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被中國共產黨擊敗後，率兵撤退至台灣，因敗戰經驗而建立徹底掌控社會的獨裁政權。(Wikimedia Commons) 一、前言 「省籍問題」在蔣氏父子專制獨裁統治台灣的四十二年當中，亦即從1945年到1987年蔣經國去世為止，對台灣人而言，是一個極度敏感、幾乎無人敢去碰觸的話題。 這個被列為「禁忌」的議題就算有人想公開為文討論，也沒有報章雜誌敢刊登。專司思想管制的單位將毫無疑問認定這是顛覆黨國的重罪，故而無人膽敢以身試法。當今四十歲以下的國人可能無法體會這種景況，您若去探問六十五歲以上的台派反對運動者，或白色恐怖時代被認定是「思想左傾」的反動份子，或許就能理解一二了。 隨著時勢流轉，民智漸開，「省籍問題」的潘朵拉盒子，已在有意無意間被逐漸揭開了。外省人郭冠英的「高級外省人」論調，充分顯露其目中無人(台灣人)、排他、傲慢、反民主、甚至焦慮不安的自我膨脹心態。事實上，這正是他們對現今台灣人的政治勢力將再度崛起、外省人的政治勢力將日趨式微的一種悲鳴吧! 二、歷史情結 要談省籍問題，我們認為應從外省人在其成長過程中的「台灣經驗」和「中國經驗」兩者所佔成分之多寡來著眼與衡量，才有實質的意義和理解。我們若將外省人由中國「遷台」、「治台」的過程，拿來比照中國歷史上「西晉滅亡、東晉南遷」的這段史實，會發現兩者的政經、社會背景似乎有相當雷同之處。茲說明如下: 東晉在施行「土斷」政策之前，北方民族享盡了特權，致使東晉政府的財政嚴重失衡，激起南方民族的強烈反抗。東晉南遷的戶籍上有「白籍」、「黃籍」之分，亦即「北籍」、「南籍」之不同。東晉在南渡後六十年內，曾經前後數次下令一批批由北方南來的氏族一律施行「土斷」，即擁有「白籍」的北方氏族必需一律歸化為南方的「黃籍」，不得再享有任何稅務、勞役、服公職之特殊待遇，因而使得東晉困頓的財政隨之改善不少。 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既得權益階級(vested class)在沒有外力的衝擊和壓力下，從來不會主動放棄特權，這是無庸爭辯之鐵律。就如毛澤東所言：「掃帚到不了的地方，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句平易近人的話，說出了既得權益階級貪婪的慣性。 外省人大舉遷台之後，在台灣的外省黨國統治集團高舉所謂的「法統」作為統治之藉口，一路從蔣氏父子的戒嚴、高壓，到馬政府的無能、傾中，如今可謂已經走到「黨國專制」這條路的盡頭了。馬某人之後的第二代外省人，也不必再妄想成為台灣治理當局的領導人了。這或許是有自知之明的朱立倫，在今年10月17日正式宣佈投入2016總統選戰之前的這幾個月來，一直舉棋不定、猶豫再三的原因吧? 大陸來台的外省人，依其出生成長過程中的「台灣經驗」和「中國經驗」之不同，其享受黨國政經特權之輕重比例、生活之各種優惠待遇亦隨之有顯著之差異。茲按其出生年代之順序加以區分，逐一說明如下： 我們先列出一些現代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其發生的時間點，來配合說明下列所製圖表的歷史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917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戰) 結束。 1936年蔣介石在西安被挾持，史稱「西安事變」(當時中國有好幾個政府) 。 1937年(民國26年)中國發生蘆溝橋事變。 1945年(民國3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蔣介石代表同盟國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命令下，代表接收北緯17度線以北的越南、日本台灣、日本澎湖投降。此為ROC在台灣現代史上第一個重要時點。 1965年(民國54年)美國終止對台灣的經濟援助，台灣經濟正式起飛，從此進入30年的成長與高峰。此為ROC在台灣現代史上第二個重要時點。 1975年(民國64年)蔣介石死亡。此為二戰後ROC在台灣現代史上第三個重要時點。       