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狗對話

  圖：畫家筆下的馬關條約簽訂圖   1894年日清戰爭爆發，清國失利，與日方交涉和談，幾經波折終於在1895年4月17日於日本馬關港旁春帆樓簽署馬關條約(下關條約、日淸媾和條約)，條約中確認了臺灣澎湖由清國讓與日本的命運。當時許多臺灣人無法接受，認為清國在別的地方戰敗，竟要割讓臺灣。當時的情境用現代熟悉的用語來描述，大概就是臺灣人以為反正日清戰爭離自己很遠，那些世局紛擾都是「假議題」，每天拚經濟顧腹肚乖乖過日子就能永遠維持現狀，卻沒想到離這個島嶼千里之外的春帆樓中(如圖)，兩個帝國正在決定自己的命運。 而這不過是沒有自己國家的臺灣，任人宰割歷史的日常。 圖：議和地點歷史影像，並標註當時座位人物 春帆樓外觀歷史影像 臺人為了自救只好臨時催生「臺灣民主國」，主要目的在於試圖拖延時間看可否讓國際如三國干涉還遼一般介入(最後再想辦法回歸清國)，最後並未如願，日本以強大軍事力量於該年年底平定臺灣，開始了50年的日本時代。 條約內文節錄，明確規範清國永久割讓臺澎予日本 臺灣在日本治理下於20~30年間快速近代化，由蠻荒瘴癘之地搖身一變成為舉世驚艷的進步典範，但臺灣各族群也面臨了文化、制度、階級等等劇變的衝擊，在日治中後期甚至捲入軍國主義狂潮與戰爭漩渦之中，各地遭受盟軍瘋狂空襲。二戰結束時，臺灣的建設與住民素養已與對岸有極大落差，遭相對落後的中華民國政權軍事代管，爆發衝突慘遭屠殺鎮壓，之後更在內戰失利後上百萬人逃亡湧入臺灣，沒有自己國家的臺灣人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吞下買單，原有的語言、文化、記憶一一被抹去覆蓋，無可避免的悲劇一幕又一幕的上演。 回顧馬關條約簽訂當時臺灣人對於自身命運的無奈，到二戰後淪為他人逃亡地捲入戰禍至今難以脫身的悲哀，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沒有自己國家只能任人宰割的必然下場。 而今在臺本質為外來政權的中華民國，卻在犧牲無數人推動民主化後逐步質變同化，成為臺灣人維繫民主機制抵抗中國併吞的基礎，這些命運的荒謬與矛盾，未來該如何走？該如何看待經歷民主化逐步質變的外來中華民國？ 考驗著這一代臺灣人的智慧。   延伸閱讀： 馬關議和中之李伊問答 – 李鴻章如何與伊藤博文討價還價 https://goo.gl/LhXmcD 由馬關條約看”簽名”與”簽名章”的爭議 http://www.twmemory.org/?p=7805 日本統治初期下的雙重國籍問題 http://www.twmemory.org/?p=7451

問問大家，當你們發現自己做的決定錯誤的時候；會怎麼做呢 ?正常人如你我，肯定就是趕快剎車，避免一頭栽下去的沉沒成本。 但尊爵不凡的白蓮教主及其市府，則是繼續取暖，繼續把台北市民的錢當作盤子來撒。讓「極其失敗的神奇機台」，繼續訂購新機台，繼續變成市景擺飾(誤) 這就是現在抖音世代，最受歡迎的柯文哲，讓人大開眼界。

  一、 上海封城，衝突不斷。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朋友跟我說，上海市的常住人口有兩千五百萬人，目前有一千五百萬人接受「靜態管理」，像囚犯一樣被軟禁在家裡不能出來，而剩下的一千萬人擔任獄卒的角色，負責管理與分配。 確實的人數我們不是很確定，但基本上分工如此，有人扮演囚犯，有人扮演獄卒。 二、 那些被軟禁在家中，扮演囚犯角色的，大多是資本家、中產階級、上班族等。而那些扮演獄卒角色的，往往是街口大媽、城管、警察、原本社會上的邊緣人物或是中低收入者等。 扮演獄卒角色的人穿上了白色防護衣，負責核酸檢測、分配食物、控管小區的人流進出，他們甚至可以將公寓的大門貼上封條、上鎖、或是直接焊死，或是把人抓到方艙醫院裡集中管理。他們嚐到了權力的滋味，不可一世。 而那些被鎖在家裡的中高收入者，餓著肚子，心中恨的牙癢癢的，他們稱那些穿上白色防護服的人為「白衛兵」，他們抱怨，整個上海社會的氛圍就像是文化大革命一樣。 （彭博）   三、 這讓我們想起了兩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一個是1963年耶魯大學的「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另一個是1971年史丹佛大學的「史丹佛監獄實驗」。 四、 在米爾格倫實驗中，受試者被要求扮演老師的角色，隔著牆壁教導隔壁房間的學生背單字。而如果學生的表現不好，受試者就必須按下按鈕，對學生施以電擊。 扮演老師的受試者看不到隔壁房間的學生，但是他可以聽到學生受到電擊時的哀嚎。實驗結果顯示，有六成以上的受試者在實驗主持人的要求下，會一直將電擊的電壓調高到致命的450伏特。 五、 在史丹佛囚犯實驗中，24名受試者被隨機分成兩組，其中12人扮演囚犯，12人扮演獄卒。 實驗才進行到第二天，扮演獄卒的受試者為了控制場面，就開始強迫「囚犯」們做伏地挺身，脫光他們的衣服，並拿走他們的食物、枕頭、毯子、以及床墊等等。 扮演獄卒的12名受試者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顯露出明顯的虐待狂傾向。雖然，所有的24名受試者都是中產階級的白人大學生，他們在實驗之前都做過心理測驗，都被鑑定是非常健康而且正常的。 六、 為什麼美國的心理學家們要做這樣的實驗？因為他們想要了解，為什麼納粹德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會做出屠殺猶太人那樣恐怖的罪行。 在二次大戰之前跟二次大戰之後，德國都是高度文明的，德國人都被認為是很有教養的。 七、 而十分諷刺的是，當美國學者們在做這些心理學實驗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國瘋狂地進行著。當時在中國扮演獄卒的是紅衛兵，扮演囚犯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右派、壞份子。 八、 所以我們說上海的封城是一場超大規模的獄卒與囚犯實驗，這只是一個比喻嗎？ 其實這還真的很難講。許多流亡在海外的華人異議份子認為，中共正在進行一場實驗，想要透過上海封城，知道在進一步「共同富裕」，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時候，群眾要如何動員？媒體要如何控制？而社會的各個階層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而也有些中國國內的小粉紅認為，中國領導人正在下一盤大棋。中共正透過上海封城，演練中共解放軍攻台時，中國遭受歐美日各國抵制，物資缺乏的情況。 九、 中共領導人的目的是什麼？他們所下的那「一盤大棋」是什麼？我們無從知道。 不過我們從上海白衛兵的行為可以看得出來，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權力，開始扮演獄卒的角色，就會顯露出人性中最殘忍而醜陋的一面。 而安排這些實驗的，往往都是一些瘋子。

