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調「3+11」不是破口的，不是陳時中部長，而是冷冰冰的科學證據：時間序列與疫調感染關聯圖。陳部長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以中央防疫中心之名在電視上，提出證據公開向國人報告，澄清一般人直覺上容易產生的誤解。筆者只能豎起大拇指說：衷心佩服！ 大家耳熟能詳的孟子曰：「雖千萬人吾往矣」，但多數人可能忘了前面更重要的一句：「自反而縮」，也就是自我反省，確定找到真理、證據時，就理直氣壯，戴著鋼盔往前進！ 時間序列上說明「3+11」早在去年底就實施，既非在立委壓力下四月十五日匆匆上路，也非關國人防疫上的鬆散。不辭辛勞的疫調及血清抗原、抗體檢驗的關聯圖，具體說明華航機師與諾富特防疫旅館，雖然確定是群聚感染事件，但與造成台灣這一波廣泛社區感染，並沒有直接關聯。 科學史上，類似陳部長勇敢站出來對抗云云眾說的例子並不多見，卻扭轉了人類歷史發展，著名的有哥白尼、克卜勒的地動說：地球繞太陽、不是太陽繞地球；還有達爾文的進化論：人類不是上帝創造的，是千萬年演化而來的。這些理論，招致當時教會無情的攻擊，甚至賭上個人及株連親友的生命。 其實，邏輯上也可以找到更多思辨：如果「3+11」是破口，那所有國際航空公司，包括長榮、日航、美航等，在相同時間內，也都可能會有類似的入侵，為何上天只單挑華航一家？諾富特防疫旅館沒有遵照防疫管理規範，即使中央嚴格規定「14+14」，破口仍然會發生，那又與「3+11」何關？科學疫調的直接證據顯然更具說服力。 時間序列是鐵的客觀事實，只是普羅大眾沒有注意到，而特定政客、媒體選擇視而不見，持續造謠抹黑，謊話說上一千遍，就變成真實。疫調關聯圖則是科學上的證據，是整個中央防疫團隊，包括陳宗彥、莊人祥、羅一鈞、張上淳、周志浩、王必勝等等，一時之選的專家學者群，所共同背書的研究成果，陳部長只是總其成的代表而已。特定政媒選擇攻擊陳部長，毫無正當性可言。 如果賠上台灣八百條生命的疫情源頭，無關乎3+11、華航、諾富特，那又是何方神聖？這真是好問題，有人說是萬華阿公店，就需要更多時間、更多研究、更多證據來證明，這也就是科學上「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的實事求是精神；缺乏足夠證據前遽下論斷是不負責任的，就如同將所有責任推給「3+11」是一樣的道理。 （作者為資深網路通訊業者、大學退休教授）

能改變歷史，就能改變現在，雖然時空穿越只是電影裡的情節，但中國卻做到了。在輿論全面被操控的情況下，所謂的歷史並不是在描述過往發生過的客觀事實，而是一部可以隨著政治上的需要而隨時變動、刪減，甚至新增的劇本，對經歷過真相的人加以迫害，剩下的就只有杜撰的謊言，歷史成為了維穩的武器。 歷史理應讓人反思過去，避免重蹈覆轍。但「歷史」在中國卻是一種政治工具，近代史的竄改尤其明顯，目的就是為了虛構政權的正當性；也為了催化民族主義、消除理性，方便統治；所以就有了那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說法，而且只要有誰糾正這種完全偏離真實的改編歷史，就是「辱華」、就是「抹黑」、就是「被外國洗腦」。 歷史理應讓人反思過去，避免重蹈覆轍。但「歷史」在中國卻是一種政治工具，近代史的竄改尤其明顯，目的就是為了虛構政權的正當性；也為了催化民族主義、消除理性，方便統治！圖為流亡藏人在中共百年黨慶當天演出行動劇，諷刺中共與習近平滿手血腥。（美聯社）   這種玻璃心在中國如此普遍，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長久以來被刻意塑造的受害者角色。中國強調歷史上的「飽受霸凌」、「面臨列強瓜分」，造成了民族的自悲感。經濟的急速發展讓自悲的外面加了一層狂妄自大，卻無法改變脆弱的本質。這種對歷史的操作令中國人深信中共是讓他們從「喪權辱國」之中解放的民族英雄、救世主，受害者心態還導致了盲目仇外的風氣，加上政府的推波助瀾，讓中國人陷入每天都在反美、仇日，早上罵港獨、晚上罵台獨的無限循環。小粉紅會對外國遭受天災時幸災樂禍，無法接受對中國的一絲批評，作出這些毫無理性、不懂尊重、破壞秩序的行為，正正就反映出他們的盲目仇外、要「一雪國恥」的報復心態，也是「戰狼外交」那種「責任全在XX」的思維基礎。 沒有正確的歷史資料，就沒有正確的歷史觀，也就無法以史為鑑。但即便了解真實的歷史，也不一定代表能從中汲取教訓。而中國國民黨就可以確定是後者，兩次國共合作的下場忘了、西藏在與中共簽署和平協議後被屠殺也忘了、近代一點的中英聯合聲明被中共當成廢紙也都忘了，台灣面對著中共的恫嚇與打壓，不但視若無睹，這百年老黨還沒志氣到要成為騙子的代言人，騙台灣人相信那個假和平、真併吞的「兩岸和平發展」大謊言？主席之位根本不用爭了，反正習近平才是終身黨主席。 （台灣基進宜蘭黨部辦公室主任）

