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台北市衛生局來電話告訴我，兩天前做PCR檢查結果是陽性，需要在家隔離十天。 上週四，我女兒的學校有同學感染，家人被匡列，我也馬上推掉了所有的應酬，沒有去公司，一直在家辦公。週末有一些咳嗽，週日被防疫計程車接去作檢查。幸好，這一個星期基本沒有接觸外人。 確定染疫之後，很多朋友打來慰問電話。房東和朋友送來了很多麵包、水果等，感到十分溫暖，每日三餐，既可以叫外賣，也可以請超市代購送來食材自己做。 非常慶幸自己現在人是在台北，而不是上海，不用被送到建築工地臨時改造的方艙醫院去隔離。 這次染疫，有三點感想： 第一，是衛生局的工作人員十分辛苦，打電話來經常是深夜11點以後，無論男女都有些聲音嘶啞，可見這一段時間幾乎沒有怎麼休息。 台灣的防疫之所以能夠於領先世界，和這些人的默默貢獻是分不開的，在此向所有醫事人員道一聲感謝，您們辛苦了。 第二，是PCR檢查十分人性化。檢查地點是在河濱公園內，坐在防疫計程車後排不必下車，除了一個檢查員，不和任何人接觸，既防止交叉感染，又有效率。 一路上和防疫計程車的司機有說有笑，但他絕不會問及家人是否感染等隱私問題，應該是受過很專業的培訓。讓人感到十分體貼。 第三，是高端疫苗控制症狀的效果確實不錯。我打了三劑高端疫苗，周圍的幾個染疫的朋友都是打了別的疫苗的，他們或者高燒不退，或者劇烈咳嗽，症狀都比較嚴重。 而我的症狀卻很輕，基本上對生活沒有什麼影響。不知道我是個案？還是打高端疫苗的普遍現象？ 台灣今天的確診人數超過6000人，已經全面進入與病毒共存的階段。台灣的防疫到現在表現得非常好，就像一場足球比賽已經完美地防守了前80分鐘，但最後10分鐘是最關鍵。 打疫苗、勤洗手、多休息。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大家一起協力，堅守最後十分鐘。 #矢板明夫 圖説：蔡總統26日下午前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關心防疫工作進度，並發表談話。（截圖直播畫面）  

  乩童桌頭是台灣的俗話，形容兩個人一搭一唱，為了騙財或騙色。這個用詞原來專屬神棍，後來也適用一般騙徒。 昨天的北市議會質詢，竟然也出現乩童桌頭的場景。在市政質詢時，羅智強請柯文哲以兩年的防疫經驗，預估與疫情共存的代價。柯文哲估計年底前會有四百萬人確診，但無法把死亡率壓到新加坡的0.1%，而會像美國的1%，所以會有四萬人死亡。（見附圖） 柯文哲與羅智強這對乩童桌頭，一搭一唱亂報名牌，不是為了騙財，也不是為了騙色，而是為了騙選票。以下是我的解說： 一、羅智強不過是台北市議員，就算吃飽太閒了，若不是為了騙選票，何必插手中央的防疫政策。 二、為了騙白色選票，羅智強拍馬屁到噁心的程度，尊崇柯文哲有兩年防疫經驗。柯文哲唯一的防疫經驗，就是笑話級的口罩自動販賣機。 三、面對羅智強的逢迎拍馬，柯文哲不只沒有推辭，反而立刻起乩接腔，用神棍的手法騙選票。 四、柯文哲以神棍報明牌的手法，丟出四百萬的確診數騙選民，完全沒有任何根據。 五、為了取信選民，柯文哲賣弄數字，讚揚新加坡很厲害，把死亡率壓到0.1%。新加坡小國寡民，確診通報無漏報。母數高，比率當然低。 新加坡的死亡率低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疫情高峰發生較晚，有疫苗減輕症狀，加上治療藥品普及，而且流行的是致死率低的變種病毒。 柯文哲只看比率，不管背後的理由，一如無知的神棍，只是為了騙選票。 六、柯文哲起乩誇獎新加坡的表現，就是為了黑美國。美國地大人多，確診通報容易有疏漏。確診母數低報，死亡率就高估。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死亡高峰發生去年初，當時肆虐的是致死率高的變種病毒，而且疫苗尚未大規模施打。 七、柯文哲唱衰台灣騙選票，拿美國1%的死亡率預估台灣的災情。事實上，台灣的疫情應該比較接近新加坡，甚至死亡率會比新加坡的0.1%低。 八、柯文哲還是罔顧事實的神棍，完全忽略實際的疫情統計。到目前為止，台灣的染疫死亡數達856人，絕大多數感染致死率較高的病毒。 今年前四個月台灣只有4個死亡案例，同期的確診數高達42425，換算死亡率為0.009%。即便死亡時間落後確診，上述的比率不可能擴大111倍，達到美國的1%。 #結論 柯文哲與羅智強的薪俸來自稅收，卻在市政質詢場合妖言惑眾騙選票。更嚴重的是，這對乩童桌頭誇大與疫情共存的代價，擾亂民心士氣，打擊政府的防疫政策。 柯文哲不怕預測錯誤被打臉嗎？政治乩童當這麼久了，柯文哲哪怕被打臉？會怕就不是柯文哲了！  

簡言之，想用舊檔案要錢，開價3,100萬，不過法院不買單。 --- 引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22號判決（本月宣判）： 原告主張： 「原處分令原告將系爭檔案原件（註：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檔案）移歸國家檔案，即與比例原則相悖…倘被告（註：促轉會）基於促進轉型正義公共利益所必要，而將原屬原告財產權之系爭檔案原件移歸國有…應補償原告…每筆100萬元，共計3,100萬元…」 法院認定： 「原告為我國二二八事件之主事者，並為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非常時期主導國家權力之執政者…原告係因當時非常時期黨國不分之體制，而保有於威權統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本應於非常時期結束後，移交上開資料由國家保存…此本為原告身為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所應負之社會責任與義務…難謂原告因此受有特別犧牲。是原告主張其因原處分受有特別犧牲，被告應給予合理之補償3,100萬元，難以採據…其先位請求撤銷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00萬元，俱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出處：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108%2c%e8%a8%b4%2c1522%2c20220414%2c1 LAW.JUDICIAL.GOV.TW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1522 號判決

