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是慘烈的人權迫害，國民黨對台灣人大量殺戮、囚禁和劫財。由於災難深重，許多人至今仍未走出陰影。(圖為施並錫228畫作，取自網路)   又到了228這個讓老一輩台灣人傷痛的日子，但許多人仍未能走出事件的陰影，筆者高齡92歲的大表哥和88歲的二表哥即是顯例。 大表哥出身新竹湖口書香世家，日治時期受高等教育。1947年親歷228事件，受到該事件牽累被捕，他父親（筆者姨丈）變賣了數十甲土地（近半祖產）才換回他一命；數年後，經媒妁之言娶了才貌雙全的表嫂。但婚後他常做惡夢，夢醒後仍渾身顫抖驚恐不已。因為這樣，表嫂才從長輩口中略知他婚前的不幸遭遇。雖想進一步了解詳情，但每次只要她一問，大表哥便歇斯底里像瘋了一般，所以後來阿姨姨丈都叮囑表嫂別再發問為難表哥了，還說那是遭到嚴刑逼供的後遺症。 大表哥的幾個孩子都受高等教育，其中兩個女兒都進入師範體系的公費大學，從教育界退休。但因為她們一直沒有加入國民黨，從學生時代到擔任教職期間頻頻受到主管「特別關注」。所幸她們的教學表現十分出色，備受家長肯定，所以主管也不敢過份為難她們。因為受到國民黨迫害且深知國民黨的貪腐，因此自有黨外運動開始，他們家便大力支持。 最讓人驚訝的是比大表哥小四歲的弟弟（筆者的二表哥）的政黨屬性及投票行為。他目睹兄長的可怕遭遇後，竟成了驚弓之鳥。雖然恨極了國民黨也未加入國民黨，卻是藍營的死忠投票部隊，每次選舉必投國民黨。而且從大表哥的孩子們有投票權開始，每逢選舉他便再三打電話殷殷吩咐：「你們一定要投國民黨，他們太厲害、太可怕了！不管你投票多隱密，他們總有辦法知道你有沒有投他們！你敢不投他們，下一個228又會再來，我們家族就慘了！我們家的祖產已經因為你們的爸爸損失了一大半，你們千萬不能再讓我們受害了…」 原來二表哥這個228的間接受害人也在恐懼中生活了近七十年，而且是不可思議的呈現方式。 雖然然政府已於1995年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但大表哥家並未申請賠償，因為表嫂和他的兒女們不敢去問表哥當年事件的原委，無法詳述情由。筆者曾鼓勵他的兩個跟我年紀相近從名校教職退休的女兒，提出賠償申請，但他們經濟狀況不差，不在乎區區賠償金額；我又嘗試說服他們以口述歷史方式為台灣記錄其父親一輩遭遇的始末，他們卻說要讓父親平靜的安度晚年，不忍心再拿那可怕的過去來刺激他老人家… 2月25日蔡丁貴教授帶人到中正廟噴漆抗議，有個在那裡當志工的高職退休老師（1949年生）的深藍朋友居然問我說：「真的有228事件嗎？」她不僅不清楚228事件的始末（還懷疑其真實性），更不認識陳澄波是何許人，虧她還是大畫家的同鄉——土生土長的嘉義人！她是深受國民黨洗腦之害且至今仍未覺醒的台灣人之一，跟她一樣執迷不悟的人在教育界比率奇高。 為了打壓台灣意識（主體認同），國民黨無所不用其極，許多歷史事件不是不見天日就是被竄改。台灣的史地在國民黨高壓統治時代是禁忌，想接觸認識的人必然被當成「台獨（台毒）」分子，三年級到五年級生甚至六年級前段班生幾乎都對台灣史地一片空白（一無所知），才會發生「柯P說他台大醫學院的同學連宜蘭和桃園哪個在南、哪個在北都不知」、「二戰時期轟炸台灣的是日本飛機」…等荒謬現象。 今年2月1日上任的新科立委們，大都信誓旦旦說要落實「轉型正義」，但若沒有事實真相就沒有轉型正義。如何讓台灣史真相大白，是重新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的重要課題。國民黨若想浴火重生，就要真誠面對過去，擺脫殖民政府的邪惡心態及剝削陋習，真心認同台灣、努力深耕；千萬別再搞吃裡扒外、聯共害台的勾當了。 在228事件69年後的今天，在紀念228的前夕，我不知道台灣歷經那段苦難世代的老人家還有多少人像筆者表哥那樣，碩果僅存卻又噤若寒蟬？如何讓他們解除驚恐，讓他們相信台灣會有光明的未來，實有賴朝野及全民共同努力。