看看香港打疫苗仍染疫致死者，高達8成7接種中國科興疫苗 真的還好有 #陳時中部長 擋下在野黨的施壓沒有購買中國疫苗給國人接種 #親中蠢貨臉譜 #阿中部長加油

  柯文哲曾說，他專收「流浪狗」，得意地把自己捧為善心人士，卻毫不顧忌地侮辱傷害替他賣命的人。圖/擷自柯文哲臉書2021.12.1雙城論壇   一代天驕柯文哲，最近以一句「誰家的狗」，罵民眾黨立委賴香伶辦公室主任林恕暉（也是民眾黨黨員），讓賴香伶非常不滿，公開抨擊柯文哲。 當初柯文哲接收了太陽花運動一部分不滿國民黨也不滿民進黨的游離選民，橫空出世。知道自己沒有班底，所以就拼命招降納叛，拉攏一些他黨的游離分子，企圖打造自己的柯家軍。他曾經說，他專收「流浪狗」，得意地把自己捧為善心人士，卻毫不顧忌地侮辱傷害替他賣命的人。 為了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成立「民眾黨」後，對「流浪狗」需求更殷。現在居然罵自己的主委和黨員「誰家的狗」。一代天驕的智商，還真是高到難以形容！ 這個沒有中心思想的主席，最初騙了綠色選民而當上台北市長；後來成立了一個沒有中心思想的黨，騙不到綠色選票了，就想搶藍色的選票。因為今年台北市長選舉，是他個人政治生命和「民眾黨」的生死存亡之戰。 曾是新黨黨員、又是親民黨黨員的黃珊珊，卻成了他和「民眾黨」的救生圈。她在柯文哲心中，是不是「流浪狗」我不知道。但和蔣萬安對比，黃珊珊不像狗，卻像狼。 有一個蒙古國的詩人，告訴我狼和狗的最大差別是，一隻狗如果被捕獸夾夾住腳，牠只會待在原地，等候牠的主人來救牠。但如果是一隻狼，牠會咬斷自己被夾住的腳脫困。蒙古人自認是狼的後代，以狼性自豪。有些中國人，尤其是中共戰狼，也以狼性自豪。「厲害了我的國」，就是這種狼性的吼叫。把台灣人當羊，乃至對美國的挑釁，都是狼性發作的極致。其實在中共專制獨裁政權下當差的，或在台灣恐共傾中的，怎麼看都像狗，一點也不像狼。 狼和狗各有天性，其實沒有狼高狗低的道理。英國作家傑克倫敦寫了一本名著《野性的呼喚》。書中的主角是一隻大狼狗。這隻狗歷盡不同主人的善惡冷暖，和環境命運的殘酷考驗，最後成為狼王回歸莽野。這個故事，是作者對人性演化變壞的反省。變壞的人，比狗還不如。達爾文物種演化論，提出人是猿猴演化而來。這一點牴觸了「上帝依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信仰，讓他成了異端。 其實主要的問題倒不在形象，而在人性到底是神性或獸性的暗示。「用進廢退」、「適者生存」的學說，變成西方殖民帝國侵略落後國家合理化的學說。說到底這也是人類「神性」和「獸性」的分歧。 現代文明，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之所以成為普世價值，並不是想讓人性從狼馴化成狗；或像《野性的呼喚》中的反諷結局，讓狗變回狼。在人類文明進化中，人類必須超越叢林法則的獸性，向神性進化。同時在殘酷的競爭中，人類必須保有獨立、自尊、勇敢、純潔的品格，但必須去除殘暴不仁的獸性，成就尊貴的人性，並向崇高的慈愛的神性進化。 柯文哲既收養流浪狗，又侮辱狗。利用「流浪狗」替他打天下，卻又不懂得珍惜，像極了傑克倫敦在書中描寫的壞主人；依賴不是民眾黨黨員具有狼性的黃珊珊，替民眾黨出戰市長選舉，又很像依賴救援的狗。他屈從中共專制暴虐、活摘器官的非人道政權，不但沒有獨立、自尊、勇敢的狼性，和向更高的神性昇華的理想，反而是將自己從人性降格為獸性。從這樣可悲的墮落看來，他連當狗的好主人都當不起哩！

從目前各國的開放狀況看起來，武漢肺炎這個已經持續兩年的世紀病毒流行病的疫情，可能已經來到最後的階段。 台灣從武肺流行開始，就採取與其他國家不完全相同的防疫作法，包括嚴格的邊境防疫措施，強制人人戴口罩，加強個人衛生，實施實聯制疫調，成功防止武漢肺炎在台灣擴散。非常幸運的，台灣過了正常的生活，而且沒有像其他國家兩年來面對非常巨大數據的確診率與死亡率。 在疫情收尾的情境裡，面對毒性已經弱化，但是傳染力非常強的變異病毒，每天以數百、數千、未來可能是幾萬的確診人數增加，可能會因為兩年來，對於武漢肺炎的刻板印象，造成人們的心理壓力。其中最可能出現的預期性焦慮或恐懼現象，是武漢肺炎「以前」的高致死率所致。但是目前的病毒已經變異到感染後沒有症狀或只有輕症，政府與民間應有新思維、新做法。 在這最後階段的因應措施，譬如學生染疫後，學校上學上課的規定是甚麼？框列後的防疫措施有改變嗎？各種的不同說法，透過媒體渲染，仍會導致人心惶惶。雖然衛福部報告，目前收集的資料顯示致死的比率只有萬分之三，卻有人在媒體說只要累積到十萬人確診，政府就要面對三十位去世者的壓力。 衛福部的資料是，台灣每年需要面對十七萬多人各種疾病的去世，包括心臟血管疾病、肺臟疾病、肝臟疾病，或是事故傷害等等。其中肺臟疾病包括肺炎，通常是傳染病引起，如武漢肺炎病毒。 既然我國全民第二劑疫苗的制覆蓋率已經達到八十％，曾經災情慘重的歐美國家都已經解除管制，建議政府不需要每天報告確診人數，只需要報告中重症人數即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心理負擔。但是建議全民繼續戴口罩，繼續保持社交距離與加強個人衛生，非必要不聚餐。讓每一個人的心理去除兩年來的心理壓力，逐步恢復正常生活。 （作者為精神科醫師）