  北京疫情嚴重，也加入搶菜行列，網路說「上海人在封城中搶糧食，北京人在搶糧食中等封城」，作者認為這個寫照實在太黑色了。圖/截自網路真實記影片     這個世界越來越離譜，戰爭和瘟疫，以及極端氣候，已經把全球搞亂三年，現在，中國的「封城秀」剛好湊齊聖經末世四個騎士，難道聖經所預言的末日真的要來到。 上海的封城表演，嚇壞中國有錢人，更嚇壞全世界，本來，美中貿易戰爭，已經把這個世界工廠打掉三分之一，現在，恐怕還會打掉一半。彭博社針對在上海的千名外商進行民調，一半的受訪者說，年底前會離開中國，另一半還在考慮，因為這種「牆國」的作風，令人無法恭維。一位德國商人核酸弄了幾次，還是陰陽難定，被大白當作人球踢來踢去，這位德商說：「可恥的上海，可恥的中國。」 4月25日，上海A股爆發股災，股匯市連動，人民幣跌到接近七塊，這與外資快速離境有關。上海這一次封城的連鎖外溢到45個城市，影響四億人口生活，也影響全世界的供應鏈，蘇州昆山以及周邊城市，也無法倖免於難，只因為全世界焦點被上海吸引，台商在昆山和蘇州長三角的困境，反而被忽略了。 但是，看看台灣連續下挫的股市，就知道外溢影響的就是電子供應鏈，尤其是蘋果的製造商鴻海，深圳、昆山接連停工，這些地區的大廠，幾乎都在台灣上市，企業不做工、不出貨，封城一天、損失一天，股市不可能變好，很多台商很無奈說：「人在冏途，貨在半路。」 在中國經商，台商就是韭菜，想走也走不動，台灣政府已經多次警告要遠離中國，偏偏有人聽不懂，或者不想聽，因為家當太重無法動，台商命運比有錢的上海人還糟糕。 上海人分三種，第一種高級菁英。內戰時候，反對國民黨，幫共產黨拿下天下，發現自己被老共騙了，只好啞巴吃黃蓮，上海人父執輩，被政治運動消磨力量，已經沒力氣反抗老共；年輕一代，為了發大財，不願甘於寂寞，只好擔任統治階級幫兇，跟著共產黨撈錢。復旦大學的張維為就是這種人，喜歡拍老共馬屁，迎合習近平，能升官最好，否則也能保住官位，封城前，張維為在他的政治評論節目鼓吹「跟黨走，支持清零，能封多久就多久。」 復旦大學引為恥辱，封城後糧荒出現，復旦教職員弄了一個團購，卻沒有把張維為邀請進去，這下子張教授也缺糧了，老張餓出火氣，跑去找團購的頭子理論，這位召集人老師說：「你既要跟黨走，那麼就應該為黨犧牲啊，餓個幾天不算甚麼。」老張一聽更火，雙方打了起來，後來公安以為學生暴動，就把復旦大學圍起來了。 這些以共產黨之友招牌，行騙江湖的高級分子，這次挨了中共鐵拳，是否會乖一點？就觀察下去吧。 上海500萬人來自外省農民工，所有送餐，送貨的粗活，都是這些人打理，這些底層才是真正受害者，他們雖然也有暫時租的家，可惜人從封城起，就注定要和上海共存亡了，他們租來臨時的家被封了，等於沒家了，真正的家回不去，租來的家不敢回去，回去就出不來，出不來就無法工作，無法工作自己先餓死，所以只能露宿街頭，他們確診了，卻不敢說，因為怕被抓去方艙，一進去命運會更慘，每天替人送餐，自己卻餓著肚子。 還有另一種底層也很慘，每天和上海人鬧脾氣，和憤怒的上海人拉扯，就是大白們。很多無業者，被抓去添補大白工作，沒有醫療訓練，衣服背後貼個警察兩字，裝一下公安，下班時，也只能回到集中的工寮，脫下沾滿病毒的大白衣服，不知有無消毒，明天還得穿，即便自己確診，很可能傳給別人，但是為了工作只好做下去，每天領600人民幣，持續在街上傳播病毒，聽著憤怒上海人叫罵。 上海封城折騰還不夠，現在北京也慢慢要封了，北京人被上海人嚇呆了，也學聰明了，開始到超商搶貨屯糧，網路說「上海人在封城中搶糧食，北京人在搶糧食中等封城」，這個寫照實在太黑色了。 但是，還有更搞笑的，一位上海中產階級老頭子，上海被封城後，每天站在陽台看街上眾生相熱鬧度日，一位大白正在替街民檢驗核酸，這位老頭子幸災樂禍說：「別再捅了，再捅下去，啞巴都會說話了。」 今天的上海人每天睜開眼睛，就是迎接核酸檢驗，不管你有無血性，或者充滿奴性，一天被捅個三五次還算少，一天超過六次很平常，捅出血很常見，因為很多大白根本就是臨時工，搞核酸，其實不是愉快的體驗，但是習慣韭菜生活的中國人逃不掉，在這樣的痛苦生活中，可以更有創意點，可以苦中作樂，大白捅核酸，把啞巴捅到會說話，恐怕是黑色四月的中國，最高級的黑色幽默了。

  台灣就是成功防疫，才能爭取到疫苗普及、變異株弱化時，選擇在減少重症的目標下共存。只要拿還沒有武漢肺炎的2019年前4月相比，今年前4月因為武肺死亡的是4人；但2019年前4月因各類肺炎死亡的就5190人。 所以與其帶風向抹黑抹黑指揮中心、配合中國煽動恐慌，還不如做好個人防疫、注意交通安全、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少菸少酒、多運動。因為任何一種死因，都是武肺的上百倍！

  台北天龍國抗疫，自以為天縱英明的柯文哲，只會天天叫罵衛福部長陳時中；自己未盡職責，卻吹牛他來指揮也不會差；上海天龍國抗疫，李強、龔正奉旨封城清零，「把人民當螻蟻與韭菜」；美國天龍法官拉後腿，推翻強制戴口罩的行政命令。 美國抗疫失之自由，最先有疫苗，卻最多人拒絕接種；憑接種疫苗證明通行也被推翻；有些州以自由之名，反對強制戴口罩；走火入魔的法官判決聯邦對飛機、公共運輸乘客要求戴口罩的命令違法。 美式天龍國，確診人數最多（八千萬人），死亡人數最多（九十九萬人），但「人不畏死」，州各自為政，而三權分立，法官推翻行政部門命令，飛機乘客喊讚慶賀。這種法官不可能出在中國。 上海有自己母語和抗命基因，對北京聖旨「動態清零」有所保留，因為主張「與病毒共存」，被臭罵「崇洋媚外」，「美國人養的狗」，醫療主管丟官。市委及市長李強、龔正遵旨封城。 舊金山封城時，購物、就醫活動還是准許，上海封城五週滴水不漏，缺糧缺藥，沒有病死也要餓死，而奉「民以食為天」的天龍國，餓死的威脅是揭竿而起的最大動力。警民衝突，只為吃！ 台北天龍國，市長比中國黨還中國，號稱蔣渭水嫡傳、劉邦再世，雍正翻版，「狗」黨的「太陽」，不屑中央政策，卻也只會喊「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空嘴嚼舌，當十猜九不準的看命仙和惡名昭彰的「名嘴」。   儘管台灣抗疫成績優異，日常生活及經濟活動近乎正常，確診及死亡人數均低，國際輿論視為抗疫模範，天龍國市長及中國黨政客卻「吃飽靠腰」，謾罵中央成口頭襌，如果他們嫌台灣，恨美國，何不去上海天龍國享受螻蟻的待遇！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週手繪感染曲線圖，試圖解釋他心中的防疫戰略。其實這張圖正是公衛教科書級的概念圖。早在兩年前疫情剛開始時，指揮中心就已提過，並以此來規劃各種防疫政策，高雄市長陳其邁也曾以此圖來解釋高雄的防疫做法。 「要選擇清零或共存」這是中國內部防疫路線之爭，也是在中共廿大以前，擁習或反習的政爭議題。但這題在台灣卻是假議題。因為這兩年來的台灣防疫措施，並未將死守「全面清零」作為主要目標，而是不斷追求疫情可控與達到「群體免疫」。所謂共存，其實就是學理上「群體免疫」的通俗說法。 回到兩年前疫情剛爆發來看，當時所面臨的情況是：病毒猛烈、患者易轉為重症、沒有疫苗、沒有治療藥物、口罩與消毒用品不夠、病房床位吃緊、還在摸索病毒傳染方式等。因此當時的防疫重要目標之一是：避免重症人數暴增而導致醫療崩潰，進而造成防疫全線崩潰。為此，寧可用較高的社會代價來降低疫情傳播的速度，讓醫療量能夠逐步消化重症需求。並且爭取等待疫苗研發、施打覆蓋與病毒演化自我弱化（輕症化）時間，以期未來能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兩年後的現在，台灣社會已經逐漸有疫苗覆蓋率、Omicron傳染力強但以輕症及無症狀居多，且醫療量能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為了能達到「群體免疫」，是否還需要維持這麼高的社會代價與管制強度？現在已是可以重新討論的時候，以進一步精準調整相關資源配置與管制手段。 從公共行政角度來看，政策配套措施就是在總體戰略及目標下，在各個關鍵環節的次目標與相對應的配合手段。因此，在防疫過程中本來就會同時考慮疫情趨勢、醫療量能、社會成本，以及手頭上所擁有的政策工具等，設定主要目標與資源優先投放的場域及作法。在政策討論上，也需要將整套的政策架構與關聯進行架構式的說明，並且適時提供如痊癒人數等關鍵數據。讓社會大眾能夠明白，整體防疫工作的策略與各種措施的目的，以及有當前的相關成效作為佐證。這樣也可減少為爭取曝光聲量而產生的各種口水爭辯，讓最後一哩的防疫之路，能夠順利往前進。 （作者是政大公行系兼任助理教授）

04/25/2022星期一   馬斯克Elon Musk終於跟推特達成協議，對方接受了他的440億元收購計畫，他將成為推特唯一股東。這交易將使推特現有股東每股得回$54.20，而今日消息傳出後，推特股值已經上升5%。(自從四月一日馬斯克收購行動以來，已經上升了38%。) 馬斯克進行這次收購前，表示自己是絕對的言論自由者，許多人預料前總統川普將會重回推特。川普是在去年一月六日國會騷動事件後，被推特永久註銷帳戶。(不過川普已經多次發表聲明，包括今天，即使馬斯克擁有推特，他都不會重回推特。他堅持要使用自己創立的TRUTH Social 網路。) 今晚聽見新聞，已經對馬斯克開始攻擊了，說他過去對女人，對變性者的攻擊會給未來的推特染上不好的顏色，甚至說他會讓種族主義變成主流。一位評論員甚至說，這是放狐狸到雞舍哩，「言論自由」會成為社會動亂的晃子。美國黑人民權組織NAACP 也已經發出警告聲明，警告不要讓第45任總統回來。這些都是極端霸道，不講理，反民主的作風。但是這些人卻都代表主流。 目前無可否認推特員工中極多是woke族群，今後他們無可選擇，必須聽命於馬斯克，否則就只有選擇辭職。