每年的二二八都讓人想到直接的受害者，而當年所謂的自首者，他們的傷害其實更深，因為家人誤會，因為家族的生命都在他的一念之間，他們不去自首， 可以怎麼辦？至今，這個沒有被知道，也不曾被知道的真相，家族人都還是害怕知道，害怕傷口再被撒鹽，帶著懼怕，他們根本不敢想像真相，即使石沉大海，只要能過平穩的日子，有何不好？ 1947年2月28日，憤怒的臺北市民包圍專賣局並焚毀菸酒。（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德國我認識一個台灣僑胞，談到她父親時，她總是感到丟臉慚愧，眼眶泛紅，啼哭無以言喻。她憤恨、可憐父親，也完全不懂父親。有時我們提到二二八，她就會提到她父親，她抬不起頭，也不敢告訴人家，她父親是誰。他的父親不是英雄榜，不是受害者，而是台灣的歷史中被記載著自首者。但自首背後的故事，是怎樣個過往？ 她只知道父親是村中的罪人。村中的人，當年要燒死他們全家人，母親出來帶著孩子，跪著向村人求情，才得已倖免不必全家被燒光。她只知道，她姑姑的兩個兒子邱姓（丘）兄弟一個十六， 一個十八歲左右被栽贓為共匪，在當年兩個都槍斃了。她的姑姑哭瞎了眼睛。她哥哥當年五歲，因為年紀太小，幸而不被栽贓槍斃。 在這段被隱藏的家族滅門案過後，如果她父親不自首，不當國民黨政府的傀儡，可以保住她們家人的性命嗎？1980年林義雄家族的滅門案，是報紙報導了 大家才知道，在這過去發生的滅門案，報紙根本無從報導，我們根本無從知道。 口述歷史中，傳說他父親自首，而自首帶給他們家族多大的愧疚。很多人不明白的，自首的後面是怎樣的殘酷面貌，從來沒人提到，從來就不被追問。想想這也不過是林義雄母親與女兒被殺血案的版本，用家人生命威脅，再用表面自首來升官，背後血腥至極的手段無人知曉。 因為她父親是村中罪人，她母親無顏繼續留在村中，所謂散盡家財後，蔡姓婦人讓全家人都搬走，不敢留下來，很多兒女也都到國外來，我的朋友就是其中一名子女。 朋友的父親有家族的廣大田產，做人熱心也常幫助人。她父親好友林元枝當年潛逃多年，曾經接觸過林元枝者，很多都被判處死刑或被關。而她父親一個沒能逃走的主謀好友，命運會如何？口述歷史說他被升官。說她父親被國民黨操控升官，進而成為當年的水利會理事長，最後卻散盡家財。但當年一個水利會理事長為何會「散盡家財」「虧空公款」呢？不就是被掠奪，栽贓、被莫名其妙地充公。最後傳說，說她的父親不得已就逃亡巴西了。 是的，最後他的父親自殺身亡！是不是自殺也成謎。多年前在她父親死亡之前，朋友說她有收到她父親從巴西寄給她的五十美金。這是他父親唯一留給她的一點遺物，她沒有留下，因為她還憎恨著他的父親。歷史的傷痕，親子間沒有真相也沒有原諒！ 歷史拼圖是，一個繼承龐大田產的蔡姓家族的地方人士是地方造反主謀之好友，沒能潛逃成功。國民黨栽贓槍決殺死他兩個姪兒，拷打要脅要他自首。自首的結果，表面升官為農會理事長、水利會理事長，最後家破人逃亡。他的歷史污名是，貪官污吏、自首的孬種，這樣的惡名深留在家族人的內心深處。而真相是，背著家族滅門的威脅，他無法可施只得自首，被作為傀儡，忍辱負重、羞愧逃亡。沒人諒解，也沒人理解。 二二八屠殺事件中，身為受害的被槍決者，終有被平反而受子孫肯定的一天。一個為保當年家族性命的自首者族人，愧疚、憤恨、難耐仍在，他們沒有受害者家族被平反的光環，只有一個不明白，與害怕知道真相的深層恐懼與傷害！ 如果陰間真能再一次的審判，請還他清白吧！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空前的慘劇。台灣一代菁英被消滅，無數無辜庶民被虐殺。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有親族或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在此事件中被殺、失蹤、或入獄，可以說所有台灣人都是此事件直接或間接的被害者。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台灣人雖曾有反抗可是規模不大，但中國統治僅二年即發生如二二八事件那種空前主動蜂起全面性反抗，理由何在，值得深思。 此事件對其後台灣人的心理以及政治發展有延續性的重大影響。其一：凸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區別及彼此的對立甚至敵視，且激發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其二：成為國民黨在台灣實施長期戒嚴及白色恐怖統治，直到一九八○年代後期萌生民主的基因之一。在此期間不知多少台灣青年，因其民主自由的理想而被捕、被關、被刑、被殺。每一代台灣人都應記住此事件，其發生原因及歷史意義，以強化認同台灣人的命運共同體的意識。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9週年，其歷史意義不可不知。（記者簡惠茹攝） 李筱峰教授現在將他幾年來發表在報章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文章集結為書，深入淺出，使讀者，尤其使青少年對此歷史事件能更有系統地深入了解，極有意義。亦願有較多台灣人，一讀此書，能更加強台灣歷史常識。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有關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學術研究，乃是到解除戒嚴以後、尤其是九○年代官方檔案開放、越來越多的口述歷史出版以後，才較上軌道，而筱峰兄出版《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九九○）、《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一九九三）、《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一九九六）都是具有先驅性、代表性的學術著作，這段期間正好是本土勢力日漸茁壯，台灣民主化、國家化加快腳步的時期，二二八真相的揭露，讓台灣社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必然與此一政治發展趨勢互為表裡，知識份子筆桿之為用大矣哉 ! 筱峰兄的作品可以為證。 事實上新出版這本《快讀228》所蒐集的文章，橫跨一九八九年自立早報的〈天安門事件中的二二八模式〉以至二○一一年的〈從「狗去豬來」到三隻小豬〉，就是不斷和社會時局對話的過程，當政治人物要人們「走出悲情」，筱峰兄有感於基本的公益是非仍然混沌不清，反而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此外，關於二二八的死亡人數、責任歸屬，是否為「大屠殺」等等觀念，與我本人、陳翠蓮及故去的張炎憲看法相同，我們事實上也都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二○○六）的共同作者。 二二八的學術研究其實還有很多空間，例如二○○八年中研院台史所購得的保密局二二八史料，是事件當時佈建台灣各地的情治人員與台灣站主管之間的密報，我們有十幾個來自院內外各學術單位的研究者，在許雪姬教授的主持之下，迄今每個月利用一個下午針對這批史料進行解讀，成果之一是去年六月已經出版的《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其中對於高雄台南台中嘉義新竹台北乃至花東的二二八實況，都有一些令人驚訝的訊息。看檔案是很辛苦的事，我和筱峰兄都已經年逾花甲，相信他的心情和我一樣：呼喚更多的年輕人來投入二二八研究！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二二八係台灣人的夢饜。即使每年舉辦紀念活動，在可見的未來，很多人還是無法走出陰霾。這不只是對於直接遭殺害者及其家屬如此，更包括同受蔣家恐怖統治，屬於二級受害者的台灣人民。因為，加害者逍遙法外，受害族群續受奴役的情形，短期內不會改變。 欲去除夢饜，筆者認為應由認識二二八的本質並由「正名」開始。亦即，應將二二八事件正名為「二二八種族滅絕」。所謂種族滅絕/屠殺(genocide)，係指系統性、計劃性地對特定人種、族群、宗教或民族團體進行全體或局部性地屠殺。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CPPCG)》對其下了法律定義。 在台灣的絕大多數人或許會說自己是漢人。然而，撇開南島民族血統的議題不談，光由語言來看，稱「台灣人屬於漢人」即屬妄斷。須知，語言係與族群(ethnicity)相當的概念。漢人做為族群的概念可能比所謂的白種人(Caucasian)者更混雜(heterogeneous)。因為，漢語的種類與複雜性並不亞於印歐語系者。一般而言，藉母語即可溝通者，便屬相同語言(存在方言的差異)。例如，宜蘭腔台語和鹿港腔台語。然而，若無法僅藉母語而需透過學習才能溝通者，便屬不同語言。 須知，中國雖承認漢語有「七大方言系統」；不過，其不僅彼此不通，各自內部還存在眾多無法溝通的分支。例如，除了粵語、吳語、北京官話彼此不通，即使同屬閩語的福州話和潮州話亦無法溝通。亦即，「漢語」其實是「政治概念」，包含眾多語言。目前的支那雖「僅」存在略多於五十個民族。但是，毛澤東建政時實達四百個。現勢乃「同化」與滅族的結果。要之，支那福建的漳州、泉州人與福州人和其他各省使用不同方言者，例如上海人、貴州人、河南人之間其實原本都屬不同族群。只是，數千年來中華帝制藉由漢字將大家綁在一起，並形成所謂「漢語」、「漢人」之含混繁雜的概念而已。 確實，漢語的概念相當程度係因漢字的使用，而與「中華文化」的概念重疊。不過，韓國受漢字文化洗禮三千年，越南也受影響兩千年；而且，以韓語和越南語讀唐詩也比華語押韻的程度高。縱使，他們在歷史上都曾以「漢文化正統」自居；但是，此二國家卻都能脫離漢字和中國帝國主義達成國家獨立。反觀，台灣受漢字影響不過三百年，欲去除中國封建遺毒、完成台灣獨立實非難事！ 蔣軍深知此點，乃遂行計畫性燒殺擄掠，如同百年前土耳其人對於亞美尼亞人(Armenians)的種族滅絕暴行。當然，這也和納粹屠殺猶太人(holocaust)或1994年盧安達(Rwanda)種族屠殺者相同。這是不具追訴時效、惡性最重大的反人性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 台灣人不僅須對此加以正名、懲罰兇手、週知世人，更應永世銘記此恥辱與罪惡，戮力完成國家獨立。 （作者為ＩＦＪ國際記者聯盟暨台灣記協會員）

