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王鴻薇日前在央視上的節目中表示，美國始終把台灣當成一個棋子，而且美國非常幸運地，「 碰到一個前所未有對美國人非常唯命是從的一個領導人，就是蔡英文。」 為什麼王鴻薇就是不願意開口稱呼蔡英文是台灣總統？對此，國民黨中央交由文傳會回應。文傳會主委王育敏表示，王鴻薇稱呼總統為領導人並沒有太偏頗，很多人稱呼他國國家元首也用領導人。 問題是，在選舉期間，怎麼不見國民黨或王鴻薇以參選台灣「領導人」為名去稱呼當時要參選總統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問題是，在選舉期間，怎麼不見國民黨或王鴻薇（見圖）以參選台灣「領導人」為名去稱呼當時要參選總統的高雄市長韓國瑜？（資料照）   現任總統府祕書長陳菊還在擔任高雄市長時前往中國訪問，面對中國官員時，照樣稱呼馬英九為總統，可沒稱呼馬英九是「領導人」，難道對國民黨來說，只因為和自己理念不同的候選人當選總統，這樣的總統當選人就不是國民黨心中認同的「總統」了嗎？還是國民黨認同的不是台灣？ 王鴻薇與國民黨如此助長敵對台灣的中國的氣焰，不僅背叛台灣這片土地，更直接違反台灣的法律。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3-1條一項二款，「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為涉及政治性內容之合作行為。」 王鴻薇上的媒體是央視，央視是中國官媒，她在央視評論政治，牽涉到美台關係、台灣的國格，也涉及中華民國總統身為國家元首的尊嚴，自然不可以在非經主管機關許可的情況下和該單位合作，發表涉及政治性內容之言行。 王鴻薇上的媒體是央視，央視是中國官媒，她在央視評論政治，牽涉到美台關係、台灣的國格，也涉及中華民國總統身為國家元首的尊嚴。（圖擷取自臉書）   「評論政治」屬於現行法規所禁止的涉及政治性內容之行為，因此王鴻薇議員的言論極可能性已經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筆者想問國民黨，難道不應該出面譴責這樣明目張瞻違法的國民黨黨員嗎？ 國民黨這樣無視台灣主權、無視台灣法規的做法確實造成了人民的反感，根據新台灣國策智庫於7日公布的「520蔡英文總統就職總統、閣揆與主要部會首長施政總體檢與防疫表現滿意度」最新民調，顯示國民黨的支持度在向下探底，雪崩到新低點僅9.2%，和當時爆發太陽花學運後馬英九前總統創下的超低支持度相同。 國民黨如果真的有心改革，絕對不是創立網軍攻擊民進黨，而是江主席應該要有guts，站出來和台灣人一起捍衛這塊土地的主權，並譴責這些隨中共起舞的中共同路人，大刀闊斧改革國民黨，這才是找回人民對於國民黨支持的不二法門！ （政治工作者）

少了學校 當然差很多 我這兩天將高雄市2018年的1823個投開票所一一整理出來，發現韓市府透過教育局、民政局去干擾學校、宮廟，確實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投開票所最主要有三大來源：學校、宮廟教會、活動中心；其中學校在愈都市化的區域愈重要。整體而言，學校佔總數的近半，在偏鄉可能只有兩、三成，市中心往往超過六成。 因為台灣都市的國小密度非常高，所以往往國小會設立非常多個投開票所，以每個投開票所理想上限兩千人而言，國小消化掉的選舉人數，是涵蓋周圍兩、三個里以上；相較於偏鄉，可能是四、五個村里才有一座國小。 韓市府假防疫之名，要求國小不能出借，中學以上只能借兩個，就嚴重違反常態。光國小不能用，大概就少掉超過三成的投開票所；每校又以兩個為限，當然會不夠用。 三民區就最明顯了。這是全高雄使用學校密度最高的區，全市有5間學校出借10個以上的投開票所，就有4個在三民區；所以只要那些腦殘的韓粉校長們全力配合韓市府，三民區一定最吃力。相較之下，第二吃緊的鳳山，那種密度就差很多了。 最後正式拍板有哪些投開票所後，我還會一一比對，到底少了那些；這些校長該負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都跑不掉。 不過也別擔心，因為罷免只有一張選票、兩個選項，就算是超過兩千人的超大投開票所，也不會花太多時間的。 只是高雄市政府這麼明顯地違反選務中立，干預罷免投票，柯文哲的黨羽反而是指責要讓罷免順利進行的中選會。有沒有搞錯？

高雄市部分市立國小校長，以消毒工作欠缺配套措施為由，拒絕出借校園設立投開票所。台北市錢櫃ＫＴＶ林森店稽查未查七項重點，竟稱全合格。北、高兩市相關公務員敢於不「依法行政」，何以致之？ 圖為高市府演練罷免投票防疫。（資料照）     高雄市國小校長不出借教室作為投開票所，已違反多項法律。公立學校校長受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之約束。國小校長若已預知罷免選務投票後消毒工作欠缺配套措施，即應「力求切實」，補強配套措施，而非以欠缺為由，「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出借教室。因此，拒絕出借教室之國小校長，顯已「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 至於台北市錢櫃ＫＴＶ林森店大火，業者應負民、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台北市政府聯合稽查中，消防局只看一樓，沒到其他樓層。建管處人員將「涉及室內裝修」的項目打勾，代表發現施工情形，但建管處長張明森卻說，據稽查人員回報「現場未看到施工狀況」。公務員之行為出於故意或過失未落實行政檢查、監督而致災，即應受懲戒。 兩案中北、高兩市相關公務員未「依法行政」，顯非單一事件。除追究行政責任與進行懲戒外，也應探討公務員敢冒大不韙之因。 檢視公務員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機關為行政法院，但行政法院在「使行政行為遵循 … 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之落實上仍不足，從判決可窺一二。例如行政處分應明確、記載事實，但可觀察到記載單一事件（甲事件）的處分書，被法官自行解釋該處分包含乙事件，撤銷甲事件後判決原處分無誤。亦可觀察到執行調查之公務員已明確表達未完成調查僅以經驗法則做成處分，承認處分書記載之範圍與應處分範圍不同，但法官仍判決原處分書無誤。案例顯示部分法官未「確保依法行政」，弱化行政程序法約制，反養成公務員行政怠惰、便宜行事之惡習。 「依法行政」是公務員的天職，落實此天職有賴正常運作之監督機制。監督「依法行政」除內部的行政監督，亦有外部的司法監督。追究北、高市府行政不法外，亦應檢視行政法院之缺失。 （作者為研究人員，台北市民）

