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日前在美國陸軍裝甲基礎軍官領袖課程的臉書，發現第十六騎兵團第二中隊正在喬治亞州班寧堡(Fort Benning)協助訓練盟國軍官照片中，出現了我國國軍幹部的身影。顯示兩國軍事合作不但往好的方向發展，也突破以往必須拆下國軍識別標誌及官階的限制。 美軍近期運用「M1」戰車訓練盟國官兵，其中，有身著我國迷彩服、別上「中華民國陸軍」胸章的我軍官兵（左）。（圖：取自U.S. Army Armor Basic Officer Leader Course臉書頁）     自二零一四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後，到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烏俄戰事爆發，原本以為烏克蘭是俄羅斯總統普廷的囊中物，在短期內投降，沒想到烏克蘭軍民展現出堅毅的抗敵意志，烏軍更是屢屢重創俄軍，跌破國際眼鏡。開戰至今正好滿兩個月，歐美各軍事觀察家普遍認為，俄軍人員及裝備消耗已超過二十五％，眾多原因之中最重要的是：烏軍這七年多來有美英等國的指導，甚至參與北約的聯訓，使得烏軍轉換成「俄式裝備，美式打法」；從最基層的連級戰鬥：無人機偵查、觀測、攻擊，夜視鏡加強的夜戰能力，到戰術、戰略等級的整體戰力表現等等，都可以看到美軍的「多域特遣部隊」(MDTF)、CIA、軍事顧問、英軍的SAS特種部隊留下的訓練成果及影子，甚至曾與烏國空軍聯訓過的美國空軍都表示：烏國空軍表現幾乎跟我們一樣好，唯一不同差別只是配備了俄式裝備。 台灣人民也有堅強的抗敵意志，國軍也採購了很多新式的國造及美製裝備，但是為人詬病的組織文化及土法煉鋼的訓練方式，使得國軍進步遲緩。唯有大量引進美軍顧問，從上到下進行指導，直接引用美軍教範，不要再以國情不同搪塞。 最後建議：台灣應與美國協調，將美國在台協會的「安全合作組」與「聯絡事務組」整併（現僅有組長陸軍上校，含陸、海、空軍中校事務官三人，及陸戰隊少校事務官一人，共五人），恢復為「美軍顧問團」，除了在國防部給予政策、戰略、戰術上的指導外，更應該深入各基層單位派駐教官，協訓指導，讓國軍進行一次從上到下的大改造，改變現在國軍這種「美式裝備，俄式打法」，讓踢正步、刺槍術、戰鼓隊、莒光日等等作法成為過去，真正提升戰力，使敵人不敢蠢動。 （作者為企管博士、醫療業主管、軍事部落客）

去年我一直說會通膨，今年真的通膨我反而懶得講了，去年我一直說今年會開放然後台灣會大流行，真的開始流行我也懶得再嘴怎麼辦怎麼辦了，事情就是明擺在那裡會發生的，提前講是給大家時間心理建設，這麼長時間還沒做好足夠心理強度面對現實的話，問題就不在客觀事實是不是正確，而是主觀心理不願意面對現實。 堅強起來，清點一下能做什麼而哪些是用盡力氣也改變不了的，做好前者然後不要浪費時間在後者才是建設性的態度，一昧恐慌是最浪費時間跟力氣的事情，有那個時間不如多看幾本本子，能力以內的程度就盡量自保，超過能力的部份就交給老天不用去想。 我的心態就是這樣，別說是重症率只有兩年前傳統武漢株幾十分之一的 Omicron ，就算是高死亡率而且有嚴重後遺症的武漢株我也是這個態度，會來的就是會來，區分能做的跟不能做的才是建設性的態度，況且一年前就跟你預告它會來了，現在還會恐慌證明這一年你什麼也沒做而已。 買點存糧，說不會三級不表示不會軟封限制人員流動，開頭半年內如果醫護能量撐不住還是有可能限制特定場所來降低感染率，不過高強度的管制應該是不會了，然後該幹嘛就幹嘛，車都撞到身上以後已經不值得再花費時間怨別人為什麼不早說了。 我不認為感染率這麼高的傳染病恐慌能讓你更安全一點，未來一年你會不會感染更多是取決於機率，明年以後因為環境病毒量太高，連口罩還有沒有效都值得懷疑了，反正危險性降低到這個程度時，要明顯提高安全係數的作法實務上都會因為成本太高而沒有參考價值，對一般人來說當成日常風險是最合理的態度。 但是該嘴還是要嘴，沒點娛樂日子還怎麼過，永遠不要忘記一切的損失都來自熊貓國的善意。

  1.韓豫平少將與張淯森士官在2015年因動用公款2880元宴請3名軍眷，觸犯貪污治罪條例、陸海空軍刑法，分別遭處4年6月、1年之有期徒刑定讞，不但因此聲名狼藉、必須入獄服刑，而且退休金減半。 2.蔡英文昨天強調，為感念國軍官士兵保家衛國之貢獻與眷屬之奉獻，考量本案情節之特殊性，以此予以特赦，盼國人同胞支持恪盡職守之國軍。 3.其實蔡英文大可不必特赦韓豫平，因為韓本人與其親朋好友會因此而投票給民進黨？可能性不高；何況韓在感謝信上還提到國民黨多位立委與黃復興黨部主委季麟連上將等。 4.韓豫平完全是刑事犯，不是政治犯，雖然犯行輕微，但就法論法他擅用公款1塊錢就是違法，被判刑與蔡英文無關，被抓進去關與蔡也完全無涉，蔡無須擔負任何責任。 5.所以蔡英文願意特赦韓豫平，最大的意義是雖然韓與國民黨、黃復興的關係密切，但是他犯了微罪卻被重判，基於三軍統帥，她是站在國家的高度來予以特赦，超越了黨派。事實上韓的案件，民進黨的立委均十分關切，也予以充分協助。 6.國民黨立委吳斯懷質疑蔡英文特赦韓豫平是「消費國軍，拉攏國軍」，如果是消費，那國軍可以拒絕，那請韓退回特赦。至於是拉攏，我完全同意，蔡就是告訴國軍，我最挺你們。這件事如果發生在馬英九當總統時，他會特赦韓嗎？不會，因為他是「不沾鍋」，怎麼會為了一個涉嫌貪污的罪犯而弄髒了自己？ 7.蔡英文已經攻下國民黨的三個神主牌，中華民國、蔣經國與國軍。過去中華民國是國民黨的專利，蔡提出了「中華民國台灣」；蔣經國是國民黨的資產，蔡肯定他的「反共保台」；現在連一向支持國民黨的國軍與退將，也鬆動了。這顯示蔡擴大了民進黨的版圖，正向中間偏藍與淺藍進軍。8.當韓豫平說，他是一個備役軍人，在還給他清白之身後，當國家面對戰爭威脅之際，在國家有需要他時，當義無反顧接受徵召前往戰場，隨時奉獻生命給國家。這完全是「全民國防」的最佳宣傳，蔡英文再得一分。

