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未來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抗中到底，直到中國任何政權懂得不再覬覦台灣為止。 我們從歷史看起。 台灣被日本統治，是中國人害的！ 一八九五年，中國大清敗戰日本，為了維繫滿漢共治的腐敗皇權，由滿皇決定，漢人李鴻章簽字，把台灣雙手拱送日本人，當時的台灣人，包括原住民，只被中國政權視為可以買賣與犧牲的奴隸。這就是歷史真相。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撤出台灣，不到兩年時間，蔣介石的中國軍隊就血洗台灣社會精英。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政權在中國內戰中敗退台灣，從此展開長達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戒嚴時期。 一九七一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被中國共產黨政府踢出聯合國，台灣從此變成國際的孤兒，在國際上沒有正式的國旗，沒有正式的國歌，也沒有正式的國名，直到現在，台灣已經三次政黨輪替，擁有最新民意的小英政府，依然低頭俯首，在國際上使用「中華台北」。 二○○八～二○一六年，只要有中國政府官員現身，即使在台灣內部，馬英九政權就要求把國旗收起來，或擺在角落的一邊。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政權要求的，也視為理所當然的。這也是歷史的真相！ 為什麼台灣一定要受中國擺布？ 同文同種並不保證你不會被出賣、打壓、甚至殺害。從中國的歷史來看，適可證明。 台灣人要從自己的軟弱中救贖自己，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不要再痴想歸屬其他任何政權或國家，努力的靠自己打造一個真正屬於自己和子孫的國家。 歷史殷鑑不遠，香港人的痛苦近在眼前，被中國打壓的香港藝人何韻詩說，人民每退一步，強權就會向前一步。小英新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應該預謀規劃部署如何強大台灣，聯合美日，做到有實力的抗拒中國！ （鄧蔚偉）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林美珠昨天在出席內政委員會時表示，蒙藏委員會的存廢，朝野都有共識，未來可能朝整併的方式處理。這段談話，指出了明確的政策方向，事實上，何止蒙藏委員會需要整併，基於提升國家競爭力，整個政府組織都需要重新再造才行。 舉個簡單的數據，即可知問題的嚴重性。根據ＯＥＣＤ二○○九年統計的資料，加拿大有二十四個部會，紐西蘭二十二個，美國十五個，南韓十五個，日本十一個。至於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國務院則是由二十五個部級單位組成。反觀號稱二千三百萬人的台灣呢？ 大家一定會嚇一跳，二○一二年馬英九政府時代啟動前一波的行政院組織改造方案，是二十九個部會（十四部、八會、三獨立機關、二總處、二附屬機構），若再加上考試、監察等院，總計將近四十個部會，堪稱是世界上部會數最多的國家。 不僅組織龐大，細究其人員組成，行政院政務委員增加為七到九個，考試院有十九個考試委員，監察院有二十九個監察委員，全是部長級待遇。養這些陽春特任官，至少需要一部車、一個秘書、一個辦公室、一個助理，可以想見政府精簡，卻愈減愈大、愈多，根本是掛羊頭賣狗肉。 一黨獨大完全執政的國民黨，為什麼八年後竟交出這種成績單？陳水扁政府下台前，在少數政府的現實下，曾經就行政院組織提出二十六部會的妥協版本，當時國民黨立委甚至要求政府總員額不得超過十八萬人，同時應於五年內減至十六萬人，兩相對照，馬政府不僅部會數較多，也完全沒有總員額的限制，證實不是不知道，而是說一套、做一套的結果。 打著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實的惡意，在二○一六年，由民進黨一黨獨大完全執政的今天，不但承接了已經無可迴避的重擔，而且若不立即採取行動，現任政府勢必要被迫代食惡果。其一是顯而易見的公務成本，員額未減牽涉不僅是薪資，更包括沉重的退休金，軍公教現有六十四萬人，退休的已超過一百萬人，人數還會逐年增加，壓力不必贅述；其二是隱而未顯的協調成本，縱向與橫向的協調稍有疏漏、未盡周全，就可能政策出亂子，這代價又豈會比前者為小？ 因此，何止是蒙藏委員會要劍及履及處置，中央政府全都要精實瘦身才對。以蒙藏會為例，這單位一年編一．二億元預算，人事費用就佔了八千萬元，業務費竟才一千萬元，這還未談外交上的扞格與不快，以及國家定位上的荒誕與錯亂。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僑委會；拿中國來說，即使宣稱「四海都有中國人」，他們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是辦事機構，不是部委機構，台灣又有多少僑民，什麼理由不能併入外交部總體運作？至於退輔會，當國軍精實案推動這麼多年，以及國軍的成分在地化與國家化之後，可否思考納入國防部，從訓練、到就業全盤規劃？ 以上種種，不是涉及意識形態，就是一黨鐵票之私，全都屬於轉型正義未完成的遺緒，卻要由全民來買單。另一類則是本位主義所導致的尾大不掉，例如行政院人事局與主計處原本要併入行政院，如今又獨立出來成為總處；又如故宮博物院與國史館都是部級單位，如果放在教育部下面，事權會不會更為統一？行政流程更有效率？內部控管更能落實？ 這些都僅限於行政院所屬，考試院與監察院若基於修憲困難，其組織的再檢討，不應該在這次政黨輪替後再次缺席，這兩個「冷衙門」是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典型，尸位素餐也就罷了，後者近年甚至捲入政爭，淪為錦衣衛，真是不堪聞問，每位總統上來，遇到缺額，都想補滿，過去無一例外，說好聽叫平衡結構，說難聽是拿納稅錢用自己人，現在能自我超越、改變觀念嗎？ 林美珠委員長才上任一個月就決定改革從自己做起，這是一個新氣象，這個政府需要更多的自我改革者，而且要能真正說到做到。

怎麼了？懂得笑就不會恨了不是嗎？ 既然「台客」可以因為自信而大方擁抱、將貶意翻轉為自信，怎麼不大方擁抱孫文曾用過的、本來是中性詞的「支那」呢？ 「做個堂堂正正的支那人！」 多有自信、多光彩是不是？ 有自信、就能自信地笑著；懂得笑、就不會恨了，不是嗎？ Koh chài kóng, lín khuichhùi tō kóng lâng siáu-Ji̍tpún, kúichú. Che kám m̄sī teh kâng biáusī? A̍h sī kóng, kantaⁿ lín Chi-na lâng ētàng kâng biáusī, pa̍tlâng biáusī lín tō hoān tio̍h thiantiâu? --- Ref: china『支那』用語考 註：本則圖文靈感，來自於不具名網友們的對話。

    這幾天泛科學出了點問題，有關泛科學「收錢幫頂新寫文章」這件事情，一時間罵聲滿天飛，於是泛科學也很快的撰文回應。 那篇回應文章大家就自己搜尋了，我不認為有連結價值，因為那是篇「很不科學的文章」。 是的，要有科學態度，你要承認自己的無知與不足，以及理解科學的極限。 但科學態度不是只有這樣，因為這只是一種「儀器式的態度」，但你可是個「人」啊！一個人只要有儀器式的態度就夠了？ 人，就絕對會涉入「價值判斷」，如果你逃避，對不起，一來你失格，二來「這就是你的價值判斷」。 這跟「我不談政治」一樣愚蠢，因為這「就是一種最低級的政治表態」，很丟臉的。 泛科學的辯駁，通篇採取「我知道的不夠多」，所以不願對頂新的案件表態，乃至於願意收錢幫頂新寫文章。甚至用這項由來影射「你們懂得沒那麼多，怎麼可以表態呢？」，還真是令人作嘔啊！ 至於收了人家錢，然後要我相信你的文章會採取中立立場……不是說不可能啦！只是這種簡單的利益迴避都不懂的人，要我相信他很有科學頭腦，還是省省吧！ 正因為我們瞭解科學有極限，正因為我們不是上帝，所以我們在以科學態度取得資訊的同時，也要以科學的態度進行價值判斷。鼎新的東西有沒有毒，這件事情當然是科學檢驗可以給個「絕非徹底沒誤差」的答案的，但大便精緻後沒有毒，跟大便該不該放進食品是兩回事，前一件科學儀器可以檢驗（當然，我們瞭解檢驗有極限與誤差），後一件則是「社會科學」（對啦對啦！我也知道資訊可能影響判斷）可以判斷的。做為一個在國內算有名的科學網路媒體，在社會科學上面如此的缺乏判斷能力，只會讓長期追蹤泛科學的網友給予不信任而已。 泛科學收了人家錢，幫一個很有爭議（喔！是的，他沒被判無罪，編輯說的是）的財團寫文章 ，然後再來推說「我不知道真相」，順便說「你們也許懂得比我多」（好酸啊！對啦！你們都是科學人才，我們不是），恭喜你們，這種牽托，不但沒辦法說服我，只會讓我更瞧不起而已，因為你們的判斷顯然很有問題，對，我就是是這樣判斷的。 我不需要全知全能我也照樣敢這樣判斷，而且一毛錢都不用收。 用資格論來要人家閉嘴是很不要臉的一件事情，你不過是在暗示任何人都沒權利表示意見而已，然後財團的錢還是照收…… 我不會說泛科學不能收頂新的錢寫文章，那是你的「價值判斷」，你大辣辣的這樣幹，我當然也會罵，只是罵得理由不一樣而以，但後面這樣牽托了，更糟糕，而且不科學啊！ ---------------------------------- 同場加映：去你媽的文言文，添加與含有是不一樣的

