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治國理政毫無章法，倒是小動作很多，最近為中共二十大，又推出「問計於民」的網上徵求意見稿。上海封城搞得民不聊生，民間罵聲響徹雲霄，莫非習近平還聽不到？真的要問計於民，先把草菅人命的清零措施廢了再說。 在博鰲論壇發言時，習近平又有新花招，說是「世界各國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要穿越驚濤駭浪、駛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濟，企圖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 這種話真虧他說得出口！這艘船是誰的船？是你救別人上船，還是你被別人救上船？是你不守船上規矩，還是別人不守規矩？你在船上作反，不把你扔下海，莫非要把船東扔下海去？ 世界上本有兩條船，一條是美歐的民主大船，一條是中蘇的共產大船，後來中蘇那條船漏水沉沒，中共搭了救生艇落海飄流，發出求救信號，被美歐那條船發現，將中共打救上去，這才避免了沒頂之災。 先明白中共與西方民主大船的關係，然後才有是非可言。 中共上船時，因營養不良瀕死，在船上得到良好照顧，慢慢恢復元氣，養得白白胖胖，整天需索無窮，船主本於憐憫之心盡量滿足，中共養尊處優，慢慢不知高低，以客欺主。 船東對這個落水客人以禮相待，換來中共的恩將仇報。中共在船上作威作福，指桑罵槐，掇弄乘客與船員作反，又到駕駛艙胡鬧，要求指揮航程，改變航道，要求參與船上的管理，甚至到動力艙聚眾鬧事，危及整條船的安全。 到這種地步，船主就面臨一個選擇，一係留著這個惡棍，最終危及船的安全，一係給他一條救生艇，把他扔回大海去漂流。事情就是這麼簡單，你既不合作，你就哪裡來回哪裡去，該做的我都做了，我不能做到讓自己的船也沉了。 世上有「企圖把誰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這回事嗎？當然沒有。那要看船是誰的船，誰為主誰為客，要看船主與船客是不是有共渡劫波的願望？我要向西，你要向東，唯一辦法是你下船自尋出路，否則就是船東把你趕下海去。船東勢不可改變自己的航道去遷就船客，唯有船客改變自己的初衷去俯就船東。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國剛改革開放時，曾流行一句話，叫做「開除球籍」，意思是中國再不改革，就將被開除地球籍貫，自取滅亡。開除球籍之說，與被扔下海之說是同一個意思，就是你逆時代潮流而動，就會在時代潮流中葬身。 現代歷史上被民主大船扔入大海的政權多不勝數。納粹德國﹑大日本帝國﹑前蘇聯﹑東歐共產國家﹑赤柬波爾布特﹑卡扎菲﹑侯賽因，現在乘一條破爛獨木舟在海上等人打救的還有朝鮮﹑伊朗﹑古巴﹑緬甸。中共當年在驚濤駭浪中被民主大船及時搭救，才倖免於難而已。 可惜中共本性難移，在船上待久了就不安份，對好日子習以為常，野心不時躁動，及至挑戰船主，干擾船政，以客欺主，到處生事。民主國家對中共的挑釁久已不耐煩，正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一舉解決，正在此時，爆發了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這一次美歐各國不再忍了，俄國作反，先把俄國扔下海去，中共與俄國同穿一條褲子，先趕走俄國，後解決中共。兩個專制獨裁的國家，在價值觀上與西方國家南轅北轍，搞得全世界無一刻安寧，被趕下船是必然的結果，沒有什麼應不應該，也沒有什麼可不可接受。 一朝發達語無倫次，野心很大本事很小，眼看有被扔回大海的危險，這才叫屈求饒，已經無可挽回了。 習近平還說：「要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弘扬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堅定維護以聯合國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時至今日，還期望與美國共同治理地球，這真是昧於形勢﹑不自量力的誤判。經過這麼多年，如果美國還不醒，美國也就不是美國了。 事到如今，說多少漂亮話，做多少美妙的姿態，都是白費力氣了。不是世界拋棄你，是你先拋棄世界。兩種價值觀勢如冰火，不可能一起經風雨同命運，此後你划你的救生艇，人家開人家的萬里船，如此罷了，豈有他哉？ 世界到了一個新拐點，把中俄扔下海去，民主這條大船，才可乘風破浪，駛向未來。

  許多先進的國家都為網路上的自媒體感到憂心，很多外行人每天在網路上面發表了無數的專業評論。傳統的媒體引用專家的評論之前，基本上會尊重議題的專業性，小心找到有關的專家。網路上的評論沒有經過這樣嚴謹的過程，因此造成相當大的問題。 不過這些作法僅限於重視形象專業的老牌西方媒體，台灣的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完全不用擔心這樣的事情，專業的媒體跟網路上的自媒體幾乎沒有什麼兩樣，每天都會有精神科醫師評論的疫情新聞與措施。 這些媒體的從業人員，念新聞系出身的記者或高階主管，絕大部分以前是唸社會組，但總不會因為這樣就變得崇拜醫生，覺得醫生無所不能吧？媒體把基層精神科醫師當成公衛專家，真的很難想像原因是什麼？難道是因為人家說自己是亞里斯多德第幾代的傳人，這樣就可以唬爛一整個傳統媒體公司的人嗎？ 而且不用說傳人，即使亞里斯多德再世，他也絕對不會是公共衛生專家，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人人以為我最聰明，但我自己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哪會天天在那裡扯，然後電視媒體每天報得很開心？ 言論自由是很重要，每個人都可以評論跟講他想講的話，但這些傳統媒體比自媒體還誇張，把基層的精神科醫師當成公共衛生專家，真的是台灣神奇的現象之一。