現在已經完全開放的國家也都是經歷多次的軟封城，再開放，又軟封城，又再開放，這種反覆是為了控制感染率來調節醫療機構收治能力，減少因為收治力不足無法接收重症的情況。 醫療機構隨著時間會透過醫療降載跟資源重新分配提高收治能力，可是感染人數也會隨著時間增加，最理想是兩者保持平行線，可是感染速度總是會更快，所以過程會多次調節，並不是『總之這樣做就對了』這種思維。 疫情開始流行以後，控管措施或硬或軟搖擺，取決點全在於該國的醫療能量能不能扛住，醫護太操就硬一點壓低感染率，撐得住就鬆一點加快達成群體免疫的速度，理想上用政令人為控制是可以影響感染率，可是操作實務上很難，而且影響的範圍很有限，只是政治倫理上既然有可能那就不能什麼都不做。 而既然試圖干預的是全國的平均感染率，看的就是感染人數的總量，總量控管的話總是會有一些人佔便宜一些人吃虧，放到統計總量上面這些都不重要，可是民主體制底下會給予民間團體權力為自己爭取權益，為什麼是健身業吃虧而不是旅遊業吃虧，為什麼補教業要篩檢遊藝業不用，這類細節我認為無關緊要，利益相關的人跟組織去扯皮一個彼此能夠接受的妥協點總會有結論，過程吵吵鬧鬧是正常狀態，民主體制底下總是好過一紙政令決定犧牲誰警察就去封掉誰好，協調是他們的工作，用不著替政務官心疼，不同職業別會希望自己的損害更小也是人之常情，體制之內吵都是可以接受的。 總之每個國家都是這樣搖搖擺擺過來的，所謂書生之見就是講的時候都是一口好理論好理想，談到成本跟實務的時候屁都放不出來。

本日新增中症10名，重症1名 無死亡病例 輕症/無症狀占99.62% 定義「密切接觸者」為同住、同班、同工作場域 居家隔離天數和強度，近期公布共識

  面對武漢病毒，帝國主義全面要與病毒共存了，只有中共堅持清零。專家說不可能，習近平就創造出「動態清零」、「社會面清零」等名詞。所有解釋權，都由老共說了算。圖/取自shutterstock   上海徐匯區社區居民挨餓，但是，有一段視頻揭露，外地捐贈的蔬菜水果任它腐爛滿地，一位居民憤怒的痛罵說：「這是甚麼樣的國家？」 為了顯示上海人物資充足，上海副市長陳通跑到一個社區家庭巡視，巡視前，先把這個家庭的冰箱塞滿，然後擺拍，網路上一片罵聲：「這哪裡是鬧飢荒，根本是在過年。」 中國韮菜已經對黨國高官擺拍痛恨不已。副總理孫春蘭奉命巡視上海，擔心被韮菜們痛罵，連社區都不敢進，找了大樓頂樓陽台，假裝巡視擺拍，結果被無人機抓包。黨國高官習慣作秀，原因無他，沒有所謂言論自由的政權之下，不管媒體如何書寫，都是在黨國控制中，所以，高官造假，堂而皇之，你小小韮菜能奈我何？上海上演的荒謬劇，當然不只這一個。 過去底層人民生活痛苦，遭到壓迫，上海的中上層聽不到；當異議人士起身反抗暴政，上海人不聲援，當律師被抓進牢裡，上海人說不關我的事。如今，苦難和死神終於來到自家門口，知名小提琴手自殺了、教授死亡、藝術家自殺、知名經濟學者老母無法求醫，上海的菁英們才知道「這個國家不是個國」。 中國這個國家，之所以荒謬，因為只有一個人說了算，沒人問責，沒有媒體質疑，更不用說統治者自我反省的「知恥近乎勇」了。 這到底是誰的錯？是老共？還是縱容老共走向囂張霸道的人民呢？ 過去，毛澤東對付天下人責難，只有簡單一招，「西方帝國主義喜歡的，我們必定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反對的，我們誓死支持。」如今，習近平也用這一招，面對武漢病毒，帝國主義全面躺平了，要與病毒共存了，只有中共堅持清零。專家說不可能，他就創造出一堆有的沒的語詞，「動態清零」、「社會面清零」。所有解釋權，都由老共說了算，疫情死了三人，搞出囚禁2,500萬人大陣仗，怎麼說，也很難令人相信數據，這三人難道是皇親國戚嗎？ 上海還沒完，又傳出蕪湖死了一人，全城也封了，300多萬人又等著挖鼻孔。一位長居上海的台商告訴我，他的鼻孔被挖到比起澎恰恰還要大。我告訴他，疫情已經三年，我還沒被挖過一次，他終於知道「還是台灣好」。 中國問題專家何清漣，在她所寫的《中國的陷阱》一書中說：「中國的問題就是腐敗，黨國高幹比起妓女還不如，妓女收錢還會服務，高幹收了錢卻甚麼事也不幹。」今天上海上演的戲碼，就是貪腐總爆發，習近平當然知道，當下中共的貪腐，早就超越內戰之前，國民政府的貪腐，而且還厲害幾千倍，毛澤東靠著修裡國民黨貪腐，拿下中國土地，習近平也知道「打貪亡黨，不打貪亡國」，但是，所有問題是整個體制的分贓制度，老共要靠著上海菁英支持，一起吃香喝辣，封住菁英的嘴巴，底層百姓眼看這個國家沒救，只能一起腐敗，所以，政府製造假訊息成癮，公布假資料欺騙西方國家，老百姓只好賣假東西謀生，結果整個中國社會的正義道德也一起葬送。 上海人發問，「這是甚麼樣的國家？」我用這篇文章回答「這就是中國這個國家的樣貌。」悲哀嗎？

立法院二十二日三讀通過《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確定未來學校退場後校產可捐贈退場基金、中央機關或公立學校。 立法院會三讀通過「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確立退場後「校產歸公」、「專輔2年轉型」原則。（資料照）     國內任何一所私立學校，因經營不善或出現財務危機而倒閉，都會嚴重涉及到上百位教職員工的家庭生計，也會影響眾多學生未來的就學安頓處理。因而，此次立法院能完成私校退場條例，讓一些資源不足或沒有辦學決心的私校能早點退場，也是情非得已的務實作法。 過去一些私立大學，因為缺乏前膽性的招生戰略與校務發展規劃，一旦面臨到少子化挑戰，就不容易生存；學校連年招生不佳，導致學雜費的總收入以及教育部的補助款大幅銳減、教職員工被迫減薪或被裁員的不滿結果，只好集體召開記者會、舉標語向學校抗爭，甚或到教育部前靜坐抗議，造成學校形象或聲譽大受傷害。 此次私校退場機制建立後，無論是高中職或私立大學，未來都有法律依據可遵循。只要學校與董事會共同做好審慎評估工作，咸認未來招生難以突破，就可預先規劃學校未來停招及退場事宜。此外，筆者也建議，未來有意退場的私校，如能在學校尚有經費勻支下，事先做好與教職員工的溝通協調，並準備好一筆資金，讓教職員工都能優離優退，且校產也能妥適處理；如此誠意作法，相信大家較能體諒校方，而學校也相對能展現社會責任並優雅退場。 （作者為台灣首府大學校長）

