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黨徽和我國國徽相似度超高，許多外國人都分不清楚，外界時常批評為「黨國不分」。日前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更改國徽，獲民進黨大力支持。 對此，國民黨革實院長羅智強30日在臉書上發文表示，「先滅國徽再滅國旗，民進黨和蔡英文下一個再滅中華民國，也不讓人意外。」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也表示，立法院國民黨團已經很清楚表達立場反對，認為中華民國成立、使用國旗國徽已經110年，這是歷史事實。 圖為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右）及國民黨革實院長羅智強（左）。（資料照）   羅智強與蔣萬安的歷史及格嗎？需知，中華民國建立時所使用的國旗是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不是目前所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後者當年只是海軍軍旗，已經很荒謬，1928年所謂北伐統一後，國民黨居然廢除五色旗，居然將海軍軍旗升為國旗！ 1928年，北洋政府被國民黨推翻後不久，國民黨中常會擅自將五色旗更換為目前的國旗，後來又將中華民國國歌「卿雲歌」更換為自己黨歌，有如國庫通黨庫，黨庫通家庫，日子久了，難道國家就變成自己的財產嗎？ 統媒說，國民黨用的黨徽跟黨旗，比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早了33年，因為原本中華民國國旗是五色旗。可見國民黨首先強姦中華民國，消滅中華民國，否則為何將自己的政黨圖騰當做國家的圖騰？應該說是國民黨消滅中華民國才對吧？ 中華民國建立時所使用的國旗是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維基共享）     中國與北韓也不敢將自己的政黨圖騰當做國家的圖騰，為何世上只有國民黨敢這麼做不臉紅？如中國國旗是五星旗，黨旗是斧頭加鐮刀，其國歌是義勇兵進行曲，黨歌是共產國際歌。此外，北韓的國家圖騰也與其黨的圖騰不同。 中國國歌原本是抗戰歌曲，國民黨卻不會用，讓中共佔用，真是愚不可及。請問，世上有哪個國家的國歌是某黨黨歌，國徽是某黨黨徽？若要用黨歌當國歌，也選一首比較好聽的，怎麼會選一首許多年輕人認為很難聽，該從地球上消失的歌呢？ 中國共產黨黨旗。（維基共享）     還有各校校歌歌詞，充斥許多大中華與黨國思維，硬逼學生唱，很不仁道。如建中校歌歌詞中有「同建大中華」，北一女歌詞中有「力行三民主義，實踐國父遺教」，是否很荒謬？ 總之，台灣人不能再軟弱了，姑息養奸只會讓國民黨繼續「莊肖維」欺騙台灣人民！ （大學教授）

#意識形態跟性別有什麼關係 國民黨深藍支持者群眾的素質越來越讓人搖頭，除了各種親共統戰的手法，四處滲透、破壞台灣民主機制也無所謂。 許多與政治無關的價值觀，也讓人非常不敢恭維，在意識形態上偏激就已經很讓大家困擾了，現在對女性居然也是非常的不尊重。公然用「X子」和「小X」作為公開標語來批評民選議員，難道這樣子羞辱對方的偏差言行，而不是就事論事，是數百萬泛藍支持者所默許的作為嗎？ 被恨沖昏了頭，面目可憎，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中國作家最近習慣用「韭菜」形容14億中國人，「人命如草賤，割完又吋生」，從植物用典來看，韭菜是一種葷食，屬於石蒜類，生長能力很強，只要不連根拔除，割完之後很快會再生，民間習慣以韭菜來包餃子，吃起來很美味。 作者提出，不是只有獨裁政府才有韭菜，另外兩種韭菜，也會在民主國家產生，一種是股市中的散戶韭菜，經常被煽動高買低賣，變成大戶手中韭菜，而另一種韭菜就是政治粉絲，這種政治粉絲屬於民粹政治中特產，變成政客特定收割的韭菜。示意圖／民報資料照   弱勢人民如韭菜 所以，把韭菜形容人民，相當貼切，第一，韭菜被割時候，沒有反抗能力，尤其是獨裁專制國家，政府隨時可以收割，無須國會認可，百姓只能低頭被割，還不敢發問，「韭菜被割，最後進了誰的肚子？」所以，武漢瘟疫以來，中國人民已經變成韭菜，確診病例一來，只能待在家中，被中共政府一割再割。 本來中共政府已經大鬧政府沒錢花，政府財庫見底，現在，靠著病毒蔓延，中共從病毒檢測篩檢工作中賺大錢，只要城鎮社區出現少數確診個案，肯定是勞師動眾大篩檢，動輒一天數十萬人篩檢，雖然中共自稱，所使用篩劑是全天下最便宜的試劑，但是積少成多，變成大錢，很多人已經被篩檢數十次，交了數千人民幣。最近，春運到來，為了防疫起見，中共針對人民返鄉過年，發布「返鄉篩檢政策」，只要想回家，搭車之前7 天，要篩檢一次，回家後7天，還要篩一次，14天後再篩一次，如果過完年，想回到原來工作崗位，卻拿不到陰性證明，你就沒辦法回到工作崗位。所以，過一次年，要被政府篩檢3次，一次500台幣，3次也要1500，今年春運移動人口，已經降低到17億人口，中共還是可以從篩檢中發大財，至於篩檢準確或不準確，那還是其次。 為了逃避篩檢，節省金錢，網路上還有人一起和政府搶錢，大賣陰性證明文件。 政府靠國家暴力割人民韭菜，發大財，既有公文，又有政策，老百姓不能不低頭，人民拒絕被割韭菜，下場是關押牢裡。 別以為只有獨裁政府才有韭菜，另外兩種韭菜，也會在民主國家產生，一種是股市中的散戶韭菜，經常被煽動高買低賣，變成大戶手中韭菜，而另一種韭菜就是政治粉絲，這種政治粉絲屬於民粹政治中特產，「一日為粉，終生為粉」，變成政客特定收割的韭菜。 這種民粹政治，抓住特定意識形態者的同溫層，然後透過特定媒體的「造神運動」，把普通政客搞成救國救民的真神，在整個造神運動過程中，形成媒體、網路、粉絲團仲介者，三位一體的供應鏈，就好像傳統台灣廟宇裡面的神明、乩童和桌頭，3人一組，跪拜者才是信徒，神明要現身，要有乩童附身，還要有桌頭替神明發言說話，俗稱裝神弄鬼。在網路時代，桌頭已經化身成神明旁邊的護法大將，自己搞視頻，號召粉絲團，如稱「圈粉」，用親切接地氣的稱呼為「某某哥」擁有替神明說話的力量，在這一次韓粉所發動的罷免復仇之旅，可以看出來，神明神隱鄉村，早已經沉默不語，但是，旁邊的桌頭卻越搞越大，準備要罷免過去得罪神明的一干綠色人士。 搞罷免師出無名 韓粉搞罷免師出無名，目的是搞亂台灣民主，放著台北幾個涉及貪瀆的藍營議員不罷免，現在桃園罷剛完，接著南下要罷高雄，一名陳姓護法大將肯定是桌頭，最近被檢調查出，「假罷免，真吸金」，靠著罷免運動需要金援，向韓粉募款，眾多韓粉在老韓選舉時已經充當韭菜，被割了一次，貢獻資金，現在不甘心老韓被罷免，又淪為這一波罷免運動的韭菜。 通常，政治造神運動中，桌頭無法從選舉發大財，賺到選舉大錢，現在卻可以從罷免運動中發點小財，因為，桌頭聰明，早就看準，老韓雖然離開神位，但是信徒不死，人不好好做，卻一心要當粉絲，下場肯定是粉身碎骨。 這種粉絲就像追星族一樣，必須具備一種特質，無腦者不管是投身股市，或生活在專制國家，疲於奔命是日常生活，被割韭菜是必然下場。 台灣人一向有尊敬老師傳統，甚至認師為父，這固然是美德，但是，也少見肯為老師「粉身碎骨」者，可是，一旦當上粉絲就不同了，一日成為某某粉絲，追星上天下地，變成一種本分，為神明粉身碎骨，更非少數，所以，一位醫師朋友最近感嘆，早知如此，年輕時，就立志蓋廟發財，總比當健保局公務員來得好，台灣俗語說，第一蓋廟，第二賣冰，第三當醫生，造神蓋廟，只要成功，財源可以不絕，還可以庇護桌頭，乩童發大財，比幹醫生還要輕鬆很多。 罷免運動要錢，要糧草，搞動員，國民黨金庫缺缺，現在只能靠韓粉韭菜捐獻，韓神隱退之下，卻便宜了粉絲團的直播主。 作者指出，這一次韓粉所發動的罷免復仇之旅，可以看出來，神明神隱鄉村，早已經沉默不語，但是，旁邊的桌頭卻越搞越大，準備要罷免過去得罪神明的一干綠色人士。圖為2021.1.31高雄罷免黃捷遊行。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主計總處上週五公布了去年第4季的經濟成長率，去年全年則是2.98%，不只是亞洲四小龍冠軍，還是30年來首度贏中國。 是誰說藍綠一樣爛的？綠就是比藍強很多，就算是國民黨當吹自吹自擂的財經、外交，現在都證明遠遠不如民進黨。外交很清楚，現在國民黨對美國、日本都斷線了，只能走親中反美的死路；財經更是是被民進黨甩好幾個耳光。 馬英九、蔡英文任內都遇到重大的國際事件衝擊，全球景氣大蕭條、武漢肺炎。 說真的，全球景氣大蕭條的影響其實很有限，縱然各國股市重創、失業率攀升，大家還是一樣正常地過生活，還是不少國家沒受影響。 但武漢肺炎是全面性影響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全球的國際旅遊幾乎停擺，全球各大國家、都會都無法如常作息；連二次大戰都不受影響的美國職棒大聯盟，因為武漢肺炎延後開賽而大縮水，全美4大職業運動都一度停賽；連兩次世界大戰都沒影響的巴西嘉年華會、紐約跨年，也都停了。 這對全人類的影響，恐怕不下於二戰。 但對照小兒科的2009年，以及進急診室的2020年，國民黨的執政表現卻是遠遠不如民進黨。 2009年的經濟成長率轉負就算了。2009年失業率最低時，還高達5.31%；反觀2020年最慘的時候，失業率也只有4.07%。 股市表現更直接，2009年最高的時候，也只有8188.80點；2020年最差都有8523.63點，之後更創下歷史新高的14760.06點。 所以國民黨不只有親中、反民主、威權等本質上的邪惡；就連維繫國民黨長期統治台灣的基礎，外交、財經，在民進黨真正執政後，都不堪一擊了。 所以會說藍綠一樣爛的？基本上就是腦袋有洞。    

