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的黨內初選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這次參選人數多，變數大，政治圈外人士和非主流派強烈挑戰。在新罕布希爾州舉行的第二場初選，民主黨的桑德斯以60%對39%的懸殊比例贏過對手希拉蕊，共和黨的川普（中國譯：特朗普）也是大贏，得票率超過第二名的一倍多。 有評論家甚至推測，照這個勢頭下去，美國的下屆總統，不排除就在桑德斯和川普之間產生。 但如果深入了解美國的政情就會知道，新罕布希爾州的選舉結果對美國總統大選的總體影響不僅非常有限，而且新州代表的是錯誤的方向，體現的是舊思維。 新罕布希爾州是美國出名的左翼州。從1992年開始，在過去6屆總統大選中，新州有5次投給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柯林頓兩次，歐巴馬兩次，凱瑞一次）。新州是唯一的州，2000年投給布希後，在布希尋求連任時，卻投給了民主黨的凱瑞。 新罕布希爾州的左翼傾向還表現為，它是美國第一個州在沒有法庭裁決下認可同性戀「伙伴關係」（same-sex civil unions）的。 新罕布希爾的白人佔人口92.3%，黑人佔1.1%，西裔1.6%，亞裔2.2%。從新州的這種種族比例更可看出，美國的左右派問題，根本不是族裔問題，在黑人、西裔、亞裔等少數族裔很少的地方，左翼傾向反而比絕大多數美國其它州更嚴重。 所以新州也被稱為「白左州」——白人左派主導的州，也被視為「美國的瑞典」，像北歐國家那樣，白人多，教育程度高，收入也較高，這類人更熱衷北歐式的福利社會主義。這個州的很多居民支持桑德斯，因為他是美國100名聯邦參議員中唯一公開主張社會主義的。 另外（按民調）桑德斯還會贏的另兩個州：一個是他任參議員的佛蒙特，再一個是夏威夷。佛蒙特跟新州相像，也是白人多數，佔人口95.3%，黑人只佔1%，亞裔1.3%，其他為原住民等。 新罕布希爾州和佛蒙特州比鄰，都在美國東北部快接近加拿大的邊境地帶。這兩個州不僅社會主義傾向強烈，而且還有一個共同點全國聞名：都是全美國基督徒最少、以世俗者（不信上帝）為主的州。與此同時，佛蒙特最大教會是天主教會，而天主教本身就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不僅要均貧富，而且反富）。被視為近代人類歷史暴力開端的法國大革命，就是均貧富的天主教教士們和主張革富人和貴族命的羅伯斯比爾們聯手開啟的（在國王路易十六同意開放三級議會時，兩者聯合，拿到多數票）。 教育程度高的世俗者加天主教徒成為主體，可想而知新罕布希爾和佛蒙特這兩個州的左傾勢力有多大。桑德斯這種公開的社會主義者，只有在這個瑞典般的「白左」州，才能當上聯邦參議員。 佛蒙特還有一個特點，法國人後裔是最大的族群，佔人口23.9%，據統計，5%的佛蒙特居民在家裡說法語。說法語的，就傾向法國那種社會主義。這點跟加拿大的法語區魁北克很相像，那裡的法國人後裔也是非常左傾。無法擺脫族裔的局限，是人類共同的缺陷。 但無論新罕布希爾還是佛蒙特，兩州人口都不多。新州只有130萬人。同樣是美國50個州之一，加州是3900萬人口，新州只是加州的30分之一，不僅全國人頭票有限，其黨內初選的黨團選舉人票也不多。 佛蒙特的人口就更少了，只有62萬，是加州的60分之一，土地面積是加州的21分之一。所以這兩個州都支持桑德斯，其在全美選舉的份量上，也不構成多大意義。 從人口上說，夏威夷也是小州，只有143萬人口，比新罕布希爾州多一點。但夏威夷跟新州和佛蒙特相反，是全美各州中白人佔人口比例最少的州（24.9%），以日本後裔為主的亞裔佔夏威夷人口39%（1990年代佔60%以上）。 雖然族裔構成不同，但夏威夷跟新州和佛蒙特一樣，也是相當左傾的州，據2012年蓋洛普民調，夏威夷是全美國男同性戀（gay）、女同性戀（lesbian）和變性人（transgender）最多的州，有5萬4千人，佔人口的5%。同性戀家庭有三千多個，比十年前增幅35.45%。 夏威夷也是左翼民主黨的票倉。現在該州的兩名聯邦參議員、兩名聯邦眾議員都是民主黨籍，州長也是民主黨籍。州議會也是民主黨佔有多數席位。夏威夷是1959年才正式成為美國的第50個州。從當時至今，在全部14次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只有尼克松和雷根選總統時贏過夏威夷，其他都是民主黨候選人獲勝。歐巴馬連任時，在該州贏了76%的選票（全美最高之一）。 夏威夷的左翼社會主義傾向，帶來了高稅收（稅率之高超過美國多數州），高房價、高物價、高失業率等。 雖然桑德斯能贏這三個比較左翼的州，或再多幾個，但很難贏得更多的州，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思想在美國沒有廣大的市場。雖然桑德斯跟希拉蕊都有社會主義信念，但桑德斯更加極端，更加左傾；在共和黨的嚴峻挑戰之下，多數的民主黨選民會選擇希拉蕊，淘汰桑德斯。但桑德斯的參選和一度領先，可以讓世人更看出，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人，尤其在不諳事理的年輕人中（大學生為主）仍有相當的市場。這是美國的隱患。 既然新罕布希爾州傾向左翼，那為什麼共和黨的參選人川普在那裡能夠大贏？這也跟新州的舊做法有關。 新罕布希爾州允許自稱「獨立派」的選民臨時投票。按照投票之後的出口民調，在共和黨的投票所，有近一半的投票者表示他們不是共和黨。42%說他們是獨立派，3%承認他們是民主黨。 民主黨的選民為什麼要跑來投川普的票呢？就是他們認為，如果川普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就更容易被民主黨候選人打敗。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共和黨中最弱、最差的成為候選人。這種心情很像不久前台灣的總統大選，綠營支持者就非常希望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是洪秀柱，因為洪秀柱是最容易被打敗的人選。 反過來，桑德斯也拿到不少共和黨選民的票。據《華盛頓郵報》，有近1800名共和黨選民在選票上寫了桑德斯的名字。在共和黨的黨內初選投票單上，當然不會有民主黨的桑德斯的名字，但新州允許選民投票時臨時寫上自己支持的候選人（write-in candidate）。 同樣，有2095名民主黨選民在選票上寫了川普的名字。這種選舉奇觀也說明，無論是桑德斯還是川普，都不是本黨最佳人選，所以才會被對方選民選擇。 從這個跡像也可判斷，桑德斯和川普雖然現在聲勢很高，但最後都不會成為本黨的候選人，更別說當選美國總統了。 真正比較有指標意義的選舉，是本周末在南卡羅納州的兩黨初選。民主黨方面，希拉蕊將會大贏桑德斯，展現出實力。接著會在被稱為「超級星期二」（有14個州同時初選）的三月一日連續戰勝桑德斯，而確立希拉蕊將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地位和聲勢。 南卡州的共和黨初選也非常有指標意義，基本會是四個人兩組人馬競爭：川普和克魯茲（代表體制外），魯比歐和傑布布希（體制內）。其趨勢是傑布布希和川普最後被淘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克魯茲和魯比歐之間產生。而他倆不管誰勝出，都可以打敗希拉蕊，讓共和黨重掌白宮，從而避免桑德斯或希拉蕊們把整個美國領向新州、佛蒙特和夏威夷那種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6-02-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台南關廟區民房也在此次震災中受損，牆面嚴重崩裂。王志弘攝 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昨天再度呼籲注意土壤液化的危機。這不是他第一次警告，而是已經強調很多次了。為什麼政府沒有回應？因為公務員小日子過得吱吱冒油，不願意去捅這馬蜂窩，百姓生命財產的危機關我公務員啥事？只要18趴沒變，全球最高的退休金替代率不變，三節獎金乖乖入帳，我就安全下車退休享福，犯不著給自己找麻煩去服務老舊公寓的更新、改建問題。 怕房價跌只是藉口 早在馬英九當市長的年代，市府就做好了安全危機的潛能圖，但公務員不敢公布，既怕影響房價，又怕造成恐慌，現在連「防災型都更」都不准提了，不是掩耳盜鈴是什麼？  李鴻源當內政部長時，把台灣三種災難的潛能圖套疊在一起，三個都重複到的地區，就是台灣最危險的地方。花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錢做出來的研究結果，竟也不敢公布，還把這麼重要的資訊藏在營建署裡，民眾無法找得到。  現在知道為什麼民眾那麼厭惡公務員了吧。他們有權力隱藏我們納稅所做的災難研究的結果嗎？公務機關不是應該對人民開放透明嗎？怕房價跌、怕民眾恐慌，可能只是公務員懶惰打混的藉口。如果台灣遭到恐怖攻擊，或共軍來犯、或厲害無敵的傳染病毒攻擊，或核能電廠爆炸，政府有權以避免恐慌為由隱瞞這些災難嗎（和中共一樣）？隱瞞民眾可能會使傷亡加倍，因為民眾沒有資訊，無法未雨綢繆。  台灣民主化20年了，公務員還不了解人民「知情權」的重要性，遇到難搞的情況第一個念頭是隱瞞、第二個念頭也是隱瞞、第三個念頭還是隱瞞……這些公務員是台灣現代化的絆腳石，也是馬政府選舉慘敗的原因之一。  全面體檢訂好法源 給全國的建物全面體檢很重要，使用X光等高科技的儀器，透視建物的內裡，研判是否因年久失修而結構變得脆弱，這件事可請臨時工幫忙，應該也不難，立法強拆釘子戶給都更和大廈的汰舊換新訂好法源，全面動起來不但市容煥然一新、新的建築法規更嚴厲也更安全，同時，GDP的成長也立竿見影。公務員不可只防弊而不興利，如果還是消極打混、意興闌珊，那麼修法降低替代率並廢除18趴，就會是全民運動了。 