禁足了兩年，上星期飛到紐約市，從舊金山機場開始就有些吃驚，機場要戴口罩，機上滿座。到了紐約機場，人聲鼎沸，晚上吃飯，餐廳客滿（還有許多人在門口排隊），雖然都有口罩，但看起來形式居多。景點人擠人，從口音判斷，歐洲人是主要遊客。帝國大廈前幹道，每幾十公尺就有一個小帳篷，免費篩檢Covid 19，沒啥人光顧。晚上百老匯劇院爆滿，卡內基音樂廳也是滿滿人潮，進去前要檢查三劑疫苗證明，同時全程戴口罩。我相信空氣仍是充滿病毒，但是每個人就這樣生活。 儘管Omicron新亞變種來勢洶洶，因疫情連續2年取消的紐約市復活節帽子大遊行17日回歸，成千上萬來自紐約和世界各地的民眾在曼哈頓中城戴上精心準備極具創意的帽子，穿著精美的衣服，在第5大道各展風姿。（法新社）       我出發前還特別打了第四劑，跟藥師說要到紐約，得特別提防，藥師點頭贊同。到了紐約第三天，晚上就有點流鼻水，我猜是躲不掉的，第二天醒來，都沒事，一切如常，繼續行程。 跟加州相比，加州的餐廳是都開放了，但是還不到人聲鼎沸的程度，顧客多選外帶，可以說加州比較像亞洲，大家還在觀望；紐約像歐洲，一般人面對疫情比較開放，地鐵、餐廳到處是人，只是多了口罩，辦公室也與過去如常。 現在慢慢也沒多少人注意確診數目了，只要重症人數不多，不造成醫療崩潰，大家就不在意了！病毒應該還是四處飄浮，只是疫苗與抗體有效，大家恢復正常生活；封閉是過程，疫苗與抗體是重點，畢竟人還是要社群生活的，經濟也要有持續動能。 （作者為美國台僑，會計師）

  普丁表面上入侵烏克蘭是以民族主義的口號，害怕烏克蘭加入北約，但他最害怕的是「民主自由」，隨著烏克蘭的民主化，自由的火花也將蔓延到俄羅斯，而且沒有辦法像現在這樣把民主自由控制在萌芽狀態，所謂俄羅斯普丁式的民主。 烏克蘭的民主自由對普丁的權力基礎構成了真正的威脅。因此，他將盡一切努力將自由主義驅逐出烏克蘭，並建立一個西方文明不能干涉的區域，這也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跟普丁一模一樣處境的是習近平，一方面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害怕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想要統一台灣也是同樣的道理，表面上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實際上害怕台灣「民主自由」影響到中國的土地。 即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韭菜，但中國專制獨裁政府在防堵疫情上種種作為，以及在上海殘酷無情、視人民為芻狗，與台灣相比更是天壤之別，台灣的民主自由的確影響習近平統治的合法性，而才是普丁和他最擔心的部分。 有不少哲學家崇尚存在主義，但存在主義並不是那麼容易了解，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常常困擾許多知識分子的一生。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尋找生命的意義之前，一定要先找到自由。不管是在香港或烏克蘭，都可以看到這種為尋找「自由」不惜犧牲「存在」的勇敢事蹟，這也是獨裁者最害怕的事情。 人畢竟不能像貓狗畜生那樣活著，當自由遭受到威脅，沒有民主就沒有飯吃，看看上海的例子。這不只是國家社會群體追求的目標，每個人的人生也一樣：「在找到人生意義之前，先尋求自由」，這是一種務實的做法。

這幾天，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正在舉行春季大祭。岸田文雄首相昨天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品，安倍晉三前首相丶自民黨政調會長高市早苗，及多位國會議員也前往參拜。 安倍昨天在參拜結束後受訪時表示：「在烏克蘭有很多人為了保護祖國而犧牲，聯想到日本過去也有很多為國犧牲的英靈，我懷著對他們的敬意前來參拜」。 據媒體統計，今年參拜靖國神社的國會議員有103人，比去年多4人。與往年不同的是，國際社會上批評的聲音比以前少了很多。 韓國政府表示了遺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天在例行記者會上批評道「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中方敦促日方切實信守正視並反省侵略歷史的表態和承諾，徹底同軍國主義切割，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靖國神社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建造的紀念死難軍人的神社，供奉有明治維新以後戰死的軍人軍屬約246萬人。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遠東國際法庭絞死的東條英機前首相等14個甲級戰犯。 這些人中，有的或許生前犯過天大的錯誤，但他們已經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最後也是因國事而死。做為後世的政治人物，日本的首相或前首相去祭奠這些先人，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選擇不去，也是一種政治判斷，但這都是日本人自家的事情。今天，日本很多國民，對有些國家還一直拿這件對日本進行道德綁架，感到非常不以為然。 靖國神社裡供奉著大約28,000位台灣籍日本軍人，其中包括了李登輝前總統的哥哥，李前總統退任後，也曾參拜過靖國神社。 但是台灣在國民黨一黨獨裁時代，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和中國一樣也堅決反對過日本的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 前不久翻看過去的簡報，偶然看到了16年前我在東京對當時執政的民進黨的林佳龍秘書長進行的專訪，標題是「民進黨不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記得好像是一個獨家報導。 林秘書長說：「我們也反對侵略戰爭。但是並不會把參拜靖國神社，擴大解釋成軍國主義的復活，現在中國把靖國神社問題當作一張外交牌來向日本施壓。日本不應該輕易屈服。」這幾句話讓人印象深刻。 2006年，當時台灣朝小野大，民進黨做出這個決定時，承受了來自在野黨很大的壓力。這些年來，日台關係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我認為，和民進黨當年做出的決定有一定的關係。 #矢板明夫