人生總有終點。雙方交情曾有起落。惟他去世，給我衝擊，使我悲傷。兩人間種種，回憶湧出，感慨萬千，將一部分，記述於此。 他出生早於我數個月，戰時日本他念京都帝國大學，中途被迫改名服兵役。我念東京帝國大學，中途為了逃避兵役，各所躲藏，終被美軍軍機掃射失去左臂。互相不認識，連名字都未聽過。 戰前台北帝國大學，戰後改名國立台灣大學。台籍學生在日本的「帝國大學」肄業者，無條件轉學台大補學分畢業。人數不多有機會互動，有緣與他（農經）、Ａ君（經濟）三人成密友，常一起吃飯雜聊國事，我談台獨，他大罵糧食局長李連春以「肥料換穀」政策，剝削農民太甚，但似對一般政治較無興趣。台大畢業後，他入農復會，我留校擔任助教，我出國留學，數年後他亦出國留學，回台後我任系主任，他為農復會技正，三個好友還是常聚餐。我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前夜，我們還在Ａ君家吃飯，他們兩人不知道我與謝聰敏、魏廷朝的陰謀，不久Ａ君出國失聯，我入獄十三個月，被特赦，終身軟禁，五年後脫出台灣，流亡外國被通緝二十三年，我們在美國為台灣民主所作所為，他似無好感。他夫妻逢人就說「彭明敏都無進步」，我曾託人問他們我在哪方面無進步，他們就不再說了。 一九八○年後期，台灣開始民主化，當局對我的觀感也較軟化，甚至美國的國民黨系團體也曾邀我去演講，連戰及一些高官也在場。連戰因台灣發生水災，提前回台。 一九九○年他舉辦「國是會議」，公言我是愛國者，正式邀我參加，動員國民黨政府幾乎所有的在美機關，包含駐美代表，勸我回台參加，我要求撤銷通緝令，否則不參加（「你請我吃飯，卻在門口放一隻獰猛狼狗要咬我，我怎麼去」），他很不高興，因曾排除國民黨高層李煥等的反對，好不容易堅持邀請我，我卻拒絕，使他無面子。 他任總統是因蔣經國去世，作為副總統補上的。任滿後，還要正式選舉。我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公開支持他。我雖然反對國民黨，但鑒於台灣現實，由他連任，政局才會安定。因此受到台獨聯盟無情的攻擊。李當選後，他們都成為其最熱心的奉承者。他連任後，曾託人交一封信給他（不知道為什麼，此信全文曾在台北雜誌登載），信中建議（一）總統府太森嚴神秘，令人畏懼，總統親民，總統府應自由開放，任人參觀，最好每週舉辦音樂會，人民參加可唱流行歌曲。（二）政府文告要平易口語化，用庶民的語言。 最後通緝令撤銷，給我護照。我決定於一九九二年末回國。曾請吳澧培先回國，與各方接觸。吳與他會面，他相當冷淡，似有點困惑，說「他回來，要給他什麼工作，中央研究院院長嗎？」我終於回國，際遇立法委員選舉，歡迎群眾幾乎擠破機場，我下飛機也被擠得兩腳無法落地，官員怕「台獨」，大多不敢接近，只有立委候選人爭先恐後，要我站台助選。 回台後半年，被二十四小時監視跟蹤，不准上電視，任何一方都未曾來見。今昔不同，已不是單純的「同學」。一實為現任總統，一為前被追捕犯，如可見面，要談什麼。有一天他終於託人來說要我去他家裡，要我先到「中華文化發展委員會（會長黃石城）」躲藏，到了晚上八點以後他會派車接我，車窗要黑布遮起來，從外面看不到裡面，我聽了極不高興，見他要這樣偷偷摸摸，太無尊嚴，拒絕前往。此事耿耿於懷，曾告訴張榮發，他笑著說「我去看他也是一樣」。 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我也登記參選，報名保證金一千五百萬台幣，這對我是天文數字，一輩子也未曾看到那麼多錢（告訴訪台的捷克議員，他們驚倒了）。不得不從辜寬敏、林敏生、林誠一各借五百萬，這是我一生首次而唯一借錢的經驗。電視舉辦候選人政見發表會，出場前在舞台後面與他碰面，兩人默默握手，幾近陌生人，這是我回國第一次看到他。在競選中，我們不作人身攻擊，我攻擊國民黨數十年的暴政，他反對台獨，媒體認為沒有火花，淡如水，不過癮而失望。競選準備當中，有一個有趣的插曲，經由一好友，傳來神秘的提議，說若我退選，可給五億台幣的代價，我開玩笑地試探「十億怎樣？」神秘方面說「先拿五億退選，另五億以後再商量。」這可能是國民黨做事的典型。 幾年後輪到連戰競選總統，彭榮次陪我到他家裡，以後就有時到他家聊天。有一次連戰也來，他記得其結婚典禮，我擔任介紹人，相當親切客氣說要聘我為資政，李說選後再說。連戰在台大時我是指導教授，很愛護他，他到芝加哥大學進修，我每到美國，都專程到芝加哥去看他。陳水扁當選後，國民黨鬧罷免，政局混亂，一個晚上陳總統來電，看我能否去請連戰調解，我即請我親戚也是連戰親信楊寶發，問他能否與我密會，連戰說他二十四小時周圍都有人，無法密會，此事就作罷。 他作為總統經常到各地考察研究，連各地的地質農產也都很清楚，他不是才華橫溢，才氣煥發型，而是默默耕耘，耐性堅實，持久做事，實為一位好總統。 連戰競選總統時，投票前幾天，我告訴他連戰必敗，要他做心理準備。他反駁，各管道的報告，都說連戰必勝（可見官僚報喜不報憂）。我寫信給他，「連戰落選後，黨內一定有許多人要你辭職，但為政局安定，切勿辭職，要堅持下去」。果然連戰落選，國民黨煽動群眾，包圍其官邸，叫囂他辭職，他終於受不了，狼狽辭職，退出國民黨，很冤枉。 政黨輪替，國民黨失去了50年的政權，民眾聚集抗議，馬英九率先喊出「要李下台」。（圖擷取自三立）   一天他接受報社訪問，談到台獨，所說完全錯誤，我忍不住也在報上為文強烈批判。他很生氣，其後若有人對他提起我，他就發脾氣。數年彼此忌避。 我常說，有兩個互相矛盾的身分在李登輝的身上結合在一起。一是作為台灣人的李登輝，另一是作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前者要保護和伸張台灣人的政治權利即民主化，後者則為了「統一」中國，一些基本人權必須犧牲，他在此兩種立場上掙扎，天人交戰。 二○一七年「喜樂島聯盟」在高雄成立，我倆都被邀參加，在舞台二樓休息時，他也進來，二人若無其事雜聊一下，這是最後看到他。 在台灣各方，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轉換時期，他站在過程中關鍵時點，主政成功，有形無形功勞甚大，相信在台灣歷史上，必將永久佔有偉大地位。     Tue, Aug 04, 2020 In remembrance of Lee Teng-hui By Peng Ming-min 彭明敏   All lives eventually come to an end. Over the years, my friendship with former president Lee Teng-hui (李登輝) had its ups and downs. Lee’s passing was a heavy blow and has left me deeply saddened. We experienced a lot together and the memories have come flooding back. Lee was born several months earlier than me.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studying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but halfway through his studies, he was forced to change his name and enter military service. I was studying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but went into hiding to avoid military service, and I was later strafed by a US military aircraft and lost my left arm. At the time we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and had not even heard of each other. After the war,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as rename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Taiwanese students who had had their studies at Japan’s imperial universities cut short due to the war were granted an unconditional transfer to complete their degrees at NTU. There were relatively few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so we all got to know one another. Lee, who was studying agricultural science, another student called Mr A (A君) who was studying economics, and I formed a close bond. We would often eat together and chat about national affairs. Once, when I raised the subject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Lee lambasted then-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Grain Bureau director Lee Lien-chun’s (李連春) policy of exchanging fertilizer for grain for its “gross exploitation of Taiwanese farmers.” However, he seemed uninterested in general politics. After graduating, Lee joined the US-sponsored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I stayed at NTU to work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before leaving to study overseas. A few years later, Lee also left Taiwan for overseas studies. On returning to Taiwan, I was appointed head of the NTU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while Lee returned to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three of us often met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The night before I was arrested for publishing the Declaration of Self-Salv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Lee and I had dinner at Mr A’s house. Neither Lee nor Mr A had an inkling of the plan I had set in motion with my co-conspirators, Hsieh Tsung-min (謝聰敏) and Wei Ting-chao (魏廷朝). Not long after, Mr A left Taiwan and we fell out of touch. After a 13-month stint behind bars I was granted amnesty and placed under lifelong house arrest. Five years later I fled Taiwan for a life in exile. For the next 23 years I had an arrest warrant hanging over me. While in exile in the US, I fought together with my Taiwanese comrades to bring democracy to Taiwan. Lee seemed to disapprove of my activities. I learned that he and his wife said to others: “Peng has not progressed at all.” I once asked them,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In what respect have I made no progress?” After that, they stopped saying it. By the late 1980s,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had begun and the authorities’ perception of me softened. A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US group even invited me to deliver a speech. Lien Chan (連戰), who later became vice president, and other high-level party officials attended the event, although Lien was forced to return to Taiwan early due to serious flooding. In 1990, Lee announced a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reform. He also publicly stated that I was a patriot and invited me to attend, and welcomed me to return to Taiwan. I told him that I would attend, but only if my arrest warrant was revoked, saying: “You invited me for dinner, yet there is a fierce wolfhound at the door that will take a bite out of me. How can I go?” He was very upset, because he had overcome opposition from former premier Lee Huan (李煥) and other party hardliners to issue the invitation. When I refused to attend, he lost face. As vice president, Lee Teng-hui succeeded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蔣經國) upon his death in January 1988. After completing his first full term in office, he ran in the nation’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lent him my support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New York. Although I opposed the KMT, I felt that Lee Teng-hui had to serve a second term to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earning me ruthless attacks from the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After Lee Teng-hui won, I sent him a letter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the full text of which somehow found its way into the Taipei Magazine. In the letter, I suggested two things: First, th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was too rigid and secretive, and continued to instill fear in people’s hearts.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in touch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should be a free and open place that anyone could visit, holding weekly concerts of popular music. Second, government announcements should abandon formal, courtly prose in favor of plain, simple language, so that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them. Eventually my arrest warrant was revoked and I was given a Republic of China passport, and in 1992, I returned to Taiwan. I asked Wu Li-pei (吳澧培), later presidential adviser to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to return to Taiwan before me to make contact with different parties. Wu met with Lee Teng-hui, who — reportedly rather cold and somewhat bemused — asked Wu: “When he returns, what job should I give him? The Academia Sinica presidency?” When I finally returned to Taiwan, at the time of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 airport was packed with people welcoming me. The crowd that surrounded the plane initially made it impossible to put two feet on Taiwanese soil.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afraid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most did not dare approach me. Legislative candidates, on the other hand, scrambled to ask me to campaign for them. During the first six months after my return, I was under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was followed everywhere I went. I was barred from appearing on television and there was no contact with Lee Teng-hui. It was all very strange. Finally, one day he sent a messenger with an invitation to visit him at his home. I was told to first go to the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and hide there. At 8pm he would send a car with black material obscuring the windows so nobody would be able to see inside. After being told of these details, I was extremely displeased. I thought it was disrespectful, and refused to go. I continued to brood about the matter. Later on, I related the strange invitation to Evergreen Group founder Chang Yung-fa (張榮發), who laughed and said: “When I go to see him it is just the same.” In 1996, I registered as a candidate in Taiwan’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registration deposit was NT$15 million (US$507,941 at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an astronomical sum to me; I had never seen so much money in my life. I had to borrow NT$5 million each from fellow independence advocates Koo Kwang-ming (辜寬敏), Lin Min-sheng (林敏生) and Lin Cheng-yi (林誠一), the first and only time in my life that I had borrowed money.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the candidates was broadcast on television. I bumped into Lee Teng-hui backstage before the event. We shook hands almost as if we were strangers.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had met since I returned to Taiwan. During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campaign, an interesting episode took place. A mysterious proposal came via a close friend, offering me NT$500 million if I agreed to stand down. I jokingly responded: “How about NT$1 billion?” The reply came back: “NT$500 million for withdrawing from the election and then we can discuss the other NT$500 million later.” Perhaps this was the KMT’s modus operandi. A few years later, when it was Lien Chan’s turn to run for president, Taiwan Transportation Machinery Corp president Peng Run-tzu (彭榮次) accompanied me on a visit to Lee Teng-hui’s house. After that, I would occasionally call on Lee Teng-hui for a chat. One time, Lien was also there. Remembering that I served as the matchmaker at his wedding, Lien kindly invited me to serve as senior presidential adviser, but Lee Teng-hui said the matter should be discussed after the election. During Lien’s studies in NTU’s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I was his adviser and was supportive of him. During his graduat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 visited him there every time I traveled to the US. After Chen won the 2000 election, political chaos followed and the KMT tried to recall him. One night he called me and asked if I could ask Lien to smooth things over. I reached out to former deputy interior minister Yang Pao-fa (楊寶發), who was my relative and Lien’s trusted aide, to forward the message, asking if we could meet secretly. Lien said he was surrounded by people around the clock, so there was no chance to meet secretly. As president, Lee Teng-hui often traveled around for studies and inspections, and he even knew different soil typ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cross Taiwan. He was never a person brimming with talent, so instead he worked hard, patiently, persistently and constantly. He was indeed a good president. A few days before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told Lee Teng-hui that Lien was certain to lose and that he should be prepared. Lee Teng-hui disagreed, saying that every report showed Lien would win. In hindsight, the incident shows that bureaucrats only report good news and conceal the rest. I wrote to Lee Teng-hui, saying that “after Lien is defeated, many KMT members will urge you to resign, but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you must persevere and not step down.” When Lien lost the election, the KMT stirred up public anger and led crowds to encircle Lee Teng-hui’s residence, calling on him to resign. Lee Teng-hui was unable to resist the pressure and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and left the party. This was unfair. Once Lee Teng-hui had an interview with a newspaper, but everything he said about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as completely wrong, so I had to write an opinion piece strongly criticizing him. He was enraged. After that, he would get upset whenever someone mentioned me, and we avoided each other for years. Lee Teng-hui harbored two contradictory identities: one was Lee Teng-hui as Taiwanese, the other was Lee Teng-hui as KMT chairman. As a Taiwanese, he wanted to safeguard and enhance Taiwanese’s political rights and push for democratization. As KMT chairman, he had to sacrifice certain basic human rights for the sake of unification. He was constantly struggling with this dilemma. When the Formosa Alliance was established in Kaohsiung in 2017, we were both invited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When I was taking a rest, Lee Teng-hui came into the same room. We chatted for a while as if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between us, and that was the last time I saw him. Lee Teng-hui played a crucial role at a crucial time in Taiwan’s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He led a successful administration, and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Lee Teng-hui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as a great ma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Peng Ming-min is a former Presidential Office adviser. Translated by Edward Jones and Chang Ho-ming   資料來源：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20/08/04/2003741078     1990年4月4日彭明敏寫給李登輝的信 登輝兄： 你好。首先恭喜你當選。你實在是辛苦了。其他客套的話，請許暫省。下面把一些想法直率地寫出，望你見諒。相信這些話也是海外同鄉絕對多數的心聲。 一、台灣已處於史上未有的社會，政治命運的大轉換期，你又是一位有遠見、有理想、有歷史觀、國際觀、哲學觀、宗教觀的人，我們決定公開支持你在這台灣歷史最緊要關頭來領導台灣，其理由在此。不論對於台灣人民或你個人，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你的責任也太大了。 二、你作事必會受到小人瑣事及保守反動自私貪慾者所困擾和阻礙，衷心希望你切勿忘記你所擔起的歷史使命，你的作為不但攸關台灣和台灣人民的遠久命運，也會為你個人在台灣歷史上定位，幫你不斷從這歷史觀點待人處事。 三、台灣人民，包括海外同鄉，對你的期望實在太高，這恐怕有時對你反而構成相當的負擔。但請勿忘記，人民對你的肯定和支持是你最大的（而現今是唯一的）政治資產，你應該以此為後盾積極大膽去推行改革。我們建議你於就任新職時，將你在任期內要達成的改革目標，明確具體地一一列舉出來，並設定其實現的時間表（例如：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省長直轄市長民選、釋放政治犯及其復權）。同時宣佈你決心排除萬難，不惜任何犧牲（包括辭職），為推行此改革而奮鬥。其後，若阻力太大，可以（仿美國或蘇聯總統）用電視等大眾媒體，直接訴請大眾輿論，要求人民支持，藉此削減你周圍的保守反動勢力。（如這次學生示威，對於國大反動力量構成極大壓力，對你是有利的）。今後應多運用這種民間力量，切勿給人一種印象以為你為了保持職位，放棄原則和改革理想，事事與保守反動勢力妥協。（真正無法推行改革時寧可玉碎不求瓦全，為你在歷史上的定位，也是重要的）。 四、五月新就任時的文告，應將上述改革目標及時間表發佈，具體明確的說出來。為了要使人民有面目一新的感覺，此重要文告請勿再請那些「職業文宣」人員撰寫。應儘量在外面找一些學界人士，以平易白話，作真正有力而Fresh的文章（如美國田弘茂、張旭成、高英茂等教授應可與商量）。 五、你新就任時，最重要的，是要給人民有「新的時代開始了」的強烈感覺。為此須有一些 Dramatic 的作為，例如在文告中總統公佈私人財產，並要求內閣人員及高級政要自動公佈私有財產（此不必通過法律，應自願方式為之），以及其他一些富有想像力，打動民心的事情。 六、就職以後，最好每月一、二次在總統府舉行文化晚會（如美國總統所作）邀請音樂家、作家、詩人、畫家等表演或演講，聽眾盡量減少那些老面孔政要，多請真正老百姓及學生（可從電話簿或街上隨便找），這可以表示你親民也注重文化活動。 七、不必太強調「基督徒信仰」，以免引起反感。台灣究竟非基督教國，而蔣介石、宋美齡等也自稱基督教徒，對基督教的形象也破壞不少。 八、絕對多數人民都信任你、尊重你、支持你，但你卻由聲名狼藉極端腐敗違悖民意的老國代選出，這對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authority損害極大，為了要建立起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legitimacy，你就職以後儘快（一、二年之內）想出辦法，使人民有機會直接表達對你的支持，以確認你地位的合法性Legitimacy，這可以增強你的權威和力量，也可作將來總統直接民選的先驅。 1990.4.4   2000年總統大選前彭明敏致函李登輝 2000年3月15日   一、選戰劇烈，結果如何無法預測。 二、連戰勢面，不能樂觀。其原因除其個人因素以外，因為主持選務，尤其文宣者，似都屬於反李、反本土、非主流的大中國主義者，故其文宣內容幾乎與李敖之流的觀念相同，都是反李、反本土、反台灣人，不但沒有絲毫本土氣味，更無台灣意識，都是反李、反台灣人、反本土、親外省人、親中共的，尤其對「台獨」的攻擊過分惡毒，跡近歇斯底里，與中共文宣無異，普遍引起有台灣本土意識者的反感。可謂連戰已經失去台灣庶民的支持，他似乎已不把台灣多數人放在眼中，專心討好外省人、中共和大企業家。他似乎忘記選民多數是台籍，相當有本土意識，若果失去他們的支持，無法當選的。說這些話已經太晚，但還是要說，讓先生知道。 三、選舉結果既然難以預料，請先生預作應變的各種準備(心理上及實務上的)。尤其最壞情形發生時，如何應付，必須預作萬全準備。 四、萬一宋當選，國民黨內將出現何種局面，因本人不諳黨內情形，無法置喙。 五、萬一陳水扁當選，他仍會非常尊重先生(可能比當選後的連戰，更會尊重先生)，陳水扁不會造成先生難堪的局面，但反李及非主流所控制的大媒體一定會對先生大肆攻擊，毀謗、中傷、抹黑、污辱無不用其極，這種言論可能充斥一時，他們必會製造「輿論」，一致要求先生辭去黨主席職務。 六、為了台灣的將來、民主的前途、社會的安定，請求先生千萬要堅定忍辱，絕不應氣餒，絕不應辭去主席職務。立法院還是國民黨多數，先生必須掌握這股力量繼續主導國防外交等要務，否則過去先生辛辛苦苦建立的民主成果，對中共侵略的提防以及本土化的一切努力將崩潰於一時，台灣人命運悲慘矣。 七、最壞情形萬一發生，我們會全力呼籲所有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及民進黨內有心者，結集力量支持先生繼續成為台灣社會安定、抵抗中共、推行民主的中心力量(尤其黨產妥善處理以後，可以認真考慮台灣政黨重新洗牌的問題)。 八、請先生預做準備，如何應付最壞情形的發生(包括文告聲明等)。    

