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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何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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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跨黨派共識嗎?
美國總統大選未來幾個月將是一場動員負面情緒的腥風血雨。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會試圖恐嚇他們的支持者,讓他們相信除非自己當選,否則美利堅合眾國將會陷於危殆。(法新社檔案照) ◎何瑞恩(Ryan Hass) 美國聯邦眾議員蓋拉格(威斯康辛州共和黨籍)和克利胥納莫提(伊利諾州民主黨籍),二月下旬率領一個跨黨派代表團訪問台灣。在與台灣各界領袖的多場會晤中,這支美國代表團從不錯過任何機會,強調他們在台灣和中國相關議題上,展現跨黨派共識的力量。 蓋拉格和克利胥納莫提是眾議院中國共產黨特別委員會的領袖。他們在執掌該委員會時做出的指示,是希望在對於各類議題嚴重分歧的華盛頓,中國議題可以做為跨黨派合作的最後堡壘。他們在極大程度上遵守了自己的承諾。可是,他們在兌現承諾的過程中,採取的行動宛如在暴風中點燃一根蠟燭。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壯舉,但確實發揮作用了嗎? 美國總統大選 成為幾近平手僵局 這個特別委員會已經提出一長串的跨黨派建議,但其中大部分都不了了之。原因很簡單,這個特別委員會從未被賦予立法的權力。立法的職責仍由國會的常設委員會負責。 在國會對於中國議題的論辯之外,美國內部嚴重撕裂。總統選戰成為幾近平手的僵局。未來幾個月將是一場動員負面情緒的腥風血雨。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會試圖恐嚇他們的支持者,讓他們相信除非自己當選,否則美利堅合眾國將會陷於危殆。 在這些存在主義爭論的背後,民主、共和兩黨之間,正在浮現更深刻的哲學斷層。拜登總統認為,美國是世界上的為善正能量,他試圖召喚美國的良知良能,為那些受到攻擊的人挺身而出,反擊侵略者,在烏克蘭尤其如此。拜登本質上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他將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夥伴,視為力量乘數(force multipliers)和重要資產,而不是負債。 前總統川普則企圖復歸一個不同的時代。正如《紐約時報》政治評論家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所言,川普已經讓共和黨重返一九三○年代的孤立主義窠臼。川普及其支持者提出一種「美國浩劫」(American carnage)的想像,認為這個國家支離破碎、道德淪喪,無法領導世界。他們開出的處方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換句話說,他們認為美國應該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解決自己的問題上,讓其他國家去面對自己的挑戰。 二○二三年,大多數共和黨人首次表示,美國應該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而不是積極參與。這種情緒正在影響共和黨領袖對烏克蘭的態度。共和黨反對支持烏克蘭,並不表示他們熱中於支持台灣。相反地,這是一種信念的延伸,即美國應該專注於處理自身事務。 如何強化對台支持 存在尖銳分歧 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也延伸到中國和台灣議題。在國會跨黨派團結的表象背後,對於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以及是否或如何強化對台灣的支持,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川普自己在擔任總統時,還曾經質疑過美國是否應該保衛台灣。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川普會主張,美國需要將對中國課徵的關稅提高到六十%。在戰術層面上,川普將藉由這種策略圍剿拜登,並將拜登的形象塑造成在對抗中國時表現軟弱和膽怯。即使川普對六十%的關稅缺乏信念,但他的顧問,例如前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相信這些關稅有助於抑制美中貿易失衡。他們認為,這類計畫會加速美國和中國經濟「脫鉤」(decoupling),並在此過程中削弱中國的工業產能。他們的目標是讓製造業和就業機會重新回流到美國。他們受到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精神的引導。他們優先考慮的並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推動價值鏈回流對台灣產生的任何間接影響,也不是他們的主要關切所在。 即使如此,現代國際體系的結構,仍是由美國的積極領導維繫而成的。如果美國被自身陷入衰落的恐懼所吞噬,並且向內退縮,權力真空就會出現。一旦出現這種真空,復仇主義和修正主義大國將窮盡一切力量,尋求填補這些真空。 需要闡明的是,我的主要論點並不是促進對於美國二○二四年大選的任何黨派偏好。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要戳破美國兩大政黨在台灣和中國議題上存在平靜和諧的幻想。這種水乳交融是不存在的。 交好美政壇新秀 對台至關重要 面對這種不確定性,台灣的領導者積極爭取與美國兩黨領袖建立關係是明智的,反之亦然。對台灣領導者來說,與美國下一代領導者建立關係也很重要。無論是拜登還是川普在二○二四年贏得大選,他們都將在二○二八年受到任期的限制。正如當年名不見經傳的阿肯色州年輕州長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台灣應該與美國正在崛起的政壇新秀建立關係,他們將推動這種關係向前發展。 