  A taste for freedom Peng Ming-min fought for the idea of “one China and one Formosa” A leading advocate of Taiwan’s independence, he died on April 8th, aged 98 Apr 21st 2022   When he was a boy, few would have singled out Peng Ming-min as a future firebrand. Born in 1923 in Taiwan, then widely known as Formosa, he was bookish and other-worldly, with his main extra-curricular passion being baseball not politics. But by the time he had become a successful academic, four decades later, Taiwan’s peculiar and unhappy international position had virtually forced him into taking a political stand—one that was to lead him to jail, escape into exile and, eventually, a job as a presidential adviser, after a failed run at the top job himself. In 1895 Taiwan had been ceded “in perpetuity” to Japan by decaying imperial China, in an effort to placate Japanese expansionism. Mr Peng’s father,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 family on the island, was a successful doctor and set great store by academic success. Ming-min did not disappoint. He was a school star, one of the few Formosans of his generation able to compete at the highest level with Japanese students, winning a place at university in Japan itself. To his father’s disappointment, he did not want to study medicine. To his relief, his son relented over his first love, French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compromising on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He became a respected authority on international law, especially in the new fields of the law of the air and, later, space. He was lucky to survive Japan. In an American air-raid on a ferry in 1945, he lost his left arm (this had one accidental benefit in later life, rescuing him from an unpromising career in banking, where new recruits had to count banknotes), and was close enough to Nagasaki on August 9th to see the mushroom cloud. Japan’s defeat meant the end of its occupation of his homeland. At the Cairo conference in 1943, China’s leader, Chiang Kai-shek, secured the agreement of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at after the war Taiwan would be returned to China. Just as in 1895, the views of the island’s inhabitants were not thought worth considering. On going home Mr Peng found Taiwan not so much liberated as under a reign of terror. Chiang’s Nationalist troops were “a rabble of scavengers”, for whom the native Formosans were a “conquered people”. In February 1947, after the police beat up an old woman selling cigarettes without a licence, local resentment boiled over into an island-wide insurrection, put down at the cost of thousands of lives, including many members of the loca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 For the next four decades, Taiwan was to be ruled as a harsh, one-party dictatorship, with the Nationalists’ rule bolstered by the arrival of 1.5m-2m refugees from mainland China as the civil war there ended in their defeat in 1949. The Nationalists continued to claim sovereignty over all of China (and Mongolia). But Mr Peng was doing well. He had married and had a son. He completed his studies in Taipei and went on to Montreal and Paris, gaining promotions at home, a growing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even a job advising Taiwan’s—ie, in those days, “China’s”—deleg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 also earned the envy of some of his colleagues that a mere Formosan should be doing so well. Gradually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part of the secret of his success might be to show that “Formosans were being given their proper place”. But he still shunned politics, writing in 1972 in his memoir, “A Taste of Freedom”, that he thought of himself “only as a member of an academic elite, removed from active political affairs”. This became untenable. An authority on international law, how could he lend his prestige to the government’s nonsense about recovering the mainland, and connive in it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ormosans like himself? In 1964 he and two friends drafted a “Declaration of Formosan Self-Salvation” insisting that the world must recognise the truth “that there is one China and one Formosa”. It is as simple as that: Taiwan is its own country. But it was a fairly efficient police state. The knock on the door came before the manifesto was distributed. He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His international fame and contacts must have been a help. He was not tortured, and was freed to house arrest the following year, from where he achieved an elaborate escape in 1970 via Hong Kong to Sweden, disguised as a “goofy-looking beatnik” and carrying a guitar case. This was a huge embarrassment to the authorities, who suspected, wrongly, that the cia had spirited Mr Peng out. China was also suspicious that America was trying to foster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Zhou Enlai raised the case with Henry Kissinger on his secret visit to Beijing in 1971. But Mr Peng did move to America, taking up a professo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rom where he became a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spokesman for Taiwan’s opposition, and in 1981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hich remains an influential pro-Taiwan lobby. His next homecoming was a happier one. He had spurned an invitation from Chiang Kai-shek’s son and successor, Chiang Ching-kuo, to come back as a free man, provided he accepted the dogma about regaining the mainland. But martial law had been lifted in 1987 and opposition parties legalised. So in November 1992 a crowd greeted him at Taipei airport. In 1994 he joined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nd such was his prestige that he became its candidate in the country’s first fre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1996. He made a point by speaking Taiwanese, not the mainlanders’ Mandarin, in a televised debate, but was trounced by the Nationalist incumbent, Lee Teng-hui, himself a native of the island. Four years later, the dpp did win the presidency, as it did again in 2020. Of the “three principal objectives” outlined in Mr Peng’s manifesto in 1964, two had been achieved: nobody now disagreed with the acknowledgment that “return to the mainland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and the constitution has been rewritten to that of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The third, that Taiwan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un, however, is more remote than ever, and the threat of violent Chinese intervention to end its de facto independence does not diminish. Mr Peng’s ideas, once so seditious, have become mainstream. But no more achievable. ■   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為「一中一台」理念奮鬥 經濟學人2022-04-21   當彭明敏還是孩子的時候，很少有人會挑他當未來的反對派領袖。彭明敏，1923年出生於台灣(當時更為人知的名稱是福爾摩沙)，他鑽研學問、氣質超凡脫俗，主要的課外愛好是棒球，而非政治。但當彭明敏在四十載後成為一名成功的學者時，台灣獨特、令人不快的國際地位，讓他對政治立場表態 — 而這使得他入獄、逃亡，並流亡海外。最後，在他自身競選總統失敗之後，最終成為總統府的資政。 1895年，衰弱的中華帝國為了安撫日本的擴張主義，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彭明敏的父親，是來台的第四代人，是位成功的醫師，同時也認為學業非常重要。彭明敏沒有令人失望，他是學校的明星，是他那世代台灣人中，少數能與日本學生在最高學術殿堂競爭的佼佼者，在日本大學取得一席之地。讓父親失望的是，彭明敏並沒有選擇習醫。但他父親同時也為了彭明敏沒有選擇最想念的法國文學與哲學而鬆了一口氣，最後彭明敏妥協選了法學部政治科。他之後成為國際法的權威，尤其是在航空法跟太空法等嶄新的法學領域。 他很幸運地在日本生還。1945年，美國一場轟炸船隻的行動中，他喪失了左臂(這帶給彭明敏一個意外的好處，讓他不用進毫無未來的銀行業，因為新進行員都必須數鈔票)，而他當時也離被丟核彈的長崎夠近，見證慘況。日本戰敗，代表結束了對他母國的佔領。1943年的開羅會議，當時中國的領導人蔣介石與邱吉爾、羅斯福議定，戰後台灣將返還中國。跟1895年一樣的是，台灣住民的想法完全不重要。 回到台灣之後，彭明敏發現，與其說是從殖民主手中解放出來，更像是在恐怖統治中。蔣介石的國民黨軍是「一群土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民族」。1947年2月，警察毆打販賣私菸的女性，地方不滿的情緒，演變成全台爆發。最終以成千上萬人的性命作為鎮壓的代價，而之中有許多是台灣的社會菁英。隨著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戰敗，約一百五十萬至兩百萬的難民到來，更鞏固了國民黨的統治，接下來的四十年中，台灣處在嚴酷的一黨獨裁專政之下。而國民黨持續宣稱擁有全中國(以及蒙古)的主權。 但彭明敏過得不錯。他結婚，並育有一子。他在台北完成學業，並前往蒙特婁跟巴黎進修，在母國升遷順利，也享有國際聲譽，甚至成為台灣 — 嗯，在當時，是「中國」— 在聯合國的顧問。他也引起同儕的忌妒，很少有本省人達到那樣成功的地位。慢慢地，他開始懷疑他的成功是否只是一種「本省人樣板」。但他仍遠離政治，在他1972年出版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中寫道，他認為自己「只是學術菁英的一份子，離政治還很遠。」 這個想法變得難以說服自己了。一位國際法的權威，怎能將自己的名聲，借給一個宣稱要反攻大陸的胡說八道政府，並忍受政府歧視台灣人呢? 1964年，彭明敏與兩位友人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堅稱世界應認明「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事實。簡單來說，台灣是個國家。 但當時的台灣，是個很有效率的警察國家。宣言發放出去之前，就有人來敲門了。他被判八年徒刑。他的國際知名度跟人脈，還是有幫助。他並沒有受到酷刑，也在隔年被釋放，在家軟禁。1970年他精心策畫，蓄鬍、穿著大衣的嬉皮樣，提著吉他盒，經由香港逃往瑞典。這對國民黨政府來說是個莫大的侮辱，他們錯誤地猜測是CIA讓彭明敏成功逃亡。同時，中國也懷疑美國協助台灣獨立，周恩來在季辛吉1971年秘密訪問北京時也提到此事。但彭明敏的確搬到美國，在密西根大學當教授。在那，他成為台灣反對派主要的國際發言人，1981年與其他人共同創辦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這個團體至今仍是重要的挺台遊說團體。 相較於初次返國，第二次的返國比較開心。他拒絕了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返國的邀請；蔣經國當時開出的條件是，只要認可反攻大陸的說法，就可以自由人的身分返台。戒嚴一直持續到1987年，反對黨才得以合法成立。所以1992年11月，彭明敏在群眾擁簇下回台了。1994年他加入了民進黨，他的聲望使得他成為該黨首次總統大選(1996年)的候選人。他在辯論會上，藉由台語來闡述自己的觀點，而非北京話。但最後輸給了競選連任，同為本省人的李登輝。四年後的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正如2020年一般。 彭明敏1964年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中有三個主張，已有兩個達成：現在沒有人會反對「反攻大陸絕不可能」的想法；而台灣也經歷修憲，進行有效的民主。但第三點，台灣應該要加入聯合國的目標，則比以往更遙遠，且中國武力犯台，終結台灣事實上獨立的情況，也未消失。彭明敏的主張，曾經被視為叛亂想法，現在已是主流；但不再是可實現的。  