改國徽現在是好時機 ◎ 張惠和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更改過國徽，至少包括中華民國、蒙古、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西班牙、比利時、菲律賓、紐西蘭、義大利等國家，都有更改過國徽。因此筆者建議內政部應立即進行評估，如果有高度共識，可比照「身分證明文件再設計」活動進行徵圖，希望不要讓台灣人民等太久。 （作者為退休公務人員，新北市民） 1912-1928年，北洋政府使用十二章國徽作為國徽。袁世凱的中華帝國（1915-1916年）亦沿用十二章國徽作為國徽。1928年，國民政府將黃埔軍校校旗上的青天白日標誌成為國徽。   車輪牌換成大圓白日 ◎ 何建毅 筆者認為，倘若在現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更改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恐將再面對國民黨保守派在立法院的破壞性強硬反對， 因此建議只將白色車輪牌換成大圓白日，維持「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原配色，使國旗得以早日脫離中國國民黨黨徽才是。 （作者為高雄市民） 連國旗也一起換更好 ◎ 蕭嘉弘 時代力量立委提案「更改國徽」，感覺歷經紛擾的時力，戰力回來了！在立院民進黨團的支持下，提案在院會中順利通過。無奈國民黨上下再次集體歇斯底里發作，放不下魚目混珠的現狀，除了自爽外，也反映了將中華民國「私有化」的心態。 個人認為，國徽若更換，可以考慮台灣百合圖案，或是連國旗也一起規劃更換，徹底擺脫黨國時代陰霾，迎向台灣新未來。 （作者是特約領隊導遊，台北市民）