  販售假貨著名的中國電子商務領導品牌阿里巴巴集團在2016年4月加入國際反仿冒品聯盟（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IACC），結果導致Gucci、Michael Kors、Tiffany & Co等國際品牌退出IACC表達抗議。不過，因為外界質疑IACC主席Robert Barchiesi持有阿里巴巴股票，加上部分會員反彈，阿里巴巴因而在2016年5月被暫停會員資格。 根據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與歐盟智慧財產辦公室（EUIPO）在2016年4月公佈的研究報告，中國是全球仿冒品的主要生產國，佔全球仿冒品的63.2%，排名第二的土耳其僅3.3%。該報告顯示，全球在2013年的仿冒品價值總額約有4610億美元，受害最深的是美國、義大利與法國等品牌。 被稱為假貨天堂的淘寶和天貓購物網站，正是馬雲阿里巴巴集團的子公司。馬雲在2016年6月於中國杭州舉行投資者大會上表示，阿里巴巴致力打擊假貨，但挑戰卻是許多假貨品質比真貨更好。馬雲聲稱：「山寨品要比正品擁有更好的質量、更好的價格」，這種「假貨比真貨好」論引起網友訕笑與抨擊。只是，如果我們用這個奇怪的邏輯來檢視中國的商業行為；或許，中國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行徑，似乎還有一些脈絡可循。 近來，外商在中國控告仿冒卻敗訴，或中國廠商疑似仿冒卻控告外商勝訴的相關新聞頗多，讓網友深感中國真奇妙。 中國廷飛龍體育「Uncle Martian」直接抄襲美國著名品牌Under Armour。圖：Mashable Asia。 2012年，美國NBA巨星喬丹（Michael Jordan）就控告中國「喬丹體育」侵害喬丹的姓名權；不過，數年來，「真喬丹」一直被中國裁定敗訴，「假喬丹」則是一直勝訴。無獨有偶，2016年4月26日，中國廠商廷飛龍體育公開宣旗下品牌「Uncle Martian」（安可瑪汀）；然而，Uncle Martian從文字到商標幾乎都仿造美國著名品牌Under Armour的樣式。 2016年5月10日，北京市智慧財產權局依據《專利行政執法辦法》，裁定美國蘋果公司的iPhone 6與iPhone 6 Plus兩款手機外觀設計，侵犯中國佰利公司的專利權，責令蘋果停止在中國銷售該產品。這新聞更是令人嘖嘖稱奇。 此外，中國汽車廠抄襲外國汽車品牌的狀況也是屢見不鮮，例如2003年就發生了多起事件。首先，奇瑞QQ涉嫌抄襲通用大宇Matiz，奇瑞公司反駁這是他們自行研發的車型。其次，日本豐田汽車認為吉利公司生產的美日汽車商標與豐田車商標近似，同時在銷售時也使用「豐田」字樣宣傳；可是，中國法院裁定日本豐田敗訴。第三，日本日產汽車（NISSAN）認為長城汽車抄襲日產PALADIN（パラディン）外形設計，長城汽車當然否認，並強調自己的研發設計。 2004年，日本本田汽車控告中國雙環汽車，指其抄襲CR-V休旅車外觀設計，求償3.4億人民幣；不料，2016年4月，河北省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裁定侵權不成立，本田還須賠償雙環1600萬人民幣。 2016年6月，外媒報導英國捷豹路虎汽車（Juguar Land Rover）也在北京控告中國江玲汽車2014年11月發表的Landwind X7休旅車，抄襲該公司的Range Rover Evoque外觀設計。外媒新聞評論認為，就汽車外觀與客觀條件而言，Juguar Land Roveru應該會勝訴；不過，這是在中國，事情不會如表面上所見的那麼簡單（there is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最近，中國遊客上海迪士尼種種的脫序行徑在網路上流竄，至於脫序行為新聞背後，也有著假貨與真貨的議題。2016年6月16日，上海迪士尼風光開幕，雖然問題多多；不過，提早在5月日28日開幕的「南昌萬達城」山寨問題更大。南昌萬達城擺明和上海迪士尼對尬，因為「南昌萬達城」也有白雪公主、美國隊長、功夫熊貓等迪士尼招牌。迪士尼表示會準備採取行動捍衛智慧財產。結果如何，拭目以待。 事實上，中國官方似乎不止保護自家產業有方，也要求競爭對手必須交出專有技術，實現中國科技的發展方向，再不然就要求外國交出使用者隱私與內容，協助中國監視人民。例如，IBM已經承諾與中國分享技術，LinkedIn也同意中國官方審查中國境內的內容。 對中國而言，或許真的「假貨」比「真貨」好。 以民主議題為例，中國認為「中國式的民主」才能穩定國家社會，西方式的民主則會造成國家社會混亂。以社會制度為例，中國也認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比原本馬克斯理論的社會主義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目前中國自稱在推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然則，無論筆者怎麼看，中國社會制度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祇不過，萬一有西方的社會主義信徒去中國提告，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真的社會主義；我想，社會主義信徒應該還是會敗訴。畢竟，在中國，做假貨肯定比做真貨好。

  「這兩部電影，是我寫給印尼的情書。」 2001年，一間比利時公司的農場女工，長期在沒有穿戴任何防護的狀況下使用噴灑殺蟲劑與除草劑，許多人腎衰竭而死，因而動員及抗爭。她們要求公司提供防護衣，沒想到，公司不但沒有正面回應，還找了「五戒青年團（Pemuda Pancasila）」的黑幫流氓來要脅，她們於是打消了繼續抗爭的念頭。 26歲的喬書雅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剛好在當時受「國際食品暨農業工人工會」（IUF）之邀，到印尼鄉下舉行紀錄片工作坊，教當地工人替自己的抗爭拍攝紀錄片。喬書雅不解，為什麼這些女工那麼輕易就放棄了抗爭，她們回答說，因為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就是這麼死的。 當地工人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曾因為從事農業、加入農民組織，在1965年的反共大清洗中，慘遭屠殺。下令或執行屠殺的人，至今都還世襲權力，甚至活躍在他們周遭，可能是村長，是學校老師，是隔壁鄰居。數十年來，被害人的後代還持續受到歧視、排擠、恐嚇、勒索，在巨大而沉默的恐懼之網中苟全性命。 工人們對喬書雅說：「不如你來幫我們拍一部紀錄片，告訴大家我們在這數十年之間，為何仍須活在恐懼之中。」2003年初，他回到印尼，投入這項計畫。 十年的青春，訪問了上百名1965年大屠殺的加害者、倖存者、其後代。錄製了這兩封寫給印尼的情書 ── 2012年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和2014年的《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 《殺人一舉》，如同揭穿了國王的新衣的那個孩子，《沉默一瞬》，則是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對話的嘗試，指引出和解的可能性。喬書雅說，第三部，是關於未來的，必須由印尼人自己來書寫。 喬書雅印尼語流利，跟許多當事人成為朋友，然而，自從《殺人一舉》公開放映後，他就無法再踏上印尼的土地。