此刻，國際上正發生二件相當關鍵的大事。對台灣而言，屬立陶宛政府宣布同意台灣政府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根據外交部新聞稿指出，「是繼2003年在斯洛伐克設處，相隔18年後再次在歐洲設立代表處。」相當具有歷史意義。 本月10日，本人身為立法院台灣與波羅的海三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也在立法院召開「加強我國與中東歐外交關係」記者會，呼籲外交部正視如此關鍵性的歷史時刻，在預算、人才及政策面上加強和立國政府關係。 然而中國政府在此刻大動作宣布召回大使表達抗議，立國總統頂住壓力支持與台灣發展關係，這是台灣相當關鍵性的歷史時刻。因為在過去台灣往往未能受到合理待遇，但若立國政府肯願意給予台灣名分，又能抵擋中國壓力，未來或許能帶起相連的骨牌效應。 外界有聲音認為，立陶宛此時的作法和冰島當年率先承認立陶宛獨立的歷史情境類似。不過，即便我們期待新一輪的「立陶宛時刻」來臨，但我們不能忽視的一點是，當年90年代蘇聯實力正在疲弱，受阿富汗戰爭所累，經濟已經瀕臨崩潰，各加盟國已漸不甩蘇聯。但此刻，中國對台灣的打壓力道仍強，在國際上即使面臨巨大壓力，仍不見其實力出現疲弱之姿，未來台灣是否能擺脫中國恐嚇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仍是最關鍵具體的指標，對外交處境，台灣仍不能過度樂觀。 但就在此同時，我們看到阿富汗正面臨同樣非常關鍵性的歷史時刻，阿富汗激進組織神學士（Taliban）已攻占阿富汗大多省會，目前僅剩首都喀布爾尚未控制，阿國政府已岌岌可危，美軍與各國大使館正加速撤離。 圖為阿富汗民眾聚集在首都喀布爾近郊，聲稱已準備好迎戰神學士。（路透社）   此情此景，簡直如同1949年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敗逃台灣、1975年南越政府全面垮台，都是同樣遇到美國政府對其政權不支持或是決定自該國撤軍。而阿富汗政府此刻面臨的處境，也同樣是阿國政府及軍隊，歷時20年，長期未獲美國國內輿論支持，美國政府在911事件後為消滅支持恐怖組織的政權，而佔領阿富汗，如今正加速自阿富汗撤軍，歷史幾乎回到原點。 俗語有句話說：己願他力，也就是自己的心願，卻希望他人完成。台灣未來就算面臨複雜的兩岸關係以及可能生變的中美關係，台灣都務必要有自立自強的心理準備，我們萬不可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完全依賴他人羽翼之下。同時，若要美國政府對台灣安全的支持，萬不可忽略美國民意的支持度，而最好的保證，就是自己做好準備，同時又能給予美國相應的回饋。 立陶宛的外交勝利與阿富汗現在處境，對台灣的外交與安全都有許多值得深刻省思之處。 我期待外交部與國防部，除了立陶宛的外交成功，要認真思索背後的情境以及台灣未來可供參照之處。阿富汗政府當前面臨的處境，為何美國撤軍之後政權立即走向覆亡，還有美國輿論對這個國家的立場態度變化，這中間可帶給台灣那些借鏡，都務必要詳加研究，徹底省思。 （立法委員）

  　　據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的《歷險福爾摩沙》記載，羅妹號事件發生後，瑯嶠「番界」的漢人居民聽聞清軍將發動「討伐」，隨即大受驚嚇，居民的說法如下： 「我們不希望受到官員的統治，至於那些清兵，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那些人比蝗蟲還可怕！好好侍候那些清兵，他們會順手拿東西；如果不給，清兵便擄掠婦女，或殺死我們。他們絕對沒有能耐對抗野蠻人的，終究會戰敗逃亡，到那時候，野蠻人反過頭來找我們這些留辮子的人報復，阻斷灌溉水源，侵擾村莊，弄得大家寢食難安。」（頁203。用詞讓人不快尚請包涵，原文如此。） 　　等到清軍出兵之後，必麒麟的記錄則是：「軍隊繼續南下，在瑯嶠郊外紮營。那些士兵們自然又打劫附近民家」（頁205），彷彿這就是駐臺清軍的日常。哪一方相對文明？哪一方相對野蠻？還真難說得很。 　　當然，必麒麟未必是位充分客觀的記錄者，但在James Horn（英國人，受羅妹號船長夫人親友的委託，前往瑯嶠尋找遺骸）的記述中，對於「番界漢人」也有這樣的形容： 「這些漢人生活安定（每年只需繳租金給頭目），清廷出兵的話，只糟蹋農作物，並未能真正制裁野蠻人」（轉引自《歷險福爾摩沙》譯本，頁196） 　　以上這些描述，讓我想起《漢書》形容漢代有些人寧可到匈奴領地居住：「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由此觀之，當時「番界漢人」與清國官府的關係如何，亦可略見一斑。 --- 註：以上引用之《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為陳逸君譯，原民文化1999年版。