對於無加保工作者紓困民怨，蘇院長召開記者會向全民及承辦的鄉鎮區公所人員致歉，也再次強調「從寬、從簡、從速」就是紓困救急的最大原則。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今日表示，紓困原則是從寬、從簡、從速，若無法提出任何證明，只要簽署切結書，說明工作概況即可，不用想得太複雜。（指揮中心提供）   事實上，早在三月十九日，交通部長林佳龍就在臉書上表示，業界面臨存亡關頭，紓困措施必須「從寬、從速、從簡」。四月初，華銀官網紓困專區強調依此原則協助客戶；四月二十日經濟部長找艱困業者座談，後續基隆市長等對社會處審核紓困方案，也均說明依此「三從」，看來這已是全民共識。 「帶身分證、立切結書即可申請」，就是這個原則的落實，但為何開始規劃不是這樣，而是要申請者檢附全戶人口存摺、未具其他社會保險身分、未領取其他政府紓困補助等資料或文件？這些都違背「從簡」原則。而民怨之後，辦法回到原則下，但「政府幫你查」的標榜，還是讓美意打了折扣。網路、數位化時代，政府自己手上已握有這些資料，何來幫民？ 策略方針、原則，為何不能落實到方案、做法？萬元紓困案例的經辦公務員，也許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風險和經辦者的方便放在第一，抑或者，上面要我規劃紓困辦法，我就循例規劃一個「完整嚴謹」的辦法，忘了寬、速、簡。 再以因應這次疫情的異地辦公為例，私人企業會先進行業務盤點與再分工，甚至是教育訓練，讓萬一同仁需隔離在家時，仍可以維持公司業務的運轉，再進行辦公位置的挪動。有晚輩在某機構服務，他和兩位同事同時被「異地」，機構規定一個單位要有多少比例，他們三人最資淺，就中獎了。接獲通知後，大家覺得不妥，萬一三人都須隔離，其他人無能代理，業務就可能停擺了，但考量如果反映給主管，一來主管可能不高興，二來因為他們的翻案，造成其他同事不便，也過意不去。 蘇院長說，「這件事由我負完全責任，沒做好，我深自檢討」，但更需要檢討的是官僚體系下的某種「公務員心態」，這是共業，已無關藍白綠。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一九二○年到五○年代末期，以蘇聯為主的共產世界國家信奉一種特殊的生物學理論，這套理論是由蘇聯遺傳學家李森科提出。他否定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孟德爾基因遺傳理論，認為基因不存在，主張生物特徵是以透過改變外在環境加以改變。所以透過環境操控，就能改造動植物的特性，並將之傳到下一代。此一理論受到當時蘇聯獨裁者史達林支持，官方更將李森科的理論定為唯一正確的真理。其他主張孟德爾基因理論的科學家紛紛遭受迫害。直到赫魯雪夫上台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以及其政策，李森科主義的錯誤才得以被糾正。然而大批的遺傳學家、農業學家卻早已命喪勞改營當中，誠為科學史上一大浩劫。而以政治意識形態作為科學立論依據的行為，則被後世稱為「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 本次武漢肺炎透過國際交通運輸網絡快速散布到全球，造成超過數百萬人感染、二十多萬人死亡的世界性疫情。究其原因，便是中國共產黨透過操控世界衛生組織隱匿疫情，阻止外界了解真實情況。然而中共為了擺脫事後世界各國究責，先是聲稱病毒起源自美國、義大利，爾後又對西方各國的質疑以「沒有科學根據」加以回應。 事實上，中共透過控制世衛散播美化加工後的疫情資訊，除了對內粉飾太平之外，更是要各國降低對中國的戒心。而且以世衛之名發布訊息，無疑是替這些資訊冠上「權威、科學」的光環，藉以用來迎合西方各國所奉行的科學標準。殊不知真正的科學，必須建立在公開透明、真實無偽的研究方法與數據的基礎上，方能得到正確結果以達到研究目的。而中共將吹哨者們滅聲、隱瞞疫情相關研究與數據，甚至提出毫無事實根據的言論，這種以政治先行的「疫情科學研究」，豈不就是一百年前李森科主義的復活呢？ （作者為教會幹事，新北市民）

中國的華春瑩，代表中國那個極權專制的政府再度發出了「以疫謀獨」的怪腔怪調。 台灣獨立早就是既成的事實，現在欠缺的只是正名問題和國與國之間外交承認的問題。這些都和國家自主獨立無關，沒必要「以疫」更不需要「謀獨」，因為客觀的事實是「台灣已經獨立」。只是迫於中國的淫威，許多國家還沒有和台灣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而已。 歷史記載得非常清楚，台灣曾經是大航海時代裡列強和中國的殖民地，清代也曾經被立為版圖。但甲午一戰台灣劃歸日本，和中國的歷史進程分道揚鑣；西洋和東洋文明在台灣交織，跳脫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價值觀。1895那一年，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連中華民國的影子都看不到，台灣已經悄悄變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美聯社）   二戰後，台灣被國民政府接管；中國內戰過後，國民政府轉進台灣，台灣和中國本土只有四年的連接；七十年後，國民政府融入台灣，許多當年移入的民眾有了嶄新的台灣經驗，都變成了台灣人。這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權統治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國的歷史還停留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種所謂一脈相承的封建史觀的時候，台灣已經悄悄步上了自由民主的人權時代。政治權力的更迭取決於民意，統治者的權力依民意定期更替，這和中國當今領導者的任期可以任意延長，人民的監督形同虛設何等不同！台灣，早就獨立在中國的體制之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視台灣人民的意願，硬要依據它的封建史觀，把台灣納入它的版圖之下，創造出所謂的「以疫謀獨」的說法，只是一種障眼法。台灣不用「以疫」更不須「謀獨」。台灣已經獨立，接下來要做的只是正名和爭取更多的相互承認而已。 （原日本文摘雜誌社總編輯）

以前有個中國人叫陳光標，跑到台灣來發紅包，一個紅包差不多也是一萬塊，領錢的人也是大排長龍，那時新聞媒體都說陳光標是大善人、活菩薩在世，捧得多高多神，還有人痛哭流涕下跪感謝。 現在台灣政府發紓困金，卻一堆人講得好像政府欠他錢一樣。 紓困金用意是在給那些生活過不下去的人救急用，但一堆人根本就是想領來買PS4、換新手機。 之前說要限有勞保才能領的時候，一堆人就開始哭說甚麼有些甚麼「真正的弱勢」啊都沒勞保啊，為什麼都不照顧「真正的弱勢」，批評這個政策是「看得到吃不到」 現在放寬資格之後，一堆人根本就是來詐領，先前這些餓飽吵的智障又開始吵說政策不嚴謹、倉促上路。 這些所謂的在野黨，唯一做的事就是餓飽吵，只要把民進黨當許願池就好，許願失敗就民進黨無能藍綠一樣爛，許願成功就「都是我的功勞」 所以我看打從一開始就別發甚麼紓困金最好，因為政府根本就沒有義務要發給你錢啊？發錢給你還要被你嫌得一無是處。 你做一般基層服務業，一天下來薪水也不過一兩千，為了領1到3萬的現金要你準備檢附一些證明，就開始哀哀叫的，我還真的是很懷疑你到底是真的窮困，還是來詐領的。