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一般這類商業高度發展的城市市民，經濟利益高於一切而比較現實，不會輕易與政府對抗；如今因為政府的防疫政策而激起喏大的民怨民憤，說明了中共的統治危機。（取自網路）   去年中共建黨一百年，《人民日報》引述習近平的話發表社論說：「百年歲月崢嶸，中國共產黨在接續奮鬥中迎來百年華誕。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興業路到復興路，走過苦難輝煌的過去，走在日新月異的現在，走向光明宏大的未來，中國共產黨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輝煌真的過去了；動態清零讓風華正茂加速凋零。習近平十年是敗業而不是興業，現在焦點從天安門回到上海石庫門。 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一般這類商業高度發展的城市市民，經濟利益高於一切而比較現實，不會輕易與政府對抗；如今因為政府的防疫政策而激起偌大的民怨民憤，說明了中共的統治危機。 上海是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中最繁華的城市，相信與它的地理位置有關。期間中國經歷許多內亂，上海因為其特殊的「半殖民地」地位擁有許多獨立的租界而避過，包括太平天國、義和團、國共內戰，即使有「一二八」與「八一三」，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租界也很安全，許多文人都可以躲在租界裡逃避追捕。租界也是上海最繁華的地區，以法租界的霞飛路（淮海路）與英租界的南京路為代表。十里洋場絕非浪得虛名。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遠遠落後於上海。 改革開放後，上海雖然急起直追，因為沒有資訊的自由與獨立的法制，始終無法趕上香港。但是兩年前香港開始實施國安法以來，給上海提供了機會。然而這次上海封城，上海警察以香港黑警為師，上海又倒退了。未來滬港的比較競爭將上演中國的雙城記？ 改革開放前上海的浦東與浦西地區幾乎是兩個世界，他們講的「上海話」腔調也不同。浦東是原住民地區，主要務農，沿黃浦江一代有大片棚戶區，那是蘇北窮人來上海謀生的簡陋居住區，每天擺渡過江來浦西上班。浦西則是五口通商的得益者，所謂「冒險家的樂園」就是這個地區，既有猶太人與其他洋人，還有來自寧波擅長做生意的「甬商」以及來自蘇南無錫等地的工業家（紡織業最突出）。除了洋人（以哈同與沙遜兩位猶太人為代表），商界以寧波人實力最強，還有足智多謀的「紹興師爺」，廣東人也有一定實力，閘北區的聯義山莊是廣東富豪的墓園。一九四九年大軍南下，佔據上海，許多是山東人，他們掌握上海的黨政軍大權，現在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就是他們的第二代，扮演紹興師爺的角色。 現在雖然浦東已經大發展，但是上海的黃金地帶還是在浦西，「老上海」還是在浦西，他們不肯輕易遷走。浦東則是「新冒險家」的聚集區，人口結構也比較複雜。這次上海封城，先封浦東再封浦西，明顯就是歧視浦東，讓浦西有相對足夠時間儲備食糧，鬧事的可能也以浦東為多，他們不如浦西的乖巧。 這次上海鬧事的特點是過去幫助中共監視市民的里弄（街道）幹部因為不堪壓力而有一些站在市民一邊，過往是日租界的虹口區還有一位不堪壓力而自殺。是不是如同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死諫？這是否意味著中共基層統治的鬆動？未來北京朝陽區是更重要檢視目標。 然而上海人雖然不會用強硬手段抗議封城，他們的不滿卻會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話題，那是因為事關中國的經濟成長，事關外資能否繼續留在中國。習近平在關鍵時刻到了海南三亞，除了那裡沒有什麼疫情，更因為那裡有「天涯海角」是中國南部最遠的版圖，是誰出這個主意象徵他可能被放逐？而在習近平繼續叫囂採用強硬路線的時候，總理李克強卻脫了口罩到江西考察，簡直就是故意同習近平唱反調，這鼓勵了醫療專家大鳴大放。 上海長征醫院副院長繆曉輝表示，近日非染疫但額外死亡的信息不斷增加，抗疫的次生災害已經遠遠超過Omicron自身的傷害，從而呼籲調整策略。長征醫院是海軍軍醫大學的附屬醫院，軍事編制，這是否意味著習近平對軍隊的控制也已經鬆動？加上習近平無上限的支持普廷侵略烏克蘭的行為，也嚴重損害中國的外交與經濟，上海封城可能成為黨內鬥爭的一大焦點，或者會延續到秋天的中共二十大。由於習近平將中共的獨裁走到極致，猶如文革的毛澤東，一旦黨內變天，可能涉及存亡而非單純換人。

  彭明敏教授過世9天了，我才要懷念他！為什麼？ 因為4月8日上午醒來，查看手機有通來自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李俊達主任的line，傳達：「彭教授已在清晨五點五分安詳離世，一切從簡，不辦任何形式喪禮。不辦任何告別儀式！」 我馬上陷入渾渾噩噩，連回傳「收到」都沒有。感覺若有所失，卻又五味雜陳！心理一再浮起「這位倡導台灣獨立的一代宗師走了，這位代表台灣知識分子的良知走了！」當然有不捨，有傷感，但卻又覺得他1923年生，98歲了，也算長壽了。人都難免一死呀！ 馬上找出這張照片，這是2017年彭教授來台中舉辦聲稱是「人生最後一場新書會」，由我主持。那時與他互動中，我很明顯感受彭教授老了，視力、語言、聽覺都明顯老化了。不變的是他對台灣、社會、土地的熱情、使命。 我和彭教授當然不可能有私交，但他《自由的滋味》是啟迪我台灣意識的重要寶典。他1996年代表民進黨參選台灣首任總統，我則有機會追隨他打這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選戰。先是在1995年出任彭明敏文教基金會中部辦公室主任，籌設中台灣競選委員會後，則改任執行總幹事。 這場選戰哨聲尚未響起，台灣人的感情就被李登輝完全收割，連民進黨內挺彭的氣息都感低迷。選戰中，彭教授甚至不被認為是李登輝主要對手，因為國民黨非主流派推出的林洋港、郝柏村搭擋，戰鼓咚咚、氣勢如虹，才是媒體形塑對決李登輝的勁敵。 在這內外交迫的絕對劣勢中，彭教授不卑不亢，沒有自亂陣腳。既然當選已不可能，他將選戰訴求轉為倡導、宣傳台灣獨立。開票結果，雖然輸給了李登輝，但贏過了林洋港。「台灣獨立」在這場選戰中，首次在台灣社會站穩了腳步，從此蓄勢待發，直到如今蔚為風潮！ 不過，彭教授過世第二天，我獲邀在台中的「自由路上藝術節音樂會」短講時，則播放<阿爸心肝寶貝>這首歌來紀念他，是什麼樣的年代？什麼樣的環境？ 一個父親對兒女的辭行，要用這種悲情方式來告別？我也呼籲大家感念鄭南榕、彭明敏.....等先賢先烈時，要謹記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三師生，在1964年發表「台灣自救宣言」中的三大訴求：「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以台灣名義進入聯合國」。這是台灣人尚在追求、努力的神聖使命！ 我主持的快樂聯播網節目，4/17（日）上午10時至11時，就要以一小時來悼念我心中的彭明敏教授，我也特別播放<阿爸的心肝寶貝>、<自由的風放予吹>。屆時點以下網址即可收聽： https://www.happyradio.com.tw/......  