  美國進入超級財報週，除了Tesla業績超乎預期保住股價，最慘烈的是數位串流服務的Netflix，一天之中，股價崩跌35%，成為市場最受關注的焦點。 今年以來，Netflix股價從700.98下跌到211.52，市值從3111.98億美元跌到939.06億美元，股價一下子蒸發2172.92億美元，這是美國股市十分罕見的巨大修正。經過這麼一跌，Netflix已經是市值不到1000億美元的中型企業。 和Netflix情節很相似的是FB的Meta，2月3日臉書公布活躍用戶(DAU)首度出現下滑，股價大跌85.24美元，跌幅26.39%，FB的股價從384.33下跌，最慘跌到185.58美元，市值從1.0461兆美元跌至5119.15億美元，市值大約縮水一半。 這次的Netflix股價慘跌69.8%，看起來線上串流服務的產業開始面臨挑戰，Netflix的對手可能是Disney。這一年來，中國短視頻的Bili Bili，快手也都很慘烈。一個產業的長江後浪推前浪，就像當年Reed Hastings率領Netflix大車殲滅百視達等眾多競爭對手，現在新的世代，新的平台崛起，Netflix像仆倒的巨人，恐怕很難恢復昔日風華。 Meta股價腰斬後，到今天也仍然在低檔徘徊。過去大家喜歡說的尖牙股(FANG)，我對Netflix一直不認同，現在Netflix剩下不到千億美元，尖牙股也煙消雲散了，以後不用再說了。而領銜美國的科技巨擘，現在只剩Tesla，Apple撑住大局，這一輪全球去槓桿化效應，會讓很多大型科技企業倒下不起！

  彭明敏擁有臺灣獨立運動家、國際政治學者、前總統府資政等多重身份，長久以來與李登輝共同牽引了戰後的臺灣政界，2022年4月8日，他以98歲的高齡與世長辭。彭明敏在世時，筆者曾與他有過交流往來，謹以此文介紹他充滿萬丈波瀾的人生。   國際政治學者彭明敏作為臺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廣為人知，目前執政的民進黨亦尊其為政界大老，於本月8日逝世，享耆壽98歲。彭明敏反抗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獨裁政權，常常被拿來與李登輝相提並論，後者的目標在於從國民黨內部推動臺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之際，彭明敏身為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亦為挑戰李登輝的絕佳對手。在日本國內，與臺灣有所來往的民間交流團體與友人也相繼表達深刻哀悼之意：「對於站在日臺交流第一線的相關人士而言，彭明敏的逝世與前年李登輝的逝世，都讓我們喪失了巨大的連帶與牽絆。」 侵略烏克蘭的戰爭讓人想起「彭明敏的抵抗」 「由於8月15日是彭先生的99歲生日，會員們正籌備著8月9日以線上的方式連結彭先生自宅與大阪的會場，召開『白壽』慶祝會。」 野口一如此說明，他是與臺灣有所來往的民間交流團體・「大阪日臺交流協會」的會長，與彭明敏擁有15年以上的情誼。 他曾多次拜訪彭宅，此時有些喪氣地說：「我認為彭先生是推動美國建構臺灣關係法基礎的重要人物。我想表達心中的弔念之意。原本預定舉辦的白壽祝賀會，順應改為追思會。」 此外，在俄羅斯發動戰爭侵略烏克蘭的狀況下，對於「臺灣有事」的危機感高漲氣氛裡，去年著有『彭明敏：與蔣介石抗爭的臺灣人』（暫譯，白水社）的記者、同時也是關西學院大學兼任講師的近藤伸二提到：「一般認為，烏克蘭軍隊面對擁有壓倒性戰力的俄羅斯軍隊將潰不成軍，卻讓世人見識到驚人的猛烈抵抗，當下許多人被迫意識到，比起經濟上的富庶豐足與表面上的穩定，尚有更重要的事物。身在亞洲，亦可想起半世紀之前有人曾經賭上性命，抵抗強權。直到最後都不曾動搖，貫徹信念」，近藤如此地表達他的哀悼之意。 遭機關槍掃射、經歷核爆的壯烈人生 相較於李登輝，彭明敏給日本社會的印象相對樸實，但在臺灣，除了國際法學者、前臺大教授、前總統府資政等經歷之外，更加廣為人知的是他持續抵抗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大半人生都在激進動盪之下度過。 彭明敏與李登輝同樣生於1923（大正12）年。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他成長於優渥的醫師家庭，並且擁有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先後就讀於臺灣南部的高雄中學、日本的關西學院中學部、舊制第三高等學校，最終升學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當時出身臺灣的學生大多被日本內地人看不起，但他與同時期就讀於京都帝大農學部的李登輝一樣，在日本統治期的臺灣出身者裡，皆屬菁英中的菁英。 當時，他們的青春歲月正逢熾熱戰況中。文科學生可以免除兵役的規定遭廢止，亦針對臺灣人施行志願兵役制度。李登輝響應徵召，分發至陸軍高射砲部隊擔任見習士官，相對於此，反對日本統治臺灣的彭明敏，並未志願入伍。在日本的生活窮困，移往長野縣松本居住後，又於1945年4月底，前往長崎，打算寄居親戚家，當時，在渡船上遭美軍戰機機關槍的子彈貫穿左臂，當場昏厥，瞬時喪失意識。 在如此慘烈情況之下，雖然意識即刻恢復，但他的左臂幾乎從肩膀處被撕扯下來，根據先前提到的近藤伸二之著作所述，當時彭明敏心中有所覺悟，認為「自己也許將命盡於此？」不過他用右手抓住垂下的左臂，逃脫死地，在碼頭附近的小型診療所接受截肢手術，其後一生只剩下單臂。 彭明敏亦曾經歷長崎核爆。 在長崎郊外的親戚家療養之際，8月9日早晨，當時他翻開報紙閱讀，卻持續聽見飛機迫近的聲響，突然房間裡充滿了閃光，一種前所未有的體驗。 當他衝出激烈搖晃的住家，長崎上空已升起巨大的蕈狀雲，並下起了小雨。他說：「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涉嫌叛亂遭逮捕，其後潛逃出國 日本戰敗讓彭明敏更增添人生的波瀾起伏。戰後，國民黨政權在臺灣正式展開鎮壓本省人的起爆點在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在該事件裡，彭明敏也曾經歷父親遭逮捕，並在處決前一刻才獲釋的經驗。他對於國民黨的厭惡感與不信任與日俱增，同時踏上了攻讀國際航空法的法學研究者之路。 經過在加拿大與法國的留學生涯後，他已成為國際知名的法學家，但對於國民黨的反抗之心並未消散，仍試圖揭露蔣介石所高呼的「反攻大陸」口號，實為虛幻泡影，嚴厲批判一黨獨裁體制與權力內部的腐敗。由於他撰寫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救宣言）主張「一個中國，一個臺灣」，以涉嫌叛亂的罪嫌遭到逮捕，獲特赦後返家，其後長期被置於軟禁狀態。 彭明敏感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脅，1970年獲得旅日臺灣人、日本記者兼社運人士、美國牧師的幫忙，如同電影情節般的手法，替換前來援助的日本人護照上的照片，躲過重重的嚴密監控，搭乘民間航班抵達瑞典，成功流亡海外。 他與李登輝的友誼並未止於「對手」關係 其後，彭明敏經歷了20多年的長期亡命生涯之後，1996年的總統直選裡，他出馬擔任當時的在野黨・民進黨的候選人，挑戰時任總統的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 曾是彭明敏臺灣大學同窗的李登輝，在蔣經國時期獲拔擢為副總統，隨著蔣經國過世，1988年以臺灣籍的身份繼任總統。其後領導臺灣邁向民主化與本土化，彭明敏的通緝令也在1992年撤銷。彭明敏便回到臺灣，1995年加入民進黨。 選舉結果由李登輝陣營獲勝當選，彭明敏因得票第二而落選，其後創立建國會，推動臺灣獨立的啟蒙運動。由於與民進黨某派系不合，選舉隔年便宣布退黨，採取與現實政治維持距離的立場。 在初次的總統直選裡出馬競選的李登輝與彭明敏兩人，在臺灣大學的學生時期與研究者時期，每週曾共同用餐，培養出深厚情誼。 因蔣經國過世而成為總統的李登輝，被認為是“傀儡總統”，單純負責剩下的任期，但在1990年的總統選舉裡，瓦解黨內的抵抗勢力，讓對手林洋港放棄出馬競選，發揮無與倫比的政治力。彷彿呼應李登輝的凌厲攻勢，彭明敏亦在美國紐約召開的記者會上發言表示：「無人能取代李登輝擔任總統」，全力支持李登輝。臺灣的反國民黨勢力與輿論都曾懷疑李登輝的實力，卻在彭明敏的推波助瀾下為之震動，協助李登輝在1990年順利當選。 爭取言論自由的前人所說出的意味深重之語：「只要有10個人集會…」 初次與彭明敏先生的會面是在2011年的秋天，當時是筆者以產經新聞臺北支局長的身份，前往臺灣赴任數個月後的時期。派駐臺北的那段時期，筆者與彭明敏頻繁會面，即使2014年回到日本後，以大約1到2年會面1次的頻率，維持著與彭明敏之間的來往交流。他的溫厚性格與波瀾萬丈的經歷完全相反，讓人深受吸引。 最後一次會面是在2019年8月。地點在位於臺北附近的新北市彭家自宅，我與幾位相關人士圍著彭先生，談起他人生行過的步履痕跡。 李登輝生前曾回顧國民黨造成的白色恐怖時期，常提到：「臺灣人『有耳無嘴』，以往至今都對自己的發言非常謹慎小心」。當李登輝像是要彭明敏幫他作證一般地向彭明敏搭話說：「好好活了下來了啊」，我想起那時一直都是笑臉迎人的彭明敏，臉上瞬間浮現陰暗表情，回顧以往時提到：「白色恐怖時期，無論何時都不能大意輕忽。因為心中銘記著，只要有幾個人聚集，必定有1個人是間諜。」 彭明敏與李登輝共同建構出可以自由表達意見的今日臺灣社會，他的這段話語讓人感到意味深重。 標題圖片：1996年出馬競選總統的彭明敏先生，攝於1996年3月22日（路透社／Aflo）