去年鐵路警察李承翰處理補票爭議，遭到鄭姓乘客拿預藏的紅柄嫁接刀刺中腹部，送醫不治案，嘉義地方法院於四月三十日判定鄭姓被告無罪。地方法院發言人洪裕翔表示，鄭姓被告雖有殺害員警行為，但因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因此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判處無罪。此一判決結果，令全國上下譁然。近日更引發諸多對判決合理性的評論。   鄭姓男子被控持刀刺死鐵路警察李承翰，台南高分院法官訊後以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裁定羈押。圖為警方在事故車廂拉起封鎖線。（警方提供） 鄭姓殺人被告被法官判處無罪，所根據的乃是我國刑法第十九條的規定。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指出：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第二項且提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第三項則補充說明：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從刑法第十九條，我們可以清楚認識到，法官無罪判定的依據就在鄭姓被告，「因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這樣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又在「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刑法這樣的規定，若以現代精神醫學的認知，卻可能有相當大的解讀空間。 現代精神醫學界有一句十分經典的名言，那就是「精神病人和精神正常者的行為並沒有種類的差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換句話說，精神障礙者未必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皆處於精神異常的狀態。而精神正常者，也可能偶而有精神失控的的時候。看看那些精神正常者所犯下的殺人案件，莫不多是一時的情緒失控。這種情緒失控可能也發生在鄭姓被告身上。以致會出現精神正常殺人犯和精神障礙鄭姓被告，皆出現瞬間「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之狀態。如果按刑法第十九條的規定，鄭姓被告被無罪判決，精神正常被告卻可能會被認定有罪。這也就是有人譏諷「精神障礙」可以成為免死金牌的道理。 前述法院發言人洪裕翔也說明五點判決理由。這些理由多在強調鄭姓被告確實存在精神障礙，以致在案發當時，因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發病狀態，加上智力退化理解力差，所以被告已喪失辨識能力。法官對被告殺人瞬間精神狀態的認定，純屬一種推論的「自由心證」。這種推論就來自被告存在「精神障礙」的診斷。可是法官卻忽略鄭姓被告係以「預藏」的嫁接刀殺人的事實。這種「預藏」刀械，顯然是有預備殺人的「故意」。法官卻對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不罰」或「得減輕其刑」的規定，不予採認。這可能才是本案判決引起紛擾的所在。 再來看看沒有「精神障礙」的正常人，因情緒失控而殺人，他們犯案瞬間其喪失「辨識能力」的狀況，跟「精神障礙」殺人犯是沒有兩樣的。法官真正要考量的，應該就是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的規定，好好審視殺人被告是否有「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犯罪的情形，而不該單就被告的精神狀態，就去推論「不能辨識和理解自己的行為」。這樣的推論可能有失之唐突的危險。

「多一個林珍羽，少一個打火英雄」 果然沒錯，北市府人員編制大有問題， 打火兄弟缺額補不滿，白色網軍兵強馬壯 我們來看這四年來台北市消防局的人員編制 總編制數都是2063，正常來說消防那麼重要的東西 滿編是基本，超編是正常， 而我們柯文哲的北市府做了甚麼事？ 放任著讓這些北市的公安英雄過勞 大家要清楚一個道理，一個市政府的人員編制是有上限的 我就用假設的好了大家比較清楚 假如法令下北市府的編制就500人，那就是500人 不能多不能少，除非你跟中央申請 但跟中央申請沒有那麼簡單， 除非是有重大的活動或是事項，才能跟中央申請 因此基本上就是500人打死 相信講到這裡大家都明白我要說甚麼了， 「柯文哲用消防人員的額度，養自己民眾黨的鷹犬」 可以看到悠遊卡公司 從郝龍斌時代的209人到現在暴增成了257人，增加了23% 更不用說那個北市小金庫文基會了， 從170人增加到了228人，暴增了32%左右 請問，悠遊卡公司這幾年是有做出甚麼屁東西出來嗎？ 沒有。比董事長連勝文還不如 阿對了董事長還是柯文哲的同學李文宗呢。 這兩個部門，內行的就知道成立超編那麼多是在幹嘛的 就是操網軍而已 網軍是一種不便宜的東西 而柯文哲的用法更加無恥下流 別黨可能是用政黨資源在養網軍 但你柯文哲是直接用公帑犧牲台北市公安養你的網軍 別以為那種用標案養網軍的方法沒有人知道啦 所謂的義勇軍喔，就是領個公帑帶風向的狗而已    