彭先生於日前離開我們了，這幾天媒體各界不斷敘述著他一生的重大事蹟，而縈繞我心頭的卻是這段亦師亦友的情誼中，那些不為人知的點點滴滴。 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中）發表新書「逃亡」，包括凱達格蘭基金會董事長李鴻禧（左一）、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左二）、誠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誠一（右二）及前總統府資政吳澧培（右一）皆前往致賀。（記者叢昌瑾攝）     最近這幾年彭先生的社交活動已降到最低，不太接觸外人，我很榮幸經常有機會可以去探望他。上個月（三月）八日我去家中看他時，他以為隔天是我的生日，還交代秘書吳慧蘭（說起來得意，幾十年來在彭先生身邊打理大小事務的吳秘書，是我從某機構用力挖角過來推薦給彭先生的），說要幫我慶生。其實我的生日是九月九日，相差了半年。這時我依稀感覺到，彭先生的記憶已不太清晰。當天的閒談中，我告訴彭先生我四月將赴美。而就在彭先生過世前五日，我於赴美前再度與彭見面。就在這次的會面要結束時，我向彭先生道別，彭先生卻問身邊的吳秘書，Reibai（澧培日語名）來了嗎？秘書趕緊說，他就在這裡啊！可見彭先生這時的意識更不清楚了。未料五天後他就離我們而去。原本如此親近，卻一下天人永隔，頓時對彭先生的思念有如泉湧。 我還在念台大經濟系時，彭先生已經是受學生擁戴的年輕政治系主任，他的得意門生謝聰敏是我的高中學弟及大學室友，透過謝的引見，認識了意氣風發的彭教授。謝在撰述「台灣自救宣言」時，與我分享過草稿，還寄放五萬元（後被法院認定為叛亂資金）在我的帳戶，因此我間接參與這個事件，親眼看到當時的彭教授雖然備受當權寵愛，但仍勇敢堅持理念，展現知識人的良心，從此對彭先生非常景仰。 事發後彭先生遭逮捕，要和他見面自然十分不便，而我也因被調查局盯上，不得不倉促遠走美國。直到彭先生逃亡瑞典又輾轉來到美國後，才又與他有密切的接觸。 彭先生抵美後，以崇高聲望當上台獨聯盟的總會長。會務運作中，曾因理念、做法與幹部不合，他有兩次從美東搭六、七個小時的飛機，到阿拉斯加找我抒發解悶。有一次我們行駛在寬廣壯闊的阿拉斯加公路上，彭先生說這樣筆直的公路最適合來飆車，想與我換手親自開車。我連忙阻止說，彭先生你只有一隻手，還是不要冒險開快車比較好。彭先生說他其實日常生活也是開著比吉普車更大台的性能越野車。沒想到給人冷靜理性印象的彭先生，有這樣狂野的一面。 一九九二年海外黑名單解除時，彭先生決定回台宣揚他的理念。像他這樣的重量級人士的返鄉，自然備受矚目。彭先生指定我當他的「回航」的總召集人。擔當這樣的工作責任重大，我要求彭先生對我的籌劃工作要充分授權，他也答應了，同意各項工作由我全權做主。回台後，有一次餐會上，彭先生向唐培禮（衛理公會傳教士，曾協助彭先生脫逃）介紹我時，說「這個人很難搞，幫我策畫回台工作竟要求我要照單全收，我也只能答應，還立下書面簽名」。我不記得有書面簽名一事，但被彭先生信任而又被他說難搞，還真是有趣。 彭先生對我的信任不僅如此。因為他名氣大，很多人打著他的名號，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媒體一一求證，彭先生不勝其擾。有一次在記者會上，當場指定我為他的發言人，說今後有關彭的言論訊息，除了他本人親述外，一律以吳澧培所說的版本為準。 雖然彭先生對我信任有加，事實上他的個性好惡強烈，愛恨分明。彭競選連任FAPA的總會長時，曾受到競選對手蔡同榮的挑戰，蔡質疑彭在總會長任內帳務不清，有潔癖的彭先生自然非常不悅。蔡敗選後還加碼運作將FAPA的會長制改成中常委制，彭身為總會長的權力也被大幅削弱，故與蔡同榮之間芥蒂更深。蔡同榮返台要參選立委，透過我邀請彭先生幫忙站台，希望借助彭的高人氣為自己造勢。彭先生第一時間拒絕了，當時蔡所造成的傷害記憶猶新！後來勉強答應到他的競選總部露面簽個名但不站台。沒想到抵達競選總部時，已有大陣仗的人群在現場等候，簇擁著彭先生上宣傳車並沿街造勢，而彭先生當場也配合了。最後蔡以些微票數之差險勝，從此之後，蔡對彭先生改變態度，尊敬有加。 為了彭先生能順利返鄉，我多次從美國先行返台打點，其中第一要務就是要取得當局發給彭先生護照。我透過管道與李登輝總統在中華文化總會見面，李總統一口答應護照一事並當場電話交辦。當時李總統還在跟黨內的非主流派仙拚仙而焦頭爛額，但還是心念彭先生回台之後不知是否能有適才適所發揮之處，故主動提出要安排「中研院院長」一職。我轉告了李總統的好意，彭明敏對於職位則是一笑置之。 李總統和彭明敏在台大學生時期就是摯友。1964年中秋節那天彭明敏被捕，如果當天事情順利的話，原本謝聰敏是要來我家過中秋節，並與我分享事件成功的始末。而彭明敏當晚的計畫則是要與李登輝在麗都餐廳吃日式料理。事件爆發後，兩人的道路南轅北轍，彭先生流亡海外，李登輝則是身在公門。李登輝在當副總統時期有一次訪問美國，行經洛杉磯與我私下會面，特別要我轉告彭先生，雖然兩人分屬體制內和體制外，從台灣未來的發展來看，兩人則是目標相同、殊途同歸的。 彭先生1992回到台灣時，李登輝已是現任總統，國民黨內仍鬥爭激烈，要與彭明敏輕鬆見面也非易事。好不容易找到機會，可以讓親信帶彭明敏進到總統官邸來會面，但為低調行事，要求彭進門時要屈身彎腰以避人耳目。彭先生知道了即婉拒這次的會面。即便是多年的摯友、當今的權勢者，彭先生也不想要行事遮遮掩掩。錯過這次的機會，下次再見時竟然已是數年之後了。 彭先生返鄉「回航」的路途並非一路順風。有一次我在洛杉磯家中與他商討計畫細節時，彭接到家屬打來的電話。彭在客廳接電話，我在飯廳隱約聽到彭在電話中與人大聲爭執。通畢電話，我看到彭眼中還泛著淚光。一問之下，原來是彭家裏人打來的，家裡的人極力反對彭回去台灣，說道「就算台灣人都死光了，也跟你沒關係！」 彭先生與獨盟間也有恩怨未解，獨盟公開杯葛彭先生回台，例如在返鄉募款餐會場外散發宣傳品反造勢等等。即便如此，彭先生有交代我回台時要向已經闖關回台的獨盟成員致意，也說待他回台時，如果主席張燦鍙還在獄中，那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獄中探望張燦鍙主席。 