  二二八適逢週日、廿九日補假一天，於是，從廿七日週末起，連放三天假，結果導致「二二八連續假期要到哪裡去玩」之聲，不絕於耳。「二二八」竟然失去了哀悼、紀念的意義，而成為莫名的歡樂代名詞？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現代史上最為慘痛的悲劇。這場悲劇，是已經具備近代公民社會雛形的台灣，在遇上依舊以帝王思想統治人民的中國時，無法避免的衝突。結果，在當局的虛與委蛇與栽贓誘騙下，不僅許多人失去了寶貴的性命，更讓一整個世代的靈魂，遭到嚴重的摧折。 自從一九九○年代、政府著手進行二二八事件研究以來，迄今已經廿多個年頭了。然而，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卻並不是如同一些膚淺的人所認為的那樣：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事實上，我們距離真相，還差得很遠。全台各地事件發生最基本的時間序列（time line）尚多未釐清、死亡人數依舊爭論不休……，這些未明的真相，不僅導致眾說紛紜，甚至提供反動派絕佳的模糊空間，讓他們得以繼續散播謠言、混淆視聽。 這些模糊空間之所以會產生，主要來自兩個面向：一是相關史料仍多所缺漏，一是研究者史學方法的基本功夫嚴重不足。質言之，相關史料的蒐集及檔案的解密與開放使用，固然重要；惟研究者仍必須有鑑別史料、考訂史事以重建事實的能力，始能克盡其功。事實上，在台灣亟待轉型正義的此刻，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啻是吾人能否進行轉型正義的試金石。 因此，於今之計，除了應該繼續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釐清真相並傳達給社會大眾知悉之外；二二八既然是國殤日，就不應放假，以免導致可能的庸俗化後果。至於各界的紀念儀式，不僅應該繼續（參加者給予公假即可），當天也應通令全國各級政府機關，降半旗以表達哀悼之意。這樣做的目的，旨在不斷提醒世人：讓悲劇不再重演的最好方法，就是記取歷史教訓，並讓它深刻的銘印在心中，永誌不忘！ （作者為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

  《民報》是戰後第一份創刊的報紙。   圖：玉山社提供   二次大戰前後，臺灣知識份子，原本熱衷於辦報或擔任專職記者、編輯工作的文化人，受228事件影響，被迫脫離文化傳播戰場，使得日治時期因文化啟蒙，以及在抗日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文人批判精神與傳統，遭到斷裂、重挫、壓抑或出走，臺灣人更進而失去了文學、文化傳播的主導權。   臺灣在日本統治初期，雖無報禁，但採特許制，且實行事前檢查；當時臺灣只有3家報紙，其後增為6家，其中由臺灣人創辦的《臺灣民報》系列，在文化啟蒙運動展開之後，成為臺灣人抗日鬥爭的重要思想傳播工具。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節節敗戰，因物資與言論的管制，日本總督安藤利吉於當年3月將全臺6家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原為《臺灣新民報》，臺北）、《臺灣新聞》（臺中）、《臺灣日報》（臺南）、《高雄新報》（高雄）及《東臺灣新報》（花蓮港）合併為一家，名為《臺灣新報》，日出八開一大張。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新報》由國民政府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改名為《台灣新生報》。   戰後初期，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一度解除日本殖民時期的報禁，臺灣人當時仍承襲日治時期文化啟蒙運動的精神，紛紛重操文人辦報的特質，使得報紙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時任《台灣新生報》記者的吳濁流，敘述當時的經驗說：「228事件發生以前的報紙確實是自由的，言論方面絕不比文明國家差。當時的新聞記者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   當戰爭結束時，臺灣的知識份子咸認為被解放，從此思想、文化和自由不受壓迫、控制，可以施展多年來的抱負，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尚未正式成立的「真空時段」，將近70天之間，文化活動已經迫不及待起步。臺灣文學家楊逵的《一陽週報》（日治時期即已創刊），亟思以文化生活改善社會以及重整文學工作；接著《民報》、《台灣新生報》、蘇新主編的《政經報》、黃金穗等人的《新新》等相繼創刊；越一年，《人民導報》、《臺灣民聲報》、《臺灣文化》等創刊，龍瑛宗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主編，而《臺灣月刊》的發刊日就是日文廢止令生效之日（1947年10月25日）。民間報紙、雜誌蓬勃發展，展現前所未有的盛況。   經228事件打擊輿論影響力轉弱   戰後，大部分在抗日運動中培養出來的媒體菁英，都在228大逮捕中消失殆盡。臺灣報業於戰後初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臺灣籍的菁英份子及知識階層，原本沿襲日本殖民時期以辦報鼓吹、傳播思想及政治理念的傳統，然經228事件打擊、國民政府的政策強化，輿論的影響力漸漸轉弱、被操控。臺灣的本土文人，甚至企業界人士，對於辦報及政治已產生一股冷漠及不安，「該事件的影響非常深巨，成為臺灣人的思想及社會轉向的分歧點」。   史學家張炎憲認為，228事件是二次大戰後影響臺灣最深遠的一次事件，至今很多的政治社會問題，仍然起源於這個事件；陳芳明也認為：「戰後臺灣社會內部的政治緊張與文化矛盾衝突，鑄造於1947年的228事件。……228事件的影響，已經變成臺灣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重要部分。」   這樣的深層結構，對戰後臺灣文壇及臺灣報業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表現符號由日文逐步轉移到中文，使得臺灣的論述弱化，中國的論述強化；其次，因為228事件的發生及其後遺症，使得臺灣的菁英在遭到重挫之下，失去了媒介及文學╱文化傳播權力，先期來臺的大陸菁英從而取而代之，開始了延續自中國報業固有傳統的媒介運作，並掌握了文學、文化傳播的主導權。「這兩種變化，及其因而引起的衝突，不僅對臺灣的作家，也對臺灣的社會帶來嚴酷的打擊，一個理性傳播的可能空間，在其後長期的威權統治年代中，顯然已被封閉。」   臺籍知識菁英在228事件之後，大多噤聲膽寒，從此脫離言論出版界，228事件不僅嚴重挫傷了臺灣新聞界，它造成的政治恐怖，也切斷了歷史文化的傳承。   作者：呂東熹（資深媒體人）   （編按：《二二八記者劫》是資深媒體人呂東熹2016年完成的作品，書中收錄戰後在《台灣新生報》、《國聲報》、《和平日報》、《人民導報》、《大明報》，以及臺灣廣播電台等幾家媒體任職，於228事件中遭到政府殺害或構陷入獄的媒體人及其家屬的生命故事。新頭殼特別與玉山社合作，摘錄書中部分內容與讀者分享。） 《人民導報》對政府缺失的監督一向不遺餘力。   圖：玉山社提供 《和平日報》雖被劃為軍報，但與軍方高層關係並不密切   圖：玉山社提供 《二二八記者劫》是資深媒體人呂東熹2016年完成的作品，書中收錄戰後任職於報紙、電台的媒體人於228事件中遭到政府殺害或構陷入獄的故事。   圖：玉山社提供

  在「日本第一」這一本書中，作者對於日本文官制度的運作讚譽有加，認為日本無論執政黨是那一黨，政務官是何人，對這些官僚體制下久經歷練的文官們而言，仍然可以主導或引領政策，從制定政策到執行一以貫之，有時幾乎不受政黨或人事更迭的影響，這也是日本可以強盛的原因之一。如此，反觀今日台灣的文官制度可以做到嗎？ 由於過去台灣經過長期的專制獨裁統治，加上卅八年的戒嚴時期，官僚體制早已經被「黨國不分」扭曲的無以復加。試看當年文官從獨厚外省族群的高考名額分配開始，以及黑官可以漂白或黨政官員的互調，文官在晉升時更非國民黨籍莫屬，以致過去數十年來的軍公教人員只要是喝國民黨奶水者，其謹守的教條就是「先忠黨，後愛國」，如今當國民黨被政黨輪替了，則人人自危無所適從，而教他們如何去配合不同的政黨或不同的人領導執政，這就是未來官僚體制最大的難題。 當西年二○○○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或近年柯Ｐ選上台北市長之後，無論民進黨政府或台北市政府，在推動許多政策或執行時，據聞仍然或多或少受到內部人員消極的牽制。如今馬政府許多政務官在五二○交接來臨之日紛紛轉調為事務官員，這些人是否會成為未來的麻煩製造者或消極不作為者，仍有待觀察。 （作者為中小企業負責人）