台灣兩次政權輪替，每次都聽到「轉型正義」的微弱聲音。許多人不大了解其意義，也不大關心。在正常民主社會，政權更替也少聽到這種訴求。只有獨裁專制被取代，這種聲音就出來了，因為在暴政之下必有不法枉法不公不義。 要知「轉型正義」的極致，就是「革命」，法國大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皇室貴族被送上斬頭棚、絞首台或刑場，有的被逐放到國外。中國共產革命，地主被清算，都很血腥。但依執行者的觀點，那是「轉型正義」。 第二次大戰後，凡主謀、發動、執行侵略戰者，作為戰犯受審，重者死刑，輕者被整肅，趕出政壇。東西兩德合併，曾在東德協助共黨統治之官員、學者、文人、藝人都被整肅，不受制裁也失去社會地位，如此達成「轉型正義」。 台灣在第二次大戰後，經過二二八慘劇，一黨專制，近半世紀的戒嚴白色恐怖，凡不接受「反攻大陸、統一中國」政策，或要爭取民主自由人權者相繼失蹤、被捕、被刑、被殺。消滅無數無辜生命，浪費數不盡的國家資源，俟證明國策徹底錯誤和失敗，則若無其事，一百八十度變成親共媚共，為中國併吞台灣鋪路，其罪責之重之深，無從形容。錯誤國策之主謀和執行，誤國誤民慘殺無辜的統治者有反省、懺悔、有一句道歉嗎？政黨罪惡萬貫，良心發現、自責羞愧之餘，自動解散嗎？通通沒有。 依上述歷史例子，應受嚴罰者，不乏其人（未必斬頭、絞首）。這些加害階層悠悠自適逍遙法外，搖身一變或為新體制的領導階級，吃香喝辣，以「遺忘舊怨，大家團結」口號麻醉人民，溫馴庶民忘記只有被害者才有權利寬恕及和解，加害者無權利說那些話，仍然乖乖地接受長期加害者的優越社會地位。如此，「轉型正義」不知從何開始。 人家民主是經濾化的，比較清淨。我們的則拖泥帶水和稀泥，摻雜毒素的。僅追求末梢，不敢大膽挑戰「未轉型的正義」只喊口號，可憐庶民只有自嘆「健全民主待幾時」。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看了彭明敏教授投書感慨轉型正義沒有落實，認為台灣社會怎能「乖乖地接受長期加害者的優越社會地位」，言外之意是寄語蔡總統應該在新民意可期的氛圍之下，正面思考並執行這項民主未竟之業。 筆者建議民進黨執政後，除了通過不當黨產條例之外，應儘速針對蔣介石總統的遺體事項，要求蔣家人表態。上策由新科立委蔣萬安先生召開家屬會議，自費辦理兩位蔣總統的後事，並對於過去白色恐怖時期對國人生命、名譽遭迫害的民主人士或其遺族，公開道歉。若蔣家人噤聲不聞不問，中策則直接在慈湖安葬，中正紀念堂內所有遺物移至慈湖收藏或展示，並將全國現仍存在的蔣介石銅像，由各縣市民意機關表決銷毀或放在慈湖旁的公園內，供仍對兩蔣心存感激之國人弔慰。中正紀念堂應改成民主紀念館或其他用途。下策則是原來國防部規劃花費三千萬安葬於軍人公墓，若採此策則強烈要求簡葬為宜，費用不應全民買單。 彭老師是民主歷程中的指標人物，九十四高齡仍心繫此事，原因無他，是知識份子對是非的堅持，轉型正義一旦落實，社會方能放下仇恨。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標竿直跑（聖經腓3:14）。 （作者任職補教業，新北市民）