與此同時,台灣將睿智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控管兩岸關係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台北無法控制北京擴大對台施壓的決策,但它可以剝奪北京執意咄咄逼人的正當性。 最後,即將就任的賴清德政府,將承接持續與世界其他主要大國建立關係的機遇。台灣愈是能夠與其他重要國家建立密切關係,就愈不容易受到北京的孤立和恫嚇。 對台灣來說,好消息是它在美國享有廣泛而深厚的跨黨派支持。在川普總統和拜登總統任內,美台關係都有所成長。美國的政治發展並不是導向宿命論的理由。然而,這些政局演變應該足以讓台北對美國政治辯論的不穩定性,進行清晰思考,即使來訪的國會議員持續鼓吹美國在中國和台灣議題上達成跨黨派共識這類令人寬慰的故事。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中國中心主任、辜振甫暨辜嚴倬雲台灣研究講座;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何瑞恩
2024-03-17
台灣是美國的夥伴,不是資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重心一直都是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華盛頓的目標是為兩岸分歧最終獲得解決開闢道路,並堅持任何解決方案都能以和平方式達成,而且能夠反映台灣人民的意見。(美聯社檔案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知名人物在不同時期曾多次主張,台灣是美國的戰略資產,必須設法阻止中國染指。在一九五○年代早期,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將台灣形容為「不沉的航空母艦」(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對美國在太平洋投射軍力的能力至關重要。接著,在整個五○和六○年代,美國領導階層開始將台灣視為戰略負擔,擔心蔣介石會將美國捲入與中國的戰爭。然後,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獨霸全球的時刻,一群新保守派人士敦促美國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現在,類似的主張又再次出現在美國對台政策的辯論中。 美國戰略目標 未必符合台灣利益 美國海軍情報局(ONI)是提出這類主張的最新案例。據報導,ONI在一份未加密的報告中指稱,「一旦中國控制台灣,即使未動用武力,對美國也將是一場災難」。換言之,台灣是一個關鍵節點(critical node),在美國與中國的大國競爭中,必須被留在美國這一邊。 儘管ONI的職責是為決策者提供分析,而非下政策指導棋,但這種推論方式在美國的政策辯論中愈來愈司空見慣。對台灣的某些人來說,美國的這種信念表達,或許聽起來令人寬慰。但即使如此,在懷抱期盼時還是得戒慎以待。在美國的政策辯論中,台灣愈是被視為一種資產,美國決策者試圖將台灣當做工具、以推進美國戰略目標的風險就愈大,儘管那些目標未必符合台灣自身利益。 這不只是學術界的庸人自擾而已。有證據顯示,這種動向已經開始產生影響力。舉例來說,民主黨外交政策圈的明日之星、聯邦眾議員塞斯.摩爾頓(Seth Moulton)最近就表示,如果中國看似即將控制台灣,他對炸毀台灣半導體龍頭台積電(TSMC)持開放態度。他認為,轟炸這家全球最重要的企業,是嚇阻中國的「有趣想法」之一。 美國官員的工作不是決定台灣的未來。台灣人民有權利堅持,台灣應以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以及美國重要夥伴的身分受到尊重,而不僅僅是大國競爭下的一枚棋子。 台美互惠互利 才能維繫健康關係 值得讚揚的是,蔡英文總統和她的執政團隊已經發揮這種主動性,對他們認為違背台灣利益的美國官員言論做出反擊。例如,蔡政府拒絕附和美國聯邦參議員喬許.霍利(Josh Hawley)等人的呼籲,即放棄烏克蘭,集中資源和心力捍衛台灣的安全。蔡政府還反過來公開強力主張,烏克蘭獲勝對台灣的安全十分重要。 在蔡總統四月間出訪過境美國期間,安排與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及一群跨黨派議員,舉行一場卓有成效的會談。這場會議促使麥卡錫議長延後訪問台灣的計畫,從而避免重演去年八月時任眾院議長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所造成的兩岸局勢升溫。 蔡政府也遊說拜登政府,停止聲稱美國依賴台灣供應半導體晶片是「不安全也難以為繼的」。在台灣私下勸阻美國重要官員後,這類言論已經大幅降溫。 這種互惠互利才是彼此尊重的兩國政府理應維繫的健康關係。即使雙方都追求自身利益,也應該在了解對方優先要務和疑慮的前提下發表言論及採取行動。 台灣能對美國做出最有價值的貢獻,就是成為最好的自己。台灣經濟愈繁榮、民主制度愈健全,對美國就愈有利。台灣的領導者愈是願意在北京不預設條件下,透過直接對話與北京領導階層化解分歧,對美國就愈有利。 視為資產思維 恐讓台灣走向衝突 對華盛頓而言,當務之急是確保台灣國富民強、堅韌不拔,並且對自身的未來滿懷信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重心一直都是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華盛頓的目標是為兩岸分歧最終獲得解決開闢道路,並堅持任何解決方案都能以和平方式達成,而且能夠反映台灣人民的意見。 將台灣視為戰略資產,與前述目標並不相符。這麼做會讓兩岸歧見最終以台灣能夠接受的條件獲得解決的管道被封閉,而非保持開放。將台灣定位成美中兩國你爭我奪的獎品,這種思維反而會讓台灣淪為衝突的催化劑。這就是主張將台灣視為戰略資產的人,在美國政策辯論中總是落居下風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們始終不肯放棄這麼做的原因。 (作者何瑞恩Ryan Hass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辜振甫暨辜嚴倬雲台灣研究講座、麥可.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座;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
何瑞恩
2023-07-23
美中競爭是否已過臨界點?