華視晨間新聞前天上午七點快訊字幕出現「新北市遭共軍導彈擊中」、「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台北港艦艇爆炸、設施、船舶損毀」、「戰爭有爆發之虞」、「各地爆發民生用品搶購潮，賣場貨架全空」等錯假訊息，開播七分四十九秒後才發現出錯並撤下，但該事件已引發台灣社會譁然。（翻攝畫面）   華視晨間新聞前天上午七點快訊字幕出現「新北市遭共軍導彈擊中」、「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台北港艦艇爆炸、設施、船舶損毀」、「戰爭有爆發之虞」、「各地爆發民生用品搶購潮，賣場貨架全空」等錯假訊息，開播七分四十九秒後才發現出錯並撤下，但該事件已引發台灣社會譁然。朝野除指向公廣集團華視的內控是漏洞百出，有重大的人為疏失，由於通訊傳播為關鍵基礎設施領域之一，外界也憂心，在台海情勢嚴峻時刻，恐成為有心人進行滲透和發動資訊戰的破口。 根據華視初步的調查，字幕來源是製播新北市消防局業配防災演習影片。前一天值班導播錄製時，使用新聞LIVE橫式跑馬版面，並更改文字檔案連結路徑，錄影結束後，未將檔案路徑恢復，導致隔天晨間新聞啟用橫式跑馬系統時出錯，「純粹是人為疏失」。然而，這說法仍被質疑，認為既是業配稿，新聞台內部都會加以標註，與一般的新聞快訊是兩套不一樣的流程。由於仍有諸多疑點尚待釐清，調查局資安工作站展開溯源工作，清查是否有境外勢力進行操作，台北市調查處並約談華視相關人員。 近期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接連出包，包括興達發電廠在三月三日停機大修時人員操作不當發生大停電，全台五百多萬戶受到影響。桃園機場第二航廈三月十一日因電纜線遭工人偷竊剪斷而停電。以及因為鳥類、松鼠等碰觸設備造成數起短路停電等狀況。這些事故表面歸因「一般意外」等個別理由，不過，頻率高了些，甚至不該發生卻發生，已使社會深感不安，擔心是否背後是人為加工或不法勢力在主導。國安部門責無旁貸，必須嚴肅面對與深入調查。而且，無論這幾起事件的起因為何，都已經顯示我們的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韌性，還有著極大的提升空間。當一般性的意外都足以帶來社會紛亂，倘若中共或有組織性的鎖定攻擊，這豈非成為我們的國安罩門。 行政院今年一月才召開「國土安全政策會報」，檢視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習執行情形。會報提到，面對各種新興威脅及風險，包括非武力「灰色地帶衝突」手段，已成為國安的新挑戰，行政院也進一步要求各機關平時須針對可能威脅情境，進行危機處理的模擬推演與測試。行政部門剛完成政策討論，但問題依舊發生，而且更為嚴峻，從電廠、電纜線、電視台等，都有不尋常情事。其實，這是否境外勢力策動為之，或許已非重點。因為縱然不是，當中共都清楚看到設施防護這般脆弱，等於是另類「示範」，給了埋伏在台灣內部第五縱隊最佳的瞄準目標。我們不必草木皆兵，但如何提高警覺且有效因應，已是迫切國安課題。 中共對台威脅加劇，手段日趨多重。然而，針對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進行癱瘓，讓台灣社會先自亂陣腳，始終是攻台或擾台劇本的重要篇章。早年如此，現在也一樣。只是過去科技的進展，尚未跨入網路時代，攻擊手法也較「傳統」。政府部門檢視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政策，目前則聚焦「新興威脅」，例如網路或駭客攻擊等。但從最近這幾起事件，從中共角度，只要加以鎖定，包括在關鍵基礎設施佈建人員，或佯裝維護工人伺機破壞等，這類傳統手法不需要運用網路等高科技，同樣能製造動亂的效果，可謂本小利大。這不算新興威脅，但利用台灣社會的自由與開放，這些潛伏勢力反而更方便組織串聯與暗中活動。 中國發展超限戰，「攻擊關鍵基礎設施」是為了在短期內重創對方經濟社會。二○二○年中油和台塑遭來自中國的駭客植入勒索病毒，屬於新興威脅。但我們關鍵基礎設施所暴露的缺失，仍以人為因素居多。要防範第五縱隊蠢動，有賴於民防的加強，這才能做到真正全民防衛。這次烏俄戰爭，就讓世人看到烏克蘭人不僅英勇抵抗俄羅斯軍隊，民眾並有高度敵我意識，遇到可疑人士或組織就迅速舉報，烏克蘭安全單位也逮捕好幾百名間諜與查獲數十個滲透組織。這正說明，捍衛國家安全，政府負有重責，民眾的警覺程度，更攸關成敗。相較美國等民主國家，台灣人對公共安全與國家安全顯得輕忽，尤其紅色勢力日益在台招搖，我們的防處卻還是相當有限。台灣位處中國威脅的最前線，民眾若對周遭滲透乏於憂患意識，溫水煮青蛙，當台灣愈加民主，勢必更面臨危機。

