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我寧願相信金十字胃散，也不相信紅十字自肥會。享受特權者總是為自己辯護，尤其是國民黨，最會睜眼說瞎話，畢竟光從會長到裡面的人事，為何都是藍營的人馬？不是政治酬庸是甚麼？王清峰又有這方面專業嗎？善款十五％用在人事費上，且待遇都非常優渥，不是有虧公益性質嗎，這不就是不公不義嗎？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長王清峰。（資料照，記者陳炳宏攝） 公投護台聯盟曾由總召蔡丁貴、執行長張銘祐等民眾赴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抗議，呼籲名稱應改為台灣，而非中華民國，且質疑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並不是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承認的組織，非正式會員國。在國內甚至沒有任何機構可以查它的帳，以致善款怎麼開銷，無人過問。 以前有很多捐款或補助跑到許多國民黨巧立名目的機構，紅十字會只是冰山一角，紅十字會甚至曾大筆捐給大陸賑災，對國內賑災捐款卻常是小兒科，理該立法由公正會計師查帳，假如有剩餘，就轉捐給其他真正需要的慈善單位，否則與慈濟有何不同？ 總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人事應由社會上具有非黨派且具公信力者擔任，不應由藍營人士獨佔，否則難脫瓜田李下之嫌。 （作者為大學教授）

文／蘇瑞鏘（政大歷史系博士）    1978年12月5日發生的「中山堂事件」，黨外人士將國歌歌詞的「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不僅被「反共義士」鬧場，事後更被媒體圍剿。(圖片：《中央日報》1978.12.06，第3版) 台灣現行的中華民國國歌，歌詞源自1924年孫文的黃埔訓詞，其後被中國國民黨立為黨歌，進而成為國歌。1945年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這首黨國歌也就成了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新國歌。1949年之後，在中國的土地上，這首「中華民國國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取代而成絕響；反而與它被制訂的過程杳不相涉的台灣（當時台灣處於日治時期），國民黨當局透過政令、教育、媒體的宣傳以及懲罰的機制，使這首黨國歌傳唱至今。 然而，這首黨國歌在其歷史形成的過程中，從以黨歌為國歌、到歌詞的內涵，乃至法位階等面向，皆曾引發爭議。在強調轉型正義的今天，處理國歌的問題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不過，仍應對其形成與爭議的歷史脈絡有所了解。 國歌的歷史形成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國民黨總理孫文頒發訓詞，此即台灣現行中華民國國歌歌詞的由來。此後，國民黨中常會於1928年10月8日決議以該訓詞為黨歌，1930年3月13日決議「在國歌未製定以前可以黨歌代用」，1937年6月3日決議「明訂以現行黨歌為國歌」，1947年4月16日決議：「關於國歌者，在政府未頒訂新國歌以前暫仍照舊。」   1937年，國民政府訓令以黨歌為國歌。資料來源：〈國民政府訓令直轄各機關規定以中國國民黨黨歌為中華民國國歌應即轉飭所屬一體知照（1937.06.21）〉，收入：國史館審編處（編），《國民政府檔案（一）──中華民國國旗與國歌史料》（台北：國史館，2002），頁367。   綜觀這首黨國歌的形成過程，起初它只是中國南方一隅黃埔軍校的開學訓詞，隨著國民黨軍事北伐後形式上統一中國，這篇訓詞也就逐步成為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國歌，其影響力逐漸擴大到原被黃埔勢力所征伐的敵區。1945年同盟國打敗日本，中華民國政府奉盟軍統帥之命派員前來台灣受降，同時也將這首帶有黃埔記憶的歌曲，引進原本敵對且無歷史淵源的台灣。可見這首黨國歌的歷史形成，是國民黨隨著軍、政力量的擴張，不斷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原敵對地區人民的過程。無怪乎往後數十年間，會引發許多爭議。 國歌的爭議事件 戰後台灣國歌爭議事件甚多，以下例舉幾件加以說明：其一，雷震質疑「以黨歌為國歌」的風波。1952年，時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雷震，在《自由中國》撰文指出：「以黨歌為國歌一事，也是一件極不聰明的作法，因為其他黨派人士，當然不願唱『吾黨所宗』一語。這個『吾黨』明明是國民黨，偏偏要他黨黨人在唱國歌的時候改換黨籍，該是一件多麼傷害情感的事情。」結果，蔣介石氣到解除他的國策顧問職位。 其二，黨外中山堂事件。1978年12月5日，若干黨外人士在台北市中山堂召開「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司儀要求在場與會人士將國歌歌詞當中的「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引起在場勞政武、蕭玉井等「反共義士」的抗議。 其三，戲院播放國歌的爭議。1945年以後，演唱這首黨國歌已成為台灣人民的政治義務，連觀看電影的休閒活動也不例外。當局曾要求戲劇查驗人員及臨場駐警人員，對不唱國歌的觀眾「立刻勸導糾正」，甚至可引《違警罰法》第58條予以處罰。直到1987年解嚴，宜蘭有戲院業者向縣長陳定南反映能否不播國歌，隔年陳定南遂下令取消戲院唱國歌的規定，然當時引起不少風波。 其四，立法院朝野國歌大辯論。1990年10月15日，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召開會議，其中一個議案是「審查本院委員張博雅等二十六人擬函請行政院公開徵求國歌之臨時提案」，在場發言的朝野委員共十餘人。提案人代表陳定南認為應重新徵求國歌，理由是目前國歌未有憲法或法律的根據，另外則是認為國民黨不該將三民主義作為思想統制的工具。此一提案有不少委員附和，強調國歌須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但也有委員反對，主要擔心會加深中共的敵意。然反對重新徵求國歌一方，有些可接受修改「黨」字。如洪秀柱認為：「若對『吾黨所宗』的『黨』字敏感，就改好了。」她也主張國歌並非不可改，但必須在認同國家的前提下。綜觀這場辯論，雙方各有各的堅持，但並非毫無共識。       1990年立委陳定南等人提案要求政府公開徵求國歌。資料來源：〈審查本院委員張博雅等二十六人擬函請行政院公開徵求國歌之臨時提案〉，《立法院公報》，80：10（1991.02.02），頁6-7。    其五，綠營慶典唱國歌的困境。綠營政治人物在慶典場合面對這首黨國歌的態度，往往備受矚目。例如，2000年民進黨在總統就職典禮上安排歌手張惠妹演唱國歌，事後張卻遭中國封殺，即使她並非民進黨人。近來主要的爭議，聚焦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唱國歌的態度。例如，去年應邀出席國慶典禮，當國歌唱到「吾黨所宗」時，她並未唱出「吾黨」兩字。今年參加桃園市元旦升旗典禮，同樣對「吾黨所宗」選擇沉默，然皆招致若干藍營人士的批評。 國歌的爭議焦點 從上述幾件國歌爭議事件，可看出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以黨歌為國歌、歌詞的內容，以及欠缺憲法或法律的依據等問題上。 其一，以黨歌為國歌的爭議 中華民國號稱民主共和國，其對人民的政治承諾並非家天下或黨天下。即便該國歌建構於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但依孫文《建國大綱》的規劃，訓政只是軍政與憲政間的過渡，未來終究還是要行憲。因此，當國民黨當局在1930年決議以黨歌暫代國歌時，由於知道國民不全屬黨員，當時的教育部才決定廣徵國歌歌詞。 1934年，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杰指出：「黨歌原為總理策勵黨員之詞，以為暫用之國歌則可；將來吾黨依據黨綱歸政於民，實行憲政時，是否仍以黨歌為國歌，尚待商榷。」也就是說，即便勉強接受訓政時期以黨歌暫代國歌的決議，未來行憲時該問題仍應解決。 往後數年間，當局廣徵國歌歌詞達數千首，然竟無一首獲得青睞。1937年更將代理國歌的黨歌「真除」為正式國歌。1945年之後，「以黨歌為國歌」的現象還不斷引起台灣朝野人士的議論。例如，1960年台灣省議員郭國基在質詢時，曾指出「全世界所沒有的，僅自由中國有的，共二十七條」沒有改革的事，其中就包括「黨歌作國歌」。又如，1988年國民黨籍立委王金平等人質詢時指出：「在多元政治下，執政黨是否仍應繼續堅持以黨歌暫代國歌？……應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作一全民多數意志的決定。」 其二，國歌歌詞的爭議 首先，歌詞「吾黨所宗」當中的「吾黨」該作何解，是引起最多爭議的部分。1937年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以黨歌作國歌，當天的提案也對「吾黨」的解釋定調：「『吾黨』二字，說者以為專指本黨而言，……惟『吾黨』二字，依廣義解釋，吾人同義。」此後，「吾黨」與「吾人」同義，也就成為國民黨當局的官定解釋。戰後台灣的官方出版品、國歌研究論著，乃至國文教科書，也多持此說。然而，反對人士卻多認為「吾黨」是指國民黨。   國中國文課本國歌篇章。資料來源：孫文，〈國歌歌詞〉，收入：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國文（第一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86），頁2。   其實，「黨」字解釋雖多，要判斷何者較合乎原義，應置於歷史脈絡和語意脈絡當中加以考察。例如，學者李筱峰曾指出： 孫文當年頒佈這段訓詞的對象，分明是黃埔軍校的學生。黃埔軍校，國民黨黨軍之校也，……因此，歌詞中的「吾黨」所指為何，還需要強辯嗎？……歌詞中還說「咨爾多士，為民前鋒」，這是原本勉勵黨軍的訓詞，很合理，但是拿來要求全民，就更加荒唐了。試問，全民都當「前鋒」，那麼「後衛」不就沒人幹了嗎？ 這段文字就是針對「吾黨」二字進行脈絡分析，包括黃埔軍校作為黨校的歷史脈絡，以及訓詞上下文的語意脈絡。就此而論，將「吾黨」解釋為國民黨應較合理。 其次，關於國歌首句「三民主義」的爭議。若將「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吾黨」解釋為「吾人」（全國國民），將出現一個嚴重的問題：民主國家的政黨皆有其宗仰的意識形態，執政黨可以拿它所信奉的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來要求「全國國民」（吾黨＝吾人）必須「夙夜匪懈，主義是從」嗎？若是可以，改天換黨執政，是否可比照辦理？ 另外，支持黨國歌的立場者，常會援引憲法第1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云云，作為其立論基礎。不過，以黨歌為國歌是1937年的事，而憲法施行卻是1947年的事，可以拿後者去合理化前者嗎？ 其三，國歌法位階的爭議 相較於國旗的樣式被寫入《中華民國憲法》（第6條）並制定《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予以規範，國歌既未入憲、也未立法，只憑訓政時期一紙行政命令，就沿用至今。且處罰不唱國歌的《違警罰法》，其法位階（法律）竟還高過規範國歌內容的法位階（命令）。1990年立委陳定南曾指出：政府要求人民唱國歌，關係到人民的權利；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的規定，應以法律定之。 國歌作為典型的訓政法制遺緒，且僅有行政命令的效力，它的法位階與正當性曾引發不少質疑。因此，早已出現將國歌入憲、或制定「國歌法」的呼聲。例如，1988年國民黨籍立委王金平等人質詢時，即有此主張。然諷刺的是，國民黨長期主導立法院，王金平更擔任多年的立法院長，卻始終未能解決國歌的法律位階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首有爭議的國歌，若不重新制定或修正內容，就直接立法乃至入憲，豈不是就地提升它在法律上的正當性？日後若想改換，難度恐會更高。 國歌的轉型正義 多年來人們面對這首黨國歌的態度，大致可區分為維持派（堅持原國歌）、修正派（主要修正「吾黨」的「黨」字），以及制定派（制定新國歌）。其中，維持派的立場明顯不符今日轉型正義的價值要求（以黨歌當國歌毫無正當性可言），在此不須多論。 此外，有些是採取折衷立場的修正派。例如，在野陣營的郭國基，1958年在臨時省議會曾要求政府將「吾黨」改為「吾國」。甚至國民黨人當中，1990年省議員楊瓊瓔也曾建議將「吾黨」改為「吾民」，同年華加志、趙少康、洪秀柱等立委亦表示可修改「黨」字。然而，若只將「吾黨」修改為「吾國」或「吾民」，卻保留首句「三民主義」，豈不意味著「全國國民」皆須宗仰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這也不符轉型正義的要求。但是，若刪掉作為國歌靈魂的「三民主義」，實與更換整首國歌無異。既然如此，何不重新制定一首新國歌？ 就法理而言，當初國民黨將黨歌當國歌只憑一紙行政命令，如今若想制定新國歌，也只須一紙行政命令，難度並不高。從歷史來看，各國更換國歌的情形相當常見，並非驚世駭俗之舉。就以〈中華民國國歌〉為例，現行國歌並非中華民國第一首國歌，之前已更換過幾次。孫文對更換不適當的國歌，也曾表認同。1923年，他在廣州全國學生總會評議會演講時，即曾針對當時中華民國的國歌〈卿雲歌〉表示：「卿雲歌，你們說它是國歌。我想一定是官僚頒布的，有何意義？其實這些形式，頂好現在不講，等我們革命成功後，廣延碩彥，大集羣賢，再製禮作樂未遲。」 1926年，南方的國民黨果然決議廢〈卿雲歌〉而代之以〈國民革命歌〉。到了戰後台灣，亦不乏主張更換國歌者。例如，據前國防部長徐永昌在1954年5月28日的日記所載，胡適在國民大會曾公開指出：「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遵』云云，安得稱為國歌，應徵求另選。」又如，1990年前後，立法院的朝野委員亦不乏主張徵求新國歌者，紀政、張博雅等人都曾有此議。再如，近日李筱峰與鄭欽仁等學者，亦先後公開呼籲制定正式的國歌。若考量維持派與修正派的窒礙難行，何不效法當年孫文處理國歌〈卿雲歌〉的態度，由新政府「廣延碩彥，大集羣賢」，制定一首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國歌，是否更合乎轉型正義的價值要求？