  莊勝義博士（1942 - 2020）。圖／王泰澤提供 我們現在住在美國俄州辛辛那提市（Cincinnati, Ohio)，謹在此向德州休斯頓城 (Houston, Texas) 亡友莊勝義家人致上最深切的哀悼。 1963〜1967 年  休城是我們的美國故鄉 我於 1963 年 8 月底出國留學，進休斯頓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化學系。喜久於 1965 年來休斯敦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攻讀微生物學碩士學位。55 年前 1965 年秋天，我在萊斯大學認識莊勝義同鄉，他也是我的母校國立台灣大學的畢業生。他攻讀化工系。一個化學，一個化工，問我「貴庚」，虛度三載。 那段日子裡，我們忙於課程，校園、社區生活平淡。但是，休城當年僅有的二十來位年輕台灣同鄉偶爾聚會，中秋節在城裏的赫爾曼公園（Hermann Park）賞月，以及有時週末傍晚前往五十英里外墨西哥灣靠岸的加爾維斯頓小島（Galveston），用雞骨肉釣螃蟹，都還留有難忘的記憶。 兩年的時間，足以讓我和勝義成為好友。特別是，我一直感到幸運，勝義是我在困難中，有幸遇到的好友（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懷著感恩的回憶，讓我用下一張照片，簡述勝義在 1967 年炎熱的夏天如何幫助我度過困難的日子。 圖／王泰澤提供 1967 年，我於 5 月 5 日通過化學博士口試，五天後接受了小兒麻痺症相關的右足踝矯正手術，並在手術後第二個禮拜六，參加博士畢業典禮。暑假期間，勝義幫助我租了兩個月的公寓，他和我住在一起，我拿著拐杖無法輕易完成的日常瑣事，他都預先準備幫助我，使我可以安心接受手術醫療，後來還能親自參加化學博士畢業典禮，高高興興的上台親手接受 Kenneth Pitzer 校長頒發給我的博士證書，不必等待郵寄。那確實是一個「焉知非福」的美好夏天，在很多方面，我都要感謝勝義。 1968 年  勝義和郁芳參加我們的婚禮 過後，我前往佛羅里達州都城塔拉哈西（Tallahassee, Florida)，在州立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一年多後，我回休城，於 1968 年 12 月 21 日在一間衛理公會教堂與喜久結婚。勝義和郁芳夫婦是我們婚禮上的大幫手。以下是婚禮嘉賓合影： 圖／王泰澤提供 圖／王泰澤提供 1971〜1977 年  我們重回休城 1971年，因我的專行是理論有機化學，求職困難，決定改行，從後博士生物化學研究著手。剛好有機會，我又搬回故鄉休城，在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醫學院生化系，開始新的酶反應動力學機制研究。郁芳和勝義夫婦，幫助我們在休城安頓下來。喜久、幼女和我，在他們居住的 Timberside 公寓園區，搬進了足可安居的住宿。 這次在休城生活的六年間，我們兩家的家庭生活各有進展，亮點包括：都買了獨家住屋，成了房主，和孩子們一起享受美滿的家庭生活。莊家有二個小壯丁，而我們王家有三個小千金。 台獨聯盟《望春風》月刊 此外，鄰居方便，我和勝義雖不是台獨盟員，但是答應台獨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WUFI）休城成員招募，我們有機會負責出版當年 WUFI 洪哲勝博士創辦的《望春風》月刊。也主辦了演講會，講員是剛逃離台灣不久，從瑞典來美國的彭明敏教授，和獨盟法學博士陳隆志教授。當年葉國勢、李麗貞夫婦和廖明徵、郭珠貞夫婦等人，給我們「造響於無聲」的鼓勵和幫助。我組成的理事會，包括九位編輯，看起來，我是主編，勝義是副編，還有七人分組輪流協助審查和批准世界各地同鄉寄來的稿件。我們一起出版了六期，記得是第 29 - 34 期（1971 - 1972）。 在蠟紙謄寫、油印的那個年代，莊、王二家，和一位熱心的休城大學台灣留學生洪淑昭小姐，出版日前幾晚，經常在我們的寓所餐桌上，工作到午夜。寫好定稿蠟紙，趕上另一組熱心同鄉臨時幫手，印刷、出版、郵寄。我們滿懷對未來的希望，月月認真編輯、出版。值得欣慰的是，我們參與了出版台獨聯盟刊物，那是只有少數人願意勇於承擔的工作。眾所周知，國民黨在台灣解除總共 38 年戒嚴的 15 年前，派出在美國主要大學校園打小報告的職業學生，已經相當活躍。 「患難見真情 — 患難相共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很幸運有過像莊勝義博士那樣獻身公益、終生愛護故鄉的台灣朋友。（寫於 Cincinnati, OH, USA, 2020 年 5 月 9 日，台、美 WebEx 視頻「莊勝義博士追思會」前。) 英文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the Chuangs and their families.  We are Taitzer and Judy Wang, old friends now living in Cincinnati, OH. 1963 - 1967  Our first home in the States: Houston, Texas  I arrived at Rice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in summer 1963, and Judy began Microbiolog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in 1965 for her master degree.  It was in the summer of 1965, 55 long years ago, when I met Sheng-yi Chuang on the Rice campus.  He was a Chemical Engineering student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also my alma mater.  I graduated from NTU Chemistry Department three years earlier. Student life on and off campus was generally uneventful in those days, while we were busy with coursework.  Occasional gatherings of the twenty or so students from Taiwan were memorable, however, such as the mid-autumn Moon Festival at nearby Hermann Park singing Taiwanese folks songs and occasional weekend evening crabbing trips to Galveston Bay, an inlet of Gulf of Mexico, fifty miles away. As it turned out, two years was long enough for Sheng-yi and me to become good friends.  Especially for me, as lucky as I had always felt, Sheng-yi was the one whom I’d think of as truly characterizing the saying,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With grateful memory let me use the following slide to show how Sheng-yi helped me in the warm summer days of 1967. In 1967 I passed my PhD oral exam on May 5; underwent polio-related ankle corrective surgery five days later; and participated in commencement exercises on the Saturday two weeks following the operation.  During the summer, Sheng-yi helped me rent an apartment for two months so that, living together, he could — as he had already planned to — aide me in daily chores that I could not expect to perform well while on crutches.  His generous assistance allowed me to undergo the surgery with peace of mind, and later to receive in person my doctoral chemistry degree diploma from President Kenneth S. Pitzer, rather than wait for it to arrive by mail.  It was indeed a blessing-in-disguise, beautiful summer, and in many ways I owe my gratitude to Sheng-yi. 1968  Sheng-yi and Felicia helped at our wedding I next went to Tallahassee, Florida, for my first postdoctoral job at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I travelled back to Houston briefly for my wedding to Judy at a Southern Methodist Church on December 21st, 1968.  Felicia and Sheng-yi were two big helpers at the wedding.  Our friends at the ceremony are shown in the photos below: 1971 - 1977  We were back to Houston again In 1971, it’s rather difficult for physical organic chemists to find permanent jobs.  I decided to make a change in my research career from chemistry to biochemistry.  Luckily, there was a postdoctoral job opening at Biochemistry Departmen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in Houston.  So we moved back to Houston to start my new research in kinetic mechanisms of enzyme reactions.  Felicia and Sheng-yi helped us settle down in Houston, and Judy, our new baby girl, and I moved in a comfortable apartment in the Timberside Apartment Complex where they lived. The highlights of this six-year stay in Houston for the two families included becoming homeowners and enjoying family life with children: two sons for the Chuangs and three daughters for us. WUFI  《望春風》Monthly In addition, Sheng-yi and I, though not members of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 were recruited by local WUFI members to take charge of publishing WUFI’s monthly magazine, Longing for Spring Breeze 《望春風》, founded by Dr. Carry Hung 洪哲勝.  We also hosted lectures.  The invited lecturers were Professor Peng Ming-min who had just fled Taiwan and came to the States via Sweden, and Professor Chen Lung-chu 陳隆志, a Law Professor and WUFI member.  葉國勢、李麗珍夫婦和廖明徵、郭珠貞夫婦等朋友 gave us steady help and encouragement.  I managed an Editorial Board including nine editors, loosely including an Editor-in-Chief, an Assistant Editor, and seven field editors, who formed smaller groups and each group took turns to help examine and approve the manuscripts contributed by Taiwan compatriots abroad.  Together, we produced six issues, which were (to the best of my recollection) Nos. 29 - 34 (1971-1972). On the evenings close to the monthly publication date, the Chuang - Wang families, with the help of an enthusiastic UH student, Helen Hong 洪淑昭, often worked until nearly midnight, getting wax paper written-ready with all articles for mimeograph machine printing.  In those days of stencil duplication we approached the unrelenting, repetitiv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with alacrity and hope for the future.  Our consolation was our productivity at a task which only a few would be willing to undertake, as it was well before the Kuomintang’s 38-year period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was lifted; KMT student informants were already known to be active on major university campuses in the States.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had such a friend as Dr. Sheng-yi Chuang, who was so dedicated to public welfare and loves his homeland all his life.  (Written in Cincinnati, OH, USA, before Dr. Sheng-yi Chuang’s USA-Taiwan WebEx video memorial service on May 9, 2020.)

六月六日星期六，這「六六六」已成為民間閒談當紅數字，因為這天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罷免直轄市長的投票日。 高雄市長韓國瑜到底會不會被罷免？據藍營內部民調分析，有七成市民表示當天會出來投票，且有五成二民眾要投同意罷免票，媒體報導「訊息傳來嚇壞國民黨中央高層」。以高雄市選舉人數約二二八萬人計算，假設七成市民出來投票約有一五九萬人，五成二要投同意罷免票則約有八十三萬票，遠遠高過罷免門檻所需要的五十七萬票，難怪國民黨高層嚇壞了，韓市長本人及市府團隊應也不例外。 距投票日還有一個月，武漢肺炎疫情漸趨緩和，但當日投票率高低尚難論斷，而近期高雄市府追著罷韓廣告拆、罷韓反罷韓團體的對立叫陣，以及「黑手」操控拒不出借設置投開票所、市選委會槓上中央選委會等等，讓這場投票成為全國熱門新聞，高潮迭起。如此高的曝光熱度，對韓市長的去留究竟是福是禍？ 老實說，韓市長於總統大選落敗回到高雄第一時間，若能謙卑低調的向高雄市民認錯，率領市政團隊重新整裝，全力投入市政，讓市民看見、感動於他的勤奮，以南部鄉親敦厚樸實的待人之道，或許就會不計前嫌。然吾人看見的卻是一個桀驁不遜、小動作不斷的市長。狂妄、乖張作風不改，又無亮眼施政成果支撐，難怪五成二市民要他下台！六六六，將是高雄人的民主驕傲？還是韓國瑜小動作奏效？令人好奇！ （作者業室內設計，基隆市民）

