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指數全球第8！分數大增的主因也許就是那場歷史性的罷免案。 最新版的全球民主指數出爐，台灣名列世界第8、不僅是亞洲第一，也是首次擠進前10名，這是屬於全體國人的成就，「亞洲民主燈塔」的名號當之無愧。不過，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歷年資料，會發現台灣的分數是在2020年暴增的，這實在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查閱過去幾年的成績，直到2019年為止，台灣的分數大多在7.7分上下徘徊，但到了2020年卻突然暴增至8.94分，今年也只增加0.05而已，再加上有許多國家陷入倒退，讓台灣排名往前。可以說，2020年是台灣民主發展非常關鍵的一年，一定有什麼重要事件才讓排名暴衝。 仔細回想，2020年是大選年，台灣在中國勢力影響下反而讓小英總統以歷史性票數連任，這點確實很不簡單，但是台灣已經三次政黨輪替，單純大選似乎還不足以說明分數大增的原因，果然想來想去，還是年中的罷韓較有可能是關鍵。 罷韓重要的原因倒不是因為換掉韓國瑜這個人，罷免案通過這件事本身才是最了不起的成就，台灣歷史上第一次有縣市首長被罷免成功，證明經過多年發展，參政權的最後一塊拼圖：罷免權終於完備，我們不僅有能力選出一個人，也能換掉一個人，機制的建立才彌足珍貴。 雖然韓國瑜短短任期就落跑也沒什麼成績，但這或許就是他唯一留給台灣民主的貢獻吧！

  習近平的從政之路是中共黨文化的成功典型。從1974年入黨擔任陝西梁家河村黨支部書記起，至2007年入京擔任政治局常委，其間經過二十多年的耐心螫伏。他從基層做起，不求聞達，默默耕耘，不論在北方，或南下福建，他都沒有什麼大動靜，實際上也沒有什麼政績。他就是埋頭做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行事為人盡量低調，這樣隱忍的性格，恰恰最符合中共的用人標準。 相反的，與他年齡相仿的薄熙來，卻性格張揚，能言善辯，風采過人，處事強悍。薄熙來在大連和重慶，都喜歡搞大動作，樂於與新聞界互動。在大連搞城市建設，在重慶搞唱紅打黑，風頭一時無兩。 但薄熙來的性格卻不是中共傳統黨文化所推崇，中共喜歡沒有政治野心，吃苦耐勞的幹部，這方面習近平恰恰是投其所好。習近平在福建廈門﹑寧德及至福建省任職時，都沒有什麼政績，後來在浙江和上海，也都一味守成，維持現狀，但他在政壇上的隱忍聽話，讓黨內老人滿意，長期觀察，慢慢培養，終於他在龜兔賽跑中贏了薄熙來。 薄一波在黨內地位本比習仲勳高，習近平的低調避過了「槍打出頭鳥」的規律，扮豬食老虎，穩步上升，終於抵達最高位。從這方面看來，習如果不是有高人指點，便是他的政治鑽營更有技巧，他的權術比薄熙來高明。 除了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急需人才之外，中共黨文化推崇的人才，都是立場第一，政績第二。趙紫陽有治國真本事，萬里也能解決實際問題，當時百廢待興，能者上位，但到江澤民﹑胡錦濤，也都不看政績而看政治立場了。薄熙來耍小聰明，搞大場面，中途落馬，習近平埋頭做事，不犯錯誤，終於安全抵達。 未上位前隱忍，但習近平上位後卻躁進，一則他在高層並無基礎，需要弄權打擊對手，保住權位，二則急於在有限時間內爭得最大歷史功名。中共歷代領袖都不像習近平那樣集權，老毛務虛不務實，樂衷搞鬥爭，政務由周恩來包辦；鄧小平垂簾聽政，關鍵時敲打一下胡趙和江澤民；江澤民除了讓資本家入黨，喜歡指揮唱歌，在死海浮泳，坐轎上山，至於國企改革﹑申請入世貿這些難事，都是朱鎔基操勞。胡錦濤實行無為而治，高高在上，政務都交給溫家寶，溫家寶四處奔波，排難解憂，偶爾還要仰望一下星空。 中共最高領袖都掌大方向不管事務，唯獨習近平什麼都要管。他掌權後成立十幾個委員會，奪了國務院的權，幾乎把李克強當作跟班。問題是什麼都管，結果什麼都管不好，有權任性，驕橫魯莽，把好好的事都管砸了，連足球和廁所都要管，結果足球又輸得脫褲子。 韜光養晦是中共黨內共識，胡錦濤手上已開始國進民退，但胡謹小慎微，規行矩步，到習近平手上，因急於建功立業，期望與老毛分享大名，在內政外交上空前冒進，不斷提出新理念，不斷推出大動作，可惜擅權術而乏謀略，緩爭位而急立名，急進的後果是處處碰壁，處處紕漏，最終落得四面楚歌。 東升西降﹑中國解決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諸如此類的世紀大話，都不是建基於現實條件，只是建基於妄想。共產主義實質是權貴獨裁，共同富裕根本是全民供奉，如果這樣的制度也能長治久安，席捲全球，那人類社會還有什麼指望？ 因為政治上躁進，沒有摸清自己的家底，也沒有搞清楚對手的實力，稍一交手即敗下陣來，敗陣後不認輸，只有負隅頑抗，鬥爭成了唯一選擇，過苦日子成了預感，到最後，付出最大代價的是中國人。而面臨如此凶險的時勢，最終能不能保住中共的一統江山，今日習近平自己也沒有把握了。 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這是千古爭議，實際上時勢與英雄是互為表裡，互相造就的。時勢可以萬變，真英雄卻難得，更多的是躬逢其盛胡亂作為的庸才，他們呼風喚雨於一時，卻無法在歷史上留下足跡。習近平今日權勢熏天，但他身上並沒有正面改變中國命運的基本素質，如果有，那只是從反面來的客觀結果，他如果親手葬送了中共的鐵桶江山，客觀上就改變了中國命運。今日看來，這種可能性越來越高，而他究竟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都將由歷史蓋棺論定。

  今年1月11日，美國在古巴的關達那摩拘押中心成立20年當天，人權惡名昭彰的中共指揮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公開提案抨擊美國，要求美國立即關掉關達那摩監獄。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北京冬奧在武漢病毒肆虐下封環開幕，也創下西方國家杯葛的案例，主要原因當然是有關西藏、維吾爾以及香港人權問題越炒越熱，香港問題使英國抓狂，而且老共在維吾爾族集中營教育問題上，多次隱匿逃避檢查，遇到美國的抨擊以及經濟制裁，就反唇相譏，把美國人權惡化數落一番，其中最大的焦點就是關達那摩海外監獄（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 今年1月11日，是美國在古巴的關達那摩拘押中心成立20年，當天，老共就暗中指揮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公開提案抨擊美國，要求美國立即關掉關達那摩監獄，讓美國相當火大。 其實，早在歐巴馬時代，美國就有意關掉關達那摩，但是遭到國會反對，終於無疾而終，根據統計；目前關達那摩只剩下39個嫌疑犯，實在沒有持續價值，過去，反恐高峰時期，關達那摩監獄曾經關過上千位嫌犯，如今已經今非昔比。 二十年來，美國反恐任務從高峰逐漸下降，當時，中情局為了從被捕的恐怖份子口中拿到情資，刑求逼供，無所不用其極，為了避免美國國內對人道人權的高標準，才搞出海外監獄，藉此逃避國會的監督，但是，卻無法逃避受刑人的耳語宣傳，因此，監獄中虐囚故事屢見不鮮。 其實，關達那摩基地只是美國海外基地其中之一，位於古巴東南方海灣處，基地面積116平方公里，監獄只占很少一部分，古巴是屬於美西戰爭的戰利品，1898年，美西戰爭後，西班牙放棄古巴，1903年，古巴在美國協助下建立親美政府，首任總統帕爾瑪，同意讓關達那摩灣永久租讓給美國，但是，卻引發內部抗議，1906年，古巴爆發反美二度革命，美軍再度派兵佔領，經過協議，1909年雙方談好協議，把永久租借改為定期，每年由美國付出9200美金為租金。 二戰期間，英國面對納粹軍事壓力，急需美國介入歐戰，當時，英國提出一個協議，只要美國加入戰場，英國願意用所有海外基地和美國交換50艘驅逐艦，1940年9月2日，羅斯福總統拍板定案，於是，這一天起，美國終於向最強帝國之路邁進，日不落的大英帝國，把世界最強寶座送給美國，美國目前在海外擁有800個海外基地，單單是德國就有174個，日本113個，韓國87個，全球海外基地總共養了五十萬大軍，每年花費兩千億美金，才能維持世界秩序。 對美國而言，海外基地是資產也是負擔，類似這種違反人權的關押嫌疑犯作風，海外基地時有所聞，當然也不是關達那摩一處而已，只是關達那摩惡名比較嚴重。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已經被老共控制，如今指責美國卻放任中共迫害人權，美國國會吞不下這口氣，最後，關達那摩海外監獄也只會拖延下去罷了。 中國透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公開提案抨擊美國在古巴的關達那摩監獄，卻不面對自己迫害維吾爾人權。示意圖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擷自聯合國網站

  過去6年，親中政媒都在抹黑、污名化民進黨執政專制、威權；結果事實上，台灣的民主不斷進步，甚至名列全球第8，還是史上首個前十名的非白人國家。看來親中政媒的民主標準是中國標準；因為中國是第148名。 https://www.economist.com/....../a-new-low-for-global......

02/10/2022星期四 我剛來加拿大時，見到一項統計說，美國最多人做的工作男人是貨車司機，女性是店員。當時感到意外，因為沒有想到是這樣。但這是事實。 這人數最眾多的行業，一向是默默工作，我們從來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被認為是最寂寞的行業。幾乎都是一個人在公路上長途工作，直到最近才聽說有人帶著妻子或是配偶上路的。直到去年底，美國出現供應鏈斷裂，才聽說貨車司機的缺乏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因為不滿疫苗護照之類的措施。事實是，目前九成以上的貨車司機都注射了疫苗，何以出現大批司機走失的現象？最近聽到有司機在被訪問時說，這些管制除了讓他們無法自由出入邊界，(即使打了針，如果拿不出證明，或是稍有症狀，都必須隔離14天)。連他們到小店喝咖啡，上廁所都受到騷擾。特別是連續兩年似乎無休無止，讓他們認為是有一個大的勢力集團：政府，高高在上的專家學者，網路巨子，甚至製藥工業，都在操縱他們這個最自由的行業。 這一次貨車司機的很多口號，包括：打倒杜魯多，要求自由，打倒政府箝制，都讓左派政府震驚。要知道類似的口號就是推動美國獨立戰爭的同樣的口號。而且讓他們感覺到，這一個政治冷感的行業好像突然間有了立場，而且都不是他們喜歡的立場。造成這現象有一個因素，因為這行業的人每天一半的時間在路上，他們很少機會看電視，或是上網，但是最多的時間就是衛星電台，或是網路電台。據我知道，目前網路電台，衛星電台百花齊放，他們有最多的自由選擇，聽不順耳就轉台。不像過去，紐約時報，CNN，NBC，CBC，CTV等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言論。而衛星電台及網路電台最受歡迎的是一些獨立電台，獨立人士的聲音。他們很容易找到自己認同的聲音。 這次我們見到，在加拿大貨車司機的抗議行動中出現不少支持川普的標語，都跟這一勢力有關。 我想這次美加等左傾政黨反應如此強烈，是他們認識到這危機。他們操縱了半個多世紀的輿論，似乎被戳破了一個洞。這個洞出現在北美最藍領階級的一個行業已經讓他們難堪，難過，而且他們知道，如果不及早行動，這個洞只會越益擴大。 下圖：在渥太華，一個小女孩在家人陪同下，送一張愛心卡給一個貨車司機。

台灣競速滑冰選手黃郁婷日前上傳穿著中國隊服滑冰影片，引發批評。（圖取自黃郁婷IG）   東漢末年，群雄並起，武將輩出，不乏世人所津津樂道，唯獨萬夫不當之勇的呂布被晾在一邊，論武藝，呂布第一，明明技壓群英，為何不被垂青？ 問題出在，呂布人格投機、背恩負義，他投奔并州刺史丁原，認作義父，卻殺丁，取首級，轉投董卓，董卓收為義子，他卻私通其妾，殺董卓；呂布變節像喝開水，遭譏「三姓家奴」，武功蓋世，道德全無，故難成霸業，終死曹操之手，還留惡名。 用現代商場觀點，呂布這種人就是「專業能力攀頂，道德水準歸零」，唯利是圖，不惜反噬恩主。 倘若在商界，這種人就是盜取台灣企業機密，獻給中國同業，以換取厚祿高位的不肖經理人。 若在演藝界，就是在台灣發跡，跑去對岸撈人民幣，還在中國叫台灣人有空「回家」走走，毫不在乎其言行已傷害故地。 若在體育界，就是在台灣居單項運動頂尖，受國家栽培，卻在奧運場合捧中國LP，順便開拓市場圖利自己，不惜重傷害台灣主體。 若在軍中，就是無恥退將，族繁不及備載。 呂布之典型，就是在專業領域有一片天，卻為更大利益而反噬生養恩育自己的故地，甘被中共充當統戰工具，但多數台灣人認定，現代呂布傷害台灣，和古代呂布殺義父同樣卑鄙，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他們外表光鮮亮麗，卻被台人唾棄，這才是最大的教育意義。 台灣最大隻呂布，是和中共唱和的政黨和政客，凡有利中共的一律瞎挺，凡政府推行的一概扯後腿，個個衣冠楚楚，人人不識大體，阻撓台灣邁向國際，不惜斷送國家貿易和經濟。 滑冰國手黃郁婷在北京冬奧傷害台灣主體，民憤甚巨，批評政府怎不處理？先不談政府依法管不了中華奧會，單就她賽事尚未結束，政府若處理，將犯大忌，蓋此女奪牌無能，卻可藉機卸責︰「都怪政府影響我心情，才害我沒得名」，屆時倒打一耙，政府是有理說不清。 但亡羊補牢，今後明定︰國手言行違反規定者，追回已核發的獎勵補助金，此乃勢在必行，否則無以平民憤。 值此之際，政府宣布對日本福島食品解禁，此策一出，全世界只剩中國還在設禁令，台灣在國際舞台與中國脫鉤，再次向世界昭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就是兩國」，可止黃郁婷造成的傷害，來得正是時機。 為了人民幣，現代呂布仍將前仆後繼，對付這種人，民間的道德制裁，比政府迅速有力，今後再看到呂布，斥其「三姓家奴」即可，不須傷神動氣。