  作者：周武榮（律師、政大東亞所博士生）   台灣的資產就是黨產，國民黨的黨務工作人員，就是公務員，在那一段不算短的黨國時代，人民就算看不慣，也必須習慣，因為黨工比照公務員待遇，所以國民黨黨工的俸給退休制度，都是比照公務員計算！對於一般無法營利的政黨組織來說，這絕對是無法承受的龐大負擔！      台灣進入選舉時代後，黨工對於國民黨的選舉運作，不可或缺，因為國民黨選舉，擅長組織戰，而地方組織運作需要專職的黨工負責，而組織運作除了要眾多安排與協調的人外，定時聚餐聯誼，都需要相當大的經費支撐！   國民黨到目前為止，對於選舉還是迷戀於組織戰，盤根錯節的地方直屬及友好組織，對於國民黨的選舉運作，成了無法戒斷的毒藥，但這毒品的成本都需要國民黨負擔！   國民黨之前所建構的地方組織，目前的向心力依然緊實，但成員都已顯老態也漸凋零，國民黨把所有財力都運用於這些老舊系統，也在這些結構內取暖，自然而然忘掉了，年輕的新興力量，年輕人那能感受到國民黨的關心   國民黨如果沒了黨產，我相信之前地方組織的屬性，還是會支持國民黨，就算是少了奶水但同志情誼不會改變，會改變的只是未來誰來負擔一個百年大黨，所累積下來的負債，但這時敢於承擔的才是對國民黨有情有義的人   國民黨不缺財力雄厚的黨員，國民黨如果死守黨產，最後在台灣民主政治運作下，只會窮的只剩下錢！

記者曾韋禎／特稿 在民意的壓力下，國民黨終於提出黨版的「黨產條例草案」，但內容完全是配合國民黨處理黨產的節奏。在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於去年八月宣稱，行政院、監察院列管的爭議黨產全數處理完畢下，這樣的版本若付諸實施，想要討回不當黨產恐是緣木求魚。 國民黨團在民意壓力下，提出「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記者王藝菘攝） 別的不說，國民黨版草案只規定違法、無償、不相當價額取得之財產，應於新法施行後二年內返還；已移轉者，則依取得價額加計物價指數返還。至於把黨產的調查機關設定在監察院，追索範圍不及於救國團、婦聯會等國民黨附隨組織，更保證最後能追討到的部分，僅剩象徵性的零頭。 然而，民進黨立委參照二○○二年法務部版本所提之草案，雖能溯往追討國民黨已處分的黨產。但只要國民黨提出請大法官釋憲，全由馬英九提名的大法官若判定違憲，更是一毛都討不回來。難怪國民黨有恃無恐，同意放行。 黨產的有無差異多大？以第八屆立委選舉為例，按「公開的」監察院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顯示，國民黨共捐贈黨籍候選人二億八千餘萬元，平均每人可獲近四百萬元，超過二十人獲五百萬元以上之捐贈。反觀民進黨，僅捐贈一千五百餘萬元，平均每人只獲二十萬元，四十三人未獲分文或不到一萬元。 而該年度的總統大選，國民黨捐贈馬英九陣營二．三六億元；蔡英文僅獲民進黨二千六百餘萬元的捐贈。 擁有大筆黨產的國民黨，只要靠黨產信託的股利收入，每年至少進帳十億元；其他政黨平常只能靠政黨補助款與捐款過活。國民黨黨產的問題一日不解決，台灣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國民黨照樣能用黨產控制黨籍所有公職人員。 追討黨產，現終露出曙光；但對於首度完全執政的民進黨而言，將是一場更為嚴峻的考驗。