  法國總統馬克龍以58.55%的得票率再次當選。然而，與五年前的總統選舉（66.1%）相比，他獲得的選票明顯減少。法國總統大選第二輪投廢票的人數是50年來的新高，許多接受訪問的法國民眾認為這兩個人都不能為法國改變什麼，投給馬可宏的許多選民，只是害怕雷朋當選，在兩個腐爛發臭的蘋果當中要想辦法挑個來吃，就像在上海被鐵絲網圍住的隔離民眾一樣，是不得已的決定。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投廢票？不去投票就算了，辛辛苦苦跑去投廢票？根據法國兩輪投票制度的運作，法國第一輪投票的淘汰候選人有義務告訴他的選民第二輪投票的建議。但這次眾多的選民，不想聽從這些建議，又不願意放棄自己投票的權利，只好投下廢票。 有些人認為投廢票很有意義，不放棄自己公民的身分，表達自己的憤怒。但投廢票對結果毫無影響，而且有助於極端思想的政黨得到好處，這些政黨非常容易動員他們的支持者投票，這種行為可能是危險的。 投廢票而不是不投票是一種頑固的做法，對體制和情勢不滿，卻又不願意放棄。通常年輕人不滿不會去投票，投廢票許多是年紀比較大的選民，他們只是想要「表達自己的聲音」，這種意見必須被人了解，被整個法國聽見。 在許多國家投廢票會影響選舉的結果，在秘魯和哥倫比亞如果選票大部分是廢票，選舉將無效，但這些國家強制選民去投票。還沒有一個主流的民主國家將廢票當成一回事，變成真正可以影響選舉結果的一個選項。 投廢票動機肯定很多，從有意識的抗議到純粹的監督，或不理解而盲目履行義務，這些都有可能。這次廢票這麼多，跟許多左派選民在第二輪投票前的呼籲有關，認為這次選舉是在邪惡中做選擇。 在法國這樣老牌的民主國家，選舉變成一種無奈的選擇，到最後表達公民義務的結果是去投下廢票，真的也是民主的一種悲哀，但無論如何能夠去投票是件好事，覺得兩個都很爛，投廢票表達意見，總比當韭菜好。

2008年2月27日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會合影，左二謝聰敏，右三鄭義和。   記得老師在上第一堂課時說，台大是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思考能力的場所，是讓學生探求真理的場所。世界上沒有什麽東西不可以碰的，真理越辯越明。畢業後無論作學術研究或在社會上就業，要把學到的東西奉獻給國家社會，不可以作出違背知識份子良知的事。 這一堂課對我終身影響深刻，在求學過程，自由民主也成為我的畢生的信念。 我更從老師的身上學到「台灣不只要成為一個國家」，「更要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國」，這是多麽崇高的理想。我在學生時代就把它訂為終生追求的目標。 四六級台大法律系畢業生，鄭義和（後排左二）、魏廷朝（第四排右一）和謝聰敏（第四排右二），第一排右三是彭明敏教授。      老師！您不只教學生如何求學作人，還自己身體力行。您在蔣經國頒獎給十大優秀青年頒獎會上選擇缺席，您拒絕「蔣總統接班人」的召見，處處看出老師捍衛知識份子的良知，而拒絕榮華富貴。 1964年您與謝聰敏、魏廷朝兩位同學因試圖印發「台灣自救宣言」而被定罪8年，教授、系主任的職位被撤除。在被軟禁期間，冒著生命危險逃亡國外。我則在1963年出任美東台灣同鄉會會長，被列入黑名單，不能回台。1969年底我又出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進而開始籌組全美台灣同鄉會。在拒絕蔣政權威脅利誘下，1970年7月全美台灣同鄉會正式成立，我當選為第一任會長。 1970年初老師逃離蔣政權的監控到瑞典後抵達美國，蔡同榮、陳隆志、張燦鍙、羅福全與我，在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家聚餐歡迎老師。在歡迎會上我們全體一致邀請老師領導我們一起參與台獨運動。我向老師報告，我正在籌組全美台灣同鄉會，老師對我鼓勵有加，要我今後隨時保持連絡。從那天開始老師有重要活動都叫我参與或陪同。 在籌辦紐約的「台灣民眾大會」期間，老師與我ㄧ起到美東地區拜訪同鄉們，促成有史以來在美台灣人最大的集會。大會的主旨是台灣的將來由全體台灣人決定。會後全體台灣同鄉在彭教授領軍下，一起邊喊口號遊行到聯合國大厦。 1975年彭明敏教授率領旅美台灣同鄉遊行到紐約聯合國大厦。     1992年老師回台，我任職辦公室主任。 1994年籌辦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我任常務董事。 1996年参選總統，從民進黨初選到總統大選我都默默在老師身旁協助。 2015年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一職彭教授屬意由我來接棒，在我任職期間，我繼續協助老師作與台灣社會各公民團體結盟合作，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台灣國家的工作。喜樂島聯盟的全民大會，在國際大幅報導，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最高峯。 2017年3月19日彭明敏教授於感恩音樂會中，感謝學生鄭義和接任基金會董事長。   老師還是經常在《自由時報》「自由廣場」發表文章，對時事評論。 今後請老師在天之靈繼續指導，在彭明敏基金會或與其它公民團體，把台灣邁向自由民主的路途上所遇到的困難與問題。 老師一生為台灣民主自由犧牲奉獻，其事跡讓國人永久懷念追隨。   終身的學生 鄭義和 敬悼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前任董事長 全美台灣同鄉會創始會長

「花蓮縣衛生局長朱家祥說，部立花蓮醫院護理之家長輩全數確診，雖超過8成都中風、且合併多重慢性病，但因為94％住民都有打滿3劑疫苗，因此沒有人是重症，「如果臥床長輩都可因為打疫苗撐過去，你也可以」！」 連身上到處都是病的長輩都因為打三劑疫苗沒有人變成重症，一般人到底還有什麼不打疫苗的？ 現在防疫政策的變化，最大的支撐就是疫苗覆蓋率，講的更白的叫做每個人自己的「抵抗力」，如果你還是堅持不打第三劑，只能說你可能是達爾文天擇說的實踐者了。  

迎接後疫情時代，我們每個人都要成為指揮中心的一份子。 今天的指揮中心記者會晚了幾個小時，因為專家會議需要討論疫情以來最重大的政策改變：隔離改為3+4天，3天居家隔離、4天快篩陰性即可出門的「自主防疫」。此政策不僅是在天數上有所改變，更重要的是背後隱藏的思維，就是將防疫策略主導權逐漸轉移給人民，人人都是防疫團隊的一份子。 按照其他國家來看，回歸正常生活已是進行中的趨勢，就像一場馬拉松，差別只在於有的國家跑得快、有些國家跑得慢，但關鍵就在於「終點」已經出現。防疫生活過了兩年多，指揮中心幾乎成為國人最熟悉的政府單位，都快忘了它其實是個「任務編組」。 任務編組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它不是永久的，總有一天會結束任務而回歸各自單位，就像我們總期望回到2019年前的正常生活一般。要完全消滅病毒已是不可能的事，同時也不可能讓社會永遠維持非常時期的運作方式，所以唯一的問題，只在於這條終點線要劃在哪？ 隔離縮短至3+4天，其實就代表終點已在可見之處，例如後4天的篩檢結果需要大家自行回報，這機制也代表政府的強制力將慢慢退場，如果病毒減弱的趨勢不變，就讓大家開始自主管理、慢慢回歸正常生活，減少對社會運作的干擾。 過去兩年多來，台灣也曾爆發過幾波疫情，從來沒有實施過外國的全面封城模式，卻做到外國沒成功的降低疫情，這就是台灣的獨特之處，不需公權力強制的高度公民自覺。 指揮中心終有一天會結束運作，讓疫情回歸一般疾病對待。放寬天數，就是讓人民開始從指揮中心手上接過對疫情的主導權，過去兩年的經驗也讓我對國人深具信心，相信離跨過終點、邁入正常生活的日子已經不遠。  