「我應該還是進得去，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出來。」勇敢的人不只有他，在片尾出現的製作團隊名單中，大概有1/3都寫著「匿名者（Anonymous）」，每一個匿名者，就是一位冒著身家性命也要追尋真相的印尼人。 為什麼從《殺人一舉》開始？ 計畫之初，他接觸的都是倖存者和受害者的家屬，他想從他們的角度來拼湊出與官方說法截然不同的歷史版本。然而，訪談開始沒多久，他們就受到了軍方的警告，要他們別再繼續。當地友人建議，可以從加害者那方來下手。他克服了自己的恐懼，以重演當年英雄事蹟為藉口，開始訪談所有他可以找到的加害者，以外國人身分作掩護，他甚至訪問到加害者集團最高層級的大人物。他拍攝紀錄片的消息上了主流媒體，地方黑道誤以為他背後有這些當權者當靠山，受害者視角的《沉默一瞬》因此才得以進行拍攝，不受地方黑道騷擾。 採訪加害者的過程中，喬書雅發現，他們不但不否認、毫無悔意，而且還鉅細靡遺地誇耀自己的所作所為。起初他覺得不可思議，後來他發現，每次說大話時，自我越膨脹，就代表內在越缺乏安全感。加害者集團「勝利者詮釋歷史」的防護罩越鋪天蓋地，也許越能顯示了他們內心的脆弱與不安。真的是印尼版的「沒有戒嚴的昨天就沒有今天的民主」。 喬書雅所訪問過的每一個加害者，都曾在某個時刻向他揭露夜裡無法安睡的痛苦。民間流傳著這個說法，一定要喝被殺者的血，才不會瘋掉。他們之所以還活著，還沒瘋，因為喝了死者的血，彷彿吸人血的蝙蝠人！ 在印尼，每個小學生都必須看一部政治宣傳片，片中共產黨被描繪成邪惡殘暴的非人類，政府好藉此合理化1965年的大屠殺行為。受害者，被妖魔化，加害者，被英雄化，而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就是這樣被洗腦的。（印尼版的「台獨即台毒」？） 喬書雅訪問到的第41人，安華剛果，後來成了《殺人一舉》的主角。喬書雅覺得他很特別，因為，他的痛苦，比較接近意識的表層。上一刻，他還描繪著行刑的細節，下一刻，他就跳起了恰恰恰，說自己之所以成為一個很讚的舞者，是因為他必須靠喝酒、唱歌、跳舞、大麻、搖頭丸，來忘掉這一切。 殺了1000人，他必定是個惡魔吧？在導演的鏡頭下，他化身成一個慈祥的祖父，他要孫子跟不小心弄傷的小鴨子道歉，還教他們如何溫柔地對待小鴨子。 導演相信他是知道的，也因為知道，他的良心備受折磨，透過一次又一次重複訴說好萊塢電影情節般的英雄敘事，來逃避面對深不見底的罪惡感與羞恥感。 喬書雅跟拍了安華五年。不時把拍好的片段，拿給安華看，問他有什麼感覺。他知道，安華勉強維持的表面，充滿縫隙，只要能夠深入一處，有一天，終將瓦解。 有一天，他們拍攝著當年刑囚的片段，安華扮演被自己刑求的那個人，演到一半，他覺得非常難受，無法繼續，他說：剛剛，我好像死了一下下。後來在家裡重播這個片段，他先是很開心地找孫子一起來看，說：來看阿公被打。兩個孫子離開現場後，他對導演說：就在那個時刻，我的尊嚴被徹底踐踏，我好像終於能夠了解那些受害者的感覺了。 於是，才有了瀑布前的那一個段落：兩個被他殺害的人，跟他道謝說，謝謝你當初殺了我，讓我解脫，上天堂。這一幕，呈現了安華渴望的淨化與昇華，與不可得的自我救贖。 《殺人一舉》的最後，他回到了那個他親手殺了數百人的頂樓陽台，電影前半段，他曾經在這裡表演著他設計的、不見血的高效率鐵絲殺人法，並感到驕傲，電影最後，他在這裡乾嘔，像是要把這一生的罪惡感通通吐出來。 忍不住想，台灣的安華剛果呢？那些製造陳文成跳樓假象，和手刃祖母、小女孩的台灣版的安華剛果呢？ 轉型正義，不只是為受害者討回公道，更是為了從加害者身上，萃取、還原出一絲絲能夠辨認的人性，我們才不會誤認為人性與獸性無異而對人性絕望，我們才有能力去反思，當時空錯置，角色調換，應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然而，當加害者繼續被歌頌為英雄偉人，當暴行被解釋為時代共業，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這些「反人類罪行」背後的真正原因。 身為美國人，導演不忘指出美國政府在事件中應負的歷史責任，並要求美國政府解密當時的文件，揭露美國對反共軍政府的扶植。印尼軍方至今仍是超越法律的太上皇組織。 父親唯一記得的是恐懼 《沉默一瞬》的主角，阿迪魯坤（Adi Rukun），出生在大屠殺後的第二年，阿迪的母親說，他簡直就是哥哥拉姆里（Ramli）的翻版，如果不是因為阿迪的出世，她早就因為思念愛子而發瘋了。 （圖：阿迪跟母親）從小，阿迪就聽母親一天照三餐地敘述哥哥被殺害的過程，所以，他知道學校、政府都在說謊。雖然阿迪身邊所有最親近的家人，都活在「後屠殺」的創傷中，但因為阿迪沒有親身經歷過屠殺，反而有種安靜、無懼的人格特質…他讓我想起了鄭南榕。  他花了7年的時間，反覆看遍了喬書雅跟加害者的訪談影像，這些影片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終於了解為什麼他的家庭、他的學校、他的村莊、他的國家，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沉默一瞬》中有個片段，是阿迪拍的。2010年，他的父親突然失憶，他拍下了父親在家中地板地爬行、驚恐無助的畫面。他看到父親不認識、也不記得任何一個家人，唯一記得的是恐懼。 那是一個轉捩點，當下，他就決心要走出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繼續活在恐懼中，繼續害怕自己鄰居。 他主動跟喬書雅說，他想跟殺害哥哥的人面對面交談。《沉默一瞬》的敘事軸線，是被阿迪這股強大的動力驅策著前進的。這股動力，讓我想起1947年出生的鄭南榕，在40歲的那一年，著手進行二二八事件的平反活動。 每次拜訪加害者前，阿迪和喬書雅，都會仔細研究訪談錄影，了解對方的個性，好決定要用什麼方式來展開對話。所以，影片中，阿迪看似隨興地問話，背後其實都經過了許多的思考和準備。 訪談開始前，喬書雅會先幫對方打預防針說，這位是我的朋友，他有些跟你不同的角度，你們不一定要同意彼此，但請試著耐心聽完彼此要表達的。即便如此，惱羞成怒、氣爆、恐嚇、大叫…，都曾經打斷拍攝，有時候，導演還必須故意提醒對方他之前拍攝《殺人一舉》、跟當權者有良好的關係。在訪問幾個層級較高的人物時，他們事先規畫好逃生路線，阿迪的家人也都被帶到機場，隨時待命，準備逃亡。 片中，唯一一個可以算是成功的交流，發生阿迪和一位加害者的女兒之間。從小，父親就被全村視為反共英雄，但她從來不知道，「反共」的真正意思。當她聽到父親親口敘述「我提著女人的頭顱去嚇他們」，還有，劃開敵人的脖子、裝滿一杯鮮血喝下肚，她震驚不已，覺得好殘忍，好暴力。阿迪說，那不是妳的錯。她含著淚水說，我很抱歉，請你原諒我的父親。父親年事已高，很多事情都忘記了，請把我們當成你的家人，請把我父親當成你自己的父親。在淚水中，他們互相擁抱，阿迪也擁抱了那垂垂老矣的人。 這部紀錄片在印尼首映時，剛好遇到英雄紀念日。印尼是全球推特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那兩天，印尼推特最人氣的動態是：我們的國家有了新的英雄，他的名字是Adi Rukun。阿迪，立刻收到了來自印尼各地的演講邀約，他站在浪頭上，成為真相與和解運動的代言人。（圖：阿迪和喬書雅） 當阿迪的母親知道他們的故事已經被成千上萬的印尼同胞、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們聽見時，她終於不再重複訴說愛子受難的細節了，阿迪形容，這十年來，從沒見過這麼有活力的阿母。 電影之後 這兩部電影，一前一後，改變了印尼社會對於1965屠殺的敘事方式，過去，印尼媒體對這段歷史或沉默迴避或吹捧美化，《殺人一舉》上映後，媒體開始以「反人類罪」來形容屠殺之舉，並直接點名背後的犯罪政權。有了第一部片打開的討論空間，第二部片《沉默一瞬》，在印尼獲得了更廣泛的放映機會，兩個政府機關，國家人權委員會和雅加達文化委員會，都正式發行了《沉默一瞬》，回應了民間真相與和解運動的呼聲。  2015年，阿迪跟喬書雅一起到日本、英國…等地，出席放映會，2016年，《沉默一瞬》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阿迪也親自出席。 看完了《沉默一瞬》，不免擔心阿迪一家人的安危。由五個全職人員、25個兼職人員組成的團隊，為阿迪一家預備了兩條出路，一條國外，一條國內，除非必要當然盡量不離開印尼。最後，他們搬到了離家鄉數百里外的友善社區，那裡住著很多有志一同的社運工作者、人權運動者…。他計畫在那裡開一家眼鏡行。 