  林楠森BBC中文網台灣特約記者 AP 台灣立法院近日由席位過半的民進黨立委提出了修法，打算取消機關學校等必須懸掛孫中山遺像的強制規定，這同時引起了國民黨及北京的不滿。 即使這樣的修法僅在提出階段尚未成案，正在競選國民黨主席的代理主席黃敏惠批判這是＂破壞國家體制，操縱族群對立＂，另一名參選者洪秀柱對此的評論則是祖宗牌位不能丟掉。 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則說其註意到台灣輿論指出，這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現狀和去中國化的又一舉動，應引起兩岸同胞高度警惕。 從近日在台灣媒體及網絡上廣泛傳播的一張七十多年前舊報紙來看，孫中山在中國也曾一度被用＂國家體制＂規定為國父，但其期間遠遠少於台灣。 這張舊報紙顯示此一國父地位始自1940年，是當時蔣介石一派控制的國民黨由中常會作出決議，並通令國府實施。 相對於當時中國也存在由汪精衛一派的國民黨，以及中共等不奉蔣介石號令的控制區，台灣從1949年迄今孫的國父地位不僅時間更長，且地位也更為穩固。 國父的建構 這種穩固地位的原因之一是蔣介石在1954年修正了不同於在其在中國主政時期的《國徽國旗法》，規定在台灣的政府機關、學校及軍隊除了懸掛國旗的同時，也要懸掛＂國父遺像＂，而民進黨提出的修法即是針對此一法律。 提出修法案的立委高志鵬說修法是回复1954年前的舊法，不再用法律強制規定懸掛國父遺像。他說這不會貶損孫的地位，且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國會都沒高掛政治人物圖像，即使中國也沒有。 孫中山遺像在政府機構是必備，圖為台灣現任立法院院長、民進黨籍的蘇嘉全接見外賓。(中央社圖片） 孫在台灣的國父地位不僅由《國徽國旗法》鞏固，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期間也長期通過了傳播、文化、教育、各級考試背誦等來強化孫是一代偉人的地位。 這種被編入教育的偉人地位不僅讓＂國父思想＂成為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且從娃娃抓起，從小學開始孫即在課本中佔有相當篇幅。 這樣的小學課文包括許多台灣民眾耳熟能詳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青年起來​​革命，經過十次起義……最後武昌起義成功，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以及＂我們現在的自由和幸福，都是國父和許多愛國青年用熱血換來的＂。 其它內容還包括宣稱孫自小就勇敢。小學課本稱孫童年時村子裡來了強盜，孫＂一點不怕對強盜說你們應該做工，種田，做一個好人，不應該搶人家的東西。強盜聽了孫中山先生的話，以後就做了好人，有的做工，有的種田，他們不再做強盜了＂。 像這種孫童年時用簡單三言兩語迅即改變強盜行為的課文，被類比為像宗教的造神故事。這類故事在小學課本的主角中除了孫以外另外還有蔣介石，但在沒有戒嚴體制對質疑者扣上罪名的維護下，已難以為繼。 走下神壇？ 以蔣介石曾被寫在小學課本上，稱他看著小魚逆流而上得到人生啟發而成為偉人故事為例，在眼下的台灣即常被作為政治評論員與網絡上嘲諷話題。 國民黨近期對＂國父'修法案的憤怒反應，類似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於2007年將蔣介石位於台北市中心的紀念堂改名。此一短暫的改名在馬英九2008年上台後將其迅速改回，當時國民黨主政的台北市政府並發動將此一1980年完工的紀念堂規定為法律上不可更動的＂古蹟＂。 雖然國民黨抗拒，但台灣民眾曾親身經歷的蔣介石還是在相當程度上被＂請下神壇＂。相對來說生前與台灣交集不多的孫無論是其偉人或國父地位，則在此前民進黨弱勢執政期間未受到太多挑戰。 不過隨著兩岸的信息阻隔解除，再加上互聯網更多地取代了傳統媒體作為信息流育渠道下，孫的國父及偉人地位至少在台灣民間也逐漸被解構。 比如由蔣欽定，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推翻滿清這段歷史，不同的歷史考據反駁材料已有一段時間在台灣網民間討論。而孫從私德到國政的陰暗面，比如像是中國歷史學者袁偉時考據整理的孫意圖向法國、日本等出賣中國主權領土的＂賣國檔案＂，近日也在這類的討論中被台灣網民貼文引述。 另外像是傳播力量強大的維基百科，其列出孫在世時人們對他的評價也有不少長期在台灣被國民黨禁止傳播的看法。這樣的負面看法除了來自長期被台灣教育文化體系批判為野心家或無用的袁世凱、陳烔明及黎元洪等人外，也來自包括章太炎、梁啟超等名士。 轉型正義 孫被用法律規定為國父，並規定台灣包括總統到基層公務員、學生、軍人對國旗致敬也同時必須向其遺照致敬，在反對的台灣網民間的一種看法是這屬於威權遺緒的轉型正義議題，且 國民黨黨史館內有不少與孫中山有關的藏品，圖為孫中山手跡(BBC中文網圖片） 與其它議題同樣是被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體制強加在台灣人民身上，民主化至今仍無法擺脫。 從國台辦對此一事件的評論來看，北京似反對孫在台灣失去其法律上的國父地位。其理由則是孫＂一生追求國家統一和中華振興，受到全體中華兒女的敬仰＂。 孫是否是不容質疑的偉人，以及台灣無可取代的國父，在台灣從解嚴後即一直有些反思，這樣的聲音在過去只能通過衝撞體制發出，而隨著民進黨首次取得立法院過半，相關討論則是第一次可能真正在體制內有作出改變機會。 不過即將在五月就任總統取得台灣政府體制控制權的蔡英文，對於可能的改變發出了某種剎車信息。針對此事她用民進黨主席身份下令要該黨立法委員對議題設定要有整體戰略思維，並稱政治敏感度高的議題要先通過內部機制討論。 除了孫遺照與國旗相同法律位階的存癈外，近期民進黨立委提出的轉型正義議題還包括追討國民黨黨產等。而在選前曾說她將會在台灣民意與北京態度取得平衡的蔡英文，可能重心是在國民黨黨產，因據台灣政治評論員推測，這樣的議題北京將很難找到立場反對。