這個春節，北京領導人神經緊繃，一個是金融神經，一個是戰爭神經。後者更為緊張，因為戰爭會使全球資金奔向美元避險，人民幣勢必再度慘跌，所幸平安無事。 二月七日，博聞社發佈消息說：中南海消息人士告訴他們，習近平不但下令七常委春節不能放假，還首次以軍委主席身份，簽署了軍改後首份戰備令：中部戰區從二月七日（年二九）起進入二級戰備狀態。 中南海的目的是透過他們向敵對國家宣告，北京已經在做防備了，你們別來突襲。中部戰區是最安全的戰區，因為有東南西北四個戰區周圍護衛，所以北京從北方戰區改隸為中部戰區。如今東南西北皆無戰備，反而中部進行戰備，這個怪誕做法是對美國的心理戰，表示對美國可能的「北京大轟炸」已有準備。 春節是中國普天同慶的日子，習近平很擔心美國趁中國沒有防備而發動突襲，讓正處於軍事改革而內部混亂的共軍受到重創。為了嚇阻美國，新組建的火箭軍在春節期間也罕見進行實彈演習。 一九六九年文革期間的國慶假期，北京也有類似的戰備。那年四月，中共召開「九大」，為了讓文革內戰暫時休止，北京在三月策動與蘇聯的珍寶島衝突，凝聚人心共同對敵。然而引發中蘇關係緊張，八月蘇軍在新疆邊界全殲共軍的一個巡邏分隊進行報復。毛澤東嚇壞了，擔心蘇聯入侵，發出「要準備打仗」的指示。也因此毛澤東決定聯美抗蘇，導致後來尼克森總統訪華。美國已在檢討他們從此如何被中國欺騙利用，養虎為患。 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在當時發出「第一個號令」，後來卻被毛澤東誣為企圖謀反。《炎黃春秋》去年十一月號有篇《林彪「緊急指示」前后》，報導這個詳情。那年國慶是二十週年大慶，天安門閱兵，林彪親自部署華北、東北、西北三個軍區的備戰部署。而在天安門，城樓電梯設專人守護，確保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隨時撤離；故宮午門外空地上一架直升機隨時待命。一切只為爭取七到九分鐘內離開，因為蘇聯軍事基地發射導彈到北京上空只需飛行七到九分鐘。 但是這個春節還是有兩個意外：一個是二月七日朝鮮發射「光明星四號」長程火箭。日本讀賣新聞揣測美軍可能會因此執行突襲朝鮮軍事設施行動。朝鮮是中國的反美工具，中國會再次抗美援朝？另一個事件是香港的「魚蛋革命」，梁振英為習近平製造麻煩，但還不至於引發戰爭。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一一六大選改變了台灣的國家政治構造，新國會已於二月一日上路，蔡英文也將於五二○出任總統。延伸原先地方選舉的形勢，民進黨承擔大任重責，被賦予國家重建與社會改造的承擔者。 台中市長林佳龍與台南市長賴清德，先後拋出首都機關中遷、南移的想法，可視為重建與改造的引子，雖非首見，卻是應該正視的課題。首都改造關聯著台灣這個國家的視野，即使現在她仍背著「中華民國」的權宜之名。 首都改造其實早在一九九○年代中期、阿扁出任市長之時，文化界即有所議。當時，是以首都台北的觀點，建議承襲日本殖民時期官署建物的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台北賓館…，綜理改為各種類型博物館而成首都文化園區，一新首都空間形貌。 但阿扁一任市長，議會也備受掣肘，當然無能為力。即使二○○○年起，兩任總統，少數國會，一樣束手無策。倒是，馬英九復辟中國國民黨政權，郝龍斌擔任市長，在凱達格蘭大道加上「反貪腐民主廣場」的滑天下大稽之舉，成為首都的反面改造。 「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流亡和承襲是兩大本質。流亡—自中國，承襲—自帝國日本。這個政權在台灣自始至終，都未脫離這種陳腐框架，完完全全是過去式的。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國家是這樣？會這樣？就因為它只想進行類殖民統治，只想回去中國，才形成這樣的歷史。 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以為台灣有了新的、正常國家的民主奠基。但，並沒有。二○○○年到二○○八年，陳水扁兩任；二○○八年到二○一六年，馬英九兩任。有嗎？並沒有。蔡英文在第六任直選總統的任期，會朝向新的、正常國家之路開拓新境嗎？ 首都改造當然不只首都台北觀點，但脫日本殖民統治官署軀殼，應是當務之急。 （作者李敏勇，詩人）

  夏立言日前參加台商春節聯誼活動，似乎替未出席的馬英九總統重申：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基礎下，兩岸關係已達到隔海分治六十六年來最為穩定與和平的狀態，希望未來新政府務實處理兩岸議題，為台海長期和平及台灣繁榮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之前，中國國台辦官員亦重申：「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其核心意涵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大選早已塵埃落定，新國會成立，新舊政府亦將展開政權交接，國共仍對所謂的「九二共識」念念不忘，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夕。 比較上述兩造說法，不用多加解釋也足以看出，雙方無所謂的「共識」，老共只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從不承認「一中各表」，除非國民黨「暗中」接受老共的主張，才有所謂的「共識」可言。馬政府號稱「兩岸關係最為穩定與和平」，但過去七年多來「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歌，可曾出現在中國來人面前？馬政府不是都自我設限，甚至禁止人民舉國旗抗議中國官員嗎？周子瑜事件，只不過是將這一連串的假戲掀開底牌罷了。新政府如果繼續演這齣假戲，一定會被看破這齣假戲的人民唾棄！ 中國官員常言：兩岸關係建立在雙方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如果動搖了這個「定海神針」，兩岸關係必然會受到衝擊。有趣的是，所謂的「定海神針」，出自古典小說「西遊記」。該書作者杜撰，大禹治水將「定海神針」放在東海，後來孫悟空大鬧龍宮，取走「定海神針」當作隨身武器，也就是台灣布袋戲「美猴王」耳朵裡伸縮自如的「金箍棒」。老共使用「定海神針」一詞，非常巧合地隱含了「武器」的意涵，「九二共識」這個「金箍棒」，是專門拿來對付台灣的！它的伸縮自如是專門欺騙「表兄表妹」的！ 老共對付台灣，利用「定海神針—金箍棒」當武器，馬政府、國民黨竟將此一對付台灣的武器奉為至寶，強逼新政府一定要承認「九二共識」，敵我混淆，莫此為甚。最近，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梅健華接受本報專訪指出：美國政府過去一再重申，對於「九二共識」不抱持任何的立場，也沒有做任何的定義。老實說，國共雙方對「九二共識」都對不上嘴了，老美如何定義？新政府如何延續？從九合一到這次大選，台灣選民也不買「九二共識」的帳了，國民黨淪為在野黨，老共還能如何兜售？靠那些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黨和團體，場面會愈來愈大還是愈來愈小？ 中國有一個「刻舟求劍」的寓言，維基百科這樣解釋：有人坐船渡河時，不慎把劍掉入江中，他在舟上刻下記號，當舟停駛時，他才沿著記號跳入河中找劍，遍尋不獲。以古鑑今，國共兩黨，馬習雙方，他們敝帚自珍的「定海神針」沉沒在台灣的民意洪流中，於是他們在自己的身上做記號，當作「定海神針」沉沒的地點，然後一直在自己的身上找失落的「定海神針」。找得到才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當年蔣經國說服黨內解嚴如是說。台灣認同，輕舟已過萬重山，是不會以「九二共識」為轉移的！ 春節前，蔡英文接受本報專訪表示：「任何政黨執政，都只是從人民手上借來權力，做得不好，人民就會把權力要回去。」做得不好，權力會被要回去；背離民意，權力的正當性更會提早被要回去。舊政府如此，新政府也不例外。「九二共識」，主流民意不要，馬英九偏要，支持度盪到九．二趴，國民黨也徹底崩盤。民心向背，如此明白；年輕世代，更無疑義。新政府必須向前行，不能倒退嚕。老共如果還要「刻舟求劍」去找「定海神針」，那就讓它去坐實「費加洛報」所質疑的「中國是否已經失去台灣」吧。