  眾所皆知，國徽來自於中國國民黨黨徽，但台灣自由民主化已三十多年，而且經過多次政黨輪替，國民黨更已淪為民調低迷的在野黨，怎能繼續黨國不分？ 我們搜尋新聞資料可以發現，先前曾有立委提出「政黨法第十四條修正草案」，禁止政黨標章與國旗國徽相同或相近，被國民黨立委陳以信嗆聲「有種就改國徽」！這次時代力量提案要求評估修改國徽，國民黨又大聲嚷嚷反對，時力立委王婉諭批評「當初氣勢哪兒去了」？筆者認為，既然國民黨堅持不改黨徽，還嗆聲「有種就改國徽」，蔡政府還等什麼？ 陳明文、王美惠提案主張，國徽不應做為特定政黨的標章，有黨國不分的疑慮。（陳以信提供）     區分國徽與黨徽的不同，符合民主政治程序，依以往民調顯示，也是台灣多數民眾的心聲。蔡政府應廣納民意，甚至向全民徵稿，選出符合台灣歷史、文化特色及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圖騰，作為新國徽。 （作者為家庭主婦，台北市民）

立法院臨時會通過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內政部應於二個月內評估更改現行國徽的必要性，並提出專案報告。國民黨搬出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反對，可以預見。沒想到，行政院秘書長李孟諺雖表示，兩者外型確實很相近，但決議是高度「政治性」議題，須有社會各界共識，相信「很多人」會激烈反對，恐造成不同族群的強烈爭議，須審慎評估各方衝擊，從長計議云云。這席話，真的讓人民聽不下去！ 行政院秘書長李孟諺表示，是否改國徽必須審慎評估各方衝擊，從長計議。（資料照）     殊不知，消除威權時代留下來的遺毒，是轉型正義的主要功能。國旗、國歌及國徽，都是國民黨黨旗、黨歌及黨徽演變而來，有黨國不分的色彩！況且台灣已民主化數十年，國民黨不但再次淪為在野黨，而且民調逐漸衰退，立院以「政治性」議題提案請政府評估修改國徽，何錯之有？ 李孟諺說「很多人」會激烈反對的疑慮，更是無的放矢。既然國民黨不改黨徽，由政府透過正常程序合法評估及進行修改國徽，頑強抵抗的大概只剩國民黨少數民眾，怎會造成群族間的強烈衝擊？ （作者任職公共服務業，新北市民）

德國經濟部長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於一月二十四日致函給台灣經濟部長王美花和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表示半導體晶片短缺，危及德國汽車產業復甦，因為根據德國《商報》報導，有鑑於晶片短缺，賓士（Benz）已被迫減少工人的上班時數，二○二一年二月起可能暫停組裝作業，奧迪（Audi）和福斯（VW）生產線則是恐將暫停。台灣平面媒體亦揭露，王部長已跟台積電高層聯絡轉達訊息，顯見台灣政府已用具體行動善意回應德國。 不料，在一月二十五日的德國聯邦記者會上，德國外交部發言人阿德巴赫（Maria Adebahr）再次強調，德國政府對台灣的立場至今沒有改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要求台灣提供協助卻又不把你當朋友，狠狠甩了經濟部長熱呼呼的一巴掌！ 去年新冠肺炎肆虐時，台灣在口罩產能充足後，便援助德國一百萬片口罩，但德國收下後僅用「謝謝他國援助」草草帶過，德國最大報《畫報》更以「害怕中國？台灣捐贈援救物資，德國沒有道謝」為題大幅報導。 台灣捐贈100萬片醫療口罩援助德國，不過德國政府發言人賽柏特（Steffen Seibert）在15日記者會上被問及台灣口罩時，並未表示感謝，也避談「台灣」一詞，僅以「其他國家」帶過。（擷取自YouTube）     另外，近年啟動預計耗資超過五千億公帑預算的潛艦國造案，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本有機會向阿根廷取得北海造船廠建造的TR-1700潛艦，卻因為德國拒絕發給出口許可而胎死腹中，讓台灣吃盡苦頭。 即便過了二十年，台灣自行研發的雷霆二千多管火箭發射車商售採購案，德國政府還是拒絕發給出口許可，迫使台灣最終透過韓商引進德國MAN車廠的商規車改裝後，以韓國產品名義出售給台灣。持平而論，德國對台灣並不友善。 若再回顧上個月德國在卸任歐盟高峰會輪值主席國前，總理梅克爾全力促成歐盟和中國達成雙邊投資協定，即便有議員提醒中國壓迫新疆穆斯林維吾爾族人，並將集中營產品銷往歐洲的不良紀錄，歐中投資協定還是在「德國引擎」的強力牽引下達成原則性談判。德國強勢且堅決的向中國靠攏，自然引起法國、波蘭、比利時、盧森堡及荷蘭等國的質疑。其實問題相當簡單，因為德國是中國最大的歐洲貿易夥伴，兩者有密不可分的利益關係。在一切向錢看的原則下，自然不可能提升與台灣的外交層級，台灣方面也無須因為德國經濟部長的一封信，就貿然要求廠商調高資本支出去擴產，以免增加未來減產時的風險，反而適得其反！ （作者為大學行政人員，台中市民）

01/31/2021星期日 自從川普上台，就有一批共和黨的既有勢力跟他劃清界線，他們成為Never Trumpers，以打倒川普為目的，最後他們甚至跟民主黨走在一起，這次大選甚至全部支持拜登去了。 這些人成立了一個叫做Lincoln Project「林肯計畫」的組織，自稱共和黨是林肯的政黨，川普不是。這些人的主力都是過去幫參議員麥坎John McCain競選(總統)的經理級人物，或是老布希總統時期的幕僚，又或是支持俄亥俄州前州長John Kasich的幕僚，甚至共和黨過去的全國黨主席都在內。 這些人過去幾年是主流媒體上常見的熱門人物，(我說過，任何人願意說川普的壞話都受主媒的歡迎，如果是共和黨人那就加倍歡迎。)其中發起人之一是參議員麥坎在生時的幕僚John Weaver，他在2000及2008年兩次麥坎競選總統時都是他的顧問，在John Kasich於2016年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時，也是他的顧問，所以是共和黨內反川普的重要勢力。現在他因為性醜聞，被林肯計畫除名了，我相信這計畫也將無疾而終。 這位Weaver先生被揭發，也承認了，他在2015年向一位14歲的男孩發出挑逗性的電郵，那男孩是希望在保守黨效力，特別是支持John Kasich，他就在電郵中建議帶他去拉斯維加斯去，說「我要寵壞你」，甚至詢問對方的尺碼，還說「是不是要我猜測更有趣」。 而目前出面指控他的已經多達20人以上，這些青年說：不論我在電郵裡面說甚麼，他都可以扯回到性方面。(下圖為Weaver在為麥坎助選時，跟麥坎在飛機上。)   Weaver發表聲明承認自己是同性戀，已婚有兩個兒女，他辯解說當時以為是和對方有共識，不知道自己傷害了對方。 這新聞最初是紐約時報揭發，但事後主媒跟進的很少，如果這人是川普那邊的核心，肯定每天都是極大新聞。相對川普身邊那麼多幕僚被起訴，被判刑，他們不是被冤枉，被設圈套，就是在為川普效力前犯法(逃稅)，但都將帳算在川普身上，沒完沒了。

資深媒體人趙少康近期向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表態，願以「中評委」身分重回國民黨。（資料照）   實質上政媒兩棲的趙少康，前不久主動向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表達了重返國民黨的意願，回黨就回黨，敏感的是，傳出趙少康同時還要了中評委的位子。中評委的作用很敏感，它既可以完成參選主席的資格條件，也可以徐圖二○二四，因此是一次非常具有進攻性的行動。 接到這樣的「戰帖」，江啟臣能怎麼辦？除了當面表示歡迎的場面話之外，據說他也直言無諱的表態將爭取連任黨主席的決心，希望雙方不會發生「自相殘殺」的局面；但是趙少康所展示的強烈企圖心，仍然讓江啟臣無法視而不見。 趙少康為什麼在這個時刻動了凡心，想在二十八年後重返國民黨？當然是睥睨一切，看當今國民黨根本沒人了，於是自認取而代之可矣！此一舉措，國民黨中央難免有所感受，必然也會籌謀應對之策。有趣的是，趙少康一九九三當年離開去另組新黨，有著主流與非主流鬥爭的時代背景，沒想到時隔這麼多年，台灣早已政黨輪替過三次了，此一內部矛盾照樣因著趙少康的返黨試探，再度激化。已有資深的本土國民黨人私下不以為然地說：「這些外省仔就是這樣」。可見國民黨「轉型」轉不過去的艱難。 趙少康要求中評委，江啟臣勢必希望取得趙允諾今年不爭主席，否則豈不是自開城門？但是儘管趙少康這個昔日的「政治金童」，早就被殘酷的歲月沖刷成政治老叟了，可是人生七十才開始，他照樣懷抱著鴻鵠之志，想要有機會能選選總統，以不讓朱立倫、韓國瑜、甚至連勝文「專美」於前。 江啟臣的難題是，趙少康要回來，做主席的無法擋，也不能擋。但是前新黨主席回國民黨，將來如果以前輩之姿，進一步奪得黨的主導權，演成另類的「世代交替」，並以國民黨為工具，從事政黨競爭，這將不只是國民黨新黨化而已，同時也是國民黨的逆流回潮，就算是迴光返照，恐怕也不是台灣民主進程中值得看到的正面現象。畢竟，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換舊人，才是正常的世道人常。 不過，趙打算老劇重播，再演少康中興，並不是一定會志得意滿，至少他直搗黃龍，對江啟臣的投石問路，已經引起國民黨內的高度警覺，不但「本省籍」菁英已經開始奔相走告，消息傳到「外省籍」政客圈，也並不是全然的祝福，一干人等持續在觀測他的動機與動向。至於，二○○六年他排開同志獨獲青睞，輕易從馬英九主席手中，以區區二億元，取得價值十億的中廣頻道經營權一事，顯然將成為其最大的罩門之一，未來可以預見，有關黨產爭議與政媒分際，勢必為各方所掌握運用，是其重回政治的路上，最強烈的伴奏曲也說不定。 其實，不待他人質問，趙少康應該自行交代這些年他靠著黨國權貴吃香喝辣的形象，究竟憑什麼自詡可以回頭攪和政治？國民黨在其眼中成了什麼？大家或許會比較有興趣一點。