民進黨選對會通過徵召提名蔡其昌副院長代表民進黨競選2022台中市長。我相信其昌會全力以赴，而民進黨也將團結贏回台中。大道多歧，這是民進黨的文化，過程儘管再多紛擾，我們始終懂得團結為台灣。 這三年多的時間，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回台中選？對於我的決定，各種正面的、負面的聲音我都聽見了。比如「從哪跌倒就從哪站起來」、「叫小賀就回台中選」、「你除了台中沒有別的地方了」、「台中需要你」、「台中都選不上了，還要選台北」等等。 今天徵召提名已經確定，我也必須跟一路關心我的台中朋友說明。我的想法很單純，並不參雜任何政治算計，可惜所有的純粹，碰到政治就必須要參雜各種陰謀才顯得精彩。 2005年，我從台北到台中參選，挑戰如日中天的胡志強市長。17年來，我一直都是在台中跌了又起，起了又跌。十年磨一劍的故事，隨著2014年選上台中市長來到最高峰，也隨著2018年沒有連任，降到冰點。 到現在，我仍常常想，假如2018年能連任，現在的我或者現在的台中將會如何？但這世上沒有小叮噹的「如果電話亭」，生命只能線性前進。我的父母來自雲林，我在台北出生、求學、成長、工作，我跟台中的緣份始於選舉，看著這張圖，我回想起初次到台中承擔重任時的一無所有，到現在我能說，台中已給予我太多。我所交到的好朋友，那些曾經給我鼓勵打氣的陌生支持者，我打從心底感謝你們的每一句「加油」! 時間過得很快，17年過去了，2005年我競選台中市長敗給胡志強、2012年我在台中當選立委，台中縣市合併後，我終於在2014年擊敗我可敬的對手胡志強，卻在2018年敗給我的新對手盧秀燕。這中間，我也曾和蘇嘉全，嘉全兄互相成全禮讓，彼此團結，攜手打過兩次台中市長選舉。 回顧我的台中選舉路，固然有起有落，但是我把握住治理台中的每一天，甚至在擔任交通部長期間，我仍偏厚台中的交通建設。在我市長任內，已經制定規劃通過縣市合併之後的台中市區域計劃，並且打好了大台中發展的奠基工程。 佳龍生命中的精華時間，獻給我所摯愛的第二故鄉，台中，我無愧也無憾這些年的付出，因為台中人值得真心的對待，台中既給了我機會，也豐富了我的生命。 去年9月，我即跟台中地方大老及所有立委表明，將不會參選下屆市長。我很高興民進黨在台中已經耕耘出一片天。這次台中市長選舉，蔡其昌、何欣純、王義川表態參選，這代表我們在台中人才輩出，也是我們努力有成，後繼有人。因此，林佳龍不必一選再選，而應該將棒子往下傳遞，讓人才接力跑下去，這是我不再競選的原因。我是大台中合併後的第一任民進黨籍市長，我已承先啟後，也樂見有繼往開來之人，繼續為台中這座百年城市播撒希望種子。 許多人也許還記得我的2014年競選歌「台中的希望」，我心中有對台中的愛與希望，在這裡我得到最寶貴的機會，流下生命中最激動的淚水。昨天，疼惜我的前輩張光瑤國策顧問的一篇媒體投書－《林佳龍沒有嗆賭的歷史紀錄》，他說：「我曾擔任佳龍的副市長，我看著他如何沒日沒夜投入市政工作，他沒有連任，也許有種種原因，但是沒有人能否認，他是一個認真做事的人。身為一個老台中人，我們很清楚他執政時如何努力將台中升級為更高層次的城市，沒有能力沒有熱情，是做不到的。即使深知他對台中的付出，也不捨他離開台中，但我認為佳龍 17 年來對台中的奉獻，已告一段落，應有能力承擔更重大的任務。」 能獲得諸多台中前輩與支持者的濃情厚愛，我滿懷感謝。雖然不擅表達，但這麼多年的革命情感深藏心底。而今後，我與台中將永遠彼此祝福，因為除了我出生成長的台北，台中永遠是我的家。 選舉是為了爭取為民服務的機會，台中地方派系政治仍有未盡之事，而唯有團結，並提出城市治理的遠景，我們才能繼續書寫關於希望的故事。欣純跟義川都是優秀之人，年輕有活力、有實力，江湖崢嶸，來日方長，上天自有最好的安排。 台中，繼續前進，其昌加油！  

  左起：艾契遜、杜勒斯、顧維鈞。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締結對日本和約是戰後秩序重建的艱鉅工程，對台灣命運最重大的轉折點。杜勒斯促成對日和約，結束對日本戰爭狀態，是他外交生涯的第一件大功，而他獲民主黨政府信任，挑起協調和約的重任，不但排除國際勢力的糾葛，抗拒英國及蘇聯集團的要求，施壓日本選擇與國民黨政府簽雙邊和約，並堅持日本只宣布放棄台灣主權，保住台灣獨立生存與發展的命脈，對台灣可謂萬幸。 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艾契遜，在1950年3月任命杜勒斯為國務院顧問，並指定他籌畫對日本和約，以求早日結束美國對日本的佔領，讓日本恢復和平發展。1951年1月9日，艾契遜正式指示杜勒斯以「大使銜總統特別代表」名義負責和約談判，並即率代表團訪問日本，開始初步磋商。 杜勒斯接受正式任命前，杜魯門政府對與日本和約已陸續磋商三年，卻毫無進展。杜勒斯接下任務，6月便前往日本磋商，而韓戰在6月25日爆發，杜魯門在6月27日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防範國民黨與中共兩邊的可能蠢動，杜魯門更宣布「台灣地位」之確定，有待該地區恢復和平與安定，或簽訂對日和約，或由聯合國討論決定。 杜魯門的聲明，不但指出台灣地位未定，而且確定的方式包括由聯合國討論，這便引起國民黨政府的緊張，因為他們擔心這種說法意味美國不再認為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擁有主權，以便與中共政權達成某種交易，而且由聯合國討論也隱含台灣由聯合國托管。 親國民黨政府的美國友人卻紛紛向顧維鈞道賀，認為第七艦隊進入台海，國民黨控制的台灣安全有了保障，但顧維鈞卻認為美國政策的改變雖有保障台灣安全作用，卻也隱含美國政策是要將台灣與國民黨政府的地位凍結，也即「維持現狀」。 為澄清美國立場，國府大使館在艾契遜國務卿6月28日記者會中，安排記者提出台灣地位問題，艾契遜回答，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並不是要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開羅宣言表明的是與會國的意見，其含義對沒有參加會議的國家並不具約束力。至於要求停止對中國大陸進行海空攻擊之事，美國不可能要求中共停止攻擊，卻又容許國民黨進行攻擊。 艾契遜的說詞，認定開羅宣言（公報）是戰時意見性質，對未參加會議的國家並沒有約束力，並對台灣法律地位未定作出說明。既然開羅會議的公報不能約束其他國家，對日和約如何處理台灣歸屬便成重要問題。 顧維鈞與杜勒斯早在巴黎和會就認識，杜勒斯是紐約州長杜威兩度參選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屬親國民黨政府人士。10月21日，顧維鈞約好與杜勒斯在紐約成功湖聯合國舊址見面，在此之前，他們已多次就和約問題交換意見，包括7月25日談杜勒斯訪日成果。 顧維鈞回憶，在成功湖的會晤，杜勒斯提及他與蘇聯和遠東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都已談過對日和約的初步構想。杜勒斯說明美國的立場：和約應簡潔，對日本國防不應有限制，不應有賠償，對日本經濟限制應取消。至於領土條款，杜勒斯說，日本必需承認朝鮮獨立，接受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由聯合國托管，並由美國代管。「台灣與澎湖列島，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地位，日本必需接受由英國、蘇聯、中國和美國所作出的決定。如果在和約生效後一年內，四國對這些領土的地位還不能達成協議，則此問題應由聯合國大會裁決。」 杜勒斯把美國政府有關和約的七點原則聲明給予顧維鈞，但見諸美國外交文件所收錄的七點備忘錄，第四點有關領土條款並沒有列出杜勒斯所說明的處理程序，只稱日本必需宣布放棄在朝鮮、台灣及澎湖的利益，並接受琉球群島及小笠原群島交聯合國托管，並由美國代管。 在會晤中，杜勒斯以美國政府尚未決定是否把台澎當作中國領土為由，不能回答台灣地位問題，但他提醒顧維鈞，台灣是有糾紛的地區，並且是關係到國際社會，也涉及美國利益，美國已決定把這個問題凍結起來。杜勒斯瞭解國府的立場，但希望國府在聯合國不要太激烈反對美國的立場，以免替美國製造難題，也突出雙方立場分歧。 杜勒斯並透露，和約談判的程序，將採取一系列「非正式外交討論」，而非召開正式會議，以便易於調和意見，他認為因為英國、蘇聯、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中共政權，遠東委員會十三個成員有六個是大英國協成員，國民黨政府處境艱難，這樣做對國民黨政府比較有利。和約無論如何要在1951年仲夏完成。 這時杜勒斯並沒有提及國民黨政府參加和約的問題，而國民黨政府自認是盟國，也沒有想到被排除在和約之外，只專注要以和約取得台澎主權。但英國在遠東利益與美國分歧，英國已經承認中共政權，而且還在殖民地香港有它的利益，不敢得罪中共；英國也希望中共簽對日和約，讓日本早日恢復與中共貿易，不要到東南亞與英國搶貿易地盤。 抗拒英國壓力是杜勒斯的最大難題，而他對保障台灣權益的最大貢獻，也在他態度堅定，抗拒英國親中共的立場。杜勒斯在1951年1月12日向英國駐美大使奧立弗（Oliver Franks）簡報美國的構想時，首先便說明對領土條款的立場，強調目前美國只要求日本放棄台灣主權，並不表明台灣問題最後應如何解決。但他交給奧立弗的七項原則備忘錄，即如前述交給顧維鈞的聲明。 杜勒斯在華府協調國防部與國務院，取得共同意見，1月下旬率美國代表團前往東京進行和約磋商，他在東京告訴韓國大使，他此行目的在聽取日本對美國所提七點原則的意見。然後與遠東委員會成員，印尼，韓國及錫蘭代表磋商。採取雙邊討論的方式，主要目的在不讓某些國家有機會主張和約排除南韓與國民黨中國，而納入北韓與中共。 杜勒斯在東京分別會晤英國及法國代表，而且與英國代表兩度晤談，因為他認為英法與美國關係特別；但他避不見國民黨政府代表何世禮，僅由美國代表席柏德（W. J. Sebald）邀何世禮午餐。 1月29日，杜勒斯與英國大使阿瓦利（Sir Alvary Gascoigne）會晤，英方主張對台灣與澎湖問題應該尋求解決方案，而不應像美國的建議把它懸在半空中。 同一天，杜勒斯會晤日本首相吉田茂，日方主要談安全與貿易問題，並未觸及領土變動，吉田茂要求不要對日本貿易作限制，因為長期而言，日本有必要與中國貿易，而共產中國終會採取戰爭歸戰爭，貿易歸貿易的態度；日本商人認識中國人，有長期與中國人合作的經驗，可以當民主的第五縱隊去改變共產黨。 2月3日，杜勒斯把一份和約草案交給日本，這份草案有關台灣與澎湖問題的規定仍依舊案，只由日本宣布放棄。 ※本文轉載於《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玉山社，2022.2）

