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奴隸除了政治活動外，他們都可以從事，因此他們是城邦生產的主幹，他們不僅從事農業勞動，也是工匠，並且也是工頭，因此他們可以擁有某種程度的財產。但是，無論他們如何積累財產，他們還是奴隸，不能從事政治活動，在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自然就不能要求正義。正確地說，正因為歷代的習慣及其環境，使得奴性內化在各世代的奴隸身上，使得他們不會去思索何謂不公及不正義，他們的存在僅在於扮演好生產者的角色，供養奴隸主決定他們的生存之道。 日前張善政講出「轉型正義能讓ＧＤＰ增加多少？」這是典型奴性深化的明證，因為只要獲得經濟上的滿足，是可以拋棄政治上的公平正義，這與古希臘的奴隸何異。況且按照他的邏輯，凡是無法促進ＧＤＰ增加的正義是不應該追求，因為那只會浪費社會成本，使ＧＤＰ更加下降，那麼法院乾脆關門好了，因為大部分的正義都無助促進ＧＤＰ成長。但在關門之前，順著他的邏輯追討不當黨產的轉型正義，法院倒是可以做，因為追討回數百億（甚至千億）的黨產挹注國庫確實可以對他們八年執政沒有活力的ＧＤＰ或國庫有一丁點貢獻（這就不僅讓我納悶，一個閃避轉型正義甚至利用不正義的手段而只追求ＧＤＰ的政黨，為何在其治理下落到ＧＤＰ每況愈下的境況）。 奴性之所以可怕，就在於它被塑造成失去它是自我的不幸（或者說，擁有它是對自我有利的）。原本ＧＤＰ成長與轉型正義是兩個可同時被追求的價值，結果被他巧妙的掛勾成二擇一的零和遊戲。若不是他善於詭辯，那就是根深柢固奴性的自然流露。若是前者，到頭來他還是政客，用政治語言來講ＧＤＰ，正如他說講轉型正義就是政治追殺；若是後者則表示我們都有這奴化的傾向（即使貴為一位院長也一樣）：主人（權威者）的作為永遠是對的、是不能被質疑的，若質疑他會動搖我們原本奴性安穩的生活，談論對權威者的轉型正義只會讓這奴性生活頓失依靠。 因此，若這種奴性不被思考及打破，那麼無論是日治、國民黨統治，即使現在自由選舉組成的政府治理，那麼個體還一樣不是完整獨立且自由的人格。我們在司法上尋求正義的判決為的是展現個體自由的人格價值，同樣的在群體中尋求集體的轉型正義正是展現集體的公民人格價值，對此作為一個公民，我們有責任捍衛這樣的價值。 （作者為高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