懐念黃芳彥俠醫！！ 聽到黃芳彥醫師在美國過世的消息，非常震驚，也非常不捨。黃芳彥醫師是我在台大醫學院的學長，為人不但熱心、聰明，也很有勇氣做人家不敢做的事。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對台灣的疼心，讓我自然而然成為他的好友。對我而言，他是亦師亦友，行俠仗義的俠醫。 記得三十年前，我從美國回來，在台大醫學院公衞所擔任副教授，黃芳彥醫師擔任麻醉科副教授。1991年10月9日為了廢除刑法一〇〇條，我們台大醫學院的老院長李鎮源院士率領非常多的台灣精英，在台大醫學院門口靜坐。 我們搬了一個沙發椅給李院士坐，其他人則坐在地上，黃芳彥就坐他右手邊，我坐他左手邊。10月10日一早，郝柏村就下令驅離，警方把一個一個靜坐示威的朋友暴力拖離，最後只剩下坐在李鎭源院士旁邊的十幾個人。 我們有這樣子的革命感情，後來李鎮源院士成立「台灣醫界聯盟」，黃芳彥醫師就是主要的發起人，出錢出力，我則先後擔任副秘書長及秘書長。黃芳彥醫師無怨無悔地替台灣醫界聯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另有一件讓我非常感謝黃芳彥醫師的事，在李慶安自導自演舔耳案來抹黑我時，他除了在陳水扁總統前力保我之外，還在半夜陪同我，帶著當時出來承認是他付費、願意證明當天我不在現場的人，到警政署接受檢察官筆錄。 他還提醒我要求接受測謊，釐清真相後又介紹律師給我，去法院告李慶安栽贓抺黑。舔耳案是一件藍營操弄媒體的大案，若不是黃芳彥醫師的出手相救，很難還我清白。 還有一件讓我既欽佩也很感謝的就是2003年的SARS事件。當年台北市和平醫院發生SARS院內感染，馬英九市長決定封院，中央同意並由專家給予各種封院必須做的配套措施建議。沒想到馬政府只會打官腔作秀，對配套措施完全無能處理，亂成一團。 2003年4月25日行政院應變會議召開前，黃芳彥醫師邀請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和三總陳宏一院長協調，由國軍807總醫院擔任專責醫院，以收治隔離和平醫院轉出之確診病患。黃芳彥醫師同時協調北部各大醫學中心協助。黃醫師在協調溝通有了共識結論後，特別到官邸報告，並籲請總統連夜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4月26日晚上10點多，陳水扁在總統府召開國安高層會議後裁示「抗煞36小時」大作戰，4月27日起把被封院的和平醫院重大確診病患，轉送國軍807總醫院收治隔離。 為了安撫有疑慮的醫護人員，黃芳彥醫師自告奮勇地說，他要以生命住進國軍807總醫院的專責醫院，全天候陪同醫護人員，同生共死，直到疫情解除。黃醫師同時寫好遺囑，交待後事。陳總統以「抗煞無名英雄黃芳彥醫師」把這些經過寫出來，真的讓人又敬佩又不捨，黃芳彥醫師真的以他的生命在捍衛台灣。 在2004年的「228牽手護臺灣」活動，他也是主要的決策者之一，我們開完會後，李應元負責總規劃，黃芳彥和我負責動員醫界贊助。那一年由李登輝前總統帶領的牽手護台灣，非常讓人感動。不但讓台灣人充滿信心，也順利協助陳水扁總統連任成功。 哲人其萎，謹用幾件往事感謝好友黃芳彥醫師為台灣的付出。也請黃醫師家人節哀順變！ （圖片來源：民報資料照片，黃義書攝影。1991年10月由李鎮源院士（中）帶領群眾在台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前靜坐，主張廢除刑法一〇〇條運動，涂醒哲（前排右）和黃芳彥（前排左）分坐兩側）  

#大家最常聽見 泛藍支持者最近面對各種台灣優異的表現，因為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唱衰，所以就跟著藍媒名嘴的說法，把這些好成績都用酸葡萄的心理，說成是蔡英文總統跟民進黨的「大內宣」。 這樣子的說法，顯然是要不攻自破了。根據日本重量級的媒體 NHK 新聞報導，分析提到我們台灣因國家整提的防疫有成，包括半導體產業在內的出口訂單增多，連帶出口數字呈現成長，GDP 居然不減反增，成長了 2.98的百分比，是世界少數幾個 GDP 依舊呈現成長的國家。 這次誇讚台灣的，可是「日本」媒體，泛藍酸民總不會再凹說日本的媒體NHK是「大內宣」了吧，難不成又要四處散佈假消息，說日本的NHK電視，也是民進黨可以控制的媒體 ? 那未免也太無知 + 井底之蛙了。 有水準的外媒，做了功課，誇讚我們的好。沒有素質的媒體，交相賊分享親中派政客的發言，只能說是統戰惡搞一條龍，實際貢獻沒半分。

彭明敏(前排中)逃離台灣後.與日本台獨聯盟幹部合影.前排左右.分別是王育德.王雪梅夫婦.(現代學術基金會提供)   1964年台大政治系主任彭明敏和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敏與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宣言」，這份宣言內容不但講出國民黨的反共神話，還挑戰了為什麼台灣可以有萬年不必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包括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而國大代表只負責選總統、副總統，所以總統的選舉也是相當不公平，這些問題當初大家只敢私下談論。 但是，國民黨早就掌控所有印刷廠，都在情治單位遙控當中，所以印好的「台灣自救宣言」在印刷廠就被沒收了，不過，還好仍有7、8份被偷渡出來，並且在某一天被丟給日本交流協會，也就是日本在台大使館，當時日本與中華民國還沒有斷交，透過絕對不會被檢查到的「外交郵袋」，把「台灣自救宣言」傳單送到日本外交部去。結果有台灣人利用管道取得一份影本，並刊登在當時的《台灣青年》，廣泛傳閱，鼓舞了很多人，也對「台灣自救宣言」內容十分激賞，認為完全反映出國民黨控制的台灣社會，政治制度的扭曲。當時在日本做生意的辜寬敏閱讀後也深受感動，決定贊助《台灣青年》這本刊物，甚至受邀加入〈台灣青年社〉擔任委員長。 這件事情在海外造成相當轟動，許多台灣留學生和同鄉在政治意識上都有相當大的覺醒。當然彭明敏和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敏與魏廷朝馬上被抓去坐牢，不過，因為彭明敏過去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取得航空法碩士學位，接著又到法國巴黎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是台灣早期在國際間享有高知名度的一位學者，加上他有許多在海外讀書的學生也紛紛為老師遭到逮捕而奔走，麥吉爾大學法學院院長也站出來公開聲援在台灣遭到政治壓迫的傑出校友彭明敏，此事在國外引發相當大的人權關注和救援行動。彭明敏可以說是台灣被抓去坐牢的政治犯，第一個引起國際間關注的人。 接下來陸續也有人將政治犯的名單、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以及分別被求刑幾年…等等資訊傳到國外，刊登在《台灣青年》、《九十年代》等雜誌，又引起國際人權團體的注意，其中最關注也最有行動力的就是在1970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特赦組織」，組織成員分別在世界各地加上台灣人的協助，開始展開台灣在白色恐怖年代許多不知名的政治受難者的救援和關心。包括寄藥品給他們，或是寫信給政府，也讓許多關押政治犯的監獄或是看守所不敢對他們的健康和人權方面掉以輕心，以免在國際上被持續曝光。 彭明敏也因為國際的關心和救援，只坐了1、2年牢就出來了，但是兩位學生謝聰敏和魏廷朝還是繼續坐牢。然而出獄後彭明敏等於是被軟禁在他位於溫州街的台大宿舍，24小時被調查局人員或是派出所警員監視，嚴密掌控他的行蹤。彭明敏受不了這種形同坐牢的日子，決定與幾位朋友見面，轉信給作家李敖，託他弟弟的一位在台灣從事人權工作的美國人梅心怡，透過梅心怡擔任空服員的日本太太將信帶到國外去寄，並且聯繫到《台灣青年》裡一位叫宋重陽的日本人，機密的進行救援彭明敏脫逃台灣行動。找人偽造護照，將護照上的照片撕掉再貼上彭明敏的照片，為了照片上蓋的鋼印要完全吻合，本來愛喝酒的宋重陽有長達半年的時間不敢喝酒，就是怕喝了酒後手會抖，蓋鋼印時若一次不成就會失敗。 他們找了一位完全與政治無關的日本人前來台灣，再把他的護照交給一位特定人士轉給彭明敏，彭明敏拿到護照後馬上將那位日本人的照片撕掉，貼上他已經一角蓋好鋼印的照片，結果完全吻合。但因為彭明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炸斷了一支手，目標明顯，所以他被化妝成一位拳擊手，於1970年1月1日、2日出國人潮眾多時，很順利地沒有被出入境官員檢查出來，而在同班飛機上也有裝成不認識他的人注意他是否順利抵達泰國。他到泰國轉機後再飛往瑞典，到瑞典某位諾貝爾獎委員的家中居住，到1970年2月發現國民黨的情治單位完全不知情後，他才公開現身。但很可笑的是在台北負責24小時監視彭明敏的調查局幹員還是每天照常寫他的行蹤報告。也是直到近一、二年才有人陸續透露彭明敏當年逃亡過程的秘密。 還有一個小故事，就是當年彭明敏決定要逃亡時，特別把兒子叫來量身高，因為他知道逃亡到海外後就無法再見到他的兒子，他的家人一定會成為人質被密切監視，當然彭明敏逃亡後也成為黑名單，一直到1990年才能夠回到台灣。他逃到美國後所寫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和喬治．柯爾(George Kerr)所寫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揭露台灣戒嚴統治以及蔣氏父子掌控政治體制的真實情況，可以說是對台灣海外留學生及同鄉產生最大影響力的兩本書。