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是推動傳統史學研究現代化的重要推手。（圖︰唐獎教育基金會提供） 林保華／時事評論員 余英時為林保華著作寫序。 （作者提供）   余英時先生安詳的辭世，在悄悄下葬後消息才傳出來，對我是非常突然，也非常自責。突然是因為在感覺上，他一直在不懈的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運動，並且對重大事件發表他的看法。自責是他的回憶錄的出版好像也只是昨天的事情，我買來以後還沒有好好的看，可是我出版的回憶錄寄給他以後，余先生不但馬上看了，而且立即給我寫回信，如此的「不平等」，身為晚輩，我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因此我花了幾天把余先生的回憶錄看完，對這位史學大師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如同以前寫信用的字語「先生如晤」。 我長期關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但是越來越覺得中國的問題更主要是文化問題，否則難以解釋同樣發生的事情，中國人與西人反應可以完全不同的文明衝突，如此暴虐的中共能夠在中國生根，難道不是文化的原因？不過余先生也有中國文化與西學相同之處的論述。我把余先生這本書，與李劼的《中國文化冷風景》、莊萬壽的《史通通論》、劉紀蕙的《一分為二 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等放在一起，作為晚年的補課，如果視力還允許的話。日本黃文雄先生也有多本有關中國文化思想的論著，我也瀏覽過。即使他們觀點有不同，但都是我補課的老師。 一九九七年我離開香港前夕，當時身在香港的中國學者金觀濤就致電余先生介紹我會去找他。到了紐約不到一個月，正好中國學社在普林斯頓召開紀念反右四十週年的研討會，在會上第一次見到了余先生。後來又到余先生府上拜訪，余先生也欣然同意作為我以特殊人才身分移民美國的推薦人之一。由於我們分居兩地，我又不會開車，因此平時就沒有什麼來往。二○○一年中共建黨八十年，不忿中共的囂張，我蒐集若干自己的相關文章出書，請余先生為我寫序，他也很爽快答應了。余先生還建議我書名要中性，才能吸引更多讀者而擴大影響，因此後來我取名《中共風雨八十年》，第一篇就是回應李登輝總統把中國分為七大塊的文章「毛澤東主張把中國分成二十七塊」。有人認為余先生是大中華思想者，然而他是民主主義者更為恰當。 余先生在為我寫的序言中特別點出：「保華所挑選的二十萬字，恰好兼收了『跡史』與『心史』，其價值將隨著時代的推移而越來越顯現。」正是這句話，鼓勵我在三年前最後完成了我的回憶錄《我的雜種人生》。 《余英時回憶錄》對五四運動的性質有詳細論述，既非中國的文藝復興，也不是中共所強調的，僅僅是五四那天的愛國運動，而是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文化思想運動。而當時中國的知識人如此容易接受共產主義，余先生認為是因為儒家太強調「公」善「私」惡的勢不兩立，實際上他們連什麼是資本主義都不懂。李劼也為被儒家全面否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之」的楊朱鳴不平，曾點醒過我。 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余先生的寬容。我特別注意到，他在提到普世價值時，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第二位就是寬容。熟悉余先生的朋友曾經對我說，有兩個議題是余先生不願意同人家討論的，一個是民族，一個是宗教，因為不同觀點容易產生激情而失去理性。他的回憶錄中談到他的老朋友、擔任中研院副院長時的張光直「心向祖國」的改革失敗而怪罪於他，余先生因為完全沒有介入而大感冤枉並且做了解釋，也理解張光直一廂情願的「心向祖國」而「祖國」還是拒絕他的心情。余先生表示：「我一向尊重個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因此從來不想用論辯來說服異己者。」 余先生提及費正清，批評他一直在幫中共，但也指他晚年有所轉變。對六四後余先生煞費苦心籌款建立起來收留中國流亡菁英的中國學社，他竟無一字提及，與他花了許多筆墨介紹當年流亡香港的民國學人所創立的友聯研究所完全不同態度，當可猜測到他內心的相當失望，但是沒有一字非難。 寬容應該是民主的一個內容，但是特別提出來也是很必要的。在我的直覺意識中，正是中國的小農意識，才孕育出心胸狹隘、眼光短淺的人格出來。中國人的勇於內鬥、唯我獨尊該是來源於此。而安於現狀、苟且偷生則是中國社會難以進步的原因。這些對台灣也有影響。 《余英時回憶錄》的扉頁有他在錢穆大師九十壽辰時寫的祝壽詩手跡，是他在三年前八十八歲時因「回憶舊事」、應該就是為此書出版而重新書寫的，內有一句是「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他應該是感嘆不但是當時，至今仍是「難求三戶楚」，中國民主之路是多麼的艱難。而他回信給我的鼓勵也是要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努力不懈」。台灣民主自由的初步是中國改革的典範，而雜種（多元）文化則是重要的一環。然而目前台灣的民主自由也面臨國共不擇手段的嚴重威脅，台灣人必須以大團結與大無畏來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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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證峰法師 林秋梧 現代人看電影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可是電影對以前的人來說﹐是相當稀罕的。在1926年中﹐台灣中南部鄉下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太多的機會看電影﹐有一個叫做「活動寫真班」（後來稱「美台團」）的社運組織﹐在台灣的中南部鄉下巡迴放映電影﹐轟動鄉間的各個村落。原來﹐這個「活動寫真班」的組織﹐是隸屬於當時台灣民族運動的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下面的一個組織﹐他們以放映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影片﹐在台灣的鄉間從事文化啟蒙工作，提高台灣民眾的知識水準。參與這個團體的人﹐都是一些知識青年﹐他們以三人為一組﹐一人操作機器﹐兩人擔任「辯士」(解說員)﹐當時的電影是默片﹐需要有人從旁解說。這幾位辯士透過解說電影內容﹐來傳播新知識﹐同時也激發台灣人的民族意識。 「活動寫真班」的辯士中﹐有一位青年名叫林秋梧﹐在巡迴放映電影時﹐很受鄉間觀眾的歡迎。他就是後來致力於台灣宗教改革的「證峰法師」林秋梧。 1903年，林秋梧出生於台南市的一個貧寒之家。1918年﹐林秋梧考入了當時少年學子人人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隔年改名「台北師範學校」)。 進入台北師範後，林秋梧不滿當時日本的不平等統治，於課餘時間經常與在大稻埕開設醫院的蔣渭水醫師交遊。蔣渭水和這群青年學生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認為台灣人患了「知識的營養不良症」，為了提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因此，必須從事文化啟蒙工作。這就是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誕生的由來。文化協會成立，林秋梧立即加入。 林秋梧平日在校就經常有批評日本殖民統治的言論，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更引起當局的注意。校方終於利用發生在1922年的一次學潮事件，指控林秋梧為學潮首腦之一，將他勒令退學！距離畢業只剩一個月。 輟學後，林秋梧潛赴中國，進入廈門大學哲學系旁聽，並於廈門附近的集美中學任教。不幸因為母親病逝，又回到台南丁憂。此時正是1925年。 1925年正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熱烈展開的時候，抗日的民族精神日漸高張。林秋梧在辦完母親後事，又立即投入歷史的洪流中，參與文協的演講活動，在鄉間奔走呼號。這一年秋天，文化協會成立「活動寫真班」，在各鄉間小鎮巡迴放映社教電影，啟迪民智。 林秋梧原本對於佛學素有鑽研，對於當時身陷於迷信、腐化的台灣佛教早已萌生改革意圖，1927年，林秋梧結緣開元寺住持「得圓法師」，深獲得圓法師激賞，林秋梧入佛門，法號「證峰」。 1927年春夏之間，林秋梧以開元寺派遣留學生的身分赴日本東京駒澤大學深造。投入當時日本的禪學大師忽滑谷快天的門下鑽研禪學。深造期間，為了籌湊學費，每日只吃兩餐，清早還要送報紙、送牛奶工讀。此時他並開始從事寫作，在《台灣民報》《南瀛佛教》《中道》等雜誌發表有關文化、社會及佛學的評論。 1930年，林秋梧自駒澤大學畢業，回到台南開元寺，並任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兼南瀛佛教會教師。 「證峰法師」林秋梧雖入禪門，但他並非出世之徒，以前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並未稍減。相反的，「普渡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在1930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 更重要的是，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 為了破除迷信，他在1930年在台南地區與同志們發起了一個「反對普渡運動」，同年10月，並與同志創刊一份旬刊—《赤道報》，收載社會思想評論及文藝作品，由林秋梧擔任總編輯兼發行人。可惜發刊六期，卻遭日本當局查禁。於此可見證峰法師的入世思想。 和許多「看破紅塵」的「出家」和尚不同，林秋梧表現出一種解放的宗教觀，前引那首題為〈贈青年僧伽〉的七言絕句，說明了他這種入世的、解放的宗教態度。 這種「願同弱少鬥強權」的精神，才是林秋梧心目中「普渡眾生」的精神，才是真正「菩薩行」的極至表現。林秋梧解釋這種「菩薩行」說： 「菩薩行，就是以活於正信的自己為基底，而圖謀社會人群的幸福，無有所恐怖的行為吧！『自利利他』就是表示這樣行動的話。所以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他們的根本目標，在於建設地上的天堂、此土的西方，使一切人類（再而及於一切生物）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佛所謂極樂世界，就是描寫著這個快活的社會。」 為了建立這個快活的社會，林秋梧鼓勵大家： 「省識時潮，順應天人，鼓起四大弘願的大勇氣，站在四百萬大眾（當時的台灣人口）的前隊，把台灣島內有形無形一切的魑魅魍魎，消除盡淨的光明大路。…怎能偏重來世的淨土，而忽略現實的台灣？」 1933年，林秋梧手著《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一書問世。他以洗鍊的白話文，闡釋朝鮮古禪師知訥的作品，以科學的觀點，為「苦於鬼神久矣」的台灣人，重新註釋此書；1934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佛說堅固女經講話》問世。此書旨在提升婦女的地位，是難得的一部婦女解放的解經的書。可惜這卻是他最後的一部著作。 1934年10月10日，正值32歲的黃金年華，然而這一年的秋風，卻吹得異常蕭瑟，挺拔的梧桐，竟飄滿一地的落葉。林秋梧在一場結核病中，匆匆走完他短暫卻多彩的一生。