  不打疫苗基本上有兩種主要的想法： 一是認為疫苗不只無效，而且極其危險，傷害自己身體健康，遠比感染嚴重； 另一種是，認為疫苗安全有效，但自己年輕健康，不擔心自己感染COVID-19 會造成什麼影響。即便如此，接種疫苗將有助於保護與他接觸的其他人，部分人例如老人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病毒。然而，這種人根本不關心保護他人，懶得去接種疫苗。 我認識的醫生們絕大多數都說：有疫苗，就趕快去接種疫苗，這樣對自己和社會都有好處。在接種疫苗的過程，許多朋友的年邁父母因為媒體誇大報導疫苗的副作用和不幸死亡的案例，造成接種疫苗的心理障礙，但大部分都已經克服。不可諱言，我的同溫層相對比較理性，但還是有疫苗懷疑論者。 不幸的是許多有醫生身分的政客、網紅或是政客的配偶，沒有疫苗的時候攻擊沒有疫苗，有AZ的時候攻擊AZ，有高端的時候攻擊高端，甚至嘲弄放大疫苗接種不幸死亡事件，真的非常可惡。這些人並不是拒絕疫苗接種者，而是想要製造社會混亂，從中獲得政治利益。 對於拒絕施打疫苗的人，我們的社會應該要有一些策略，畢竟施打疫苗比率，是整個國家對抗COVID-19 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1. 不要把拒絕施打疫苗的每個人都看成一樣，並非所有拒絕者都一直並且永遠都拒絕。 2. 不要認為他們愚蠢，因為他們不是。非理性不是愚蠢的標誌，而是一個基本的人為常數，有時會影響我們所有人。 3. 不要給他們統計數據，他們有自己更相信的數字。 4. 不要與那些既不恐懼、不懷疑、也不理解擔憂的人討論，因為狂熱無法對話。 5. 非理性既不能透過獨裁，也不能透過民主的多數決來防止，而只能從小地方的教育開始。 6. 告訴他們那些鼓吹反對疫苗的人，最後都去打了疫苗。 7. 什麼都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只能默默的祝福，達爾文會解決一切問題。

行政院於本月八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日本福島、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等五縣食品解禁輸台，將禁止「特定地區」改為禁止「特定品項」，且日本本地限制流通產品也禁止輸台，野生鳥獸肉、菇類、漉油菜也繼續禁止，並採取比國際更嚴格的標準來為國人食安把關。然而仍引發國民黨不滿，批評執政黨罔顧民意，還想拒絕行政院長蘇貞昌到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甚至連前總統馬英九表示「要再公投一次」。 首先，食品安全與否，是可以檢驗的科學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且目前臺灣以「地區」來禁止日本食品，在科學上完全沒有根據，因為只要是上述日本五縣出產的食品都不能輸入台灣，這樣不就跟中國隨意禁止他國產品一樣嗎？況且，全世界只剩下台灣與中國全面禁止福島周邊食品，甚至連香港跟澳門都已放寬管制措施，為何台灣的反對黨在這議題上不選擇依據科學，反而跟中國立場一致？ 況且，國民黨早在上個月就表示「日本能保證食安就不反對」，怎麼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現在又變成不問科學事實的義和團式反對？馬前總統更早在二○一六年卸任前四天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應該對日本福島食品解禁，不應該刁難我們日本朋友，這些食品已經不影響國人的健康，應該盡快開放。怎麼馬前總統當年贊成、現在又跳出來參與這種義和團式的反對？ 立法院國民黨團反對福島食品解禁，圖為2月8日舉行「開放日本核食進口 踐踏779萬民意！」記者會（資料照）     依據科學的國際標準來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除了展現台灣願意遵守國際貿易規範，以公平的態度來面對不同國家的貿易爭議，中經院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顏慧欣就認為，這使台灣申請加入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更順暢，猶如吃了定心丸，甚至在台灣宣布加入CPTPP後也宣布跟進的韓國，在台灣宣布開放福島食品後，也有韓國學者表示可借鏡台灣作法。 可見政府依據科學，遵守國際貿易規範的作為，有助於台灣經貿發展，因而筆者完全無法理解國民黨這種不問科學，反萊豬後反福島食品這種破壞台美日關係、阻撓台灣經貿發展的作為，到底為的是哪樁？ （作者就讀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新北市民）

  《經濟學人》智庫EIU的2021民主指數排名出爐，台灣以世界第8名的成績，成為該排名史上，首位非白人為主進入前10名的國家，去年《經濟學人》高度讚賞台灣民主表現，譽為「亞洲的民主燈塔」，我即預測今年可能進入前10，如今果然成真，與台灣某些媒體與政客的評論恍若兩個平行世界。 EIU根據選舉過程與多元性、政府運作、政治參與、政治文化與公民自由五項指標制訂民主指數，滿分10分，總分8分以上為「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6分至8分為「有缺陷的民主」（flawed democracy），4分至6分為「混合型政體」（hybrid regime），4分下以為「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 去年因為全球疫情而民主倒退的情形，今年持續退步，而去年進步最大的台灣，從有缺陷的民主一躍而為完全民主，並成為亞洲第一，今年更進一步打破非白人國家紀錄，名列全球前十。如果不分膚色，僅算2000萬人以上國家，台灣是全球最民主的國家；而以購買力平準計算的國民平均所得為全球第2，僅次於美國，不過美國的民主指數為有缺陷民主的第26名，相去台灣仍有距離。 亞洲另兩個完全民主國家日本（21 --> 17) 與韓國（23 --> 16）也小幅進步，但是28國整體分數稍微下降，主要是因為分數下降的8國幅度較大，其中阿富汗從 2020 年已經很低的 2.85 下降到 2021 年的 0.32，取代北韓成為最後一名。另外緬甸也從 2020 年的 3.04 急劇下降至 1.02，成為全球倒數第二，北韓則為倒數第三。不過長期來看，亞洲國家的平均分數仍在成長，而且印尼取代台灣，和東歐的摩爾多瓦共同為全球進步最多的國家。 整體而言，全球民主分數從前年的5.37倒退到5.28，幅度是2010年金融風暴以來之最。拉丁美洲（-0.26）與北美洲（-0.22）退步最多，亞洲與大洋洲也各退步-0.16，只有東歐地區仍能維持。北美洲退步主要是加拿大與墨西哥之故，美國排名僅退後一名，加拿大則從第5名退到第12名；墨西哥更自第72名退到86名，使得美洲無人超越台灣。 今年民主指數報告的標題是「中國的挑戰」，全球半數以上的人居住在非民主國家，更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威權政體之下，其中以中國為最大宗。 中國在全球排名第148名，比剛果、辛巴威、蘇丹等國更不民主，報告特別專章分析中國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的成績如何為世界民主帶來挑戰，成為全球民主進展的重大威脅。  

02/10/2022星期四 我說過很多次，這次貨車司機抗議行動的標語，旗幟幾乎全部是平和的，訴求性的。不過就有一個標語是屬於不敬的。這標語(旗幟)在電視中見過很多次，但是平面的媒體就見不到，大概因為屬於髒字眼。其實也不是全髒，因為改了一個字母。下面這相片就故意隱去一半，只見到Fxck Trudeau的後半部。不過我們知道那個X字是用一面楓葉取代了。 這一次全力圍剿貨車司機的加拿大電視台CTV就為這面旗幟起底，說這一面很專業的大旗目前在網上到處有得賣：亞馬遜，eBay，Etsy，甚至Facebook Marketplace都有得賣。CTV一間間去質問，對方解釋他們是做生意的，不負責道德規範。本來也是，在美國有多少攻擊川普，用中指對待他的標語在出售，CTV等媒體有過反應嗎？ 據說在亞馬遜，這些旗幟已經到了最暢銷的類別中。而且正面評價(評語) 高達數百之多。CTV很不高興，說一些旗幟上面還有「中指」。我猜想這些網頁不在乎這侮辱的對象是杜魯多。如果是拜登，他們可能會採取行動。 還有一件是要澄清的，貨車司機在渥太華的抗議行動之初，很多媒體都報導陣容中出現過一次美國聯盟旗幟(代表南方的旗幟)，還有一次出現了一面納粹旗幟。後來貨車司機懸賞六千元，要找出是誰展示這些旗幟，因為明顯不是他們自己人。現在他們懷疑這些旗幟根本沒有在渥太華出現，因為沒有一個人見過，相信是有人在網上製造的。但不少左傾政客及媒體就一再利用這標語攻擊貨車司機都是種族主義者，是納粹極端主義者。幸好這些貨車司機非常覺醒。我相信如果有人真的拿著納粹旗出現，肯定會被其他貨車司機揪出來揍一頓。 不過我就見過支持川普的大旗，也見過一次Let’s Go Brandon的大旗。 現在CTV等媒體將這些反杜魯多的旗幟當作是仇恨旗幟，繼續壓迫亞馬遜等網路公司回應。亞馬遜的反應是他們的作為不違法，沒有鼓動暴力行為。不過當被質詢是反對疫苗行動時，就申明他們支持疫苗。事實是，這些貨車司機從未反對疫苗，事實是，九成以上的貨車司機注射了疫苗，他們反對的是疫苗護照等管制措施。他們感覺到被壓迫，他們連到咖啡店喝咖啡，上廁所都被阻止。他們認為這些管制措施是高高在上管理層對他們無窮無盡的限制。

02/10/2022星期四 加拿大貨車司機在渥太華的占領行動已經進入第14天，不僅沒有停息跡象，甚至擴大到更多地區，目前傷害性最大的是安省南面溫莎市通往美國底特律的大橋Ambassador Bridge已經被封閉四天。這裡是美加之間貿易最主要的交通管道，每天載貨量達到四億美元，佔美加雙方貿易量四分之一。目前已經導致美國福特，通用，及本田等汽車工廠紛紛宣布暫時停工。 以前說過，這些都不是有組織的抗議行動，都是貨車司機在每一個地區自發的行動。今天這行動又擴大到緬尼托巴邊界的Emerson (通向北達科他州的關口)。他們只是要求取消疫苗護照措施，取消貨車司機出入境的檢查及隔離。 但是到目前杜魯多總理除了隔空罵戰之外，都沒有出面解決的動作或是意願。昨天聯邦政府的幾名部長出來說，因為這些邊界(大橋)汽車出入問題屬於省政府交通廳的管轄範圍，一個球就踢給了省政府。事實是大家都很清楚，貨車司機要求的是聯邦政府取消疫苗護照措施。杜魯多製造了一個爛攤子，現在就將球踢到每一個省。 今天連聯邦保守黨都發話了。臨時黨魁Candice Bergen 在國會呼籲貨車司機見好就收，要他們解散，說會幫助他們爭取權益。之後喊話要杜魯多政府在月底之前訂下取消各種限制的日程表。我想這樣的喊話很難讓司機接受，因為你這是要他們先放下武器，等於是向杜魯多低頭。我聽見自由黨跟媒體評論員立即說：保守黨軟化了，Candice Bergen態度出現180改變。這就是當媒體不幫你的時候，你怎樣都是輸。 事實是，貨車司機繼續受到國人擁護支持。一方面警察那邊除了發出一些很輕微的交通告票之外，沒有大動作。市民那邊紛紛向他們伸出善意的支援。渥太華一名參與的貨車司機說，有市民交給他250元現金，說他們不願意將錢交給網路，要直接交給他們。另外我在Fox News上見到，國會前的欄杆掛滿了支持貨車司機的標語，多數是感謝他們的話語，多達數百上千張之多。要不是Fox News派了記者到渥太華，我還不知道有這樣多市民的支持標語。我每天看CTV他們，都只會訪問那些反對貨車司機的市民及團體。(這一次很意外CBC News Network有很多貨車司機及其支持者的訪問。)我沒見到媒體刊出國會前欄杆上的標語，下面是網上截圖之一。這些只是一小部分，整面牆有一兩百英尺長。這些標語都非常感人，很多都畫了很多心，有英法語的感謝字語，只有極少數是反對的。另外是一條街道上貨車司機自己的標語。。 還有貨車司機另外開闢管道的籌款網路GiveSendGo，五天之內已經籌到超過八百萬元。這也是史無前例的成績。但是媒體就追根究柢的調查這些捐款來源。聽見CTV報導，說捐款中有52%來自美國，37%來自加拿大，其他來自英國，澳洲，德國等地。但這調查只是抽樣調查了12小時內的捐款，其中三分之一是匿名捐款，只有一成可以看出地區，這樣的調查可以知道非常的不準確，但就可以看出媒體要將這項民間運動跟美國右派掛勾。杜魯多跟極左的NDP (新民主黨)就一再使用：「美國極右派，川普支持者利用這次事件，要推翻加拿大政府」這樣的句子形容這一次的抗議行動。 其實只要杜魯多出面跟他們對話，事件一早可以解決。這些貨車司機沒有放火燒商店或是警車，他們佔領渥太華也一直是和平的。昨天見到一群警察逮捕了一個七十多歲的白髮老人，強行將他帶走，原來他只是按喇叭就被逮捕。這證明這一次牽涉到幾萬人，甚至十幾萬人的抗議行動多麼平和。後來我才知道，那些震天價響的汽車喇叭聲，多數來自支持貨車司機的其他車輛，(網路上有畫面)，這些都是媒體不會告訴你的。 但是杜魯多一直給他們扣帽子。說他們是納粹，白人種族主義者，反猶太，反穆斯林，反同性戀者，還說他們要推翻政府等等。這樣的態度等於是刺激對方加大反抗。但是到現在我沒有聽見媒體批評他。甚至連那位自由黨國會議員Joel Lightbound的嚴厲批評，都只是半天的新聞，不再引用。杜魯多這總理可能是全世界最好做的一份工作。 司機抗議行動確實帶來經濟上極大的破壞，但是他們不是始作俑者。我聽見有人說，這次行動擾亂他們生計。這是事實，但是過去兩年Covid 19繞亂的生計不夠大嗎？現在只是兩星期。