翻譯◎張信一 演講◎唐培禮 【編按】唐培禮牧師（Rev. Milo Thornberry）與其前妻唐秋詩（Judith Thomas）於1965年來台當宣教師，認識了當時被國民黨軟禁的彭明敏教授，他們夫婦幫助彭教授成功地逃出台灣。唐牧師最近寫了《撲火飛蛾》（Fireproof Moth）一書，述說他們為什麼要冒險幫助彭教授和其他的政治受難者的心路歷程。該書已譯成中文，並於2011年12月10日在台北舉行新書發表會。本文是唐牧師在2011年10月8日應柑縣FAPA之邀的演講。   1965年美國衛理公會派我到台灣當宣教師，我有點擔憂，因為覺得自己好像在逃避當時美國國內的民權運動。有一天我到美南衛理大學圖書館準備應付期末考，看到了一本《從中國發出的雷聲》（Thunder Out of China），是Teddy White和Annalee Jacoby在1946年合著的。這本書的介紹文說，美國國務院曾想辦法阻止書出版，就這樣，我無法放下那本書。2位作者詳細描述蔣介石政府的貪腐與殘暴，但國務院不要美國人民知道真相。我向我的差會說，我願意到東南亞4個講華語的國家當宣教師，台灣是我最後一個志願，但我和我前妻秋詩竟被派到台灣。台灣的衛理公會把我「借」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我就在台神和南神教了4年教會歷史。 ●認識彭明敏教授 認識彭明敏教授以後，我做了一些不在宣教師職責範圍內的事。1966年夏天，當時長老教會助理總幹事、美國宣教師韋禮遜牧師（Don Wilson）介紹我們夫婦和彭教授認識，我們一見如故。從此每個禮拜一次，彭教授擺脫國民黨派來「照顧」他的那些人，來和我們見面，這樣持續了4年。從彭教授口中，我們得知國民黨的腐敗與殘暴，比White和Jacoby書中所說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開始，我們和彭教授提供一些可信的資料給想知道台灣情況的外國友人，包括學術文章、台灣人寫的文章，有時也安排他們和彭教授見面。我們夫婦認為不應影響台灣人對台灣實際情況的看法，但有責任讓更多美國人了解台灣的實際情形。4年內，我們提供了不少資訊給可信賴的外國朋友。 我有個95歲的朋友卡絲德，她幾乎失明，要我把《撲火飛蛾》讀給她聽，並好幾次問我：「您和您的家庭處在那麼危險的環境中，為什麼不離開？」這本書可做為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簡單的說：「當你交了一些好朋友，你知道他們生活在危險中，幫助他們要比一走了之容易。」 ●魏廷朝和謝聰敏 彭教授以外，還有2位好朋友：魏廷朝和謝聰敏，他們是彭教授的學生，較晚才認識。1964年，他們因為和彭教授為了要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1966年我們認識彭教授時，他們還在牢中，雖然我們2年後才相遇，但他們早就成為我們事工的一部分。他們從獄中用很薄的紙張，送出所有政治受難者的名字、情況以及家庭資訊。我們設法把資訊轉送給國際特赦組織，希望即使是一點點曝光，也能讓外面知道他們的情形，對他們的安全有一點助益。同時，從送出來的資訊，我們了解這些政治受難者的家境，於是開始設法資助他們。 1968年9月20日，魏廷朝出獄，不到1個禮拜，彭教授就帶他來我們家。他不怕獄卒，不向法官低頭，受審時笑法官不敢判他死刑。他要來看我們，我實在有點擔心，他會不會很冷酷、很憤世嫉俗？ 他跟我們見面時，看到我們那2歲半的女兒Elizabeth躲在椅子後面。過一會兒，我們看他坐在地板上和Elizabeth用台語和華語，還用一點客語交談起來。後來他也幫我準備我在神學院的教課，我們經常在一起計畫要怎麼資助政治受難者的家屬。 1年後，謝聰敏出獄，他也在大約1個禮拜後來我們家。魏廷朝已和他提過資助受難者家屬的事，他說他要馬上開始做這件事，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剛出獄，馬上就要做這高危險性的事：把我們從國外募到的錢，發放給全島政治受難者的家屬。這在戒嚴法中，處刑是相當重的，但他和魏廷朝對這種風險一笑置之。他們說，因為他們兩人認識這些家屬，也能得到他們的信賴。資助的工作在1個禮拜內就開始，為了討論事情的方便，我們替他們3個人起了英文名字，而不用真名，彭教授叫Peter、魏廷朝叫Matthew、謝聰敏叫Tony。 和他們一起做的事，跟我們當初認識彭教授時的想法相當一致。因為我們是美國人，如果被當局察覺，最多是被驅逐出境，而台灣人就不一樣了，他們的後果可能是下獄、被刑求、甚至處死。因為我們是沒經驗的生手，所以我們決定只跟坐過牢，又有覺悟要付代價的台灣人一起做。有時覺得我們這2隻「撲火飛蛾」，以為只會被驅逐出境的想法，會不會太天真了一點？事實證明，我們的推算沒錯。 當我們知道彭教授有可能被暗殺時，我們決定要幫他逃離台灣。他於1970年1月3日打扮成一個嬉皮歌手，從松山機場搭日航到香港轉往瑞典。一直到1990年代，我們夫婦幫彭先生離開台灣的事公開出來，國民黨、中共和美國國務院都不知道這是我們幹的。魏廷朝和謝聰敏都不知道這件事，我們知道國民黨一定會懷疑他們，因此不想增加他們的負擔。 1971年2月3日，我們夫婦被軟禁的前1個禮拜，魏和謝被捉。這跟我們先前推測和我們在一起的台灣人可能遭遇的完全正確。13個月以後，他們才被祕密審訊，判刑15年，後來刑期減半，2人都慘遭刑求。我們知道他們的受審與刑求，因為謝聰敏設法偷渡一封信給我們，我們把信轉給《紐約時報》，他們在1972年4月24日的「讀者投書」登載出來。 他們第2次出獄後，謝聰敏到南加州住一陣子，魏廷朝則因為1979年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再度被捕，又判了8年徒刑。1987年戒嚴法廢除後，他們2人繼續為台灣人民奉獻心力。雖然受被刑求的陰影所苦楚，謝聰敏當立法委員、國策顧問，更不遺餘力地把「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名單及他們受苦的情形公諸於世，並持續幫助政治受難者。魏廷朝也一樣，在1997年出版了《1949～1996台灣人權報告書》，他成年以後的大半時間都在牢裡度過。1999年12月28日，在晨跑時，他那顆愛台灣的心停止跳動，驟然去世。 ●彼得、東尼、馬太和旁觀者效應 據我所知，彭教授、魏廷朝和謝聰敏都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但他們卻活出了基督教所強調的公義與愛心；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我從小就在聽的耶穌的比喻「好撒馬利亞人」。 1964年3月27日我在《波士頓地球報》讀到一則新聞「珍諾比斯凶殺案」，那是2個禮拜前發生在紐約皇后區的事，有個叫珍諾比斯（Kitty Genovese）的女人在她家門前被殺，凶手持續行凶30分鐘，她大聲呼救，鄰居都聽到，但沒有人幫她。凶手離去後10分鐘，又回來了斷她的生命，這時才有人打電話報警。這個事件當時轟動全美，大家都在問：「為什麼會這樣？」「旁觀者效應」或「珍諾比斯症候群」（The Genovese Syndrome）成為社會心理學的名詞，意思是旁觀者數量越多，他們當中任何一人進行援助的可能性越低。 那時我才到波士頓不久，我可以批評說皇后區珍諾比斯那些鄰居「他們」是多麼可恥、多麼不應該，但是「他們」可能就是「我」。我也想到，在那民權運動、反戰運動最激烈的時候，我要離開美國，我會不會也是「他們」？我並沒有因而留下來，我還是去台灣。當我漸漸了解台灣的情況時，我無法了解為什麼在台灣的宣教師、美國學生、軍人和使館人員，看到國民黨的暴行，聽到台灣人的呼喊，還能無動於衷？這和珍諾比斯的鄰居有什麼差別？ 有人告訴我們：「不要忘了你們只是在這個國家作客。」意思是勸告我們不要介入其他國家的政治。這個原則在國際關係可能有點道理，但即使國際關係必須有這個原則，這原則本質上還是不符合道德正義的。殘暴的蔣政權能隨心所欲在台灣橫行無阻，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撐腰使然。我愛我的國家，我珍惜教會派我到台灣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許我袖手旁觀。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我認為我們是同意美國政府支持蔣政權。因此基於我們的信仰，我們選擇有所作為。 ＊　　＊　　＊ 我想彭教授、謝聰敏和魏廷朝大概不知道珍諾比斯的事，但他們一定不能忍受那些鄰居見死不救的態度。我相信他們也會了解，2011年9月，在猶他州有群人，為了搶救一個被壓在燃燒汽車底下的人，冒著生命危險，齊力抬起汽車救出那個人的勇敢與愛心。彭教授他們3個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為的是要幫助、關懷別人。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傳承下去，我相信他們的良知與勇氣不會落空。台灣、美國，乃至全世界需要這種良知與道德勇氣。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123期