三、第一代外省人 筆者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以及1914年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這20餘年之間，在中國出生，來台灣之前至少已是14、15歲的中國人 ( 1949年最後到達台灣，當今最年輕者在80歲以上 )，定義為「第一代外省人」。 第一代外省人對故鄉中國的印記是根深柢固、無法抹滅的。那個時代如果是家境許可的外省人，至少有機會受完小學教育。而生長在中國農村的人，不少或已結婚、生子。「中國」無疑是他們的「家鄉」。對於這批人當中約15%左右的權貴外省人而言，來台灣不算是逃難，只能算是「搬家」(名作家管仁健所言 )，但對另外85%非權貴的外省人而言，卻是相當狼狽的逃難與逃命的記憶。他們就像是「失根的蘭花」到了一無所有的避難所。台灣不是他們的家，真正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因此，他們不認同非出生地的台灣，並不令人意外。許多80歲以上的老兵返鄉省親時，即使明知被大陸家鄉的人詐騙，卻依然心向祖國。這就像迴游生物鮭魚一樣可以理解，並沒有是非對錯的問題。     第一代外省人隨蔣氏父子流亡至台灣，大多非出自「自由意志」，多屬「不得已」或「意外」來到台灣而回不去中國的。台灣在美國第七艦隊控管台灣海峽之前，對他們而言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當然，之前蔣介石還曾有進一步流亡至菲律賓的計劃。這是史實，不是笑譚 )。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保護下，臺灣局勢漸趨穩固，第一代外省人的幸與不幸分出了這批人的命運。1949年，90餘萬的中國軍民由美國軍艦大規模地運送來臺，這是臺灣歷史上人數最多的一次移民。其中軍籍約50萬，後來成為公教人員約20萬，學生、平民、商賈約20萬。 蔣介石代表盟軍於1945年10月25日佔領台灣。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後，中國並未取得台灣主權。「台灣主權未定」變成臺灣國際地位之現狀( status quo 為undecided )，確定至今63年沒有變動。蔣介石的所謂「復行視事」，確認了中華民國正式流亡到臺灣，然在美國的支持下，依然保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1971年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後，第一代外省人在台灣最年輕的也接近35或36歲了。 這90餘萬的中國在台移民，屬於黨、政、軍、情、特的統治階層當中，所謂權貴「高級外省人」就有10萬人之多。其中有高階軍職、中高級公務人員、中大學教職人員、國營、省營企業中高階管理人員、替KMT維持法統假象的終身職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黨部中高級黨務人員、中高級情報機構人員、資本家、富商、巨賈…等，合計其家屬在內，大約在20萬人之間。其它無特權的一般「非高級外省人」如士兵、士官、低階軍官、低階公務員、流亡學生，一般平民小商人等，大約有70萬人。 這20萬的高級外省人及其家屬原先在中國是見過世面的，他們原本是位居中國的統治上層階級，在國共內戰中被中國共產黨擊敗、出走中國來到台灣的一群人。另外的70萬來臺的一般中國人民，他們在來臺灣之前最年輕者也已屆13~15歲，率多是從事軍職中的中下級士官兵，另外還有一般平民、商人、流亡學生---等階層。在當時的中國，男人「從軍」並非首選 (好男不當兵) ，但是被抓去或被迫留在軍中而葬送青春歲月者不在少數 (台灣的佛教界所謂長老、高僧當中，有不少原屬後備軍官、士官、士兵出身，藉佛教不殺生為由，申請退役成為大和尚的，亦大有人在)。來台灣後，這些70萬外省人為了生活，不得不融入臺灣最底層的社會當中去工作、謀生，並且和當地的婦女、甚至原住民婦女通婚生子 (如立委高金素梅、台商會長董淑貞)，此情況後來也遍佈於台灣社會各階層。然而受限於自身之條件，或惑於「不久將會反攻大陸」的政治宣傳所誤導，以至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抑鬱終老於陋巷之間或榮民之家的，亦比比皆是。 這平凡的70萬移民，在臺灣社會漸漸有了基層生活之經驗和體認。然而對幸運的另外這20萬位居各階層中、高位的統治階級及其家屬而言，雖然在婚姻上、生活上和臺灣人甚少關連，他們卻是在臺灣取得最多好處的「既得權益階級」。