  蔡政府解禁日本福島食品進口，馬英九要求蔡政府舉辦一次公民投票，徵求人民的同意。馬英九的這個要求，充分透露他的偽善、無知、與邪惡。 #馬英九偽善 當年李登輝主導的憲改，馬英九極力反對「總統直選」。李登輝卸任後，馬英九成為第一個民選的國民黨總統。反對總統直選的馬英九，卻從總統直選獲益最大。 馬英九反對總統直選，為的是捍衛國民黨的極權制度。如今馬英九卻試圖用公民投票，制約民選總統的施政。今是昨非的馬英九，對當年的反民主惡行卻毫無反省。 這是馬英九的偽善！ #馬英九無知 三年多前的「禁核食」公投，對行政權的約束效期只有兩年。在兩年效期結束後，蔡政府本來就有權力解禁福島食品進口，無需經過另一次的公投，因為蔡英文擁有八百多萬選民的授權。 若馬英九不服蔡政府的決策，可再發動「反對」公投，而非要求蔡政府啟動「同意」公投。身為哈佛法學博士的馬英九，竟然不懂這個民主的ABC。 這是馬英九的無知！ #馬英九邪惡 台灣人民的「公投權」，被專制的國民黨沒收了幾十年。因為擋不住民意壓力，國民黨給了一個「鳥籠」公投法。民進黨全面執政後，才放寬公投成案的門檻。 原本反對公投的國民黨，在公投法修正過後，大舉提案干擾民進黨的施政。國民黨反對公投在先，濫用公投在後，馬英九做了最糟的示範。 這是馬英九的邪惡！  

這幾天在網路上吵得熱火朝天的徐州八孩母親的故事，已經漸漸進入尾聲。徐州當局發佈了一個語焉不詳的調查報告，把一樁明顯的拐賣婦女事件，粉飾成了一個走失人口事件。今後可能會有幾個有關的小人物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一定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在中國媒體裡、習近平領導的太平盛世，仍將繼續。 在今天的中國，這位母親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每年都有大量的婦女兒童被拐賣。我以前在中國農村採訪時，也曾碰到過很明顯是被拐賣來的婦女，但大多數沒有像這位母親這樣抗爭到底，而是選擇了忍淚接受命運。 我還聽說過，曾有電影攝製組到中國西北部農村拍戲，就有當地村幹部跑來，指著兩位年輕女演員說「這兩個女孩子不錯、賣給我們村怎麼樣？」 可見拐賣婦女在某些地方已經半公開化了。 拐賣婦女的問題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但是在中國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就是犯人的家人和同村的人都不認為這是犯罪，甚至幫助看管婦女的村民、當地村政府也會配合封鎖消息。所有的人都沒有是非觀念。這些女性因此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在很多農村，不僅僅是被拐賣來的，就連正常結婚的女性也會被當作傳宗接代的工具，活得沒有任何尊嚴。2008年左右，我曾看過一個內部資料，當年在中國農村每年大約有30萬婦女選擇了喝農藥自殺。這數字太驚人了，想必每一個女性都有一個淒慘的故事。 拐賣婦女的犯罪在中國之所以這麼猖獗，我認為，和共產黨欺上瞞下的統治手法有關，也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思想脫不了關係。在這個國度，不重視女性的人格和尊嚴的傳統，已經延續了幾千年。 所謂的中國古代四大美女的傳說，幾乎全都是在歧視女性的故事，西施、王昭君、貂蝉、楊貴妃，四個人都被男人當成了物品，被轉讓來轉讓去，一旦情況不對、就來讓她們「婉轉蛾眉馬前死」。她們的遭遇，本質上和這些被拐騙的女性也有雷同之處，但這些故事，至今卻仍在書本和影視作品中被人們津津樂道。 要想杜絕婦女兒童的拐賣事件，要從改變人們的思想意識開始，重新審視傳統文化，把其中的糟粕清理掉，社會才能進步。但這件事，對滿腦子想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來說，實在太難了。 ＃矢板明夫 圖片引用自由時報  

  今天報紙有兩則貿易統計數字的報導，一是美中兩國貿易逆差擴大到3553億美元，比2020年又增加了450億美元，這也是2018年創下的歷史最高的4128億美元以來的歷史次高水準。而同一時間，美國也公布全年貿易逆差達8591億美元，比2020年的6767億美元，又拉出更大的數字。 這個時候，美國回頭檢視美中貿易協議談判，中國承諾對美國採購似乎有很大的落差，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表示，美中貿易關係正處在「艱難」階段，最近美國又對中國30家企業祭出「未經核實名單」，雙方角力未見停歇。 不過，貿易統計數字有很多微妙之處，像美國統計的對中國貿易逆差3553億美元，中國這邊統計的數字是3965億美元，出口5761億美元，進口1795.3億美元。兩岸的貿易統計數字落差更大，去年由台灣統計的對中，港出口是1889.1億美元，進口475.3億美元，台灣的順差高達1047.4億美元。不過，中國統計的2021年兩岸進出口數字又不一樣，2021年中國對台灣的進口2500億美元，成長24.7%，對台灣出口783.6億美元，台灣對中國的順差高達1716.2億美元，這個數字比台灣的統計高出很多，這個差距也許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兩岸貿易往來金額特大，去年兩岸的貿易依存度已從43.4%降到42.3%，但往來金額仍然十分龐大，因此一直以來都有政治人物說，兩岸關係不好，台灣的經濟就完蛋，因為只要兩岸貿易中止，台灣經濟就垮了。但如果以台灣這邊的統計來看，去年對中港出口1889億美元，這當中，半導體為主的電子零組件出口達1043.4億美元，占55%，再把資通訊產品194.9億美元加上去，這個比重已占三分之二，從這個結構來看，中國大陸進口商品都是生產出口產品必須要有的關鍵零組件，是中國大陸更需要台灣。 從這個結構也可以延伸到股票市場，過去十年來，依靠大陸廉價勞動力組裝的產業，像鴻海，和碩，股價十幾年都沒有漲，而什麼漲最多？中國大陸海歸派在台灣上市的IC設計公司出現幾十倍大漲，像矽力KY從184.5元漲到5490元，譜瑞從168漲到2240元，世芯從23.15大漲到1325，這個漲幅都幾十倍，這三家半導體公司生產的產品全部都賣到中國大陸。半導體產品占了台灣出口到中國的半邊天，兩等關係再怎麼不好，兩岸的貿易數字不會變差，這才是最重要的「眉角」！  

吵營養午餐禁福島食品，就像禁止一般人買高級進口車，搞錯重點了吧！ 朱立倫拋出要修《學校衛生法》來「防止福島五縣食品進入校園」，我實在很好奇他到底是活在哪個平行時空？吃米不知道米價，純粹為了作秀就胡搞修法，把國會當成自己雜耍的舞台。 現行營養午餐的契約採購價各縣市都不同，為了讓所有孩子不分家庭經濟狀況都能享用，儘量以平價、營養均衡來設計菜單，平均每餐的價格大多在40元左右。另外，《學校衛生法》第23條也早已明定應優先選用台灣優質農產品，不要說福島食物了，若營養午餐內有進口貨，也是因為台灣沒有生產或產量稀少導致高價才會使用，國產比率高達93%。 日本食品在台灣的市場定位從來就不是「平價」，而是因為高品質而受到歡迎，甚至消費者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購買，跟可能進入營養午餐的進口平價大宗食材完全不同。一餐僅幾十元的營養午餐主動採用更高價格的日本進口食材，稍有常識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事，到底是要修什麼法？ 禁止營養午餐採用福島食品，就像禁止一般人買幾百萬的高級進口車一樣，在討論「能不能買」之前，重點應該是「買不買得起」吧！況且解禁的原因就是消除貿易障礙，修一個法防止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再把障礙搬回來，到底有什麼意義？毫無科學根據的反對，難怪只能搬出這種毫無常識的方案。  

  許多在台灣過氣的藝人，跑去中國大陸，想尋找演出的機會，想繼續成為話題人物，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出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會被中共利用，成為對台灣做統戰的工具。 中共當然一直對台灣是一手硬一手手軟，一面武力威脅，一面發動溫情攻勢，還有金錢誘惑，只不過，中共最近的外匯儲備已經不夠用，資金還一直在外流，所以能花在台灣身上的錢也不多了，這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不買台灣的水果與農產品還只是小事情。 對台灣來講，過氣藝人在中國大陸受歡迎，有市場，算是一種「文化輸出」，也算是一種廢物利用。 台灣人不但要講硬實力，也要講軟實力，中國會對台灣搞統戰，台灣也在對中共搞統戰，誰怕誰呀？ 台灣的策略永遠會是「讓文化版圖超越政治版圖」！以前有鄧麗君，費玉清，現在有周杰倫，林志玲，將來還會有新的人才出來，繼續對中國做文化輸出，建立台灣的影響力，別擔心！

  我印象非常深刻，開學第一堂課就是「國父思想」，這是一門必修課，非選不可。但一看就知道這是一門政治宣傳的課，如同高中時代的「三民主義」課程的延伸。對於這種國民黨的政治宣傳課，我當然不會認真（但是我沒有鄭南榕的勇氣，拒絕修課），因此我選擇教室的最後一排位子坐下。 課一開始，任課的張姓教授開始吹噓這門課的重要性。想起高中時代的「三民主義」課程，可以將一個明白揭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孫文，說成「反共」思想家，我就不相信這位「國父思想」的先生敢將「國父」思想還原真貌？ 這位張教授講了十幾分鐘，了無新意。正當我有點昏昏欲睡之際，教室後門傳來腳步聲，原來是一位女同學姍姍來遲。但是聽得出她的腳步聲是急促的。 說也奇怪，明明遲到，就坐在後面座位就好，可是這位女同學卻偏偏走到最前面的位子。就在她從後門走到最前座的當下，我看到她的臉龐，剎那間，我忽然一陣訝然，這位女同學似曾相似，好像在哪裡見過？我再定神一看，啊！怎麼長得那麼像我媽媽年輕時的樣子！她名叫陳寶玉。 六年後，她成為我的妻子。

  要推台北通這樣等級的服務，對外部的攻擊，需要有多少資訊安全的防護？多少的人力物力資源？多少的資訊安全稽核？台北市政府的資訊和資安能力顯然不足！ 至於對內部的攻擊，更有複雜的忠誠考核與管理的問題！應該很多人不相信柯文哲，這樣的信任關係，更令人感到害怕，資安就是信任與否的問題！ 看伺服器網域名稱是香港阿里雲，很難斷定是否通敵，但發生這種事情，表示台北市政府沒有能力處理台北通的資訊安全問題，而且一定很多東西都是外包廠商，這個部分問題應該會很嚴重！