為什麼侯友宜的演習要做這種莫名其妙的假標題？ Peter Hsu ·  有這樣的公文，就會製作出這樣的字幕，被上到播出畫面上也就不稀奇了！懲處什麼啊？！ 如果不慎播出的是主播錄好的播新聞畫面，事情豈不更大條？！ 演習為什麼要製作假新聞？！這是什麼智商啊！？

  記得我在德國大選之前，去上汪浩的節目「三國演譯」，我說梅克爾沒有什麼重大的貢獻，比不上她的前任柯爾，統一的總理。同台的矢板很不以為然，同樣是內閣制，對於常常換總理的日本，可能希望像德國那樣有長期執政的總理，這是一個穩定的政治體制，而且梅克爾真的解決了許多短期的危機。 做一個傑出的領導人要面對很多的挑戰，就像蔡英文一樣，一方面要面對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各種問題，一方面還要選舉，在持家的過程當中還要想到未來，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在我講到「弟子規」的時候，好像有一個臉友說：李教授每天都在講那個對台灣很不好的德國，這樣跟崇拜弟子規有什麼不一樣？ 我喜歡德國沒有錯，所以才會去德國留學，我講德國的事情不光只是講好的，我也會講壞的，德國的文化，歌德、黑格爾、尼采、赫塞、席勒等等，被類比成弟子規，真的也蠻瞧不起西方文化。 梅克爾喜歡俄語，她曾經說過：這是一種美麗的語言，很深情，有點像音樂。這位前東德的公民在念中學的時候，她曾經參加俄語比賽，得到冠軍而有了前往莫斯科的機會，對俄羅斯從小就有好感。 烏克蘭戰爭現在正迫使德國人就她總理任期內，提出一些棘手的疑問。為什麼在她擔任總理期間烏克蘭與西方沒有密切聯繫？為什麼允許德國過度依賴俄羅斯的能源進口？現在還被抓到為什麼克里米亞戰爭之後，無視歐盟的禁令偷賣武器給俄羅斯？ 三角等距一直是德國的口號，和莫斯科及華盛頓保持相同的關係，但美國川普上台以後，梅克爾喜歡普丁，恐怕遠遠勝過川普。 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梅克爾已經充分了解到普丁的殘忍程度。她甚至承認北溪二號是一個魔鬼的計劃。 德國想要急轉彎並不容易，即使新任總理宣布德國要投注在國防上的預算符合川普的期待，要施行上也有相當多的阻力。這種情況可以講一個類比的例子，德國跟俄羅斯現在的情況，有點像當年如果台灣跟中國簽訂服貿協議，依賴中國那麼多東西的時候，不管現在領導人是誰，要怎麼急轉彎？恐怕不可逆！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四月十六日表示，建議美軍駐台，以防中國入侵。相較於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七日表示，美國可循烏克蘭模式協助台灣，波頓的主張顯然更有助於避免中國入侵台灣。 美國前白宮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16日在「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發表專題演講。（擷取自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     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美國在台灣成立了軍事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MAAG)，以軍事援助的方式，協防韓戰後台灣面臨的軍事威脅。此一顧問團不只在台、澎，更在金、馬地區設有分組，絲毫不受美國是否介入中國領土衝突的影響。而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定後，更以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 USTDC)來擔負作戰角色。 MAAG主要任務係為台灣國防部提供諮詢協助，協助軍事訓練及新式武器裝備的使用做教導訓練；USTDC是協防條約下台、澎地區遭遇戰爭行動時，擔負作戰角色。換言之，關於軍事援助及訓練的部分，只要台灣軍隊駐守的地區，皆可以看到顧問團的角色；但是若要美軍直接出兵擔負作戰任務，將僅限於台、澎地區。 從美軍協防期間的幾次台海危機來看，即便美軍在台灣成立軍事顧問團，解放軍仍然不斷發動戰役，但也由於直接駐軍台、澎協防的緣故，解放軍僅能將戰役侷限在防禦條約下沒有協防的金門、馬祖等中國沿海島嶼，不敢在台、澎與美軍正面衝突。 再對照此次烏克蘭戰役，戰爭爆發前，即便美、烏之間自克里米亞戰爭以來已經有協助軍事訓練跟軍事合作的計畫，但由於不用直接面對美軍作戰，俄國最終仍有恃無恐地採取入侵行動；相較之下有美軍駐守的北約鄰國就成了俄軍不敢跨越的紅線。是若台海爆發衝突，雖然美國可以烏克蘭模式支援台灣，但相較於直接駐軍，其威嚇力將有顯著差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去年底已表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因此台海若發生戰役，其複雜程度將遠勝於烏克蘭。若美軍能事先駐軍，無論在美日安保條約或者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下，對於台海危機，將能更快速反應解放軍的侵略行動。 蔡總統先前接受CNN專訪時，雖已證實有美軍駐台協訓，但若要給予中國「攻擊台灣是極難實現的目標」的訊息，從烏克蘭經驗來看，美軍駐台應是最有效的方式。 （作者為民間企業法務專員）

