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線民事件退出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曾表達不連任，日前他再次向社會深深道歉，自己將遵守承諾，不再參選立委連任。當年，黃國書可能不由自主，也可能個性軟弱，不論如何想為他解釋的人，都必須面對其他拒絕屈從而被剝奪機會的人。正所謂，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國民黨威權時代，類似案例應該為數不少，升斗小民之間互相監視，乃是黨國鞏固權力之必要。升斗小民難免有之，黨外菁英就能免除嗎？現在的劇場，迫害者都沒有具體面目，被害人卻攤在陽光下，在暗處竊笑的是誰？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但，傷害已經造成，任何理由都不是藉口，知所進退反而映照出當年被犧牲的價值。而有人因為一時軟弱，威權時代淪為體制俘虜，到了民主時代又被揭底，如過街老鼠，當年的迫害體制及其傳人，面對轉型正義則毫無愧色，斥之為政治迫害，完全否定施害者的責任及自己優越地位從何而來，這才是當下最諷刺的畫面。至今，他們矢口否認，蔣氏父子乃迫害元凶，儘管史料證據班班可考。更難堪的是，蔣萬安直言，「蔣字對他來說是一個資產」，並在台北市長選舉勝出。台北市，固然有其選區特性，既經民主多數決，技術上應無疑義。但在價值上，如果他是靠姓蔣而獲得政治利基，不啻是對其先人血跡斑斑的洗白，對當年流血者的二次傷害。民主，因為遺忘而造成的時空弔詭，莫此為甚。 台灣社會，溫情敦厚，這是優點也是缺點。轉型正義，抓大放小，主要針對威權附隨組織，沒有追殺附隨人員。於是，擁有優越地位的附隨人員，民主競爭條件未受影響，至今盤踞在某些國家機器。偏偏，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選擇和解而非清算途徑，卻讓威權遺緒認定善而可欺，藉由民主時代的媒體、司法、選舉來負嵎頑抗。二○○○以來，本土政權兩度執政，轉型正義東倒西歪，癥結就出在，有了民主、法治、人權保護傘，反而讓那些若在其他轉型正義國家必受懲罰者有恃無恐，以及轉型正義執事者出現工具化偏私，遂令社會觀感每被有心人操弄。不要說一般民眾，若干二二八、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也被威權傳人所籠絡，轉型正義的焦點遂日益模糊。 姑且不論和解或清算的不同路徑，台灣轉型正義的起手式一開始便有不祥之兆。一九八八，李登輝繼任總統，朝民主化、本土化路線前進，走出台灣社會的主流大道。可惜，他也留下一些負資產。無論是基於政治鬥爭或基於個人感情，李登輝始終自認是「蔣經國學校」的學生。他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道歉，卻未追究蔣氏父子責任。藉由威權體制的餘威推動寧靜革命，自己也在某種程度繼承了威權性格。李登輝，在台灣成為「情結」，包括民進黨的諒解與合作。黃國書之例顯示，民進黨被自己理論多於行動的轉型正義逼得別無選擇。這是，時代不同了，時代進步了。而從威權到民主，有些地方必須注意，如果總是絆倒反威權者、無可奈何反民主者，國人便當省思哪裡不對勁？ 轉型正義，在台灣有自己的故事，或可隨著民主演進，最後把故事講完。變數在於，對岸有另一個外來政權，躍躍欲試一九四九國民黨劇本，光復台灣，完成統一。這個新的插曲，令台灣的轉型正義之路，徒增更多荊棘。七十多年來，一黨專政的中國，無數不正義無法轉型，它本身的國家內部暴力，藉由兩岸交流時代的展開，意外銜接到失去政權的中國國民黨，令其在內戰終結、國共和解的想像下，悍然拒絕與台灣人民共生。李登輝當政的國民黨，輕忽轉型正義之深義；連胡會之後的國民黨，一直想用促統來迴避轉型正義的必修課，導致他們與台灣的關係又倒退到二二八當年。 有人認為，民主可以抹平過去的一切。其實，民主主要是處理當下的程序合法，未必賦予過去行為以正當性，轉型正義乃為必要之療程。而抗拒轉型正義者，只圖享受民主權利，不願從過去走向現在、迎向未來。台灣這個共同體，必須立基於價值共識，不能流於虛無主義，隨選舉結果而漂流。一九九二立委普選，一九九六總統直選，並未解決這個根本價值問題，兩岸的敵我界線也模糊至今，從憲法到兩岸法律架構都維持模糊空間，落實到通敵、叛國案例，經常令人看不清判準何在。所以說，黃國書此一個案，對他個人事小，對台灣則茲事體大。

為什麼今天宏都拉斯發聲明要跟中國尋求建立正式關係呢？ 除了中國有下功夫外，其實下面這張照片應該才是重點。 今天九點半，民進黨總統初選登記。 中國看起來是在表演「誰是老大」的劇碼。