他原本的工作就是驗光師，紀錄片中，他藉著幫老人家驗光、配眼鏡的機會，讓他們卸下心防，然後隨興地開始訪談，當對方發現他問的問題有些超過底線時，他就單純回到驗光這件事來。他總是問：「這樣，有看得比較清楚嗎？」 他們不敢直視的，並不是阿迪的雙眼；他們不敢直視的，是自己的良心。 1965年，軍事強人蘇哈托少將（支持西方陣營）進行了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時任印尼總統的蘇卡諾（傾向共產主義陣營），並策動全國的反共大清洗，史稱930事件。其後幾個月內，印尼共產黨員、知識分子、農民…遭到大規模屠殺，由於印尼共產黨的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黨員的華人也受牽連被處決，死亡人數高達一百多萬人。 蘇哈托為了鞏固地位，開始借助地方的黑幫勢力，非政府準軍事組織「五戒青年團」（相當於蔣介石的青幫，曾刺殺孫文的頭號政敵──光復會的陶成章），在當時的屠殺行動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快速崛起，至今，已經成長到有三百多萬成員的龐大組織，雖然蘇哈托政權垮台，軍人退出政壇、正副總統改人民直選、地方自治如火如荼的開展，「五戒青年團」在地方的勢力還是屹立不搖。《殺人一舉》的主角，安華剛果，就是五戒青年團的領袖之一。  2012年，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要求政府對當年的屠殺罪行展開偵查，被當時的政府拒絕，後來新上任的Widodo，仍然排除了犯罪調查的可能性，只用「對過去事件感到懊悔」的聲明來敷衍。 延伸閱讀： 狂妄吹噓與道德恐懼症的一體兩面 專訪《殺人一舉》與《沉默一瞬》導演 約書亞歐本海默 殺戮一舉，遺緒不斷：歷史、黑幫與印尼地方社會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拒受中共控制，在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協助下，大爆銅鑼灣書店事件內幕後。英國外相夏文達發表聲明，指中國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要求中國對香港一國兩制承諾做出再保證。 英國外交官員一直很避免用「嚴重違反」一類字眼，因為在英國歷史上，指另一國違反國際協議往往意味著戰爭開始，或者大規模交惡。像一九一四年，英國之所以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德國當時違反《一八三九年倫敦條約》中對比利時中立和獨立的保證，悍然取道比利時入侵法國，令英國不得不對德宣戰。當時德國首相，還恥笑英國為廢紙而作戰。 中國人一向以為，只要有權有錢，就可以不理合約責任，任意妄為，不少台商都或許領教過這類不文明表現。而這次中國被指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後，不單未有採取積極行動，停止對銅鑼灣書店事件相關人等的挾持和綁架，相反的，還不斷透過多個親共傳媒抹黑林榮基。證明中共無意信守承諾，只知惡人先告狀。台灣人為何還會相信中國對台灣的各種承諾呢？ 而中國不守承諾，還抹黑受害人的作為，與德國在一次大戰入侵比利時後，還在比利時做出各類姦淫擄掠行為一樣惡質。德國一次大戰時被稱為「強姦比利時」（The Rape of Belgium）的惡質行為，不單令英國知識分子普遍支持對德作戰，並引發其他大英國協成員國，以及美國的憤怒。因此，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才願意派兵支持英國對德奧等國作戰，而美國後來亦參戰，除了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爭亂炸商船太扯外，德國在比利時的作為其實亦早引起公憤。 銅鑼灣書店林榮基的證詞告訴台灣人，中國不會信守承諾，撕毀承諾時，更可能會無惡不作。難道台灣人想變成一九一四年的比利時嗎？台灣不能對中國做出綏靖政策，相反的，不相信中國任何承諾之餘，台灣更要積極防衛自己，以中國一貫的欺善怕惡性格，只要台灣的防衛充足，並且與西方盟國積極結盟，中國根本不敢碰台灣一根毛！ （作者是居港英籍時事評論員）

  馬英九先生，今後請您不要再提「九二共識」好嗎？因為從中國拒絕「希望合唱團」前往表演的那一刻起，全國的小朋友都知道您是個如假包換的大騙子了。 「九二共識」如果真有「中華民國」的表述空間，怎麼會發生中華民國的小朋友在中華民國境內唱中華民國國歌，竟要遭到中國無端打壓的離譜情事呢？馬英九這時不是應該依據九二共識向中國提出嚴正抗議嗎？馬英九非但不此之圖，竟然還說在他任內不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簡直是騙死人不必打草稿！台灣藝人周子瑜不就是因為拿「中華民國」國旗就要被迫公開道歉嗎？台灣藝人張懸不就是因為觀眾在演唱會拿「中華民國」國旗，就被取消前往中國表演的機會嗎？這些事件可都是如實發生在馬英九的總統任內啊！怎麼還敢睜著眼睛說瞎話呢？真是不要臉到了極點啊！ 馬英九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向全國的小朋友公開道歉！因為馬英九讓全國的小朋友開始動搖自己以後要不要再唱中華民國國歌的意願，馬英九讓全國的小朋友開始懷疑自己以後會不會因為唱過中華民國國歌，也被禁止前往中國？真是該死的馬英九，他傷害了小朋友們最純真的心靈啊！ （作者為大學兼任講師，雲林縣民）

  黨國體制的訓導主任，基本訓練與任務在於「思想正確」，保持一言堂。鬥爭與排斥異議是他們的顯學，不聽話還敢嗆「言論自由」者，就要「滾出去」。 上次選民開除老Ｋ黨，老Ｋ黨就開除自己的黨主席；這次選民又開除老Ｋ黨，它就開除一批敢對中央嗆聲之人，尤其是要幹掉它的前發言人楊偉中。 要靠整肅言論自由維持「黨紀」的組織，絕非民主政黨，不值得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留戀；在老Ｋ黨一黨專政時，被迫或因權宜而入黨的人，實在不必等老Ｋ黨開除，而是應該主動開除老Ｋ黨。 現在大權在握的「那個訓導主任」，質疑「那個日本人」，「佔據中華民國總統位置」，「要把台灣害到什麼程度？」有多少人認為李登輝是在「害」台灣？又有多少人同意依法選出的李登輝是「佔據」總統職位？ 剛擺出訓導主任嘴臉，「訓斥」公民記者稱榮民為難民是「分裂族群」的人，正把老Ｋ黨「榮民化」，無視民主選舉的正當性， 好像只有「榮民」族群的人才是「合法總統」；人們更可以想像，陳水扁也是「佔據」別人專享的位子，才被抓住小辮子去坐黑牢。 面臨被開除命運的楊偉中，既當過老Ｋ黨發言人，當然知道老Ｋ黨箇中三昧。黨國之治靠一言堂，軟硬兼施，硬的是全面壟斷宣傳媒體、控制教育與言論，軟的是吸收入黨，剝奪黨員自由議論的權利。 但這套手法在網路訊息時代已經失效，新的世代沒有理由自找苦吃，以犧牲言論自由為代價，加入日暮黃昏的老Ｋ黨。同樣被老Ｋ黨開除黨籍的媒體人周玉蔻回嗆老Ｋ黨棍的話，最能反映新世代的心聲：我是自由民主的台灣人！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新政府滿月，沒彌月之喜，改革迅速進入深水區，阻力大且濁浪排空，更有大鱷出沒，伺機吞掉改革…。 承載台灣人民千期萬待，新政府上台了，因前朝馬政府留下爛攤千瘡百孔，新政府沒有蜜月期，各項難題已撲面而來。 小英政府以「療癒系政策」做為改革首發，包括撤告太陽花、廢黑箱洗腦課綱等，獲廣大支持。改革首發以去除前朝弊政為先，正當性很強，反改革舊勢力不敢蠢動，但林全內閣保守性格也顯現，對改革附加前提，如對撤告太陽花說可原諒、不值得鼓勵云云，改革銳氣大打折扣。 上任未滿月，人事都還沒全部就定位，改革馬上進入前進困難的深水區，如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經濟改革等，都不是改革大旗高舉，大家就會跟從的，反而引出不少既得利益團體及個人，如大小鱷現身阻抗改革。 新政府在深水區面對反改革勢力，最大巨鱷就是中國，洄游在台灣四周，以各種暗的明的手段，壓迫新政府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不許台灣改革走向正常國家。 內部則有馬英九及國民黨高層，有如中國巨鱷身邊的中小鱷，伺機咬新政府幾口，小英政府必須同時應付眾鱷，小心周旋，以免遭吞。 轉型正義、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經濟改革等，都是「今天不做，明天後悔機會都沒」的內政要項，但也都碰到反改革鱷群阻抗。 小英政府能突破眾鱷包圍，帶領台灣走出困境嗎？從內閣人事佈局，及電力供應、長照等政策，仍是先給答案的政策形成模式，實令人不敢太樂觀。 民意期望改革心切，這是小英政府的最大動能，切莫瞻前顧後、欲進不進，如留下改革空白，將辜負台灣人民殷切期望！（胡文輝）