行政院擬推出五倍券，國民黨主席參選人朱立倫表示他自始主張發現金，痛批民進黨看不到也聽不到小攤販及市井小民的痛苦，「蘇貞昌的臉皮，比人民的肚皮重要嗎？」 針對陳時中說明「3＋11」措施不是疫情破口，只是群聚事件，朱立倫在臉書諷刺，民進黨的治國哲學就是「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 國民黨主席參選人朱立倫。（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筆者認為，對於政府的政策當然可以批評，但應該秉持情理法及科學依據，「就事論事」說明政策的利弊得失，讓輿論評斷，促進政府檢討改善。如果只為反對而反對，不理性的謾罵或人身攻擊，非但不能引起回響，而且模糊焦點。 要發五倍券或現金，行政院理當會透過各項參考指標數據，綜合評估，而做出最後決定，除了牽涉人民權益，也要考量整體經濟成長的效能。曾任縣市長及行政院副院長的朱立倫，竟拿「蘇貞昌的臉皮」大作文章，格局之低落，令人搖頭。 猶記得朱立倫曾信誓旦旦表示，會把新北市長任期做好做滿，不會競選總統，結果不但換柱，而且毫不避諱由自己披掛上陣，這個「謊言」至今仍遭受各界批評，朱「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言論，恐怕會自取其辱。 （作者為家庭主婦，台北市民）

◎ 戴國瀾（Gourangalal Das） 今天是印度獨立七十五週年。立國以來，如何讓古文明變新民族、舊社會變真民主、國家在逆境中前進，一直是印度民眾追求的三大目標。 印度的誕生歷經劇烈的陣痛，國土分裂讓數百萬人家破人亡，民族認同更荊棘載途。如何將數億不同種族、宗教、語言的人，融合成一個「印度」，備受外界質疑。如今，在歷經磨難後，印度不僅塑造了獨特的民族性格，並證明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國家，還能保存並促進其多樣性，包容多元的態度反而讓民族的凝聚力更加堅固，成為印度最大的優勢。 印度民族融合的秘訣不外乎民主。憲法明定議會制度為印度政治模式，而普選則為民權。在當時貧窮和教育不普及的印度試驗西方式民主，被認為是一場豪賭。當大多新獨立的國家以缺乏「適合條件」為由延遲民主的推行時，印度卻選擇以民主為起跑線。這一選擇不但經過時間的考驗，更受印度人民的珍視和支持。印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並不是因為有九億人參與投票，而是印度的民主制度賦予人民得之不易的發言權、平等權和尊嚴，讓國家有強大的生命力。 獨立後，印度人民努力重建慘遭破壞的殖民經濟，不遺餘力發展建設，提供穩定基礎、培育卓越人才，並推動民主進步—包括司法獨立、行政中立的軍隊、優質高等教育、科學化農業、數位治理等。民主也激發了創造力，不僅造就許多亞洲大廠，也讓印度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新創基地。不管是核能、太空還是ICT應用，當今印度已位列科學先鋒，創新資源更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首選。雖然印度的繁榮任重道遠，但已為未來成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印度作為一個年輕的國家，不光在國內，在海外的印度人更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的一股重要動能。另外，印度更在國際貢獻一己之力—從氣候變遷到維持和平，從防止核擴散到解決海洋爭端。從睦鄰政策到南南合作，都能看到印度依循民主的價值造福世界。此外，印度從未向他國宣戰，唯透過寶萊塢征服世界， 但卻又不畏強權勇敢捍衛國家。 我由衷感謝台灣朋友對印度展現的熱情和善意，期望未來印台相互幫助發揮最大的潛力。 （作者為印度台北協會會長）

高雄連日豪大雨，部分地區傳出災情。正當中央地方傾全力防災救災之際，國民黨籍議員邱于軒等人，將中山、沿海路鋪路有成，以至於此次極端降雨無重大損害，歸功給前副市長李四川。並持續用「天坑步道」等一貫抹黑伎倆，操作坑洞路段為民進黨執政期間所造成的。對此，李四川雖僅表示有高雄議員感謝他，卻沒有負責任說出事情的全貌。 前副市長李四川任內重鋪的小港沿海路，不敵連日大雨襲擊，出現多處坑洞。（記者葛祐豪翻攝）     高雄中山、沿海路鄰近港、工業區，每日重車流量超過二千車次，造成路面損壞嚴重。過去國民黨中央長期執政，漠視高雄發展，對於重車輾壓、道路破舊問題以拖待變，留給後代子孫承擔。包含國七環評作業於二○一○年馬英九執政時期啟動，進入二階環評後至今遲遲未決定。若有心改善工業區周邊交通問題，讓重車走國七，沿海路及高雄市區道路路況才能根本解決。 道路養護鋪設的關鍵在經費。高雄市道路養護經費直至去年編列十八億元、今年追加至廿三．七億元。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勇於承擔重工業城市轉型重任，在陳菊市長和賴瑞隆立委聯手爭取中山、沿海路鋪設經費，得到中央支持並於二○一八年正式核定前瞻經費七．五億元，並於二○二○年五月完工。然而國民黨卻未做足功課，反倒在天災重創高雄山區之際，不斷來蹭聲量，稱讚是韓前市府的功勞。若如國民黨所言，光中山、沿海路鋪設工程經費就佔市府道路養護預算的一半，沒有中央支持，根本無法全面改善。 這幾年，蔡英文政府正視重工業城市周邊重車問題，並全力支持改善。過去國民黨無心處理的問題，民進黨政府也一肩扛起。今年四月，在賴瑞隆立委爭取下，蘇貞昌院長為因應第七貨櫃中心於後年啟用，使貨客車有效分流，正式核定十四．○三億元規劃第七貨櫃專用道。延宕十年懸而未解的國七環評，明年也將有具體方案。 歷史應該還原，給蔡英文總統、蘇貞昌院長、陳菊市長、賴瑞隆立委及所有努力過的人更公平的評價。國民黨則應深切檢討過去數十年來，為何始終重北輕南，造成區域發展失衡、南部基礎設施及產業發展落後中北部的問題所在。 （作者為前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執行長）