  三月3日下午兩點，彭明敏教授接受我和濟南長老教會黃春生牧師一起為他施洗，而同時受洗的還有楊黃美幸姊。當這件消息傳開來後，國內外許多關心彭教授的人都有非常熱烈的反應。 認識彭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很冷靜又很深思的學者、政治家，他的學識能力不用我來介紹，單單是在三十八歲就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公法研究所主任（1961），以及在被判刑居家軟禁期間，分別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和他母校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聘書（1968），只因國民黨禁止而無法出國成行。而他幾乎可說是台灣投入政治運動者當中，足夠被稱為是個真實「政治家」少數的少數中之少數。因此他會決定受洗，確實是經過相當沉思之後才有的決定。 我認識彭教授，是很偶然的，那是在2020年11月28日，我接到出身台大精神科教授林信男長老電話告知，說和信醫院賴其萬教授問我是否可以在29日那天一起去彭教授住家一趟，因為彭教授有想知道關於生命的問題。我們就這樣約好相偕去他的住處，在場的還有楊黃美幸姊（前僑委會副主委）。彭教授開口就問說：「想了解，人死了，火化後，是不是就沒有了？若是這樣，豈不是很恐怖嗎？」這種問題已經不是醫學上的問題，而是信仰問題。我告訴他基督教信仰沒有談「死」，是談「復活」。因為復活就是超越死亡。這也是耶穌所說的：「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仍然要活著；活著信我的人一定永遠不死。」（約翰福音十一：25—26）。他隨即回問說：「這樣，沒有信耶穌的人，要怎麼辦？」我說這不是我能回答的問題，因為生命的主權在上帝，是上帝在決定。但基督教信仰很清楚說信耶穌的人可獲得復活的生命。我繼續解釋所謂「復活」是有兩種層面的意義，一是死後，回到上帝身邊，在上帝的國度裡。二是活在世上，生命有改變。我舉出「盧雲」（Henri Nouwen）所說的，復活就是從現今的世界，轉換到上帝為人所準備的另一個環境；現今世界的人別離時，親人會哀傷不捨，但到上帝準備那新的地方時，那裡的人會說「我們已經替你準備好了所要住的地方」。就這樣我們一起聊了一個多小時了，其中彭教授當然也頻頻發出問題，林信男長老也會提出信仰上的看法。這是我第一次見彭教授的面，談論關於生命的問題。 一個月後的12月21日下午，我再次受邀去去彭教授住處繼續討論這項有關信仰和死後生命的問題。其實，我曾建議他到教會去參加聚會，但他並不喜歡，原因很多。最不喜歡的是傳道者看見他就要拉他坐到前面，而禮拜後，會友是搶著要跟他拍照。他喜歡靜靜地參加禮拜，他更不喜歡大家將他看成特殊對象，單就這點已經不是一般政治人物所能比擬。也因此，後來我就常去他的居所探望他，也和他討論信仰的事，其中有過兩次他是約了更多親友一起舉行家庭禮拜。我也會到和信醫院去申請特別探望，跟他說耶穌對生命所說的話，讀聖經、帶他吟唱聖詩，他總是很認真又有所準備，不閒談雜聊。 有好多時候，當彭教授的秘書吳小姐看到他似「有心事」時，就會問他說：「要不要請盧牧師來看你，為你祈禱？」彭教授總是會告訴她說：「盧牧師是屬於眾人的，不是我個人的，不要常麻煩他。」我想他會這樣說，原因很可能和他祖父彭士藏是長老教會的牧師、父親彭清靠是高雄塩埕長老教會的長老有密切關係。另外一點是他也看我在民視電視台每天主持的「這些人、這些事」節目，我也曾在節目中介紹過他祖父和父親的故事。 我深信經過一年多來的談論，雖然他的身體狀況是日趨衰弱，但所討論有關信仰的事確實有在他生命深處產生了發酵作用。 今年元月10日，秘書吳小姐來電話，說彭教授希望我能去和信醫院看他一下。我們約好隔天11日下午2點在醫院見面，我依往例辦理特別探望手續。吳秘書在醫院入口處等我，她說彭教授要求只要跟我一個人在他病房，要單獨跟我講話。因此，她要先離開。當我進入病房探望他時，他已經很虛弱地躺在病床上。我牽著他的右手，他握得很緊，並且注目盯著我，跟我說：「盧牧師，我是個罪人！」我跟他說：「我和您一樣都是罪人。但您可安心，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上帝已經聽到您認罪的聲音了，他會赦免你的罪了。」此時他紅著眼眶再次重複所說的話。我舉路加福音第廿三章記載有兩個囚犯跟耶穌一起釘十字架的，其中一個跟耶穌懺悔，請求耶穌紀念他。於是耶穌不但赦免他，還答應要帶他一起到復活快樂的地方。他聽了眼眶含淚，第三次重複了這句認罪的話。我就又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穌所說的故事為例，說有兩個人到聖殿祈禱，其中一個只祈禱一句話說：「上帝啊，可憐我這個罪人！」耶穌說上帝垂聽了這個認罪的人的祈禱。聽了之後，彭教授第四次說了認罪的話。我差點掉下眼淚，因為我牧養教會直到現今這四十八年來，第一次遇到有這麼真誠認罪的人。於是我帶他作認罪的祈禱，他很用力地回應說「阿們」。迄今這件事一直迴盪在我心中。 二月28日下午，彭教授對吳秘書說他要「入道」，吳秘書對這「入道」一詞有些不解，因此，就問他「是否要信耶穌」？他點頭表示「是」。吳秘書趕緊打電話給我說這件事，我跟她說這「入道」一詞，其實就是早期台灣人對信耶穌的人說的「入教」。因此她希望我能去一趟。我約隔天3月1日下午2點到他居所，他的姪女（二哥的女兒）彭昐女士聽到我要去，也說要趕來。那時他身體已經相當虛弱，但他還是硬撐著等我。我問他是否真的要信耶穌？他很清楚且吃力又點頭地說出「要」。我跟他說：「這樣，禮拜四（3日）下午2點我過來為您施洗。」我又跟他說，他出生時一定有受過「幼兒洗禮」。他點頭表示知道這件事。我會為他再次施洗一次，是因為他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一直在懷疑是否真的有上帝？他在思考這樣的事：若真的有上帝，為什麼會允許災難頻頻發生？ 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Nietzsche），就曾公開表示說「上帝已經死了」，會發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看見當時基督教會領導階層者過著優渥、安適的生活，卻對民間的苦難無動於衷，視若無睹，因此發出這樣的信息，其實他是在諷刺當時的基督教會，只會說上帝是愛，卻不知道關心苦難的生命。彭教授就是在發問：若真的有上帝，怎會允許自稱是「基督徒」的蔣介石父子如此殘害台灣人的性命，特別是對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動輒抄家滅族。於是他遠離了信仰！但他的母親對他從不放棄信心，也是幫助他持續維持著信仰的重要幫手。當他因為政治理念不同遭遇苦難，甚至流亡國外時，母親每禮拜會固定一次時間打電話給他，為他祈禱。表面上看起來，他是否定了上帝，其實他跟約伯一樣，內心在向上帝呼喊「為什麼生命有苦難」。因此，當他表示要信耶穌時，其實是在宣告他已經重拾失去的信仰，重新建立和耶穌的關係，要和上帝和好。這是彭教授生命最大的轉折，也是我決定再次為他施洗之因。這時，楊黃美幸姊聽到這消息後，也說她要跟彭教授一起受洗，並且很清楚地向我表達了她的信仰告白。她是第四代信徒，也一樣是一隻迷失的羊，我也答應了。 就這樣，我請濟南長老教會黃春生牧師幫我，另外邀請東門長老教會林信男和陳桂芳長老夫婦，以及羅東長老教會林逸民長老等人，我們在3月3日下午2點去彭教授居所，吳秘書也聯絡彭教授姊姊淑媛的兒子英震、二哥女兒彭昐在場，彭教授身體雖然虛弱，但還是很正裝地坐在輪椅上。我們這樣完成了為彭教授、楊姊妹施洗的聖禮典（也包括聖餐）。 彭教授在臨終之前有過幾次曾告訴吳秘書他需要聖經，要耶穌。吳秘書因為來不及通知我，就在病房中唱「奇異恩典」給他聽。4月8日清晨5點55分，彭教授在和信醫院安息回天家。 生前，他就有留下遺囑，表示他的後事要請我為他辦理，並且清楚表明只要簡單，只有幾個至親、和信醫院醫療三位教授，和基金會成員參加即可。有好幾次去探望他時，我都明確地跟他說，我會替他辦理後事，並且會帶著他的骨骸到高雄塩光墓園安葬在他父母親的附近。4月15日早上7點，舉行入殮火化和告別禮拜。 彭教授是個相當理性在思考生命的問題，從提問生命的死，到承認自己是罪人，然後決定要重新受洗，表明他要成為耶穌救贖的對象，當他在告白自己「是個罪人」時，我是感覺到自己比他的罪更嚴重，慚愧更深。    