他們在享盡大多數的特權與利益之後，所剩餘的才有可能分給另外這70萬的「非高級外省人」。回想昔日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曾經有許多老兵因為生活過不下去，一波波地到行政院集體訴願、抗議。當時蔣經國曾經對這些抗議的弱勢老兵及其後裔說出一句令人感動的話：「只要我蔣經國有一口飯吃，你們就有一口飯吃!」同時開放人民回中國探親。這70萬人一直被安排來協助另外的20萬統治階層來控制600萬的臺灣人，進而協助其維持所謂的「中國法統」於台灣。 初期流亡來台灣的90餘萬中國人，就算到了民國55年台灣開始經濟起飛，他們和台灣人仍有著尖銳的矛盾和緊張的對立，仍然處處提防、壓制、貶抑臺灣人 (這70萬人扮演如同元代「色目人」的角色，與另20萬人彼此成為榮辱相關、休戚與共之連體嬰 )。第一代外省人彼此在中國有著共同的屈辱經驗 (被他們自己的同胞驅趕出中國)，因而也有共同的思鄉情懷。臺灣對他們而言，不過是「暫居」之所，若要他們認同台灣，在以漢文化為唯一思想奶水的他們而言，是非常困難且不切實際的。漢文化根深柢固的「成王敗寇」觀念，其手段就是掠奪燒殺，其戰利品就是土地、物質、女人、田產。此種傳統佔地為王、官位世襲的封建思想，和現代國際法的認知遠遠地背道而馳、格格不入，更缺乏國際法「代理佔領」的觀念。國際法中「佔領者」有佔領者的權利、義務，「被佔領者」也有被佔領者應有的權利、義務，不是可以任意掠奪、非法迫害或屠殺的。 四、奴才VS主子 在明知這些來臺第一代的外省佔領統治者，及其恩庇侍從的統治集團「絕不可能」認同台灣的情況下，有些天真的臺灣人如施明德之流，卻在二十年前企圖和國民黨人倡議「大和解」，這也未免太自我抬舉了吧！試問，古今的歷史當中，有手無寸鐵且被當奴隸使喚的奴才，向手執槍炮的主子要求「大和解」而成功的例子嗎？此話不是危言聳聽，李登輝雖然當過國民黨的黨主席和總統，但在當時主流、非主流的鬥爭中，在當時第一代外省權貴代表宋美齡、外省籍的KMT中常委、以及蔣家家人的眼中，「台灣人」李登輝不過是他們的「奴才」罷了。 在第一代外省人當中，養尊處優至今仍然身強體壯的那些90幾歲的高級外省人如郝柏村、許歷農之流，他們只要聽到有人在喊要建構台灣成為「新公民國家」，必定堅決反對，且會將之扣上「顛覆」中華民國的罪名 (以前是叛亂罪二條一，唯一死刑的)。郝柏村、連戰曾經罵台灣人為「日本皇民」，但事實上，郝柏村本人曾經在蔣介石敦聘的「日本皇軍」岡村寧次大將(在南京由何應欣受降的日本皇軍代表)在台灣所組建的專門訓練國軍高級軍官、將官、指揮官的「白團」，接受過嚴格的軍事指參訓練，成為統領「日本皇軍派駐中國方面軍」岡村寧次大將的「入門弟子」 (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一書) ，也算是日本皇軍的「門生故舊」。對於這些往事，不知郝柏村是深感光榮呢？還是羞於啟齒呢？ (蔣介石早年從日本振武學校畢業後，也曾被派到基地當正式的「日本皇軍」，並由一等兵升到伍長。詳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一書) 總之，多數的第一代外省人是不可能放棄1949年在中國壽終、在台灣還魂的虛幻「中華民國」正朔，而和台灣人民攜手建構一個現代公民的新國家。他們大多數也絕不願讓台灣擺脫「中華民國」之糾纏，也絕不會同意放棄已在1971年在國際被宣告終結、無權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這個稱號 (當年外交次長楊西崑曾經主張改名為「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繼續留在聯合國，遭蔣氏父子堅決反對，連提都不能提 )。     五、泛第二代外省人  筆者將1936~1949年間出生於中國，之後隨第一代外省人之家屬流亡來台(或隻身來台之流亡學生)的中國人，定義為「泛第二代外省人」。 這些人和第一代來台的外省人，基本上一樣是在中國出生。若在民國38年才來台，當時最多也才13~14歲，以名人李敖最具代表性。陳履安、錢復、宋楚瑜、關中、郁慕明、劉兆玄、陳長文、王建煊、張麟徵---等也是其中的知名人士。這一群人和外省第一代一樣，人生際遇有「勝利組」和「辛苦組」之分。幸運者為台灣佔領統治者的黨政高官二代、財團富二代，在軍中為將官級以上之第二代等，皆屬達官貴人、將門之後的紅二代，和出生地中國還有著土地情感的「連結」。