武漢肺炎的肆虐，不但使台灣躍登國際視聽的焦點，而且也使台灣人民感受「正名」的必要，決心將附麗於「中國」之下的符號、標誌一一摘除，比如護照正名、華航正名等等，都是需要進行的政治工程。最新的一波是范雲等三位立委質詢指出，中研院外文名稱「Academia Sinica」就是「中國科學院」，所以中研院研發出來十五分鐘快篩劑，望名生義，也會被置放在「中國」之下。 中研院是一九二七年中華民國在南京研議成立的，當時譯名為「中國科學院」，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到現在還把台灣中研院冠上「中國」，從歷史發展來看，足見時代齒輪同樣在中研院身上刻劃出不合時宜的政治痕跡；明明是台灣的，卻掛上「中國」的招牌，荒不荒謬!? 荒謬絕倫的不只於此。包括幾位院士在內的中研院研究人員社團發了公開信，舉出一個極其荒謬而又現實存在的例子：「一位中國出身目前在美國任教的材料科學教授，為了取得美國籍，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沒有中國國籍，所以只能獲選對岸的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但是兩年前中研院居然選他為台灣的本國院士！」這個荒唐的例子，揭示出台灣長久來潛伏而危險的體制問題。 凡荒謬的體制，必定產生出荒謬的事實。這種把台北當南京的幻覺，實實在在的在台灣搬演，比魔幻寫實還魔幻、還寫實。過去在兩蔣時代的「萬年國會」就屬荒謬之至的戲碼。或許有人會說都過去了，春夢無痕了，那麼，我們不是還有蒙藏委員會嗎？還有台灣省政府、福建省政府的名目嗎？我們的「憲法」還是所謂「一中」憲法嗎？ 回到中研院的課題。只要掀開中研院的底蘊，出現此光怪陸離的現象，一句話就可以解釋：中研院遵循的是封閉的血統原則或「我族中心主義」，血統對了、族群對了，就算漢字一個不識、漢語說不上幾句，甚至國籍不問，都可尊為院士。中研院研究人員暴露出叫人哭笑不得卻又活生生的怪事，就是由此衍生出來的。 中國人這種「萬世一系」的血統觀念很驚人。香港出生曾任半島電視台駐北京記者陳喜韻，去年到台開會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視華裔為中國人」，她指出，儘管她是華裔美國人，對中國而言，她就是中國人。只要血統如此，不管出生在哪，國籍屬哪，中國就視同中國人民。 中央研究院遴選院士的心態，正是中國血統論的繼承與發揚；現在受到挑戰了，中研院院士陳培德、黃一農的反彈最具代表性。陳培德說，立委的此一提案，顯示台灣「鎖國心態愈來愈嚴重」，甚而質問：「想讓中研院當一個封閉的單位還是開放的單位？」中研院院士黃一農認為，硬性規定院士國籍是「自我隔絕」，只會降低中研院水平，「拉開跟國際學術界的距離」。 不與中國黏在一起就叫「鎖國」？中國區區一國可以放大成「國際」？笑話了。更何況中研院已有「外籍院士」或稱「通訊院士」，那麼何「鎖」之有？陳培德、黃一農們為了捍衛中研院血統原則的封閉系統，不惜說謊而秀下限！立院趕快修法才是正道。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背後的兩條傷痕 今天忽然看到，陳文成遺體 背後有兩條傷痕的照片， 一長一短，接近平行， 隔著陰陽，兩個世界。 我震驚地想像，那是什麼世界！ 那個年代，和當權畫清界線， 不同國的平行世界間， 等於是踩到了紅線。 這次，民主時代的法醫 仔細檢視了照片， 不必怕死地斷定是他殺， 推翻了老K當年的「自殺」説。 而我在法醫與老K中間猶豫著， 我早就看到陳文成背後的死因： 他，背後不但有骨，也有脊梁。 在那個年代，這等於是自殺。 * 有一件事曾把「馬英九、陳文成與我」三人圈在一起： 2007年7月2日晚上，我以新聞局長的身份，應陳文成基金會之邀前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蔡瑞月舞蹈社為悼念陳文成逝世廿周年致詞。 我事先確認了，陳文成和馬英九都是1950年出生，建中、台大（1968–1972）時間完全重疊，也分別在1974和1975年拿奬學金赴美留學。不同的是，陳拿美國密西根大學的奬學金，而馬拿的是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1981年兩人都回了台灣，很遺憾的是，馬英九年初進了老K的總統府，而陳文成卻被老K的警總送進了地府（於七月二日晚間至三日清晨間，陳屍台大校園）。 我以這兩個人的命運路徑圖來説明那個時代「一個吃香喝辣風風光光，一個手銬腳鐐叮叮噹噹」，並指出陳文成在美國支持美麗島，捐款給事件被告的家屬。而根據輔仁大學大傳系習賢德教授發表於《傳記文學》第八十八卷第六期（二○○六年六月）引用馬的「自述」，我則説，同一時間，馬英九在在美國當職業學生作抓耙仔並自己洋洋得意地寫下「外交部及國民黨海外工作會」頒獎給他「反台獨」的事蹟。 當天晚上，擔任老K黨主席及2008年總統候選人的馬英九要求我立即撒回我說他是「抓耙仔」的指控。我心胸坦蕩，當然沒理他。 第二天早上，我從外面回到新聞局辦公室時，已有記者多人堵在那，説馬辦已對我按鈴申告，民刑事都來。我記得，記者問我的感受時，我回應的第一句話就是：「噢，真告我了。奇怪，當抓耙仔不是不可告人之密嗎？他怎麼可以告人呢？」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告，過程略過，結果在此：鐡證如山，我贏了！ 在法庭辯論時，我一再指出，我也當過留學生，和馬英九一樣，也常寫報告。問題是，我寫的報告只交給我的教授，為什麼馬會交給海工會？ 當然，這些抓耙仔或職業學生都辯稱那些是「愛國」行為，我就問：為什麼你們一愛國無邊，數別家就死傷無數？我當然就想起西方「愛國是無賴的最後藉口這句話。 我也常在想，重點甚至已不全是「當初你們作了什麼？」，而是「你今天怎麼看你們幹過的那些傷天害理的事？」。也就是說:你們值得原諒嗎？還是有人根本就在變本加厲？或是：當初靠老K幹「愛國害人」的事，現在準備改靠老共幹同樣的事，而藉口還是「愛國」？ 但是，在我沒看到，馬英九（及那批戒嚴時代拿老K中山奬學金的留學生）到底寫了些什麼反台獨的報告，而讓他受到國家的外交部及黨國的海工會奬勵之前，我都不認為，這場官司我是真的贏了。 我至今還記得，曾看到過一張陳文成和趴在他肚子上一歳大的兒子之黑白照片，以及我有次去美國演講，陳文成的大姊跟我講她弟弟的遭遇時，她臉上惆悵、無奈、痛苦的神情。 等待，等待，很多人都在等待。這次好像終於看到曙光了。等待，等待，充滿希望的等待。 * 1981年，我還沒醒，隔年赴德，漸知台灣事，愧疚非常。 *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39135

  高雄市長韓國瑜以防疫為由，不出借罷韓投票場所，引發爭議。前高雄縣長楊秋興痛批，別選輸選舉又連累國民黨背負毀憲破壞民主的罪名。 前高雄縣長楊秋興再批韓國瑜。（記者王榮祥翻攝）   選舉與罷免是公民權利，兩者應等同視之，簡而言之，選舉投票場所與罷免投票場所，亦應該一致，這個理由絕對是極大多數民眾的共識。尤其目前台灣疫情控制得宜，相關防疫配套措施完善，選民染疫風險低。高雄市府及韓國瑜假借防疫之名，行阻礙罷免投票之實，應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令人遺憾的是，中央選委會極盡說明及懇託之能事，仍有原提供選舉投票之場所堅持不出借，明顯有人作怪，民眾及輿論罵聲此起彼落，但國民黨陣營及黨主席江啟臣至今卻「視而不見」，難道是默許韓陣營胡搞瞎搞？ 週三媒體報導「藍民調52％市民支持罷免」，這不就是韓市府阻撓投票小動作不斷、引人反感的最好證明？筆者認為，江主席上任後，信誓旦旦要改革國民黨，如果不盡速公開呼籲韓順應民意，遵守民主機制，繼續容忍韓陣營的胡作非為，六月六日不但很有可能通過罷韓，江主席的政治前途恐怕也會跟著陪葬。 （作者為台北市民，家管）