二○一九年九月我駐索羅門大使館降旗，許多支持台灣的索羅門島民揮舞我國國旗道別。（取自「我來自荷尼阿拉」臉書） 索羅門群島與中國簽訂協議，讓解放軍可在當地駐軍並興建軍事設施，此舉形同將中國軍事勢力引進南太平洋，嚴重衝擊印太安全。美國及澳洲政府數度示警後，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昨率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國防部和國際開發總署等多個部門官員到索羅門群島，當面向索國政府表達會有「相應回應」。美國罕見地大陣仗，同時也是向北京傳達，將強力遏阻的明確訊息。 南太情勢在二○一九年九月索羅門群島與台灣斷交，轉向中國後，出現重大轉折。台灣經營索羅門三十多年，前總統陳水扁、馬英九，以及蔡英文總統，都有過正式訪問，海軍敦睦遠航支隊幾乎每一年都到訪，兼具邦交與地緣考量。 索羅門群島之前傳出恐政治轉向時，美方在二○一九年三月主動公布當時擔任白宮國安會資深主任博明與我外交部次長「同框」在索羅門群島的照片，台美官員一同現身，共同固守的合作關係不言而喻。索羅門群島與美國的民主同盟國澳洲在地理位置接近，具戰略角色。太平洋戰爭時美軍扭轉戰事，首場戰役就是登陸索羅門群島，展開對日軍的反擊。 現在的中國，已是印太安全的最大威脅來源。北京憑藉一紙協議，得以進軍南太。美澳等國自然不會坐視民主威脅的重演。 索羅門群島政治轉向，外電曾報導，中國用鉅資賄賂才得以成功策動。所以，索中建交後，內部爭議不斷，去年底索國內閣才剛度過不信任案的危機。索羅門內部支持台灣的力量仍存，包括人口最多的島嶼省分馬萊塔省強烈不滿總理蘇嘉瓦瑞主導的親中棄台，馬萊塔省長蘇達尼並說，中方曾利誘他，他拒絕。 台灣前年捐贈防疫物資給馬萊塔省，但遭索國中央政府扣留；蘇達尼去年來台就醫，表明與台灣共享民主價值。台索雖斷交，但我外交部官網說明索羅門群島時，也特別提到蘇嘉瓦瑞與台斷交的決策「未獲索國民眾廣泛支持，至今索國民間仍有許多負評。而索國民眾長期對政府施政之不滿，仍係執政當局須面對之嚴峻挑戰。」之前與台灣斷交的國家，外交部少有像這樣的後續政情說明，顯示我方仍關注索羅門友台力量的動向。加上美國正持續對索國施加力道，這個南太島國的政局，尚未塵埃落定。

三月三日下午兩點，彭明敏教授接受我和濟南長老教會黃春生牧師為他施洗，而同時在場受洗的還有楊黃美幸姊。認識彭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很冷靜又很深思的學者，他會決定受洗是經過相當久的沉思過之後才有的決定。 曾代表民進黨參選第一屆民選總統的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辭世，享耆壽九十八歲。（資料照）     緣由是在二○二○年十一月廿八日，我接到林信男長老告知，說和信賴其萬教授問我是否可以在廿九日那天一起去彭教授住家一趟，因為彭教授想要知道關於生命的問題。 彭教授問說：「想了解，人死了，火化後，是不是就沒有了？若是，這豈不是很恐怖嗎？」這種問題已經不是醫學上的問題，而是信仰與生命的問題。我告訴他基督教信仰不談「死」，是談「復活」。因為復活就是超越死亡。基督教聖經說和耶穌連結的人就會得到復活的生命。他隨即回問說：「這樣，沒有信耶穌的人，要怎麼辦？」我說這不是我能回答的問題，因為生命的主權在上帝，是上帝在決定。我繼續解釋分享聖經所謂「復活」的意義。這是我第一次與彭教授談論關於生命的問題。 從此就陸陸續續去他的居所或和信醫院討論有關生命的問題，跟他說聖經對生命所說的話。每次會談他都很認真又有所準備，不閒聊雜談。一年多來，雖然他的身體狀況日趨衰弱，但在他生命深處所討論有關信仰的事確實是產生了發酵作用。 今年元月十日，彭教授希望能單獨跟我講話。那時他已很虛弱，無法坐起來。當我進入病房探望他時，他緊握我的手且以非常真誠的語句向我告白他的生命歷程。我跟他說無所不在的上帝就在我們身邊，祂都聽到了，可安心，上帝一定會接納他。然後我帶他祈禱。 二月廿八日下午，我接到通知說彭教授希望我為他施洗。我三月一日下午到他居所，他用很清楚但吃力的語句說他要信耶穌。因此我決定再為他重新施洗一次，表明他已經重拾失去的信仰，修復和耶穌的關係，與上帝和好。於是在三月三日下午二點在他的居所，我邀請林信男、林逸民、陳桂芳等三位長老，和濟南長老教會黃春生牧師一起完成了為彭教授施洗。 彭教授相當理性在思考生命的問題，從提問有關生命的死，到坦承告白生命的路程，最後決定要信耶穌，這是彭明敏教授生命轉折的實例，令我深受感動。 （作者為長老教會牧師）

媒體報導，日前在美國陸軍裝甲基礎軍官領袖課程的臉書，發現第十六騎兵團第二中隊正在喬治亞州班寧堡(Fort Benning)協助訓練盟國軍官照片中，出現了我國國軍幹部的身影。顯示兩國軍事合作不但往好的方向發展，也突破以往必須拆下國軍識別標誌及官階的限制。 美軍近期運用「M1」戰車訓練盟國官兵，其中，有身著我國迷彩服、別上「中華民國陸軍」胸章的我軍官兵（左）。（圖：取自U.S. Army Armor Basic Officer Leader Course臉書頁）     自二零一四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後，到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烏俄戰事爆發，原本以為烏克蘭是俄羅斯總統普廷的囊中物，在短期內投降，沒想到烏克蘭軍民展現出堅毅的抗敵意志，烏軍更是屢屢重創俄軍，跌破國際眼鏡。開戰至今正好滿兩個月，歐美各軍事觀察家普遍認為，俄軍人員及裝備消耗已超過二十五％，眾多原因之中最重要的是：烏軍這七年多來有美英等國的指導，甚至參與北約的聯訓，使得烏軍轉換成「俄式裝備，美式打法」；從最基層的連級戰鬥：無人機偵查、觀測、攻擊，夜視鏡加強的夜戰能力，到戰術、戰略等級的整體戰力表現等等，都可以看到美軍的「多域特遣部隊」(MDTF)、CIA、軍事顧問、英軍的SAS特種部隊留下的訓練成果及影子，甚至曾與烏國空軍聯訓過的美國空軍都表示：烏國空軍表現幾乎跟我們一樣好，唯一不同差別只是配備了俄式裝備。 台灣人民也有堅強的抗敵意志，國軍也採購了很多新式的國造及美製裝備，但是為人詬病的組織文化及土法煉鋼的訓練方式，使得國軍進步遲緩。唯有大量引進美軍顧問，從上到下進行指導，直接引用美軍教範，不要再以國情不同搪塞。 最後建議：台灣應與美國協調，將美國在台協會的「安全合作組」與「聯絡事務組」整併（現僅有組長陸軍上校，含陸、海、空軍中校事務官三人，及陸戰隊少校事務官一人，共五人），恢復為「美軍顧問團」，除了在國防部給予政策、戰略、戰術上的指導外，更應該深入各基層單位派駐教官，協訓指導，讓國軍進行一次從上到下的大改造，改變現在國軍這種「美式裝備，俄式打法」，讓踢正步、刺槍術、戰鼓隊、莒光日等等作法成為過去，真正提升戰力，使敵人不敢蠢動。 （作者為企管博士、醫療業主管、軍事部落客）