    孫文1924年使用的黃埔軍校訓詞，1929年被國民黨採用為黨歌歌詞，1930年又暫代為國歌歌詞，這一暫代就拖了80年。(圖取材於網路)   2000年和2004年的兩次總統就職典禮，總統府都有發請帖給我，要邀請我參加典禮，但是兩次典禮我都缺席。我缺席的唯一理由是，我不喜歡參加有任何必須唱黃埔軍校校訓（或說唱中國國民黨黨歌）的場合。 什麼是黃埔軍校校訓？什麼是中國國民黨黨歌？答：就是當今的所謂「中華民國國歌」。 在高中以前，我每次聽到「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所謂「國歌」時，總是肅然立正，感動不已。但是自從跳出國民黨的法西斯意識形態，了解歷史真相之後，我的心中不再有「國歌」了。真有趣，2004年泛藍喊出「沒有真相，就沒有總統」，我剛好相反....「有了真相，就沒有國歌」了。 今天掛名叫做「中華民國」的台灣，其所唱的所謂「國歌」，不僅不適合台灣，而且也根本不是中華民國的合法國歌，而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歌。 按現行的所謂國歌歌詞，原係1924年孫文對黃埔軍校（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訓練黨軍的學校）的訓詞。中國國民黨於「北伐」完成後，於1929年將這段訓詞譜曲，訂為該黨的黨歌。繼而，中國國民黨中央於1930年3月13日決議，在正式國歌未制定前，暫時以該黨黨歌代用。經過這一代用，就一直「代」個沒完沒了，一直「代」到現在。這個在訓政時期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經過民主程序而以行政命令強迫其人民接受的國民黨黨歌，就這樣僭越成為「國歌」。 更無奈的是，國民黨歌在變成「國歌」的過程中，台灣當時並不屬於中華民國轄下領土，而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台灣與這首黨歌毫不相干。現在這首黨歌卻只能拿來台灣強行要求台灣人民當作國歌來唱。 更荒唐的是，其歌詞深奧晦澀，內容不僅沒有一絲一毫台灣味，即使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歌歌詞也極不妥切，例如歌詞一開頭就說「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分明所謂「吾黨」指的是中國國民黨，這不是強求其他政黨要接受國民黨之所「宗」嗎？這不僅黨國不分，而且是霸道蠻橫。雖然國中國文課本曾經強加解釋說：「『吾黨』與『吾輩』、『吾人』的意思相通，就是『我們』的意思，可以代表全國國民。」這種解釋，如果不是昧於史實，就是為了迎合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強加曲解。 因為孫文當年頒佈這段訓詞的對象，分明是黃埔軍校的學生。黃埔軍校，國民黨黨軍之校也，是仿效蘇聯紅軍的制度而設立。因此，歌詞中的「吾黨」所指為何，還需要強辯嗎？用七、八十年前遠在黃埔的中國國民黨黨校的訓詞，要我們台灣的住民當國歌來唱，實在很荒唐！更好笑的是，歌詞還說「咨爾多士，為民前鋒」，這是原本勉勵黨軍的訓詞，很合理；但是拿來要求全民，就更加荒唐了。試問，全民都當「前鋒」，那麼「後衛」不就沒人幹了嗎？ 總之，把黃埔軍校校訓兼中國國民黨黨歌，拿來當作國歌唱，簡直不倫不類。 更滑稽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一度將台灣歌手張惠妹列入「台獨藝人」的名單中，封殺她在中國的演出。他們的理由是，張惠妹在2000年阿扁總統就職典禮上演唱「中華民國國歌」。阿妹唱的中華民國「國歌」，其實就是中國國民黨黨歌，也就是黃埔軍校的校訓。唱黃埔軍校的校訓變成台獨份子，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中國當局之愚蠢，真不知何以名之。 事巧不巧，2004年黃埔軍校建校（也可以說建軍）八十週年（6月13日），一大堆黃埔畢業的退役老將軍齊集紀念。會中郝柏村帶頭大罵阿扁總統背離黃埔精神，他們呼籲國軍要發揮黃埔精神，並大喊「反台獨，反制憲」的口號。 阿妹唱黃埔軍校的校訓被中國指為「台獨」；郝柏村強調黃埔精神則是要「反台獨」，中國人的政治真是奧妙！ 老將軍們的言行又是一齣笑劇兼鬧劇！按國軍是國家的軍隊，而黃埔軍校是中國國民黨的黨軍學校，要國軍延續黃埔精神，等於是要國軍停留在國民黨黨軍時代，這完全背離軍隊國家化的精神。再者，今天黃埔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台灣人民納稅建立的軍隊，卻要扯到與台灣無關的黃埔去，真是胡鬧！這種「反民主化」「去台灣化」的言行，簡直不知今夕何夕！ 任何民主國家的軍隊，都不該有一黨的色彩，更不該有「外來」的性格。而「黃埔」這個符號，剛好反映了「一黨」的色彩與「外來」的性格。直到現在，我們的陸軍軍歌還在強調「黃埔建軍」，完全違背軍隊國家化的精神，更沒有台灣的主體意識。我們的台灣子弟進入軍隊服役，而這樣的軍隊卻魂歸黃埔，不是心繫台灣，將使我們子弟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這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民主國家是主權在民的國家，軍隊效忠國家，就要以民主自由的價值為認同、以腳踏的土地為認同，而不是以遠在天邊的黃埔為認同。盼我英勇的三軍將士們，立足台灣，熱愛民主，我們一定會敬愛你們。