  習近平的危機一：破滅的金縷衣 越來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經濟都無法支持習近平繼續冒險；他的策略不太周詳，但卻激進而不留後路；這大概是他上台前沒有被看明白的一點，他最初向黨內隱藏了某些意圖，直至上台後才通過集權去推行。這損害了集體領導的初衷，因為即便是專制社會，沒有制衡的權力也是最大的變數，可能將政權帶上一條不歸路；但習近平相信局面一定會改觀，他只是需要時間。不過他可能沒察覺到，很多人在隱隱地懷念江澤民時期；而且習執政越久，這種懷念就越濃厚；當習近平進入第二任期時，人們幾乎看到任何一任領袖都會緬懷一番，並發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間對習近平的評價，會驚人地發現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領導人中最強烈的；人們認為他的缺點太多，全無一個領袖的能力與格局；哪怕換任意一個領導人執政，都會比他更強。 這是個很蹊蹺的現象，因為以前的中國一度吏治昏亂，執政野蠻；但民眾竟願意回到過去也不願要習近平。這並不是因為之前的時代有多好，而是那時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願意由壞變好，而不是由好變壞。而習近平的執政給人帶來一個越來越窒息的環境；所以當2018年媒體宣布他修憲取消任期時，很多人立時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關鍵的是，民眾對習近平的態度很微妙－眾所周知，中國的領導人大都被民眾罵過，但這種罵聲更多是對體制的抵觸；但在習近平這裡，卻帶有針對個人的意味。從他在國際上念書單之時，外界對他的觀感就急轉直下，人們開始對他滋生出一種鄙夷－曾有人對習近平的畫像潑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裝文化人，有人譏諷他用網評員炒作自己。中國的領袖中，鮮有習近平這樣從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盤否定的例子。如果說江澤民招到了法輪功的憎恨，習則是招到了全階層的反感。 這對他來說是個極度危險的信號，政治家不懼怕人們的責備，但懼怕人們的輕蔑。對一個執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劍的傷害更重，這代表他在個人素質上不被承認。 人們的評價不確定是否會傳到習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確變得更加敏感；他頻頻發表「重要講話」，加大力度設指標、做批示，試圖攥緊手中的權力。而且為了證明自己，他開始大量地虛構政績；他聲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民族發展取得歷史性飛躍」。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稱自己兌現了政治承諾，尤其是取得全面脫貧的勝利；儘管中國還有大量低保戶，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創造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而且人們明明看到中國每況愈下，但官方和媒體卻聲稱「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 這些話透露出習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潰敗，以至於只能靠編造口號來維持地位。同時他對外界的批評異常緊張，並將言論壓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輕描淡寫的話都會觸碰他的逆鱗，這些話如果放到其他領袖身上，可能就是雲淡風輕地一笑，但在習近平聽來不堪入耳。他上任以來屏蔽了很多詞彙，包括俚語，電影，動漫，品牌，人名……；這種屏蔽會隨著他的執政與日俱增，甚至牽連很多毫不相干的詞彙。 這種敏感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正常交流，習近平創造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多的帝王名諱。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不盡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負面評價比前幾任領袖都多；而這也讓他的態度越發頑抗，並對自身的錯誤和丟醜行為抵死不認－就連閱兵時用左手敬禮這種顯著的錯誤，都有喉舌辯稱為「左尚吉右尚凶」；並且在外交連番受挫的情況下，王毅卻盛讚他開創了「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人們為他吹出了無數的泡沫，試圖讓他的執政合理化。但這些吹噓在他慘淡的政績下顯得異常蒼白；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習近平的宣傳越來越誇張和離譜，但人們卻越來越看不起他；他拚命地強調自己對共產黨和國家的重要性，並有意無意地貶低前人而抬高自己；這讓他顯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習給自己穿上一件舉世絕倫的金縷衣，並在水軍和群眾演員的喧囂中勉力維持，但大家都明白這不過是一場自吹自擂的鬧劇；他的基礎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機者，而從沒有精英願意擁護他。 這讓習近平越來越傾向朝鮮和伊朗的環境，他希望儘快建立一個封閉和愚昧的社會，以消除批評和質疑；然而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個致命盲點，因為這種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當下的時空背景－中國人在習近平的高壓下會滋生逆反情緒，採取非暴力不合作態度；習近平算準了中國人不敢有政治主張，但卻無法阻止他們以消極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聯網時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閉的社會下產生厭世心理，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脫離使用網絡的習慣，才能遂習近平所願。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夠執行，也難以看到中國人被完全馴化的一天。 習近平越來越傾向朝鮮和伊朗的環境，他希望儘快建立一個封閉和愚昧的社會，以消除批評和質疑；然而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個致命盲點，因為這種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當下的時空背景。（法新社）   習近平的危機二：潰敗的蟻穴 從習近平的個性來說，他註定會走上一條很窄的道路。這條道路充滿鬥爭，對立，並且會瓦解他的政治基礎，但他似乎又沒有選擇。 民意上的失敗實際反映出習的一個根本劣勢，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陳舊；他無法用政績來創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臨挑戰的情況下，更容易選擇毛澤東的方式而不是鄧小平的方式去維護地位；當他無法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境時，就只能走進一條階級鬥爭的死胡同，試圖以政治動蕩去恐嚇人們。這種方式就好像對人宣告說：「倘若你們不擁護我，我就讓國家不得安生。」。 他不斷地在講話中強調說，要善於鬥爭，敢於鬥爭；而且就如毛澤東曾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長那樣，習近平也兼任著很多小組組長。他鼓勵公司，高校和民間互相舉報；讓學生舉報老師，員工舉報老闆，下級舉報上級。他希望群眾互相監督且人人自危，那麼自己的權力就不易受到威脅。 他陷入了和毛澤東同樣的執念，認為維護權力就要不計得失。但在這上面，他卻面臨著一個困境，就是根本無法建立毛澤東那樣的威信－就權力手段和思想水準而言，兩人都不可等量齊觀；毛澤東是個出色的理論家，同時具有很強的大眾魅力；而習近平毫無穩固的群眾基礎；同時他理論知識匱乏，無法構建系統性的思想去支撐一場政治運動。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義，只是毛澤東政治權術的皮毛，其中毫無思想主幹。例如他常講兩句話「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面臨著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就異常脫離時代現實，顯得頗為牽強。這種話很像武俠小說的序言，把人們引入一個驚天聳地的背景－但當下的世界並無動蕩，不存在什麼「前所未有大變局」；而且中國並未衰敗或受外邦奴役，也談不上要人去復興。 習近平想給中國人吃了一劑民族崛起的補藥，激發大眾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機虛無縹緲，無法獲取人們的共鳴。他的口號只能動員一些邊緣化的人群；這些人顯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徵，或者年齡層偏小，心智單一；而社會的中堅力量大都比較反感這種氛圍。 但在習近平來說，他的政治押注過大，幾乎從一開始就斷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輕易言退。在他的危機與日俱增之時，只能憑藉民粹的東風去加強政治整肅。他多次強調道：「永遠不能停止黨內的‘作風建設」，並且「要糾正黨內不良風氣。」－他借鑒了30年代的整風運動，以此清洗官場，在他上任以來落馬的官員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編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脹」、「妄議中央」或「拉幫結派」。 但無論政治清洗多麼劇烈，黨內都會不斷地滋生對抗勢力；因為歸根結底，是他在破壞集體利益，犧牲國家的前途來為自己的政治護航。所謂成難敗易，中國積累了幾十年的資本，卻在他任期內快速流失。這樣持續下去，習近平勢必造成一個空心化的中國，讓政權從內部潰敗。 中國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趕在國家破產前將資產轉移。而這讓習近平認為黨內一些人不以他為核心，在國家的關鍵時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資源；而這種釜底抽薪的舉動，就是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習近平對此制定了嚴厲的外匯政策，與逃離的資本展開了拉鋸戰－起初銀行限制大額換匯，並制定了較低的購匯額度；但民間聚集人頭，採用多人匯款的方式讓資金離境；銀行開始清查來往帳戶，但人們又通過境外消費的方式套現；政府限制了銀行卡的境外消費額度，不過卻發現有人通過外貿帳戶在海外置產；政府很快給跨國企業制定了外貿配額，但又發現他們在香港註冊公司規避監管；這讓習近平出手打擊香港金融界，防止資金離岸；但資本轉而離開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規定限制企業境外融資，設法扣留資產，但發現很多企業已經被信託化，國內的股權所剩無幾；他試圖收歸那些還未出海的企業股權，卻又發現它們已經做了內保外貸，只把債務留給了中國。 資本各顯神通，在習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竄；而習則在這些逃跑的資金後面奮力追趕；他清洗澳門賭場，關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擊的錢莊和外資銀行，同時又清查用於走帳的個體外貿賬戶和作為影子金融系統的區塊鏈。他用盡各種手段圍堵，卻發現窟窿始終捂不完，西方總能想到辦法給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資渠道。 這讓習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擔憂資本奪路而逃，最終會把中國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財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習近平的對手也反過來認為他的鬥爭路線在加速環境惡化，而且他公私合營的計畫搞得人心惶惶。他執政這十年，已經成為了改革開放以來內政外交最低迷的時候；大家質疑就算把資源交給習近平，他的政策也是個無底洞，會率先把中國掏空。 習近平的危機三：絕對不忠誠 習近平和資本的戰爭，其實代表著他與整個官僚系統的對立。他並沒有國家的觀念，甚至都沒有政黨的觀念。人們看出他不但固執，還過度自私，會為守住權力而傷害國本。從政的大忌就是為一己之利而罔顧國體，但在國家利益與自我權力衝突時，習近平毫無疑問會犧牲前者；他願意接受一個破敗的中國，也不能接受權力的旁落。 這導致他在政治鬥爭上有些不計後果，正如他為了個人權威，不惜犧牲國家經營了幾十年的國際關係；在中國與世界對抗的初期，美國曾向中國表示，雙方的關係正在趨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國也一直告訴共產黨，不要把經濟糾葛上升到政治層面；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層，讓他們儘快遏制對抗主義。但習近平以此步步進逼，最終迫得對方採取政治回應－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權，並停止對中國的官員提供財產庇護，而美國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權的官員入境。 這破壞了官僚系統最核心的利益，因為他們不能進入西方國境，就等於隔絕了自己的財產；一個獨裁者能受到多少擁護，歸根結底源於他能創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這也是大家不願推翻鄧小平路線的原因。但習近平的自我意識過強，把整個國家乃至政黨都視為他的獨佔利益。除了自己身邊的犬馬，他幾乎傷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種偏執，認為一切人都應該不計代價地擁護核心。如果大家都願意就範併合作，那麼自己就有足夠的力量去貫徹意志。但官僚們根本無法認同這種態度，他們不可能在習近平顯著的錯誤下去支持他。而這也導致習用強勢的態度去壓制整個官僚系統，以維繫住越來越分裂的政治基礎；他像拉扯提線木偶般，強行讓整個國家跟隨他的步調。 然而這樣的管理讓整個國家都處於缺乏生機的狀態，自習近平登基以來，中國的官場變得異常壓抑；官員在工作上非常消極，很多人希望用一場苦熬來換取明天。但他們看到習近平修改了憲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時，就感到了一種綿無絕期的惡劣情勢。 而這種僵持的局面是無法持續的，總會出現破局的一天。習近平會越來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會內心動搖；因為他們看到習近平一意孤行，擔憂自己也會跟着前景黯淡。而且習近平性格剛愎狹隘，做他的臣屬十分吃力。他時常與屬下爭功，並習慣把過錯歸咎於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備現實性，但他總是責怪下屬們執行不力。 這導致習近平的僚屬關係不太穩定，從他就任以來，很多人曾紅極一時，後來卻慢慢淡出或落馬－王岐山曾經是他的親密夥伴，但後來逐漸被邊緣化；孫立軍和傅政華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卻接連落馬被查；王健林在習近平任職三年後成為中國首富，並曾讓習近平的家人持股萬達，但最後卻在資本出海的問題上遭遇清算；還有一些當初被習近平所賞識的高級網評員，也是心猿意馬，在瘟疫爆發期間與他分道揚鑣。 這可能讓習近平感到政道滄桑，人心難測，也讓他在人事任用上頗有顧慮；因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雖然對他表了忠，但他擔心這些人二次變節。習近平曾公開表示自己憎惡「兩面人」，他一再提出「絕對忠誠」，強調「旗幟鮮明地反對『偽忠誠』。」他擔憂身邊出現蘇秦那樣善於縱橫術的陰謀家，而他又拿不準誰是這個人，因此時刻提防著身邊人勾結和密謀。 這種狀態讓習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賴身邊人，一方面又擔心被他們倒台；這讓他在風險防範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視察，其保鏢嚴密的程度駭人聽聞；香港當時出動一萬警力保持戒備，本地民眾從未見過如此驚人的陣仗。同樣地，習近平在武漢疫情後，經過一再拖延終於前往慰問；安保人員前仆後繼，將他水泄不通地圍繞，而整個武漢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風聲鶴唳。 不過這種危機感也並非空穴來風；外界一直有聲音在刺激習近平，經常有不明來源的消息傳出他身體不適，又或者說他有了接班人；儘管他抓捕了黨內給他指定的繼承人，但仍有風聲說他將被取而代之－這種小道放風的現象，透露出有人在測試整個中國的反應。 而這也讓習近平處於惴惴不安中；他無法確定哪些人對自己還保持著忠誠，只能一再對身邊人進行清查；他要消滅一切顛覆他的企圖，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失去權力，因為他還有許多未竟之志；他還需要另一個十年或者二十年。 綜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們在考慮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往何方。但十年後，人們更應該考慮他自己將走向何方。 他是個準備不夠充分的領袖，有些倉促地應對着這個變化過快的時代。而且他運氣不好，在任期內正好遭遇經濟的下行；國家的兩個經濟支柱，人口紅利和房地產，都開始面臨轉折點。這意味著中國的製造業會衰弱，同時土地財政也難以為繼。並且中國的經濟活力太低，難以激活居民內需作為另一個支柱。而與此同時，國內資產價格高企，實體行業凋敝；工人抗議，農民討薪，金融難民討債，這些事件的數量都遠超習近平之前的時代。而此時中美交惡又引發了貿易戰，讓出口面臨困阻；且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下，習近平把內部矛盾延伸為國際對抗，導致了新軍事競賽的興起。 其實這些問題未必是習近平個人所導致，但專制制度有一個特徵，就是它欠缺代議制下的長效機制，因此存在很強的周期性。所以對執政者來說，天時地利很重要；領導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還要生逢其時。而習近平上台時，中國的經濟紅利已經在變弱，但遺留問題卻開始顯現。並且習近平的個人作風又帶來了一種負向反饋－在政治周期本就對他不利的情況下，他卻採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從而加劇了事態惡化。 