前任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的最新工作，根據新聞報導，是大同公司將於今年6月30日舉行股東常會，由市場派大股東王光祥邀請前立委黃國昌出任獨立董事。黃國昌將成為大同獨董引來外界各種評價。 黃國昌過去在立法院質詢時，多次批評獨立董事僅為公司門神，是坐領高薪的肥貓工作。純領薪水，但在公司出現治理危機時，又常常置身事外，以樂陞案獨董如李永萍或陳文茜最為外界所詬病。黃國昌去年輔選其辦公室主任賴嘉倫參選立委時，也以這項訴求作為攻擊競爭對手的口號。 言猶在耳，黃國昌竟將轉身一變為大同獨董，言行顯不一致。首先，根據新聞資料：「證交所......公布國內上市公司及第一上市公司2018年度董事及監察人酬金支領情形，並同步揭露肥貓董監事相關資料。據統計，2018年營運出現虧損、董監事還領取酬金的上市公司中，以大同董監事領走287.3萬元最高，較前一年不減續增。」若黃國昌真的當選大同公司獨立董事，根據大同公司財報，一年僅需出席十次會議，就可領取百萬年薪，這是否為酬庸？是否屬於肥貓？黃國昌說要在公司內設「調查小組」，簡直是欺騙外行人的手段。 前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日前證實將參與大同公司獨立董事選舉。（資料照）   試問，可曾有一個與公司淵源不深，僅靠公司有實力者邀請來為其撐腰的人，就能夠在公司內呼風喚雨？黃國昌若真要以獨董身分組織調查小組，大概只能依照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十五條：「上市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立董事執行業務。獨立董事執行業務認有必要時，得要求董事會指派相關人員或自行聘請專家協助辦理，相關必要費用，由上市公司負擔之。」但這個條文既非法律，也無罰則，若想以此條當尚方寶劍，恐怕只會先中箭落馬，落得被解職的下場。因為現況對認真執行職權的董事根本無保護機制，黃國昌只是市場派三圓建設董事長的遮羞布罷了，他根本不可能調查三圓董事長吧？否則他的位子怎麼可能坐得穩？ 更讓人不安之處在於，大同公司經營權之爭中的市場派有中資介入，顯而易見的是，大同公司經營成效雖然不佳，但土地是最大賣點，市場派喊最大聲的人就是建商，這位建商來搶大同是否就是為了炒房？黃國昌把居住正義喊得義正嚴詞，現在卻明顯與大建商站同一陣線，尤其，黃國昌的岳父是知名的恆合建設大老闆，難道黃國昌對建商介入大同公司經營權之爭可能涉及土地開發大夢，沒有半點敏感度嗎？難道市場派的建商真的只想好好經營大同公司？市場派三圓董事長說，「在我看來，大同公司的優點，就好像是位於黃金地段的正義國宅一樣，是台北市的核心，只是過去沒有將價值好好發揮。」動輒把建案拿來比擬大同，言外之意已不言可喻。 黃國昌若說進去大同當獨董是要好好弄清經營問題，根本只是在唬弄搞不清公司治理的路人。黃國昌的法律專業就是民事法相關法律，公司法規更為其專精之處，卻拿自己過去詬病的獨董職務作為尚方寶劍，實在難以服人。唯一可以確定的，應該是黃國昌絕對可以領到獨董的百萬年薪吧！ （政治觀察者）