  孫文的「黃埔軍校訓詞」既是目前國民黨黨歌，也是中華民國國歌。但是黨歌、國歌不分，半個世紀前就引來爭議，多年來有不少人士提議另訂新國歌。(圖片: 維基百科，上傳者: Lukacs，20070414)   中華民國迄今已進入一百零五年，竟然沒有正式國歌。所以能夠這樣，是「威權統制」的遺蹟到目前還殘留，故能以「黨歌」充當「國歌」而綁架國民的心靈而使之不敢抗拒；有的政黨竟然還以外來殖民者君臨態勢，視不唱此偽國歌者大逆不道，殊不知此行為之幼稚。 有關以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充作「國歌」之事，早有李筱峰教授、近有年輕學者蘇瑞鏘之論著詳加說明，不遑多論。 簡單的說，該歌詞稱本是１９２４年孫文在黃埔軍校的訓詞，（成於何人之手已有專論）１９２８年經戴季陶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提議通過作為該黨的黨歌。翌年教育部訓令將該黨歌的詞、曲通行各學校；１９３０年該黨中常會通過以黨歌「代用」作國歌，當時的時評已認為是「一黨專制」的象徵。其後的演變在此不予贅述。但１９４５年舶來台灣。 由上文已經知道目前的「國歌」是「黨國時代」的「黨國之歌」，其劈頭就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 有關前者「三民主義」本是中國國民黨的「政治綱領」，不應該要國民歌唱。但可笑的是該黨以外的新黨、親民黨把它當作聖典，喪失另立政黨的意義。而民進黨員仍照唱不諱，令人費解。 其次，有關「吾黨所宗」所指的黨，當然是中國國民黨，與新黨、親民黨何干？兩黨對該歌詞竟無異議，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民進黨只避唱該句，其餘概括承受，也是阿Ｑ！就是說「吾黨所宗」不能「普遍化」作為各政黨的歌，甚至是國歌。 如果各政黨以為可以用分贓式的妥協將「吾黨」當作他們自己的黨，但和我們人民大眾無關，我們普羅被看作「國民」也好、「老百姓」也好，大多數不是黨員；黨員在云云大眾中只是少數，卻不能用他們「黨」的意識加在我們這些普羅大眾身上。 過去的政客與御用學者硬要將黨歌當作國歌，對「黨」字費盡心思，強作能人。如當時有「原子部長」之稱的張其昀（當時張其昀任教育部長）便是一例。曲學阿世，費盡工夫。 總之，２０１６年新國會成立，茲鄭重要求每一位立法委員面對現實為國家建立制度以盡責。請立即議決制定正式國歌；其次，未制定國歌之前，請凍結現行「國歌」之唱誦，堅持國家應有之正常體制而不是旁門左道。 終結百年而無真正國歌的曠古未有之鬧劇，將為國會劃時代之成就。   文中提到人物之作品： 李筱峰－「哈哈！唱黃埔軍校校訓 變成臺獨」『自由時報』2004-6-19 蘇瑞鏘－「從黨歌到國歌──中華民國國歌的歷史形成及其爭議」 此文發表在臺灣歷史學會立20週年「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研討會。 主辦單位：臺灣歷史學會、臺灣教授協會、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協辦單位：彭明敏文教基金會2015-10-24~25

    作者：黃世澤（（香港互聯網專業人員協會政策小組前召集人））   農曆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因取締無牌熟食攤販發生警民衝突，整晚磚塊亂飛。有人稱之為暴動，有人稱之為魚蛋革命。雖然暫時未再有亂事發生，但由香港政府的異常手法來看，似乎梁振英想學二二八事件時的陳儀，借這件事乘勢大舉逮捕甚至清洗香港的講道理的菁英階層，如果香港司法界守不住的話，恐怕就真的打開潘朵拉的盒子，香港的亂局將沒完沒了，甚至為香港長時間的撕裂種下禍根。   在1967年中共在香港發生騷亂之後，都發生過街頭騷亂，包括1984年計程車司機騷亂，以及1989年六四北京開槍殺人，在油麻地和旺角發生的騷亂，都有擲石、縱火焚燒雜物等場面，甚至1984年和1989年有放火燒車，以及破壞店鋪一類更過份的場面，但這次並無燒車，亦沒有破壞店鋪，但英國人並無就1984年和1989年的騷動以可判監十年的暴動罪作出檢控，而梁振英政府卻以暴動罪檢控這次被捕的人。   其實看看這次被捕人士的清單，再比照1947年228事件中，陳儀如何對待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一眾士紳，就不難明白梁振英以暴亂罪起訴的真正意圖。以這次被捕的學民思潮成員林淳軒為例，由香港《蘋果日報》拍攝片段所見，林淳軒不單沒有參與或策劃暴亂，而且更像在警民之間居中調停，意圖制止暴力惡化。他的角色，就像1947年228事件處理委員會那些士紳一樣。亦因為林淳軒明顯不像搞暴亂，他所讀的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以及神學院才出來替林淳軒公開發聲明，認為警察亂告。   其實這次控告林淳軒暴亂罪，反映現時梁振英正想用陳儀的手法，把不聽他的話的傳統香港本土年青菁英掃走，就算認同香港屬於中國的學民思潮都要掃走，那主張維護香港自治權的本土民主前線遭到更殘酷的鎮壓，亦屬意料中事。   在二二八整肅權充和事佬的處理委員會的同時，當時陳儀亦開始清鄉行動，捕殺台籍菁英，而梁振英的動作亦相當類似，在2月13日己經開始濫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年初一不在旺角，但於互聯網上呼籲支援旺角示威者那些人，有一名入境處官員涉嫌在網上揚言要懸賞四萬多台幣殺警，那名官員隨即被警方逮捕，而過往親北京人士在網上揚言要強姦支持藏獨異見人士陳巧文，從未見香港警察採取行動。而一個連環保局高官都用的回收倉庫，都被警察當成軍火庫來搜查，由此可見，梁振英以及背後的人馬，確是照著二二八時清洗台灣人的劇本，以為這樣可以用在香港人的身上。   本來香港己經某程度上重演1945至1947年期間台灣的歷史，若梁振英真的照二二八時的方法去清洗香港，香港一國兩制勢將蕩然無存，大批仍持有英籍或其他國家護照的香港菁英出逃亦屬意料中事。台灣為二二八己經付出相當沉重代價，二二八的傷痕至今仍未撫平。若然中國以二二八方式來對待香港人，幾乎可以肯定香港人會與中國埋下血海深仇，這將為香港的穩定投下極大的不穩定因素，而這種仇恨，這為香港人的離心埋下種子，一如二二八的強力鎮壓，最後釀出台灣獨立運動一樣。歷史最大的教訓，確是沒有人在歷史中汲取教訓，香港再一次印證這定律。