這些因素會營造出一種對他不利的氛圍；因為中國傳統觀念認為，皇帝受命於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顧；所以國家風調雨順，才能證明當政者是天選之子。然而習近平上台後，國家的內政外交卻連番受挫，經濟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來頻現天災人禍，甚至在2016年出現熒惑守心這種罕見的凶象；這足以讓任何一個皇帝感到恐慌，但習近平卻又遭遇了中國百年難遇的疫情，而這種規模的瘟疫往往預示著王朝的衰敗；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領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禎。 對一個皇帝來說，如此多不祥之兆集於一身，會帶來一種暗示，表明他並非天選之子，而其實是上天的棄兒。 這讓習近平異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補著政權上的一道道創口，並迫切地希望創造一些事蹟來證明自己；這讓他的政策總是風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頓市貌，北京就開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術突破，就開始芯片大躍進；要節能減排，工廠就限電停產。 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政治就沒有如此混亂過。行政部門為了達到習近平的指標，時常處於首尾不相顧的局面。雖然習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變，如改善財政分配，裁撤冗員，以及精簡公務流程等；但他沒有迎來好感，因為體制內十分抵觸；公職部門集體不作為，政府把壓力層層向下攤派；民眾沒有覺得行政體制有多大改良，辦事依然困難。 習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卻讓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與他為敵，甚至上天都與他為敵。在這種處境下，他指望通過政治高壓來扭轉局面。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國內烽煙四起，充滿討伐之聲；他打擊宗教，打擊民運，打擊少數民族，打擊律師，打擊境外勢力；但在打擊完後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東西，但又無法讓它們變得更理想。雖然他也強調發展科技，升級供應鏈。不過他的權力意識就像一個漩渦，無論創造多少資源，都會消耗於其中。 這種自我中心限制了習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觀很虛幻，而且思路上的盲點太多，這些盲點本可以被集體領導機制所防範，但他卻削弱了這種機制。他希望通過連任去自我證明，但卻攤開了一個無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想要主導第三世界，還想西方認可他的政治地位。當他無法獲得這些認可的時候，他就打算關閉國門，給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時不同往日，技術潮流將把封閉的中國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國門最終還是會被推開。 習近平面臨的終究是一個與自己理念不合的時代，他在時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卻希望整個國家給他護航；他心中相信，這只是蛻變前的黑夜；通過自己的一鼓作氣，他最終能夠力挽狂瀾；他會宣告自己將帶來一個跨越式的里程碑，並解決一切的歷史遺留問題。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鑄成不可挽回的歷史錯誤，而這些錯誤將花費國家幾個世代去償還。 綜述－習近平和薄熙來一：同代傳承 習近平可以說是地位十分尷尬的一個皇帝，他在一開始把自己的起點定得很高，從而讓自己走了背運。因為他的錯誤都會在他的宣傳下顯得格外刺眼。並且伴隨著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們也越加感到懊喪，認為中國被他帶入了一條歧途。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越發地懷舊，尤其是懷念與中國政壇失之交臂的薄熙來。他和習近平屬於同輩，也曾被人們寄予過領袖的厚望。人們時常想起他的樂觀和積極，認為如果他還在，中國的景況不至於此。很多人認為他運氣不好，因為一些疏忽而斷送了自己，以至於將高位拱手讓給習近平；而每念及此，人們的惆悵都會加深。 人們會通過習近平聯想到薄熙來，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相似點，但是形象落差卻很大。薄熙來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氣蓬勃，口才過人，這讓話不離稿且磕磕絆絆的習近平相形見絀。薄豪邁而灑脫，喜歡與民眾面對面交流；而習即便是未擔任最高領袖之前，也不敢隨意走到民間去。薄像一個活躍而開朗的西方政客，而習更像被體制熏陶過度，顯得枯燥和刻板。 不過儘管有這樣的差別，他們之間卻存在一種同代傳承的關係；習近平在某種意義上繼承者薄熙來的衣缽，並將他的政治影響一直傳播至今。從根本上來說，習很欣賞薄，不僅欣賞他的手腕，還欣賞他的個人風度。薄熙來給了他很多政治觀念上的啟發，並讓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鑑。 首先兩人在權謀上都具備相當程度的破壞性，是那種敢於打破政黨內部平衡的人。薄熙來最著名的政治遺產就是在重慶掀起歌頌紅旗的熱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習近平在集權之路上，也是採用向紅色文化復辟的方式，為自己創造政治擁護。同時薄熙來藉以整頓風氣的打黑運動，也被習近平所承繼；在重慶時薄熙來的口號是「掃黑除惡，專項行動」；而習近平的口號則是「打黑除惡，專項鬥爭」。 此外薄熙來喜好以刑獄手段去打擊異議人士，他曾在打黑過程中抓捕過辯護律師和民間企業家；而習近平更是不遑多讓，一舉發動了讓世界震驚的律師和維權人士大抓捕，其規模亦遠非薄熙當年來可比。 而且薄熙來一度想加強對社會的監控；當時王立軍計畫在城市安置數百萬攝像頭，打造平安重慶。而這一概念被習近平所實現，他主政後急劇擴充監控規模，直至中國成為這個領域的翹楚，在世界人均電子監控數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習近平主政後急劇擴充監控規模，直至中國成為這個領域的翹楚，在世界人均電子監控數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圖：取自網路）   而近年來習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實際就是薄熙來在重慶主政時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條」的翻版。人們看到即便薄熙來淡出了政壇，他的想法還是被嵌套進習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說在很多方面，習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這種現象導致了一個直白的結論，就是認為習和薄是一丘之貉，兩人無論誰上台都是中國的災難－然而嚴格說來，兩人只在維護體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認知和個人素質上，卻有著根本的差異。 比如習近平剛上台時，曾有意無意地效仿薄熙來式的個人魅力，試圖展現一種融貫東西的風格；但這遭到了失敗，因為他並不具備相應的內涵。薄熙來深得宣傳精髓，他能由內而外地散發影響力，吸引人簇擁在他身邊；反之習近平過於依賴炒作，他每到地方視察，總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呼萬歲；這看著更像一種諷刺。他對外宣稱每天游泳，卻沒人見過他下水的樣子；倒是薄熙來留下了赤膊上身，帶著泳帽活動的照片。 顯然薄熙來有一種渾然自成的從容，而習近平則表現木訥，風格不明朗；所以儘管兩人都豢養網評員，但薄熙來用網軍是攻，習近平是守。薄搞宣傳是為自己錦上添花，而習更多是為了遮醜；薄時代的網評員多少有一些文風，懂得偽裝客觀；但當代網評員則素質顯著低下，充滿謾罵和侮辱性言辭，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現出下三路的傾向。因此薄熙來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環，而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卻引發了全世界的厭惡。 而且薄熙來喜歡結交文人，讓知識分子為他助陣；他和江澤民這類領袖一樣，有一種吸引文人的風範；因為知識分子多少帶有一些風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習近平並不具備這種特質，所以當他在國際上念書單時，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識分子，而這也讓習更傾向於把他們當醜老九批鬥。 其實對薄熙來的模仿，讓習近平處於了比較劣勢，會讓人自然地拿兩者做對比；相對來說，薄熙來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而習近平則像一個沒有特色的官僚樣本。以至於到了今時今日，很多人寧願支持在監獄中的薄熙來，也不願支持在龍椅上的習近平。 綜述－習近平和薄熙來二：迥然不同的中國 從個人起點來說，薄熙來顯著高於習近平；他得天獨厚，凡事都喜歡拔得頭籌；不過在專制體制下，最難容的也是這種人。就這個意義來說，習近平要更幸運一些；而這種幸運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習仲勳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1978年獲得平反，習仲勳於1980年平反。兩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務上都支持鄧小平。而習仲勳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89年學潮中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義執言，這並不符合鄧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兩個家族權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黨內決策的重要人物，而習仲勳的成就則更多在經濟建設上。 習仲勳於 2002 年逝世，這時習近平是浙江代省長，薄熙來是遼寧代省長；但此時薄的光芒轉盛，他的家族也在為他的升遷造勢；薄一波直到2007年逝世，都在為兒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來敢於行為出格，也大多是由於家族的庇佑。 就此來看，他受到父輩的蔭蔽要比習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風格較進取，習家則低調很多；且顯然地，習近平要比薄熙來更隱忍。相較於習，薄有一個顯著劣勢，就是他過於招搖，不擅長「隱性施政」。而這一點習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圖上升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跡地施政。正如他唱紅的聲勢雖大，但從不將其標榜為一項運動或政策，所以很難招致攻擊。 這種區別造就了他們截然不同的執政思路；習近平更傾向於傳統和保守，因為他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而薄熙來作風前衛，更像一個西方式的官僚；這並不是說他的意識已經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會的成熟；他並不喜歡封閉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場合，他也喜歡氣氛活躍。 因此薄熙來制定政策比較開放，他敢於創想，也善於因地制宜，因此在大連和重慶都能成功；這斷不是習近平動輒就打造一個雄安新區所能比。他沒有薄那樣的自信，過度的自由化會讓他不安；他更傾向於政治優先，而且不敢輕易放權。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來的政策，很多時候也會攪成一灘渾水；因為他會將同樣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兩人都唱紅，但對薄熙來而言這只是進身之階，他會見好就收；而習近平卻打算將其作為政治常態。而在打黑上面，薄熙來很大程度是為了改善社會生態；而習近平則是要創造核心擁護，換言之，黑社會和宗教，民主人士等並無二致，都是異端。 而在經濟理念上，兩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異；薄熙來很重視經濟，因為他清楚經濟是執政之本。在這一點上，他可以局部地拋開政治立場，採取務實的態度。但在習近平這裡，經濟倒像是權術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來，但都是一種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價，但卻在上任後掀起了最瘋狂的房地產炒作；他提倡脫虛向實，但卻熱衷於龐氏經濟和資本遊戲；他聲稱要擠泡沫，但卻將債務擴張到GDP增長的兩倍，並在執政的十年內將貨幣發行量翻倍。 習近平聲稱要擠泡沫，但卻將債務擴張到GDP增長的兩倍，並在執政的十年內將貨幣發行量翻倍。（圖：取自網路）   最重要的是，習近平身上有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帶有一種天生吸血的特質；他採用著高支出的治國模式，並任性地把國家當作供血機器；一旦有需要，他就會向社會抽血。他把創造力都用在了發明政策上，而這些政策只是為了變相地收割財富。 相對而言，薄熙來雖然手腕粗放，但絕不會破壞經濟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創造一種經濟常態；而這正是習近平難以領會的一點，他無法探究薄熙來政策的內核，也難以在自我需求與現實環境中取得一個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來比習近平更適合主政中國；雖然共產黨不一定喜歡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經濟思路更成熟；他不會把政治運動升級，而習近平則存在這種風險。而且薄熙來比較重視底層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讓社會雨露均霑。雖然他同樣是體制的捍衛者，但他會保留社會的活力，而不是像習那樣從上至下地搜刮，讓人難以喘息。 在習近平來說，他對薄熙來態度正如使達林對托洛斯基一樣；他既佩服這個人，又擔憂他的影響力；薄的聲望曾一度超越國家最高領導人，並受到廣泛的擁護。無論在民間還是官僚系統中，他的影響力都沒有消失。而審視今日的局面，不免會讓越來越多的人懷念他，而這更讓習近平感到介懷。 在薄熙來倒台後，習高調宣揚紅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著與其爭奪紅色遺產的意圖；正如他在疫情期間爭奪抗疫指揮官的稱號。同時他極力清除著薄執政時的痕跡；他拆除了大連的華表，廢除了女騎警，並撤掉了重慶的交巡警平台；不過他最難清除的，還是自己身上那層薄熙來的影子。 綜述－習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領袖中，習近平可能是繼薄熙來之後最不循常理的官員。如果說人們對薄的開放態度會想入非非，那麼對習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認真地對此分析，得到一種結果是習很可能要搞民主－這種表態不是為了整蠱或反諷習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來就一直呈現出某種反常現象，這些反常並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雖然他一直表現得像一個專制者，但這種專制顯得過於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國的現狀來說，和平演變的可能性並不大，人們一度對民主的前景感到無望。但自習近平當政以後，卻帶來了另一種啟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種破而後立的環境中產生。 這種觀點是基於習近平執政軌跡中的現象分析－在作為政黨最高領導人的十年間，他推行了很多極端的政策；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鞏固權力，但卻對現行制度進行著一種破壞；這種破壞從他執政之初就不斷地滲透進國家的各個層面，並層層消蝕着共產黨的執政根基。 這其中有一個支持論據，就是習近平的很多決策看似毫無章法，但卻精準地攻擊到政權的每一個命門。他幾乎以一種外科手術式的手段，在不斷地拆解這個集權政府。無論經濟，民生，還是外交層面，他都製造了很嚴重的困境；而且他在執行這些政策時顯得義無反顧，直至把問題推進到一種不可挽回的地步。 顯然，習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斷絕著政黨的後路；而這引出了一個推論，就是他可能保留著父輩的影響，畢竟習仲勳很開明；但這個開明的人卻看出黨內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條件下不可能達成改革。而如果習近平轉換了策略，採用一種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顛覆制度。 對政治家來說，家族傳承具有很大意義，例如薄熙來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響。人們一直懷疑習近平是否也在貫徹父輩遺志，利用集權引發變革。他雖然從未表露過任何民主傾向，但其舉措卻在創造民主的條件；而這種行動，必須要對中國的政治結構十分透徹才能勝任。很多人從頭到尾都在懷疑，習專制的外表下是否別有一番民主用心；人們越看他，就越覺得他才是那個想顛覆政權的人。 不過很多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認這個觀點；因為習近平的氣質太不符合，他顯然更像一個步履維艱的獨裁者。但其實對這個問題，也可以換一種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論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拋開習近平本身的意願不談，他的行為也在引發一場變革。而這就涉及到了中國實現民主的形態－當前中國的民主思想大多還停留在不切實際的階段；人們往往幻想領袖變得開明，然後自覺地推動民主；而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種版本。