我的父親（彭明輝，1920-2010）是彭教授的二哥，我叫彭教授阿叔或三叔。 他們兄弟很相好，終戰後兩人都進台大。阿叔在日本讀公立大學不必考試就可以進台大。家父讀私立的慶應大學醫科，有學識沒常識的杜聰明院長堅持需要通過考試才能入學，後來跟祖父說，家父的水準比公立大學轉來的高很多。日本國有公立醫學院或醫專畢業生只能在滿州國開業〈限地醫〉，日本台灣都不許開業，終戰後沒人反對只能在滿州國開業的醫生回台，當然還是比中國衛生兵改行的有水準。 家父長期住在台大醫院時，阿叔最常去探訪，也有最多的記憶。出社會後一起在台北租屋，最先是台南劉家六條通，中山北路自己的房子租借給東海大學籌備辦公室後，搬到松江路，最後才到溫州街十八巷四號。 阿叔成長和他的兄姊不大一樣，其他三人，除了阿姑(彭淑媛)在大甲讀過一年公學校外，都很早就離家去台北讀小學校，分別考上北一女、台北高等學校、台北一中…，然後去日本大學預科考大學。阿叔有說，每年夏天過完，兄姊離家去日本，祖母會哭三天，阿叔說，他不喜歡那時家裡的氣氛。 阿叔跟祖父母從大甲去日本再到高雄，讀高雄中學。四歲時跟祖父母去過中國大陸上海、南京但只記得很冷。高中、大學去日本。三兄弟只有他拒絕讀醫學院，其實兩個哥哥對當醫生也沒太大的興趣。 阿叔比我父親先結婚，父母在他去加拿大前不久才辦結婚，婚禮後即回台北幫忙他出國，原本計畫要在高雄多住幾天的計畫就泡湯了。 我出生時沒頭髮，阿叔跟家父說我頭光光的像香瓜很古椎。小時候有時會開玩笑叫我香瓜，去溫州街三嬸會笑著說：「香瓜來了」。我出生時住在松江路， 不知道何時搬到溫州街阿叔的台大教授宿舍 ，松江路的日子完全沒印象，有記憶是從溫州街開始。數月後我們搬到溫州街另一邊，新生南路三段十巷 ，大人走幾步就到， 那時巷子還沒有鋪柏油也沒有路燈，曾有教授晚間騎車跌倒受傷。住溫州街到新生南路時，父親有一台重型摩托車出入，下雨天泥巴石頭路摔了很多次。後來摩托車借給朋友撞毀，經過阿叔在台大員工福利社買了一台五順牌腳踏車。 十八巷口違章小店有賣黑松沙士，叔父會買給我們小孩喝，直到現在還是覺得黑松沙士最有味。十六巷口也有違章沒開店。很少房子前門開在溫州街，一邊巷子是新生南路，地址另一邊是溫州街門牌。早期門牌沒統一規格。巷口小店後來變成監視的據點。 星期日他常帶小孩去台大校園福利社，喝農學院自製的鮮奶，橘子汁，吃花生冰棒、餅乾冰淇淋三明治，比當時外面商品好吃衛生可靠，台北還沒義美鮮奶。也有時牽狗去羅斯福路獸醫，回程去台大，羅斯福路、溫州街還有很多稻田菜園，新生南路還有軍校營區。也曾帶我們小孩去在新生南路龍安國小對面老爺飯店吃高檔的冰淇淋，從桶子挖起來放在高腳杯子那種。和平東路有一兩家賣冰棒的反而很少去。阿叔小時候住家離大甲鎮瀾宮不遠，但有不少路邊攤販賣的東西不准吃，果糖小番茄是其中一項。 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想法，阿叔找人來後院挖水池想要養牛蛙。不過發現牛蛙叫聲很大怕鄰居會反對，水池太深也怕危險，結果只挖了一個荷花池。有一天我們小孩在荷花池從一邊跳到另一邊，堂妹太小沒跳過，跌倒掉入水池，還好沒出事。 印象很深的是，他從日本帶包裝精美又大又甜的葡萄回來，小時候只知道他是台大教授，完全不知道他是聯合國代表的顧問或其他職位。去溫州街常常都有客人在客廳，小孩在房間玩，從來不管客人是誰。 1959年我們搬到劉慶瑞郭婉容在紹興南街的宿舍和四伯彭明聰後門對面， 那一年比較少來往，只有跟大人去仁愛路、上海路(現在變林森南路)公車15號或杭州南路口O南，我還在幼稚園自己不會去。 1960年我們搬到金華街走路十多分鐘，又開始來往。當選第一屆傑出十大青年是那時候的大事，但也是報派才知道。暑假白天在後面走廊玩「大富翁」，星期五晚會去他家看電視「勇士們」， 他會買牛肉麵、扁食、臭豆腐給我們吃。他的兄姐家都不准吃臭豆腐，阿叔買的沒人會說話，伯母或老母買都會被說不衛生，祖母其實多年很想試吃但不敢。他不喜歡麻辣口味水煮的臭豆腐，很多年沒吃古早味的臭豆腐。反而有一樣台灣味，阿叔不敢吃，就是鱔魚麵。他小時候去鳳山看他的祖父，家裡都會有準備鱔魚麵招待客人，滑滑的鱔魚感覺不好。 我沒看過他的左手臂，如果是穿短袖衣服，左邊也都會披一件衣服。沒看過他如何打領帶。有一個小提琴天才兒童跟他的祖父在美國約阿叔去牛排館用餐，他的印象是這個人很奇怪，單手切牛排，回旅館後，他的祖父才說明原因。 小學有時讀下午班，搭O南會遇到阿叔回家他都西裝畢挺，公車還是兩排木板椅子的時代，新生南路還分兩邊，中間是大水溝。 1964年阿叔被捕後，三嬸來家裡打電話去祖母家。阿叔被捕後，祖母常來台北。那時我國小比較不知道事件嚴重和細節，大人都講日本話。林水泉議員那時開始來家裡。 探監好像只限見一、二等親，祖母會煎土魠魚、煮烏魚米粉去看他。回台灣後，有一次來家裡吃烏魚米粉，他很高興因為很久沒吃到那種記憶中的味道。 阿叔出獄後會來金華街。 先前中山北路蓋房子，阿叔有時會去工地看進度。他請早年台大派來幫忙整理庭院的胡先生晚上去看守建材，結果胡先生一晚追小偷把鞋跑壞，阿叔還買新鞋賠償。樓房出租當旅舍，那時越戰美軍會來台渡假，旅舍安排美國大兵吃喝玩樂一星期，錢花光後沒錢付旅舍就安排他們去美軍福利社買東西做黑市生意。過年都會有洋菸、洋酒，阿叔偶爾喝酒但不抽菸，洋菸黑市價錢不差但他都留給家父，伯父只抽「新樂園」，其他牌不夠味。越南美軍不來台灣休假生意就不好了。 他旅行時行李很少，一件風衣，一邊放牙刷，另一邊放英文雜誌，不容易知道他要遠行或外宿，通常是搭夜車去高雄。我們笑他是牙刷主義。英文雜誌Time、Newsweek是在西門町或北門的舊書店買，台北兄弟看完郵寄去高雄伯父看完才賣廢紙，即使被禁，舊書店也買的到，而且不一定是亞洲地方版。牙刷主義是笑當年一些在國外置産的人，隨時都可以只有牙刷逃離台灣，如果共匪攻打過海峽。 1969年暑假到高一早上七點上學前常常看見他在客廳看報紙，偶爾晚上會回來用打字機寫信，只用一隻手指快又準，沒看過修正。1970年1月就沒再看到他。有一天早上，阿嬸收到瑞典傳來的電報來家裡打電話給在高雄的祖母，念電報給祖母聽。知道他已經平安在自由世界。 1972 年一個美國女士來台灣，讓我們知道《自由的滋味》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版。1973年我們從不同的管道收到《自由的滋味》。 1978年感恩節是他逃亡後第一次見到他，他鼓勵我去看美國人的生活，讀書是次要的事情。他說將來會把他逃亡的經過出書交代清楚，等了三十多年，《逃亡》2009年終於出版了，一出版就寄給我。我沒想到他會在書中會提到，我初中時父親被校長找去教訓，談我思想有問題的事件。 我在密西根讀書期間見過他兩次，一次是他自己去，另一次則是帶他兒子旼去。隔年旼去明尼蘇達當住院醫師。我住在巴爾的摩(Baltimore, MD)時，他常住在華盛頓附近，FAPA期間，去見過他一兩次，帶父母一起去。旼在芝加哥結婚，祖母過世在紐約辦追思禮拜都有見到他。他們姊弟四人在芝加哥團聚時我公務旅行沒去。   我搬去長島，他去皇后區時會約我見面，他一個長期支持者廖國仲先生在法拉盛，很年輕就過世，《逃亡》有提到他。   我遷徙到南加州時，他已經搬去奧瑞岡，有時會去洛杉磯都會找我見面吃飯。有一次叫菜時，我問他：「要不要青菜？」，他說：「青菜回家自己做就好了」。後來外傭抱怨，依照阿叔的要求，青菜都洗到快爛掉了。1992年他終於可以合法回台灣，他邀我去參加在環球影城希爾頓的回航餐會，沒有預料到有那麼多人參加。其實有些擔心他回台灣的安全。1994年父親開刀我第一次返台探親，也是阿叔回台灣後，我第一次見到阿叔。 我搬到矽谷，他也找過我兩三次。堂兄姊中他找我見面次數最多。我妹妹笑說，她和阿叔吃飯大多是跟我去的。 阿姑的長孫（電影製作 Dan Lin）結婚是家族在美國見面的機會，阿姑已經開始退化。有一晚我們去吃飯，遇到一個遠房姻親，他和阿叔寒暄，我在不同的場合見過他多次，知道他是誰，以為阿叔也知道他是誰，離開後阿叔問我：「剛才那個人士是誰？」。 忘了哪一年阿叔搬去西岸， 堪薩斯的托皮卡（Topeka, KS）是他在美國多年的住址，搬家前不久父母去過，從他家拿了一張牛皮。數年前我和父母、阿姑、堂姊去去奧瑞岡林肯市( Lincon City）看他，老房子是以前市長公館，他一個人獨臂房屋院子整理讓我感到不好意思，連小公寓都沒整理。剛住奧瑞岡有養牛，不知道冬天一大早要起來準備飼料，沒多久就放棄了。他開車帶我們去海邊去山上（Mt. Hood），旅館有兩隻很大的聖伯納狗，每個人都很高興。 他當總統府資政期間，有人找我用他的關係搞生意，由政府投資撈油水，知道他的想法，提都不敢提。現在有一點後悔沒去總統府拜訪拍照留念。我拿一本《自由的滋味》請他蓋官印，他認為不妥只蓋總統府紀念橡皮印。那段時期見他的機會變少，他公務或應酬很忙，每天都有應酬，有時我去台灣他出國。 父親中風後，我比較常去台灣探訪，見到離開公職阿叔次數也相當多，有時在醫院，有時在家裡，話題也不一樣了，一些家族的八卦只剩下他的記憶。他有去台中一間私立大專幫伯父的兒子送禮拜託，他說「很丟台大教授的面子」。 父親過世時，阿叔改變在美國的行程提早回台灣，我們請他在告別式中講幾句，起初不答應，想了多天才答應。他說的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家父為兒女改變不少他的生活方式。 父親的告別式有屏東中會來表示謝意，60年代有祖父和友人放在父親名下的土地獻給屏東中會，屏東市發展後土地給中會很多機會。有一天阿叔來家裡吃飯，問起事情的前後，我們解釋給他聽，當時《教會公報》的報導也拿給他看。當時他有太多頭痛的事，沒注意到家裡和教會的事。東元電機林氏後代曾問阿叔獻地的事，他完全不知情，了解後影印《教會公報》給她參考。 祖母在的時候在高雄大寮鹽光教會公墓買了兩份墓地要給父母，父母決定火葬只須用一塊。我們問阿叔是否要保留另一塊給他，他說將來要樹葬，不用為他保留。家族決定把曾祖父母的墓遷移到教會公墓，有人照料。曾祖父的老墓地有比人高的芒草和多到可怕的跳蚤，平常無法靠近，清明前有人會去放火燒才能靠近。曾祖母（林氏）的墓本來在屏東市，都市計畫被迫安置在貨櫃倉庫很多年，等待政府規劃新公墓。四伯父（彭明聰，二伯公子）還在，阿叔本來要和四伯父對半分擔費用，我們建議用處理祖父屏東土地剩餘支出阿叔的部分，他沒反對。麗雙姑（姑婆女兒，姓莊）安排遷墓順利完成。2015年12月他去高雄大寮探墓，回來後希望要在鹽光和家人埋在一起，鹽埕教會同意讓他購買墓地。 有一次去大寮掃墓，在車站和助理商量要如何跟計程車講價，司機前來一句「彭教授你好，今天要去哪裡？」，講價的機會都沒了。 屏東有一些「三七五減租」後祖父留下的土地。祖父有交代土地如果處分後要如何處理，伯父名下都被徵收了。父親過世後，阿叔和我們商量，他還在的時候處理比較簡單，下一代比較不好處理，我們非常同意就把土地賣了。有一個佃農已經欠不少地租，聽到土地要處分，地租馬上繳清，佃農分到比地主多。 2012年父親的藏書捐給長榮大學圖書館，大學同時辦了一場與彭明敏座談會，先前沒有講清楚，阿叔有些意外突然要他演講，臨時改成討論會。 幾次去關渡楓丹白露看他，房子整理和美國住家一樣讓人印象深刻，他的住宅從沒見過中國字畫。閒聊中阿叔不停請幫傭拿東西出來請我們吃，偶爾會自己去冰箱尋寶找東西來會客，很難想像他知道冰箱有好吃的東西。 從有記憶六十年多，去看阿叔或他約我見面都是很開心的事情，有趣的談話和好吃的東西，從來沒有找理由回拒，有人提議就去，從溫州街到美國到關渡。阿叔鼓勵我出去看新世界，不要抱著毫無意義的舊思想。阿叔教我要照良知去走，也許阿叔讓我有比較不平凡的日子，也有不同的機遇去找尋自己的生活，阿叔也許不在旁邊但有相當的影響。