儘管美中關係的風險確實有增無減,但現在就斷定美中關係已接近或處於無法回頭的臨界點,卻還言之過早。(路透檔案照) ◎何瑞恩(Ryan Hass) 美國、中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決策者和分析家,似乎都對美中關係的走向愈來愈悲觀。這種鬱結的情緒可從近期的事件中窺知一二。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十一月在印尼峇里島的會面中達成協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將前往北京,尋求提升美中關係穩定度和可預測性的措施。不過,隨著一顆中國間諜氣球在布林肯出發前夕入侵美國領空,他的中國行已付諸東流。 從雙邊關係控管 轉向強化自我實力 在此之後,華盛頓和北京當局的目光,都從雙邊關係的控管轉向自我實力的強化,準備與對方長期競爭。例如,拜登總統稱許「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取得的進展,將此視為制衡中國企圖主宰印度-太平洋地區的關鍵一步。美國也聯合夥伴嚴加管制中國取得尖端、軍民兩用技術的管道,並與菲律賓成功協調開放更多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韓國和日本關係解凍,也重塑區域戰略前景,對美國更加有利。至於在美國國內,國會成員同樣變得更專注於反制中國,並努力讓美國社會大眾了解情勢變化。 與此同時,習近平將中國國內困境歸咎於美國,抱怨華盛頓及其夥伴正合力遏制、圍堵及打壓中國。中國新任外交部長秦剛隨後也在一場記者會上火力全開,警告美國若想避免和中國衝突,就須調整其策略。 在準備和美國一較高下方面,北京當局言行一致。習主席近日前往莫斯科鞏固和普廷的團結關係,以共同對抗西方國家為首的全球秩序。北京也試圖在美國和歐洲之間搬弄是非,包括利用接下來法國、西班牙、義大利領袖訪中的機會,慫恿這些國家追求歐洲的戰略自主。 中國也奮力向南方世界(Global South)展現自己是不同於美國「霸權主義」(hegemonism)的和平力量,同時也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引擎,以及一個會尊重各國治理方式及發展路線的領袖大國。在中國成功斡旋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達成和平協議後,這套論述似乎更為鏗鏘有力。 換言之,愈來愈多證據顯示,美國和中國都對經營彼此關係意興闌珊,反而偏重鍛鍊自己與對方競爭的手腕。隨著這些趨勢更為明確,各界對美中關係進程是否已經達到「死亡交叉」(cross the abyss)的疑問也與日俱增。對某些人而言,美中關係死亡交叉意味美國和中國正步入新冷戰;而在其他人看來,這也代表軍事對抗或衝突的風險節節攀升。 儘管美中關係的風險確實有增無減,但現在就斷定美中關係已接近或處於無法回頭的臨界點,卻還言之過早。現階段,我們有很多理由不妄下斷語。 首先,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美國和中國並未各自領導一個與對方明爭暗鬥的體系,兩國反而是在單一體系內環環相扣,而且互賴甚深。因此,儘管華盛頓為了追求更具韌性的供應鏈,努力推動「友岸外包」(friend-shore), 北京同樣也在提倡「自給自足」,降低在重要產品進口上依賴西方,但兩國政府都沒有認真討論進行全面性的經濟脫鉤(economic decoupling)。 拜、習都認為 現在不是攤牌適當時機 其次,拜登和習近平似乎都認為,現在不是兩大強權攤牌的適當時機。兩人都期待,自己的國家未來將會取得更能承受對抗及潛在衝突的有利地位。這種想法促使他們在管控兩國競爭時,會採取能夠降低衝突風險的措施。 第三,雖然美中兩國民眾對彼此的敵意顯而易見,但並未出現渴求上戰場解決紛爭的強烈民意。華盛頓和北京的領導階層也仍嚴肅看待兩國一旦衝突,追求國家發展的雄心壯志將付之一炬的事實。 這些因素形塑了美中兩國的相處模式,而且從拜登總統上任以來便昭然若揭。第一種模式是兩國關係每況愈下,但偶爾會因為領袖層級的會面帶來短暫止跌,而出現關係回升的現象。第二種模式則是當兩國關係出現擦槍走火的風險時,拜登和習近平主動介入降溫。在過去兩年裡,兩位領袖都發揮了洩壓閥的功能,緩和兩國緊張對峙。 兩種相處模式 美總統大選前不會改變 在我看來,這兩種模式至少到二○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前都不會改變。對台灣來說,這代表美國對中國及台海兩岸關係的立場,可能會有很大的延續性。華盛頓將樂意推進美台貿易關係,並提升台灣的嚇阻能力,但會以符合其長期政策,且能夠取得最多成果、但帶來最少挑釁的方式進行。北京則會將注意力放在台灣二○二四年總統大選上,思索他們能夠扮演何種角色。 因此,雖然美中緊張態勢顯然正在升高,雙方並非完全不可能爆發衝突,但我還是認為,不需要被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預言所左右。天空並沒有塌下來,核武強權也不是即將開戰。即使如此,大國之間愈發激烈的競爭,畢竟還是台灣感同身受的陰影。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辜振甫暨辜嚴倬雲台灣研究講座、麥可.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座。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