  在轉型正義與撤國父遺像的爭論聲中，郁慕明說「既然要清算鬥爭，乾脆把故宮的國寶通通還給大陸。」 郁慕明的邏輯是這樣來的：「國民黨從大陸運來黃金，帶來人才，貢獻台灣建設，害得大陸只能一窮二白。」所以，台灣今天的一切經濟發展的成果，都是國民黨「黨國一體」的功勞。所以，如果要追討國民黨的不當（或者不法）黨產，那麼「欠給大陸人民的，都先還清再說吧！那我們就好好算這筆帳。」 先來看郁慕明說的是不是事實。蔣介石確實從中國運來了黃金，確切數據不可考，文獻可稽記載大約七十噸，折合不到八百萬兩。但別忘了蔣介石也帶來了兩百萬軍民，其中六十萬部隊都以這筆老本給養，每三個月就需撥付八十萬兩，不到兩年就用光了。接下來數十年延續國共內戰，所耗民脂民膏又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這批黃金確實是蔣經國在上海發行金圓券搜刮來的，但大部分在一九五○年就花光了，大量湧入的新移民，造成通貨膨脹，物價指數已達光復初期的七千倍，國民黨政府再次用「四萬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剝削台灣，人民哪裡有享受到郁慕明所說的恩惠？ 歷史不可逆反，有些老帳扯也扯不清，往者已矣，但來者可追，在國家民主化的進程中，轉型正義是一項嚴肅的工程，豈可容許國民黨坐擁不公不義的黨產，繼續戕害民主，抗拒潮流？ 至於故宮那批「國寶」，從共產黨的立場看，確實是「蔣介石集團」竊占的中國文物，在毛澤東眼裡，大多是封建帝王玩物喪志的寶貝兒，與庶民生活一點也不搭軋，供在外雙溪保養維護耗費公帑，光靠門票收入能平衡收支嗎？請郁老大查一查故宮預算書再說。 （作者為新北市民）

  香港人不管在選舉投票、鍵盤論爭或街頭運動，都只有兩個選擇：妥協投降或堅定抗爭。堅定抗爭才能扭轉死局，也只有獨立自主才有真正的民主。 (圖為練乙錚，來源﹕美國之音湯惠芸＠Wikimedia Commons）   素來被認為比較願意從本土立場思考的練乙錚先生，在《信報》〈中央收風 梁特連任 新東棄保 暴力誘惑〉專欄文章中，提出詭異的「大局論」，竟把認同不認同立法會〈議事規則〉會否改變，說成是大局的問題，掉入已淪為偽善建制派的泛民之議題設定思考陷阱裡，結果可能是幫了倒忙，好心卻壞了大事。 政治低能的偽善公民黨 練先生認為，若認定立會〈議事規則〉如果萬一被改變會是天大的事，可視為「大局1.0」，就要投公民黨候選人；若認為當權派未必能如願改變〈議事規則〉，又或「就算改變了也不必太介懷，因為體制內的抗爭的重要性不如體制外」，就投本土民主前線的候選人，這就屬「大局2.0」。這個說法有兩個致命的錯誤假設。 第一，大家不能天真地以為淪為偽善建制派的公民黨在真心誠意搞議會抗爭。日前公民黨被踢爆2011年5月支持修改〈議事規則〉，將只有立法會主席、常設或專責委員會主席，可驅逐「行為不檢議員」離場的權力下放至其他委員會。黨魁梁家傑對此竟然諉過於民，說當年是因為「民意反對拉布和議會抗爭」，今日的民情與當年有很大分別，如果今日有人提出修改，公民黨一定不會支持。這根本是缺乏政治智慧，錯把港共操弄的輿論當成民意。 更重要的是，公民黨打從心裡就不認同議會抗爭。公民黨既不認同街頭運動，連議會抗爭的空間都配合舐共的小人建制黨派去限縮。近日一眾連網路23條都不想拉布的泛民不是已經自打嘴巴，不小心露出偽善者的騙票本性。所謂議會抗爭不是多一個席次就代表抗爭，一個打從心裡不支持議會抗爭的公民黨竟然宣稱要顧存自己已放棄的「大局」去騙票，練先生亦變相附和，豈不怪哉？ 一個死局下的兩種選擇 第二個錯誤是假設了「議會與街頭抗爭」以及「暴力與非暴力抗爭」的兩種二元對立。練先生說，若認為體制內的抗爭的重要性不如體制外，那就投本土派候選人，這個說法假設本土派只能、只宜和只會在街頭抗爭嗎？若是如此，那為什麼要投本土派候選人，留在街頭不就是好了？弔詭的是，他提出令本土派進入議會就可以袪除暴力抗爭，這正好是錯誤地假設本土派進了議會就不上街頭，也假設了暴力與非暴力的二元區分，本土派進不了議會就會以暴力抗爭。 本土派的態度其實相對簡單，就是抗爭不分議會、鍵盤或街頭，必須要開拓任何可能的空間，令全港公民能夠覺醒，了解香港的困境；大家在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反抗暴政，同心對付中共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本土抗爭不必然每次都要用暴力來對抗暴政，但必須堅決！ 大局只有一個，而且有可能是死局，就是中共在2047年完成深港融合、永遠消滅香港。香港人不管在選舉投票、鍵盤論爭或街頭運動，都只有兩個選擇：妥協投降或堅定抗爭。堅定抗爭才能扭轉死局，開闢未來獨立建國的空間，只有一個獨立國家才能抵擋併吞，也只有獨立自主才能有真正的民主。