  微博上面出現一條梗圖，標題是「這些大佬全部隱退，不再對外發聲」，説抖音的張一鳴清空了過去所發的所有微博，王興清空了1.7萬多條，百萬字的個人隨筆，也說馬雲已經好久沒有對外發言了⋯⋯劉強東，黃峥，宿華隱退⋯⋯ 被點名的人，最老的是馬雲1964年次，張一鳴1983年次，還不到40歲，黃崢是1980年次，王興是1979年，劉強東是1974年，宿華是1982年，今年才滿40歲。他們都正在人生最有戰鬥力的黃金時代。如果再把馬化騰算進來，他是1971年次，今年51歲，是最能拼，能戰的好年份，沒想到他們的戰場紛紛不見了。 好多年前，馬雲來台作客，公開批評台灣的企業家太老，又說台灣的年輕人太便宜，他曾經和張忠謀一起對談，乍看好像是爺孫的組合，但張忠謀年近九旬，仍然可以發表高論，馬雲只能噤聲不語。前幾年，阿里巴巴的市值是台積電兩倍多，如今剩下台積電的一半不到。 最近今周刊將公布今年兩岸三地一千大企業排行榜，廿年前，台積電排在廿幾名，十幾年前在10名上下，去年排名第三，今年會躍升至第一，這是十分巨大的變化。 不管是阿里，騰訊，美團，百度，京東，這些中國新經濟企業都是中國科技創新的引擎，從照片上可以看到馬化騰，馬雲，劉強東在創業時的青澀歲月照片，他們在新時代中領風騷，成了鄧小平「讓少數人富起來」的精典代表人物。這廿年中，中國開疆闢土的新人輩出，像1982年次，清大畢業的宿華開創中國快手，1983年的張一鳴創辦抖音，他們的觸角已經延伸到世界。 過去很多年前，我們常常聽到很多人指責台灣的年輕人沒有狼性，現在沒有人這樣說了，反而全中國流行「躺平」。中國的國進民退已成主流，像拼多多的黃崢隱退之前，三次響應共同富裕，拚多多股價慘跌不起，阿里，騰訊，美團等愈來愈沒力，中國的企業家創新的力量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身的隱退，這才是中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所在！  