  上海強硬封城，外媒形容習近平的「清零政策」，和老毛抓麻雀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取自Shutterstock   上海人集體喊餓的聲浪，讓很多小粉紅突然醒了，原來，光鮮亮麗的上海硬體，隱藏不堪病毒一擊的破敗軟件，所有野蠻管理，缺乏人性文明的事件，一夕曝光，一個視頻揭露，方艙外面，隔離病人搶劫車輛上食物的畫面，一個男人還死死拉住行進中車子不放，令人怵目驚心。 一位小粉紅歌手自製一首「奴役起來吧」的歌曲，這首歌歌詞來自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第一句，沒想到，國歌也被刪除禁唱了，可見習近平對「韮菜」或「奴隸」兩字多麼敏感。 習近平的命令不容質疑，前天，上海「解放日報」用頭條抨擊上海人是「巨嬰」，無法共體時艱，不像「武漢人」可以犧牲愛國，上海人餓著肚子，還要遭受黨國傳聲筒奚落一番。 獨裁者會對自己亂七八糟政策一意孤行，原因很簡單，這個世界總會有一堆睜眼說瞎話的人，喜歡給獨裁者戴上高帽，擦脂抹粉，吹捧。 毛澤東發動小學生上學前，先去抓麻雀報到，作為打擊糧荒的妙法，下場是20億隻麻雀抓完了，沒有天敵的蚱蜢活躍起來，蚱蜢鋪天蓋地上場，一下子把田裡的稻米吃完，真正的糧荒來了，但是，當時，底下人全部讚揚老毛太聰明，太有才；如今，歷史重演，外媒形容習近平的「清零政策」，和老毛抓麻雀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 台灣還有名嘴，把習近平放棄經濟成長，堅持「清零政策」，冠上愛惜中國人生命，就好像台灣某位藍色政客，讚美普丁過度信守人道主義，所以才無法攻下烏克蘭基輔一樣，這些話不只是瞎而已，更是無腦，等同鼓勵普丁應該大開殺戒，問題是，布查屠殺畫面呈現世人眼前，普丁還給屠殺者表揚，這些習慣擦脂抹粉的人瞎了嗎？他們不看電視嗎？或者有不同的認知，請問，發動戰爭的普丁，尊重過生命嗎？ 上海人預期4月20日可以解封，可惜並沒有發生，確診持續上看兩萬，上海人徹底崩潰了，高喊肚子餓的聲音，從高音到微弱。 美國「華爾街日報」接到上海人的投訴：「我只想做個有尊嚴的正常人。」現在發現，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無法當個正常人，更遑論尊嚴了，眼下，逃離才是唯一辦法。 歷史多次教育人類，獨裁專政的結果就是貪腐，擺爛，在這種體制下不會有正常，也不會有尊嚴，可是普通人在槍口下沉默了，在利益誘惑下妥協了，結果獨裁者更囂張了，過去獨裁者欺騙人民「奴隸起來吧」的口號，如今連他自己也不敢面對。 現在很多有錢上海人準備逃離，但是，我勸告上海人，要永遠記住尼莫勒牧師的故事。 1937年，這位曾經是潛艇艦長的尼莫勒牧師，因為反戰被納粹逮捕了，在獄中，尼莫勒寫下這些話：「 當他們逮捕共產黨人時候/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逮捕社民黨人時候/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社民黨人。 當他們逮捕工會人員時候/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人員。 當他們逮捕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替我說話。」 沉默人民是獨裁者的春藥，你越沉默，他霸凌你，會更加使勁。

見不得台灣好的柯市長，在記者會上才說和隣國相比台灣的疫情不錯，接着就說政府的公告，嚴重低估中、重症及死亡病例。 台北市長柯文哲正在居家隔離中，目前皆採線上視訊方式主持北市防疫記者會。（資料照）   柯市長，稍有常識的人，不用進醫學院都知道大多數染疫的人，要一段時間才會變重症或死亡。大家也都知道，在疫情還沒有到頂時，重症死亡病例的曲線，會落後確診病例的曲線一段時間。但是全世界報告的都是報告當時的中／重症和死亡率數據。 您在記者會的說法，好像不願說台灣防疫做得好，是政府有意低估病情？或者是要對民眾宣揚疫情比看到的嚴重？ 用一個您能了解的例子，有一個笨手笨腳的外科醫師下周要銷假回來開刀，醫院報告這個禮拜的手術後併發症和死亡率，也只能報本周的數據而不能把下周一定會昇高的數目考慮在內吧。 Omicron 的傳播力如此強，世界各國都採與病毒共存的政策，就好像我們以前緊閉的大門，現在被動（迫）打開了。一旦打開，開一小縫或大開，很難控制；多少病毒會跑進來也是難以預測。我們要保住醫療能量，壓低重症及死亡率。有很多事情需要台北市和中央合作。請不要一自以為抓住政府的小辮子或可以批評政府、唱衰台灣、或造成民眾恐慌的機會，就要出來說話。 （退休心臟科醫師，前芝加哥榮民醫院加護病房主任）

第七十五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將於五月廿二日登場，美國副國務卿麥肯伊日前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碰面，清楚表達美方支持台灣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立場，並要求繼續推動武肺溯源調查。美國國務院主動發佈相關消息，代表華盛頓當局出手了，尚未收到邀請函的台灣還是有出席機會。 美國副國務卿麥肯伊（左）八日在華盛頓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會晤。（取自麥肯伊推特）       有別於檯面上經常穿梭訪問各國的副國務卿雪蔓女士，位階相同的麥肯伊分工主管業務為「管理與資源」（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Management and Resources），由他代表出面「提醒」譚德塞，事涉美國捐助WHO預算，尤其譚德塞五年任期即將屆滿，本次世衛大會將投票表決其連任事宜。拜登政府關鍵時刻出手，就是要譚德塞對台灣出席大會明確表態。台灣能否沿例以觀察員身份出席，關鍵就在譚德塞發出的邀請函，如果譚德塞不聽「勸告」，美國可能發動盟國不投票支持其連任，扣留會費撥付也是報復手段之一。 對武肺疫情全球大流行究責，美國前總統川普於二○二○年四月十四日宣布凍結對WHO預算提撥，指責譚德塞領導下世衛太過輕信中國數據資料，立場明顯「中國導向」，導致疫情迅速蔓延。美國國會議員立刻聲援，支持扣留預算款項，同時提案展開調查，呼籲直到譚德塞下台後才能恢復對WHO的金援。 川普指出，美國政府支付WHO費用佔其固定預算百分之十四，約美金四至五億元（台幣約一百二十億至一百五十億），中國相對只有十分之一的四千萬美元，來自美國納稅人的經費支持，對WHO運作至關重要。呼籲改革未見具體回應後，川普政府二○二○年七月宣佈退出WHO，預計在一年後正式生效，並揚言另外籌組新國際衛生機構取代WHO。但隨著白宮易主，新總統拜登上任第一天簽署的行政命令中，有一項就是中止退出世衛。 即使重返世衛，拜登政府並沒有放鬆施壓WHO改革暨溯源調查，譚德塞鮮明親中立場也開始有所轉變。WHO去年十月宣布任命組成新專家小組，展開病毒溯源第二輪調查，譚德塞還呼應美方說法聲稱「不能排除實驗室外洩事故可能性」，要求中國公開原始資訊。譚德塞與北京當局漸行漸遠，中國後來意外未表態支持其連任提名，即已透露端倪。 譚德塞會繼續扮演中國操控的棋子，或者幡然醒悟倒向以美國為首西方盟國，台灣能否出席第七十五屆世衛大會，就是最重要觀察指標。 （作者為企業專業經理人）