  行政院長林全日前赴「三三會」對企業主演講時特別強調，「誰能增加最多就業，我就第一優先幫忙解決投資問題，就業是（政府）唯一ＫＰＩ（關鍵績效指標）」。林全更點出，過去台灣經濟發展出問題，主要是國內產業外移卻沒適當產業填補缺口，勞工沒有更好就業機會，形成貧富懸殊與仇富心態，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仰賴投資。但吸引投資，不應該以外商直接投資（ＦＤＩ）作為政府各部門的ＫＰＩ，應思考對國人就業是否有幫助。 林全的演講雖然沒有提出增加就業與提高薪資的具體解決方案，卻一語道破近二十年台灣經濟成長的迷思，了解問題的癥結之後，顯然比較容易找到治病的藥方。所謂台灣經濟發展迷思就是ＧＤＰ成長看似亮眼，實質上是由外部需求所帶動，而外部需求主要來自產業外移中國，再由我方對其出口大量零組件、半成品等中間財所致。換言之，外部需求係以「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的三角貿易為主。這種外包型的生產模式，固然以三角貿易型態計入我ＧＤＰ，但實質受益者乃是承包代工國家之生產者（主要是中國勞工），卻無法嘉惠台灣本地的勞工。再者，近年來我勞工從ＧＤＰ分配的比例逐年降低，相反的營業盈餘佔ＧＤＰ比例卻向上攀升，顯見勞工拿到的經濟成長果實愈來愈少，落到資方口袋的卻愈來愈多。誠然，所得分配不均是全球化產業分工的後遺症，讓資方得以找到更便宜的替代勞工，但貧富差距、所得分配不均若不儘速消弭，勢必加劇社會的矛盾。 其實，ＧＤＰ只是一個量化的數據，若不優化其內涵，使其成長確實能夠造福多數民眾，則盲目追求ＧＤＰ成長，作為施政良窳的指標，得到的很可能是一種美麗的幻影，而人民卻依然無感。尤其，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國際分工已打破了時空的隔閡，全球勞動力處於相同的競爭平台，於是資方擁有絕對優勢的籌碼，而勞工則在競爭激烈與替代性高的劣勢下，薪資不但無法成長，更有倒退的趨勢。這些都沒有在ＧＤＰ中反映出來。因此，追求ＧＤＰ的亮麗表現之際，更應該檢視其所代表的意涵，是否與多數民眾的就業、薪資與各項福祉產生正相關，如此的ＧＤＰ成長方有實質意義。 林全院長既然強調，增加就業是政府檢視企業投資的唯一ＫＰＩ，顯然已經找到了經濟困境的病因。過去台灣ＧＤＰ的成長，其實是產業發展遇到瓶頸，卻以外移作為轉型的替代方案，利用國外（尤其中國）的價廉勞動力作為續命仙丹，所營造出來的迴光返照。可惜的是，在這種微弱的成長亮光下，就業機會停滯，實質薪資倒退等，都被掩蓋了。直到中國成長趨緩，也在推動產業轉型，紅色供應鏈崛起，成為台商競爭對手，導致我對中國出口嚴重衰退，且今年我投資中國廠商虧損家數已經超過半數，三角貿易似乎走到了盡頭，才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平心而論，儘管ＧＤＰ的實質意涵受到質疑，而且也淪為各國執政者自我吹噓的神話，卻仍不失為衡量經濟成長或衰退的重要指標，難以廢棄不用。然而，政府的施政績效在參酌ＧＤＰ之外，更應提出攸關民眾切身利益的指標，作為努力的方向，以補足量化數據之外，人民實際生活水準的提升。綜合上述的討論，顯然就業與所得的提升、產業在地化生產、經貿多元化、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應成為新政府在經濟領域上努力打拚的目標。政府施政以增加民眾福祉為唯一的ＫＰＩ，方可擺脫保一的口舌之爭，多做些有益於多數民眾的好事。

記者林良昇／特稿 在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石破天驚，震撼全港的自述後，「中國政府逼得香港人無路可退」，六千港人如同過去他們做的一樣，站了出來告訴全世界，他們沒有忘記自由是如何得來不易，在北京逐漸掐緊時，港人不束手就擒，吶喊著香港人的「底線」。 香港各界昨日下午發起「香港有底線．向強權說不」遊行，抗議民眾高舉一國兩制已死的英文標語。（歐新社） 一年多前的雨傘革命，港人想更進一步追求「真普選」，七十九日的占領抗爭，換來北京的強硬和港府的無情對待，訴求無疾而終，港人對於民主的更進一步，最後仍回到原點，印證北京對於民主自由要求的一貫思維：「退了一步，你會要更多」，堅持寸步不讓。 令港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央專案組跨境抓人，挑戰著北京給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更嚴重的是，一國兩制不只是口號，而是法律，明定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當跨境抓人，侵犯司法獨立時，白紙黑字的香港基本法，被北京蠻橫打破。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枷鎖，雖注定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也保障了港人的底線：自由與民主，銅鑼灣書店事件，卻讓港人血淋淋見識內地特產「被失蹤」，印證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痛斥加拿大女記者所言：「中國憲法寫明會保障及推廣人權」，旁人看來，終究是一句笑話。 威權政府的可怕在於，他可以背棄任何法律，不管任何承諾；也可打破任何制度，不須任何理由，北京有自己的解釋權，連自己的憲法明定的「保障人權」都可以不遵守，何須理香港的「一國兩制」？更甚者，何須理會和台灣間的任何承諾？ 威權絕不會帶來和平，林榮基向港人痛陳：「向強權說不，我都可以，你怎會不可以？」香港正面臨關鍵的時刻，台灣和香港不同，但有著相同的民主自由信仰，今日的香港，台灣人豈能置身事外？殷鑑不遠，面對中國的高壓懷柔，台灣不能不謹慎，也不能裝糊塗。

上週的端午節連續假期，新政府高速公路疏運措施及不及格，從道路使用者怨聲載道以及連執政黨立委也忍不住砲聲隆隆，即可見一斑。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日前邀請交通部長賀陳旦（前左）、高公局長陳彥伯（後排右一）、台鐵局長周永暉（後右二）、公路總局趙興華（後右三）、桃機公司總經理蕭登科（後右四）列席備詢，並報告端午節連假交通疏運情況的檢討。（資料照，記者黃耀徵攝） 賀陳部長過於主觀的認知，不僅是以台北人觀點看台灣，甚至引人猜想是否從未有過連續假期行駛南北高速公路塞車的經驗 才會如此「不體卹民情」。如果是體恤民情的部長，就不會抱怨「台灣為何連假那麼多？」、「小塞車媒體不要放大」，更不會妄下結論表示「夜間行車肇事率較高」。 承認決策倉促，開頭就取消夜間上國道免收費的小確幸的賀陳部長，誠如謝金河先生所言：「算計小利的政府不會得到民心！」部長要大家多搭大眾運輸回家鄉，更是昧於目前鄉間客運班車稀少的現況，從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區轉乘到一個偏遠鄉下是如何漫長的奔波過程，一家四口票價花費也比自行開車昂貴得多，如何說服大家？ 端午節連續假期夜間收費的車流比去年同期車輛要多，並不代表夜間取消免收費的決策是成功的。今年高速公路的車流增加，與假期多達四天，且油價處於低檔有關，交通部有否想過，假定今年夜間免收費，是不是可以吸引更多的車流移往夜間呢？如果夜間真的肇事率較高，全部行駛於夜間的車流改到白天開上國道，如何消化白天的車流？ 交通部目前的要務，應該是搞定機場捷運如期通車，還有即刻整頓動不動就出包、貽笑國際的機場亂象。只對行之有年且具有成效的政策下手，匆忙改弦更張，以為這才是「改革」，真的是有癢的不抓，沒在癢的都抓到流血了。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香港《蘋果》     在台灣，有許多媒體被歸類為統媒。言論自由的社會，媒體當然可以有統獨立場，但統獨之外，還是該有點是非，這是非甚或超越統獨之上。讓人遺憾的是，有些統媒平日鬼吼鬼叫、義正詞嚴的談倫理責任，一臉想當「台灣隊長」，甚至「中國隊長」的陽剛模樣，但碰到了中共老大哥，就活像是陰溝裡的生物。 被「共匪」綁架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日前獲釋返港，召開記者會指陳中共中央專案組派人關押他的前後情況。