  為延續封建殘餘，讓孫中山遺像高掛牆上，享受無辜官員和學生的宣誓效忠，國民黨黨棍已經語無倫次。 只會背國民黨教科書的發言人，硬說華盛頓是美國國父，拉他替孫中山壯膽；喊改革口號的黨主席候選人，硬把滿清權貴抗拒維新的「祖宗成法不可變」，掉包成「祖宗牌位」不可廢。 事實是：美國並沒有官定的「國父」；民間版推崇的「國父」是「複數」，稱 「國父們」，而華盛頓也不是「首席國父」。 美國的「爸爸們」，有人用「獨立宣言」簽字者為標準，那華盛頓榜上無名；有人用費城制憲會議代表為標準，那華盛頓有份。「美國爸爸」這麼多，也有歷史學者化繁為簡，選七位貢獻最大者為「國父們」，華盛頓敬陪末座。 在美京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紀念碑是一個凸出的地標，但他的遺像並沒有到處高掛讓人鞠躬；學生對國旗宣誓效忠，而不是對任何偶像宣誓效忠。拿華盛頓作孫中山的擋牌無效。 大清帝國滿族以少數統治多數的漢族，在門戶被列強打破之後，漢族大臣名流警覺到「三千年來一大變局」，需要變法維新才能保住大清江山，頑固派的回應就是「祖宗成法」不可變。 把「祖宗成法」換成「祖宗牌位」，那是利用民俗的騙術。自己的祖宗自己拜，並不能強迫別人跟著拜，更何況孫中山的「國父」名義是國民黨自己虛構：辛亥武昌起義時，孫中山人在美國，「看報才知道」。 更諷刺的是，國民黨搶「國父」遺像，共產黨卻贏得活「國母」。北京還爆料，「國母」曾向中共提出申請，要與美國男友結婚，但周恩來傳話：同居可以，結婚免談！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將近七十年的二二八屠殺紀念日快要到了，每年紀念這個日子，心中總是百感交集。身為被殺害上萬者的屠殺事件與數萬人受害的政治犯後代子孫，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往？我們期待的二二八受難者後代柯文哲當市長，可以記憶過去，平反二二八在台灣被遺忘的地位，看來，他選擇遺忘。 柯市長拆忠孝橋引橋，呈現了清朝北門風華，讓市民想到過去歷史建築，了解清人來台建築風貌。但相對於二二八屠殺上萬台灣人的事件引爆點—辰馬商會店舖，市府竟允許改建，毀滅歷史遺跡。沒有說明的地標，柯市長你身為二二八受難者的後代子孫不會感到羞愧嗎？失智者的最大症狀是可以記得很久以前的事，對於近期的記憶卻是消失與混亂的。柯市長，市民不能只有快樂，沒有記憶。 德國許多城市的集中營被留下，柏林圍牆被留下，納粹總部被留下，甚至在柏林國會旁蓋下比中正紀念堂還大的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林，用意是什麼？德國人為何要丟自己的臉給全世界的人看？德國學子幾乎每一個都會被帶去參訪集中營，看到當年自己長者加害別人的手段，看到自己長者在獨裁下如何被迫害。如果沒有這些，德國這個民族就不會被尊重，他們的子民就不會學到歷史的教訓。日本戰後，經濟起飛，戰後沒有深切反省，同樣無法贏得世人的尊重。德國直到今年還對高齡九十四歲的漢寧（R.Hanning，納粹守衛加害者）判刑，審判七十多年後的加害者，目的不在要囚禁追殺加害者，只是要用審判，給人民公道，還人民是非。 只要中正紀念堂還在，辰馬商會店舖沒有地標而被消失，台灣就沒有轉型正義，也沒有記憶。我們三百年來被殖民，留下歷史建築物，不是要我們悲情，而是要我們懂得過去，才能珍惜現在與計畫未來。無論記憶如何，如果在殖民歷史中沒有留下記憶與教訓，我們如何學會自己也可以是主人呢？ （作者為德國台灣協會會長）

有一些人到 1947 為止，有些事情從 1947 開始。 在數百年來來回回的殖民史過程中，1947 雖然只是一個時間點，但它一直都在、從未成為過去。 底下這則影片是網友做的前導預告片。 看著那些人都「到 1947 年為止」，心裡無比的沈重…   

  小咪是青春可愛的女孩，卻在朋友慫恿之下，跟著吸食免錢的Ｋ他命，等到她成癮，朋友馬上變臉，不再免費供應。 為了買毒品，小咪什麼事都肯幹，到後來，陪酒賣淫都來，還因吸毒而搞成尿失禁，必須終身當「包大人」（包著大人紙尿布），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這時小咪才知朋友是藥頭，先前招待她吸毒，根本就是誘她墮落，但一切都來不及了。 這樣的故事，正在台灣以及兩岸同步雙軌上演。 最近，中國客減量來台，台灣旅遊業者叫苦連天，業者的遭遇其實就像小咪，而中國就是那個偽善的藥頭。 一開始，中國很大方，送來觀光客，說是要「讓利」，接著一再加碼，讓台灣業者嚐到甜頭，進而擴大投資；等到都把雞蛋集中在這個籃子裡，中國就不客氣了，緊縮來台人數，讓你客房沒人住、巴士無客可載，血本無歸，欲哭無淚。 政府宣導反毒時常警告，不要被藥頭誘惑，不要為了貪圖一時快感而吸毒，否則會付出慘痛代價！然而，面對中國包著糖衣而實為毒藥的經濟誘惑時，馬政府卻從來不提醒也不警告，反而幫中國宣揚好處；如今，業者嚐盡苦果，就是馬政府所害，馬英九須負起政治責任！而業者應該向政府抗議！ 美國農業部長維塞克說，中國政府處理事情時，常常不是根據科學，而是根據政治。 這話其實是常識，看看最近，台灣的金馬獎、香港的電影金像獎，中國一體封殺禁播，而類似的政治干預，過去早就在幹，只有馬政府裝聾作啞，倘若有人秉持良心提出警告，藍營就罵「逢中必反」，造成台灣今天無法自拔的困境。 台灣是小咪，中國是藥頭，馬政府就是在旁搧風點火、幫中國敲邊鼓的黑衣小弟。 （莊榮宏）

  二十國集團（G20）財金首長會議今、明兩天在中國上海舉行，除了全球成長疲弱、各國貨幣政策分歧和匯率貶值等共通議題外，由於這是中國首次主辦G20大型會議，中國經濟成長減緩、產能過剩、金融動盪及政策透明等問題，也備受與會各國關注。 從各種角度來看，中國經濟顯然碰到麻煩，且麻煩還不小，是全球經濟金融動盪極大的變數。中國遭遇的經濟挑戰，對內主要是以往的出口及投資導向成長模式已不靈光，轉型所需的調整改革說的比做的容易；對外則是它近年積極併購擴張的腳步過於高調，投資時機欠佳，加上政治考量壓倒經濟道理，以致挫折連連。 中國經濟成長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達最高峰之後，如今如能維持在六．五％左右，已是官方盡力「微調」數字所能勉強撐住的場面。成長減緩之外，它的人口結構「未富先老」，挹注經濟成長的「人口紅利」難再，加上長期追求快速成長對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都使它正在付出代價。 更麻煩的是，它在二○○九年因應全球金融危機所推出的四兆人民幣刺激經濟措施，當時雖維持不致衰退，如今卻反噬中國。換言之，四兆人民幣製造了經濟泡沫，從地方政府到國有企業，舉凡重工業、房地產及金融市場，到處充斥人為炒作的投機與過度擴張，加上資金流入的推波助瀾，光鮮亮麗的經濟成長外表，其實潛藏重重危機。 泡沫好看但難以長久，其終於爆破，代價勢必慘重。有如世人所見，中國不但先後出現（住宅蓋好卻無人居住的）「鬼城」、「殭屍企業」、短命的四天股市「熔斷機制」、地方沉重的債務；中國歐盟商會本週發表的報告，更指出泡沫所導致的產能過剩極其嚴重︰中國的鋼鐵產量，高於日本、印度、美國及俄羅斯其他四大產鋼國的總量。 為求去化過剩產能，中國以低價外銷，這一以鄰為壑的做法，損人不利己。對內，它以鋼鐵為主的重工業虧損連連；傾銷則壓垮國際行情，也帶來諸多反傾銷官司，國際貿易紛爭不斷，各國反感。美國總統歐巴馬本週一在白宮的一段談話，最有針對性︰中國是一隻八百磅大猩猩，…他們知道，不能把出口帶動的成長模式永遠持續下去，但改變需要時間，如今他們很想經由賣一大堆國家補貼的產品到美國市場，以解決短期問題。我們已明白告訴他們，將動用工具保證讓它行不通。 中國對外擴張所碰到的麻煩不僅於此。中國近年大舉對外併購企業，從政治經濟著眼，以石油、礦業、科技及金融領域為主，至今績效不佳，賠錢者眾。究其主因，它進場時機不對，國際油價及大宗物資跌價導致大幅虧損；跨國經營牽涉企業文化整合問題，中國在這方面尚屬後進。更受矚目的是，它在科技等重要產業積極兼併，引發國安爭議。有如本報日昨整理報導，美國負責審查外商投資的跨部會委員會Cfius，今年以來不到兩個月間，已三次有效阻擋有涉國家安全疑慮的中國企業併購案，美國明顯把對外資的國安審查聚焦於中國。 台灣政經展開新局之際，中國經濟面臨如此嚴峻挑戰，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幾項要務。首先，經濟不能再靠中國。馬政府八年傾中，傷害台灣經濟社會，已遭人民以選票否定；如今中國經濟麻煩不小，我國要保持距離，以免被其拖累。其次，台灣要以國際化取代中國化，不論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或多邊的ＴＰＰ，都應優先於與中國的服貿、貨貿；如果美國都要抵擋「八百磅大猩猩」傾銷，我們豈能門戶對中國大開？最重要的是，對中資的國家安全審查，應認真確實執行，有美國為範，新政府要理直氣壯。 中國對付台灣，從無政經分離這碼事。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曼教授曾以「有毒的（toxic）」形容中國輸出的產品及導致金融危機的美國金融資產。中國吃掉台灣的野心不變，它對台灣即使經濟「讓利」，也是不懷好意且有毒性，八年來並經實證檢驗確實不利台灣。新政府要與中國保持距離，猶如戒毒，在經濟變好之前，勢必經歷痛苦；這也是台灣不得不走的重生道路。