  史明表示：「台灣過去半個世紀的獨立運動，關於這個『獨立理念』的理論建設幾乎被忽略，只管罵革命對象的蔣家、國民黨、中華民國，就自以為是獨立運動，這不過是感情『獨立』而已，難以解決獨立運動的根本問題，必須以『理性革命』，才會達到終極目標。」(圖：高雄電影節提供，民報影像處理)   綠營（民進黨、時代力量）在這次選舉中大勝，國民黨陷於內亂，看守政府準備撈一把走人。但新的立法院已經組成，形成對看守政府的一定壓力。國際形勢對台灣也十分有利，中國經濟下滑與黨內鬥爭，難以全力對付台灣，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緊張關係使台灣國際戰略地位大為上升，台美關係與台日關係在民進黨執政後都將進入到彼此斷交後的最好狀況。 面對這樣好的政治局勢，我們更應該想到蔡英文所要求的“謙卑謙卑再謙卑”，不要驕傲自滿，不要輕舉妄動，而是要理性的解決一個甲子以來國民黨黨國體制所累積的問題。政治、經濟、司法、文化、國防、外交、文化、民生等等問題百廢待舉。如果全面開花，勢將欲速則不達，而且讓綠營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民望再次下挫，從而影響未來改革的進行。何況目前綠營只是才贏得大選，根本還沒有執政。 目前影響台灣成為正常國家的阻力，不但有國民黨，還有中國共產黨，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如果沒有依靠國際援助，幾乎沒有可能；如果自己再不團結，更加沒有可能。因此未來的改革必須有正確的戰略戰術。因為民進黨即將執政，因此應該對體制內給予一定的時間去進行改革，一旦表現不佳，或因為配合的需要，才需動用體制外的力量。 目前馬英九政府企圖在看守時期在若干問題上暴衝，體制內還難以阻擋，因此還必須大大發揮體制外的力量。但是屬於體制內法規、政策可以解決的問題，應該讓執政後的民進黨與時代力量，乃至親民黨去解決。 目前除要解決交接條例以外，最重要的是解決國民黨的不法黨產。除非親民黨準備接管國民黨而覬覦國民黨的黨產，否則不應該反對這個議題。不法黨產是中國國民黨的命根子，也就是維繫國民黨團結的紐帶，正如中共縱容貪污來維護全黨團結一樣。因此國民黨死不退讓，但是一旦攻克，權貴國民黨勢必瓦解，普羅性的國民黨才能出現，如果他們內部還有人對“國民黨”這個名稱還有興趣的話。 司法是正義的最後防線，許多不公不義的事情需要司法來判決與執行，不法黨產當然也是如此。因此轉型正義中，司法改革必須堅決推行。這也需要大多數民眾與民代的共識。為此，如果涉及可能引起政治爭議而影響團結共識的問題，應該暫時緩行，以免因為爭議而影響其他重要事項的轉型正義。例如，這次大選的勝利，在於“華獨”與“台獨”的團結，共同維護台灣與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因此涉及華獨與台獨有爭議的話題，應該暫時放下。相信隨著時代的前進，台灣啟蒙運動的深入發展，這些爭議都會逐步解決。 對於轉型正義，也有面子與裡子的問題。我們應該把主要放在裡子上，解決了裡子，面子是虛的，還能維持多久？國民黨與共產黨希望我們糾纏在一些噴口水的爭議上，他們就可以凝聚他們殘存的人心，阻撓台灣轉型正義與改善經濟民生的進行。 史明在他的新書《史明回憶錄》中，談了戰略戰術問題，尤其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結合問題。史明對台灣主權獨立的立場，對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容置疑，但是他也說：“台灣過去半個世紀的獨立運動，關於這個『獨立理念』的理論建設幾乎被忽略，只管罵革命對象的蔣家、國民黨、中華民國，就自以為是獨立運動，這不過是感情『獨立』而已，難以解決獨立運動的根本問題，必須以『理性革命』，才會達到終極目標。”

  簡訊傳來：2月20日，嘉義高一生家族大姊高菊花女士八十五歲過世。曾經陪同郭振純前輩前往達邦部落探望高大姊兩次，聽聞不少黨國體制利用各種權勢「欺負」（高大姊用語）小女子；親耳聽聞、親身感受體制無法無天，人神共憤的曲折故事，令人血脈僨張、難以置信。悠悠證言、說不出來的真相！ 被體制糾纏近二十年，發給她一張自首證，說法是用來保護她，這真是令人髮指的一張自首證。顛沛生活幾十年過去，不少族人還是不諒解，談話中沒有淒厲控訴，只有珍惜晚年回到山上的平靜、喜樂。大病後，聽從醫生建議，回到達邦，在父親遺言所指不要賣的「田地和山野」的舊家過生活。她說剛回來達邦時，父母都會來陪伴她，她確信鄒族祖靈在她身上；父親被槍決前說：「隨時都有我的魂魄守著」。 第一次，她帶我們去父母的墳清掃、祭拜，高山、藍天守護著山野的靈魂。去重建日式官舍，記憶中每天都有音樂為伴，父親唱歌沒有兒女唱的棒，但是父親做的許多曲子，總讓人遙想雲霧繚繞的山野。 第二次，兩位高家兄弟也上山，很自然的在家門口合唱起〈移民歌：大家來吧！〉：「兄弟姊妹們 我們要出發前往優依阿那了 那裡土地肥沃，水源充足 我們出發吧」。離開達邦前，我請教高大姊，她現在最想要？她說：如果有一套簡單的音響，她在山上可以與音樂為伴多好！聽了不禁令人鼻酸，回到台北聯絡在補償基金會受難者董事代表：是否可能「補償」高大姊這樣的案例，卻不得要領。 高一生在二二八、白色恐怖的遭遇，嘉義出身的國民黨代理主席應該知之甚詳。設計湯守仁誤入陷阱、誘騙高一生下山，國民黨現在高喊：轉型正義不就是轉型仇恨嗎？這個說法令人嘆息、厭惡。高一生、林瑞昌原住民案被槍決六人，被視為典型整肅原住民南北領導精英在二二八的仇恨和報復？否則我們無法理解邪惡、仇恨毀滅人性的理由，挾持已受害父親「叛亂」、脅迫女兒就範。 高大姊的故事，現在的二二八紀念館、人權園區不會說、無法說；受害者要的是正義，不再仇恨，縱使正義遲來。 （作者曾規劃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綠島人權紀念園區）

  歷經兩百多次的阻擋，國民黨立院黨團日前終於同意將「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付委，沒想到，國民黨卻同時刊登廣告，拍售雙子星預定地中，國民黨持分的部分。國民黨這個動作令人合理推斷，國民黨同意將「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付委不是真心「省悟」，而是迫於目前自己輪為國會少數黨的情勢，而做出的虛與委蛇之計，這種欺騙社會的行為，用中國民間嘲弄共產黨「說一套做一套，玩弄人民」的話說，就是「打左燈向右轉」。 國民黨這個利用「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還沒正式立法之前，拍賣其「自認合法」財產的動作令人想起，不久前，台南維冠金龍被震垮造成一百多人死亡，五百多人受傷，建商林明輝及涉案建築師鄭進貴等人遭收押，財產也遭法院裁定假扣押三千萬元，豈料鄭進貴妻子何芳玲利用法院裁定「假扣押的正式公文」還沒有正式送達銀行之前，趕在新年假期結束後，開工第一天一大早就趕到銀行要領走丈夫帳戶一千多萬現金的事情。 國民黨利用「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還沒正式立法之前，趕著賣財產，跟鄭進貴妻子利用法院裁定假扣押的正式公文還沒有正式送達銀行之前，趕著領光存款的心態其實是一樣的。 （作者從商）

  立委高志鵬提案廢國父遺像，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事實上，民主國家對於國旗、國徽或國父等政治圖騰的存廢或更換，本有討論的空間，但新國會應先廢除刑法第一六○條存在更落後的「侮辱國父遺像罪」及「侮辱國旗罪」，以符合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民主精神。 依據刑法第一六○條規定，對侮辱國父遺像或國旗的行為人，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這種法律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因此早在廿七年前，美國聯邦法院已對此類法令宣告違憲。 在民主國家，人民藉由侮辱國旗、國父或任何政治圖騰的方式表達不滿，屬於憲法保障政治性之「象徵性言論」，依據我國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及第六四四號解釋意旨，國家應盡最大努力保護人民的政治性言論，所以民主國家不應用法律限制人民侮辱國旗或國父遺像的「象徵性言論」行為。 以美國為例，美國堅持言論自由的人權保障價值，因此，美國法院早在廿七年前的Texas v. Johnson, 491 U.S. 397（1989）案中，依據憲法「言論自由」保障意旨，判決德州州法限制人民不得焚燒、毀壞國旗之法律違憲，其後針對美國聯邦法律《國旗保護法》限制人民毀譽國旗之規定，美國司法亦在United States v. Eichman（1990）判決中再次宣告該法違憲。 可惜，我國大法官的民主素養落後美國廿餘年，迄今不敢針對「侮辱國父遺像罪」及「侮辱國旗罪」宣告違憲。但新國會應遵循民主的普世價值，在研議國父遺像存廢議題前，應先依憲法「言論自由」保障意旨，廢除刑法「侮辱國父遺像罪」及「侮辱國旗罪」。 （作者為律師）