何瑞恩
2023-04-02
美國進一步聚焦亞洲,為強化美台關係開啟機遇
美國外交政策的這個轉型時期,為美國和台灣加強互利協調提供了全新的前景。(取自蔡英文推特) ◎何瑞恩(Ryan Hass) 當美國為了報復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事件而進軍阿富汗時,這個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無與倫比。當時,蘇聯解體已經是十年前的往事。在美國眼前,沒有一個足以匹敵的戰略競爭對手。在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地區,美國的實力都傲視群倫。 美國治世時代 拜登承認結束 然而,在揮軍阿富汗的二十年後,全球戰略環境已經發生重大轉變。不論是在外交、軍事、科技或經濟領域,中國都已經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在解釋美國為何要從阿富汗撤軍的時候,拜登總統和他的顧問群強調,美國必須將力量集中在對美國人民的安全和繁榮最重要的地方。他們已經承認,儘管是含蓄地承認,「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或者是美國在世界上各個角落都掌握優勢力量的時代已經結束。 美國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一個政治和經濟利益遍佈全球,而且有能力在每個地區投射力量的國家。儘管中國迅速崛起,卻仍與這種境界相去甚遠。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最具活力的社會。不過,美國改造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其他地方的能力有限,顯得左支右絀。 這個教訓可能會將美國的外交政策推向一個轉型階段。美國可能會將資源集中在應對中國對美國領導地位構成的決定性挑戰上,而不是同時在世界各地追求主導權。亞洲將成為美國戰略焦點的核心所在。為了在與中國的競爭中保持優勢,華盛頓將相對更加重視國內重建,並與合作夥伴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美國人民可能仍將對使用軍事力量有所保留,尤其是在關鍵的國家利益並未受到威脅的情況下。 對於改變他國內政事務的能力有限,美國將抱持堅定的現實主義,另一方面也將繼續秉持支持人權、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崇高訴求。對維護普世價值的呼籲,將主導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外交作為,因為當地的拙劣治理被視為促使大批民眾爭相移民美國的推力。美國領導者將繼續堅持共同的價值觀,做為凝聚跨大西洋兩岸的泉源。雖然美國永遠不會忽視或放棄中東,但中東在美國戰略重點中的分量將愈來愈小。同樣地,美國對非洲的關注也將持續下降。 21世紀領導權 美中兩國競爭 這些轉變將使美國調整部署,專注於對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安全與繁榮至關緊要的地區,也就是亞洲。亞洲地區在全球經濟成長中佔有近六十%的比重,美國對亞洲出口創造的就業機會,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還多。亞洲也是美國五個條約盟國和台灣等重要安全夥伴的所在地。亞洲還面臨著擁有核子武器的北韓和中國崛起的潛在威脅。 正如新加坡學者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所觀察到的,二十一世紀的美中競爭,可能不會像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時期爭奪霸權的對抗。冷戰年代的美蘇爭霸,促使兩個鮮少互動的不同體系,在一場全面性的鬥爭中競逐主宰地位。相較之下,美國和中國同處於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彼此深切融合。美中兩國競爭的是現有的體系將由誰來領導。 二十一世紀領導權的爭奪戰,將取決於對最純粹力量(raw power)的估算。華盛頓及其合作夥伴將需要加強軍事實力,以維持遏制北京透過軍事手段追求政治目標的能力,台灣的情況尤其如此。美國及其主要夥伴擁有能幹的有為政府,而且共享一致的安全目標,這些條件將足以讓應對這些挑戰變得較不費力。 不過,美國在未來數十年裡的地位,最終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科技的進展,而不是戰場上的殺戮。考慮到兩個擁有核武的國家爆發衝突所造成的大規模破壞,我們不敢想像到底是美國還是中國,會在一場正面對決的軍事衝突中戰勝對方。 在二十一世紀,國家的表現將是在國際體系中贏得威望的真正來源。對其的認知,將取決於哪些國家能夠最好地發揮人民的才能、推動創新,為全球挑戰提供解決方案。科技和人力資源將成為國家實力的指標。 美台深化合作 創造戰略紅利 美國和台灣能夠也應該在這些關鍵領域相互支持。