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不斷升高的威脅，美國積極協助台灣構築防衛能力，遏阻對方可能的冒險行動，台灣卻出現懷疑美國的聲量，宣稱美國把台灣當棋子，以台灣為戰場，與美國合作會導致台灣流血犧牲。這是離奇的說法。所有關於台海可能發生戰爭的討論，所有的軍事推演和規劃，都只有一個前提：中國侵略台灣。這事不發生，就是和平的狀態，但中國不但威嚇動武，而且持續製造戰機逼臨的險境。 我們和民主國家的盟友之所以必須加強軍備，透過實力保護和平，無法依靠正規的外交手段，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喜怒無常，變幻莫測，視協議為無物的極權政治組織。這是普世的認知。就在前幾天（1月11日），德國總理蕭茲所屬的社會民主黨共同領袖克林拜耳（Lars Klingbeil）受訪時說：「我們必須了解，中國跨過邊界的時刻可能會在明天、後天或十年之後到來。如果中國攻擊台灣⋯⋯。」德國是歐洲大國中最想對中國表達「善意」的，即使是他們的政治領袖也明白，台海如果有事故，就是中國攻擊台灣，而且時間不定，我們的人好像還故作不知，令人稱奇。 中國共產黨精於計算、翻臉不認人的性格很早就顯現，至今沒有任何改變。殷海光1945年就說，跟共產黨訂條約就如同燒紙錢，只是做做樣子，等到它的力量成長到能達成它的目標，條約自然作廢。*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方承諾除了外交國防事務，1997之後，香港50年一切不變，聲明並且在聯合國祕書處登記，但它現在說這只是歷史文件，沒有現實意義。有這些劣跡斑斑的紀錄，在台海關係上，中共還冀望他們的話術能打動人心，依恃的是人們的健忘、缺乏認識以及大中國民族主義情緒。 如果台灣出現的疑美論佔上風，人們真的覺得美國要把台灣推上戰場，作用是什麼呢？只能是弱化台灣與美國的軍事連結，傷害台灣的防衛，最終走向敗亡。如果要走所謂「統一」或投降的路，為什麼不明講而要拿美國出來亂舞呢？——到底，這是七十年來保護我們，價值與我們相近的國家。這應該和認知戰的特性有關：不但提供假消息，而且製造認知混亂，讓人們迷失方向，在自我懷疑的狀態下接受敵人的說辭，交出自己的利益。想想看：一個群體在攻擊對方之前，什麼是最好的認知戰成果？不就是把對方都變成和平主義者嗎？台灣人要反制認知戰，就是要讓自己成為愛國主義者。 疑美論出現的另一項因素是，「敵視美國」本來就是大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成分。余英時在1996年的兩篇文章特別闡述這一點。〈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指出，中國現在的民族主義和二十世紀前中期的民族主義性質已有根本的不同，「它已從自衛轉變為攻擊：它的攻擊對象主要便是美國，因為美國今天已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唯一象徵。」中國自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從俾倪四方的天朝大國地位淪為列強勢力競逐的場所，剝奪感之深，不是其他亞非諸國所可相比，中國民族主義充滿對帝國主義怨懟報復的情緒，**而為中共所特別著重煽動和操弄。余先生另一文〈海峽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讀〉這樣說： 「中共所操縱的民族主義訴求並不止於『譴責』在台灣的中國人『分裂中國』；它還更進一步把所謂『分裂活動』和『外國勢力的干涉』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更是中國〔在下棋時〕後著中最陰狠的一步棋。」 中共這樣做，最能激動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對台灣如此，對香港更一直如此。 台灣同樣存在大中國民族主義，其中也有反美、憎美的元素，只是比較隱晦，近時終於明白暴露。