  台北市政府再現北門之後，給國人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用自己的眼睛去思考「中華民國的美學」的議題。但是雜亂的看板形象，真是台灣人的選擇嗎？ 把北門和東門放在一起作比較時，卻叫我想到了「故宮」博物院。 記得故李霖燦副院長在中國美術史的課堂上就曾提到用印的問題。印象最深刻的是唐代韓滉的五牛圖：畫面上，五頭生動的牛之間，乾隆皇帝卻前前後後蓋了九個印。朱紅的大印，不但破壞了典雅的色調及構圖，牛體邊的落印，给人一種屠體烙印的聯想，真是破壞了畫家的原創。設想：如果法國皇帝在蒙娜麗莎的頭頂上簽名，會是什麼樣子呢？但是，有權力的中國人看到好東西的時候，是會隨意打上自己的印記的。蔣介石把東門古蹟油漆成為和當年國慶閱兵時那些牌樓的統一色調，把自己的黨徽釘在東門城的牆壁上。都是同樣的態度。 台灣人從「故宮」看到了什麼？這麼多年，紅衛兵和中東的恐怖份子都破壞古文明。寬容的台灣人是在中國飛彈威脅之下保存了中國古文明，但是今年，要把這些古物外借到美國展覽的政黨和中國資本家們，有感念到台灣人民的寬容嗎？在展覽的國際文宣中，除了地址之外，有出現台灣這個字眼嗎？ 「華」這個字，英文翻譯不就是中國嗎？「華人」的文化工作，長期以來得利於遊走兩岸的文化資源，已經壯大了。新政府將要重用專業，但是那些名牌的「文化認同」在哪呢？ 中華民國的美學，在這樣的環境，呈現出北門商圈看板的亂象，不是佷自然的嗎？ （作者為基金會文化理事）

  若干民進黨立委的提案，刺激到統派勢力政治神經。蔡英文乃在中常會要求，民進黨做為國會最大黨，對於議題的設定應該要有整體戰略思維，對於政治敏感度高或重大政策的議題，應該透過黨團會議或內部政策機制，讓更多人一起討論，設定完整做法和步調，讓外界看見黨團整體問政的節奏感。昨天立法院院會，廢除國父遺像的相關提案，也遭退回程序委員會。 民進黨是國會多數，五二○之後該黨更將完全執政。尤其，現在「看守政府」不甘「看守」，該黨應提前以執政黨自居，調整以往在野黨的慣性動作。過去在野期間，比較不必顧慮政策的整體性，只要抓到好的議題，武昌起義便有戲劇效果。而今，當家的要負責任，擦槍走火的帳都要算到民進黨身上，尤其是尚未就任的蔡英文頭上。難怪，她顧不得國會自主一錘定音，省得政權交接之際橫生枝節，更何況「勇於任事」的「看守總統」，除了畢業旅行不知還有甚麼鬼胎。 沒錯，「轉型正義」是民之所欲，也是選民未來檢驗小英政府的重要指標。然而，民進黨完全執政之下，「轉型正義」可不行繼續暴虎馮河，以為像以往那樣手搖不公不義的旗子就有選票。相反的，完全執政後，選民期待的是有效策略與具體成績。喊起來很爽，實際上寸步難行，且很容易被扣上意識形態帽子的泥巴戰，未來不僅很難博得掌聲，反倒讓人質疑執政能力，陷小英政府於罵名。小不忍則亂大謀，結果統派最開心。 包括國父遺像、中正紀念堂等，經年累月都在談，但政治現實梗在那裡，阿扁吃「中華豆腐」也吃過虧，徒歎奈何？如今，的確出現了解決歷史疑難雜症的曙光，有機會剷除綑綁民主深化的黨國體制及其象徵。只不過，此一意識形態陣地，正好也是統派勢力的魔幻夢境，對岸也不懷好意地隔岸觀火，有智慧的政治家應該用沙西米刀來庖丁解牛，而不宜學大刀王五那樣亂砍一通，傷敵三分自損七分。 面對盤根錯節的黨國體制及其象徵，「轉型正義」實屬複雜且艱鉅的工程，必須有策略、有步驟地進行。於是，就必須區分主要戰場（實質）與次要戰場（象徵），以鋪陳整體戰略構想。如果糾纏於次要戰場，把周邊議題當核心議題來打，不僅備多力分，光是應付反撲就夠了，國父遺像這種「中華豆腐」不就產生這種效應嗎？經過近年選舉，選民已經將戰場初步清理，把改革勢力推到完全執政的高度，雖然，政黨輪替絕非「轉型正義」的完成。 面對改革優勢，小英政府該做的，當是鎖定「轉型正義」的要害擒賊先擒王。包括「政黨法」、「黨產條例」等，正是攻堅黨國體制、啟動轉型正義的主要戰場，改革勢力已經列為優先法案，一般民意也高度期待。一旦不公不義的心臟停止，其他的枝枝節節必定摧枯拉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父、蔣公等象徵符號，終將迎刃而解。或許，這次不見得是「寧靜革命」，但在安定中求改革，至少可以同時處理經濟民生等重大問題，不致顧此失彼。 黨國近黃昏，社會觀感應有共識，民進黨人不必搶本土社團的鋒頭，徒然揚起從「自家祖宗牌位都不認」到「去中國化」的跨海塵霾。「轉型正義」既然是一項工程，就要像建築營造那樣，先描繪百年宏圖，鞏固根基循序而進。當年第一波民主化，攻堅國會全面改選的核心部位，後續改革遂順理成章。第二波民主化，小英政府的起手式至為關鍵，統派勢力的擾敵雜音倒是其次。民進黨難得全面執政，萬勿重蹈馬扁覆轍，辜負民意，空悲切。

記者鄒景雯／特稿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美國對於台灣未來的新政府提出了「他們自己的憲法」，這個提法最直接的效果是，近來台灣不斷有政客、學者、媒體，搶著幫北京宣達：非得「九二共識」，否則天搖地動的「聖旨」，如今全被這位北京欽差給越洋踹了一腳。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歐新社資料照） 王毅之說有兩層意義，首先，這恐怕是中國歷次給總統當選人下指導棋以來，第一次在華府公開放下「小梯子」，希望台北多少能夠上來一下，雙方別離得那麼遠。 因為，二○○○年時，當時的江澤民政權是透過直接以及繞過美國兩個管道，同步給陳水扁施壓，最後得出「四不一沒有」的就職講話。二○○八年馬英九上台，中國則是不費吹灰，「九二共識」從二○○五年的國共共識，一舉躍為台灣總統背書的政府承諾。更不要談一九九六年射飛彈後，對岸花了多少唇舌對李登輝進行文攻、軟硬兼施了。 其次，這應該是中國官方首度在國際場域提到「憲法」，儘管是「他們自己的」，以強調不是北京承認的，這都有回頭繞到「憲法一中」舊路，重新面對民進黨準備二次執政此一政治現實的味道。 因為，二○○○年高雄市長謝長廷以「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就是一個中國的架構」希望換得訪問廈門，然為陳水扁所否決，已是十六年前的往事；就算二○一二年讓謝長廷如願到達北京的「憲法各表」，也有四年的時空差距，何況當時謝長廷已無官銜，錙銖必較的意義不大。尤其，去年馬習會上，馬英九以「中華民國憲法」不容許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做出馬氏定義，王毅更似乎以此投石問路，但願維持現狀的蔡英文至少要「維持」這樣的「現狀」，顯然已經棄守了「九二共識」的糾結。 中國共產黨講究「實事求是」，由此可見一斑。前述台灣一夥政學媒界的打手幫閒一陣吆喝，反被主子嫌惡倒踢，此之謂也。 問題是，兩個多月後的蔡英文總統該如何回應？上回同樣在CSIS王毅的這個場地，蔡候選人曾經提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這與馬的「中華民國憲法」或是王毅的「他們自己的憲法」，最大的不同是這不僅是現狀，而且是現在進行式，同時不只是憲法本文，更包括歷次修憲的總合，左量右測，這條線，蔡英文畫得不壞，自己就該堅守。