 圖片來源：flickr@ Fort Bragg ,CC BY 2.0   民進黨在這次立委選舉中大勝，113席中取得68席，然而在新立法院的委員會中，居然只有羅致政報名進入國防外交委員會，實在使人訝異。民進黨是台灣本土政黨，對台灣主權獨立有責，而與主權獨立最有關係的國防外交委員會卻缺人問津，將來又如何在這方面使力？   民進黨在提出不分區立委名單時，各方讚好，我在臉書就說缺少國防方面的人才，但是不想影響選舉，加上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只好現在放馬後砲。   民進黨立委中比較熟悉國防外交的是蔡煌瑯與蕭美琴。蔡煌瑯在區域立委選舉中失利；蕭美琴則長期投入花蓮的服務而被迫「改行」。蕭美琴的深耕基層令人佩服，她在花蓮的破冰，小英列為她自己勝選以外的第二件喜事，但是如果她因此放棄她的外交事務專業，對民進黨與台灣，都是一大損失，因此她應該回歸專業，再關心與花蓮在地有關的其他事務，這點只能再次難為她了。   由於國防、外交、國安等部門長期在執政的國民黨掌控之下，民進黨人才非常缺乏，卻又是國家非常要害的部門。尤其這次選舉已經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大大提升，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當前的國際緊張局勢，也大大提高台灣的國際戰略地位，因此台灣在國防、外交、國安方面的人才更是亟需，一點都不能拖延。   因為國民黨的潰敗，民進黨這次執政應該比較長期，因此要為長期執政綢繆，立委方面如果缺乏這方面的人才，應該選擇一些能力較強而有一定基礎的立委轉行，例如段宜康。一些新進的立委更應勇於承擔這方面的重責。而在政府方面，雖然執政過一次，但是當時還未能真正掌控全部部會，何況現在面臨新的發展局勢，需要更多的人才。這主要有兩個渠道：   一，使用原先國民黨政府在這方面的人才。但是必須有選擇性的，那就是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包括中華民國就是台灣，而不是夢幻中的「秋海棠」。然而即使這些人，因為被馬英九長期毒化而必須有一個重新教育的過程，例如要從「外交休兵」中醒覺，認清目前台灣的敵人在哪裡？國安不是監控台獨人士，而是親共人士，嚴防中國的第五縱隊，不許中國官員在台灣亂跑，而不是與他們把酒言歡。   二，培養自己的人才。從熱愛本土的相關學者中，進入上述體系成為執政官員。更鼓勵青年學生從進入大學開始就報讀相關系科專業。台灣有許多外語專業的畢業生因為缺乏外交空間而被浪費，這個情況應該會隨著台灣逐步擴大其國際影響而可以人盡其才。有朋友建議台灣應該開辦自己的軍校，這是很好的建議，要釐清為誰而戰，擺脫「黃埔軍魂」。而且台灣是海洋國家，也必須擺脫「大陸軍」的迷思。這些年來馬英九的親中政策衍生大量匪諜，民進黨也缺乏諜戰的實戰經驗，這方面如何補空補強，更是重要的課題。   台灣百廢待舉，保護國家安全，維護主權獨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請民進黨諸君多加思考，時代力量也應對此給予一定的重視。   （作者為資深媒體評論員）

  南京西路185巷巷口的前天馬茶房，有著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紀念碑，天馬茶房一直以來都被官方官史認為是228事件的發生地。一講到228發生，就會聯想到這個私煙取締。 但是天馬茶房發生的私菸取締衝突，明明就是2月27日。那應該叫做227事件才對，怎麼會是228事件。 真正的228事件是什麼？是2月28日，因為前天的事件，大批前來行政長官公署，和平請願的無武裝群眾，遭到國民黨衛兵的機槍掃射屠殺。 在公署的機槍鎮壓前，群眾只是罷工罷市，沒有「毆打」了誰。在這一槍開了之後，全島沸騰，才開始出現武裝起義、佔領電台和波及到外省人。 所以228事件，本來就是指行政長官公署的機槍屠殺事件，不是天馬茶房的私菸取締事件。228開的第一槍，是公署國民黨兵對群眾有殺意、有針對性射出的鎮壓子彈，而不是227取締員不小心、誤擊的子彈。長期以來，統治結構用227取代228，讓你討論「227的族群誤解」來迴避「228統治軍警對和平群眾的無差別屠殺」，一方面避重就輕，一方面把政權對公民的鎮壓引導成族群問題。 將227置換成228，這是長期以來最成功的潛移默化工程。就連很多文史研究者都中計其中渾然不覺。 所以請正名，228的發生地，是行政長官公署，現在的行政院。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軍隊無故開槍鎮壓和平請願的群眾。 2014年3月24日，同一地點，國民黨警察暴力鎮壓和平抗命的學運群眾。 行政院，國家暴力的代表，真正的罪惡之城。從228到324，都是歷史流血記憶的現場。 原文刊登於：228事件最大的長期洗腦工程 -- 用227代替了228 (ZM臉書) 延伸閱讀：二二八是過去，但它從未過去 (蔡喻安)