不過期待獨裁領袖們顛覆自己，這本身就很荒誕。在專制國家，政局的轉變更多是時勢使然。所以與其寄望誰會搞民主改革，不如考慮誰更能促成民主的條件。 比如人們就對薄熙來抱有過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來更可能帶來一種軟性的獨裁，讓人民麻木；相較而言，習近平更可能給專制掘墓；因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區，而且比較倔強；他不容易覺察到社會的末日氣象，因此不會在政策上有所收斂。就好比毛澤東的文革將國家推向破滅的邊緣，如果不是鄧小平，這種危局就很難說會發展到什麼方向；這一點對習近平同樣適用，當他把一種政治狂熱推向極致，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權崩塌。 歸根結底，中國的障礙在於封建殘留，在常規狀態下即便發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為觀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們不喜歡習近平，但他在這條專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壞就越深入。雖然這條路會給中國帶來陣痛，但變革也會更徹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對結果來說也並不重要。只要他的行為能促成專制的解體，那麼就具有積極意義。中國幾千年，被極權所葬送的政權比比皆是，習近平也許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語有云：兵者，詭道也。，政治對普通人來講本就難以理解；並且從歷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變革通常都是節外生枝，而不是以大眾所預期的方式發生。 習近平的終點 習近平是中國近代的一個標誌性領袖，他像燈塔一樣顯示出專制政權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為一個局中人，他很難跳出政治立場去認知這一點。因此當歷史的退潮來臨時，他試圖創造一股逆時代的力量去站穩腳跟；不過這卻讓他在一片困難中擱淺。他希望為自己爭取多一點時間，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歷史地位－他把中國分為三個時代，將之前的中國定義為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時代，而他則是新時代的締造者。 這種做法把習近平的自我宣傳推向登峰造極，人們看出他為挽留政治地位，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因為毛鄧是他完全不可與之比肩的人；而習近平在宣傳上把自己無限拔高，就是為了去攀附這兩個共產黨的巨擘；他像唱獨角戲一般強調著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後輩才應該做的蓋棺定論。 共產黨從沒有這樣的先例，顯然習近平的政治氣數已到了強弩之末，而他卻很不甘心；他終究不是一個扭轉乾坤的人，對中國和共產黨來說，都只會是一個過渡領袖。而且他已經走得太遠，甚至超出了應有的預期。以至於有人疑惑，黨內為什麼能如此容忍他，讓他把國家搞到今天這般境地。 其實這是由於習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國的行政結構，以中央警衛局和其他監控手段去管控黨內高層，因為他是一個掌控欲和危機感都較重的人。不過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產黨處於建政後的穩定期，已經很難產生強大的反對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執政地位上相去不遠，因此很容易把權力鬥爭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後代們，不像他們祖輩那樣直面過戰爭，帶有一股殺伐氣；他們早已在安穩和逸樂的生活中變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時如果出現一個性格強勢且具備權術特質的人，就能夠造成對群體的壓制。而且就性格來說，習近平也的確比其他人更橫得下心。也就是說，習的優勢在於黨群太弱，才得以讓他威風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環境，這種治國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會被元老們罷黜。 顯然黨內已經很難制約習近平，不過他卻免不了敗於自己之手；因為他的執政方式難以為繼，只會造成越來越破敗的局面，讓他堅持至今的是一種性格上的執拗和失去退路的無奈。他一直沒能獲得讓內心得以支撐的信念，而更像在執行一種權力本能。針對這種脾性，黨內一些人會採取順水推舟的態度去慫恿他，他們會堵塞他的言路，並為他的錯誤圓場；他們會把他推入一個無以復加的境地，並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後讓他為共產黨的周期性困難承擔責任。 而此時的習近平，已經無法跳出這種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種理想的極權主義，而這卻被現實中的各種權術所利用－黨內有人煽動他走向極端，從而創造政治契機；歐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佔據更多的市場；而新興國家則鼓勵中國與西方割裂，以推動其產業鏈流出；同時美國也在利用習近平的攻擊性，去挑動亞洲的局勢；甚至就連民主人士們，都寄望於習近平連任以拖垮共產黨。 或許一直以來，習近平都認為他能改變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會被全盤推翻－中國與世界經歷了幾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個人而決裂；共產黨也不會為習近平的一己之利去與世界冷戰；倘若他執意破壞共同利益，最終會觸犯眾怒。而此時對他來說就很危險，因為大家會採取反習不反共的策略；兩邊的高層會建立協作，去引導一場政治變局，把習近平和共產黨切割；而這會讓他遭遇一個牆倒眾人推的局面，並成為政治妥協之下的獻祭。 或許習近平不會預估這樣的結果，但他也會感到前路迷茫。其實在以前，他也有過清澈和豁達的時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記錄了他的過往－他當年接受採訪時，顯得思路流暢，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種罕見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錄影中，他向大家說：「一個人最好還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終失去了本色，從前的他和現在判若兩人；他早年雙目有光，顯得平和而謙遜；但成為中國領袖之後，卻日漸衰頹。他的面容和氣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並且整個氣場都在衰敗。 這種轉變讓人匪夷所思，因為他的神采就是伴隨他的政治升遷而消退的；或許成為最高領袖讓他失去了很多東西，包括他曾擁有的那些淳樸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誼。儘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獲得的勝利，但仍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者，並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現狀來說，已經很難在從政之路上持續走下去；2022年將會是他最大的轉折點，即便他能用某種魔術式的手段獲得連任，他也會面臨滿途荊棘，並在2027年前迎來全面的破敗。他陷於強烈的自我偏執，以致於把政治過度理想化；他的處境和袁世凱當年相似，整個統治期都處於一種反差的時空中。他可能在內心上把自己奉為千古一帝，但最終會明白這不過是黃粱一夢。而這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往往會成為一個執政者最致命的傷口。 習近平很可能遭遇一個落寞的收場，對他來說，該來的總會來；人們不會固守不切實際的幻想，去跟隨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會與他漸行漸遠。而當大家都離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寶座上煢煢孑立時，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壽終正寢之時。（完） 本文轉載自【留園網】方舟與中國〈客觀評價習近平（下）〉，2022年1月19日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1：三位一體（青少年，民企，商業寡頭） 從習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國的政治秩序，並帶來國家結構的深度轉變；而這還需要滿足一個核心條件，就是經濟領域的支持－在這個領域，習近平同樣進行著一場鬥爭；他大刀闊斧，對國家經濟逐層整改。從他就任以來，國家對企業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嚴苛；而且政府設計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擊手段，給各種產業帶來了重重壓力。 這多少讓人們感到費解，因為習近平的目的顯得隱晦難辨；人們推測他認為鄧小平的路線已不符合中國的現狀，但又沒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過這正是習布下的一個經濟迷霧，在這道迷霧中，有一個三路並進的架構；而這個架構的第一層，就是青少年管理。 習近平曾不只一次強調，要加強青少年的意識形態教育。他在一篇講話中說：「要引導青少年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提醒他們：「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 在領袖的指示下，全國掀起了一場文化批判之風，政府針對「不良」「反動」和「低俗」信息進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責娛樂行業，認為它們在荼毒青少年。國內媒體發布了一篇文章〈警惕追星思維侵蝕主流價值觀〉，認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廣電總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止未成年人節目出現商業化，成人化，和過度娛樂化傾向。 習近平曾不只一次強調，要加強青少年的意識形態教育。他在一篇講話中說：「要引導青少年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提醒他們：「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法新社） 政府規定傳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價值誤區」的節目，並且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遊戲平台。習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從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學校恪守教育底線，不得宣傳違背核心價值的思想。此外，為了給學生「減負」，政府向中國最傳統的行業－課外補習下手。國務院發布了《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規定培訓機構不得佔用法定節假日及寒暑假；同時這些機構不得上市，也不再進行審批；並且嚴禁加入境外課程，以及聘請外籍人士。 就此來看，習近平似乎是衝著孩子來的，因為課外教育和娛樂業有浸染中國意識形態之嫌；不過這場行業整頓也引出了習近平經濟迷霧的第二層－政府並不只是在整肅娛樂和教育，而是在對民企的全行業下死手；習的政策不是為了規範市場，而是打算推倒重來。 在最近幾年的市場整頓下，有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對民企的打擊往往和政治打擊並軌；政府在幾年間抓捕了數位「言行不審慎」的企業家，其中包括重慶的李懷慶，河北的孫大午，北京的耿瀟男等，這些企業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論不當，並且為維權者和異議分子發聲。 這再次反映出習近平最根本的顧慮，就是經濟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變革；他上台後遭遇了不少反對之聲，其中很多就來自於律師和企業家之流；他認為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樣，都會讓人產生政治訴求，而這也是西方輸入資本主義的意圖所在。在某種意義上，經濟自由化是一種錯誤。需要糾正的是這種模式本身，而不是一兩個企業家。習近平執政期間，以「非法經營」、「破壞生產」等罪名抓捕和剝奪營業許可的企業很多；中國的《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分析，近幾年被定罪的企業家中，民營企業佔比八成以上。 而對那些無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習近平策動了一場行政風暴；他頻繁出台法規，收緊企業的經營許可，加強生產流程審核；同時將稅收和社保繳納比率大幅上調，此外還在信貸上提高了他們的融資門檻；不過最關鍵的，還是規定私企要建立黨支部，讓他們養一批官方眼線去監控自己。 企業在這種整頓之下異常艱難，他們看出政府在刻意製造經營困境和流動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為了對私營企業進行侵蝕和吞併；因為每當企業難以周轉時，後面就會出現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許記得15、16年的P2P的爆雷潮，中國曾出現大批金融難民；但人們並不知道很多P2P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過接管的只有資產，而不包括債務。 對習近平來說，他經濟規畫的第一、第二層不過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順勢而為；而這個迷霧的第三層，則是一場權力革命。這場革命的對象是那些財雄勢大的金融寡頭，它們披著私企的外衣，背後卻盤踞著一幫政治權貴；他們壟斷著中國的經濟命脈，並以此干預朝政。 這成為了習近平最大的執政阻力，他一直試圖瓦解這些勢力。而這個意圖最早見諸於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提出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主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稱這是為了讓所有制結構優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條兼併私企的方案。如中國聯通這類業績不堪的國企，通過混改方案讓眾多互聯網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資金之後，聯通公司仍被國資控制。 在這個風潮下，金融領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2018年，有不少簽署了股權轉讓的上市公司被國資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團；海航舊股東的股權在一番清算後被「依法」清零，至於依據什麼法律隻字不提，只說是企業野蠻生長的結果，但中國的法律並沒有關於「野蠻生長」的罪行。同時在2019年，馬雲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馬化騰卸任騰訊的徵信法人，騰訊的遊戲和音樂都被要求釋放版權，理由是反壟斷。 習近平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逼迫企業出讓股權。而且為了乘勝追擊，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這種頗為詭譎的論調；這種口號帶有共產主義原教旨的氣味，讓他更方便把矛頭對準私營企業。他用給全民畫餅充饑的方式，代表著共產黨第二次向資本家宣戰。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2：新國企（國企 PLUS） 這番經濟迷霧中的三層結構已經被揭開，但人們仍難分辨它們如何構成一個整體。這正是習近平的過人之處，他在擺布策略時總能讓人一葉障目，而實際上他的每項舉措都帶有系統性的目的。如果追溯習近平執政的軌跡，會發現一個模糊的脈絡，這條脈絡貫穿著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頭；它們看似有不同的出處，但都是習近平經濟規畫中的要素。 這個目標可以追溯到「供給側改革」，習近平當初宣稱要消化過剩產能，並淘汰殭屍企業；但他沒有讓國企破產，反而通過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關鍵的一環，「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籌資，去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但習近平並沒有給它們留下翻身的餘地，他不惜讓大公司市值縮水，也不在乎行業凋敝導致大規模失業，他似乎對一切都不畏懼。 顯而易見，習有一項顛覆性的計畫。其實把「共同富裕」這個詞轉化為「集中共產」就便於理解了，習近平在籌謀一種新型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是以打擊私企的方式來擴充國企，以便讓他全盤掌握經濟資源；他要讓國營經濟回歸，當然並非以計畫經濟的方式，而是創建一種經過優化和精簡的「新國企」制度。 從表面上看，這是為了扭轉經濟自由化的趨勢，但究其根本，卻包含著習近平要簡化社會結構的意願；他一直不喜歡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從於政治上的一元性；因為從他就任之初，就沒有獲得過太多認同，國際社會對他並不看好，國內也不認可他的能力。他在這種困頓的景況下執政了七八年，而恰逢2019年中國爆發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誤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評。 在這種聲浪之下，習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他認為外國列強一旦找到機會就會對中國發難，因此中國一定要「全面獨立」。