在獨盟的杯葛以及種種障礙下，彭先生的回航返鄉團仍順利號召超過百餘位台美人菁英，陪同彭先生搭乘同班航機，一起踏上分隔數十年的故鄉的土地。我身為回航團領隊，也終於順利完成任務。 彭先生回台後，張燦鍙主席已經出獄了，所以彭先生的第一站是去林義雄母親的墓前致意。我還記得陪同去墓園的路上道路碎石坑巴，十分難走。我走得踉踉蹌蹌氣喘吁吁，彭先生年屆七旬，走的自然也不輕鬆。我還記得他邊走邊有感而發說「民主的道路，本來就是如此坎坷！」 回台過了幾年後，彭先生與李登輝終於有機會碰面了—彭要與李角逐台灣首屆民選總統。大選期間我在美國接到彭的電話，要我趕緊準備，我摸不著頭緒說是要準備甚麼？彭說選舉結束就要進行總統交接工作，要我趕快準備回台事宜以及盡快進行總統職位的交接籌備。我很驚訝為何彭先生如此自信會當選總統，彭先生說造勢活動一場比一場熱烈，人潮非常的多，贏面很大。我心中想著，彭先生大概不知道演講場的聽眾是同一群粉絲，跟著彭先生的演講場南征北討。以這樣判定會勝選，恐怕有點天真。投票前一周我也從美國與許多台美人相偕返台為彭先生助選，自己也變成粉絲團的一份子。 彭先生競選總統時，並沒有得到民進黨人在人力或資金的全力支援。黨內重要人士的冷言冷語也多次在媒體披露。競選期間經費的籌措也是彭先生先向友人商借，選舉完才以每票30元的補助款清償。然而，民進黨中央要求選舉補助款要部份上繳，彭先生認為應該要先清償選舉負債，所以沒有上繳中央。選舉時不幫忙，選舉後來要錢，彭先生對黨因此感到心寒。 事實上，彭明敏起初並無意參加台灣首次總統大選，是因為民進黨中央施明德等人的遊說。施原先告訴彭先生，民進黨內有志一同將推出彭來代表黨競選。彭對總統職位並無貪戀，但轉念想說「總統選舉」正是宣揚理念的最佳舞台，原本返台就是想要宣講台灣民主自決的理念，所以最後答應參選。沒想到，民進黨產生初選機制來決定提名人選，首輪由四名候選人拚搏後，再產生兩名候選人捉對廝殺。彭先生在第二輪與許信良的對戰中，遭到很多黨內同志的惡意攻擊。這次總統大選前前後後黨內同志的種種行徑，讓彭先生心生感慨，於是將民進黨證寄回，結束了短暫的民進黨員身分。 彭先生商借選舉款項的友人中，依媒體報導有我在內，事實上我雖然有幫忙在海外募款，但並沒有借錢給彭先生。反倒是我後來官司纏身時，承蒙彭先生協助出庭作證兩次。第一次是因為阿扁的洗錢案我被牽連其中，彭先生不僅親自去函特偵組，說明我確實曾找他商量如何將阿扁交付款項運用於外交工作，絕非洗錢。後來又出庭法院，重申並證明我的清白。另一次彭先生為我出庭作證則是因為我被李敖控告加重誹謗一事。 彭先生曾出任阿扁總統時代的資政，但婉拒擔任蔡政府的資政。他建議我接受蔡總統資政的聘任，以便和總統府維持暢通的建言管道。二零一九年，彭先生和我以及李遠哲、高俊明四人，公開反對小英總統競選連任。我們研判當時詭譎的政治局勢，中共虎視眈眈，民進黨需要強有力的總統候選人，否則無法確保本土政權延續，若總統大位被親中政黨奪回，則台灣前途岌岌可危。可惜此舉並沒有得到當權者的認同。和總統府的關係也產生微妙變化。二零二零年時，小英總統主動親筆寫生日賀卡透過蘇嘉全轉交給彭先生，外界解讀此舉為「盡釋前嫌」，我認為根本無「嫌」可釋。包括彭先生在內，我們四人皆為無黨籍，且年事已高，對權位名利既無野心，與小英總統也無私人恩怨，純粹是為台灣未來著想，秉持良心說真話而已。彭先生的言行，一向秉持良心，就算會得罪當權或是遭同志誤解，他也不會為自己辯白來博取好感，只做他認為該做的事，說該說的話，他一向都是如此。 與彭先生認識交陪超越了一甲子，於公於私朝夕共處的日子雖已畫下句點，期間的大事小事仍歷歷在目，不能忘懷！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藍媒像太陽，上下午的方位不一樣。在一天之內，中時上午說家長希望放寬停課標準，這樣媽媽可以喘口氣；到了下午中時就說家長對放寬停課標準的教育部非常憤怒，這樣害家長快要不能喘氣。 請請問賜教問中時：家長們到底是還在喘氣，還是已經沒氣了？ 貴社的記者應該是需要好好打上一架，以決定誰的報導更接近事實了。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稱《鳳凰衛視》台北站設立是為了讓華人更了解台灣，要我國政府勿「損害」中國和港澳媒體的正當權益與「正常新聞報導」。其所謂「正當權益」是指「新聞自由」嗎？中國一向由政府中央宣傳部與國務院辦公室管控新聞媒介，若准許威權政體的文宣工具來民主社會擁有採訪特權，豈不是假新聞自由之名侵害真正的民主自由！ 中國不只有中宣部及官媒，還有龐大的維穩經費以調控言論，設有專業的網路戰爭支部。二零一三年官媒透露聘用的「輿論分析師」多達兩百萬人。二零零九年中共「國際媒體計畫」投資九十億美元給央視等官媒，以交叉持股方式在十四國三十三家媒介擁有股權，細緻地對全球輸出「中國好新聞」。 例如鳳凰衛視董事長劉長樂去年退出經營後，十九億近三十八％股份轉給中國財政部經營的「紫荊文化集團有限公司」，這種股權操作被經濟部投審會認定為中資要求改正未果，沒想到做賊的喊抓賊，中國官方發言人反指台灣鴉霸。 鳳凰衛視傳出台北站近日要收攤了，圖為鳳凰衛視logo。（翻攝自臉書）   威權國家的媒介長驅直入民主國家發布洗腦式文宣，常未平衡，甚至偏離事實，目的只為提高中國認同。例如十三日鳳凰網轉載環球時報指「疫情燒進台當局核心部門，台媒體人質疑，蔡英文核酸陰性是真是假？」去年也轉載海峽時報指「台媒：疫苗當然要台產？欺人太甚」，上述質疑國產疫苗及蔡總統造假的訊息均未平衡，難道就是馬曉光所謂「讓華人更認識台灣」？此外，俄烏戰爭鳳凰網頻發支持俄羅斯掀戰的言論，難道這是所謂「正常報導」？難怪美國在二零二零年把九家中國官媒列為「外國使團」，剝奪其採訪特權。 大法官林子儀著書指出，第四權理論建構的新聞自由有幾項特性，享有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為新聞媒體非一般大眾，且新聞自由不是為了保障媒體自身的利益，必須是要為了實踐民主理念的利益。也就是說，新聞自由是對媒介特別保障，監督政府是為了讓民主自由更精進。但，如果他國的「文宣工具」假新聞自由之名，做的是擴散威權思想以反民主時，當然不符合第四權理論，應予以設限，保護我們的民主自由。 （作者為廣播主持人，台北市民）

