市試辦。 如果現在有一張可以監控全國每一個人的數位身分證，剝奪了所有人的自由，是否就不用那麼麻煩，每次到每個地方，都要拿起手機發個簡訊給1922，也不會有什麼防疫破口之類的政治口水，全部的人都會被政府非常安全地監控，很容易就可以抓到誰可能被感染。 去年以前的勇往直前、不顧一切，現在突然懷疑起來了。我們是否必須告別我們所知道的自由？  我們是否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在我們這個時代，問題帶來更多的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  歸根結底，安全是不是遠遠勝過自由？

  最近兩天聽到一個年輕人血栓的悲慘故事，只有20幾歲，可能會半身癱瘓。想起自己跑步是因為學弟的推坑，而且學弟會跑步是因為他的室友和他一樣年紀輕輕的就血栓，這讓肥胖的他深刻反省，他的反省和積極的推坑，尤其他之前這麼胖，真的非常有說服力。某個人的悲劇，可能是另外一個人的警惕和救贖。 打書的時候，接受馬力歐陪你喝一杯訪問，主持人問我：為什麼要跑步？我一開始說因為我要跑柏林馬拉松，結果他接著再問：你開始跑步就覺得自己要跑馬拉松？我突然有點慌張，覺得這樣回答好像有些自大，好像又說了一些五四三。 我跑步以後，真的有不少人受到我的感染也在跑步，胖了一輩子年輕時不太喜歡運動，突然就這樣幾乎每天跑步，可見這是一件多麼簡單有趣又可以持久的事情。 每個人條件當然都不一樣，推坑親戚朋友跑步，常常得到的反應是：我又不是你。很多事情是這樣，想法的改變會造成影響，個人的思想決定自己的作為，影響自己的命運，一群人的思想決定集體的作為，成為社會的文化。 大學畢業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去德國唸書，但我最後還是跑去德國念書，人生的道路是無限的寬廣，千萬不要自我設限。沒有跑步之前，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跑步，連去中興林場那樣的小山坡，都要帶著登山杖。 適不適合跑馬拉松，健康、年齡、體重是一回事，有沒有給自己一個機會好好去嘗試是另外一回事。2011 年多倫多馬拉松賽有一個 100 歲的跑者完賽，他 89 歳才開始跑步。我跑柏林馬拉松，七、八十歲的老人沿路看起來也相當多，尋求運動專業和醫生的建議當然非常重要，但是自我期許、要求和毅力才是重點，說實在的馬拉松用走的就可以走完。 年輕的時候憑藉靑春的優勢，通常不運動只要不要太離譜，健康也不會有什麼影響，但當然有一些悲慘的個案。隨著年齡越來越大，如果脫離了求生存的階段，運動其實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經常動腦的人，應該動動身體；經常動身體的人，應該動動腦！

  黑格爾認為世界精神就在於：我和我們的思考辯證當中。中國政府將集體置於個人之上，並以專制的方式行事，當然不符合黑格爾的思想。 今天好幾個朋友版面都提到financial times 一篇文章上的術語： XI Personality Cult，習近平個人崇拜，或叫做習近平邪教。一黨專政的國家，再加上對領導人的儀式性崇拜，是導致暴政的關鍵因素。我把這篇文章的概要翻譯如下，中間並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 以後10 歲的中國兒童被要求學習習近平思想。這應該是為現代中國敲響警鐘。國家主導的對習近平的崇敬與圍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及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發動的飢荒和恐怖活動——產生了共鳴。 個人崇拜和共產黨統治的結合通常是貧窮和暴行的秘訣。 鄧小平提出的中國改革開放模式是基於對個人崇拜的拒絕。 鄧小平敦促官員“實事求是”。 政策應該以對有效方法的務實觀察為指導。為了讓官員嘗試新的經濟政策，打破與萬能領導人相關的恐懼和教條至關重要。 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於 1982 年開始使用，限制領導人的任期為兩個五年。 在後鄧小平時代，中國進行了兩次有序的領導層換屆——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以及 2012年到習近平。 任期限制還旨在解決經常困擾一黨專制國家的繼任問題。 從今以後，黨的集體領導將比一個人的魅力領導更重要。但在習近平時代，中國共產黨再次擁抱個人崇拜。 它在 2017 年將習近平思想納入了憲法。這是以前只授予另一位仍在掌權的領導人——毛澤東的榮譽。 2018 年，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取消——為習近平統治數十年甚至終身奠定了基礎。 專制獨裁的問題就在於沒有制衡的力量，即使鄧小平為中國制定了一個可以解決政治權力向個人集中的方法，但跟所有獨裁的問題一樣，沒有牽制的力量個人的權力慾望會凌駕一切。 獨裁政權真正的困難在於，如果事情出錯了，沒有人敢公開說出來。所有的個人崇拜都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偉大的領袖比他周圍的每個人都更聰明。 不能承認他犯了錯誤。 習邪教本質上也是對中國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和高級官員的羞辱——他們必須每天在一個特殊的時間點學習習近平思想。每個人最好將自己的想法隱藏起來。習邪教意味著虛偽和恐懼現在已經融入了中國的體系當中。 曾經有一個企業界的朋友告訴我，有次他去拜訪某個中國大企業的最高領導人，秘書告訴他現在不方便，因為他正在接受政治教育當中。許多人認為怎麼有可能階級這麼高的總裁，已經是全世界企業界著名的人物，還要接受這樣的政治教育？恰恰這種人才是習近平最擔心害怕的人，也是習近平的邪教之下必須接受政治教育罪關鍵的重點人物。 習近平的領導繼任也是中國的一個危機，習近平現年已經 68歲，在某個時候，他將不再適合執政。 但他將如何被移除？在歷史的演進上，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會面臨到這樣的問題。 想到中國的大官和大企業家，個人職業生涯已經到達了一種巔峰的狀態，表面上風光的不得了，但私底下還要固定接受政治教育，口是心非地崇拜習近平。隨時害怕所有的東西一夕之間就完全不見。不僅又想起郭台銘曾經講過的那一句話：民主能夠當飯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