「總統」的頭銜不能被「領導人」所取代，因為一個國家裏，「總統」只有一個，是專屬名詞，具有排他性，而「領導人」（或領頭羊）在各行各業都有，是普通名詞，具有普遍性。至於在中國，各級也都有「領導人」。 那，有無可能用「領導人」替代「總統」？勉強有的，那就是要想辦法將具普遍性的「領導人」前面加上某個修飾詞 – 名詞或形容詞皆可 – 讓「領導人」瞬間從「普通名詞」變成「專屬名詞」。例如「領導人」前面加一個名詞「國家」變成「國家領導人」或加一個形容詞「國家的」變成「國家的領導人」。 但是這救不了上中國央視節目的老 K 某單位副主委，因為這麼一來，台灣「總統」雖然被作掉了，台灣「國家」卻冒出來了！中國央視哪可能接受？！所以乖巧的副主委用的不是「國家領導人」而是「一個領導人」，唉，還是普通名詞。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鴻薇稱蔡英文領導人不稱總統。 圖片來源：中央社 這不是在作掉「蔡英文總統」而已，而是羞辱了台灣人能直選總統的「民主」。 或是，以後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全改成「領導人候選人」？ 在台灣有言論自由，看這個也罵，看那個也罵，結果，上了一趟中國央視，既拋「總統」，又棄「國家」，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真是何苦來哉。回來後，別人寫臉書，她只能先寫書，因為一時還不知道，「臉」要往哪裏放。 我們作為台灣的外交人員，隨時隨地都在為台灣的國家尊嚴及主權奮鬥，唯一的敵人就是專制中國，看有些人平常又罵「台獨」，又罵「去中國化」，結果到了那邊卻變成「去中國化台灣的總統與國家於無形」，豈能叫人不感到悲哀？ 當然，我知道，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但是，期待「副主委們」經此一回，看到台灣人的反應，就回頭是岸吧。 以後就死心踏地和大家一起捍衛台灣的民主，—— 不為「台灣」，好歹也為「民主」。 這要求不會太過吧？ 我這裡就隨手舉今年 1 月 11 日台灣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後，德、奧、瑞三國幾個大小德文媒體的報導給大家看——每個標題都有「總統」（Präsidentin – 女總統），內文就更不用說了。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圖片來源：取自 謝志偉粉絲頁 外國人都作得到，有些特定的台灣人卻硬是作不到，怪哉！也是台灣人深層的痛。 同樣地，好好的「台灣」既精且準，被稀釋為「台灣地區」，就血肉模糊了，就被收納進「中央」的置物櫃裏了。而老 K 的「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和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地區」則是兩個名詞一路貨， 都在將台灣邊緣化、去中心化、去國家化。 明明是杯小小濃濃的香醇 Espresso，硬摻水變成一大杯寡而無味帶咖啡色的冷開水，豈此令人覺得掃興而已？！ 或換個説法，就是把台灣從 Main course (主菜）貶成 Side dish (配菜、小菜）的概念。   原文出自謝志偉粉絲頁，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政治立場一向親中的中國國民黨立委吳斯懷在四月間曾針對台、日關係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稱，「民進黨處理外交事務有個盲點，就是希望雙邊關係單純化，完全擺脫中國的影響。」事實上，這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不僅日本不能，連美國都不可能為了台灣而放棄與中國的互動。唯有在符合彼此利益下，雙邊關係才能維持。蔡政府必須務實看待干擾台日關係的各種可能因素。吳斯懷還進一步指出：「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強國，有與各國打交道的經濟基礎。」，在美、中貿易談判這個大議題上，台灣第一輪被當完棋子後，再可利用的價值恐已有限。當「親美媚日」政策被操弄過頭時，其實是會埋下日後美、日刻意冷處理台灣事務負面效應的導火線。 吳斯懷。圖片來源：中央社 在此姑且不對於吳斯懷這種把台灣視為美國對付中國棋子的觀點，一向是台灣統派人士不時就會拿來唬弄台灣人民的一慣伎倆，根本已經讓人懶得一駁，單就其吹捧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強國」這一點，就顯然與事實完全不符。因為，從軍事力量上來看，中國近年來雖然透過各種手段從包括俄羅斯以及烏克蘭在內的前蘇聯共產國家集團剽竊了不少軍事科技，拉近了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傳統軍事裝備上的差距，但是真正能夠在國際戰略上與他國較量，還是以核子武力為籌碼，中國無論是在所擁有及已經佈署的核彈頭數量還是遠遠不及美、俄甚多，最多也只能排行至第三名。 2017 年訪問香港時的遼寧號航空母艦。圖片來源：中央社   如果從經濟上來看，雖然中國的 GDP 在 2010 年時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中國的 GDP 有絕大比重是倚靠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先進國家出口廉價消費性商品所造就的，中國在本質上仍是個開發中的第三世界國家，若和掌握當今產業發展關鍵技術的美、日、英、法等國相比，無全不是在同一個等級，之前中國或許還能夠仗著廉價勞力以及對生態環境污染視而不見這種竭澤而漁的短視作法成為世界工廠，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勞力成本與民間環境保護意識抬頭，過往的這些「優勢」早已一去不復返，在近二年來，更因為與美國這個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撕破臉大打貿易戰爭而元氣大傷，好不容易美、中雙方看似即將達成協議而休戰，卻又因為武漢肺炎肆虐全球，造成中國復工不順，美、日等國在中國的企業紛紛從中國撤離。 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終將一去不復返！ 一但情勢發展至此，中國原本就只是有如建在沙灘上城堡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恐怕也會很快的跟著快速跌落谷底，若是再加上中國自今年初以來，因為隱匿武漢肺炎疫情害得全世界都遭殃，連奈及利亞這些過去對中國馬首是瞻的非洲國家也都加入向中國求償的行列，中國無論是在經濟、與外交都是大大失敗，在軍事上更遠不及美、俄的情況下，中國還能夠當多久的「大老二」？恐怕是吳斯懷這些老是擁中自重以恐嚇台灣人的統派政客們該好好想想的嚴肅課題！ 引用連結： SummerBlue 的部落格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台北市議員王鴻薇，近日登上中國央視節目，稱總統蔡英文為「台灣領導人」，批蔡太親美，提到美國總統川普更直接用中國翻譯「特朗普」，有意貶抑民主台灣，引發爭議。而王此舉已涉及黨格、黨魂，不能和稀泥，甚且扭曲了言論自由的意義，令人痛心！ 就算在美國，固在國內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但美國人在國外及外國媒體鮮有「不愛國」言論，美政客若在俄羅斯或俄媒肆無忌憚批評或反美，更將遭其國人撻伐！此無他，乃在維護國格及國家尊嚴！ 是以，言論自由也者，並非是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牆頭，駡中華民國台灣，然而却不敢在紅媒批「文攻武嚇」、「武統」的不是！此簡直褻瀆了言論自由的真諦！更愧對中國國民黨往昔的民主、反共精神，尚有何面目見兩蔣！這些只知權謀牟利乃至謁陵行為的政客，益發令人痛心疾首！ 中國共產黨在70多年前打敗中國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紅朝），無異是全黨上下的奇恥大辱！連兩蔣至死都念兹在兹，還要黨員知恥知病，求新求行，更要扎根台灣，光復河山，擁抱世界！而今民主化廿多年，國民黨竟淪爲滿意度只有20%的在野黨，更失去大破大立、脫胎換骨的改革勇氣和毅力，遑言「反共」或奮勵自强，現甚而有朝向「紅統化」之虞！這不是墮落，什麽叫做墮落！ 國民黨若違創黨精神，走「親共」路線，只會自取滅亡。（資料照）   如今國民黨的老一輩凋零，未能傳承反共經驗，持續孫文創黨的三民主義精神，改變染紅的中國民主化；而在台灣出生的國民黨後進（檯面上比比皆是、如韓國瑜、吳斯懷等，不勝枚舉），只知爭權奪利，却又不知為何而戰？反淪為中共戕害民主台灣的幫凶！若是粉身碎骨為中華民國，現在的ROC和TAIWAN，根本就是一體兩面！總統仍是民選的中華民國國家元首，豈能隨中共起舞！何況台灣防疫舉世稱讚，但中共仍不管台灣是否爲ROC或TAIWAN，一律排阻在WHO外，連WHA都不讓參加，併吞野心，昭然若揭！ 現國民黨却幫中共駡「台獨」，殊不知自己就是「獨台」！習大大更公開宣示，中華民國已於1949年滅亡。且要迫使台灣接受其「92共識、一國兩制」，而國民黨內竟有苟且偷生者認同，還有人大言不慚地呼應，更有人自甘墮落走向「紅統化」！ 現己不只有人成了中共同路人的「內應」（含媒體），更有人以言論自由作混淆視聽，猶公開在中國或紅媒批判台灣民主化，還敵視美、日，教共軍打美軍方法！試問美、日有妄圖「併吞」台灣嗎？頂多是互惠的經貿利益，若謂花錢向美購武自衞，70多年來也因如此，才守住台灣，亦為合理保障的範圍。 然則，中共連在隱匿疫情禍害全球及世人下，仍欲窮兵黷武侵台，這不是「以疫奪台謀統」，什麽叫做「以疫奪台謀統」！如果沒有川普團隊和美國國會全力相挺，中共早就趁虛而入了！太可怕了！ 在台灣防疫期間，國民黨除侯友宜等少數成員顧大局、識大體，全力配合協助防疫外，但泰半的國民黨員或民代、縣市長，却不思改革維新，却見縫插針，幾多和中共「文攻」呼應，製造社會混亂不安，却忘了中共攻台子彈，有分紅藍綠黑嗎？！簡直荒謬、幼稚至極！ 特別是，紅統黨、黑幫之流目無法紀，猶製造潑「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紅漆事件等，令人不齒，國法安在？！政府「姑息」實值得檢討了！（按：今天新聞報導，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又名桂敏，今年2月遭中共判10年重刑，其女接觸瑞典出版商，在他56歲生日當天出版。這些詩以中文和瑞典文寫成，其中一節提到，「停止寫作是很尷尬的，因為詩歌被關在籠子裡」。） 今天國民黨若違創黨精神，走「親共」路線，只會自取滅亡！唯有回到台灣的船上，以「同舟共濟」，摒棄黨國思維，革新作爲，始能成為名符其實的民主政黨，更須回到民主、反共的路線，重振黨格、黨魂！扮演疫後世界民主化3.0的有守、有為角色。否則任令黨混仔、政客恣意妄為，不以黨紀嚴繩，勢將不戰自敗矣。