  台灣社會有一群人的言行特異： ～疫情一開始，他們看好中國疫苗。 ～全球疫苗慌，他們怪罪衛福部無能。 ～美日捐疫苗，他們取笑台灣是乞丐。 ～民間要捐購疫苗，他們謊稱衛福部打壓。 ～疫苗開始施打了，他們造謠打了會暴斃。 ～國產疫苗上市後，他們抹黑打了不能出國。 ～疫苗供應充足後，他們挑三揀四不願意打。 ～等疫苗快過期了，他們指責衛福部買太多。 ～疫情再起後，他們才開始搶打疫苗。 ～搶不到心儀的疫苗，他們要衛福部長下台。 這是一群言行令人生厭的人，光是「疫苗」就可吵鬧一年多！

華視新聞跑馬燈連續意外突鎚，什麼「導彈襲台」「大屯山爆發」的新聞都冒出來了，舉國嘩然。華視的工作人員，想像力是有的，只是流於低級程度，這種格調的無厘頭點子，嚇唬不了多少台灣人。如果他們高桿一點，讓跑馬燈秀出像是上海出現「人相食」、「易子而食」之類的慘劇新聞，聰明睿智如寇老的台灣人恐怕也有很多會被騙相信。 上海自從被「強力清零」以後，上海人被餓得氣息奄奄，呼天搶地哭喊者有之，敲鑼打鼓表達不滿者有之，衝著上級領導人怒嗆者有之，甚至傳出有人吃糞，有人跳樓的悲劇。民眾的寵物狗和貓都被「大白」打死或抓走了，當人們餓得無路可走的時候，「人相食」「易子而食」的新聞也不是什麼難以想像的事。 在中國，文獻記載的「人相食」事件已經有超過2000年的歷史。早在戰國時期，據《史記》記載，秦將白起在長平圍攻趙軍，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同樣出於《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記載：「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 《左傳》宣公十五年中記載，「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為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留下「易子而食」這個精闢的成語典故，恐怕是舉世獨一無二的罷？ 中華道統歷經秦漢魏晉唐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到現在的共產中國，「人相食」的記載史不絕書。你去查一下《維基百科》【中國食人史】就會發現，「沒有一個朝代沒發生過」。 1959年－1961年「大躍進」期間，中國大陸發生「三年大饑荒」，四川、河南、甘肅、青海、湖南、安徽都傳出吃人肉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時期，單單是廣西省就至少有一千人被食。根據紀錄片「文革廣西武宣縣紅衛兵吃人肉事件」評論，這些食人事件並不是因為飢荒，而是因為政治運動製造出來的仇恨心態導致。 飢荒、吃樹皮草根、「人相食」一直是「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的一部分。   或許有人會說，都21世紀了，中國教育普及，都變成文明人了，怎麼可能發生那種殘忍野蠻的事？今天的中國人真的文明了嗎？您只要到谷歌網站隨便輸入「法輪功」或「維吾爾」搜索一下就會發現，今日中國人的文明程度比起官方「大外宣」所說的差得可遠著呢。至今仍受舉世交相指責的中國「活摘器官」惡行，不就是另類的「人相食」嗎？而那些從事「活摘器官」的，不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菁英嗎？他們餓肚皮嗎？他們是在槍口下被逼迫做這種事的嗎？誰不知道他們只是為了賺錢？ 去年8月，韓國SBS電視台稱中國吉林省有醫院使用死嬰做的「人肉膠囊」流入了韓國市場。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表示，衛生部對此事高度重視，已經責成吉林省衛生廳立即開展調查。此事有點奇怪，按共產黨的制式反應，鄧海華應該不假思索的立即駁斥，指韓方的報導「毫無根據」才對。顯然，「人肉膠囊」確實存在。【大公報】 「人肉膠囊」的新聞至少啟發了兩點值得我們省思：第一，若不是不小心被韓國察覺，它根本不會曝光。第二，中國到底還有多少同類產品，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聽了真令人頭皮發麻。台灣那些喜歡吃進口中藥進補的人們要小心了，說不定你已經吃人肉多年還不知道呢，希望你沒有染上惡疾，將來不會下十八層地獄。 韓國電視報導，中國吉林省製造的「人肉膠囊」流入韓國市場(左)。 中國活摘人體器官示意圖(右)。   當然，今天的上海人如果想吃人肉，技術上有一定的難度。「一胎化」後想「易子而食」也沒有多餘的孩子可以跟別人交換。不過，習大大既然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執意要硬幹下去，民眾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最令人擔心的是那些被強制隔離，父母無法探望的小孩子。到時後，父母只收到一張死亡證明，頂多加一罈不知是什麼燒成的灰。他們的「骨肉」被拿去製成醃肉或香腸，分發給大家吃，誰又在乎那是什麼肉？ 最後，「中華民族」終究還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他們今天在疫情封鎖下哀哭起哄，並不表示他們軟弱，或對黨和政府不忠。只要他們撐住，等過些時候封鎖鬆綁了，眼前的一切就會過去，他們肚子填飽了，他們會不念舊惡，會重新堅定的站起來，繼續跟著共產黨搖旗吶喊，期待中國更強大、反對美帝與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擴張、支持武統台灣、支持鎮壓香港民運、支持打壓維族民族主義運動、支持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支持拆教堂、支持逮捕維權律師。畢竟今天的中國已是21世紀的新中國，215 年的英國大憲章，1788年的法國大革命，都已經很古老、很落伍了。中國有適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政治。中國人堅持「好死不如歹活」的古老教訓，西方社會的撈什子鬼東西是要永遠禁止流入中國的。 END

  自2020年中國武漢肺炎肆虐全球以來，新北市市長侯友宜由於總是不時就對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說三道四，動不動就把封城、普篩掛在嘴邊，這種勇於「炮打司令部」唱反調的作為，讓新北市即使在防疫的表現慘不忍睹，每天的確診新增人數總是高居全台之冠，新北市除了發生中和幼童染疫後由於新北市防體系混亂，造成該幼童延誤送醫而成為全台首起首起染疫死亡的案例，而侯友宜除了召開記者會表演哽咽秀並再次砲打中央外，根本拿不出具體的改善對策。 在此同時，資深媒體人周玉蔻日前到醫院進行PCR檢測，並在四月二十一日凌晨接獲簡訊通知為陽性，隨即通報電台並請假十天，在家自主居家隔離，但周玉蔻卻突然在臉書上發聲明稱，「台北萬芳醫院昨天為我進行的PCR檢測，最新結果，陰性，還我清白，也驗證了我前後做了十次快篩全都陰性的原因，是：我根本沒有確診！」，有充分証據證明，新北市聯合醫院為她做PCR檢測時，不小心將她的檢體感染了，質疑是否只有她一個人的檢體受到感染？並誠懇請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快快進駐新北防疫中心，否則，才兩歳的小男童，確診後延誤送醫居然不幸喪命的悲劇，以及與她的個案相同PCR檢體遭污染，導致檢測結果鬧出烏龍的案例，將會層出不窮！還痛批侯友宜與市府團隊的無能，已經不是媒體包裝、置入行銷可以遮掩的了(註1)。 詭異的是：儘管新北市的疫情越來越嚴峻，但侯友宜的民意支持度卻總是居高不下，而今在新北市市民如此的擁戴下，新北市終於在四月二十四日成為全台首個確診病例突破萬人的縣市(註2)，侯友宜也成為名符其實的「萬戶侯」，創下如此的「佳績」，相信那些全力擁護侯友宜的新北市市民絕對會感到與有榮焉，會繼續對支持侯友宜至死不渝！ (註1)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425/2237096.htm (註2)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424003266-260405?chdtv