「二二八事件」為台灣歷史上留下一道鮮明的傷痕，人民在統治者的權柄之下哭不出聲。二二八事件造成許多台灣社會菁英蒙難，藝術創作能量也遭到扼殺，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台灣國寶畫家陳澄波，在二二八事件中，沒有經過審判，不明不白地死於國民政府殘暴軍隊的血腥暴行，遊街示眾、公開槍決。（詳見：〈請教故宮：「陳澄波」是怎麼死的？〉） 1947年的台灣，那是一個風聲鶴唳的年代。混亂，是那個年代的代名詞。 卻有一位25歲的年輕人，他來自四川重慶，在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通過教育部赴台教師招聘團考試，從中國來到台灣，他是版畫家黃榮燦。 黃榮燦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擔任《人民導報》副刊主編。時任《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只因刊登文章遭到行政長官陳儀不滿，在二二八事件中竟名列「叛亂首要人犯」，成為第一批被捕人士之一，最後遭到殺害。當時許多人都因此受到牽連而喪命，包括宋斐如社長的妻子區嚴華，她曾任職行政長官公署，在丈夫罹難後因幫忙《人民導報》總主筆陳文彬逃往香港被捕，慘遭槍決於馬場町（今萬華青年公園一帶）。 在這肅殺的氛圍之下，很多人連外出都不敢。富有正義感的黃榮燦，卻騎著腳踏車穿越大街小巷，因此曾有同伴懷疑他到底是不是「國特（國民黨特務）」？事實上，黃榮燦到處蒐集資料，詢問相關目擊者二二八事件經過。兩個月後，他秘密完成了《恐怖的檢查》木刻版畫。 黃榮燦《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1947年。圖片來源：Wikipedia Commons 用刻痕記錄歷史 《恐怖的檢查》是二二八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創作，畫中具體描繪寡婦林江邁販賣香菸遭到查緝鎮壓，寡婦的攤架被推倒，香菸掉了一地。查緝員開槍射向手無寸鐵的婦人，隨後還有四名持槍警察搭著卡車來到現場。版畫上寫實的場景，還原了二二八事件現場。版畫家用刻痕紀錄了這段血淚的歷史。 黃榮燦不只埋首創作，1947年4月13日，他親自帶著《恐怖的檢查》版畫作品搭船前往上海，以「力軍」當作筆名發表在4月28日的上海《文匯報》。除了發表在報刊，《恐怖的檢查》還在11月上海舉辦的「全國木刻展」中展出。如願展出之後，黃榮燦便將作品贈送給日本友人內山嘉吉，內山嘉吉再轉贈鎌倉市神奈川近代美術館典藏。 《恐怖的檢查》成為二二八事件的經典之作，更是台灣近代重要的歷史圖騰，卻也為黃榮燦埋下殺身之禍。 1948年黃榮燦受聘為台灣師範學院藝術系講師，知名雕塑家楊英風就是他的第一屆學生。任教課餘，他到台灣各地寫生，更到蘭嶼和綠島紀錄當地原住民的風土民情，雖然來自中國，他的作品充滿台灣人文關懷。隔年，台灣宣告戒嚴，人民的自由，包括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通通遭到限縮。 羅織叛亂罪遭到槍決 黃榮燦早就被當局盯上，執政權柄很快就出手，1951年12月1日，黃榮燦在台灣師範學院教職員宿舍被捕入獄。被捕的理由是什麼？國民政府竟然誣指他到蘭嶼寫生「乃為中共勘查地形，以便共軍登陸」。真的很難想像，如此荒唐的理由都能被羅織入獄，後來再誣陷他參加的木刻協會是「中共的外圍組織」，他「從事反動宣傳」，以「叛亂罪」的罪名遭國防部軍法局判決死刑。 1952年11月19日，黃榮燦在台北市水源路刑場，遭到槍決，成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結束了這位滿身熱血的年輕版畫家僅僅32歲的一生。黃榮燦遭到槍決後，國防部拍下行刑照片，呈請給時任總統的蔣介石觀看。只見照片中的黃榮燦，身穿囚衣，身前還掛著「叛亂犯黃榮燦」的囚牌，神情痛苦哀戚。 黃榮燦行刑照片。圖片來源：Wikipedia 最遺憾的是，黃榮燦的遺體由軍方委託殯儀館處理，卻沒有人知道遺體的去向。 在那個年代，多少人和黃榮燦有一樣的遭遇！平白無故失去至親是何等的痛苦和冤屈！多少家屬日日夜夜都在盼著親人回來的這一天。多少家人只卑微地希望，人沒有回來，至少也要看到遺體，找到墓碑！ 1987年終於解嚴了，台灣社會和台灣人心卻還在戒嚴。 同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徐慶蘭，他的父母親到垂死臨終的最後一刻，都還交代弟弟曾梅蘭：「一定要把哥哥的屍骨找回來，遷回故鄉的墳地安葬。」曾梅蘭也因白色恐怖入獄，服滿刑期出獄後他開始找尋哥哥的遺體下落，卻一直都找不到。就要放棄的時候，哥哥卻到夢裡告訴他：「我埋在一處竹林下面」，他憑著有限的線索繼續尋找，後來竟巧遇一位曾處理受難者遺體的「土公仔（撿骨師的意思）」，最後在他的協助下，1993年在六張犁的亂葬崗，終於找到兄長徐慶蘭的墳墓，也同時發現了黃榮燦的墓塚。 版畫家黃榮燦的一生，25歲從中國來到台灣教書，32歲正要大展創作長才，年輕的生命卻被殘酷剝奪，更淒涼的是，他在台灣被遺忘好久好久，他的墓碑等到40年之後，才在荒煙蔓草的亂葬崗被無意中發現；幸好他的版畫沒有被遺忘，大英博物館收藏黃榮燦七幅作品，而《恐怖的檢查》也妥善典藏在日本神奈川近代美術館。 黃榮燦之墓。圖片來源：典藏台灣網站 隨著台灣逐漸走向民主自由，埋冤九泉的歷史記憶終於破土而出。 2000年政黨首度輪替，三年之後「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在六張犁亂葬崗落成，這是黃榮燦的最後葬身之地，同時還有206位槍下英魂埋葬於此。2006年，超過50年以後，版畫家黃榮燦終於獲得政府平反。早逝的生命已經不可復生，他冒著生命危險創作的木刻版畫卻成為二二八事件的警世經典圖像。 二二八是一場「最恐怖的檢查」，記憶歷史，不是記憶仇恨；記憶歷史，是不要再重蹈覆轍；記憶歷史，是為了找尋繼續成長的力量。在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有一塊紀念石碑，碑文上這麼寫著，這也是我們對推動實現轉型正義的最殷切盼望： 「在這塊我們深愛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權永獲保障。」