去年我一直說會通膨，今年真的通膨我反而懶得講了，去年我一直說今年會開放然後台灣會大流行，真的開始流行我也懶得再嘴怎麼辦怎麼辦了，事情就是明擺在那裡會發生的，提前講是給大家時間心理建設，這麼長時間還沒做好足夠心理強度面對現實的話，問題就不在客觀事實是不是正確，而是主觀心理不願意面對現實。 堅強起來，清點一下能做什麼而哪些是用盡力氣也改變不了的，做好前者然後不要浪費時間在後者才是建設性的態度，一昧恐慌是最浪費時間跟力氣的事情，有那個時間不如多看幾本本子，能力以內的程度就盡量自保，超過能力的部份就交給老天不用去想。 我的心態就是這樣，別說是重症率只有兩年前傳統武漢株幾十分之一的 Omicron ，就算是高死亡率而且有嚴重後遺症的武漢株我也是這個態度，會來的就是會來，區分能做的跟不能做的才是建設性的態度，況且一年前就跟你預告它會來了，現在還會恐慌證明這一年你什麼也沒做而已。 買點存糧，說不會三級不表示不會軟封限制人員流動，開頭半年內如果醫護能量撐不住還是有可能限制特定場所來降低感染率，不過高強度的管制應該是不會了，然後該幹嘛就幹嘛，車都撞到身上以後已經不值得再花費時間怨別人為什麼不早說了。 我不認為感染率這麼高的傳染病恐慌能讓你更安全一點，未來一年你會不會感染更多是取決於機率，明年以後因為環境病毒量太高，連口罩還有沒有效都值得懷疑了，反正危險性降低到這個程度時，要明顯提高安全係數的作法實務上都會因為成本太高而沒有參考價值，對一般人來說當成日常風險是最合理的態度。 但是該嘴還是要嘴，沒點娛樂日子還怎麼過，永遠不要忘記一切的損失都來自熊貓國的善意。

  1.韓豫平少將與張淯森士官在2015年因動用公款2880元宴請3名軍眷，觸犯貪污治罪條例、陸海空軍刑法，分別遭處4年6月、1年之有期徒刑定讞，不但因此聲名狼藉、必須入獄服刑，而且退休金減半。 2.蔡英文昨天強調，為感念國軍官士兵保家衛國之貢獻與眷屬之奉獻，考量本案情節之特殊性，以此予以特赦，盼國人同胞支持恪盡職守之國軍。 3.其實蔡英文大可不必特赦韓豫平，因為韓本人與其親朋好友會因此而投票給民進黨？可能性不高；何況韓在感謝信上還提到國民黨多位立委與黃復興黨部主委季麟連上將等。 4.韓豫平完全是刑事犯，不是政治犯，雖然犯行輕微，但就法論法他擅用公款1塊錢就是違法，被判刑與蔡英文無關，被抓進去關與蔡也完全無涉，蔡無須擔負任何責任。 5.所以蔡英文願意特赦韓豫平，最大的意義是雖然韓與國民黨、黃復興的關係密切，但是他犯了微罪卻被重判，基於三軍統帥，她是站在國家的高度來予以特赦，超越了黨派。事實上韓的案件，民進黨的立委均十分關切，也予以充分協助。 6.國民黨立委吳斯懷質疑蔡英文特赦韓豫平是「消費國軍，拉攏國軍」，如果是消費，那國軍可以拒絕，那請韓退回特赦。至於是拉攏，我完全同意，蔡就是告訴國軍，我最挺你們。這件事如果發生在馬英九當總統時，他會特赦韓嗎？不會，因為他是「不沾鍋」，怎麼會為了一個涉嫌貪污的罪犯而弄髒了自己？ 7.蔡英文已經攻下國民黨的三個神主牌，中華民國、蔣經國與國軍。過去中華民國是國民黨的專利，蔡提出了「中華民國台灣」；蔣經國是國民黨的資產，蔡肯定他的「反共保台」；現在連一向支持國民黨的國軍與退將，也鬆動了。這顯示蔡擴大了民進黨的版圖，正向中間偏藍與淺藍進軍。8.當韓豫平說，他是一個備役軍人，在還給他清白之身後，當國家面對戰爭威脅之際，在國家有需要他時，當義無反顧接受徵召前往戰場，隨時奉獻生命給國家。這完全是「全民國防」的最佳宣傳，蔡英文再得一分。

現在已經完全開放的國家也都是經歷多次的軟封城，再開放，又軟封城，又再開放，這種反覆是為了控制感染率來調節醫療機構收治能力，減少因為收治力不足無法接收重症的情況。 醫療機構隨著時間會透過醫療降載跟資源重新分配提高收治能力，可是感染人數也會隨著時間增加，最理想是兩者保持平行線，可是感染速度總是會更快，所以過程會多次調節，並不是『總之這樣做就對了』這種思維。 疫情開始流行以後，控管措施或硬或軟搖擺，取決點全在於該國的醫療能量能不能扛住，醫護太操就硬一點壓低感染率，撐得住就鬆一點加快達成群體免疫的速度，理想上用政令人為控制是可以影響感染率，可是操作實務上很難，而且影響的範圍很有限，只是政治倫理上既然有可能那就不能什麼都不做。 而既然試圖干預的是全國的平均感染率，看的就是感染人數的總量，總量控管的話總是會有一些人佔便宜一些人吃虧，放到統計總量上面這些都不重要，可是民主體制底下會給予民間團體權力為自己爭取權益，為什麼是健身業吃虧而不是旅遊業吃虧，為什麼補教業要篩檢遊藝業不用，這類細節我認為無關緊要，利益相關的人跟組織去扯皮一個彼此能夠接受的妥協點總會有結論，過程吵吵鬧鬧是正常狀態，民主體制底下總是好過一紙政令決定犧牲誰警察就去封掉誰好，協調是他們的工作，用不著替政務官心疼，不同職業別會希望自己的損害更小也是人之常情，體制之內吵都是可以接受的。 總之每個國家都是這樣搖搖擺擺過來的，所謂書生之見就是講的時候都是一口好理論好理想，談到成本跟實務的時候屁都放不出來。