  上海疫情方興未艾，基本處於失守狀態。方艙醫院供不應求，發展到強征民居的極端手段。太平歲月強徵民居，不理市民死活，如非走到絕境，何必行此絕招？ 這一輪疫情大爆發，源頭來自習近平自己。北京冬奧期間，把疫情壓下，冬奧過去又逢兩會，又再壓下，任由奧密克隆不動聲色在民間自由擴散，肆意狂歡。官方雖不報道，病毒可沒有閒著，四下流播，終釀成全面爆發。 病毒肉眼看不見，中共九千萬黨員的政治架構大到無以倫比，但病毒正在打敗中共，正在衝激中共的官僚體系。在病毒面前，中共一點都不強大，甚至很脆弱，上海封城至今哀鴻遍野，而病毒仍大模大樣招搖過市。 那邊廂上海天怒人怨，這邊廂習近平到海南視察，還在唸他清零的獨門經。他當然知道上海在發生什麼事，只不過人民的痛苦在他眼裡，只是維護政權安全的一堆數字而已。 習近平主持清零，李克強主持救經濟，習近平到處放火，李克強到處滅火。全國已有五十幾個城市實施封城半封城，各地高速公路也先後封停，經濟血脈堵塞，肢體正在壞死。 政治局委員中，李克強胡春華這一批，都出身名牌大學，受過正規的學術訓練，是中共黨內技術官僚的精英，按理面對疫情，不至於漠視現實，與自己過不去。從中共的利益出發，應行則行，應止則止，知錯即改，減少代價，但中共最高領導層的糾錯機制顯然已廢弛，少數黨官的理性，無法扭轉習近平一人的偏執，這是結構性的問題，是獨裁體制的死癥。 李克強拚命舒緩清零的後遺癥，但他總是來遲一步，唔湯唔水，因為清零是習近平定於一尊的決策，地方官不清零會丟官，而搞死經濟只是政績差而已，沒有人會為救經濟而丟官，所以李克強救火只是白忙。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為政治局委員，又說是習近平的嫡系，二十大後有望升任國務院總理，按理權勢也可一手遮天。疫情爆發後，上海站在本地利益的立場，一度企圖迴避清零政策，另搞一套。後來在中央壓力之下，又修改為東西半城輪流封控的對策，此對策剛執行，中央又喊停，把孫春蘭派來，堅決推行清零政策，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直到今日，清零清不下去，不清零也收不起來，中央與上海都把自己逼到墻角去了。 李強與孫春蘭同為政治局委員，孫春蘭去管李強，不但管，而且出言凌厲，李強能服嗎？動口的是孫春蘭，動手的是李強，李強分明做不到，孫春蘭還要死逼，李強只好把壓力往下卸，卸到區委一級的中層幹部身上。中層幹部也拿不出辦法來，再把壓力卸到基層幹部身上，基層幹部再卸到市民身上，這就是今日上海遍人間都是怨的根源。 到最底層，代表政權的是白衣人和志願者。白衣人根本不是醫務人員，看他們打人抓人，只有城管才有那種職業性的身手。城管化身為白衣人，對市民出手凶殘，進一步激化官民矛盾。 志願者本身也是市民，所做都是「厭惡性的工作」，不但勞累，而且得罪人，但他們有收入，在物資供應上有保證，這便是志願者也肯「志願」的原因。志願者代表政府，入屋施壓，強制核酸檢測，封區封樓，與市民起衝突動粗，這一切無不加深市民對政府的憤怒。 基層政府飽受上下擠壓，士氣低落，有居委會選擇躺平，有居委會趁機發國難財扣押救援物資謀利，被市民發現，更增加民間對政府的惡感。習近平以打貪為政績，打到今日，貪腐仍大行其道，基層幹部光天化日之下幹傷天害理之勾當，分明當習近平冇到。 今日大陸的防疫，就像打一場以病毒為強敵的大戰役，官場擾動，民間受創，動靜很大，成效歸零。奧密克隆如果有感，眼看一個九千萬黨員的龐然大物在那裡手忙腳亂，氣喘如牛，遍體鱗傷，望天打卦，大概要掩嘴偷笑了。 一般人成功有兩個必備的秉賦，一是意志力，二是智商。意志力強智商又高的，成功機會大，意志力弱智商又低的人，成功機會小。意志力弱而智商高的，雖不容易成功，但也不致於失敗，唯有意志力強而智商低的最危險，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做錯事，或者明知做錯了，但還要堅持到底。 中共是唯意志論者，老毛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是中共幹部的信條，習近平最大的問題就是意志力很強，但智商很低。 奧密克隆病毒無聲無息，正在衝擊中共的官僚架構，此後中央與地方﹑上層與中下層之間，更加離心離德，而官方與民間的矛盾與衝突，也將無日無之。習近平準備過緊日子，把東部戰區司令何衛東派去擔任上海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軍隊當家，文官靠邊，等待上海人的豈只是饑餓，只怕是比香港更嚴酷的血光之災。