拜讀讀者投書「塔利班捲土重來的關鍵：務實」，筆者有些不同意見。 阿富汗地理格局破碎、種族環境複雜，美國為首北約盟軍於二○○一年強勢介入後，以該國北方聯盟為基礎所組成的親美政府，不僅權力基盤不穩，更因貪污腐化、爭權奪利，所以盟軍撤退後，沒有多少人看好。但，所謂「二○○一年北約盟軍介入後塔利班很快被趕下台，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從未被國際普遍承認」，筆者認為這樣的看法有些問題。塔利班當時會拱手讓出各大都市及主要交通線，只不過是退回鄉間，保存實力、堅持繼續戰鬥，為重整旗鼓爭取時間罷了，國際普遍承認之有無應非最主要考量。 （歐新社） 當然，塔利班捲土重來、重新成為檯面上的主要勢力後，也確實學聰明到願意在國際社會擺出可以打交道的姿態，外觀上降低極端基本教義派的色彩，在卡達與包含美國及阿國親美政府在內的多方展開談判，並遣使至俄印中等國。但本質上依然是一個與恐怖主義活動相牽連、以在其國內推行極端的伊斯蘭教法統治為主要目標之一的武裝集團，外交上的務實依然不會為阿國國民的人權及福祉帶來多少幫助。 根據複數媒體近日報導，塔利班已在其新攻下的阿國各省重新推行過去的極端伊斯蘭教法，並大力打壓女性權益，不僅施壓逼迫重新穿回密不透風的罩袍，更劫掠女童及年輕女子，強行許配給其幹部及軍隊官兵為妻，大有讓阿富汗重回一九九六年至二○○一年的黑暗時代之勢。 （作者任職文化產業，新北市民）

《俗女養成記二》首播，延續一的盛況，收視輾壓同時段奧運閉幕式，尤其在中年女性的收視群更創下五．四的高峰。收視率要輾壓東奧閉幕非常不容易，而女性觀眾又特別高，為什麼？因為台灣是新興女力強國！ 世界各地的女力都冒出頭，從紐西蘭到芬蘭，不到四十歲的女性總統，美國副總統也是女性，這情形在台灣更是顯著，台灣有女性總統，女性經濟部長；為台灣爭光奧運獎牌，一半以上是女性選手贏的；每天晚上捍衛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政論節目主持人八成是女性；台灣絕對是女力強的新興國家，也真要感謝她們，讓台灣在險惡的政治鬥爭環境中風平浪靜，人民安穩生活。 《俗女》為什麼爆紅？除了演員、編導克盡其職外，它演出了七十年代成長的經驗，看到戲裡面的角色，彷彿看到卅年前的自己、家人與同學。它詳實刻劃大家共同成長經驗，尤其主角的大小嘉玲更彷彿每位女性的翻版，因此深受中年女性觀眾的捧場。 台灣從國民教育開始，男女受教權平等，從小學、大學到畢業工作，女性一手包小孩尿布，一手拿著電話搞定國際訂單，一整個世代的成功女性，當事業家庭穩定時，喘口氣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也是剛好而已，有這群死忠支持者，《俗女》不想紅也難！ 很多愛搞政治的老男人，四十年了總是那種固定威權恐嚇老調，其實是無用了，只剩下同溫層人的取暖，台灣其實已經破繭而出，走出歷史的窠臼，成為新興的民主自由法治國，不論從民主制度到國防自衛，從體育賽事到新興文化，從半導體到生技產業，台灣蓄勢待發，其中最令人側目的，是社會對弱勢的關懷與不同族群的相互尊重，這其中女力的貢獻居首，女力真是台灣進步的一大推力啊！ （作者為美國加州會計師）

  8月10日，摩根史坦利的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S. Roach）（右），發出一篇懺悔文向投資大衆致歉，因為二十五年來，他相信中共終將成為世界經濟霸主。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維基百科，民報合成   最近，習近平突然對企業下猛藥，美團被罰款十億美元創下記錄，罪名是壟斷，監管企業魔掌伸向卡拉OK、奶粉、美容，各行業，網民說：「不用等美國經濟制裁，習近平先出手制裁中國企業」，警告人民唱歌不准違反統一大業，這個罪名可大了，可以說無邊無界，無法度量，網民直呼離譜，如今，連搞個補習英文，賺小錢的老師，在教室裡上課時，顏面掃地被拖走，如同罪犯。 這場自殘式的經濟革命，嚇壞一堆人，中國股市小韮菜首當其衝，連斷頭跑路都來不及，大韮菜日本軟銀老闆說：「中共監管企業太亂來，決定從中國撤回投資」，還有受傷更慘的是美國，在這次習近平經濟革命中，受害最深，就是連結中概股的美國政府公務員退休基金，操作者當然就是華爾街，川普時代，已經多次示警，投資中國最後會死路一條，可惜華爾街這些高級白領不相信，持續和中國企業手拉手，幫助中企來美國上市搶錢，自己也賺一把，現在恐怕都要賠回去。 自殘式的經濟革命 8月10日，摩根史坦利的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S. Roach），發出一篇懺悔文，向投資大衆致歉，因為二十五年來，看錯中國，羅奇是中國崛起，美國衰退的信服者，他相信中共終將成為世界經濟霸主，摩根史坦利帶隊投資中國，被中共視為「自己人」，前年，美中貿易戰如火似荼，老共透過華爾街自己人，企圖搞定川普，可惜川普不吃華爾街這套，所以，華爾街全面壓寶拜登，選後，仍然拉住中國小手不願意放，沒料到一場習近平經濟革命，靠中國來美國上市賺錢的華爾街，全部翻船。 羅奇在7月底受訪時說：老共搞美中經濟硬脫勾，不想用美元，這是美中經濟冷戰開始，羅奇的擔心終於實現，老共總是先下手為強，美國以為中共害怕經濟脫勾，老共就脫勾給你看，大不了人民吃草，這是習近平的戰狼思維，主導這次經濟革命，習近平不只是翻臉，而且在餐廳翻桌，這一招叫先動手，橫豎美國清算武漢病毒來源，這筆帳終究會找到老共頭上，所以，接下來就看那一國先吃草了，拜登剛上台，已經搞定國內基礎建設，這十年足夠餵飽美國人，自己印美元自己用，美國正歡迎美中經濟脫勾，看誰先投降。 按道理，習近平也是經濟博士，這樣惡整中國企業，還真是讓人看不懂，「滴滴出行」被整肅後，一堆司機退出合約，企業面臨完蛋，失業率肯定攀升，同樣整頓補教業，也是製造失業率，可惜沒有任何經濟學家敢在皇帝面前說真話，其中包括習近平經濟大國師林毅夫，國師沒膽子阻擋習近平惡搞經濟，只能持續扮演詐欺師，在企業主面前畫虎爛。 林大師答覆企業主說：西方國家不賣晶片給中國，是他們損失30％市場，中國沒損失，真的這樣嗎？林大師說：「2050年，中國經濟超越美國，到時候，沒人敢掐住中國脖子了。」 大師已經七十有幾了，我不認為他可以活過一百歲，這個死不認帳的預言，居然還有人當場鼓掌，我只能說：中國經濟真的沒救了！ 作者指出，中國實施美中經濟脫勾來對抗美國，不想用美元，是美中經濟冷戰開始。示意圖／Pixabay，民報合成