本日新增中症10名，重症1名 無死亡病例 輕症/無症狀占99.62% 定義「密切接觸者」為同住、同班、同工作場域 居家隔離天數和強度，近期公布共識

  面對武漢病毒，帝國主義全面要與病毒共存了，只有中共堅持清零。專家說不可能，習近平就創造出「動態清零」、「社會面清零」等名詞。所有解釋權，都由老共說了算。圖/取自shutterstock   上海徐匯區社區居民挨餓，但是，有一段視頻揭露，外地捐贈的蔬菜水果任它腐爛滿地，一位居民憤怒的痛罵說：「這是甚麼樣的國家？」 為了顯示上海人物資充足，上海副市長陳通跑到一個社區家庭巡視，巡視前，先把這個家庭的冰箱塞滿，然後擺拍，網路上一片罵聲：「這哪裡是鬧飢荒，根本是在過年。」 中國韮菜已經對黨國高官擺拍痛恨不已。副總理孫春蘭奉命巡視上海，擔心被韮菜們痛罵，連社區都不敢進，找了大樓頂樓陽台，假裝巡視擺拍，結果被無人機抓包。黨國高官習慣作秀，原因無他，沒有所謂言論自由的政權之下，不管媒體如何書寫，都是在黨國控制中，所以，高官造假，堂而皇之，你小小韮菜能奈我何？上海上演的荒謬劇，當然不只這一個。 過去底層人民生活痛苦，遭到壓迫，上海的中上層聽不到；當異議人士起身反抗暴政，上海人不聲援，當律師被抓進牢裡，上海人說不關我的事。如今，苦難和死神終於來到自家門口，知名小提琴手自殺了、教授死亡、藝術家自殺、知名經濟學者老母無法求醫，上海的菁英們才知道「這個國家不是個國」。 中國這個國家，之所以荒謬，因為只有一個人說了算，沒人問責，沒有媒體質疑，更不用說統治者自我反省的「知恥近乎勇」了。 這到底是誰的錯？是老共？還是縱容老共走向囂張霸道的人民呢？ 過去，毛澤東對付天下人責難，只有簡單一招，「西方帝國主義喜歡的，我們必定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反對的，我們誓死支持。」如今，習近平也用這一招，面對武漢病毒，帝國主義全面躺平了，要與病毒共存了，只有中共堅持清零。專家說不可能，他就創造出一堆有的沒的語詞，「動態清零」、「社會面清零」。所有解釋權，都由老共說了算，疫情死了三人，搞出囚禁2,500萬人大陣仗，怎麼說，也很難令人相信數據，這三人難道是皇親國戚嗎？ 上海還沒完，又傳出蕪湖死了一人，全城也封了，300多萬人又等著挖鼻孔。一位長居上海的台商告訴我，他的鼻孔被挖到比起澎恰恰還要大。我告訴他，疫情已經三年，我還沒被挖過一次，他終於知道「還是台灣好」。 中國問題專家何清漣，在她所寫的《中國的陷阱》一書中說：「中國的問題就是腐敗，黨國高幹比起妓女還不如，妓女收錢還會服務，高幹收了錢卻甚麼事也不幹。」今天上海上演的戲碼，就是貪腐總爆發，習近平當然知道，當下中共的貪腐，早就超越內戰之前，國民政府的貪腐，而且還厲害幾千倍，毛澤東靠著修裡國民黨貪腐，拿下中國土地，習近平也知道「打貪亡黨，不打貪亡國」，但是，所有問題是整個體制的分贓制度，老共要靠著上海菁英支持，一起吃香喝辣，封住菁英的嘴巴，底層百姓眼看這個國家沒救，只能一起腐敗，所以，政府製造假訊息成癮，公布假資料欺騙西方國家，老百姓只好賣假東西謀生，結果整個中國社會的正義道德也一起葬送。 上海人發問，「這是甚麼樣的國家？」我用這篇文章回答「這就是中國這個國家的樣貌。」悲哀嗎？

立法院二十二日三讀通過《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確定未來學校退場後校產可捐贈退場基金、中央機關或公立學校。 立法院會三讀通過「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確立退場後「校產歸公」、「專輔2年轉型」原則。（資料照）     國內任何一所私立學校，因經營不善或出現財務危機而倒閉，都會嚴重涉及到上百位教職員工的家庭生計，也會影響眾多學生未來的就學安頓處理。因而，此次立法院能完成私校退場條例，讓一些資源不足或沒有辦學決心的私校能早點退場，也是情非得已的務實作法。 過去一些私立大學，因為缺乏前膽性的招生戰略與校務發展規劃，一旦面臨到少子化挑戰，就不容易生存；學校連年招生不佳，導致學雜費的總收入以及教育部的補助款大幅銳減、教職員工被迫減薪或被裁員的不滿結果，只好集體召開記者會、舉標語向學校抗爭，甚或到教育部前靜坐抗議，造成學校形象或聲譽大受傷害。 此次私校退場機制建立後，無論是高中職或私立大學，未來都有法律依據可遵循。只要學校與董事會共同做好審慎評估工作，咸認未來招生難以突破，就可預先規劃學校未來停招及退場事宜。此外，筆者也建議，未來有意退場的私校，如能在學校尚有經費勻支下，事先做好與教職員工的溝通協調，並準備好一筆資金，讓教職員工都能優離優退，且校產也能妥適處理；如此誠意作法，相信大家較能體諒校方，而學校也相對能展現社會責任並優雅退場。 （作者為台灣首府大學校長）

禁足了兩年，上星期飛到紐約市，從舊金山機場開始就有些吃驚，機場要戴口罩，機上滿座。到了紐約機場，人聲鼎沸，晚上吃飯，餐廳客滿（還有許多人在門口排隊），雖然都有口罩，但看起來形式居多。景點人擠人，從口音判斷，歐洲人是主要遊客。帝國大廈前幹道，每幾十公尺就有一個小帳篷，免費篩檢Covid 19，沒啥人光顧。晚上百老匯劇院爆滿，卡內基音樂廳也是滿滿人潮，進去前要檢查三劑疫苗證明，同時全程戴口罩。我相信空氣仍是充滿病毒，但是每個人就這樣生活。 儘管Omicron新亞變種來勢洶洶，因疫情連續2年取消的紐約市復活節帽子大遊行17日回歸，成千上萬來自紐約和世界各地的民眾在曼哈頓中城戴上精心準備極具創意的帽子，穿著精美的衣服，在第5大道各展風姿。（法新社）       我出發前還特別打了第四劑，跟藥師說要到紐約，得特別提防，藥師點頭贊同。到了紐約第三天，晚上就有點流鼻水，我猜是躲不掉的，第二天醒來，都沒事，一切如常，繼續行程。 跟加州相比，加州的餐廳是都開放了，但是還不到人聲鼎沸的程度，顧客多選外帶，可以說加州比較像亞洲，大家還在觀望；紐約像歐洲，一般人面對疫情比較開放，地鐵、餐廳到處是人，只是多了口罩，辦公室也與過去如常。 現在慢慢也沒多少人注意確診數目了，只要重症人數不多，不造成醫療崩潰，大家就不在意了！病毒應該還是四處飄浮，只是疫苗與抗體有效，大家恢復正常生活；封閉是過程，疫苗與抗體是重點，畢竟人還是要社群生活的，經濟也要有持續動能。 （作者為美國台僑，會計師）