割包是好吃的 店家是無辜的 攝影是需要專業的 美感是4%缺少的 劉宇 po出總統府與4%黨割包相片比照圖後引發網路熱議 凹到不知道該如何凹的4%黨開始硬扯經費的差異洗腦信徒 甚至又硬扯媒體抹黑他們 我就公佈一下事實 離職兩年還是常常收到媒體的哀嚎 媒體其實忍受4%很久了 這些相片是當天民眾黨提供給媒體的新聞相片 請大家看看這些相片 對焦對在別人的攝影機與後腦還有柯師傅閉眼相片 你們提供這些相片給媒體是真的在搞笑嗎？ 負責文宣或媒體的人都不用審查相片再發稿嗎？ 還是你們的水準就是這樣而已？  

  去年以來，台灣疫苗品牌選擇和其實意識型態緊緊地相扣。我身邊的藍白親朋好友雖不是生技專家，但他們翹首盼望BNT進口才願意接種，並痛罵蔡整府阻攔。又在高端上市以後，他們總會擺出一副不屑高端的模樣，還會善意勸你別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我親友是善意的，只是他們誤信了惡意的國民黨和柯文哲

He endured Japanese imperial rule, a lost limb in World War II, Chinese martial law and decades in exile to become a leading force for Taiwanese self-determination. By Chris Horton April 16, 2022   TAIPEI, Taiwan — Peng Ming-min, a victim of World War II who endured Japanese imperial rule, brutal Chinese martial law and decades of exile to become a leading fighter for democr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 for his native Taiwan, died here, the nation’s capital, on April 8. He was 98. His death, at the Koo Foundation Sun Yat-Sen Cancer Center, was confirmed by Lee Chun-ta, director of the Peng Ming-min Foundation. Mr. Peng pressed his case for a democratic Taiwan over the years as a lobbyist, author and academic, both in Taiwan and in ex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young Japanese subject in 1945, near the end of the war, he lost his left arm during an American bombing raid on Japan. Days later, while convalescing at his brother’s home near Nagasaki, he witnessed the atomic bombing of that city by the United States. Mr. Peng returned to Taiwan after Tokyo’s surrender ended its 50-year colonial rule of the island,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taking control. In 1947, he lived through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228 Massacre, in which Chiang’s government executed as many as 28,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elite, effectively killing off a generation of leaders. Mr. Peng’s father narrowly escaped the government roundups in the southern port city of Kaohsiung. Half a century later, in 1996, after the end of four decades of martial law under Chiang’s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or Kuomintang, Mr. Peng was a candidate in Taiwan’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a televised debate before the election, Mr. Peng, dispensing with the customary Mandarin, memorably spoke in the Taiwanese language, which had been suppressed under martial law, as he called on the Kuomintan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harsh treatment of Taiwan. Chiang’s government fled to the island in 1949 after being overthrown by Mao Zedong’s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Mr. Peng lost the election to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Lee Teng-hui. But his candidacy,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once outlawed but now in the majority, was a turning point in Taiwan’s democratic journey, helping to inspire a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to enter politics. “Peng Ming-min showed Taiwanese by example that even though we had been under dictatorship for half a century, democracy was still within our reach,” said Kolas Yotaka, a spokeswoman for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a former legislator. Younger generations still look to his words today, she said, as Taiwan struggles to maintain its sovereignty in the face of a growing threat from China, where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claims Taiwan as Chinese territory. Peng Ming-min was born on Aug. 15, 1923, with the Taiwanese name Phe Beng-bin. He grew up in a doctor’s family in the central Taiwanese town of Dajia, known as Taiko during Japanese rule. He excelled academically. After studying at Tokyo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in 1953 at the McGill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in Montreal. The next year he earned a doctorate in law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nformation about survivors was not immediately available. Mr. Peng’s calls for Taiwanese independence — through the remov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that had dominated the Taiwanese people’s lives since 1945 —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politics of his country of 23 million, said James Lin, a historian of modern Taiwan at the Henry 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Peng’s willingness to call for Taiwanese independence early on, and especially in the 1990s as part of his presidential candidacy, was a noteworthy position in Taiwanese history,” Professor Lin said. “Advocating for independence was then an uncommon position that made him a public target of a large number of Kuomintang supporters and politicians.” The Kuomintang was not always Mr. Peng’s enemy. In the early 1960s he was chairman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as an early contributor to the new field of international air law, he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who appointed him an advise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s deleg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The appointment caused Mr. Peng to lead what he called a “double life” — torn between his loyalty to Taiwan and his duties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claimed to be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both Taiwan and China and imposed a Chinese identity on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1971,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voted to expel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 from the China seat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 seat was then give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in Beijing, setting Taiwan on a path of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By that time Mr. Peng had been blacklisted from returning to Taiwan, after a military court in 1964 convicted him of sedition over his involvement with two of his students in the printing of a manifesto calling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aiwanese democracy. American pressure on Chiang Kai-shek to release Mr. Peng had led to his transfer from an eight-year prison sentence to house arrest in 1965. With help from Amnesty International, he escaped in 1970, fleeing to Sweden.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next stop for Mr. Peng, who took up a professo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Ann Arbor. While there, he wrote what would prove to be an influential autobiography, “A Taste of Freedom” (1972). In 1981, he co-founded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a lobbying group that remains active today. (Formosa is another name historically used for Taiwan.) In November 1992, following the end of 38 years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and the death of Chiang’s son and successor, Chiang Ching-kuo, Mr. Peng returned to Taiwan, where he was welcomed at Chiang Kai-shek International Airport by a crowd of about 1,000. He joine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wo years later, before his failed presidential bid. In the 2000 election, Taiwan chos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candidate Chen Shui-bian as president. He was the country’s first president who was not a member of the Kuomintang. Mr. Chen made Mr. Peng an adviser in acknowledgment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Taiwan’s democratic struggle. Decades earlier, as frosty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began to thaw under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Mr. Peng had urged the worl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cerns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a 1971 opinion essay in The New York Times, he refuted China’s claim on Taiwan while arguing for closer 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The Chinese,” he wrote, “must learn to distinguish ethnic origin and culture from politics and law, and to discard their archaic obsession to claim anyone of Chinese ancestry as legally Chinese, however far removed from China.” He continued: “The real issue is not independence for Formosa but 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people there. And the Formosan people want to live in the most friendly association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ould spare no effort to establish the closest economic, commercial and even political ties with China.” 台灣政治人士彭明敏去世，主張台灣獨立 CHRIS HORTON 2022年4月18日 彭明敏在1995年參加台灣總統競選時發表講話。雖然沒有獲勝，但他成為候選人是台灣民主進程的一個轉折點。 ANDREW WONG/REUTERS 台灣台北——台灣政治人士彭明敏4月8日在台北逝世，享年98歲。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經歷過日本的帝國主義統治和中華民國的殘酷戒嚴令，並在流亡海外20多年，最終成為一名爭取民主和台灣本地人自決權的傑出鬥士。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辦公室主任李俊達證實了彭明敏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去世的消息。 多年來，在台灣以及流亡美國期間，彭明敏以遊說者、作家和學者的身份，一直為建立一個民主的台灣而努力。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他在一次美國對日本的轟炸中失去了左臂，當時他還年輕，而且是日本臣民。幾天後，他在長崎附近哥哥的家中養傷時，目睹了美國對長崎投下的原子彈。 日本在「二戰」中投降後，結束了對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彭明敏從日本回台。1947年，他經歷了後來被稱為「二二八大屠殺」的事件，蔣介石政府處死了多達2.8萬名台灣精英，實際上扼殺了一代領導人。彭明敏的父親在南部港口城市高雄僥倖躲過了政府的圍捕。 半個世紀後的1996年，國民黨解除了對台灣實施了近40年的戒嚴令後，彭明敏在台灣首次舉行的總統直接選舉中成為一名候選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選前的一次電視辯論中，彭明敏摒棄了政治場合常用的國語，而用起了曾在戒嚴令下受到壓制的台語，呼籲國民黨為其對台灣的殘酷統治承擔負責。蔣介石的政府被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推翻後，於1949年逃到台灣。 彭明敏在大選中敗給了時任總統李登輝。彭明敏當時以民進黨候選人的身份參選，那是台灣民主進程的一個轉折點，幫助激勵了一代台灣人從政。曾經非法的民進黨如今是執政的多數派。 「彭明敏用自己的榜樣向台灣人展示，儘管我們曾在獨裁統治下生活了半個世紀，但民主仍可在我們手中實現，」台灣總統蔡英文的發言人、前立法委員谷辣斯·尤達卡說。她表示，在台灣面臨著來自中國的日益增長的威脅、努力維護自己主權的時候，年輕一代如今仍從彭明敏的話中汲取力量。中國執政的共產黨稱台灣是中國領土。 彭明敏出生於1923年8月15日，他名字台語發音的英文拼寫是Phe Beng-bin。他在台灣中部大甲的一個醫生家庭長大，大甲在日據時期曾名為太鼓(Taiko)。 他學業優異。在東京帝國大學和國立台灣大學學習後，於1953年在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吉爾大學法學院獲得了法學碩士學位。次年，他獲得了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目前尚無有關其後人的信息。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從事台灣現代歷史研究的學者林於翔(James Lin)說，彭明敏想通過推翻自1945年以來一直主導台灣人民生活的中華民國政府，來實現台灣獨立，他的這個呼籲曾對有著2300萬人口、他土生土長的台灣政治有重大影響。 「彭明敏很早就願意呼籲台灣獨立，尤其是在上世紀90年代作為自己競選總統活動的一部分，這在台灣歷史上有值得注意的地位，」林於翔說。「在當時，主張獨立是一個不尋常的立場，讓他成為大批國民黨支持者和政界人士的公開攻擊目標。」 國民黨並不總是彭明敏的敵人。20世紀60年代初，他曾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作為國際航空法這個新領域的早期貢獻者，他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蔣介石任命他為中華民國派駐紐約的聯合國代表團的顧問。 這一任命導致彭明敏過上了一段他稱之為「雙重人格的生活」，讓他在對台灣的忠誠與他對中華民國的責任之間左右為難。中華民國曾自稱是台灣和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把中國人的身份強加給台灣人民。 1971年，聯合國大會投票把「蔣介石的代表」在安理會佔據的中國席位上驅逐。這個席位後來被授予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台灣從此走上了在國際上越來越受孤立的道路。 在那時候彭明敏已經被列入黑名單，被禁止返回台灣。1964年，一個軍事法庭判處彭明敏犯有煽動罪，因為他參與了他的兩名學生印製呼籲推翻中華民國政府、建立一個民主台灣宣言的活動。1965年，美國對蔣介石施壓要求釋放彭明敏後，國民黨政府把彭明敏的八年徒刑改為軟禁。1970年，他在國際特赦組織的幫助下逃到了瑞典。 美國是彭明敏的下一站，他在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獲得了教授職位。在那裡，他寫下了後來產生很大影響的自傳《自由的滋味》（1972出版）。1981年，彭明敏與他人一起創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英文名為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福爾摩沙[Formosa]是台灣歷史上用過的名稱 ），這個遊說團體活躍至今。 蔣介石之子、繼任者蔣經國去世後，台灣解除了實施38年的戒嚴令，彭明敏於1992年11月返回台灣，當時有近千人在中正國際機場接機。兩年後，他加入民進黨，後來在台灣總統大選中敗選。 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台灣選民將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選為總統。他是台灣首位非國民黨成員的總統。陳水扁將彭明敏任命為資政，以感謝他為台灣民主鬥爭做出的貢獻。 早在幾十年前，華盛頓與北京的冷淡關係在尼克森政府時期開始解凍時，彭明敏就曾敦促世界關注台灣人民擔心的事情。 1971年，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觀點文章中，他駁斥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同時也給出了北京與台北加強兩岸關係的理由。 他寫道，「中國人必須學會將民族起源和文化與政治和法律區分開來，拋棄他們早已過時的痴迷，把任何有中國血統的人宣稱為法律上的中國人，不管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有多遠。」 他繼續寫道：「真正的問題不是福爾摩沙的獨立，而是當地人民的自決。福爾摩沙人民想與中國人民生活在最友好的關係之下，並將不遺餘力地與中國建立最密切的經濟和商業關係，甚至政治關係。」 https://cn.nytimes.com/obits/20220418/peng-ming-min-dead/zh-hant/