彭明敏，在台灣被稱為「台獨教父」，本刊記者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曾訪問過他，那時他剛結束二十二年的海外流亡回到台灣。前年，在台北的一個餐會上，我才第一次見他，他送我一本回憶錄《自由的滋味》。我讀了序言，一直未能讀內文，最近，因涉及李敖坐牢問題，便展讀了全書，覺得這是一本認識台灣、研究台灣非常有益的書，雖然出版已三十三年，但仍給人以溫故知新之感。可以瞭解彭明敏的身世，也可以瞭解台灣本土意識和統獨之爭的背景，而這些社會矛盾三十年來不僅沒有解決，而是更為凝重而複雜。 有趣的是，彭先生送給我的這本書，是作家李敖的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特地為他出的「歸國紀念版」，有李敖撰寫的「彭明敏回憶錄新版緣起」，是一個「彭明敏增訂、新序」的「李敖定本」。收錄了彭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等四篇文章和李敖接受鄭南榕週刊訪問的記錄稿。因此，可以對當年的「彭明敏事件」作比較周全的透視。 最優秀的台籍學術精英 彭明敏，台灣高雄人，一九二三年生，現已八十二歲。他和李登輝同年，教育背景也相似。他們留學日本、台大同學，最後都成為台灣人的政治領袖和中共打擊的對象。當然，他們的政治履歷並不相同。彭明敏是福建移民在台灣出生的第五代，父親是醫生，家境殷實。他可以上日本人的學校，一九三九年赴日讀完中學和第三高校文科，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日本遭到美國猛烈轟炸時，投奔在長崎的大哥家，路上遇到空襲，被炸斷了左臂，那時他二十二歲，從此成為「獨臂人」。傷愈，在郊區親見長崎被原子彈炸毀，日本投降後回到台灣。在台大政治系就讀時發生二二八事件，接管台灣的中國軍隊與官員之落後、腐敗與惡劣，加上二二八的屠殺，給青年彭明敏留下難忘印象。他看到了一個「中國的台灣」，不是他熟悉的「日本的台灣」。雖然有覺悟的台灣人在日治時期也要求自治、平等，但他們都享有高於中國內陸的現代生活。接著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內戰中的潰退，二百萬人逃到台灣。他們貪婪地吞噬日治留下的價值二十億美元的財富，還瞧不起「被日人奴化的台灣人」。 彭明敏台大畢業不久，就進台大當助教。以學術成就而言，彭明敏是明顯高於李登輝。一九五一年他拿到台大唯一的教師留學獎學金，赴加拿大、法國深造，研究「太空法」，得到碩士學位，成為這門新學問的專家，一九五四年又拿到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回國後，一九五七年三十四歲便成為台大最年輕的正教授，各大學乃至政法學校都請他去講國際公法，還有近百名學生要他做導師。李登輝則在一九五二年公費留美，修得碩士學位，一九五四至五七年也在台大任教，一九六五至六八年再赴康乃爾大學，獲農經博士後，回台大、政大教書，獲教授頭銜比彭晚幾年。彭明敏一九六一年再升級為台大政治系主任。 猶如學術明星般的躍升，加上精通日語、法語和英文，彭明敏一九五六、六○年兩度受基辛格邀請赴哈佛大學出席國際研討會，並出任胡適為團長的西雅圖中美文化合作會議，在蔣介石的宴會上，胡適特向蔣介紹彭。繼而出任國科會的講座教教，成為新聞人物，被任命為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顧問，返國後受到蔣介石的單獨召見。一九六三年被全國商會選為「十大傑出青年」。 台灣自救宣言案主角 李登輝從美留學回國之後，教書同時兼任政府農復會的工作並研究農業問題，職位不高，直到一九七一年向蔣經國報告工作時，被蔣賞識，才入閣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當李登輝在體制內循序漸進之際，彭明敏的星途亮起紅燈。有兩個症狀：蔣經國接見十大傑出青年時，彭明敏托病缺席，他不願領受「特務頭子」吹捧。蔣介石召見後，手下拉他入黨，也被他拒絕。不久發生了「台灣自救宣言」事件。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和台大畢業生謝聰敏、魏廷朝決定撰寫一份文件，表達對台灣現狀與前途的看法，由謝起草、魏協助、彭定稿。 文件初稿五萬字，後壓縮為七千字，名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內分八點主張： 一、世界必須承認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二、反攻大陸絕不可能，是蔣介石向風車挑戰。 三、反攻大陸只為了實行恐怖獨裁統治。 四、國民黨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 五、龐大軍費與高出生率將導致台灣自我毀滅。 六、經濟政策不合理。農工貧困、少數富有。 七、國民黨政策為了摧毀中產階級，消滅反對勢力。 八、台灣已是一個國家。不能幻想和平轉移政權，不能坐待蔣家窮途末路，把政權交給中共。 並提出三個基本目標： 一、反攻大陸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建立新國家。 二、制定新憲法、保障人權、實行民主政治。 三、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 彭明敏在宣言的結論中提出：「中國只是兩個是非：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我們要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自救的途徑......推翻蔣介石的暴政，建設我們的自由國土。」宣言虛張聲勢稱，自救運動在迅速擴大，「到處都有我們的同志」。 宣言經數月反覆修改定稿後，很艱難地找到熟人印了一萬份，準備好郵寄名單，寄給全島各地以發揮影響，九月二十日他們三人在旅館中被便衣警察逮捕，原來是第一次找的印刷廠老闆告密，他們已在監視之中。 「一中一台」理論的首創者 彭明敏為甚麼要冒險幹這件事？他在書中表露了心跡。首先，和他的國際法專業有關，他認為「從法律上說，台灣及其人民的國際地位並未確定。」他一直堅持建立一個國家的基礎，不在於種族、文化和宗教，而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與共同利益的信念。」其次是廣泛的社會影響。他以當時的學術地位與社會知名度，「我的房子總是擁擠著台大和其他學校的學生，有時市議員和地方政治人物也來加入談話」，大家對「反攻大陸不可能」、「台灣遲早要被聯合國趕出來」一類話題有高度共識。他和駐台外交官的接觸，到處演講和聽眾的交流，都討論過自決權一類問題。換言之，彭明敏和他的合作者洞悉民意（可能是本土人士的民意為主），這樣經年不斷地沙龍式的討論後，憤憤不平的憂患意識，使他們「感到厭倦了」，必須要有所作為。此外，國外的台獨運動，恐怕也不無影響。戰後，在日本美國的台獨活動，此起彼落，台獨的左派右派、剛派柔派，早已成型，並是國民黨當局著力打擊的對象。彭明敏在紐約出席聯大會議時，還有台獨人士見他，勸他政治庇護，他不可能不知道海外台獨的主要訴求。因此，宣言在日本出版後，彭明敏被稱為「台獨理論之父」。 宣言對於台灣問題的論述，確實有深度，看得準，有前瞻性，不僅首創「一中一台論」，而且尖銳提出「推翻國民黨政權」「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當局自然當作大案來辦。追查後台，他們不相信本土人中文可以寫得這麼好，懷疑殷海光、李敖參與其事。令當局沮喪的是，宣言出自他們長期籠絡的對象，已有崇高學術地位的彭明敏：「國民黨上上下下都很驚訝，我在享受那麼多個人的榮譽和恩惠之後，竟然膽敢批評政府和蔣介石！」不錯，彭明敏事件，是兩蔣時代發生在體制內的最大台獨案，其爆炸性影響可以想見。 精密策劃偷渡出國 彭被判八年刑，關了一年零兩個月，蔣介石親自下令，予以特赦，並指示照顧他的生活。同案謝魏二人則無恩賜。出獄後，當局一面嚴加監視，一面繼續懷柔，蔣經國親切接見，垂問「有沒有甚麼困難？有甚麼事我可以幫忙？」彭暗忖道，不致過份罰他，是當局怕引起台灣人的深仇大恨，不如施以「再教育」，爭取他為國民黨服務，但彭一再拒絕官方提供的職位，只想回台大教書，官方對此拒絕安排。 長達四年令人窒息的日夜監視，彭明敏決心偷渡出國，經過精細策劃，和國際特赦組織取得聯繫，他終於一九七○年初化裝出逃瑞典成功。回憶錄詳細描述行動過程，但未提到具體時間、地點與相關人物。據李敖估計與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在彭走前匆匆來台一趟有關。筆者聽聞則是美國人的協助，從台中美軍基地乘飛機逃走。有人甚至說，彭藏在一隻大冰箱中進入基地。彭書中提到「安排某些朋友在適當時候到台灣來......由居間幫忙的共同朋友安排擔保......從頭到尾盯住我。」在通過最後一關時，「我一直凝視台灣島嶼和其燈火，逐漸在視線中消失。」這顯然是在飛機上的觀感。 李敖和彭明敏的關係 這裡，應該補充一下李敖和彭明敏的關係。彭明敏到瑞典二十天後，才發佈正式的逃亡消息，引起台灣內部一片大亂，相關大小官員被革職、查辦，彭的親友被拘押問話，包括魏廷朝、謝聰敏、李敖。李敖監視跟蹤十四個月後被捕，被判刑十年，後蔣介石逝世，減刑為五年八個月，「罪狀」是「李敖明知彭明敏有叛亂前科，其叛亂之念未泯，仍秘密與之交往......」連同其他指控，皆屬已予否定之罪。但李敖和彭明敏過去的關係（盡管今天他們已若陌路）是否有可議之處？ 彭因台灣自救宣言案入獄繼而獲釋後，門前冷落，親友走避，惟李敖是「極少數極少數例外之一」，「李約我每月密會一次」，彭說一九六九年起，李敖曾為他轉出一些（準備偷渡出國的）的重要信件。彭八九年自序中稱「李敖定本是際此亂世，兩個書生，在波瀾萬丈歷盡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誼的一個里程碑。」李敖亦回之以對彭老師高度的禮讚：「他是我台灣人朋友中，最有志氣、最有學問、最有高度教養的偉大知識份子。」李敖回憶那段友誼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見人心。」彭約調查局處長吃飯，李敖出面；調查局長沈之岳請吃飯，也一道請彭與李敖兩人。 一九八六年二月李敖在自由時代周刊訪談中，亦談到許多與彭明敏的交往。標題就是「助他一臂之力一一李敖談彭明敏」。他說彭特赦後「我們倆常在一塊兒喝酒聊天。」「彭先生前後整個的心路歷程，我想我比他的學生們還瞭解。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跟我每次聯絡，是朋友式的，並無拘束。」李敖最後說：「海外台灣人對彭先生的支持，是七折八扣式的，甚至還有人身攻擊他，這顯然是忘恩負義、數典忘祖的小家子氣行為。彭先生是台灣人反國民黨的先進與先知，他從孤軍奮鬥中走出並出走，又從出走中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他是最優秀的，大家應該追隨他。」 這是一九八九年收入李敖定本的彭回憶錄中的文字。李敖說他和彭交往中從不談「台獨」，但這些文字已是無聲勝有聲。不說台灣自救宣言是台獨的經典之作，彭出走後，一九七二年即出任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確是在「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獨立運動已是彭先生數十年不移的志業，捨此，追隨他甚麼呢？ 因此，李敖因彭案坐牢是冤獄，然而，事出有因。至少他不能撇清那時和台獨的干係。 體制外播種 體制內收穫 台灣戰後迄今的歷史，是一部獨立運動與民主運動交織互動的歷史。在終結威權體制的紀念名冊上，彭明敏、李登輝這對同齡人佔有明顯的地位。他們是台灣本土精英的傑出代表，他們成名於兩蔣時代，選擇了體制外與體制內的不同道路，但殊途同歸，都為台灣的自主與尊嚴作出非凡貢獻。彭明敏在六十年代放棄依附權勢的青雲路，自我放逐二十二年，飽經風險與失敗，但他的奮鬥和他的思潮，換來國際社會的同情，更是台灣不屈的象徵。他在六四年宣言提出的目標，已成為今日許多台灣人的願景，他不僅是反威權統治的先進先知，也是台灣未來的先進與先知。 李登輝走的卻是另一條內歛沉穩、大器晚成的道路。在彭明敏逃亡兩年後，他才初露鋒芒，進入高層政治。去年國史館出版的口述歷史「蔣經國總統與我」中，李登輝首次坦陳他和彭明敏的關係： 「我和彭明敏的關係，主要也是因為黃彰輝和台南神學院。彭家好幾代都在長老教會，和黃彰輝很好，我認識台南神學院的人，才有機會和彭在一起。......在日本時，我與他不相識，但是我知道有他這個人。戰後從日本回台灣，透過劉啟瑞的閞係，我才和彭明敏認識，但也不是很密切，沒有甚麼來往。......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被捕，之前他和一名美國人一起吃過飯，黃彰輝認識這名後來被驅逐出境的美國人。我當時想，彭明敏怎麼會做那種事？他各種條件都很好，是台灣知識份子中升官最快的學者。彭明敏當官和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有關，不知是不是住得近的關係，彭明敏和中研院總幹事全漢昇很好，他把彭明敏介紹給胡適，胡適再向蔣介石推薦彭。一九六一年我還在台大當講師，彭明敏已經是聯合國顧問。誰知他忽然轉變，寫出《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被捕。當時我根本沒管這些事情，我連自己會不會在黑名單裡、哪時候會被抓走都不知道，所以盡量避開這種事。」 讀者當可在這段質樸的文字中，看到彭李二人的區隔與命脈相通之處。李登輝一九七二年入閣正是蔣經國在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出任行政院長，接掌大權，開始提拔本省精英之際，蔣介石去世後，本土化、民主化更是小蔣的施政指標，於是李登輝得以從政務委員、台北市長而台灣省主席，八四年被蔣經國選為副總統，這時黨外勢力已逐漸壯大，李登輝的務實風格，使他順利成為蔣的接班人。他總是說這是「歷史的偶然」，可在局外人看來，卻是偶然之中有必然，那就是蔣經國晚年昭示的，「國民黨不本土化不行」。李登輝繼任大位之後，在蔣經國最後開啟的民主改革列車上，勇往直前，那是順理成章的事，終止戒嚴，修改刑法第一百條、六次修憲，直到總統直選、落實主權在民，台灣終於走出四百年的悲情，成為一個舉世公認的民主自由國家。現在只有那些為偏見、私利所迷的人才看不到這一點。 體制外播種，體制內收穫的「寧靜革命」，是台灣民主化的特色。從彭明敏到李登輝，凡四十年之功，完成了埋葬威權體制的壯舉，台灣人登上了可以自決命運的舞台。今天李登輝功成身退，回到民間，主持群策會制定《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就是新時代的台灣自救宣言，顯示永續的歷史記憶。然而，新的使命再度降臨，一個日趨強大的威脅步步緊逼，紅潮正在滲入這塊藍天綠地的沃土。彭明敏、李登輝代表的戰後第一代本土政治家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已垂垂老去，相信後起的接棒人，會珍惜他們創建的精神資源，迎接挑戰，使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