這些人在其父兄泡製的黨國封建思維下接受薰陶，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思想是相當薄弱的，怪不得蔣家的「異類」第四代蔣友柏曾經感慨地略謂: 「有些人雖然在歐美受了多年的教育，也在國外長住過，回台灣卻根本沒帶回什麼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觀念!」。 這些人在其父兄的庇蔭之下，接掌了黨、政、軍、情、特、媒體、文化、教育等事業之重要職務，目的多在於維持父兄所餘留在台灣的特權與利益，繼續控制、欺壓、洗腦、訛詐台灣人，維持虛幻的中華民國法統。宋楚瑜掌握黨政宣傳機器後，打壓台灣文化不遺餘力，是「查禁報刊、箝制思想」的第一號殺手。關中在掌握黨組織選舉機器後，為了勝選不擇手段，是導致台灣選風敗壞與黑金掛鉤的罪魁禍首。當時在蔣經國的縱容下，為了鞏固政權，連監察百官有「古御史大人」之稱的監察委員選舉，竟也公然賄選。這些人並不在乎搞爛台灣，只在乎能掌握台灣的政權，遂行諸多特權利益之瓜分吞食。他們在掌握了台灣黨、政、軍、情、特、媒體、文化、教育等機器之後，更在明裏暗裏架空、壓制、鄙視、排擠那些蔣經國為了延續黨國政權而特別提拔的一群欠缺自我意識、台灣意識的「台籍政客」。 當時投身為蔣經國掌權時代的恩庇侍從，權充點綴、跑腿的「台籍政客」有張豐緒、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高育仁、蔡鴻文---，等而下之的有吳伯雄、連戰、蕭萬長、王金平之流。這些台籍政客們被泛第二代外省人利用、批鬥、架空的景況，在李登輝就任黨國大位時所爆發的主流、非主流鬥爭當中，讓人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代、第二代深藍外省人雖言必推崇蔣經國的「睿智領導」，但口中碎碎念的可能是：「蔣經國真是英明一世、糊塗一時啊! 誰不好提拔，提拔了一個李登輝，害慘了國民黨 ! 」(李登輝執政期間讓國民黨一分為三，分出新黨、親民黨 ) 然而台灣意識堅定的台派黨外、民進黨人士則暗中讚稱：「蔣經國算你厲害，你提拔了李登輝，延長了國民黨在台灣的壽祚三十年，至今欲墜不墜，居然讓”中華民國”在台灣生了根，還魂游到民主進步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裡面 !」蔣經國這位搞特務出身的獨裁者到底「厲害不厲害」? 歷史自有公斷。 泛第二代外省人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光譜上，「統一」的思想依然非常濃烈，比起外省第一代，他們的書是讀得更多了，什麼「一國兩府」、「一中架構」、「一中屋頂」、「中華聯邦」、「中華國協」---等，都是泛第二代外省人的「統一變裝秀」和「文創作文比賽」。其名詞不管多麼華麗，內容不管多麼動聽，他們對心中的故國「中國政府當局」的政略核心始終只有一句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 不排除使用武力統一!」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它的選項和想法。這種思維和目前多達70%以上的台灣居民想要建構一個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新國家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想要說服多數的泛第二代外省人接受「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和中國毫不相關」、「台灣絕非國共內戰餘留下來未解決的問題」，對他們而言，是絕對無法同意也無法接受的錯誤論述! 他們寧願失去政權、特權，甚至不惜讓台灣毀掉，也要將台灣牢牢地綑綁在「一個中國」的框架裡。反正這些當權派人士不少人在國外大都置有財產，子女也都具備外國國籍，早有萬全準備。一旦台灣有事，或是共產黨入侵，他們可以立即走人 (若不走，說不定對共黨人而言，還有可利用的價值) !                 六、正第二代外省人 筆者將1946年(民國35年)至1966年(民國55年)，這二十年之間在台灣出生、並且在台灣受教育的外省人，定義為「正第二代外省人」，也就是第一代外省人在台灣所延續的後代。 