  2021年全球貿易數據出爐，台灣的媒體各自解讀，出現有趣的標題，例如，自由電子報報導：16年最佳，2021年台灣貿易總值排名全球第16。中國時報的標題：台灣2021貿易總額居全球16，四小龍之末！旺報也是相同的標題，特別強調四小龍之末。同一集團的工商時報比較正面，標題：去年貿易總額，躍居全球第16名。公布的貿易數據是透明的，但可以看出媒體解讀的角度。 旺報，中時強調台灣是四小龍之末，是對的！但旺報多加了一個慘字。原由是香港，新加坡扮演轉口貿易的角色，向來貿易額都很大，香港在全球前6名，新加坡在15左右，比香港更厲害的還有荷蘭，去年貿易總額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4，荷蘭是歐洲最大轉口貿易中心，第二大的轉口貿易國家是比利時，全球排名第11。拿四小龍的貿易總額來比，其實台灣一直都是最後一名。 貿易總額的排名有歷史緣由，不一定和國家經濟強弱有關，像印度貿易總額和新加坡差不多，去年的出口和台灣相差不多。英國算是經濟大國，但貿易額排名比領先南韓一名，南韓去年出口6440億美元，已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7大出口國。 台灣在2020年疫情肆虐下，出口成長是世界第一，去年出口4464.5億美元，成長約三成，這已經是很不錯的成績，和新加坡的4574億美元相比，已經在伯仲之間。台灣去年出口從2020的15，到去年退居第16，原因是黑西哥，西班牙，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印度都在這個區間。 以台灣今年首季出口1209.3億美元來估算，今年也許有挑戰5000億美元的實力，從2020年的3452億美元到去年的4464.5億美元，台灣的出口表現已經很不錯，去年的外銷接單6741.3億美元，已經預告今年出口會有好成績。我把台灣的進出口總值過去幾年的數據列出來比一下，台灣並不差，數據的解讀存乎用心！  

  藝人李立群在上海封城時從飢餓的控訴轉折到自己太胖的隱喻，態度轉變實在太大。圖/取自李立群抖音影片   注意李立群這個人，是因為傻瓜相機拍立得廣告，簡單台詞「你傻瓜，我聰明」，讓人印象深刻。上海封城搞出搶糧風暴，才知道李立群已經長住上海，歸化中國了，老而尋根，也非壞事。 上海封城，不只底層受餓，中高層也難安，人民幣突然不管用，像李立群這款明星也叫屈，可見問題很大，尤其是見他在網路舖文，為他人仗義直言「某小區孩子挨餓。」我為他人在老共鐵拳下，還能保持山東鐵漢性格喊讚。 沒料到，網文一出，經過國台辦關心後，李立群一夕間，卻態度轉變，不只主動刪除舊文，還重新登告「封城無法出門，自己也變胖了。」從飢餓的控訴轉折到自己太胖的隱喻，態度轉變實在太大，可見國台辦壓力不小，至於前後兩種表述，何者為真，只有李立群心裡知道，我只能說「你聰明」。 在鐵拳壓迫下，改變初心者，應該也不是只有李立群，說實在，也無需太苛責。   國台辦為了營造台灣人受到祖國最好照顧，肯定會對李立群施壓，擔心上海（人造地獄）訊息傳出去，老共形象掃地，所以，李立群選擇把舊文吞下去，即保護自己，也為中共圓謊，這就是共產黨鐵拳下的聰明人，相較之下，李明哲就是傻瓜了。 入海關時，莫明其妙被老共抓捕，送進湖南赤山監獄關滿五年的李明哲，終於出獄了，通常能夠走出老共監牢者，意志力都比較強，這種人也不擅於演戲，更難被洗腦或催眠，他踏上台灣第一句話「以前的日子是被恐懼包圍，現在則被愛所圍繞。」他理解台灣是自由之地。 圖說：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被抓一週年時，民團發放「言論自由、李明哲無罪」紋身貼紙，讓參與群眾貼在手臂。圖／民報資料庫 李明哲說「希望中國人有一天可以擺脫中共，成為人權受保護國家。」證明監獄無法奪其志，作為NGO工作者，經過牢籠試煉，李明哲的信念沒有被暴政打倒，或許是個傻瓜，卻是值得尊敬的傻瓜，反而是前面那位聰明人自毀形象了。 李明哲說，「還有很多人仍被老共囚禁」，也讓我們一起關心，仍在中共監牢，等待救援的天涯未歸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