開工了！但是我們的挑戰才開始！ 　　 今年過年我真的沒有休假的感覺！ 就是封關之前就一直忙，封關後也是一直忙！ 想說忙完了，可以休假過年了！ 下班後躺下去，沒有多久，就開始搖了！ 我有一個本能，就是會在地震前醒來 但是我累到翻個身又繼續睡 早上六點我老北起來叫我說台南災情慘重 倒了很多間房子 我馬上立即跳起來，因為南科是我們的轄區！ 立即問災情，但是廠商的公關都北部可能還在睡吧！ 就這樣從小年夜開始，災情一直傳來 破片、停機，供應鏈在追貨 就這樣一直忙到現在呀！ 年假就這樣過完了呀！   只是今年開始應該可以有滿滿的元氣工作了吧！ 為了小英！為了台灣！ 我們應該努力的工作是吧！ 因為我們要一起點亮台灣迎向美好的未來呀！

因總統馬英九關心學校唱國歌情況，教育部長吳思華於一月初指示，在全國教育局長會議等各場合中，鼓勵督促各級學校多唱國歌，教育部並曾調查全國學校現況回報總統府。有立委批評說，問題不在校園可否唱國歌，在總統不可用政治直接介入教育活動。 一個總統管到學生唱國歌的問題，其實還真是無聊，然而以馬英九這種食古不化的法匠，你如果太過批評他，他可能還會引用早已不合時宜的「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來反駁你。 依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總統修正公布的「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第十條：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軍事部隊，應於適當地點，樹立旗桿，每日升降國旗。第十一條：升降國旗之儀式如左：一、全體肅立。二、唱國歌。三、升（降）旗─敬禮。（有樂隊或軍號時，得奏樂，或吹升降旗號。）四、禮成。因此要求學生唱國歌還真是於法有據！ 只是這樣的法律難道沒有問題嗎？舉一頗離譜的條文，該法第十二條規定國民遇升降國旗時，應就地肅立，注目致敬。各種車輛，除火車、救火車、救護車、軍警追捕車，或應援車外，遇升降國旗時，應就地停車。請大家想像：在台北市區，如果照這條法律規定落實施行，會造成多大的亂象！ 如此不合時宜的法律竟還讓它存在，在批評馬英九要求學生唱國歌的同時，身為立法委員難道不會為自己的立法怠惰感到汗顏嗎？ （作者為退休公務員，新北市民）

馬英九又在假愛國了！自己都快把「中華民國」台灣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了，還要求國中小學多唱「國歌」！歌詞中：「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根本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哪算是中華民國的「國歌」？相信這不只是我在講，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是吾「國」所宗，那我們就沒話說。就像當年在台北市長任內把公營的「台北市銀行」賣給民營的「富邦銀行」，講給全世界有常識的人聽都會笑掉牙。 現在又一直在跟對「岸」（明明是一個國家卻在那邊互稱「岸」，開口閉口什麼「兩岸」？）依什麼「九╳共識」強硬要將台灣賣給阿六仔，難怪你國民黨會輸得那麼淒慘落魄。 把好好的一個「台灣」治理成這樣，沒想想自己是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而逃難到福爾摩莎台灣來避難，卻在這塊土地上耀武揚威欺壓善良的台灣老百姓，這是身為台灣人永遠不能忘記的痛。 冀望未來的蔡政府第一能否把現行的「中華民國國歌」改掉。 （作者曾任職金融機構，新北市民）

各界紛紛投入台南震災的救援與捐助，但社會對於「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卻有高度質疑，甚至有網友到日本紅十字會網站呼籲捐款勿透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這個依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設立的國家級法定公益團體，竟讓社會無法信任，新國會若無法提出有效的監理修法設計，不如直接廢除「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   事實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並不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承認，因此也不受日內瓦公約監督，我國政府在一九五四年用國內立法的方式，通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建立紅會國內公益的壟斷地位。 因此，對於人民聲請以「台灣紅十字會」或其它紅十字名稱的公益團體，內政部一概予以拒絕，法院判決明確指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第三條定有明文人民團體名稱不得相同，非僅指其名稱不得與其他已許可人民團體之名稱完全相同，尚包含其名稱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或誤導公眾之虞者」（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三年度訴字第九二三號判決），顯見紅會的國內公益壟斷地位。 但可議的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既然授予紅會公益壟斷地位，卻無法設計出讓社會信任的監督機制，導致社會質疑紅會挪用捐款或物資、捐款效率緩慢（賺取善款利息），甚至有人事費用龐大或酬庸，與公益使用不成比例等爭議。如此國家級法定公益團體「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既然無法獲得國人信任，新國會不如廢除「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讓紅十字會回歸「人民團體法」與「公益勸募條例」的規範與監督。 （作者為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蘆五水上救生隊隊員、律師）

在2月8日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因為香港食品環境衛生署官員嚴格取締無照攤販，使得支援者與其衝突，並引發前來支援之警員與示威者激烈衝突，警員鳴槍並將槍口指向群眾更使眾人群情激憤，暴動更加擴大。 在經典名片《北非諜影》中，男主角在凱薩布蘭加開的酒吧中，樂師演奏著一首歌曲，歌詞提到「你一定要記得：一個吻就只是一個吻，一聲嘆息就只是一聲嘆息。」而據說佛洛伊德面對許多他的門徒將一切都以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釋的趨勢，也曾說過：「有時候，一根雪茄不過是一根雪茄」。 2月8日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因為香港食品環境衛生署官員嚴格取締無照攤販，使得支援者與其衝突（路透） 但是在歷史上，我們都知道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自中國收回香港以來，從一開始的「馬照跑，舞照跳」，到現在的民怨四起，正可以發現中國政權對香港的疏於統治，以及剝削邊陲，穩定中央的策略失敗。香港居民覺得自己的權力與權利越來越少，日常生活越來越受到大量的中國居民影響，從房價炒高、醫療資源被迫共享、到奶粉搶購潮，香港居民越來越覺得被當成二等國民對待。相較於台灣透過公民運動暫時推翻了貪腐無能傾中的國民黨政權，香港的雨傘革命雖也凝聚了更多香港意識，卻未能獲得具體成果。也因此為了中下階級的攤販爭取生存利益的一場活動，終究引起了巨大動盪。中國與香港統治者再次施出鐵腕，大肆拘捕相關異議人士。也因此香港發生的事件讓我們看見，一顆魚蛋不只是一顆魚蛋，就像當年在台灣，一包私菸也不只是一包私菸一樣；若沒有一桶累積已久的汽油，一支番仔火只會自己燃盡。 也許，中國統治者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只要被他們統治的地方，就沒有人想當中國人，不管是在台灣或在香港：即使是在中國，有能力出國者也無不想盡辦法出國去拿個外國國籍。當中國經濟下滑時，這些人會不會一哄而樹倒猢猻散呢？ （譯者）