深化教育交流,加強技術創新合作,彼此促進關鍵技術的研發投資,強化提升供應鏈安全建設,將為雙方帶來戰略紅利。還有,攜手合作加速綠色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也將創造出相同效益。美國和台灣還可以共同努力,推廣改善民主韌性的最佳做法,反制外部干預民主治理的企圖。 美國外交政策的這個轉型時期,為美國和台灣加強互利協調提供了全新的前景。雙方都應該睿智地把握這樣的機遇。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辜振甫暨辜嚴倬雲台灣研究講座、麥可.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座;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何瑞恩
2021-09-05
台灣需要的是自信,不是警訊
台灣經濟在疫情之下持續暢旺,且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也獲得更廣泛的重視。圖為去年美國國務院次卿柯拉克(左)來台訪問,與總統蔡英文(中)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右)合影。(資料照,總統府提供) 最近幾個月來,有關台灣命運的末日預言層出不窮,令人眼花撩亂。前美國官員一直預測中國將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歷史學家和大戰略家將台灣的緊張情勢,比擬為當年的蘇伊士運河、敦克爾克(Dunkirk)、古巴或科威特。一本知名雜誌甚至將台灣描述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台灣防疫沉著 遠遠領先世界 與此同時,COVID-19(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後,台灣恢復正常生活的速度,遠遠超越世界上幾乎其他任何地方。台灣的領導者,尤其是蔡英文總統,始終保持冷靜沉著。台灣的經濟持續暢旺。而且,台灣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也獲得更廣泛的重視;最近全球半導體短缺告急,讓世界各國的領導者深刻意識到,台灣及其企業在推動全球經濟向前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台灣的現實生活與許多不在台灣的人的焦慮感形成強烈對比,為何會出現這種奇怪的落差?這種恐慌多半必須歸咎於北京當局在追求其野心時,展現躁進的咄咄逼人姿態。中國在台灣周邊的武力恫嚇愈來愈囂張。北京當局還踐踏香港的自治權,在中印邊境逞強鬥狠,升高在南海的軍事和民兵侵擾,而且持續擴大投資可用於攻打台灣的軍事投射能力。 某些西方分析家擔心,台灣民眾對中國持續擴張的軍事力量不夠警覺。他們認為,一般民眾若對台灣面臨的威脅有更深刻的體認,或許可以為增加防禦能力的投資打造更堅強的政治後盾。然而,這些論點往往忽略一個事實,即儘管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過去二十年裡變得更為強大,台灣的國防開支在政府總預算中所佔的比例,卻始終維持不變。換句話說,如果僅止於口頭警告,不太可能促動台灣增加國防開支。 許多歷史學家和大戰略家都習慣尋找歷史上的類似案例,來解釋台灣當前的困境。這會導致扭曲的歷史類比。與此同時,大思想家們也經常只是將台灣當成強權對抗的客體,未能正視其二三○○萬人民的意見,才是決定台灣未來的關鍵因素。 強調台灣弱點 是在幫助北京 不過,這些見解上的差異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已。那些強調台灣的弱點而不提供建設性補救措施的人,正在幫助北京削弱台灣人民對其未來前景的心理建設。他們也提高了台灣的風險係數,可能減損台灣吸引外資和人才的能力。北京當然樂見台灣感到孤立且不堪一擊。北京企圖灌輸一種認知,即台灣在世界舞台上獲得安全、繁榮和尊嚴的唯一途徑,是與中國大陸統一,或者至少必須採取行動,拉近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幸好蔡英文總統和拜登總統對這些動因了然於胸。兩位領袖處理兩岸議題已經累積數十年的豐富經驗。他們對當前情勢有各自的判斷。雙方都對彼此的意圖深具信心。他們都不會為北京提供可以訴諸武力的藉口。在應對北京的惡行所帶來的挑戰時,兩人都將謹守分寸、深思熟慮,而且彼此協調。 日本首相菅義偉上個月訪問白宮時,與拜登總統共同發出明確訊號,表明美日兩國對維護台灣海峽穩定的重視。他們的聯合聲明強調台海兩岸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這是自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以來,台灣首次出現在美日領袖聯合聲明之中。 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經濟體對於台灣的重要性建立共識,有助於破解任何企圖孤立台灣的詭計。 雖然美國高層官員強調,美國並未尋求與中國進行「新冷戰」(new Cold War),或有意與中國正面衝突,但美國近幾個月來仍在台灣周邊維持穩定的軍事存在。