這些正第二代外省人和泛第二代外省人唯一的不同在於: 正二代在台灣出生，泛二代則是在中國出生。正第二代外省人在台灣各角落出生，受完整的「黨國教育」(台灣人的第二代亦同)，同樣也有幸有不幸的遭遇。不過整體而言，他們從出生、成長到懂事階段就比泛第二代外省人幸運很多。正第二代外省人的生長背景當中，發生了下列的歷史事件: 1946年~1966年這二十年間，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托「韓戰」爆發之福，靠著美國穩定了蔣政權流亡在臺灣的態勢。之後美國開始協助台灣的產業發展，培養了一些臺灣財團和外省籍財團。繼之「越戰」加劇，臺灣於是又靠著大批參與越戰的美軍經常來台吃喝宴飲、度假消費而迅速累積了不少美金外匯。1965年美國對臺灣經濟援助停止，臺灣經濟正式起飛。這20年之間，國民黨政府從臺灣人民掠奪的公有、私有、有形、無形的資源、特權特許的黨營事業，累積了龐大的國民黨黨產，讓外省人得到最多的「利益分配」。舉凡軍、公、教、黨職人員之糧食津貼、就學免學雜費---等皆是。尤其1949年6月15日實施「新臺幣一元兌換舊台幣肆萬元」的政策，更是以極端不公平的金融手段從每一個臺灣人身上狠狠地剝下一層皮。尤有甚者，國人最重視的各種公務人員的高、普考試，其錄取的條件竟有「省籍」之分別!「臺灣人」和35省的「中國人」必需做「比例分配」來錄取，完全偏袒、優待、護航外省人進入高階公務員體系。以律師、檢察官、法官之考試為例，每年律師的高考錄取人數為「個位數」，臺灣人進入司法部門之路完全被封死! 然而另一方面政府卻任由水準低落的軍法官、軍事檢察官轉任律師、法官、檢察官，在當時其比例竟達80%以上! 人民對臺灣司法系統之評價:「有錢判生，無錢判死」在那個時代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由此觀之，臺灣司法的「轉型正義」如果無法成功，想要讓司法不受政治左右是絕對辦不到的! 關於臺灣司法系統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佐證前國民黨中常委許水德「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句得意忘形的話，是最貼切不過的! 中國舊法政系統、軍法系統的人馬完全介入、左右了整個臺灣的司法系統，締造了兩個腐敗的淵藪：上焉者為統治集團的「政治利益」服務，下焉者為司法人員的「金錢利益」服務。 (1) 蔣氏父子控制下的司法系統是專門為黨國利益而設的。他們掌握司法的生殺大權來為政治服務，把它當成統治集團藉以鞏固政權、維護利益、黨內鬥爭、清除異己的最佳工具。 (2) 司法系統中有不少軍職人員轉敘入司法系統。由於軍方的運作邏輯潛規則是最完整的封建系統思維：「學長、學弟」、「大同鄉、小同鄉」、「長官、下屬」的親密關係，造成賄賂風行、紅包肆虐。加上沒有防範機制，大家拼命同心協力為自己的「荷包」奮鬥，完全罔顧「司法乃社會正義最後防線」的信條與精神，十足落實了中國俗諺: 「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諷刺語。關於台灣司法系統之崩壞，第一代、泛二代外省族群中，民國50年左右以前出生的優勢當權外省人，需要負最大的責任! 目前臺灣政壇中當權外省人多屬正第二代外省人，如馬英九、趙少康、毛治國、郝龍斌、蘇起、洪秀柱、朱立倫、胡志強、胡定吾、朱雲鵬、朱雲漢、金溥聰、張亞中、江宜樺 …等。這一代優勢外省人的屬性約略如下：      1.在逐漸優渥的台灣經濟發展環境中成長，受到特別的教育安排。      2.不少出國唸書拿國民黨獎學金者，為黨國特意栽培之接班人。      3.成為紅二代，出國唸書回來是要接管父兄在臺灣所掌控的統治階級        各方面的特權，以鞏固延長虛幻的「中華民國」之法統壽祚。      4.自認是優勢外省人，心中的權貴優越感並不把台灣人和底層外省人置於同一水平對待。 這幫優勢正第二代外省人，因為在臺灣各階層中均佔據了最有利的職務，經歷2000年國民黨失去政權的八年及重獲政權的八年，從2004年起，他們迅速結合了中國方面的政經勢力，開始任其串流入臺，這是黨國封建思想教育徹底發生了作用。同時，也因為優勢正二代外省人的心中開始警覺「臺灣意識」的高漲，非迅速壓制不可，於是「聯中制台」的政策更加如火如荼地被積極運作起來。例如先前急統的洪秀柱出線為KMT總統候選人，教育部十萬火急、不顧程序正義「調整」高中課綱，強調大中國思想，完全不顧全國高中無數師生之反彈，竟然一手遮天，強行上路，皆為赫赫之明證。