作者：洪浩唐（《給我報報》總主筆）   西諺有云：「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指的是歷來許多既得利益者（或統制者）經常喜愛用一種虛偽的愛國主義來恐嚇人民，進而掩藏（或保護）自己的私利。而日前台灣導演葉天倫在臉書貼文，擔憂包括《大尾鱸鰻2》在內的3部賀歲國片的台北票房加起來，達不到一部好萊塢電影的三分之一是一重大警訊一說，除了惹來眾多網友表示不以為然，更令人聯想到前述諺語。只是這不免令人感嘆：曾幾何時，國片已經需要動用愛國主義來「搶救」了嗎？   其實，早在台灣電影開始在世界各大影展征戰以來，「愛國主義」便宿命般地緊緊依附其身旁，例如許多國人便以觀看球賽的心情，來期待代表台灣參展的片子，能在影展上為國爭光（所以每當李安、侯孝賢等導演在國際上獲獎，不管投資者為哪一國，國內媒體總以十分盛大、類似「國慶」的規格來報導）。這種心態演變至今，當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上漸漸喪失「競爭力」，國人遂將戰場轉移到本土票房上；而參與競爭的主體，也從追求藝術成就為主的「藝術片」，轉成以競逐票房為主要目標的「商業片」。   而既然名之為「商業片」，就該承認電影畢竟是一種商業活動，其內在邏輯應該是：觀眾憑其自由意志（或主觀好惡）買票進場，除了考慮票價合不合理外，並沒有其他「道德負擔」（例如，不看國片便是不愛國、去看某片就是沒水準…）。所以，在一個資訊（評論系統）自由、開放的社會，若企圖以「愛國主義」來推銷電影，雖不一定會令人反感，但其效用恐怕同樣也令人懷疑？   同時，另一方面，商業電影似乎也不應被賦予過多文化、甚至道德重整的社會責任。例如，綜觀連日來《大尾鱸鰻2》受到的「惡評」，大多集中在該片低俗、無創意、歧視特定族群等「罪狀」？我們是否也必須同樣對一自由國家的標準（底線）有所共識：除非它們真的涉及違法或岐視（此部份仍應透過司法裁定或發動公民團體抵制──但電影不比其他商品，從網路日漸增多的酸語看來，許多鄉民對本片最大的挫敗竟是，它畢竟不能像「林鳳營」一樣被「秒退」），否則觀眾在類似《大》片的處境──票房太差，被批不愛國；票房太好，又被批沒水準──也未免太尷尬？   而且，當我們在批判觀眾不愛國、低俗時，是不是也算是另一種「歧視」？

  台灣這些年災難不斷，二○一四年的高雄石化氣爆事件，奪去三十二位市民的生命，三二一人因此受傷；二○一五年在新北市發生的八仙塵爆事件，造成十五死、四八四傷的慘劇；今年的小年夜清晨，更因高雄美濃地震重創台南，一一六死、五五○傷的嚴重傷亡，令年節的歡樂氣氛瞬間凝結。 連續幾年的人禍與天災，都讓許多家庭因而破碎，並給生者留下漫長的身心復健難題。這麼高頻率的危機出現，儘管成因不同，事後逐一檢討，或多或少，箇中都存在若干人為因素，足以構成釀災或減災的關鍵，因此帶給整體社會無法抹滅的共同教訓。 各類型災難中的人為因素，大致可以分為事前預防、救災處理與事後復原三個階段來審視，任一環節如果出現差池，都會導致不可逆轉的傷害，對照近三年間的重大不幸，可以找到無數的例證；其中，尤其有關救災的部分，由於災難已經發生，面對危機如何決斷，最能考驗主政者的態度、能力與責任，因此十分值得提出來討論，以從中學習，累積台灣社會做為「生命共同體」的資本。 自前年以來的三大不幸，剛好歷經江宜樺、毛治國、張善政三任不同的行政院長，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除新北塵爆為國民黨執政縣市，救災善後得以一條鞭貫徹資源下達之外，另兩件案例則是中央與地方分屬不同政黨執政，很能比較出從政者不同的作為，既影響救災效率，也因不同的示範，對團結社會有截然相異的貢獻。 不論是二○一四年的高雄氣爆或是這次的台南震災，地方政府首當其衝，無不卯足全力拯救災情，涉及區域治理的問題可以另案探究，但是台灣幅員不大，中央政府是否具備全國格局，則動見觀瞻；進而可以輕易得出：張善政遠優於江宜樺的結論。 有別於江宜樺當時針對高雄氣爆事件，不顧地方要求，堅持不立專法、不編特別預算，以及不設專責機構的「三不原則」，備受各界批評，致令高雄市民淪為二等國民之譏，這次屬於「看守」性質的張內閣不僅僅是當作自己的事，第一時間到達災區，說出「我跟賴市長可以說是難兄難弟」，具有閣揆高度的講話，同時挹注了各部會的資源協助救援，真正做到跨越藍綠、不分彼此的身體實踐。 細數行政院的決定，包括積極研商訂定相關特別條例；設置「0206震災協調小組」，由副院長領軍辦理地方重建事宜；以從優、從寬原則，處理收容安置、死傷者慰問金發放、融資貸款、貸款展延、災害認定等惠民事宜，可稱是張善政的「三要原則」。此等正面表列，自然帶來正面能量，這是朝野對立這麼多年來，相當珍貴的為政道德；看到賴清德市長公開感謝行政院在救災艱困期間，致贈加菜金給搜救隊、國軍弟兄和志工的細微動作，此一正面回應，更有助於捲起正面氣旋，安定受創人心，修復對立與分裂的國家。 可見，政治菁英掌握政治資源，同時肩負政治責任，投身政治工作者是否具備民胞物與的情操，攸關一個國家的政治品質。 新春上班日的開始，展望未來一年，橫陳於台灣面前的政經挑戰日益沉重，政治人物一方面要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一方面更要激勵國民信心，說服各方願意朝著共同的目標一起使力，擴增國力的最大化；這時，在起步上改革明確，在過程中整合異己，在邁往目標時唯有謙卑與反省，成為執政的基本步驟。 以震災為鑑，藍綠首長願意去除政治算計，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做出了正確的起手式，國人必當期待這是政治良性循環的契機，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所有從政者任重道遠。

1999年，921大地震時，台北縣有「博士的家」大樓，及「龍閣社區」大樓倒塌，「博士的家」有54人罹難。我因著特殊機緣，剛好都受邀代理這三棟大樓的訴訟與協助重建，因此見識到不同的領導人素質與能力，導致結果大不同，有必要向大家報告，也提供給這次台南0206大地震災後重建的參考。 當時台北縣蘇貞昌縣長積極任事，因此，檢察官也立刻限制建商出境，並凍結建商財產，建商才快速與災民和解。而二棟大樓的災民在一、二年內就拿到建商的賠償，也都在二、三年內很快重建完成。當時蘇縣長還向水泥公司募集八萬包水泥，民間二億元賑災款也補助災民重建，因此，台北縣當時這二棟大樓的災民，很快重建完成，也沒有訴訟的困擾。這就是選對好的縣長的好的結果。 反觀當時的台北市(松山區與信義區交界)東星大樓倒塌，有87人罹難，那時是馬英九當市長，完全沒有作為，營造廠商及建築師都逃出國，也不去查封建商財產，導致災民告市府國賠，並對建商訴訟，這二個訴訟都長達十多年。當時的馬英九，跟王如玄一樣，也是用上千萬元的律師費跟災民一直打官司，讓災民痛苦萬分。而且，馬英九還將當時民間六億元的賑災款挪用，讓災民看得到用不到。這就是馬英九對台北市民的「特殊貢獻」，讓災民痛苦萬分。沒想到他後來更進一步讓國人痛苦八年。 所以，選好的蘇貞昌，與爛的馬英九，結果很不同。  原文刊登於：蘇貞昌與馬英九 賴清德參考 (鄭文龍)  延伸閱讀：馬英九再提東星事件 林大鈞痛批不要臉   積欠工程尾款 九成住戶難回家 (2009-08-30) 陳威仁，還記得東星大樓嗎？ (蔡志揚)