法院判決大埔案是違法徵收，而作為徵收機關的內政部，當初核准了徵收案，現在卻只會跳針，地也不還，協商了幾次也不知道，反正把責任推給苗栗縣政府就對了。國民黨官員的這種嘴臉，怎麼有點像黑道？ 立委初登板蔡培慧砲火猛烈 徐世榮大讚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608229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判字209號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新科立委就任之後，除了眾所矚目的「轉型正義」、「不當黨產處理」等議題之外，徐永明喊廢「紅十字法」、王定宇喊「取消向孫中山遺像行禮」、「鄭楠榕殉難日定為言論自由日」，諸多議題一一浮出檯面。 當整間房子堆滿垃圾的時候，打掃變得很難有章法；更何況每一個政治人物都希望累積自己的政治聲望，所以都想要喊響自己的議題、吸引鎂光燈照亮自己的舞台，於是變成各有各的目標，於是輿論反而難以聚焦。在這種時候，到底要主打怎樣的議題，需要策略性的思考。 圖片來源：風傳媒 「關注民生」與「改革民主」並行不悖 民生議題永遠都是迫切的主要議題，但是「關注民生」與「改革民主」從來都是並行不悖；「改革」當然就會有爭議、「民主改革」當然就會有政治爭議；「擱置政治爭議、民生法案優先」只是一種假命題，讓人誤以為「搞民生就沒有空搞民主」。進一步說，正是因為民主改革不能落實，所以財團更有機會操弄假民主、讓「民生議題」往不利於小市民的方向「前進」。 柯P一上台就說要打五大弊案，結果雷聲大雨點小；不管柯P到底是有心無力還是虛應故事，總之很容易就被看破手腳，接下來的人氣就容易潰散，想要主打什麼議題都會漸漸變得事倍功半。殷鑑不遠。因此，在「民主議題」這條軸線上，最重要的，是「要從簡單的先做」。那麼，怎樣的議題算是「簡單」？什麼議題算是「困難」？ 擋人財路～～尤其如果斷的是不義之財的輸送之路，像是不當黨產之類的～～當然特別困難； 罵人祖宗～～尤其如果是根深柢固的思想信仰，像是把孫中山遺照當祖先牌位之類的～～當然特別困難。這些都是相對困難、容易引起爭議的議題。 該做的事情不能因為害怕困難、避免爭議就不去做，但是我們可以「有策略」、「有順序」地做，讓議題的推展可以事半功倍。 客觀中立最「簡單」 小朋友感冒吃的藥水往往都是甜的。雖然大家都知道吃甜的並不好，但是兩害相權、只能投其所好，讓良藥爽口；台灣民眾長期迷信「藍綠一樣爛」，以「超越藍綠」、「客觀中立」為最高價值固然是一種思想上的沈疔，但是想要醫治台灣民主，開出來的藥方也不能不裹著「客觀中立」的糖衣。 舉例來說，如果現在主張「要拆中正紀念堂」，一堆超越藍綠的中立客官會說「讓民進黨上台不是要你搞意識形態、政治鬥爭」。那麼，我們就轉個彎，以鄭南榕殉道日為「言論自由日」，不放假，但是要紀念。不放假，所以工商團體不會抗議；要紀念，所以要有各種研討會、追思會，討論言論自由的重要、追思台灣民主的坎坷～～討論「民主」、「言論自由」這些話題，總算夠客觀、夠中立吧？ 最「簡單」的最有效 雖然目前台灣民眾對「言論自由日」這種議題重要性的理解並不普遍，但是正因為如此，所以更需要宣傳、深化這種思想改革。這種議題具備充分的正當性，只要民進黨與民間的論述力量結合，製造整個台灣社會的大思辨，就有機會讓台灣民眾的思想往人權、民主的價值靠近，進而讓台灣社會徹底揚棄「民主不能當飯吃」的錯誤思想、理解「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有多可怕，進而間接強化以台灣為主體的思想意識。 「言論自由紀念日」這種議題，雖說阻力相對較小，小歸小，但一定還是會有某些勢力、某些人出來反對；那更好。「民主」、「人權」這些價值不怕大家辯論、就怕大家不肯辯論。一辯論之下，誰擁抱進步價值、誰只是跳樑小丑，就昭然若揭了。 只要討論得夠廣、夠深，部分民眾就會發現自己羞於支持某些政治團體或政治人物，甚至發現自己的價值板塊慢慢飄移；於是站在「人權」、「民主」對立面的政客自然慢慢喪失影響力。 只要討論得夠廣、夠深，部分民眾就會逐漸認清蔣介石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對台灣民主有怎樣的「影響」。慢慢的，當覺醒的民眾夠多，在意識形態上「不去講即自去蔣」；屆時再拋出「拆除中正紀念堂」這個議題，就算不能水到渠成，至少不會被主流民意誤認為「搞政治鬥爭」。 要怎麼收獲，就得先怎麼栽；想要讓民主成長茁壯，最重要的是鬆動貧瘠僵硬的威權思想土壤。這麼重要的基本功，做再多都不嫌多，有心推動台灣民主進程的人如何能夠畏苦怕難？ 結論 轉型正義的實施、不當黨產的處理都極為重要，非推動不可。這些議題千頭萬緒、必須謀定後動，才不會因為存在明顯瑕疵而讓見縫插針的反對力量大作文章；另一方面，類似前述這種「簡單」、但是可以肥沃民主思想土壤、讓擁抱黨國價值人士化功於無形的「簡單」議題，更應該成為優先推動的議題。 當然，如果民進黨評估自己所提出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已經臻於完善，不會因為法案重大瑕疵而淪為《不當黨產『不處理』法案條例》，那麼，一邊推動「簡單」的議題、一邊運用立院多數席次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齊頭並進自亦不妨。

前幾天和友人們一起用餐，席間聊到「女權之聲」、「謊言迷宮」…等等描繪歷史事件的電影，不知不覺話題就來到了228，惠華說，她一直到最近才第一次讀到228的來龍去脈，想像，如果身在當時，自己一定也會跟著群情激憤的，因為，政府實在太過分了，搞得通貨膨脹，民生凋蔽，然後那些官員還仗勢欺人，把人民踩在腳底。寶拉說：「但至少那是對自己人。」回應她說：「其實，二次大戰後來台灣的中國政府並不覺得台灣人是自己人喔！」中國人不都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她：「喔？怎麼說？」我：「當時的台灣，已經被日本統治了50年，大部分人的母語是日語和台語，北京話根本不通。想想，那些從中國來到台灣的政府官員和軍人，才在中國結束了跟日本的抗戰，來到台灣，他們應該覺得台灣人全身上下都充滿了日本味吧。」其他人聽到了，也頗為驚訝的，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角度。 228已經過去69年了，台灣社會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感覺還有好多好多的不完整。我也忍不住想，人之所以會犯下大屠殺的罪行，究竟是為了什麼？是或不是「自己人」，會影響我們的決定嗎？或者只要將對方貼上「暴民」標籤即可名正言順！ 四年前，剛開始接觸轉型正義相關議題時，在一場哲五座談中收看了以1980年的518光州事件為主題的韓國電影「華麗的假期」，事件背景是，1979年底，獨裁統治多年的朴正熙總統被暗殺，國家宣布戒嚴，一波波的民主運動、工人及學生的遊行示威，開始席捲全國，陸軍少將全斗煥趁亂發動雙十二政變，取得最高軍權，並擴大戒嚴令，然而，在以民主、思想開放進步人士的孕育地著稱的光州，大規模的示威行動仍然持續進行，全斗煥派軍隊以暴力鎮壓，造成數百人死亡，幾千人受傷。諷刺的是，當時鎮暴的軍事行動代號，就叫做「華麗的假期」，這也是電影片名的由來。 電影中最難忘的，是軍隊和人民在市政大廳前廣場對峙的那一幕，當時，人民已經聽到政府宣布說戒嚴令將取消，所以很開心地前去見證軍隊撤離，突然，國歌響起，群眾們自然而然地將掌心貼在胸前、大聲齊唱：「直到東海水枯，白頭山岩石朽爛，神保佑我疆土！願我大韓萬萬歲…」，大家的臉上露出了驕傲的神情，以身為這個國家的一份子為榮，然而，萬萬沒想到，「愛國歌」還未播完，軍隊就開始對著群眾開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平民、學生，在驚嚇之中倉皇奔逃… 看到那一幕時，我很難接受，為什麼軍隊可以對自己國家的人民做出這樣的事情？殺一儆百以免後患無窮！他們都失心瘋了嗎？他們都喝酒、嗑藥、麻痺了自己嗎？曾經是職業軍人的一三告訴我，在中華民國國軍的養成教育中，有所謂的三合一敵人，只要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國家除害，就沒有下不了手的。 看到這段歷史很感慨，因為，雖然當時下令震壓的全斗煥當上了總統，但16年後，全斗煥及盧泰愚等人被起訴、判刑，這段歷史，以及被公權力侵害的千萬個平民百姓的人權，獲得了正視與平反。對比台灣，當時派兵來鎮壓台灣的蔣介石，至今仍然在台灣各地被膜拜著。 記得那場座談會後，有位在台的韓國交換學生分享說，他們在韓國上課時就已經讀了不少關於台灣228的資料了，但沒想到一來台灣，機場是「中正」國際機場，換了錢幣，有蔣介石的肖像，到了台北，竟然還有「中正」路和「中正」紀念堂！而且，人民還繼續投票給國民黨！他不斷重覆說著：「難以置信」、「不可思議」！ 或許，從外人的角度，更容易看清楚事實。在台灣，這段記憶被屏蔽了整整三十多年，歷史的消逝，造成了見證的困難，許多史料尚待挖掘，我們還在拚湊全貌。 解嚴後，這段歷史雖然出現在教科書上，但卻被刻意淡化為228「事件」，彷彿這只是一個偶發而不幸的擦槍走火，但按照國際上一般的認定，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絕對可以被定義為大屠殺，雖然那些比較不同情當時台灣人處境的人，會以人數不夠多來反駁，但其實，歷史上很多被認定的大屠殺，死亡人數遠遠低於228，例如，美國獨立前的波士頓大屠殺Boston Massacre只有五死六傷。 解嚴後，官方的定義有稍微讓步，變成「官逼民反」的起義（riot），然而，此一定義假設了官民之間有統轄的關係，也就是假設了國民政府有統治台灣的合法性。但其實，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我們甚至還可以討論228是不是genocide種族屠殺。所謂種族屠殺，就是企圖將某個族裔文化、或種族、宗教的整個或部分群體進行消滅的行為，「基於意識形態或階級地位進行的集體迫害」應該也可以包括在內，不過，當時蘇聯一直阻擋這個部分進入國際法中，因為，若按照此定義，蘇共的很多行為都可以被認定為種族屠殺的國際罪行。 從事件（incident）、起義（riot）、大屠殺（massacre）到種族屠殺（genocide），我們選擇用什麼字眼來定義這段歷史，視角也就隨之改變。我喜歡共生音樂節的創辦人藍士博說的，這跟我們的想像有關，大屠殺究竟是一個畫面，或是一扇窗？畫面，是靜止的，窗戶，則會讓我們去思考，我們究竟想要透過這扇窗看見什麼樣的未來？並刺激我們在此刻有所行動，好去實現那樣的未來。 對於歷史的探究，從來就不僅止於對事實的理解，而是去理解這個歷史事實在人的生命中會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如英國歷史學者羅賓．克林烏（Robin Collingwood）所說的，所有歷史都是思想史。真正的讀歷史，就要進入對方的思想裏，進入對方的心情，要把對方的身口意看成自己的身口意，把對方的思想看成自己的思想，當「所有的歷史都是我家的歷史」，才會有真正的「接納」，不管過去有多少的不堪，多少的恥辱，我都願意去承擔，去學習，甚至去改過。 有本書叫做「為什麼不殺光？《政治大屠殺的祕思》」，試著以政治科學分析結構性因素、而不是從道德批判的角度，來理解政治性集體謀殺的動機，因為，犯下屠殺罪行的人，不見得是邪惡變態的人，只要客觀條件滿足，誰都有可能參與屠殺，所以，我們必須找到根源，才能夠防止這類悲劇再度發生。 書中提到，屠殺發生的先決條件是，有絕對優勢和絕對弱勢的群體存在。在這個前提之下，有幾個屠殺的原因： 一，考量現實利益。比如說，北美新移民驅趕印地安人，正是因為他們評估如果要跟原住民買土地，成本太高。又比如說，蒙古帝國對於遊牧民族會採用結盟的方式，對城市居民就有可能採用屠殺的方式，因為按照成本效益算一算，這樣處理比較方便，這是現實利益的考量。 二，威嚇報復，通常是弱勢族權挑戰到優勢族群（或掌權者）那一方的榮譽或面子。比如：「大明帝國」時，燕王本來要篡位，設法爭取讀書人的支持，當時，方孝儒不服，所以，他後來登基後，就滅了方的十族，這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屠殺。 三，恐懼這個地方的人會報復他橫加的傷害，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衝突勢力之間，屠殺的停止很困難，因為，只要有一方動手了，如果不做到底，會害怕對方報復，所以乾脆斬草除根的屠殺。 四，怕意識型態污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納粹把猶太人非人化，認為猶太人是動物，是病毒，同時，想像日耳曼民族是最完美的，當有一個強勢的民族對於自己的出身存在著相對的自我優越感、認為該民族本質上具有神聖性，就會擔心沒有神聖性的民族會污染它。 以上這些原因，可能存在族群對族群之間，但也可能在人與人之間，當我們把人當成方便自己生存的工具，當我們要靠著壓縮他人權益來膨脹自己，當我們的出發點不是愛而是恐懼，當我們有自貴他賤的優越感…一旦結合了權力財勢，我們都可能犯下傷害別人的罪行。