其經歷當然充份突顯中共政權視法治如糞土，或是根本沒有法治的問題，但這條新聞其實也是面照妖鏡，照出了台灣統媒的鳥樣。 在記者會召開的二十四小時內，台灣的兩大傳統「質報」與一些電子媒體，只發了幾條即時，這些即時還是引中央社的內容，說不定還是發稿機器人發的。 不是熱愛中國的報紙？為什麼不發重大中國新聞？是中共主動授意，要他們不要做這一條新聞嗎？這些統媒在台灣加總已經不到30%市佔率，要他們負責封鎖新聞，其實也蠻無聊的。 若說他們能直達天聽，那現在也不會是「拒談」「封殺」，而是像環球時報那樣幫「主子」說話。通常是扯說這書店店長人格或精神有什麼問題，或其單方面說法不算數，我們手中有什麼簽名證據之類的。就像過去在台灣做藍綠統獨政治新聞那樣。 不過，他們第一時間也沒這樣做。這大概是因為他們和中共高層的關係沒那麼好，還不清楚狀況，只能等中共的官方傳聲筒先放砲，自己才能動。這或許代表此兩家媒體高層還在「揣測上意」，在中共沒做出明確指示之前，不敢妄抓風向。 到我本文完稿之時，這些統媒仍以轉發中央社相關新聞為主，不敢自己做這條。 平常，他們總是正氣凜然，好像只有他們是摸著良心、憑著智慧看到「兩岸大中華區」的未來，因而堅持統一主張。但碰到讓大哥大大難看的事情，媒體人的道德良知，就暫時先放到一邊去。 銅鑼灣書店人員被擄往中國的事件，就是言論自由議題，因為中共綁架店員，是想打探哪些中國人從該書店訂閱「禁書」。連賣個幾百幾千本書的小店，都要中共中央動用如此多人力物力，醜態盡出的惡搞。那「大店」呢？ 號稱台灣前幾大媒體的大店呢？只怕壓力更大了吧？ 媒體的本質亦緊扣言論自由，中共對於香港一家破舊小店的威壓，看在擁有更多資源的大媒體眼中，恐懼自然加倍。他們今天之所以還能立足台灣，靠得也是親共所獲得的讓利。如果因為新聞報導而失去了「中國的那一塊」，那他們還剩下什麼呢？ 台灣讀者多數早就離他們而去了。他們的新聞只能打散在網路上，透過臉書這種去脈絡的界面來傳播，來獲得一些點閱率。如果因為良知而報導這樣的新聞，甚至專文探討中共此舉的倫理和法律問題，不但難以喚回台灣的讀者，更可能一舉觸怒天顏，失去更多。 基於可量化利益的計算，道德的不可量化價值就被扔到一旁，沉默與墮落的循環，就此展開。這也不是今天、昨天、前天才展開，已經展開十幾二十年了，但他們似乎都沒發現。或許也早過了踩煞車的那個時點。 基於新聞倫理責任，媒體除了該報導書店店長的一方之言，更該深入追索整體的真相。台灣記者不是常回到事件現場去「角色扮演」Cosplay當時狀況？這起案件只怕沒有空間這樣操作，但能去拍幾張照片嗎？至少該去追這店長所言是否為真，時間軸能不能對得上，還有，中共方面的解釋為何？和這店長的話相比，哪一方更可信？ 該做的有很多，能做的更多。不論是基於「為了中國好」（統派觀點），或是「為了自由與公義的普世價值」（獨派觀點），銅鑼灣書店事件，都值得台灣人更多更大的關注，因為威脅這一家小店的邪惡力量，其實也威脅了整個台灣之所以存立的核心價值。在此事件中以各種形式為惡，也等於是在傷害台灣。 當台灣人看到陸客在誠品翻閱中國爭議書籍的時候，通常不會想到，其實他們多數沒辦法把那些書帶回去。我們有的，得來不易，但墮落卻很容易。尤其是人一時摸不到良心的時候。

看了Youtube上《財團替中資敲門─IC設計大廠和石斑魚的共同宿命？！記者會》，這個記者會是由台灣教授學會主辦的，起源是因為台灣IC設計龍頭聯發科，積極爭取中資入股，讓台教會、時代力量執行黨主席黃國昌與學者等人，擔心技術外流，表達反對立場。雙方原本計劃安排會談辯論，但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在會談前兩天突然違反協議改派財務長代表，造成流會。聯發科接著廣邀學者舉辦座談會，企圖以媒體輿論，來影響政策。台教會、經民連與時代力量乃立即召開記者會，以說明反對政府開放中資入股IC設計的堅定立場。  時代力量執行黨主席黃國昌談到石斑魚産業進入中國，表面看起來是中國讓利，讓我們石斑業者把產品，銷售到中國也到那邊去投資，接下來我們石斑養殖技術，被他們學走，被他們竊取走以後，最近這兩年台灣石斑，養殖業者完全陷入困境。  參考【島嶼邊緣】今年五月的報導《數字台灣：石斑魚不再是台灣之光》，談到最近媒體報導台灣石斑出口到中國的困境，除了中國的收購價格崩跌低於成本之外，漁業署數字也顯示，2016年第一季的出口量大減，出口量減少了1023公噸，宣告台灣石斑產業危機到來。  「石斑魚名列ECFA早收清單，兩岸在2010年6月簽署ECFA後，隨即開創石斑魚出口到中國的榮景。不過，中國並非真正讓利台灣，中國對台策略是『養、套、殺』三部曲。ECFA簽訂後，石斑魚出口到中國看似爆發性成長，但養殖戶在2012年隨即意識到真正賺錢的是大戶。台灣養殖技術也疑似被中國盜取，中國再回頭與台灣石斑競爭。」  「數字會說話，2010年ECFA簽署後，台灣出口到中國的石斑開始大幅成長，一舉超越原本主要的出口目的地香港。不過，2014年出口到中國的量僅成長0.8%，2015年則是下降了5.8%，不僅出口數字僅四年隨即成長趨緩，2015年就出現負成長。」  「中國盜取他國的技術，再回頭打擊對方並不是新鮮事，石斑魚眾多故事的冰山一角。中國最近幾年利用台灣技術積極發展石斑魚養殖，東港石斑達人沈建志與中國南京農業大學合作技術轉移卻慘遭夷平的故事，就是明證。」  「此外，台灣的石斑魚出口到中國的產量早已不及中國本身產量的十分之一，但台灣業者彼此削價競爭，加上中國產量逐年提升，台灣石斑魚的前景實在堪慮。坦白說，面對中國這個不透明以及法治只是參考的市場，加上中國對台灣養、套、殺的戰略，中國對台灣開放與採購只不過統戰台灣的策略之一。」  台灣IC設計的產值在全球市佔率達22%，排名僅次美國，聯發科的技術，雖然不是頂尖，但還能運用在軍事用途，貿然開放中資，技術必然外流，而危及國家安全，政府當然必須堅決反對，甚至立法規範，阻絕中資入股IC設計產業的任何可能性。  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賴中強說中國一旦入股台灣IC設計公司，到時候要求派一組人來跟台灣這邊工程師共同研發產品，這樣就會造成技術外流。除了這個方法以外，各種的合作，能夠想到的方法太多了，絕對不需要進入董事會。  交大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林盈達則提出質疑說過去不用中資入股，聯發科就可以占中國市場60%以上，為什麼未來需要入股。中資入股，對聯發科有什麼好處？  2000年之後，中國晶圓廠開始大幅成長，那時中國策略上以投資優惠對台灣晶圓廠招手，聯電率爾透過第三方大手筆投資和艦，台積電卻不為所動，十多年之後，台積和聯電的命運大不同，股價相差何止10倍，這難道不足以讓聯發科做為前車之鑑嗎？  記者會上，台教會也提出【二十問聯發科蔡董事長】，重要問題包括：聯發科於最近幾年，密集收購多家不同技術領域的台灣IC設計公司，如果開放中資入股，是否有為中國打包的疑慮？為何蔡董事長為了開放中資，不惜說出「台灣的設計業領先大陸的差距並不明顯」，這是事實嗎？為何手上現金充足的聯發科，不願辛苦冒險開拓新技術、新市場，卻把希望寄於爭議疑慮甚多的開放中資入股？許多人說，中國持續挖角台灣半導體人才，因此要開放中資入股，請問蔡董事長，為何開放中資入股，就可以防止中國惡意挖角？為什麼要協助中國完成IC「進口替代」政策、也就是迫使台灣廠商「被出口替代」呢？許多表面上是商業用的IC設計技術，都可以轉用於國防用途，跟國家安全息息相關，蔡董事長不在乎嗎？美國、韓國，甚至包括德國，都正在全面防堵中資入股半導體產業，甚至到逢中必反的地步，蔡董事長全不放在心上嗎？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具世界級的競爭力，是30年來社會的支持、教育的投入、國家扶持的成果，應為集體所共享，非資本家個人所擁有。這個保障台灣安全的矽盾，面對中國傾國家之力，不擇手段的進攻野心，先進國家皆是拉高到國家安全的戰略層次，難道新政府要故意裝呆賣萌讓這個可預期的掏空國本的劇本按照計畫演下去？」  「拒絕中資入股，捍衛關鍵産業！」與會學者和立委一起喊出堅決的口號。感覺這些真正愛台灣的、勇敢的一群人，好可愛！所有台灣人都要做為他們的後盾，必要的時候，隨時站出來，讓新政府知道必須絲毫不受親中廠商和中國的威迫利誘，以堅守台灣國家的利益，維持台灣做為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本體性和尊嚴。

