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選總統，頭條大事是中國問題的處理，或者稱為兩岸關係，不僅無從迴避，也必然要沉澱出一套因應共產極權的哲學、戰略與戰術，否則沒有資格掌舵台灣這個特殊的國家。如何品評各黨提名人是否夠格？其實很可以從細節的討論中找答案。

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資料照）

例如，最近不少人都談到與中國對話的重要性，甚至自我澄清二○一四年其是「反黑箱」、不是「反服貿」，於是被他黨群起譏諷是「變來變去」。這類議題不是不能「解釋」，但是競逐大位者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麼？不宜被操作一時的需要所掩蓋，否則很容易自斲格局，失去了國家領導人必須具備的高度。

台灣與中國不乏政治往來的過去，可以參考經驗，也可以做為借鑑，理論上應該更有超越前人的機會才對，但是當代的政治人物似乎總以為天縱英明，於是忘記歷史，令國人掩面不忍卒睹不打緊，讓敵人輕視為可以操縱的傀儡，才是最大的不幸，實不為眾所樂見。

試舉一個值得學習的案例，一九九八年兩岸歷經九五、九六年導彈危機，在上海重啟了中斷多年的「辜汪會談」，辜振甫甚至獲邀前往北京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會面，李登輝政府有意緩和對峙，積極回應對岸的促談，固然是成行的主因，但是二十五年前的國民黨主席就已經很清楚與共產黨打交道該如何「為我所用」，掌握主導權。

猶記李登輝當年給辜振甫率領的訪中團下達了十分清楚的指令，首先是︰「誰說會談就一定要有結果？我不要你們簽什麼協議回來，我也不會用這個來給你們打分數」；那麼到底要去幹嘛呢？接著，李登輝交代兩件事，在中國要談「台灣的民主」，對國際則要宣傳兩岸「主權對等」，一點也不能打折扣。

有了明確的領導，第二步要有幹練的執行，九八年十月十八日在釣魚台賓館的「辜江會」，辜振甫除了打出兩岸可以切磋民主，以及台灣可以協助農業的兩張牌，最精采的，還包括辜沒有迴避江「政治性談判」的出題，他直率地以「台灣的定位問題」，也就是「你把我看成什麼」，做為對江澤民的回應。這樣的底氣，與今天自認擁有兩岸通行證的眾多國民黨後人，一再於京官面前端坐聽訓、複誦「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彷彿不知尊嚴幾何的表現，真有如雲壤之別。而這卻就是他們「捍衛」中華民國的方式。

台灣面對中國，是一道七十多年來必考的考古題，如果以一九九八年這個例子做為一面鏡子，可以照見當年人物的巨大形象，並且反映當前許多政客的猥瑣與卑微，無怪乎中國政府曾視台灣總統是一個「可敬的對手」，今天卻是區區一個「兩制方案」的設計師，即可對諸多政黨要員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這怎會是「進步」？何能匹配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