  普丁表面上入侵烏克蘭是以民族主義的口號，害怕烏克蘭加入北約，但他最害怕的是「民主自由」，隨著烏克蘭的民主化，自由的火花也將蔓延到俄羅斯，而且沒有辦法像現在這樣把民主自由控制在萌芽狀態，所謂俄羅斯普丁式的民主。 烏克蘭的民主自由對普丁的權力基礎構成了真正的威脅。因此，他將盡一切努力將自由主義驅逐出烏克蘭，並建立一個西方文明不能干涉的區域，這也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跟普丁一模一樣處境的是習近平，一方面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害怕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想要統一台灣也是同樣的道理，表面上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實際上害怕台灣「民主自由」影響到中國的土地。 即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韭菜，但中國專制獨裁政府在防堵疫情上種種作為，以及在上海殘酷無情、視人民為芻狗，與台灣相比更是天壤之別，台灣的民主自由的確影響習近平統治的合法性，而才是普丁和他最擔心的部分。 有不少哲學家崇尚存在主義，但存在主義並不是那麼容易了解，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常常困擾許多知識分子的一生。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尋找生命的意義之前，一定要先找到自由。不管是在香港或烏克蘭，都可以看到這種為尋找「自由」不惜犧牲「存在」的勇敢事蹟，這也是獨裁者最害怕的事情。 人畢竟不能像貓狗畜生那樣活著，當自由遭受到威脅，沒有民主就沒有飯吃，看看上海的例子。這不只是國家社會群體追求的目標，每個人的人生也一樣：「在找到人生意義之前，先尋求自由」，這是一種務實的做法。

這幾天，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正在舉行春季大祭。岸田文雄首相昨天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品，安倍晉三前首相丶自民黨政調會長高市早苗，及多位國會議員也前往參拜。 安倍昨天在參拜結束後受訪時表示：「在烏克蘭有很多人為了保護祖國而犧牲，聯想到日本過去也有很多為國犧牲的英靈，我懷著對他們的敬意前來參拜」。 據媒體統計，今年參拜靖國神社的國會議員有103人，比去年多4人。與往年不同的是，國際社會上批評的聲音比以前少了很多。 韓國政府表示了遺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天在例行記者會上批評道「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中方敦促日方切實信守正視並反省侵略歷史的表態和承諾，徹底同軍國主義切割，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靖國神社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建造的紀念死難軍人的神社，供奉有明治維新以後戰死的軍人軍屬約246萬人。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遠東國際法庭絞死的東條英機前首相等14個甲級戰犯。 這些人中，有的或許生前犯過天大的錯誤，但他們已經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最後也是因國事而死。做為後世的政治人物，日本的首相或前首相去祭奠這些先人，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選擇不去，也是一種政治判斷，但這都是日本人自家的事情。今天，日本很多國民，對有些國家還一直拿這件對日本進行道德綁架，感到非常不以為然。 靖國神社裡供奉著大約28,000位台灣籍日本軍人，其中包括了李登輝前總統的哥哥，李前總統退任後，也曾參拜過靖國神社。 但是台灣在國民黨一黨獨裁時代，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和中國一樣也堅決反對過日本的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 前不久翻看過去的簡報，偶然看到了16年前我在東京對當時執政的民進黨的林佳龍秘書長進行的專訪，標題是「民進黨不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記得好像是一個獨家報導。 林秘書長說：「我們也反對侵略戰爭。但是並不會把參拜靖國神社，擴大解釋成軍國主義的復活，現在中國把靖國神社問題當作一張外交牌來向日本施壓。日本不應該輕易屈服。」這幾句話讓人印象深刻。 2006年，當時台灣朝小野大，民進黨做出這個決定時，承受了來自在野黨很大的壓力。這些年來，日台關係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我認為，和民進黨當年做出的決定有一定的關係。 #矢板明夫