  網路上流傳六分鐘視頻「四月之聲」，描述上海封城狀況，就像「武漢封城日記」，「四月之聲」很快被下架，但是私下仍然在海外轉傳。圖/截自網路   如果你問我，奴隸「和韮菜有何差別？」以下是我的回答：「奴隸至少還是有血有肉的人，韮菜是植物，當奴隸持續退化，失去血肉，最後就成為任人宰割的韮菜了。」最近的上海，剛好出現兩個典型代表：王思聰和李立群。 王思聰是誰？萬達地產集團王建林的兒子，王建林曾經是中國首富，地產王國崩盤後，老王企圖落跑，在機場被邊控，現在是負債王，連王思聰也負債30億。有錢的時候，王思聰在上海活得滋潤，花邊新聞不斷，沒錢時候，仍然傲氣逼人，所以，上海封城近月，每天搞核酸檢測，王思聰在網路上發飆說：「這不是檢驗陽性或陰性，而是檢驗血性或奴性。」王思聰說出真話，可以猜想王思聰下場，封鎖帳號禁言。 老共最怕奴隸的血性爆發，上海就變成不可控，類似王思聰的人應該不少，最近網路上流傳六分鐘視頻「四月之聲」，描述上海封城狀況，就像「武漢封城日記」，「四月之聲」很快被下架，但是私下仍然在海外轉傳。 會叫的奴隸，不見得能夠反抗，拒絕檢測核酸還是少數，畢竟這些人曾經與統治階級為伍，即便現在落魄了，還是高級別奴隸，現在叫囂，只因為自己也被侵犯了，如同復旦大學教授余惠人，因為封城無法看病而死亡，留著生前的字「悲劇終於降臨我認識朋友身上」，他從沒料到，自己也是悲劇之一，因為他長期也自認，自己是統治階級一部分。 有人把上海封城分析為「中共對奴隸耐受度的測試」，畢竟上海是最高級別奴隸所在地，富人與貴族雲集，這些人是否可以在非人性壓力下服服貼貼，代表中共統治是否成功？黨傳聲筒洗腦是否徹底？尤其是上海老外很多，如果連老外也乖乖，那就更棒了。 李立群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這位曾經在自由台灣國生活工作的演員，還算不錯的演員，他的《搭錯車》至今還是令人懷念。但是，2000年，李立群回歸他自以為的祖國後，在中國作品無數，中國演藝界稱他「爛戲王」，意思是為了金錢，什麼戲都可以接，在《西虹市首富》一片中，李立群演死去的富人，露個臉，拿10萬人民幣也接受，可以想見，李立群拼命賺錢。賺錢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做個沉默的順民，也應該有個順民的是非，因為揭露上海飢餓現象，被國台辦關切後，現在改口了，而且從奴隸變韮菜，要求上海人「少說話，多嗑頭。」 人在鐵拳下，無法不低頭，這就是韮菜養成的方法，養成的韮菜，沉默無語，只能等待被割了。 2017年，中共就在北京測試低端人口對暴力，非人道治理的耐受度。隆冬臘月天，數十萬人被驅趕到街頭，低端人口為了吃一口飯，進入京城謀生，他們不犯罪，但卻像犯了罪，低著頭，沒人反抗；現在，測試來到高端上海人，我們看到下跪求情多，起身反抗少，老共成功了。 從1949年，蔣介石還在西南頑抗，毛澤東就匆忙建政，他心裡清楚，紅色政權得來靠著謊言，他承諾的自由和民主是假的，只要民主黨派起來索要，就會穿幫，若想政權永固，只有靠暴力壓迫，洗腦灌漿，所以，從利用韓戰，把投降國軍送入地獄戰場，接下來就是不間斷的政治運動，用飢餓消耗中國人體力，也消磨中國人心智，把最後的異議份子送進牢籠，放逐海外，把中國人改造成黨國奴隸和韮菜，看看上海的飢餓實驗，就知道老共對人的改造是否成功了。 一位回歸中國的台灣藝人看到「四月之聲」，第一個反應說：「這是假的。」因為，他不相信祖國黨官會如此殘酷。如此傻瓜，可見洗腦的偉大力量。 要靠血性奴隸或冰冷韮菜，是無法搞革命的，老共正在上海進行一場無產階級飢餓實驗，而且要擴大到所有城市，鐵幕終於要落下了，想走的台商，請趕快。

陳其邁畫的疫情曲線圖，柯文哲終於看懂了。到底他是真懂還是假懂，或是本來就懂，只是裝作不懂，只有柯自己最清楚。（資料照片，合成）   隔離出關前，柯文哲畫了一張與陳其邁將近20天前一模一樣的圖。這張圖把國外的感染曲線與台灣應該要走的感染路徑相對比，相對於許多國家突然暴增的感染人數，壓垮醫療量能，導致中重症與死亡人數增加；台灣希望能夠透過公衛手段的介入，拉長感染曲線，保護醫療量能，壓低中重症及死亡人數，以平穩度過疫情。 這張圖其實正透露台灣疫情指揮中心面對病毒的整體戰略思維。就是在死守邊境盡全力撲滅病毒之後，隨著疫苗已經覆蓋了台灣八成人口、醫療整備充裕的情況下，台灣必須接軌國際。把國外入境的隔離天數從14天改成10天是第一步，如果邊境還守得住，可預期10天會降成7天，7天會再降成3天……戰略上，這就是要與病毒共存；而包括口罩、限制社交行動等等「戰術」公衛手段的介入，目的則是希望適時調整台灣的感染人數，不讓染疫中重症的數量壓垮醫療量能。 柯文哲畫的疫情曲線圖。（圖片截至柯文哲臉書）   陳其邁20天前畫的疫情曲線圖。（圖片摘自陳其邁臉書）   柯文哲在上週不斷地抨擊指揮中心：「中央戰略要與病毒共存，戰術卻是清零，戰術、戰略不一致，這個禮拜全台灣會大亂。」只是，台灣上週的疫情雖節節攀升，但是並沒有「大亂」；而柯文哲在隔離7天後，終於領悟出一張與陳其邁20天前畫的一模一樣的圖，顯示他終於清楚台灣現階段的戰略方向與戰術手段。這位自詡有醫療專業的首都市長現在如獲至寶地拿出來說嘴，但其實已經至少慢人家20天了。 到處說嘴就是柯文哲的目的，為了能夠說嘴，這位首都市長更不惜刻意唱反調。像他昨天又說，疫情的高峰都還沒到，估計是每日新增5萬，恐持續100天……。有記者拿著同樣的問題去問陳時中，原來這是前天指揮中心與六縣市地方首長開會時所透露國衛院的模型推估。指揮中心與其他五個縣市長選擇不對外公開這推估的數據，無非是希望別引起民眾的不必要恐慌；唯獨柯文哲，狀似先知地到處預言疫情的走向。 而他上週五突然宣布北市國高中「試辦」不用到校、遠距教學，也是一樣的模式。用柯文哲先前的邏輯試問，疫情最嚴重的新北市都沒停課，台北市卻要獨樹一幟地要國高中生不用到校，這是要清零還是要共存？是戰略還是戰術？而國高中都已經打過疫苗免到校，卻要求12歲以下沒打疫苗的國小生要上課，這其中邏輯何在？根本是為了標新立異，製造衝突，所以一定要為反對而反對。 疫情指揮官不是名嘴，名嘴可以隨意評論疫情，但身為疫情指揮官卻有控制疫情、穩定民心的絕對責任。柯文哲時不時把自己當名嘴，從去年五月時預測「八月會死傷慘重」、「疫情像炸彈一樣引爆」；去年九月預言「疫情穩定只是假象，11、12月恐大爆發」；到上週把「本週一定天下大亂」掛在嘴邊。一直以來，他語帶恐嚇，口無遮攔，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好像疫情跟他身為地方指揮官毫無關係，沒把指揮官的責任與品格當回事。 昨天，《美麗島電子報》公布新民調，陳時中滿意度高達63.9%、且有66.5%民眾認為沒必要換指揮官。對此，名嘴吳子嘉說，他看到民調要嚇昏了，「我每天都在罵陳時中，民調還是這麼高，我也不知道怎麼辦。」這客觀的民調數據其實就是在告訴這些政客名嘴，疫情一路走來已經兩年了，台灣防疫做得好不好？陳時中值不值得信賴，多數人都有眼睛，也有自己的判斷，不管他們再怎麼帶風向，人民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把尺。 陳其邁的圖，柯文哲終於看懂了。但到底他是真懂還是假懂，或是本來就懂，只是裝作不懂，只有柯自己最清楚。台灣今年是選舉年，一邊要選舉一邊又要對抗病毒，這防疫工作一定格外辛苦。但對一般民眾而言，生活是自己的，命更是自己的，千萬不要跟著政客名嘴的妖言惑眾隨之起舞而害了自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