何義士醫師（圖片：惠民醫院）   「我不能決定自己的容貌、身高，但卻可以選擇生命的樣式。」──何義士 台灣的偏鄉，是最有愛的地方。 澎湖有一位大鬍子醫生，叫做何義士，他從「羅馬」來，一輩子生命最精華的青春都奉獻給台灣的「羅馬」──「羅東」和「馬公」。 何義士（1924-1999）生於義大利羅馬，12歲受天主教靈醫會「愛人生命，救人靈魂」感召，參加為病患服務的志工團隊，並在20歲時成為靈醫會正式會士。 他穿上胸前綴有紅色十字的會服，除了「神貧、貞潔、服務」三個聖願外，更許諾下第四願就是「為病患犧牲一切，即使面臨生命危險，也不放棄。」 年輕的何義士在22歲那年離開故鄉羅馬，他海外行醫的第一站來到中國雲南。在雲南，何義士看見痲瘋病患被放逐到深山自生自滅，過的生活比豬狗還不如，他決心為這些痲瘋病患服務，即使冒著可能被傳染的風險，也要照護當地的痲瘋病患。然而，用心守護最弱勢的痲瘋病患，何義士卻被共產黨誣指是「外國間諜」，在脅迫之下竟然遭到強制驅逐出境。 何義士沒有就此放棄海外行醫，他回到義大利繼續學醫、精進醫術，而後再從羅馬來到台灣。 他首先來到羅東，在蘭陽平原行醫助人。那時候的宜蘭，醫療資源非常貧瘠，只有幾間小診所。在這醫療缺乏的地方，靈醫會會士建立羅東聖母醫院。何義士就在這間民眾口中的「阿督仔病院」服務，「阿督仔病院」不收窮人的醫藥費，因此很多鄉下貧苦人家前來求診。何義士不只在醫院看病，他騎著腳踏車到更偏僻的部落，醫治弱勢的民眾。他也到丸山療養院照顧肺結核病患。 「瑪利診所」：澎湖惠民醫院的前身（圖片：惠民醫院） 或許是生命的巧合，何義士來自羅馬，他的一生也全部奉獻給台灣的「羅馬」──「羅東」和「馬公」。當時靈醫會在澎湖成立「瑪利診所」，1957年擴建為「惠民醫院」，何義士從此便在澎湖馬公惠民醫院服務。 圖: 「大鬍子醫生」何義士（圖片：羅東聖母醫院） 很多老一輩的澎湖鄉親都有讓何義士看過病，他在惠民醫院服務31年，1983年起擔任惠民醫院院長。何義士總是留著大鬍子，因此被叫做是「大鬍子醫生」，曾經有人問他：「為什麼總是留著大鬍子？」何義士說：「在我22歲離開故鄉羅馬的時候，母親告訴我要保有神職人員的形象，就要像個有愛心的老者。」他雖然從此離開家鄉，卻始終記得母親跟他說的話，自此開始蓄留鬍鬚，終生都留著一臉的大鬍子。 「大鬍子醫生」在澎湖騎著腳踏車，穿梭在馬公的巷弄，他對待醫護同仁和民眾都是一樣的體貼，除了門診和外出巡診，夜間就待在醫院值班，只要民眾有病痛，不論多晚都可以到惠民醫院求診。他即使滿身疲憊，還是面帶笑容面對病患和陪伴的家屬。 「醫師給病人的信心，是最佳的良藥。」何義士用愛和真誠守護台灣的偏鄉與離島。將生命中最精華的歲月都奉獻給台灣。他不只有滿腔熱血，更身體力行，當病患危急需要緊急輸血時，他親身捲起袖子當場捐給患者，一直到他過世，共捐給台灣人3萬7千5百cc以上的鮮血。 1999年8月15日，在澎湖奉獻半世紀的「大鬍子醫生」何義士，坐在惠民醫院的椅子上安詳地走了，就像睡著一般，蒙主寵召。過世前的最後一晚，他還在書桌前熬夜寫書，內容有關痲瘋病患，何義士希望能趕在聖誕節前出版，誰知卻成為永遠的遺作。他生前曾獲頒三次台灣醫療奉獻獎及義大利最高榮譽騎士獎章；卻始終謙遜地服膺「為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為我做」的聖訓。 何義士常常這麼說：「我不能決定自己的容貌、身高，但卻可以選擇生命的樣式。」這位羅馬來的「大鬍子醫生」，年紀輕輕就來到台灣，在醫療最貧瘠的偏鄉和離島，奉獻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和專業。 人救人的過程，是世間最真、最善、最美的表現，我們台灣何其有幸，在這塊土地上從來不缺有愛的人。人人都有他的「蘭巴倫」，感謝這些台灣「史懷哲」，將一生之力都奉獻給台灣。因著他們愛的典範，讓我們學習「從別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責任」，我們有責任延續這份愛，一直傳下去。 照顧貧苦老殘 （圖片：惠民醫院） 聽診器是溫暖醫病之間的橋樑。（圖片：惠民醫院）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被失蹤」8個月後，終於返回香港說明真相，並強調：「如果我們不發聲，香港就沒救了。」(Wiki, VOA, 20160619) 香港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峰迴路轉：被非法扣押八個月的店長林榮基返回香港。原定要把數百名讀者的資料帶回中國交給「中央專案組」，但他最終決定在九龍塘火車站回頭，並召開記者會說出真相。 林榮基披露說，他被押上火車全程蒙眼，先後軟禁在寧波和韶關，六組人二十四小時輪流監視，「電視認罪」有導演有劇本。尤其在寧波被扣押的五個月期間，被關在一個不足三百平方呎的房間，不能打電話也不能看書。林說：「中央政府逼到香港人無路可退。」他呼籲：「港人應當向強權說不！」 《環球時報》是最積極為主子辯護的中國官媒，林榮基話音剛落，該報立即發表社論爲此事「消毒」。然而，「皇帝不急太監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中央還沒有「統一口徑」，《環球時報》就率先開跑，結果弄巧成拙，反倒被中宣部下令「消音」，被迫從網上刪去這篇精心打造的社論。 我不認為《環球時報》是「高級黑」。不過，這篇社論承認：「林榮基這番話顯然提供了全面質疑銅鑼灣書店『失蹤五子』案件的最新砲彈，讓內地執法部門看上去有些被動。」也承認：「『電視認罪』的形式出現幾年以來，在內地也引發了一些爭議。」但隨後筆鋒一轉：「林的記者會至少證實了他在內地沒有受到虐待和刑訊逼供，這與一些人憑空想像的內地執法人員會粗暴對待林榮基等被抓者的情景顯然不一樣。」 最後一句辯護詞可謂意味深長、苦口婆心：香港人，你們要知足了，你們已經是高等華人了，可以享受普通中國人根本沒有的優待和福利，那就是不必遭受酷刑。如果林榮基不是香港人，不是拿著香港特區護照，你們知道他的下場會是怎樣的嗎？ 香港人權組織「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搜羅了近年來中國維權律師和其他人士遭酷刑對待的案例，列出「當代中國十大酷刑」，比起明清帝制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維權律師高智晟揭露說：「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我向他求饒過」。維權人士郭飛雄多次遭遇類似酷刑，其律師李方平在微博寫道：「在對郭先生的審訊中，存在『電擊生殖器』等嚴重刑訊逼供的情節。」 此外，北京律師金光鴻遭秘密員警綁架至精神病院，被強制注射及服用多種藥物，並從鼻孔插入喉管強迫進食。來自遼寧的法輪功學員尹麗萍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指出：「上來一群男犯人打我的臉、打我的頭，然後把我的衣服全部拽下。其中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騎在了我身上打我，一群人過來打我。後來等我醒來的時候，我的身旁已經躺了三個男人，左邊一個，右邊兩個。」在獄中的女律師趙威也傳出遭遇員警性侵的消息，中共當局不作回應，也禁止其律師和家人前往探視。 2010年12月9日，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之夜，我被中共秘密員警綁架並酷刑折磨，十根手指差點被折斷。如果時空穿越，當初我能讀到《環球時報》這篇妙不可言的社論，一定會無比羨慕林榮基擁有的香港人身分，如評論家鍾祖康所說，「來生不做中國人」。 如果林榮基不是香港人，完全可能會遭遇到我和其他中國人那樣慘無人道的酷刑。身為香港人，是不是應當為此感到慶幸呢？不過，香港人應當感謝北京，還是應當感謝英國？ 日後，當香港回歸中國五十年期滿之際，香港的「資本主義的法治」將被取消，香港人只能享有跟廣大中國人一模一樣的「國民待遇」。那時，酷刑就會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那樣，懸在每一個香港人的頭上。所以，今天香港人必須像林榮基那樣站出來，為了能永遠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奮起抗爭。 林榮基沒有「被酷刑」，不是中共當局可以向世界炫燿的資本，而是一個現代文明的政府「本該如此」。中國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簽署國，不僅香港人不應遭受酷刑，中國內地所有人都不應遭受酷刑。《環球時報》對本國同胞的種族歧視，顯示它是納粹的同路人。