余先生在1996年已特別提醒：「今天民主在台灣開始全面落實，台灣似乎還沒有人公開表示異議。其實民族主義者（包括相信『依賴理論』的新左派）暗中厭憎這種美國式民主的未嘗不是沒有人在。他們很可能同意中共指責『台灣搞假民主』，不過迫於形勢，一時不便見諸文字而已。」（〈海峽危機今昔談〉）事隔四分之一個世紀，很清楚看到，余先生的推測完全正確，疑美、憎美、厭憎民主是三位一體的。 不過要指出，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憎美不完全是憎恨，還夾雜著羨慕和攀附，余先生根據社會學家Liah Greefeld的論述，稱此為「羨憎交織」（ressentiment）。這個說法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有這麼多中國民族主義者移民美國，成為美國公民，居住在本國的，子女也常就讀美國學校或國際學校。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疑美論有其兩面性和虛偽性，疑美論是大陷阱，大家必須多想想！ *殷海光原文：「與共產黨訂條約，等於鄉下人化冥紙，條約底有效時間，恒等於其勢力尚未成長之時間，『過期作廢』。」《光明前之黑暗》，臺大出版中心版，頁62。 ** 除了對帝國主義的怨恨，中國民族主義也繼續帶有對周邊國家的輕蔑和歧視。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在1月5日結束了。個人這次受到許多同仁的鼓勵，參加遴選，過程當中，又獲得很多溫暖的協助和支持，非常榮幸，在這裡要表達最深的謝意！ 這次參加遴選，是我個人很好的學習和成長機會，受益甚深。但非常遺憾，在遴選委員會投票前幾天，遭到特定媒體的突襲，為了避免向壁虛造的無稽之談繼續流傳，近日思之再三，決定稍作公開澄清。 謠言有三個要點。第一，我是中央研究院李遠哲前院長的人馬，他為了幫我，在校務會議代表投票時強勢運作棄保，讓我快速通過推薦門檻。第二，親李人士或李系幫我操盤，對投票進行沙盤推演。第三，我是中研院派的代表，強壓臺大幫。 關於第一點，李院長現在已八十一歲，退休多年，也沒在臺大服務過，認得的臺大校務會議代表恐怕沒幾位，如何運作？臺大有11個學院，校務會議代表主要由票選出的系所主管和教師、行政人員、學生代表所組成，如何能任人運作？有誰聽過棄保的聲音？聽了有誰照做？至於第二點，大概是怕李院長運作之說看起來太虛假，弄出了代理人操盤的情節。這就奇怪了，如果有人操盤，為什麼我這個被操盤的人全無所知，全無所覺？在這裡要向朋友們報告，我這次參加遴選，得到不少同仁的協助，對於遴選過程的每一步都兢兢業業準備，盡量提出好而可行的想法，也多方向人請教，並沒有任何操盤的人。 最令我愕然的是第三點，我剛從臺大文學院院長六年、共同教育中心副主任四年卸任，居然被劃為中研院派。我記得遴選之初，我在媒體上被歸為臺大幫，因此昨天特別查了一下以前的媒體報導。查了更加驚愕，原來最明顯把我列為臺大幫的就是投票前大剌剌在封面上把我貼上中研院派標籤的《鏡週刊》。該刊去年11月8日出版的58期有一張校長遴選中臺大與中研院對峙的跨頁大幅漫畫，兩邊人馬分着不同顏色的服裝，我忝列臺大隊老三；李遠哲院長跟我不同國，在另外一方拿著中研院的標幟。不到兩個月，我居然換隊，變成中研院派的領頭，看起來特定媒體本來就有故事要寫，只是劇情發展不如他們所想，就不客氣地調換我的角色。 簡單說，遴選投票前的報導拿著我十多年前擔任過李院長特別助理的經歷做文章，故事則是編造的。英國詩人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曾經說：「摻有事實的謊言是最黑暗的謊言。」（A lie that is half-truth is the darkest of all lies.）這種謊言的用意在於要聽者容易相信，當事人難於辯駁。面對編造與謠言，我不想默認，特寫此小文，希望校內師生和校外朋友了解實況。 最後再次謝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下圖擷取自鏡週刊第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