馬某人除了惡鬥黨內本土派政敵、漠視民瘼、積極促統、施政無能之外，還刻意挖空心思將台灣的治政、經濟開放給中國，任其在台灣開大門走大路，四處通行無阻。這個現象與趨勢已經大大驚嚇了台灣人、弱勢外省人及第三代所有的台灣人、外省人! 很顯然地，以馬某人為首的優勢當權正第二代外省人已經深深覺察到，目前外省人的比例只佔台灣總人口的12%，在全民直接選舉之下，第二代乃至第2.5代的外省人，想要當選「臺灣治理當局領導人(總統)」的機會，已經微乎其微了。但是，最重要的國民黨「黨中央」機器和龐大的「黨產」尚牢牢扣在外省第二代手中，無論如何他們是絕不會輕易放棄的。唯有如此，他們才有「本錢」和中國共產黨聯手來威脅臺灣人民，從而在臺灣內部繼續以政經、文化、媒體等自由交流之名義，利用親中的KMT籍立法委員在臺灣進行所謂的「抵日、抗美」之國際鬥爭，來困住台灣、孤立台灣。這些為國人所共見的「國、共聯手制台」發展態勢，已經在臺灣正式啟動多年。 中國國民黨中優勢的第一代、泛二代、正二代所共同推動的「傾中」政策，以及必要時「不能說中華民國存在」的投降論調，令「深藍」以外的多數國人感到相當困惑與不滿。至於其所泡製的「中華邦聯」、「中華聯邦」、「一國兩府」、「同屬一中」、「一中各表」、「大一中架構」、「一中屋頂」、「九二共識」「一中同表」，更是完全得不到多數第三代 (1975年後出生) 臺灣人和外省人 (即全體40歲以下台灣住民) 的信任與支持! 優勢正第二代外省人之作為，比起第一代外省人對台灣人之殘虐不仁，其方式固然不同，但在「保護自身利益」和「打壓台灣意識」方面則是一致的。第一代外省人使用刀槍、刑法、思想鎮壓，並將一切不公不義之舉動「合理化」藉以欺瞞、洗腦臺灣人，時間長達40年之久。如此造就了優勢第二代外省人得以延續掌握無盡的政治、經濟、軍事利益以及文化、媒體、教育等優渥資源。由於目前「臺灣意識」的高漲與抬頭，這些人深植於內心深處的「大統一」意識型態受到史無前例的威脅，因而造成內心極度的焦慮不安。眼見原本享盡的利益資源或將成為明日黃花，他們「寧願玉碎 (把臺灣砸爛)，也不願瓦全(給臺灣一條生路)」的心態，昭然若揭，吾人不得不防患於未然!       七、第2.5代外省人 筆者將1965年~1975年 (即民國54年~64年) 這十年間在台灣出生的外省人的後代，定義為「第2.5代外省人」。 這一代外省人的生長背景當中，發生了下列的歷史事件: 「越南戰爭」 (1955~1975) 打了近20年。1964年「東京灣事件」爆發。美國詹森總統大舉介入越戰，1965~1968年間進行大規模轟炸。就在1965年，美國終止了二戰後對台灣的經濟援助，臺灣經濟正式起飛，臺灣累計從美國得到總計達15億美金的經濟援助金額。同時更獲益於1965~1968美國參戰士兵來臺的「R&R計劃」(Rest and Recreation Program)，大量美軍士兵來臺度假(每週幾乎有2000名美軍士兵來台)，使臺灣的美金外匯迅速累積。台灣的紡織業、輕工業、石化工業更是快速發展，隨後加上蔣經國於1973年起進行的「十項建設」重大公共投資的乘數效應，臺灣的錢又漸漸開始淹腳目了。 此時出生的優勢外省第2.5代及其KMT恩庇侍從，以自認為是純種中國人的「半山仔台灣人」連戰之子連勝文，以及自比為「出生不能選擇」的中國人吳伯雄之子吳志揚之流為代表。 這群第2.5代外省人，是當今歲數約在40歲~50歲間的壯年人。他們的省籍觀念，比起外省第二代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們在2005年以前的30歲至40歲期間，正處於臺灣經濟的全盛時代。從出生、成長到就業，他們經歷了臺灣經濟的最佳狀況。此時威權政治逐漸式微，民主政治正在萌芽，老立委、國大代表退位，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他們不知蔣氏父子獨裁者的生前面貌，也未曾見識蔣父子殺人不眨眼的實況，這批優勢的國民黨人(包括外省籍、臺籍)，可以說在父執輩餘蔭之下要什麼有什麼，完全成長在一個不虞匱乏的年代裏。 第2.5代外省人的「中國情結」和第2代外省人相比，顯然已相對淡薄。然而他們對台灣的認識，所受國小、國中、高中的歷史教育，仍然屬於黨國教育的「洗腦課綱」。等到李登輝、陳水扁前後擔任臺灣治理當局領導人，努力加強對台灣本土歷史、地理、母語等教育文化之推動時，這些第2.5代外省人大多已離開高中、高職，或進入社會職場或就讀大學去了。