  一、二十年來，某些台灣的晶圓代工業者經過搬廠、技術偷竊或移轉、成立中國法人等不同的偷跑手段，助長了中國的晶圓代工業，甚至自己變成中國業者，成為台灣的主要競爭者。 ＩＣ與晶圓廠渡海新聞要角相關的某公司，股價從當年超過百元至今只剩十二元。但個別股東的損失，只是台灣整體損失的九牛一毛。台灣晶圓代工產業偷渡中國最大的負面效果是：ＩＣ產業鏈的斷裂與產業聚落的流失。損失最大的是理工科學生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政府對資訊產業教育的投資，與上下游產業的投資大眾。 中資入股ＩＣ設計業與晶圓廠偷渡一樣，都有扶植中國ＩＣ產業、削弱台灣相對產值的效果。中資入股台灣的ＩＣ設計產業，圖謀的絕對是技術，最終目的和台灣業者一樣也是市場。 因此，中資入股可能只是雙方合作劇本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交叉持股；交叉持股的下一步可能是管理上的統一。這時「中國隊」已成，技術上已不分你我，是否在股權上統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已拿到台灣的技術；中國夥伴可以選擇和台灣合作繼續經營「泛中國隊」，也可以選擇另起爐灶成立「真中國隊」。 但是有兩點台灣的業者與政府必須注意：第一、在兩國大小、國力懸殊與中國的政治干預無所不在的政經體制下，合作契約的履行保證是很脆弱的。第二、不管中國夥伴選擇哪一條路，ＩＣ設計一定在中國生根茁壯，台灣的產值相對萎縮，工作機會也成比例下降。 上市公司併購或股權變更所涉及的交換利益太多；董事會的利益不等於股東的利益，股東的利益也不等於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利益。中資入股ＩＣ設計業的利害關係人包括：ＩＣ設計同業、ＩＣ設計上下游產業、投資者、從業員工、教育與研究投資者、政府、納稅人等。 政府若採取個案核准中資入股ＩＣ設計，先核准的先賣到好價錢，不管在市場上或技術上都是替台灣的同業製造敵人；甚至演變成其他同業被迫低價引進中資。業者一旦爭相爭取中資，其結果一定是股權與技術都沒有好價格，最後是全盤皆輸。一旦ＩＣ設計技術在中國生根，受害最重的則是青年學子在台灣的就業機會。 （作者曾任職外商台灣分公司總經理、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主任）

  美國史丹福大學校園發生強暴案，涉嫌性侵的學生被判有罪，但法官卻只判他有期徒刑六個月，引起軒然大波，網路連署要求法官下台，地區選民更發動罷免這個恐龍法官。 台灣恐龍法官 不向人民負責 台灣恐龍法官層出不窮，人民罵歸罵，卻拿他們沒辦法。台灣的法官高高在上，不必向人民負責。 美、台司法體制相異，人民的評價也大不相同。民調顯示，台灣人民只有百分之二十八信任法官，百分之六十五不信任；法官的信任度比記者、立委及政府官員還不如。 相反的，依美國人民信賴度調查，政府三權之中，司法最獲人民信任，有訴訟經驗者高達百分之七十二對司法的公正感到滿意，而且聯邦法官也被認為比記者、醫生、內閣閣員、其他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勞工領袖及工商界主管，更顧及公共利益。 司法官受控制 距離人民遙遠 為什麼美、台司法所得到的評價有這樣大的差異？很顯然的，制度不同，歷史背景和對司法觀念的差異都是問題，台灣司法要民主化、現代化，必須嚴肅面對這些問題。 美國司法與人民有密切交集，人民能參與防範法官濫權與不公；台灣的司法因為有「官」的觀念，被獨裁者做為統治工具，司法官受政治控制，離黨國很近，離人民很遠。 有兩項機制使美國司法接近人民，第一是法官任免：大部份州的法官是民選，有任期限制，人民有權罷免，或不同意其續任；第二是陪審團制度，即使聯邦法院法官是總統經國會同意任命，有終身保障，但依憲法規定，不論刑事或民事訴訟，被告都享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法官民選也即對人民負責，其能力與公正性受人民監督。陪審團制度是獨立宣言的訴求，之後列為憲法保障的權利。大陪審團決定檢察官是否有足夠證據可以對被告起訴；小陪審團則負責決定被告是否有罪。陪審團依證據定罪，免於受腐化恐龍法官「自由心證」，或偏激檢察官濫訴之害。 法官採用民選 公正性受監督 台灣採行歐陸法系，並沒有這種防弊及接近人民的機制，更嚴重的是它的司法體系摻雜中國傳統「官」的概念，長期黨國統治，更淪為獨裁者整肅異己、衛護政權的工具。 被國民黨尊為國父的孫中山，在滿清帝國覆亡之後，並沒有掌權執政。他羨慕蘇聯共黨政權的「成功」經驗，在一九二四年改組國民黨，把「黨」置於「國」之上，要經過黨國「訓政」，再制憲行憲。 但國民黨獨裁「訓政」後，內憂外患，黨徒內鬥，一九四六年底才制定沒有中共參加的憲法；一九四八年行憲選出的總統蔣介石，一年後便因內戰失利「下野」，中共渡江，國民黨崩盤，蔣介石流亡台灣又「復行視事」。 戒嚴統治濫權 司法只是工具 蔣介石凍結憲法主要條文，在台灣實行戒嚴統治，司法只是黨國的統治工具，國民黨嚴格控制司法人員的任用、訓練、升遷，形成「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和「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司法亂象。 獨裁者恣意濫權，制度與人民脫節，司法失去應有的獨立與公正，自然失去人民的信心。司法改革空喊多年，國民黨本性難移，這次大選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才帶來真正司法改革的機會。 台灣司法改革不是照抄別人的制度就能解決，更何況美國也有人批評陪審制度延宕審判，陪審團的程度常見不足。但建立司法更接近民意、更能回應人民監督的任用與淘汰體制，明顯有其必要。 美國法學教育七年，考取律師，有法律實務歷練，才可能獲考慮出任法官。台灣法律系只讀四年，高考及格，經過黨國體制的訓練，便可以出任法官，其獨立人格、思考與判斷能力便相對薄弱，而人民又沒有約制的機制。 改變遴選辦法 強化司法中立 要改變法律教育制度需要時間，較容易著手的是改變司法人員遴選辦法，任用已有成就的律師和法律學者，以提高素質；取消或改變司法人員講習內涵，著重專業、倫理和公平獨立精神，強化司法中立。 在全民覺醒，要建立正常民主體制之際，司法人員也應覺醒，擺脫黨國支配，獨立、公平、公正的審理民刑事案件，這是人民的最基本要求，也應該是法律人所追求的理想。如果司法人員能自重，盡到自己的職責，司法的改革便已邁進一大步。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記者鄒景雯／特稿 蔡英文政府就任滿月，媒體民調紛紛出籠，林全的僚屬故舊不免忐忑，四處詢問為什麼？怎麼辦？ 林全內閣合影。（資料照,記者黃耀徵攝） 民調到底重不重要，重要也不重要，不重要的是，基本上，這是一個延後指標，形塑社會總體觀感的是，這段時間的積累，因此已經成為過去；但重要的是，能否對於這些主要構成原因做出正確判斷？這則將決定未來。 新政府很早就接到蜜月期將很短的警告，但是真的降臨時，總是難免失落。許多人將支持度下滑歸諸於各部會的「凸槌」，其實這不是嘴巴管好與否的問題，而是對政府用人最實際的考驗；這個團隊是英全兩人分別或共同決定的，如果是知人善任，就該放手讓閣員施為，除非極度嚴重，不必一見爭議隨即打臉；如果是分封酬庸，或所用非人，那麼各部會此起彼落、到處放炮、奏不出和諧的交響樂，也是預料中事。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這一個月，新閣是屬於哪一種？大家應該心裡有數。 用人的問題，一言蔽之就是最忌政治考量大於專業，例如，晚近才逐漸全面檢討的駐外代表人事中，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到底是經貿涉外的兵家必爭之地、還是優游山光水色的養老之所，看派出什麼人，就知道國家元首的腹笥如何；主政者對於如何使用國家名器的態度，以及獲任者將來的實際表現可否稱職，要由有權力用人的人概括承受，怪不了別人。 一個月的時間太短，匆匆而過之餘，新鮮感沒了的下個月，現實只會更加冷酷；作為怪異憲政體制下的行政院長，林全需要拿掉憂讒畏譏的謹慎，加添打起精神來的霸氣，這是帶給社會信心很重要的領導特質，林全身邊也需要補強敏銳的政治幕僚，協助他補強民選政府如何主導民意的能耐。 有一點要說真話，林全的「哥們」全都吃香喝辣，這肯定不是一個好形象，這個包袱，林全如果不加快腳程展現政策魄力與績效，最後會沉重到超過林全所能想像。這道理，對蔡英文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