 記者林冠妙／專訪   出身深藍家庭的趙容，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和一群具共同背景的年輕人籌組了「世代對話：脫藍者讀者會」團體。（圖取自趙容臉書）   他們來自深藍家庭，他們關心台灣、關注二二八轉型正義！畢業於政大斯拉夫語系、「2016共生音樂節」記者會主持人趙容、北藝大劇場設計研究所學生、「人權辦桌工作小組」召集人林瑞姿（小球），從小生長在支持中國國民黨的家庭，父母一再叮嚀不要碰政治，「我叫你投誰就投誰」，他們也乖乖聽話，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投票，直到自己接觸台灣史、參與社會運動後，才看清中國國民黨的本質，了解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國家暴力，民進黨上台後，他們期待新政府能真正落實轉正義。 趙容，嘉義市人，她接受《民報》專訪時表示，家中長期訂閱聯合報，電視台也鎖定TVBS和中天，爸媽不僅是中國國民黨支持者，也會要求她投國民黨，她在上大學前，是和父母站在同一陣線，支持中國國民黨。 2014年九合一選舉時，趙容的父親叫她投給某里長候選人，她想先看選舉公報資料，爸爸卻生氣的說，「我叫你投誰，你就投給誰，市長人選你不聽我的，至少里長要投給我支持的對象」，因為她在台北工作，心想地方里長誰做的好，爸爸應該較了解，就照他的意思去投，選後才知道是中國國民黨籍的。 父視為敵方陣營 不給選舉通知單 今年總統大選時，趙容說，爸爸也不給她選舉通知單，只告訴她投票所地點，結果跑錯地方，她懷疑是爸爸知道她會投民進黨蔡英文，所以不想讓她去投票，她知道爸媽是國民黨支持者，平常不會刻意和他們聊政治，對父親而言，「我是敵方陣營的人」，他常說，「你們民進黨怎樣怎樣」（其實她這次政黨票並不是投民進黨），而她上大學後政治立場的轉變，爸爸認為是被民進黨洗腦、受別人影響才去參加街頭運動。 趙容指出，2009年八八風災時，她到高雄六龜參與救災，馬英九當時有去勘災，現場有許多的媒體，馬英九坐著直升機，降落時強風揚起大片塵土，弄髒了災民的大鍋菜，災民抱怨，總統這麼大陣仗，害災民不能好好吃頓飯，讓她印象深刻，開始懷疑救災速度龜速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真的有在照顧災民嗎？ 趙容生長的嘉義市一直有二二八紀念活動，她小時候也常在二二八公園玩，但對二二八這個日子並沒有特別的感覺，一直到大學時，修了陳翠蓮教授的通識課程，才知道中國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鎮壓台灣精英，也開始參加二二八相關活動，認識了「共生音樂節」論述組的幾位朋友，共同參與今年共生音樂節的紀念活動。 籌組「脫藍」團體 投奔思想自由 趙容和一群有共同深藍家庭背景的年輕人籌組了「世代對話：脫藍者讀者會」團體，（「脫藍」一詞源於「脫北者」，意即要脫離中國國民黨、投奔思想上的自由），十幾位年輕人定期聚會，除了研讀台灣文學、歷史等本土書籍外，也仿效「團體治療」，希望在和父母因政治意見不同而衝突、受挫時，能彼此分享、交流、支持，並學習如何和父母溝通。 趙容說，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9週年，許多人會認為已紀念了幾十年，甚至變成攻擊中國國民黨的題材，但大部分人對二二八並不夠了解，事件的發生原因、經過也不清楚，這從教科書所占的比例就可看出，到現在還在談轉型正義，卻一直無法落實。 趙容表示，民進黨正副總統當選人蔡英文、陳建仁承諾要設真相調查委員會，當選後將落實《政黨法》及《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希望新政府不是只在選前針對特定族群喊話，而是在上台後能真正有所規劃，在相關當事人的歷史記憶還清楚時，儘快著手進行。

非常令人失望的，二月十八日，教育部公布的「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非但未保障私校教師的權益，還變相地鞏固私校的權力，讓長期以來淪為「二等教師」的私校教師繼續被霸凌。 根據立法院去年通過並施行的「教師待遇條例」第二十五條之規定，「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然而日前教育部公布的上開「細則」，卻選擇性地僅就細節性與技術性的問題予以規範，對私校教師權益的保障完全置之不理。 根據立法院去年五月二十二日通過的「教師待遇條例草案之附帶決議」，教育部必須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對私校教師權益的保障，但日前出爐的細則，十條中竟無一條提及，完全藐視立院的決議。此等嚴重之「刻意疏漏」不啻是授私校以權柄，更是將「魔鬼」藏在「細則」中，任由它繼續霸凌老師的尊嚴與權益。 此外，去年底甫上路的「教師待遇條例」第十八條也有嚴重的問題，有修法的必要，因為它對私校教師「獎金」的規定是：「由各校視教師教學工作及財務狀況自行辦理；其發給之對象、類別、條件、程序及金額，由各校定之。」 殊不知，「獎金綁考績」，而考績往往又是私校掌握老師「生殺大權」的「利器」，在「黑箱考核」的操作下，教師的「獎金」猶如俎上肉，任其宰割。今天如果再將此「尚方寶劍」授予各校、由「各校定之」的話，那無疑是確保了它「太上皇」的地位，尤甚者將爆發類似日前及人中小學董座掏空二．六億元的弊案，對教育之斲傷甚鉅。 其實，在「私校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中已清楚載明：「私立學校教職員之薪給、考核，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之規定辦理。」換言之，「教師待遇條例」第十八條必須增、修內容，要求私立學校「落實」私校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將私校教師的「薪給、獎金」與「考核」一併「準用」公立學校之規定辦理即可。 新國會、新氣象，日前「私立學校法」的修法已是朝野的共識，深盼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能著力於此，一掃前非，讓台灣的教育有新的展望。 （作者為高中教師， 台中市民）