我其實是反對直接免費發券的，但如果免費領券範圍擴大到千萬人這種規模，那不如全面一致。 三倍券與消費券相比，三倍券當然是成功的。現在要複製成功的經驗發五倍券，但台灣人似乎過太爽，才有餘裕在那邊嫌東嫌西，最後乾脆全面免費發券。 但這與消費券比起來，基礎又大不相同。蔡政府早就厚實台灣的經濟基礎，所以讓台灣即便在內需大幅萎縮下，GDP仍大幅成長，所以有本錢靠實質的成長回饋給國人。 而馬政府的作法，就是吃老本而已。

  「阿龍實在高興的不得了，一想起世界上還有比他更貧窮的人，或像自己這樣貧窮的人也能讓別人得到快樂，的確是值得慶幸的事情。」–張彥勳〈烏鴉和阿龍〉 以上這段文字，是擅寫兒童文學的張彥勳的作品〈烏鴉和阿龍〉文中的一句話。 張彥勳筆下的阿龍，是一個失去雙親的窮小孩，和阿公住在山上的破屋。貧窮讓他自卑，甚至認為連樹上烏鴉的叫聲都在譏笑他：「阿龍貧窮，阿龍貧窮」。他決心辛苦做工賺錢去買枝獵槍，要把譏笑他的烏鴉全部打死！阿龍去買槍的路上，先遇到一位衣著破爛的飢餓的乞丐，向他行乞，阿龍心生憐憫，從口袋裡摸出一些錢給他；接著，又遇到三位托缽的和尚，臉色蒼白，阿龍又從口袋裡掏出錢捐給三位和尚；之後，阿龍經過一家鳥店，結果如何？請看以下張彥勳生動的原文： 他看見兩隻小鳥在鳥籠裡悲哀地一邊叫一邊振動著翅膀。牠們也許還不習慣籠子裡的生活吧，拚命用嘴尖啄著鐵絲網。 阿龍覺得那兩隻小鳥實在太可憐，就走進店裡。 鳥店的老闆是個禿頭的老人，他用輕視的眼光看著一身破爛的阿龍。 「伯伯，這兩隻鳥兒賣給我好不好？」阿龍問。 「好啊！只要肯出錢，就賣給你呀。」老闆用傲慢的態度對待他，心裡似乎是說：哼！像你這樣窮的孩子怎麼會有錢呢！ 「兩隻多少錢？」 「二十五元，你有這麼多錢嗎？」 「好吧，這是二十五元。」阿龍拿出錢交給禿頭的老闆。 「嘻嘻，太好啦，嘻嘻嘻，籠子免費。」主人的態度馬上變得很溫和，笑容滿面的說。 「不要籠子。」 「為甚麼？」 「因為我要放走它。」阿龍說著，就隨手打開籠門把鳥兒放走了。 「嗨……有趣的孩子。」鳥店的老闆把眼睛瞪得圓圓的。覺得這件事很奇怪，他不了解阿龍為什麼這麼做。 阿龍愉快地走出鳥店，終於到了賣槍的店，可是那時候身上已經沒有錢了。 獵槍買不成，阿龍只好回家去了，但是他心裡覺得無比的快樂，邊走邊唱，有時候還像兔子一樣蹦蹦跳跳地一路跑著。 回到家裡，阿龍把乞丐、托缽和尚和小鳥的事情都告訴爺爺。爺爺摸著阿龍的頭，很為他高興。 然後，爺孫倆和往常一樣在油燈下吃飯，吃得津津有味。 爺爺拿出酒來，邊喝邊唱，阿龍也興奮起來了。 「阿龍，聽聽！烏鴉又在叫了。」 「啊，真的耶！」 「怎麼叫的？」爺爺問他。 「咦──奇怪！今天晚上的叫聲可不一樣！」 「怎樣叫的？阿龍。」 「牠呀，拚命地叫著『阿龍好漢，阿龍好漢』哪！」阿龍笑嘻嘻地說。 「嗯，對！確實在叫著『阿龍好漢』哩，哈哈哈。」 阿龍從窗口仰望天空，看見橡樹上那隻被月光給照得好亮、好亮的烏鴉，正在拚命地叫著『阿龍好漢，阿龍好漢』，他心中充滿了無比的幸福，於是，他離開窗睡覺去了。 以上張彥勳這篇〈烏鴉和阿龍〉，是1978年兒童文學創作獎首獎的作品。 張彥勳出生於1925年（日本大正14年），台中后里人。他的父親就是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十分活躍的台灣社會文化運動家張信義。 張彥勳就讀台中一中時，志趣文學。1942年他和台中一中同學朱實等人共同發起組織文學團體「銀鈴會」，並主編 同人雜誌《緣草》，提倡新詩創作。1943年，18歲的他就出版了日文詩集《幻》，2年後又出版了《桐葉落》。 「銀鈴會」後來發展成一百多人的團體，是中部地區唯一存在並活躍的台籍青年文學團體。 二戰後，由於語文的隔閡，有些「銀鈴會」同仁放棄了寫作，《緣草》一度停刊。張彥勳努力學習中文，準備重新出發。1948年，《緣草》改名為《潮流》復刊。 1949年，發生「四六事件」，白色恐怖開始降臨，，同日楊逵也因 （和平宣言）一文被捕，「銀鈴會」成員被牽連而受拘捕、通緝者不少。張彥勳也多次遭約談和拘捕，七天至三個月不等。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張彥勳將「銀鈴會」相關資料和他自己的兩冊日文詩集一起焚毀。專制政權必然摧殘文化，可見一斑。 跨越語言障礙之後，1958年張彥勳以中文在文壇上重新出發，以創作小說為主，反映台灣人民的生活，描寫台灣社會的現實。 到了1971年，他因為眼疾導致一隻眼睛失明， 另一隻眼睛視力僅0.3。失明對一位作家，猶如失聰對樂聖貝多芬一樣，是莫大打擊！張彥勳因此開始從事不必寫長文的兒童文學、少年小說和翻譯。他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品有《兩根草》、《阿民的雨鞋》等。張彥勳說他的兒童文學創作題材，大多來自實際的教學經驗和生活觀察。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是他眼力喪失之後最溫馨的生活慰藉。 張彥勳任教國民小學30多年，生活淡泊簡約、憨厚樸質的他，寄情於寫作。他的寫實的文筆，寫出世間的困苦與歡樂，也為兒童帶來激勵、進取與同情的慈悲、向上的意志。 他寫作不輟，直到1995年辭世。 （圖為張彥勳與夫人陳桂葉及女兒張千黛。）