這種姿態反映出美國在極力克制與北京直接對立的同時,仍決心維持亞洲地區的自由開放,確保其對夥伴和盟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 儘管這些努力並沒有解決台灣的問題,卻為台灣的領導者提供了強化自身立場的空間。正如我在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同事卜睿哲(Richard Bush)在其重量級新書「艱難的選擇: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的追求」(Difficult Choices: Taiwan’s Quest for Security and the Good Life,暫譯)中所指出的,台灣必須設法克服若干重大障礙。這些措施包括編列更多政府預算以滿足社會與安全需求、能源改革、司法轉型、強化經濟競爭力,以及加強政治團結以應對來自北京的壓力等。 台灣加強實力 也能貢獻國際 台灣還可以對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做出貢獻,從綠能科技到打擊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防範大流行傳染病到婦女賦權(empowerment)等等。台灣在加強自身實力和解決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方面愈成功,它就愈不容易受到中國的脅迫。畢竟,台灣人民對自己的未來掌握主動權。而台灣的經驗未來可以成為值得歷史學家探討的案例。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何瑞恩
2021-05-16
我們熟悉的世界將一去不返
台灣令人欽羨地挺過COVID-19的第一波大流行,表現超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台灣的治理體系在面對危機時依然穩健,應對疫情的能力和效率贏得國際社會一致讚譽。圖為本月十四日慶祝台灣武漢肺炎零確診,圓山飯店牌樓燈光打出「ZERO」。(記者王藝菘攝) ◎何瑞恩(Ryan Hass) 台灣令人欽羨地挺過COVID-19的第一波大流行,表現超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台灣的治理體系在面對危機時依然穩健,應對疫情的能力和效率贏得國際社會一致讚譽。而且,透過向美國和其他國家捐贈醫療器材,台灣人民的慷慨大度也博得舉世好評。 民主與威權體制優劣公投 遺憾的是,其他國家的境況不比台灣。感染這種冠狀病毒的確診和死亡病例持續暴增,已經讓世界各國不堪重負。正如全球思想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國際政治評論員兼主播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注意到的,我們可能「正處於一系列連鎖危機的初始階段」。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將導致全球經濟衰退,進而引發國家違約,使其應對社會福利需求上升的能力捉襟見肘,諸如此類的負面效應將環環相扣、層出不窮。換句話說,武漢肺炎大流行將改變我們所熟知的世界。 最近幾週,許多分析家紛紛站出來,針對COVID-19疫情之後的世界會變成何種樣貌,發表自己的看法。對某些人來說,此刻將是判定民主與威權體制孰優孰劣的公民投票。有人警告,中國可能會利用當前美國國內陷入動盪的大好機會,削弱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也有人認為,這次大流行將為中國的國際聲譽留下永遠洗刷不掉的污點。 以史為鑑,從危機的迷霧中預測未來,往往不會有太大的前瞻性或解釋性價值。我認為,這個歷史教訓對於當前的危機也同樣適用。 我們都應該謙卑地面對這場危機的後果。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對這場危機已經開始揭露的一些重大問題視而不見。就像一九三○和四○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及世界大戰一樣,這個時期最終也可能成為一個智識泉湧、百家爭鳴的時代,基於應對疫情大流行的迫切需求,催生出關於改革和復興的大膽創見。 我的祖父母在美國經歷過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這段經歷讓他們養成節儉的習慣。而對於在COVID-19肆虐期間成長的一代,這段經歷會對他們產生何種持久性的影響?是否會讓他們在與陌生人相處時變得提心吊膽?是否會改變包括娛樂、旅遊和體育活動在內的消費模式? 台灣經濟恐有重大影響 在總體經濟層面,COVID-19是否會加強各國對於國家級產業動員(籌組國家隊)的重視?若是如此,我們可能很快就會開始看到,相對於串聯跨境價值鏈所獲得的效率,我們將會更加強調彈性和自給自足。由於台灣是複雜全球價值鏈中間產品的供應者,這種轉變可能會對台灣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在全球層面,多邊機構是否能夠應對全球面臨的挑戰?初步結果似乎並不樂觀。聯合國一直積極鼓吹集體行動,但成效不彰。全球經濟持續下探,目前也看不到止跌回升的安全網。