報載一76歲退休勞工，工作60年後可月領49,196元，創勞保月退制度的新高，雖屬佳事，卻更襯托出勞工的悲哀與台灣退休制度的不合理。 一、這位勞工最佳退休年齡是65歲，勞保局竟無任何告知反而任他繼續投保，導致他至少損失400萬以上，此事絕不可能發生在公保軍保身上。略述於下： 他若65歲退休，可月領40,010，到76歲共可領528萬：43,900x0.0155x49x1.2=40,010；40,010x12x11=5,281,320；他76歲退休可月領49,196：43,900x0.0155x60x1.2=49,196，雖然每月多領9,186，但若65歲退休，到76歲時已領到528萬，以528萬除以9,186，需要575個月才可以把528萬補回，屆時已124歲！ 若假設領到90歲，約少領374萬；若領到100歲，約少領263萬。這都還沒計入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損失。 其實最佳方式是65歲先辦理退休後領月退勞保年金再開公司即可，此時只要投保健保不用再投保勞保，勞保局未事先告知，65歲後繼續收保費，嚴格而言可能有詐欺之嫌。 二、勞保目前60歲可領月退，若要提早一年需少領4%，最早可提前5年少領20%。民國55年次以後的延到65歲才可月退。相較之下，目前軍保公保均無相關規定，導致軍人42歲、老師公務員52歲退休變成常態，而且軍、公保退休金沒有任何早退少領的規定。 三、勞保有最高投保上限43,900，但健保費仍需按實際薪資繳納。反觀軍公保，不止沒有上限，且繳了40年後不用繳費即可繼續享受健保。 新政府即將推動退休年金改革，呼籲要本著公平公正公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則，並確認退休年金的目的是提供年長者基本的生活需求即可。 一、不論軍公教勞，計算基礎均以全部工作的平均月薪為準，而不是5年、10年或15年，而且不能計入任何職務加給或津貼。 二、軍公教也必需像勞保有「天花板」的限制，可訂為勞保的二倍。 三、退休年齡明訂65歲，欲提早退休者每一年少領4%。 四、已在領軍公教勞退休金者，總額3萬以下者不動，3萬以上者依照新的方法計算後，自新方案實施日施行。 小英團隊加油，渴望改革的台灣人民會是你們最堅強的後盾！ （作者現任美商趨網亞太區總經理）

  「遙遠的受災戶，只是一則媒體上的新聞，對受災戶而言，卻是生活的、居住的和求學的問題……」新科立委蔡培慧在第一次質詢時，從南台大震家破人亡的同理心，轉到苗栗大埔事件，重提政府怪手毀田、強拆民房的歷史傷痛，要求政府檢討土地徵收審議的程序和法令，真的有振聾發聵之功。 蔡培慧列舉吳敦義院長「畫地還農，原屋保留」的毀諾，更點出了法院去年一月判決政府徵收不當，撤銷徵地處分後，內政部不聞不問沒回應，就在內政部長陳威仁以道路用地做推託，把責任都推給苗栗縣府時，她立刻點出土地徵收審議「封閉資訊」的問題核心，直接問行政院長張善政說：「我的田，你的屋，如果被人這樣徵收，你能夠接受嗎？」逼得張善政和陳威仁不得不允諾在一個月內開始討論土地徵收的程序和法令。 大埔朱阿嬤和張藥房的死亡，並不能改變苗栗的政治生態，卻是國民黨政權跋扈濫權的血淋淋鐵證，只要張藥房的那面牆還在，就成了國民黨永難翻身的符咒。蔡培慧的貢獻在於不但要國民黨官員在下台前補好破網，更提醒全民：隨著時光流逝，我們是否忘了大埔四戶血淚？ 今年奧斯卡獎得獎呼聲極高的《驚爆焦點》，描寫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四人焦點調查小組，揭發當地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的醜聞，甚至順藤攀瓜，發展成全美國和全世界的醜聞，最重要的態度是這群媒體工作者坦承他們當初疏忽了這則新聞，漠視在暗夜中哭泣的苦難靈魂。 蔡培慧沒有忘記大埔，媒體呢？民眾呢？立法院官網上有著議事轉播ivod，隨時可以看見新科立委的問政實況，就讓我們緊盯著他們，讓社會大步往光明和正義的一方邁進吧！（藍祖蔚）

  台灣與中國最大的區別在哪裡？多數台灣人應該會同意就是民主。由於雙方對民主的定義以及民主的程度，有著顯著差異，因此超越了歷史、文化、地域、甚至血緣的複雜關聯，將彼此拉扯在不同的時空維度之中，既是阻礙，也是屏障。然而，什麼叫做民主？民主其實就是人民。在民主體制下，人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換言之，不只行政部門，人民更在立法部門之上。 民主可稱為柔性國力，僅擁有剛性國力者，難以成為偉大的國家。中國當代的政治領導習近平，應是近期以來中國最強勢的權力者，正當中國的經濟、軍事等剛性國力達到有史以來的顛峰之際，可惜並未換來北京當局推展柔性國力更大的信心，「毛規習隨」的返古與倒退，讓中國的國家本質與形象，距離人類文明愈來愈遠。 中國這種自我隔離的自囚矛盾，最近在中共中宣部及廣電總局要求中國各大網站及行動裝置，停止直播或轉播台灣金馬獎與香港金像獎典禮，再次獲得明證。一個標榜Ｇ二、頻頻向美國叫板的泱泱大國，居然不准台港的電影獎項在未經過濾與審查下，直接呈現在中國人民眼前。如此心狹的憤怒，或膽小若此的懼怕，所為何來？香港電影界猜測可能與剛入圍的獨立電影《十年》，論及港獨與消滅粵語脫不了關係。同理，我們的金馬獎極可能也因為被認為不時出現台獨，而讓北京當局崩潰。 專制國家的鴕鳥手段，結果適得其反，《十年》據說愈罵愈夯，在香港票房好極了。因為，北京這些年來不僅推普廢粵，上月才通令香港中小學要能認讀簡體字，當地電視傳媒隨之接旨聽命，不斷激怒港地民情，為抗命有理添薪加火。至於台灣，更不遑多讓，之前有《賽德克巴萊》、《KANO》因緊扣社會脈搏而賣座；社會氣氛甚至可以帶動政治風潮，進而造成選舉的改變。可見任何作品必須反映人心，不在考慮政治的打壓。這，正是民主社會的市場法則。 中國的錯誤示範，警示著台灣必須在方方面面呵護民主的重要性。北京的箝制言論，就如印度聖雄甘地說的：「不寬容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實則凸顯了言論做為基本人權，必須給予最大包容的核心要義。現行憲法第十一條明言：「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這種自由固然不是絕對的，有其局限所在，如果為了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是可以進行適當的限制，包括民事與刑事的處罰；但是大法官釋字第五○九號也強調，「應就國民守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可見極其慎重。 這讓人聯想到最近一件有關電影創作是否涉及歧視的爭論。一部在春節上映的賀歲笑鬧片《大尾鱸鰻二》對於達悟族在街頭抗議核廢料的片段，引發原民立委要求修改內容並推動立法限制的反擊；這樣的發展，社會絕不樂見，並感到遺憾。當爭論的兩造各有立場相互論辯之際，需要有冷靜的聲音提醒：這部電影的文化水平或許不高，觀眾自有定論，但是它有沒有到達煽動仇恨的惡意？導演在受到強烈批評後，出面解釋「我們從來就不是敵人」，算不算是說明與致歉？ 成熟的民主國家在處理類似問題，其實早有明確的規範，台灣當然應該理性處理，不必情緒用事。有關言論的禁止，必須在面臨高度威脅的情況下，才容許為之。以本案為例，就要構成煽動種族或民族仇恨的要件。而其限制的方式，可以透過法律制裁與社會反對來進行，就算如此，仍然必須確保：即使在緊急情況下，公開表達意見不會被完全壓制。 立法者，毫無疑問是在人民之下，處理言論範疇的手段，務必掌握民主、人權，以及比例原則，此一基石，稍有受損，如何與專制獨裁者做區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