陳時中投書法國「世界報」，分享台灣公衛經驗，並提到WHO應該讓台灣參加。這樣的愛國行徑以及維護世界人民健康的專業經驗分享，卻引來中國駐法大使館特別刊登聲明，稱文中把台灣稱為國家，「違背一中原則，是鼓吹台獨，嚴重誤導法國民眾。」 台灣防疫經驗獲得國際肯定，法國《世界報》於4月底，刊登我衛福部長陳時中的投書，分享台灣公衛經驗，內文並提及WHO應讓台灣參加。（資料照）     中共藉法使館再度重申，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這樣自以為是的主張，恐怕只會引來更多法國人與世界人民的厭惡。中共製造的武漢病毒（COVID-19），自己急著封城避免擴大傳染，卻縱容武漢人民放行到全世界，遊走國際散播病毒，這些罪行，都還沒跟國際誠實道歉賠罪，只會急著打壓世界防疫典範的台灣。 台灣人選自己的總統，中共習近平沒有人民授權又任意擴權；台灣人能選出各級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中共所有官員都是官派，不僅人民無法監督政府，也沒膽冒著失去生命安全與人身自由來批評政府。中國人供養著獨裁專政野蠻的中共政府，中共卻不知感恩人民，還惡意造成人民與世界的禍害。 中共藉法使館再度重申，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這樣自以為是的主張，恐怕只會引來更多法國人與世界人民的厭惡。圖為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圖片來源：中國駐法使館官網）   台灣人享有思想言論的自由，有權決定自己的將來，實現以民為本的民主思想。台灣如果不是一個國家，那中國是甚麼東西？中共又是甚麼東西？中國是國卻不像國，中共更是一群武裝革命的國際暴力恐怖分子。台灣政府領導人民守護世界人權價值，協助各國抵抗病毒維護人民健康。中共不僅製造病毒，還「以疫獲利」、「不知悔改」，跟強盜的行為沒有兩樣。 （水里國中校長）

  聯合國糧食計畫署最近呼籲，武漢瘟疫之後，更大的風暴將是飢荒，中國2億農民工失業浪潮加上糧食不足，會是中共國崩解的致命傷嗎？圖／擷自聯合國糧食計畫署網站     不必等待美國開口，上周，中國再度加碼向美國購入大豆，理由很簡單，儲備糧食，「中共國」遇到庚子凶年，不只是「武漢瘟疫」重傷世界工廠，全世界被瘟疫連累，積極向中共索賠。今年的氣象也不穩定，上周東北才傳出大雪，但是，隔一天卻是艷陽高照，山西則是沙漠風暴，煙塵滾滾，這是過去少見的情況。北方諸省也被乾旱侵襲，雲南已經通報蟲害。今年，百業蕭條，農民哀號，「中共國」糧食歉收已經可以預期，從歷史來看，沒飯吃就是革命的原因，中共最擔心這一點。 武漢瘟疫期間，美國酪農協會宣布，因為運輸停擺，每天被拋棄的新鮮牛奶超過5000加侖，而印度南方的陳倉米，等不到海運要前往非洲，結果卻是稻米受潮全部腐敗，大瘟疫帶來大浪費，擔心瘟疫之後的全球動亂，許多國家超前部署，包括越南、印度都宣布停止糧食出口，哈薩克也禁止小麥出口，中國「稻米之父」在5月2日受訪時說，「如果這幾個產米國家禁止出口，中國肯定會缺糧」，很多國家瘟疫期間，更是發生大規模的囤貨行為，有錢人擔心挨餓，開始囤積貨物，造成物品上漲，最後倒楣的還是窮人，整個市場形成供需失調。如今很多國家遭受瘟疫折磨之下，市場經濟已經大亂，根據聯合國糧食計畫署最近的呼籲，武漢瘟疫之後，更大的風暴將是飢荒，中共國已經看到這隻更大的黑天鵝，迎面襲來，兩億農民工失業浪潮加上糧食不足，會是中共國崩解的致命傷嗎？ 正視瘟疫帶來大飢荒 聯合國罕見呼籲，而且把可能發生飢荒的國家實名登錄，非洲國家有六國，包括蘇丹、南蘇丹、奈及利亞、突尼西亞、剛果、葉門，中東國家有敘利亞和阿富汗，拉美加勒比海有委內瑞拉和海地，這10個國家統計人口超過2.6億，即將面臨飢荒，其中超過半數是因為戰爭無法停止，例如葉門，敘利亞，阿富汗，另外幾個國家，則是長期貪腐惡習造成飢荒，聯合國每一年送糧援助非洲，卻被不良政府侵吞，雖然中國和北韓沒在榜上，事實上，北韓和中國也是危險名單，北韓長期被經濟制裁，貿易受阻，而中國則是耕地減少環境惡化，間接導致糧食減產。 武漢瘟疫加上戰爭，正好是造成飢荒的主因，這也符合聖經啟示錄第六章的預言，「有四個騎士會降臨人間，進行最後審判，這四個騎士代表戰爭、瘟疫、飢荒、死亡」，所以稱為「天啟四騎士」，又好像是潘朵拉的盒子被人類打開了。 聯合國的警告當然其來有自，根據聯合國對飢荒的定義，可以分成五等級，第一級缺糧，第二級非常缺糧，第三級缺糧緊急狀態，第四級人道危機狀態，第五級飢荒。 歷史上因為飢荒導致的死亡情況無須詳述，中國每逢戰亂，就有飢荒，最慘烈的饑荒是1958年到1961年的大躍進、大飢荒，罪大惡極就是毛澤東的激進策略，企圖短時間超英趕美，結果造成四千萬人死亡，詳見楊繼繩所寫的《墓碑》。 照理說，基改糧食問世之後，足夠供應80億人口食物，全球不應該再發生飢荒，但是，從歷史來看，飢荒的發生和糧食根本無關，根據統計，目前缺糧人口大約8億，這些人也就是世界上最貧窮底層，收入無法購買糧食，而不是糧食不足導致死亡，但是，還有另外的8億人口，根本就是糧食過多狀態，垃圾桶隨便就可以找到被拋棄的漢堡、肉塊，所以，問題的核心是貧窮和分配不均，寫《糧食戰爭》一書的英國經濟學家拉吉帕特爾說，「飢餓問題不是糧食不夠，而是糧食太貴，很多人吃不起，因為，掌握糧食販賣權，都在少數集團手上」，咖啡就是典型例子，星巴克和雀巢控制世界所有咖啡，所以咖啡價格從產地的一公斤幾十美分，輾轉到消費者手上漲到10倍甚至20倍，於是種咖啡的農民吃不起咖啡的現象很普遍，稻米也是一樣，印度的農民種米，卻吃不起米，還被債務壓迫到自殺，中國農民也是最底層的一群，因此造就出所謂農民工，必須靠著出外打工增加收入，才能溫飽，這些農民長期不被政府制度保護，也是耕地短缺，糧食收穫下降原因，中國改革開放後，目前正在面對這樣的苦果。 中國食品價格暴漲 中國國家統計局最近發布資料顯示，四月份的市場食品銷售價格，同比去年平均漲幅是18，3%，其中，白米上漲2倍，豬肉上漲2，5倍，這些基本食物上漲，顯示出更多貧窮者沒能力購買食物，而中共政府也無法紓困，因為國庫已經空虛，如果瘟疫持續拖延時日，復工無期，境內貿易受到阻礙，食品價格引發通膨危機正在出現。 聯合國糧食計畫署分析，飢荒的危機會在半年之內引爆，被點名的十個國家，已經人人自危，中國會被飢荒掃到，而成為中共政權倒台的最後一根稻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