01/30/2021星期六 挪威一名國會議員Petter  Eide提名美國的BLM黑人命貴運動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他說理由是這團體強迫美國政府正視種族平等問題，同時在全球推動系統性的改革。 每年都有幾十位個人或是團體獲得提名，未必會獲獎，但是以他的提名受到的關注及報導，則似乎聲勢浩大。英國衛報的新聞中不僅沒有將標籤加到他身上，反而說批評他的都是右派的聲音，這跟前一年提名川普得和平獎的三位分別來自挪威，瑞典，澳洲的教授，都被冠上極右立場的帽子的情況大不相同。 這位教授說，「統計指出，BLM發動的示威多數都是和平的。」衛報又引述去年九月的一份研究調查，說BLM發動的示威行動中，93%都沒有嚴重損害。這樣說至少有7%是造成嚴重傷害啦？而BKM在全國兩百個以上的城市發動過超過一千次示威，那不是至少有七十次有暴力破壞行動？(何況實際的數字絕不止此，到今天西岸波特蘭的示威破壞還在持續。) 那麼川普舉行那麼多次群眾大會，只有一次出事就將所有川普支持者，跟川普個人都說成是暴動份子，甚至要彈劾他？ 這位教授還說：「研究顯示，那些在BLM發動的示威中，發生的暴力事件多數是由警察，或是反示威的人做出的。」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他的意思是說，BLM都是和平的，但是那些暴動都是警察，跟「反BLM」的人引發出來的，換言之就是警察跟右派團體搞出來的。(原文：Of course there have been incidents， but most of them have been caused by the activities of either the police or counter-protestors.) 我以前介紹過BLM這組織 (BLM 運動源起於馬克思主義)，說發起的三人中，兩人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其中一人有恐怖組織的背景，而且三人都是女同性戀者，她們是極端的政治組織，目的不是為黑人爭取民權，而是要打倒美國。 如果諾貝爾真的做出決定將這獎頒給BLM，這個諾貝爾組織可以說已經不再有任何公信力。事實是今天極大多數的國際組織都已經失去公信力。第一個淪陷的是聯合國，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就已經成為是一個要打倒英美，平分全球財富的前線組織。其他如普里茲文學及新聞獎，奧斯卡，甚至電視Emmy艾美獎，每一個大學發出的各種獎，幾乎全部都已經被沾汙，只有左傾思想才有獲獎機會。 我從尼克森時代就聽說有「沉默的大多數」，川普時代這個多數不再沉默，但是因為左派勢力實在太過強大，這大多數一再受到壓迫。以過去的經驗，唯有這左派(極端派)走到盡頭，才有機會壓倒他們。所以保守派必須堅持，同時希望更多的川普出現。

傳統疫苗以減毒或去活性的病毒或由基因重組表達的蛋白為抗原。一年前很少人相信mRNA疫苗將是帶給世人對抗COVID-19的最佳利器。過去一年來，超過三萬多人施打mRNA疫苗後，保護率達95%，令人相當興奮。FDA緊急授權輝瑞使用BioNTech BNT162b2及莫德納mRNA-1273疫苗，期望mRNA疫苗將協助人類渡過此浩劫。 資料來源：Miyuki Baba et al.       RNA疫苗有三點特性， 第一， 安全，不會嵌入細胞核內染色體上的基因組，不會造成基因變異，在細胞質內可被分解；同時mRNA的半衰期可經由不同的修飾及導入的方式予以調控。 第二， 有效率，mRNA經由各種不同的修飾方式，可使其更穩定且轉譯成蛋白質的效率高。新型載體更使mRNA能在體內快速被吸收及在細胞質內表達蛋白。 第三， 設計簡單製造方便快速便宜，且能擴展產能，莫德納在六週內破記錄完成製造mRNA-1273疫苗。mRNA疫苗的製造，提供一快速及通用的平台。經上游人工智慧設計，下游即刻處理及製造標準化，產品客制及理想化，更不需仰賴昂貴的細胞培養的技術與設備。 mRNA疫苗的研發並非偶然，歷經三十年來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1990年代科學家發現，將外來mRNA打入老鼠肌肉後，能表達蛋白質並誘發細胞型免疫反應。但因免疫系統對對雙股RNA及單股RNA產生發炎反應及mRNA在細胞內易被分解，大部份科學家對此結果深表質疑。 DNA能在細胞核內轉錄成mRNA；而mRNA能在細胞質中轉譯成蛋白質。如何增加mRNA的轉譯及穩定度以利製造疫苗呢? 科學家已知mRNA兩端未轉譯部位，影響轉譯及穩定度。修飾前端cap 1處加上三個核苷酸類似物後，可增加蛋白質的產量。同時維持尾端重覆A部位理想長度，可增加轉譯功能。2005年，科學家證明修飾過的mRNA，例如使用假尿苷(Pseudouridine)及5-甲基胞苷(5-methylCytidine)，比未修飾的mRNA產生更多蛋白質，這是一重大突破，經由基因序列的優化，藉著從試管內的轉錄過程及不同的純化方式，可去除雙鏈RNA的污染，以減少典型的疫苗副作用。 如何將mRNA送入體細胞內也是一大挑戰，mRNA是大分子，難以進入細胞，可經由體外(ex-vivo)傳遞的方式送到細胞內或直接注射mRNA。許多載體皆已被研究，例如蛋白胺、陽離子脂質體、陽離子奈米、樹狀物分子及脂奈米物質(LNPs)。2012年特米拉製藥公司，將 mRNA包在脂質奈米顆粒中(LNPs) ，同一年，Novartis的疫苗也證明可用電離的LNP當載體，加強mRNA疫苗的功效。目前可電離的LNP是較理想的載體。 mRNA和DNA疫苗不同，前者不必通過細胞核膜，沒有改變基因組的風險，而且在分化及未分化的細胞中皆可表達。和蛋白質及胜肽的疫苗不同，不受組織相容性複合體(MHC)所限制，而且是目前較理想的COVID-19疫苗。 台灣百姓過去一年來，全民同心防堵病毒入侵成果非凡，面對一疫難求之際，更應堅忍沈著，讓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買到最安全有效的疫苗。科技進展一日千里，如何務實深根基礎醫學研究，我們才有機會脫穎而出自助而後助人。 作者﹕許英昌博士  英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國立中正大學生命科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藍營說不用中國疫苗就是歧視中國，這種說法我認為不只是用翩動性的言詞來混淆視聽，而且以小人之心來度一件基於環境事實做出的考量。 藍營說不用中國疫苗就是歧視中國，這種說法我認為不只是用翩動性的言詞來混淆視聽，而且以小人之心來度一件基於環境事實做出的考量。圖為示意圖。（法新社）   第一，歧視是大家討厭的字眼和反對的行為。於是說這話的人，不去討論中國的疫苗安不安全，有沒有按步就班的經過第一、二、三期的新疫苗研究階段的考驗；也沒有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為什麼大很多中國人，甚至中國領導人自己不打；就以一個情緒化的字眼，概括一切考量來攻擊。 再說，中共獨裁統治下的中國並非對我們友善的國家；只要看毎日戰機的擾境威懾以及阻撓我們從世衞組織得到我們應有的權利，就可以知道中共政權是我們的de facto enemy（西班牙語：實際上的敵人）。我們會去向天天拿棍子敲打我們門的鄰居去借糖嗎？ 第三，中國的食安、藥安記錄很差。世界上有那個國家的奶粉吃死了不少幼兒？有那個國家的食物藥品局的領導，因收受藥廠賄絡，放水不良藥品上市，而被處極刑的？有那個國家的國民出外旅遊，狂買外國奶粉，因為自己國家產的奶粉不可靠？我們要冒那個險從那個國家進口疫苗嗎？打出毛病來，主張從中國進口疫苗的人，願意買單賠償嗎？ （旅美退休心臓科醫師）

  不是陳時中不能批評，而是他到現在為止做得還真不錯，根本沒有「陣前換將」的理由，蔡英文或蘇貞昌也不可能笨到敢動這個念頭。所以藍營人士、親中媒體敲鑼打鼓要「陳時中下、賴清德上」，根本是自以為聰明，卻小看了人民智慧！ 其實，國民黨之看不起人、反被人看不起的事情還真不少，譬如「一中各表」。老共明明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華民國，甚至還說過「中華民國就是台獨」的話，用膝蓋想也知道沒有一中各表這種所謂九二共識。然而國民黨人沾沾自喜講了好幾年，連當事人李登輝、辜振甫（還有那個不知道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的馬英九，以及「發明家」蘇起）的說詞都當耳邊風，甚至最後被習近平打臉了，卻還是喋喋不休！我不知道「商女不知亡國恨」能不能用在這裡，但「自欺欺人、聊以自慰」肯定是行的！ 還有譬如邱淑媞、馬英九相繼出面，意圖趁疫情轉劇混水摸魚，甩掉當年和平醫院封院的決策責任，也是個把人民當傻瓜的例子。只是時代不一樣了，網路、Google像是我們這些平凡「愚民」的智慧激發器，動動鍵盤、搜尋一下，就把一干騙子打回原形！還有馬英九時代禁用中國疫苗，現在吵著要求民進黨政府進口中國疫苗，和國台辦一拉一唱，彷彿頭上都出現關懷台灣人民、聖潔慈祥的光輝了！真的滿噁心的！ 奉勸國民黨，時代不一樣了，別再把人民當笨蛋，不然這個黨恐怕只會越來越笨！ （作者任職金融服務業，新北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