  A taste for freedom Peng Ming-min fought for the idea of “one China and one Formosa” A leading advocate of Taiwan’s independence, he died on April 8th, aged 98 Apr 21st 2022   When he was a boy, few would have singled out Peng Ming-min as a future firebrand. Born in 1923 in Taiwan, then widely known as Formosa, he was bookish and other-worldly, with his main extra-curricular passion being baseball not politics. But by the time he had become a successful academic, four decades later, Taiwan’s peculiar and unhappy international position had virtually forced him into taking a political stand—one that was to lead him to jail, escape into exile and, eventually, a job as a presidential adviser, after a failed run at the top job himself. In 1895 Taiwan had been ceded “in perpetuity” to Japan by decaying imperial China, in an effort to placate Japanese expansionism. Mr Peng’s father,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 family on the island, was a successful doctor and set great store by academic success. Ming-min did not disappoint. He was a school star, one of the few Formosans of his generation able to compete at the highest level with Japanese students, winning a place at university in Japan itself. To his father’s disappointment, he did not want to study medicine. To his relief, his son relented over his first love, French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compromising on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He became a respected authority on international law, especially in the new fields of the law of the air and, later, space. He was lucky to survive Japan. In an American air-raid on a ferry in 1945, he lost his left arm (this had one accidental benefit in later life, rescuing him from an unpromising career in banking, where new recruits had to count banknotes), and was close enough to Nagasaki on August 9th to see the mushroom cloud. Japan’s defeat meant the end of its occupation of his homeland. At the Cairo conference in 1943, China’s leader, Chiang Kai-shek, secured the agreement of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at after the war Taiwan would be returned to China. Just as in 1895, the views of the island’s inhabitants were not thought worth considering. On going home Mr Peng found Taiwan not so much liberated as under a reign of terror. Chiang’s Nationalist troops were “a rabble of scavengers”, for whom the native Formosans were a “conquered people”. In February 1947, after the police beat up an old woman selling cigarettes without a licence, local resentment boiled over into an island-wide insurrection, put down at the cost of thousands of lives, including many members of the loca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 For the next four decades, Taiwan was to be ruled as a harsh, one-party dictatorship, with the Nationalists’ rule bolstered by the arrival of 1.5m-2m refugees from mainland China as the civil war there ended in their defeat in 1949. The Nationalists continued to claim sovereignty over all of China (and Mongolia). But Mr Peng was doing well. He had married and had a son. He completed his studies in Taipei and went on to Montreal and Paris, gaining promotions at home, a growing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even a job advising Taiwan’s—ie, in those days, “China’s”—deleg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 also earned the envy of some of his colleagues that a mere Formosan should be doing so well. Gradually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part of the secret of his success might be to show that “Formosans were being given their proper place”. But he still shunned politics, writing in 1972 in his memoir, “A Taste of Freedom”, that he thought of himself “only as a member of an academic elite, removed from active political affairs”. This became untenable. An authority on international law, how could he lend his prestige to the government’s nonsense about recovering the mainland, and connive in it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ormosans like himself? In 1964 he and two friends drafted a “Declaration of Formosan Self-Salvation” insisting that the world must recognise the truth “that there is one China and one Formosa”. It is as simple as that: Taiwan is its own country. But it was a fairly efficient police state. The knock on the door came before the manifesto was distributed. He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His international fame and contacts must have been a help. He was not tortured, and was freed to house arrest the following year, from where he achieved an elaborate escape in 1970 via Hong Kong to Sweden, disguised as a “goofy-looking beatnik” and carrying a guitar case. This was a huge embarrassment to the authorities, who suspected, wrongly, that the cia had spirited Mr Peng out. China was also suspicious that America was trying to foster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Zhou Enlai raised the case with Henry Kissinger on his secret visit to Beijing in 1971. But Mr Peng did move to America, taking up a professo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rom where he became a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spokesman for Taiwan’s opposition, and in 1981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hich remains an influential pro-Taiwan lobby. His next homecoming was a happier one. He had spurned an invitation from Chiang Kai-shek’s son and successor, Chiang Ching-kuo, to come back as a free man, provided he accepted the dogma about regaining the mainland. But martial law had been lifted in 1987 and opposition parties legalised. So in November 1992 a crowd greeted him at Taipei airport. In 1994 he joined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nd such was his prestige that he became its candidate in the country’s first fre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1996. He made a point by speaking Taiwanese, not the mainlanders’ Mandarin, in a televised debate, but was trounced by the Nationalist incumbent, Lee Teng-hui, himself a native of the island. Four years later, the dpp did win the presidency, as it did again in 2020. Of the “three principal objectives” outlined in Mr Peng’s manifesto in 1964, two had been achieved: nobody now disagreed with the acknowledgment that “return to the mainland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and the constitution has been rewritten to that of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The third, that Taiwan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un, however, is more remote than ever, and the threat of violent Chinese intervention to end its de facto independence does not diminish. Mr Peng’s ideas, once so seditious, have become mainstream. But no more achievable. ■   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為「一中一台」理念奮鬥 經濟學人2022-04-21   當彭明敏還是孩子的時候，很少有人會挑他當未來的反對派領袖。彭明敏，1923年出生於台灣(當時更為人知的名稱是福爾摩沙)，他鑽研學問、氣質超凡脫俗，主要的課外愛好是棒球，而非政治。但當彭明敏在四十載後成為一名成功的學者時，台灣獨特、令人不快的國際地位，讓他對政治立場表態 — 而這使得他入獄、逃亡，並流亡海外。最後，在他自身競選總統失敗之後，最終成為總統府的資政。 1895年，衰弱的中華帝國為了安撫日本的擴張主義，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彭明敏的父親，是來台的第四代人，是位成功的醫師，同時也認為學業非常重要。彭明敏沒有令人失望，他是學校的明星，是他那世代台灣人中，少數能與日本學生在最高學術殿堂競爭的佼佼者，在日本大學取得一席之地。讓父親失望的是，彭明敏並沒有選擇習醫。但他父親同時也為了彭明敏沒有選擇最想念的法國文學與哲學而鬆了一口氣，最後彭明敏妥協選了法學部政治科。他之後成為國際法的權威，尤其是在航空法跟太空法等嶄新的法學領域。 他很幸運地在日本生還。1945年，美國一場轟炸船隻的行動中，他喪失了左臂(這帶給彭明敏一個意外的好處，讓他不用進毫無未來的銀行業，因為新進行員都必須數鈔票)，而他當時也離被丟核彈的長崎夠近，見證慘況。日本戰敗，代表結束了對他母國的佔領。1943年的開羅會議，當時中國的領導人蔣介石與邱吉爾、羅斯福議定，戰後台灣將返還中國。跟1895年一樣的是，台灣住民的想法完全不重要。 回到台灣之後，彭明敏發現，與其說是從殖民主手中解放出來，更像是在恐怖統治中。蔣介石的國民黨軍是「一群土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民族」。1947年2月，警察毆打販賣私菸的女性，地方不滿的情緒，演變成全台爆發。最終以成千上萬人的性命作為鎮壓的代價，而之中有許多是台灣的社會菁英。隨著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戰敗，約一百五十萬至兩百萬的難民到來，更鞏固了國民黨的統治，接下來的四十年中，台灣處在嚴酷的一黨獨裁專政之下。而國民黨持續宣稱擁有全中國(以及蒙古)的主權。 但彭明敏過得不錯。他結婚，並育有一子。他在台北完成學業，並前往蒙特婁跟巴黎進修，在母國升遷順利，也享有國際聲譽，甚至成為台灣 — 嗯，在當時，是「中國」— 在聯合國的顧問。他也引起同儕的忌妒，很少有本省人達到那樣成功的地位。慢慢地，他開始懷疑他的成功是否只是一種「本省人樣板」。但他仍遠離政治，在他1972年出版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中寫道，他認為自己「只是學術菁英的一份子，離政治還很遠。」 這個想法變得難以說服自己了。一位國際法的權威，怎能將自己的名聲，借給一個宣稱要反攻大陸的胡說八道政府，並忍受政府歧視台灣人呢? 1964年，彭明敏與兩位友人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堅稱世界應認明「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事實。簡單來說，台灣是個國家。 但當時的台灣，是個很有效率的警察國家。宣言發放出去之前，就有人來敲門了。他被判八年徒刑。他的國際知名度跟人脈，還是有幫助。他並沒有受到酷刑，也在隔年被釋放，在家軟禁。1970年他精心策畫，蓄鬍、穿著大衣的嬉皮樣，提著吉他盒，經由香港逃往瑞典。這對國民黨政府來說是個莫大的侮辱，他們錯誤地猜測是CIA讓彭明敏成功逃亡。同時，中國也懷疑美國協助台灣獨立，周恩來在季辛吉1971年秘密訪問北京時也提到此事。但彭明敏的確搬到美國，在密西根大學當教授。在那，他成為台灣反對派主要的國際發言人，1981年與其他人共同創辦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這個團體至今仍是重要的挺台遊說團體。 相較於初次返國，第二次的返國比較開心。他拒絕了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返國的邀請；蔣經國當時開出的條件是，只要認可反攻大陸的說法，就可以自由人的身分返台。戒嚴一直持續到1987年，反對黨才得以合法成立。所以1992年11月，彭明敏在群眾擁簇下回台了。1994年他加入了民進黨，他的聲望使得他成為該黨首次總統大選(1996年)的候選人。他在辯論會上，藉由台語來闡述自己的觀點，而非北京話。但最後輸給了競選連任，同為本省人的李登輝。四年後的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正如2020年一般。 彭明敏1964年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中有三個主張，已有兩個達成：現在沒有人會反對「反攻大陸絕不可能」的想法；而台灣也經歷修憲，進行有效的民主。但第三點，台灣應該要加入聯合國的目標，則比以往更遙遠，且中國武力犯台，終結台灣事實上獨立的情況，也未消失。彭明敏的主張，曾經被視為叛亂想法，現在已是主流；但不再是可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