他們面對中國1985~1990年間開始的改革開放措施，透過到中國旅行或任職的「中國經驗」，也有了一些和他們祖、父、兄輩們不盡相同的認識與體會。他們的生活背景受到自由、民主思想的啟蒙，早已視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為理所當然。然而生長在台灣的他們，因為對祖、父、兄輩原居地中國的情感趨於薄弱，使得他們在對中國的認同和對台灣的認同上，難免有些許迷惘和搖擺，時而中國，時而台灣。我們可以說，第2.5代外省人在文化及土地認同上，是外省族群開始思考「認同轉換」的一代。 這2.5代外省人在第二代外省人還未放下權力之前，他們在政治圈的影響力，除了參加選舉之外別無他途。因為公務人員高考、普考、各種特考、技術人員考試、律師、法官、會計師—之考試，已逐漸取消對外省人之優惠待遇，軍法官的轉敘也日趨嚴格，甲等考試也已不再進行。故而想要進入公職，一律皆需通過公平的考試。因此，他們目前在臺灣政壇的影響力還不明顯，除非獲得特別的提拔，否則多屬輔佐、次要之角色。 第2.5代外省人的代表--連戰之子連勝文和吳伯雄之子吳志揚，兩人受到「太陽花」偉大運動之衝擊，於2014年11月29日的地方選舉中雙雙落敗。這兩艘新興的KMT 2.5代大連級艦隊全軍覆沒，同時重創了朱立倫，使得中國共產黨原本意圖利用連、吳、朱家族集團極力培植的政二代，作為其在臺灣勢力總代理的想法因而延宕，必須重新組編。連、吳兩人在當今青年政治覺醒、新人輩出的氛圍下，注定大勢已去，難再復出。此次地方大選，人民的勝利非常重要且深具意義，其政治上的戰略效應，對台灣而言絕不亞於歷史上東晉著名的「淝水之戰」! 這次地方大選徹底擊潰了連、吳「傾中政經利益集團」的總代表。可敬的青年人引領了臺灣，他們的努力遏止了台灣政治、經濟、文化正被中國快速吞噬的暗潮。若明年一月蔡英文能夠勝選，同時立委過半，則至少可阻絕中國共產黨勢力在臺灣的擴張力道20年，提供了台灣重整政經腳步的空間與時間。我們不能不說歷史的轉捩點已然到來，臺灣人民沒有漏掉這個改變命運的歷史機運。因為KMT馬先生之拙劣表現，使得第2.5代外省人清楚看到，若立場上不認同台灣，其政治前途幾乎全亡。就像太陽花學運之後，民進黨的美麗島受難者、辯護律師及同輩份天王們的時代也宣告結束 (game over) 一樣，正2代外省人的政治壽命已日薄西山，不久也將宣告結束 (game over)。不幸的是，第2.5代外省人原可登上第一代、正第二代之豪華列車向上攀爬，可惜隨著選戰大敗，多數人的政治前途也提前趨於暗淡。這些人若轉向政治評論、學術、商業、文化、科技、媒體、創意或娛樂事業等廣大空間去發展，或許仍然大有可為。 八、第三代外省人 筆者將1975年(民國64年)蔣介石死亡那年以後在台灣出生的外省人後代，定義為「第三代外省人」。 第一代外省人的祖師爺蔣介石死亡那年的4月5日，第三代外省人的父執輩自願或非自願地「披麻帶孝」。有學生團體由「訓導主任」帶隊，如喪考妣一般或跪或泣於蔣介石靈車經過之路途。KMT政府下令全台灣的娛樂機構(含電影院)必需停業一個月，平面報紙、電視、廣播一律黑白播出不得彩色見人，廣播電台每個整點必需播放哀樂，讓全台籠罩在一片悲悽氣氛中，直到出殯後才罷休。若以第三代外省人多元豐富的知識教育水平，去觀想蔣介石去世舉國必需統一哀悼達月餘的場景，一定會覺得相當不可思議吧! 目前第三代外省人的年齡大多在40歲以下，他們成長時期發生的歷史事件，略述如下: 1971年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的非法代表被逐出聯合國。1972年日本和ROC斷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79年1月1日美國和ROC斷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進行中的台灣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緊急停止。1979年1月1日美國國會制定的「台灣關係法」正式生效。1980年美國從台灣撤出所有美軍。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黨外人士舉辦的遊行隊伍，掉入警備總部蓄意製造暴力衝突的陷阱，引發了所謂的「美麗島事件」。這時第三代外省人最年長的也不過是幼稚園大班而已。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1988年蔣經國死於ROC總統任內，那時第三代外省人最年長的也才13歲。