立法院昨日為國務機要費案是否除罪的問題，朝野吵得不可開交，甚至大動干戈，陷入一場混戰，最終執政黨靠著多數，勉強通過。 國民黨立委在現場狂撒假鈔和假的SOGO禮券。（記者劉信德攝）     各級政府首長都有特別費，國家最高首長的總統，按理更應該有特別費才合理，但為了政治追殺，硬指國務機要費不具特別費性質，甚至在立法對特別費免追訴時，還把國務機要費排除在外。刻意整肅阿扁，斧鑿明顯。國家立法豈能如此惡用！ 總統受全體國民之託，代行國民主權，這麼重要的角色，絕對不能受到不必要的妨礙，所以，國民給了總統諸多特權，其中國務機要費應視為總統特權之一部分。國民主權是憲法的層次，不能以一般的法律來規範國務機要費的使用。因此，我認為，總統任意使用國務機要費，只有觀感的問題，沒有貪污或侵占的法律問題。 國務機要費本就是總統的特權，然而阿扁總統第一個被起訴遭羈押不放的案子，竟是涉嫌侵吞國務機要費，本就是一個不符合憲政精神的判例。 此案完成立法程序，予以除罪，固然是繼首長特別費問題修法除罪化後的補救措施，但就憲政層次而言，特別費問題應是大法官解釋的問題，遺憾的是，我們的大法官似乎未能充分具備憲政觀念與勇氣。 （作者為專業譯者，台北市民）

  伊曼紐爾·康德在他的《論永久和平》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民主國家不會相互開戰。這句話大部分正確，但1812-1815 年的美國和英國的第二次獨立戰爭呢？ 民主國家真的從不相互開戰？我們只能說，民主國家之間似乎很少發生戰爭，因為民主國家喜歡貿易，因此發展了相互依存關係，或許因為民主國家的統治者擔心選民不喜歡他們宣戰，並可能將他們趕下台。但是，這僅適用於有新聞自由的情況。如果媒體受到嚴格控制，那麼選民要不是不知道發生了戰爭，不然只會聽到統治者希望他們聽到關於戰爭原因和性質的敘述。 民主國家不願相互發動戰爭取決於「其選民不僅有改變統治者的真正可能性」，以及「是否有真正的新聞自由」。 戴高樂説：政治太嚴肅，不能留給政客。最近酸了兩個政客，只掉了三個臉友，多了幾十個追蹤，真令我感到驚訝。自發性參與政治是民主最重要的保障，韓流之後發展出來的1450 文化是台灣民主重要的里程碑。戴高樂也説過：政治太重要以致於不能只留給政客。 1. 「其選民不僅有改變統治者的真正可能性」 2. 「是否有真正的新聞自由」 千萬不要被政治人物圈粉，保持客觀的態度，這兩點對民主國家真的相當重要，第一點也是 2024 下架蔡英文的原因！  

為免以訛傳訛，不得不指出： 每天要作政治評論，有些時候難免出差錯。但既然美國博士要評論德國政情，若至少能避免基本訊息的謬誤，公信力才比較能和自信心搭得起來。 1。 郭口口聲聲責怪德國總理蕭茲（社民黨）把「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全都交給「綠黨」。 然，德國目前聯合政府的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女士（Baerbock）固是綠黨，可國防部長蘭柏瑞特女士（Lambrecht）是「社民黨」，不是「綠黨」。 留美的郭旁邊坐了一個留法博士，渾然不覺此誤，兩人一搭一唱，其論點是否有貶美挺俄之嫌，啓人疑竇。 郭罵德國現任政府孬，指的是蕭茲提高軍費支出，「只聽美國的話」，不是說蕭茲拖延、不提供重量級軍火如坦克給烏克蘭。反正他就是要貶美。 在評俄侵烏之戰時，這是何居心，大家可予公評。 - 算了，還是別浪費時間。我也只瞄了一下。雞蛋有沒爛掉，不用整顆吃下。 2。 德國向來就是聯合執政，不是一大一小，就是兩大黨。聯合執政的組合所需時間平均約四、五十天，政黨組合及分配部會首長是重點，而總理和外交部長向不屬同一政黨。 屬基民/基社聯盟的梅克爾當總理十六年，其外交部長全都是他黨，- 不是社民黨，就是自民黨。 德國1949年至今，只有一年是短暫的一黨執政(基民/基社聯盟，1969-1961)，及兩次過渡性質的一黨少數執政（1966和1982，各幾個星期，等待國會改選）。 這次破記錄是三黨聯合執政（社民黨、綠黨、自民黨）。 *** 社會民主黨（簡稱 社民黨） SPD 聯盟90/綠黨（簡稱 綠黨）Bündnis90/die Grünen 自由民主黨（簡稱 自民黨） FDP 基督教民主黨/基督教社會黨 聯盟 （簡稱基民/基社聯盟） CDU/CSU （簡稱die Union） *** 德國十六邦，CSU 只在巴伐利亞邦發展及選國會議員。CDU則在其餘十五邦發展及選國會議員 國會選舉時，在各邦各選各的，選贏一起執政，選輸一起在野，目前就是後者。 *** *** 媒體報導： 郭正亮接著表示，歐洲令人可悲的地方就是，堂堂的德國怎會變得那麼孬，被美國壓在地上，幾乎對美國百依百順，這難以理解，德國前總理梅克爾就不會這樣。 郭認為，隸屬社會民主黨的德國現任總理蕭茲若失去領導權，也沒有辦法鞏固自己的政府，外交部長、國防部長都是綠黨，哪有人這樣做？蕭茲組聯合政府時，為何把外交、國防交給綠黨，這是什麼政府？蕭茲根本不想在國防、外交上做大事，只想搞經濟。 （我確認過，他就是這麼説）。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20220420006101-260407 CHINATIMES.COM 俄烏戰爭凸顯「這國變得那麼孬」 郭正亮怒批：很離譜 - 政治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和盟友紛紛加碼軍援烏克蘭；德國總理蕭茲則被批評「領導力不足」，蕭茲表示，庫存武器已經用完了，但是會出錢，提供基輔當局更多武器。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直言，德國的國防預算，因俄烏戰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