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東京奧運並不盡然。南韓代表團在選手村懸掛抗日布條引起地主國不滿，中國羽球女雙「我操」引起其國內共鳴、南韓正式抗議，美國鉛球選手在頒獎典禮上高舉雙臂擺出「╳」手勢，中國女自行車選手佩帶毛澤東像章，白俄羅斯短跑選手因被迫返國而流亡波蘭，「中華台北」則由國際媒體代為打抱不平。體育與政治並非平行線，又增加一次經驗。 東奧延遲一年舉行，展示人類克服新冠病毒的鬥志。這場盛會圓滿落幕，為未來留下了可貴的啟示。「奧林匹克精神」，人類到底要贏得什麼？應該是這場世紀瘟疫中無觀眾的賽事，值得繼續思索之處。東奧結束了，選手恢復日常生活，但快速變化的世局，很多回不去了。立陶宛退出中國在二○一二年成立的「17+1合作」機制，我國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開設「台灣代表處」，北京要求中、立兩國互相召回大使。不過，立陶宛重申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的決心。歐美則紛紛表態支持立陶宛，波羅的海又吹起自由之風。 立陶宛只是國際「親台疏中」的近例之一，債務陷阱、戰狼出征、隱匿疫情等北京可謂咎由自取，來自美日為主的政策鉅變，更突出表現在印太現場。在這樣的國際氣氛中，揹著夢想到東京的新世代「國手」，追求成功的自我超越，比以往更有感情張力。面對無理批評，他們還可以自信地回應：「站在場上的不是你。」在奧運這個競技場，他們享受的是，「成者為王、敗者不為寇」，上一刻激烈爭鋒，下一刻互相擁抱，「國家民族大義」也不是台灣觀看東奧的主戲。此一現象或可理解為，從克服武漢肺炎、台灣國際能見度大增，國人的自信心也水漲船高。 我國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開設「台灣代表處」，北京要求中、立兩國互相召回大使。不過，立陶宛重申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的決心。（AFP）   回顧拜登上任以來，重新調整外交的縱橫捭闔，第一輪是美日澳印四方會談、美日與美韓高峰會、特使團訪問台灣等，鞏固印太戰略陣線，第二輪是橫跨大西洋，促使G7、北約、歐盟關注印太情勢，並與普廷高峰會，第三輪是副國務卿雪蔓出訪日、韓、蒙古及中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出訪新加坡、越南和菲律賓，國務卿布林肯出訪印度、科威特，副總統賀錦麗也將出訪新加坡、越南，抗衡中國陣營擴大中。世局發展，大異於美中戰略夥伴關係時代，台灣做為美中競爭的必爭之地，不論是堅定民主價值、科技產業實力、公衛安全體系，在在凸顯了自身的「善實力」，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夥伴。 此所以，華府「鼓勵理念相近國家與台灣往來」，影響所及，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也不顧中國在政治上、地理上的阻隔，遠道而來與台灣建立君子之交。當然，還有先前的索馬利蘭。以及，友邦巴拉圭拒絕北京疫苗外交，與我國產疫苗高端合作三期人體臨床實驗。這是一種新的外交模式，也就是，台灣以「善實力」慷慨協助他國之急需，由此產生了「善的循環」。「南德意志報」比較戴資穎與陳雨菲指出：中國是一座巨大，但卻沒有靈魂的獎牌工廠；相比之下，台灣選手似乎比較會享受生活。此一觀察，幾乎可以概括兩岸的全面對比。如今，中國惡意圍堵台灣，猶如水壩出現漏洞，什麼時候可能決堤，大家且拭目以待。 AIT主席莫健表示：台海目前面臨空前不確定性，而台海現在最危險的變因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一人政治」。他說：中國方面執意設置前提，該前提其實就是對話本身的目的；在此情況下，台灣民意和政治人物都不可能進行這樣的對話。二○一六年以來，國際持續增加挺台力道，反而認定北京為麻煩製造者。「中國觀」的逆轉，也正在形塑西方新的行動方向。 從東京到維爾紐斯，台灣正在經歷新體驗。東奧之前，台灣疫情升溫（現已控制），日本率先疫苗馳援台灣，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且質疑，一九七○年代以來承認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否禁得起時間的考驗。布林肯日前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秋葉剛男會晤，對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反對片面改變東海現狀、加強美日同盟的威嚇力和應對能力達成共識。而去年與日美同樣受惠於台灣捐贈口罩等防疫物資的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也投桃報李，捐贈疫苗給備受中國阻撓的台灣，立陶宛更進一步與台灣互設代表處。台灣的外交起風了嗎？東奧的二金四銀六銅，說不定是另外一場突破的兆頭！

中國召回立陶宛大使後，立陶宛表示仍堅決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這樣的情境顯現出中國在疫情時代的外交困境以及台灣的外交機遇。 戰狼外交象徵了中國外交的內宣化，至此，中國外交重心從「韜光養晦」逐步獲得國際認可和優勢地位的路線轉向於「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民族主義宣傳，而背後的邏輯乃是經濟成長放緩後中共一黨專政正當性的追尋。唯有將習近平打造成民族救星，方可使小粉紅在搖旗吶喊時忘卻生活中種種日益強烈的煩惱。這樣的焦慮感與需求，在中美貿易戰、供應鏈重組以及全球疫情肆虐的情況下越來越強烈，以至於出現了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中完全失態的外交表現。 全球疫情的爆發，是另一個重要影響外交的要素。在各國人民大量染疫、死亡的嚴峻情境下，人權紀錄不良、外交手段失態、民族主義高漲、擴張行為不斷、地位日漸孤立且為疫情始作俑者的中國，自然更容易招致反感。 而各國政府有如台灣五月疫情爆發後的民進黨政府，皆面臨了國內人心惶惶、支持度下降、反對黨挑戰的種種困境。在亟需尋求政治正當性的狀況下，對中國的各種外交要脅更將難以接受，反而會藉由堅持立場、力抗中國來獲取更多的政治正當性。 台灣是這種衝突關係的獲利者。從加拿大議會對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決議的支持，到各國對我國疫苗的捐贈；從東京奧運中各國對Chinese Taipei的修正與討論，到立陶宛堅決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的論述。我國近期在外交上的各種突破，除了我方固有的實力以及外交人員的努力之外，中國與世界各國在疫情時代的衝突，扮演了重要推波助瀾的角色。 因為中國的外交失態，台灣被更多人看見，被更多人討論，被更多人協助。這個時代是卅年來中國外交最為困難的時代，亦為台灣在外交領域最有突破機會的時代。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在距離美軍全面撤離阿富汗尚有半個多月之際，塔利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接連奪取幾個大城，局勢變化之快，完全超出拜登團隊認為提供喀布爾政府物資、協助空襲即可阻止塔利班攻勢的設想。 阿富汗民兵組織塔利班（Taliban）今天宣布拿下阿富汗第2大城坎達哈（Kandahar）和第3大城赫拉特（Herat）。圖為日前塔利班的旗幟在昆都士省主要廣場上飄揚。（資料照，美聯社）   依據聯合國安理會四月份公布的報告，阿富汗政府軍有卅．八萬人，且使用美製先進武器，又有美國空軍協助，對比塔利班的五．八萬至十萬人，應能從容應付。誰也料想不到，不過事隔百餘日，塔利班竟已掌握阿富汗六到八成的領土。需知，目前當局的喀布爾政府，並非一般認知中的傀儡政府，而是早在一九九六年塔利班奪取政權之前，就曾當家執政過。一九九六至二○○一年塔利班執政時期，政府流亡北方，與當地軍閥組成北方聯盟，獲絕大多數國家承認為合法政府。二○○一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也有賴北方聯盟協同作戰。 因此，以現任政府係由美國扶持建立，美軍撤離後自然崩潰來解釋，是說不通的。問題的根本，恐怕得回歸阿富汗的族群結構。阿富汗屬於多民族國家，主體民族普什圖人占比近半，主要支持塔利班。北方聯盟的支持者則包含塔吉克、哈札拉、烏茲別克等少數民族，必須團結才能與塔利班一戰。既然如此。在族群結構上占有優勢的塔利班，又為何會在二○○一年迅速被趕下台？美軍的強力攻勢，固然是一大原因，更重要的是，塔利班從未被國際普遍承認。 在執政五年的時間，全球僅有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基斯坦三個國家承認塔利班政權代表阿富汗，其他國家普遍對於其提倡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感到畏懼，選擇不予承認；尤其炸毀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巴米揚大佛之舉，更遭全球輿論批判，以致在美軍入侵時，國際社會竟無人為其發聲。然而在蟄伏多年後，如今的塔利班彷彿脫胎換骨，認知到務實的重要，主動遣使與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周邊大國交往，不斷重申反對恐怖主義，讓周邊國家為了反恐而組成的上海合作組織，在阿富汗議題上沒有介入空間。 如今的塔利班，雖未放棄原教旨主義，但已不再強調對外輸出，搭配先天族群結構上的優勢，正是其能在內戰中取得優勢的關鍵。 （作者為公務員，台中市民）