如果每個國民對於災害有更多的知識跟準備，災害來臨時，一定可以有更好的因應，更多降低損失的機會。 小年夜清晨發生的高雄美濃大地震，在上個週六結束搜救階段的工作，依據災防單位最後的統計，這次的地震，ㄧ共讓我們失去了有116位同胞，550人輕重傷，折損的同胞裡，有24位則是外宿的學生。 也因為死傷的慘重，不少人認為我們住的房子是不是該好好體檢一般，有人則主張災防體系還有裝備或許也該更新了，最近不少人還注意到，國民的災防常識還有平時的準備似乎也需要養成，畢竟天災難免，但凡事有準備總比到時候束手聽天由命。 是啊！如果每個國民對於災害有更多的知識跟準備，災害來臨時，一定可以有更好的因應，更多降低損失的機會。 關於這點，於是許多人提到了鄰國的日本在東京還有不少城市都幫所在地的國民們準備了記載完整防災資訊的手冊，方便國民平時查閱，災害發生時可以按圖索驥避難求生。 就拿東京都幫市民準備的「東京防災」手冊來說，名為手冊，但內容就多達三百多頁的這份災防資訊，詳盡的從地震、海嘯以及颱風等各型災害的樣態，如何辨別災害強度，平時如何防範，災害來時該怎麼避難，簡單的醫療急救常識，求救時用怎麼用外語溝通，一直到可以提供協助的公共窗口、可用資源有那些等等，可謂ㄧ應俱全。同時，為了方便懶得看ㄧ大堆文字的國民，手冊最後還有漫畫版。 更重要的，這樣的防災手冊，不僅僅有內容豐富的災防資訊，手冊也準備了不少篇幅讓使用者依照住居地狀況，個人與家人健康資訊，擬訂自己的防災計畫，例如地震來了該怎麼躲，如何逃，老人家該怎麼照顧，如果想投入救災工作，那裡有志工加入資訊。 這些詳盡而且體貼的規劃，一定程度當然是政府公共治理水準的展現，而值得注意的是透過這樣的整備過程，還讓每個國民都能具備更好的個人防災能力，提升國民的「災害存活率」。不但將來災害發生時不會驚惶失措，或者道聽塗說造成混亂，更會大幅度將低災害對國人造成的損傷，這樣的好方法，我們應該學起來，有一本自己的「國民防災手冊」！

被「禁錮」長達三十九年的台北「北門」，終於在忠孝橋引道（北門高架橋）拆除後「重見天日」。在筆者看來，北門重現的意義不僅止於交通，更具歷史與文化的深刻意涵；同時，也啟發某些關於「人與城市」的哲學思考。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北門又名「承恩門」，建造於清光緒10年（公元1884）年，是目前世上僅存的閩式碉堡城門。它既見證老台北「大稻珵」的興衰，同時也見證台灣從清領、日治、國府遷台到民主化發展等百年滄桑歷程，其深具歷史意涵，毋須費言。 過去百餘年，北門曾二度面臨拆除的危機，不論是日本政府或國民黨政權，拆除的理由均與都市更新有關。但從符號學的觀點來看，建築本身即帶著相當程度的隱喻功能。北門既名「承恩」，並以清代閩式風格、碉堡式建構展現其時代性與功能性，復在外廓鐫刻「巖疆鎖鑰」碑文，其政治寓義不言自明。 換言之，北門具有「視覺政治」（the politics of visuality）的作用，悄然地形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日本人與國民黨人都想拆除它，恐怕除了「功能」的考量外，也不乏特殊的政治動機。這一點從日本人雖然保留了北門，卻將「巖疆鎖鑰」的石碑移作總督官邸涼亭的「墊腳石」，以及後來國民黨政府先是粗暴地將東門（景福門）、南門和小南門改建為中國北方城門式樣，並在其上鐫刻國民黨黨徽（如景福門）的作為即可輕易看出。北門之所以逃過被「北方化」改頭換面的命運，卻是原因計畫興建忠孝西路高架橋時將之拆除，但在文化人士的奔走呼籲下由「陵夷」改為「幽閉」，才因此倖存了其原本風貌。 上述事例說明，北門早已不是原先「工具性」的構設，而是一個具有人文與歷史意涵的符碼，同時也就彰顯出一個問題，為何這樣一個人文符碼不能見容於都市發展的工具性利益？除了政治意識形態以外，還有什麼值得我們推敲的？過去三十九年，雙北市人天天在忠孝西路上急驅而過，是否曾經思考，一條冰冷的高架橋如此侵凌一座古蹟，有什麼值得我們警惕的意義？特別是人生活於都市中，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城市原本應該是人的「居所」，彰示「存有」的意涵（Being, 借用M. Heidegger的話）。人原本應該「詩意地棲居」，追求一種精神上的完整；但隨著人類為求生活方便而發明各種工具，人從利用工具變成倚賴工具，乃至被工具所綁架，原本寓居的城市幾乎完全工具化，人遂困陷於工具所引發的煩惱中，變得既「刻板」又「破碎」，成為物化的「庸常之人」（das man），失去獨特的存有性。高架橋無疑是工具性的，上頭奔馳的也是工具，人在其中，倉惶如蟑螂般竄行。而具高度人文象徵的北門，則被這些冰冷的工具牢牢箝制，不正隱喻人無法詩意棲居的坎陷？ 猶如監禁在自我建構的工具性之城，真的是人們想要的？ 因此，當柯文哲在一週內拆除忠孝橋引道後，重現風華的北門忽然令人領會到「人」與「城市」之間原本應有的關係，一如都發局長林洲民所言，「交通是服務，人文才是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依柯市府的規畫，未來的北門，將與台北車站前的腹地連結成為一個廣場，展現「台北凱旋門」的意象，將來民眾散步其間，可以感受深刻的人文情懷。這樣的理念，不僅破除過去政客以政治符碼蔑視歷史古蹟的心態，同時也翻轉了以工具利益作為城市治理的霸權觀，重新確認「人」才是都市發展的核心。 只有當人文的價值被凸顯，人才有詩意地棲居的可能，一個城市也才堪稱其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