李登輝接任總統的第五年(即1993年) 爆發了第二代外省人脫離國民黨成立新黨時，第三代外省人最年長的也才即將高中畢業，對政治事務似懂非懂的情形下，或許還聽過父祖輩們大罵李登輝的事吧 ? 然而，台灣的政治改革進程，卻是在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12年任內有了相當程度的進展，也陸續完成了表面的民主架構。經濟成長也在李登輝任期結束的2000年到達另一個高峰。這時第三代外省人最年長的也有25歲了，應該也參與了兩次總統直選的投票，也似懂非懂地見證到台灣的民主起步與經濟繁榮。這時資金過剩無處可投資，電子業也因投資資金充沛而打下深厚根基，到達引領世界牛耳之地位。網路時代也正式來臨，他們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網路世代青年。在這個豐衣足食的年代裡，所有的一切在他們看來是那麼的理所當然，好像是與生俱來的禮物一般。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將李登輝為了抑制台灣資金大量投入中國而標舉的「戒急用忍」經濟政策，變更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使得台灣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因此大肆飆高。再經過馬先生近八年的ECFA對中國投資的全面開放，以及配合政治「全面傾中」的效應下，至今14年來台灣製造業的訂單，在海外生產比例已超過54%，其中9成以上在中國生產，逐漸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薪資倒退、就業困難之現象。馬先生又降低土地增殖稅、遺產稅、贈與稅至10%…，造成資金過度流入土地的炒作，帶動房價的高漲，使得都會區年輕族群無力購屋，非都會區年輕族群無法找到理想的就業機會。這是台灣自1950年來從未發生之「災難」!  40歲以下的台灣居民，不管是第三代外省人或是第三代台灣人，當他們驀然回首，必會驚覺整個社會之崩壞，已非當初他們成長受教育時所認識的台灣了。 政治腐敗、經濟蕭條、全面傾中的政經措施，讓更多的產業鏈連根拔起，從台灣消失。目前的現狀是：4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轉業、就業相當困難，且年紀越輕的「失業率」越高，加上求職期長，就算在海外學有專精的歸國青年，亦不敢要求合理的薪資。整個社會的經濟面十分「嚴峻」，令踏出校園求職的年經人憂心忡忡，深感前途茫茫! 2014年3月18日國民黨在立法院即將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務貿易協定」時，台灣年輕的第三代不分台灣人、外省人，聯手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反擊，開啟戰後70年來規模最大的自發性群眾運動。立法院、行政院史無前例地被青年人「佔領」! 我們的第三代在學會「尊重」他人的權益之時，終於也懂得重視和自己息息相關的權益了。當「黑箱」服貿協定即將闖關，完全無視多數公民意見的時候，我們的第三代 (不分台灣人、外省人) 憤然挺身而出，利用社群網路工具，匯集了50萬人表達台灣公民歷史上最波濤壯闊的「怒吼」，將台灣的「心聲」傳送到全世界，引起全球的關注，也讓人民歡欣鼓舞。台灣終於被40歲以下的青年人引領進入了全新的「公民社會」新時代 ! 更令人興奮的是，我們看到一群年經的高中生，因抗議教育部不顧程序正義、強行推動違法的「黑箱課綱」而結集在教育部前面的廣場要求和教育部長對話的感人場面。他們單純清晰的訴求理念，不卑不亢、追求真理的真誠態度，令人相當佩服! 過程中甚至犧牲了一位同學的寶貴生命來「死諫」教育部長。另有兩位高中生背著反黑箱課綱的招牌，由北到南不畏風雨苦行全島，只為了向世人展示他們追求人類普世價值「真理、公平、正義」的勇氣和決心。這群未滿十八歲的國家未來的棟樑，竟然做出了如此「偉大」的舉動，不但撼動了全國上下，也震驚了全世界。我們在他們的身上看到台灣充滿希望的未來，也終於可以自我安慰:台灣人「出頭天」的日子應該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