之所以在標題的「國父」左右標上了引號，實在是這個國家長久以來，有太多的想當然爾，卻又往往不見得經得起現代國家觀念的解讀，想說開又難免一吵，悶著不談也老是不對勁。 畢竟，才在我們還小的那個80年、90年初，那個只有「蔣總統」的時代，就是「總統直選」可都是大逆不道的主張，而「國父」又之所以為何而「國父」，依據的是什麼，誰說了算，誰能說不是問題呢？ 也因為如此，最近有立法委員提案，希望修改掉一些規定，讓未來主要的政府機關、官式儀典，「國父」不再有角色。總統、國會議員乃至文武百官不必在面對著孫文遺像宣讀誓辭，國會議場、政府機關除了國旗外，不再掛出孫文的遺照。 不用懷疑，這個主張很快挑起了一部分人的敏感神經，柱柱姐就說這是一種「拆祖宗牌位」的行為，有國民黨軍系的團體宣稱要用「挖祖墳」的方式報復提案的立法委員，這個法律提案被當成是對不同意識形態者，尤其是一部分的國民黨支持者的挑釁。 但，回歸問題本身，即便不細究這「國父」的所由而來，倒也該好好想一想，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我們賴以凝聚共同信念的主體應該是某個個人還是價值。 就拿同樣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其他國家來說，縱令率領十三州革命，打贏獨立戰爭的華盛頓，還是打敗希臘軍隊，更成功推動宗教改革的凱莫爾，他們同樣偉大的被視為開國之父，但他們的玉照卻不會被掛在國會議場並被當做國會運作儀式中的一環。同樣的，不遠的韓國，以及有天皇的日本，一樣也沒有例外。 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民主國組成的基石在國民，在普遍的人權，在自由民主信念的被絕對確保，而國會議員、行政官吏，代表民意與人民負託，他們應該宣誓、效忠的，當然是代表這些價值的憲法、國體，而不是個人。畢竟立法院，是人民的議事堂，不是參拜個人的祠堂，這實在不難懂。 回想ㄧ下其實也算「不久之前」的那個君權父授的「蔣總統時代」，那個不能議論政治，「講台語」要罰錢的時代，既然國家都走上了不可也不該回頭的民主道路，何妨就把神壇上的個人（或假神）都請下來，少點神話，少點有我無他，而多點基於共同價值的相互欣賞。其實，政治沒那麼討人厭啦！

新的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在選前多次強調當選就任後會積極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強調：要整理並公開歷史的檔案，讓真相重見天日，撫平受害者心中的傷痕，任何人都不應該在我們的過去的歷史裡面去隱瞞。 蔡英文2015年出席二二八紀念活動。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副總統陳建仁在出席「全國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難團體後援總會成立大會」時也說：未來，轉型正義將是民進黨執政後最先要推動的政治改革，並將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只有追求真相才能讓和解出現，也才能真正保障自由、民主與人權。 2000年至2008年間民進黨也曾經執政過，當時社會對於新政府展開轉型正義工作也包著高度期待，但最終未來有太大的成效，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對於轉型正義的工作自然沒有太大興趣，雖然馬總統對於二二八、白色恐怖等紀念活動仍行禮如儀出席，也不斷代表政府向受難者及家屬致歉，但光從總統府下，國家最高層級修史機關國史館八年來，對於白色恐怖時期檔案的整編與研究幾乎呈現停滯狀態來看，馬總統關心「八年艱苦抗戰」還是遠勝於「白色恐怖」。 轉型正義牽涉的範圍相當廣泛，筆者僅就歷史真相的挖掘來討論，給新政府一些建言。 關於轉型正義的歷史面，最重要的莫過資料的公開，尤其是代表加害者一方的官方檔案，官方檔案固然不可盡信，但不可否認的是官方檔案對於了解戰後台灣白色恐怖具關鍵地位，政治案件的平反也仰賴官方檔案的出土。筆者綜合自身及目前學界的經驗，歸納出三大部分：分別是檔案徵集、檔案公開與案件研究。 第一是檔案徵集，固然在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曾經啟動幾波戰後政治案件檔案的徵集，包含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高雄事件等，從各個政府機關徵集來的檔案，數量不算少，光是政治案件的檔案，目前檔管局所藏的檔案就以數萬卷來計，但從學者研究的經驗來看，可能還有為數不知的檔案仍藏身於各個機關當中，因為種種因素尚未解密，甚至深藏在檔案庫房中不見天日。除了行政機關可能還藏有未公開的檔案資料外，事實上民間團體可能也有許多資料有助於了解戰後台灣白色恐怖，例如在戰後「黨國不分」、「以黨領政」的年代裡，國民黨內的決策往往比行政機關還要重要，重要性不亞於「國家檔案」，但國民黨黨史館所藏資料，目前的身份是「民間團體資料」，雖然也有對外開放，但開放的範圍及相關限制都是該黨自己說的算，而且是否要銷毀、捐贈、轉賣也通通是該黨決定，筆者認為，就如同「黨產應收歸國有」一樣，這些國民黨的檔案也應該予以徵集，這方面恐非現行檔案法能處理，因此，過去一直有倡議要訂定特別法，如《政治檔案法》，但不斷受到國民黨的杯葛，因此，新政府上台後，有必要藉此國會過半的契機，重新提出，直接透過特別法的立法，徵集國民黨的檔案，其他可能還未「現身」的檔案也應該藉此機會重新清查、徵集。 第二是檔案公開，近年來學術界人士不斷反映有關政治案件檔案的調閱受到個資法很大的限制，許多資訊被檔案局人員以「個資」為由予以遮蔽，例如去年就有許多歷史學者連署「要求檔案合理開放應用」，主張：「三十年期滿檔案開放應用時，有關轉型正義或是歷史真相研究需要揭露特定人，屬於個資法『公益目的例外』。而『公務人員以及受公務機關所聘用的人員（如線民）在執行公務時的相關資料，並不屬於個資法的保障範疇。』就是要避免「加害人」躲在「個資」的保護傘下不見天日。 這部分可以修改《檔案法》、《個資法》或是透過前揭《政治檔案法草案》的立法，該部草案確認在隱私權的保障上，區分為「加害人」和「被害人」，後者享有高度隱私權保障，前者則否，且被害人的資訊自由應優先於被害人的隱私權，肯定歷史真相的公開與反省是必須予以保護的重大法益，不得以隱私權為由阻絕歷史真相的公開與反省。 第三是案件研究，目前關於政治案件的研究停留在個別學者、研究生「單打獨鬥」的階段，雖然已有不少成果產出，但相較於龐大的政治案件數量，目前的研究僅是「冰山一角」。筆者認為，必須推動國家級長期的研究計畫，結合專家學者、研究生全面投入檔案整編、出版及研究工作，唯有全面性地研究白色恐怖時期的案件，方能對戰後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機制有更深層的理解，這樣的反思過往也才有真正的意義。 總結來說，新政府應該推動《政治檔案法》特別法立法，重新清查及徵集政治檔案。關於轉型正義或歷史真相的研究，「個資」、「隱私」應適時退位。推動國家級的轉型正義研究計畫，全面透入戰後政治案件的研究。 轉型正義在歷史真相挖掘的面向都是一些非常基礎、但也相對吃力、繁重的工作，但歷史真相的究明本來就必須奠基在這些基礎上，如果我們連白色恐怖的運作體系、加害人、受害人有哪些都搞不清楚的話，追求歷史真相根本是空談。希望新政府上台後，針對筆者所談的幾點能真正推動，讓台灣本來就已經遲到且不完整的轉型正義工作能有最大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