然而他發現國家在經濟上存在嚴重的對外依賴，因此在很多方面無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貿易戰和疫情爆發所帶來的外交圍堵，卻刺激了他的決心，讓他確信中國要提前政治獨立；他提出了「雙循環」的思路，將中國未來的經濟定調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循環為輔」。他打算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創造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可以自給自足的產業形態。 這個思路源自德國所提出的「工業4.0」概念，工業4.0代表產業從電子化普及的第三級工業革命，躍升到信息化和製造業深度融合的4.0階段；這個階段可稱之為「工業互聯網」，其特點是製造業的智能升級。這個概念在中國被改造為「兩化融合」，旨在讓信息與工業兩個進程相融合，將產業製造和物聯網，大數據以及雲計算相整合，從而優化生產與供應。 工業4.0代表產業從電子化普及的第三級工業革命，躍升到信息化和製造業深度融合的4.0階段；這個階段可稱之為「工業互聯網」（圖：取自網路）   在2013年，工信部發布了《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專項行動計畫》，並由國務院提出了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中國製造2025 》，李克強提出要把中國發展為了一個製造業強國。「中國製造2025」並非工業4.0這種科技革命，而是致力於製造業的轉型。習近平把這種轉型定義為國家向全民製造業過渡，他認為中國要自力更生，就務必要提振工業。中國雖是製造業大國，卻並沒有釋放出應有的產能。他認為這是勞工結構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年輕人被多元的產業所分流，不去從事製造業，從而消解了產業集中的優勢。 而這些多元產業便是所謂的「第三產業」；經濟學認為第三產業能增加社會獲取感，促進經濟活力，但習近平卻認為這些產業造成了勞動力的內耗，因為中國的第三產業沒有出口優勢；反而被西方用來（通過娛樂，金融，文化等）輸入意識形態，加大了政府意識統戰的成本。 這種產業模式帶壞了中國的企業和勞工，讓整個國家副業發展過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訓業最無裨益，這個行業讓年輕人接受西方教育，讓他們學習外語，成為了留學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勞動力的流失，還帶走了國家的外匯。 這對政府來說是雙重損失，習近平毅然關閉了課外培訓，並取消英語考試，就是為了阻斷這個源頭。而與此同時，公共教育也開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魯迅這類具有進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這個舉措是為了削弱素質教育，培養年輕人的勞工意識基礎。 為配合這項經濟規畫，政府對傳統學制進行了改革；教育部發布公告，在全國設立12個「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要求「不斷深化基礎教育綜合改革」。這項改革將高中教育分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職業高中」三類，並通過「中考」實行分流。 媒體稱此舉勢在必行，因為中國正處於從工業3.0向工業4.0轉型的階段，疊加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雙重影響，容易導致製造業外遷，因此急需「具備較高文化程度的高級技工」。而「職業高中，特色高中和職業本科教育」，將會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同時也要讓更多的應用型大學舉辦職業本科教育。 顯然，習近平在為他的經濟計畫打造教育基礎，他要讓勞動力進入實體工廠，為財政創造更多的現金流。並且這種經濟結構能創造充分的就業，讓中國的失業人口被產業調配所安置；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就應該是一個工農社會，並以公有制為特色；而其它冗餘產業必須得到整肅。他認為創造第三產業的消費不如創造製造業的供給。在今後的中國，無論房產經紀人，遊戲代碼員，寵物飼養員，舞蹈老師，娛樂經紀人，或是自媒體和培訓導師，都應該成為工廠的齒輪，投身於製造業和實體。 而從更深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正陷入一場危局，債務累積和產業凋敝必將造成一場不可避免的蕭條。常規手段已經很難奏效，習近平認為只有將產業國企化才能解決困局。簡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樣抓經濟，把資源集中以便於「齊抓共管」。 他認為這並非計畫經濟的回歸，而是國企的升級；而這場升級的終點，就是把國企再度合並為具有高級產業優勢的「大型央企」。 這個合併的浪潮從2015年的南車北車合併開始，然後持續有2016年武鋼和寶鋼重組，17年神華集團和國電電力合併，18年兩個中核公司合併，19年保利集團和中絲集團，中國寶武和馬鋼，招商局和遼寧港合併；以及20年中國化工和中化集團這兩個巨頭合併。 國務院在２020年提出「推動跨企業整合，併購困難企業，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其作用在於「提高產業集中度，打造高質量示範企業，減少重複投資並優化產業鏈。」。 在這種基調下，央企合併的趨勢在逐年擴大，顯然習近平要集中產業項目，並讓這些企業成為新的經濟骨幹，去取代權貴手中的巨型公司。這能帶來行業的優化，並改善國家的社會結構。他認為只要處理得當，計畫經濟就仍然具有優勢，憑藉他的手段可以盤活那些殭屍企業。在工業4.0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國企」才能具備製造業優勢，足以抵禦西方的競爭和衝擊。 此時習近平的藍圖變得異常清晰，而新經濟格局中的三個要素：勞工，產業，和資本，也逐一歸位，並對應著之前的三個層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來的製造業勞工；對民企的兼併，就是創造產業集中；而對商業寡頭的制裁，就是籌集新國企的資本。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3：紅色貴族 從形式上看，「新國企」更像一種國家化的勞務派遣，這是一個政治-經濟的混合模型。習近平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更純粹的製造業國家，人民應該恢復工農階級的本色，並學會尊重領袖。同時社會文化也需要一場變革，以徹底摒除西方的影響。 但這種構想更類似一個官僚化的工業烏托邦，即便習近平制裁互聯網巨頭，提出共同富裕，但沒有顯著的理由說明國家工廠的模式更優越。削弱其它行業去提高製造業的比重是反經濟規律的，越發達的經濟體製造業比重越低，而第三產業佔比越高。此外經濟多元化能抗擊風險，即便是工業4.0，也不代表各個行業的勞動力都要轉型去做廠工。 「新國企」更像一種後現代計畫經濟，這種經濟模式類似工農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籠統的結合。其實很難說這到底是工業4.0，還是希特勒對德國所規畫的工業強國模式。工業國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財政和就業，而更可能導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的內耗。 顯然這個構想更多代表著習近平強烈的掌控欲，他的經濟規畫其實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挾，透露出他對伊朗和北韓那種一元化政體的嚮往。但這類國家的產業導向單一，經濟結構十分脆弱；而這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不具備現實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們不能理解習近平到底要如何變革；因為無論國家工廠多麼先進，只要產業由政府支配，就會導致市場化不足和技術滯後。不過習近平的確考慮到了這一點，他並不打算否認市場化，而是要加強國家對經濟的主導。並且在這項經濟規畫中，他要創造的是「新一代國企」模式，要全面理解這種制度，就需要結合習近平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紅色基因。 習近平不止一次在媒體上強調「紅色傳承」，並提出「紅色基因」的說法。早在2004年，他就說：「要把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而在登基之後，習更加頻繁地提到這一點。在視察軍區和革命老區時他再三重申：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並表示：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繼承紅色基因是習近平國家結構的核心，很多人以為他強調的是「紅色文化」，實際上他強調的是「紅色血脈」，也就是紅色權貴的嫡系後代。他在中央黨校幹部培訓班上說：「立志做黨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以堅定的理想信念砥礪對黨的赤誠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個牢固，忠誠，以及血脈純正的紅色貴族系統。 在習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國家應該更徹底地掌控在紅色子弟兵手裡；這種掌控不僅限於政治領域，也包括經濟領域。習近平經濟模式的最終構想，就是要打造一個絕對的二元結構。他一方面在國內扼制現代化教育，加強大眾的製造業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積極地讓紅色子弟去西方學習管理和技術，然後回國管理那些新型國企。 雖然在這種模式下勞動力的綜合素質會降低，但企業將會由擁有高學歷的紅色後代們治理；習近平認為通過管理上的優化能解決市場化不足的問題，留學歸來的官僚子弟們具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這能消除計畫經濟的劣勢。在今後的企業中，無論是董事、CEO、研發總監，還是會計和各類高管，都將是紅色家族的子女。這能無限拉開兩個階級的差距，塑造一種穩固的二元結構。 《求是》雜誌曾引用過習近平的一句話說：傳承好紅色基因，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這種創造絕對階級的想法，曾有一個節點，就是習提出「金融創新」的概念；他以這個口號鼓勵國家在金融上大膽嘗試，隨之企業開始濫發金融產品，地方政府虛構項目融資，同時國家下發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種借貸。這間接引發了兩個事件，就是後來的P2P大面積違約，以及2016年股市崩潰。但這兩個泡沫破滅後，資本仍在「新經濟」的口號下創造更多的龐氏項目。 顯然，習近平有意在經濟上製造一種亂局，並以資本手段讓有產階級返貧；這不但可以消滅人們的政治訴求，而且赤貧階級也更容易接受計畫經濟。習相信，只有讓貧民永世不得翻身，並由血統純正的紅色後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維護紅色江山。在這種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層建築，民眾則充當生產資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監工督促苦力們去堆砌社會主義的金字塔，而習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發的疫情給了習近平實現這個事業的契機，他藉由防疫限制民眾辦護照出國。移民管理局表示「對非必要非緊急事由，暫不簽發護照」－普通人無論留學還是因公出國，都變得更加艱難。此外政府在邊境開始修建隔離電網，防止勞動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嚴控民眾出境的同時，美國領事館外排起了長隊，紅色後代們通過特批手續，正在瘋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國夢的輪廓逐漸清晰，習近平要以經濟規劃為支點，將偏離路線的社會主義回爐重鑄。他培植的新一代權貴會重新執掌中國的經濟，打造一個以他為核心的製造業國家。「新國企」將創造一種絕對的紅色壟斷，將中國改造為理想的專制王國；而代價則是抹殺大眾的價值和理想，讓他們永無出頭之日。這個夢將會是一部分權貴的美夢，但卻會成為全民的夢魘。 大國外政：第三世界和一帶一路 由習近平的內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個敢於破壞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這幾年間，他的見解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尤其是他看到中國對西方的依賴，已然成為了內政上的阻礙；這讓他相信「政治獨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國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分立。 而且資本主義席捲後的中國，已經留下了一片經濟殘局；中國跟隨西方奉行凱恩斯主義，二十年間不斷地投資和發債，而這種模式現今已經面臨瓶頸；財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縮小，投資收益在變低，而資產泡沫卻過度高企。 一旦中國的發展停滯，資本定然會外流，並同時推高國內的通漲；中國在貨幣體量上早已超過了美國，但又無法像美國那樣輸出貨幣；習近平發現中國竟面臨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處境，他甚至感到這是西方資本有意為之，讓中國掉進他們所設計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認為只有尋找一條外部出路，才能消化業已過剩的產能和貨幣。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認為這將是中國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設計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計畫。 這個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後地區提供基建援助和貸款，並增進雙邊貿易。習近平打算創建一條新的絲綢之路，並由中國牽頭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給一帶一路的參與國提供金融支持；亞投行不但能服務於基建投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亞洲開發銀行的影響，為中國創造更多的經貿關係。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更深遠的目的，是組建一個分立於西方的聯盟；習近平將在這個聯盟內推廣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讓那些沒有受到西方眷顧的第三世界去分擔中國的產能和通漲。 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認為這將是中國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設計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計畫。（圖：取自網路）   客觀地說，這是習近平最出色的一個構想。中國從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鄧小平時代也是如此；而習近平以經貿合作的方式去牽頭第三世界，可以開闢一個全新而獨立的經濟領域。這可以減少中國對西方的依賴，並為雙方的貿易衝突製造一層緩衝；而且一帶一路還有一個附帶效應，就是通過基建計畫在沿線國家獲取軍事戰備便利，從而擴充中國的政治影響力。 可以說，一帶一路比那些虛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義，因為它具備宏觀戰略性；而這是基於習近平對國際關係的態度；他幾乎是鄧小平之後與西方共識最少的一個領袖，他很排斥他們用人權武器對中國進行政治干預。他曾在一次採訪中評論西方的態度是：吃飽了沒事幹。 因此習近平希望創造一種全面的政治獨立，以摒除西方的影響；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攏第三世界，就如當年的蘇聯一樣。但習近平顯然認為自己比蘇聯領導人更成熟，因為他創造的是一個以經濟主導的同盟，就類似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他打算像美國在二戰後所做的那樣，以經濟協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帶一路成功，那麼中國將獲得當年美國那樣的影響力，甚至會讓世界出現東升西降的景象。 顯然一帶一路是一盤複合性的棋局，但做為一項經濟計畫，其核心就是條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卻擔心習近平的債務援助會綁架他們的經濟，因此舉棋不定。而且一帶一路的國家大多政治不穩定，其中有些還處於主權爭奪中；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信用向來很低；他們起初並不拒絕來自中國援助和貸款，但在中方投資以後，就以各種手段來規避責任；他們指責中國干擾內政，或是在非洲輸出勞動力，以及用貸款給他們帶來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從一些細枝末節的摩擦開始，到後來很多國家開始集體違約，更有甚者把權屬中國的項目收歸國有。而且人民幣國際化還遭遇了一個荒誕現象，就是有些國家在拿到人民幣後轉手就換了美元，做為儲備貨幣成了空頭承諾。 一帶一路是一盤複合性的棋局，但做為一項經濟計畫，其核心就是條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卻擔心習近平的債務援助會綁架他們的經濟，因此舉棋不定。（路透）   習近平發現，這些國家竟抱著超限戰的思路來應對自己；他們不過是在一帶一路上揩油，而漠視中國所主張的經濟同盟。儘管習近平努力地打點一帶一路，但這個項目面臨的衝突太多；且不論西方是否會對這個計畫採取反制，單單是那些第三世界參與國就存在很大的倒帳風險；同時絲綢之路上還盤踞著中國的宿敵印度等，他們也不可能坐視習近平在地緣上擴張。 不過習近平仍做了很多嘗試，他積極地參與各種貿易同盟，希望創造多邊關係。比如他加入了東盟的RCEP《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便RCEP的參與國大多是貿易保護國家，也不能給中國帶來順差；但習近平想藉此銷售他的絲綢之路；他試圖把更多國家拉入自己的版圖，甚至擱置了爭議去拉攏印度。 