江啟臣八月九日在其臉書寫道，「全國一一○上半年一至六月死亡人數較去一○九年增加五○九四人，增幅達五．八％，但一○九年死亡人數僅較一○八年增加四五七人、增幅○．五％，今年增幅是去年的十一．六倍」，據以影射國內染疫死亡人數有黑數。推論乍看很嚇人，實則笑死人。 僅就內政部每月公布的死亡統計而言，歷來的上半年總數常有不小的變化。例如，二○一一年上半年比二○一○年同期增加八○六五人，增幅達十一．八％；二○一○年上半年的紀錄則較二○○九年同期減少九十六人。顯然，當年的變化遠勝今年。類似的震盪起伏亦出現在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依序為減一○○八、增六一六八、減一六七四、增七八一四、減四二八六、增三二四五。江啟臣僅看了近三年紀錄，就大做文章，真是少見多怪。 江啟臣還拿去年與今年五、六月的紀錄來比較，殊不知，自二○一○年以來，這種前後兩年的同月變化擺盪於正負卅％之間，高低極端值約為正四千與負四千八百，且有三分之一的月份出現四位數。其實，這些數字是戶籍登記數。按戶籍法四十八條，死亡登記在「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是以，每月均有部分死亡至次月（或更遲）才被納入統計，而且其比例多寡毫無規則可循。在人口學者眼中，江氏所做的比較就只是算術練習而已。 除了戶籍統計，內政部亦定期公布「按發生日期統計」的人口數據（兩種年死亡人數的差距曾逼近千人）。不必受過人口學訓練，憑常識便知，這種「校正回歸」後的數字方能反映實況。據此項統計，近十年來，年死亡人數大致從十五萬三千上升到十七萬以上，年增數擺盪於九千至四百之間，且有兩年不增反減：二○一七年減少八○一人，去年更大減二三八四人。從人口年齡結構與近年紀錄來看，即使肺炎未在社區傳染流行，今年的死亡總數仍可能因比較基期紀錄偏低而出現不小的增幅。 看懂基本統計、掌握人口概況，這是現代從政者的基本功，且無需高深學問。在這方面顯然不及格的江啟臣博士已三度當選國會議員，且是中國國民黨現任黨主席。真是好可怕！ （作者從事寫作與翻譯，https://kws.baseed.net）

  今天早上，羅智強在臉書貼了一篇文，內容聳動，但邏輯不通。在我截圖時，這篇顛三倒四的貼文竟然有8.2K的反應，612則留言，538個分享（附圖一）。 羅智強是現任台北市議員，也是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院長。身為政治工作者，羅智強必須學習講道理，就事論事。衝著這篇妖言惑眾的貼文，加上有教無類的精神，我要幫羅智強上一堂邏輯課。 羅智強的貼文指出，今年五、六、七這三個月，台灣的死亡人數比去年同期增加5572人（附圖二）。 羅智強自問：這些數字從哪裡來的？ 接著，羅智強自答：就是放寬3+11決策的結果，禍首是陳時中、范雲、與鄭文燦。 羅智強把單月死亡人數的自然波動，連接到3+11的防疫規定，並把矛頭指向執政黨的官員。這是惡意的政治獵巫，但我寧可相信羅智強邏輯不清，所以要幫他上課。 以下是我給羅智強上的邏輯課。為確保學習效果，我把上課的內容逐點條列： 一、單月死亡人數會有自然波動，屬隨機變數的一種。只要波動沒超出正常範圍，增加或減少都不必有理由。 二、附圖三是過去25個月的死亡人數統計，最低是去年五月的13272，最高是今年六月的16639。 三、對照歷年的單月死亡人數，上述的波動仍在正常的範圍內。歷年來單月死亡人數最高達18918，發生在2016年3月（見附圖四）。 四、與去年同期相較，今年五到七月的死亡人數分別增加13.83%、19.77%、6.81%。歷年來單月死亡人數最高增加30.59%，發生在2018年1月（見附圖五）。 五、不論是死亡人數或增加的百分比，今年五到七月的數字都遠低於歷年的最高值，並無不尋常之處。 六、今年五到七月的死亡人數高於去年同期，有兩個可能來源：去年的人數偏低，或今年的人數偏高。 七、根據附圖三，去年五到七月的死亡人數是13272、13893、14533，與前年相較的變動百分比是-9.44%、4.44%、-8.33。不論是人數或百分比，去年的統計值皆偏低。 八、今年五到七月的死亡人數仍屬正常，增加比例也在正常範圍內。與去年相較有所增加，係因為去年同期的數字偏低。從附圖三還可以看到，今年七月的死亡人數（15523）甚至低於前年七月的數字（15854）。 九、今年五到七月疫情爆開，但死亡人數並沒有反常增加。這表示衛福部的防疫做得很好，放寬3+11也沒有造成破口。 以上的數字解讀並不深奧，只需要基本的邏輯思考。不幸的是，羅智強缺乏邏輯，誤讀統計數字的自然波動，並把責任強加在陳時中、范雲、與鄭文燦三人身上。 羅智強邏輯不好，誤讀自然波動的統計數字，我可以幫他上課。羅智強拿誤讀的統計數字來做政治鬥爭，這是人品不好，我就無能為力了。 事實上，我不是真的要給羅智強上邏輯課。這篇貼文的真正目的，是要揭穿羅智強的假掰與無知，不要讓他繼續妖言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