人們有理由擔心,一個弱化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否有能力擊退保護主義勢力的進攻。而且,世界衛生組織(WHO)會確保台灣二三○○萬人民能夠及時獲得疫情相關資訊的希望,也愈來愈渺茫。倘若這些機構此刻被證明毫無價值,又將如何反制要求「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呼聲? 而在社會層面,那些在危機期間進一步干預人民生活的政府,是否會退回到大流行前自我設定的偵防和監控水準?或者,這些政府會藉由公共安全的名義,使追蹤人民行動、監測人民健康成為一種新常態? 疫情導致兩岸緊張情勢加劇 這場危機也將為台灣帶來新的問題。疫情可能導致兩岸緊張情勢加劇。中國政府對台灣起初決定暫停醫療用品出口,以及公開將COVID-19稱為「武漢肺炎」的做法感到不滿。對於中國在危機期間處理兩岸關係的手法,台灣政府領袖也不乏怨言,其中最主要的是,北京當局以在世界衛生組織縱橫捭闔的外交績效為優先,將台灣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棄之不顧。 在美國,由於中國在病毒感染爆發之初隱匿疫情,怒火正持續高漲。這種憤怒情緒已開始透過呼籲美國對台灣展現更明確的支持來表達,包括做為讓中國付出代價的手段之一。 換句話說,這場危機揭露了一系列有關未來的新挑戰和新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目前還不得而知。然而,我們不能因為無法回答這些問題,而不去思考哪些型態的結果更為可取,我們現在又可以採取哪些行動,以便日後達成這類結果。此刻的我們正處於歷史的關鍵時刻。現在和今後幾個月所做的決定,都將對未來產生長遠的影響。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何瑞恩
2020-04-19
對台灣的未來毋須過慮
過於焦慮將產生對台灣未來無能為力的挫敗感,進而對社會造成傷害。結果促使年輕一代轉往海外尋求機會,而非在國內投資自身的未來。
何瑞恩
2019-06-30
《星期專論》適應更複雜的戰略環境
◎何瑞恩(Ryan Hass) 在眾多因素匯聚下,台灣的戰略定位正承受新的壓力。 首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權力鞏固後,其對台立場可能軟化的渺茫希望,似已被他親手粉碎。上月廿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習近平的演說訴諸中國傳統,強調將與敵人「血戰到底」,並再次對台灣發出警告,聲稱中國每一寸領土絕對不容分割。事實上,在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被廢除、集體領導的理念被削弱後,中國在政策上的激烈轉變,已愈來愈無法受到監督。 北京下定決心 要將台灣拉向中國 其次,北京當局也愈來愈積極地表露其對維持台海現狀的不滿,下定決心要將台灣拉向中國。中國領導階層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包括在台灣周邊升高軍事壓力,限縮台灣的國際空間,以及企圖迫使台灣與中國經濟整合,而非漸行漸遠。不論是上述作為,還是北京堅決不願在互相妥協下與蔡英文總統對話,都讓北京當局愈來愈不討台灣人的喜歡。 第三點,台灣出口導向的經濟體制,可能進一步受到外部因素壓迫。即便北京當局積極拉攏台灣的頂尖人才,藉此加快兩岸經濟融合,卻仍可能試圖阻礙台灣參與區域自由貿易集團。再者,隨著美國和中國貿易衝突升高,台灣也可能受到波及,因為兩岸的產業價值鏈環環相扣。 第四點,對於川普政府與台灣愈走愈近,北京過度反應的風險也在升高。北京方面有不少人質疑,川普正試圖打「台灣牌」,以獲取更多談判籌碼。按照這個邏輯,川普針對美中貿易失衡祭出「三○一條款」、簽署「台灣旅行法」,允許美國高層官員訪台,以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內湖新館即將盛大啟用等事件,都在同一個時期發生,就是為了逼迫北京在貿易,以及川普最重視的北韓問題上讓步,以換取美方在對台政策上有所收斂。由於北京方面幾乎沒有人認為,這一連串事件純屬巧合,再加上波頓(John Bolton)即將接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龐皮歐(Mike Pompeo)被任命為國務卿, 兩人挺台言之鑿鑿,北京當局的焦慮自然有增無減。 美台關係強化 中方擴大施壓理由 在此情況下,北京可能斷定,其對台政策只要稍有動搖,川普就會食髓知味,繼續打「台灣牌」脅迫北京退讓。北京也擔心,在台灣問題上與華府討價還價的先例一開,將導致其他國家群起仿效。屆時,各國「親近台灣以掣肘中國」的企圖,將使北京應接不暇。 北京也可能將美國強化與台灣關係的明顯舉措,當作其擴大施壓台灣的理由。北京或許認為此舉可達成多項目的:一是讓華府因為無法保護台灣免於中國施壓而出糗;二是將美中關係的焦點,從美國的優先利益轉向中國對台灣問題的敏感性;三是威懾其他國家,使其不敢與台灣拉近關係;四是挑起台灣內部的無助與孤立感,企圖誘導台灣人更嚴格地自我審查,不要做出會升高兩岸緊張的行為。 最後一點,台灣必須對「川普因素」有所掌握。從川普對待其他盟邦和夥伴的方式可看出,川普認為美國在提供安全防衛上,承擔了不成比例的責任。