為配套一帶一路，習近平還創造了一個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基調下，中國向其他國家輸出價值觀，同時招收第三世界青年來留學，這些學生不用考試，享有政府的生活關照，並且學費由國家倒貼。此外習近平用贈與和捐助的方式給非洲人民派發福利，同時還免除了一些國家的債務。但這讓他的政策看起來更像新時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時代的馬歇爾計畫。 大國外政：瘟疫和民族主義 在外交上，人們很容易把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比較；兩人的政策都是聯合第三世界抵禦西方。雖然習近平比毛澤東還是要務實一些，但兩人最大的相似點都是不單純考慮經濟的得失，而更關注政治利益。 而且獨裁國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於領導人的氣質和秉性；從一開始，共產黨的很多高層就比較排斥西方，而在這些高層中，習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個；他身上的體制氣息很濃厚，這種風格在國際社會並不討好；比之以往的中國領袖，西方對他的認同度尤其低。 這讓他更願意在外交上尋求一種舒適感，而不是去與不同的體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帶來的經濟利益，他更傾向於亞非拉那些「窮朋友」給他帶來的政治擁護。這種個人主見和他的政治目標相混同，以至於在無形中影響著他的對外決策。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在開放的二三十年間和國際社會積累了無數矛盾，而這些矛盾通過政治交班的方式轉給了習近平；這些問題會在一個經濟周期結束之後集中爆發，而這個時間點恰恰截止在習近平任內。首先中國加入 WTO所申請的１５年保護期截止，但並未按協議開放市場，這讓西方感到受了矇騙。同時中國在貿易中一直被指責出口管制和傾銷式競爭，並通過入股的方式竊取外資技術。 從習近平的態度來看，他並不打算理會這些爭議；中國本就沒有準備成為開放的市場，況且他還認為經濟自由化會帶來政治演變。而且習近平對西方政要和中國權貴的勾結頗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會開放中國，反而加強了經濟上的封閉。 而西方也對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歐巴馬在第二個執政期開始加入TPP（跨太平洋合作協議），聯合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進行貿易隔離。不過川普上台就廢棄了這個協議，給中國帶來很大的緩和空間。但川普批評中國進行貿易補貼，並侵犯知識產權；以及用各種手段為伊朗紓困，導致美國的封鎖失效；這最終引發了2018 年的貿易制裁。 面對美國提升的出口關稅，中國只能加強補貼，同時也代表著開啟一段經濟冷戰。而恰逢此時湖北爆發了冠狀病毒並波及全世界；雖然這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但國內外的輿論都責怪政府處置不當，並歸結為習近平執政責任；這引發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讓的態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這場公關危機－他煽動民族氣焰，宣稱是因為中國變得強大，帝國主義才藉機發難，而此時人民更應該團結在領袖周圍。同時政府的對外口徑也徹底變調，外交部拿出強硬的姿態，開始與世界針鋒相對，而網評員也大舉出動，四處展開謾罵和攻擊。 在這種氣氛下，媒體宣稱韜光養晦已不適用於當下，中國要崛起，就要打贏與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場戰爭不僅限於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國衰落的國家。習近平試圖讓人民相信，正是由於民族偉大復興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對中國的敵意。 這是一場氣急敗壞的民族主義，習近平與世界的對抗更像一種義氣之爭；中國外交部很多時候不是在辯論，而是在逞口舌之快。習所面臨的處境並沒有鄧小平當年那麼艱難，但他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攻擊性。 其實這種激烈的反應來自於習近平個人的危機感－自他執政以來，國內經濟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臨很多質疑，認為他不適合領導國家；而瘟疫的爆發更成為他執政危機的風口，世界指責中國在疫情處理上失職，並要求對病毒溯源，這讓習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脅。 他希望儘快撇清責任，把鬥爭的對象轉移，因此採用了民族主義作為武器－外交部在國際上放風說疫情來自美國，又有媒體說來自義大利，法國等；政府不斷在民間釋放國際陰謀論，最後乾脆把焦點轉移到共濟會的盎格魯-撒克遜計畫，而這個計畫的目標是清除全球50％的人類，投毒只是他們的第一步。 這種策略引發了世界強烈的反應，大家沒想到習近平如此無理取鬧。而習近平也放棄了協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不理想，境內外勢力會趁機讓自己大權旁落，因此他務必要採取主動。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脅越大，中國對外展示的鋒芒越強。習近平不斷推高民族情緒，宣揚中華民族危亡的論調，並在軍事上對台灣展開新一輪的威脅；他派遣軍艦和戰鬥機巡航，營造出武力攻台的氣氛；同時也將這種軍事活動擴大到南海，他以一種高調的姿態宣示著中國的主權。 人們看出，習近平為了維護權威，不在乎賭上國運；即便面對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戰。國外媒體宣稱他已“ Showdown ”，而這種四面出擊的方式激怒了越來越多的國家，並讓民主世界嗅到了體制性競爭的意味；他本想用對外示強來解決自己的危機，但卻讓世界達成了不退讓的共識，並打算在經濟上弱化中國。 這對中國來說是很危險的，鄧小平就清楚體制性競爭的危害，所以才要國家韜光養晦；但習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敵意；起初還有一些國家的態度模稜兩可，並試圖向共產黨釋放善意；但習近平擔憂他們包藏禍心，意圖與黨內的高層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機解除之前維持鬥爭態勢，因此在宣傳上顯得越發促狹而好鬥。 然而這種舉動讓世界重新團結起來－西方和亞太有意重建經貿關係，台灣，美國，日本和歐洲召開了會談，討論「重組供應鏈」；中國所大力宣傳的「中歐貿易論壇」被黯然取消，但曾經被川普否決的TPP已經蛻變為新版本的 CPTPP協議，那些對中國製造業具有替代性的國家都被納入了這個協定中。 而在軍事上，亞太和歐美開始制定共同防禦協議，以便在地緣上遏制中國。並且為了應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世界再度掀起了軍事演習和擴充軍備的潮流。而這一切，都將中國和世界推向了他們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競爭。 這是自毛澤東以來最惡劣的外交時期，為突破困境，習近平不斷渲染外部威脅，並告訴人民：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並且「中華民族正面臨著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 不過這更像一齣偽民粹，習近平雖然宣揚民族鬥爭，卻小心翼翼地看顧著這團火焰；媒體不斷地煽動群眾，但從不讓這股狂熱落到實處；人們感覺在和虛無的對象做鬥爭，就好比不停地給愛國憤青餵春藥，但他們又沒有性伴侶，只是在憑空透支身體。 因為習近平並不是一個政治強人，至少與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強硬更像一種偽裝。習近平對民主國家不依不饒，但對俄羅斯，印度等國卻保持著低姿態；俄國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開採石油，中國媒體就異常安靜；印度和中國發生邊境衝突後，亞投行隨即就發放了貸款－習近平在推動鬥爭外交的同時，卻異常懷柔地對待著周邊真正的威脅。 大棋局：二次集權 其實僅就政治角度來說，習近平很擅長策略，同時行事也具有系統性；不過他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存在嚴重的認知偏差，以至於在目標選擇和執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現實。這終究會讓他的執政之路無以為繼；因為共產黨還希望更長久地執政，而他顯然縮短了這個過程。 不過習近平認為自己之所以諸般不順，是因為對權力的集中度不夠；黨內還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導致政治意見不統一。因此他要重建組織紀律，推動一場集體領導向個人集權的二次過渡，他認為毛澤東式的專制再加上自己的經濟規畫，一定能讓共產黨煥發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現太差強人意，恐怕很難得到支持；所以他藉疫情之機來營造民族危機，從而換取執政合法性；儘管這種態度造成了國際社會的孤立，但習近平認為這是因為世界還沒有看清自己的決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對外示威的過程中，早已選定了一個定點打擊的對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聯盟成員國，一直夥同美國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同時還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國的擴張；而且這個國家帶頭抵制華為網絡，並提出要調查新冠疫情的源頭。 習近平認為澳洲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很高，卻如此不會察言觀色，正應該拿來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項產品上的出口，將他們的貨輪阻留在港口之外，並徵收反傾銷稅。他認為這種全方位的打擊將重創澳洲經濟，並給世界帶來示範效應；而這最終能讓他挾中國市場以令諸國。 不過澳洲得到了美國和日本的支持，而後歐盟也加入了這個陣營；同時這些國家與澳洲一起加快推行TPTPP區域同盟，以尋求更穩定的經貿關係；並且伴隨着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澳洲還彌補了出口縮減的損失－習近平再次犯了主觀性的錯誤，低估了民主國家的尊嚴。澳洲強硬的態度讓他感到為難，因為中國抵制能源進口，導致自己出現了能源緊張；而且由於撕破臉，只能以更高的價格在他國購買替代品，而這些產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們看到習近平所期望的勝利沒有出現，中國的經濟運轉卻出現了惡化的徵兆。而就在這個檔口，和中國競爭的國家卻開始搶佔市場，印度以關稅去排擠中國的產業鏈，讓資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則開始接收世界的貿易訂單，逐漸成為新的製造業基地。習近平始終忘記了一點，就是中國的產業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態度加強了世界重組供應鏈的決心。 其實世界對中國一直很難割捨，因為這裡有成熟的產業鏈和市場；尤其是美國一直在細心呵護中國，因為他們在這段關係中付出了很多－共產黨在國際上獲得的很多勝利，如鎮壓學潮後被西方接納，在WTO中的最惠國待遇，產業發展中的技術支持，大都是美國扶持的；但這種關照卻正好讓習近平用來實施政治訛詐，要求西方不但在貿易層面，而且在人權等問題上都要做出讓步。 這讓外界發現與習近平很難溝通，因為他總在改變既有的框架，並不斷壓縮協商空間；習近平曾一度向美國示好，承諾購買商品和糧食，但臨到後來卻取消了訂單；中國在聯合國許諾參與公益性的國際協作，但最終卻把這些問題摻入到政治論議中。外界逐漸失去耐性，認為習近平反覆無常；他老是牽扯出毫不相干的議題，把不同的談判籌碼攪和在一起。 而習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遠他個人，並鼓動黨內替換他；這讓他很緊張，因此更不能做出讓步。他打算先穩住權力，再去修繕外部關係。他認為世界離不開中國的市場和供應體系，就好比鄧小平當年面臨更嚴峻的圍堵，但一俟政局穩定，民主國家立馬就簇擁而至。習近平相信，西方對人權的指責不過是惺惺作態；只要他能順利連任，並通過「新國企」重振經濟，世界就一定會回心轉意，而他也能獲得所期望的「政治獨立」。 因此他時不時地向外界傳達一種信息，表示他無意破壞國際秩序。但西方並不相信這一點，他們看出習近平言不由衷，在鞏固權威後必定會進一步破壞規則，所以世界的不妥協態度變得愈發堅決。 這樣的反應讓習近平很難下台，他已經失去了戰略優勢，讓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變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權就沒有說服力。被趕下台的威脅再次籠罩他，他決定就算和世界脫鉤，也要維護權力不倒。他加強宣揚大國崛起和雙循環，同時以軍事上的強勢姿態來彌補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讓軍艦駛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懾美國本土。但這導致了周邊國家的危機感，他們開始聲援台灣，並在各個領域抵制中國。 可以說習近平的所有計畫都不遂他所願，但他認為堅持下去西方一定會妥協。不過黨內擔心無止境的外交對抗會耗盡國力，並引發真正的國際衝突；因為不只西方，就連越南，菲律賓，日本等亞太國家，都表現得更加強硬；而印度和中國的衝突更是達到了毛澤東時期以來的高點。 大棋局：計畫生育和芯片大躍進 其實習近平政治上的諸多失敗，是因為他的想法欠缺實證基礎。而且他為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個人尊嚴，已經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深淵。雖然他把個人目的裹上家國民族的外衣，並且把自己的政治構思包裝得十分新穎；但他不顧一切地集權，已經嚴重損害了集體利益。 而且客觀地說，習近平運氣也不好，他就任時正逢經濟周期的轉折點，中國開始進入衰退；他執政這十年，國家債務和貨幣發行都呈爆炸性增長，但財政刺激的邊際效用卻在變小。他設計了一系列應對策略，如一帶一路和技術升級，但前者阻難重重，後者因貿易戰而被擱淺。同時在出口上，中國面臨著後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競爭。顯然國家在宏觀上迎來了一個下降節點，這很大程度是經濟周期和產業結構決定的，而並非習近平個人所導致。 但中國的某些政策卻加劇了下行的態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計畫生育－中國的出生人口在60年代達到高峰，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勞動主力。而此後計畫生育持續了幾十年，讓中國的人口結構頭重腳輕；在習近平執政時，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進入拿養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開始取締計畫生育，但社會成本的攀升又阻礙了生育率。 這種趨勢不會在短期發作，但它的效應會逐年遞延。老人比重的增加會加大財政負擔，青年的減少會讓經濟活力下降。而且國家還不能指望消費，雖然中國人口基數很大，但消費在GDP中的佔比很低；這不僅對於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這些國家相比也偏低。 習近平在任期內連續開放了二胎和三胎，但這種生育政策是畫餅充饑。年輕人很恐懼，一方面是社會福利沒有改善，另一方面還因為政府對內盤剝的力度在加強－因為習近平的政策很激進，他一方面要擴大國際戰略，一方面還要發展國營經濟；而這讓中國面臨收支上的雙向負荷。對此習近平只能目光四顧，明偷暗搶－他將地方的土地出讓金畫歸了中央，並增加了房地產稅種；他提高了企業行政收費和社保繳納基數，並延遲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萬黨員補繳黨費，同時降低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福利和獎金。 但這些手段並不足以抹平財政開支，政府唯有全力擴大表外負債，並儘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來，個體戶，自由職業者和電商被要求補交稅費，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計算所得稅；此外海關加強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時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個行業的行政審批項目；同時司法部門增加了罰款種類，例如通過整頓市容來禁摩限電等。 為度過困境，習近平窮盡了各種方式去搜刮社會；人們只要聽聞發改委開聽證會，就明白有商品會漲價。習近平不斷地測試民眾的壓力，權衡中國人在基礎生存需求之外還有多少可榨取空間；他把通漲維持在民眾苦苦支撐的邊緣，導致人們的生存慾望降低－在資本和政府的雙重盤剝下，新一代年輕人會選擇主動失業，不去為政府創造稅收；並且無論開放幾胎，一些人都不再願意為共產黨生育後代。 但習近平堅信權力能支配經濟運轉，他要全國陪他共度難關；因為舉國體制正是共產主義的優勢，全民動員一定能創造奇蹟；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會多生育；美國封鎖技術出口，政府就投入數萬億去研發芯片。 不過這將中國帶回了大躍進那種浮誇的時代－就在華為芯片斷供的當晚，媒體鋪天蓋地傳出中國芯片面世的消息，彷彿一夜之間各種技術屏障被連番突破，芯片行業出現了一大片衛星田；中國再度湧現趕英超美的氣氛，而騙補貼的企業也蜂擁而至，資源壟斷造成了習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動技術進步上，政治遠沒有市場化有效。但習近平認為國家當年可以舉全國之力造原子彈，他就能以同樣的動員能力去造芯片。 但這種運動式的治國終究脫離現實；習近平創造的概念很多，但從沒有一個順利實現；他過於好大喜功，一門心思只想彎道超車；無論一帶一路，南海造島礁，或是芯片大躍進，都是一種代價高昂的冒險主義。這導致改革開放累積的財富迅速揮霍，這種大手筆不免讓黨內人士感到心驚肉跳，擔心未來的中國會在資源進口上面臨外匯緊張。   （接下篇〈客觀評價習近平》下篇：習近平的危機〉）   本文轉載自：方舟與中國〈客觀評價習近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