他認定盟邦理應給予美國回饋,方法可以是向美國購買武器、擬定對美國更優惠的貿易協定,或兩者並行。一旦兩岸緊張關係進一步惡化、北京愈發將台灣問題置於美中關係的核心,白宮就愈可能要求台灣針對分擔美國的負擔做出回應。倘若如此,台灣相對較低的國防預算佔比,以及台灣對特定美國產品所做的限制等,就會被美方進一步檢視。 當前新局勢 蔡政府須設法適應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台灣正步入益發複雜的戰略環境,雖然這幾乎不是台灣自己造成的。蔡英文總統必須在內部政治需求,以及與北京和華府的關係等三者間取得平衡點。維持兩岸現狀、拒絕向中國壓力低頭固然重要,但可能仍不足以應對這些與日俱增的挑戰。 蔡英文政府必須設法適應當前的新局勢,才能持續帶領台灣邁向更繁榮、更安全,在國際舞台上受人尊重。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
何瑞恩
2018-04-08
《星期專論》以長遠眼光看待美台關係
◎何瑞恩(Ryan Hass) 美國總統川普去年十一月造訪中國前夕,台灣有些人擔心,美國會為了在北韓問題上與中國達成「大交易」(grand bargain)而犧牲台灣的利益。所幸,這些憂慮並未成真。然而,由於川普總統以非傳統手法處理外交事務,而且他在二○一六年十二月接聽台灣總統蔡英文祝賀他當選的電話後,對台灣議題的立場偶爾會前後矛盾,這類美國可能犧牲台灣的疑慮很難完全摒除。 美國總統川普去年十一月造訪中國前夕,台灣有些人擔心,美國會為了在北韓問題上與中國達成「大交易」(grand bargain)而犧牲台灣的利益。所幸,這些憂慮並未成真。。 (法新社資料照) 何瑞恩(Ryan Hass) 美台表明共享目標時機到了 對華府與台北的資深官員來說,基於對川普是否堅定支持台灣,以及北京當局不斷加強施壓台灣的焦慮,此刻正是雙方致力於確認並表明美台關係共享一個積極目標的適當時機,亦即一套能夠穩固並指引雙方關係發展的原則與優先順序。而美國在台協會新館即將揭幕,或許即可做為美台雙方闡明這類共同願景的平台。 首先,簡短回顧最近的幾個事件: 在去年十一月的「超國是訪問」後,川普政府驟然改變對中國的態度。從白宮的「國家安全戰略」開始,一直到國防部與美國貿易代表署的報告,川普政府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誓言將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來反制中國的問題行為。做為這類行動的一環,川普表明,他打算採取激烈的片面貿易行動,迫使中國改變其國家主義經濟模式(statist economic model),創造更公平與均衡的雙邊貿易關係。 約莫同一時間,美國國會的友台議員推動提升美台關係的立法,包括支持美國軍艦例行性停靠台灣港口,以及鼓勵美台所有層級官員互訪等。這些措施大抵僅具象徵意義,授權並鼓勵總統去做他本來就有權去做的事。 與華府並肩面對當前挑戰 另一方面,如何最妥適地因應北韓核武與飛彈計畫的辯論,仍持續主導華府政壇,包括美國是否應對北韓發動先發制人或預防性軍事攻擊的熱烈議論。由於平壤當局堅持研發核武與彈道飛彈,川普警告,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時間即將耗罄」。 在美國忙於應對朝鮮半島軍事衝突的真實風險,以及美中貿易摩擦加劇之際,目前並非台灣推動具有象徵性的倡議,以重塑美台關係的好時機。任何相關的遊說行動,都可能被解讀為台灣對華府面臨的重大壓力置若罔聞。 台灣現在應將焦點放在展現與美國步伐一致,與華府並肩面對當前最迫切的挑戰:解除北韓核武威脅,以及促進更公平與均衡的貿易。此舉將可實質強化美台關係,進而擴大美國對台灣積極強化經濟競爭力的支持。 台灣應積極展現助力角色 事實上,台灣已採取令人激賞的行動,切斷與北韓的貿易與金融關係。可以考慮進一步凸顯台灣商船船隊與金融部門遵守所有聯合國相關制裁的努力,以及阻止北韓違反制裁的成功事例。台灣也可以提供技術性支援與訓練,協助其外交友邦落實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 貿易方面,台灣同樣可以主動出擊,展現其做為助力、而非阻力的角色。可行的作法包括:宣布支持技術轉移不應做為市場准入條件的原則、設法凸顯台灣已將保護智慧財產列為優先要務,以及主動為外商公司改善市場准入條件,做為推動與美國展開投資協議談判的一環。 合作要可長可久須互利互惠 在更廣泛的層面,合作若要可長可久,就必須互利互惠。秉持這項原則,雙方才可能攜手界定出合作的最大成效。例如,雙方可以將(一)可促進美台共同利益(二)對美台關係的實質(而非空洞的象徵)價值有利,以及(三)不要在主權議題的歧異上作文章等相關倡議,列為優先要務。在貿易、投資、教育、能源、安全與科技等領域,都可能有許多符合這些條件的計畫。 這類努力能讓美台關係創造活力,進而導向蔡英文總統的施政優先:培育一個繁榮、朝氣蓬勃、富有創新精神的經濟與社會。長遠來看,以強化台灣吸引力與競爭力為核心的美台合作,將可產生源源不絕的可觀紅利。美台雙方應該將注意力定焦於此。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張沛元譯)
何瑞恩
2018-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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