張善政上任後，還看不出有什麼善政，卻開始出現惡政了！他開始拿桃園神社（今桃園忠烈祠）下手了！ 我重貼16年前的舊作，請赤藍集團的政客們好好理解： 〈史蹟不僅是記憶，也是證據〉 （原載2007.6.3.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一座只蓋了廿七年的「中正紀念堂」，忽然被國民黨的地方官吏列為古蹟，還得到國民黨中常會的強力聲援。只要不是白痴，誰看不出來國民黨會忽然反常地重視古蹟起來，完全是針對扁政府將中正紀念堂改為民主紀念館而來。 國民黨真的那麼重視古蹟嗎？有一個最好不過的指標可供檢驗與比對，那就是，與中正紀念堂僅一路(信義路)之隔的原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歷史性建築，被國民黨硬生生地拆除掉。那一座莊嚴的建築物，落成於一九一四年頃，原本是日治時代「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的所在，後來成為日本總督和高官們宴客聚會的場所。國民黨撤退來台後，基於靠近總統府的地利，將它做為他們的中央黨部(接收日產為黨產，這又是一例)。一九九四年，國民黨無視於這座已經擁有八十年歷史的古蹟，決定將之拆除改建大樓繼續做為該黨中央黨部，引起學界、文化界的強烈反對，一度釀成黨部前的激烈示威抗爭。最後抗爭無效，還是給拆掉了。當時國民黨說那不是古蹟。 八十年歷史的建築不是古蹟，廿七年的中正紀念堂才是古蹟？國民黨為何會有這樣的邏輯？惟一能夠解釋的是，前者屬於日本時代，後者與「偉大的民族救星蔣公」有關。國民黨的仇日情結讓他們對於日治時代的史蹟產生「否定」的心理作用，這種「史例」很多，例如： 一八九五年年三月廿三日，日軍從澎湖的漁翁島登陸，後來日本當局在登陸地建了一座登陸紀念碑。國民黨來了之後將它敲掉，改建為「抗戰勝利紀念碑」。 同樣地，一八九五年五月日軍在澳底鹽寮登陸，後來日本人在登陸地也建了一座登陸紀念碑，一樣也被後來的國民黨政府毀掉，改建為「鹽寮抗日紀念碑」。 台北芝山巖上面有「芝山巖事件」六教師的墓碑，被仇日份子噴漆破壞；伊藤博文書寫的紀念碑，則被棄置在草叢中，任鳥禽拉屎，遊客踐踏。史蹟被拿來發洩抗日義憤。 一九三三年落成的本派本院寺，是日治時代規模最大的仿唐式日本建築，可是卻在一九七五年遭一把無名火焚毀。那把無名火，或許可以稱為「抗日聖火」吧？ 同樣用「抗日聖火」銷毀古蹟的範例，還可再舉日治時代所遺留的神社，例如嘉義神社，就是被仇日份子焚毀。日治時代台灣各地都有神社，戰後國民黨來後，除被燒毀者外，已拆除殆盡，有的在原地改建忠烈祠。今僅剩桃園神社，因為改為桃園縣忠烈祠，有了國民黨的「英烈千秋」在，所以仇日份子沒有再燒了。 馬英九台北市長任內破壞掉的日治時代的史蹟，最讓我們痛心的是坐落在圓山基隆河上的中山橋(日治時代叫明治橋)；擁有一百一十年歷史的大龍峒公學校的建築也險遭拆除，讓老校友們淚眼護校抗爭。 把不喜歡的歷史遺跡毀掉，以為這樣就是在表達民族精神，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實，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日治時代的史蹟，是日本殖民台灣的證據。把日治時代的史蹟毀損掉，是在湮滅日本殖民統治的證據。 史蹟不只是記憶，不只是文化遺產，它更是一種證據，有時候也是一種警惕。例如，我很不喜歡傳統對女性的片面貞操要求，但是對於「貞節牌坊」的遺物，一定不可破壞，因為那是傳統男人欺負女人的證據。 同樣的，最近興起拆除及毀損蔣介石銅像之舉，我認為移走銅像，集中保管可也，但不該損毀，因為那是獨裁政權的證據。  

今天早上，我已經登記了民主進步黨第 16 任總統提名初選。 今年的 1 月 18 日，我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接下民主進步黨黨主席，希望團結黨內，擦亮民主進步黨「清廉、勤政、愛鄉土」的招牌，重新贏得人民的信賴與支持。 感謝中執會支持推動黨務革新，積極回應社會期待；更要感謝南投鄉親的支持，在 3 月 4 日南投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既給了蔡培慧為南投爭一口氣的機會，也給了民主進步黨重新出發、承擔使命的力量。 今天，我則是以無比堅定的心，參與黨內總統初選，爭取黨員同志及台灣人民的支持，讓我站在第一線，率領團隊建設國家、升級產業，造福人民；並且打擊黑、金、槍、毒，建立和諧、安定、公益的社會，讓青年看見希望、壯年實現夢想、老年得到幸福、弱勢者得到照顧。 我們更要藉由成功因應淨零轉型、疫後經濟復甦、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以及供應鏈重組等各種挑戰，讓未來的台灣更智慧、更永續，也更具有韌性。 特別是台灣位於印太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直接面對中國日益增強的文攻武嚇、外交封鎖，以及大玩和戰兩手策略，台灣正處於生存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一定要持續壯大台灣，堅守民主陣容，確保台灣的安全。 請給我機會帶領國家，團結國人，一起拚經濟、護民主、強國防、保和平，共同完成守護台灣，促進民主、和平、繁榮的新時代使命！ 此時此刻，我們都是台灣隊，Team Taiwan，挺台灣，一起讓台灣成為民主世界的 MVP！

看到有好幾位「德高望重」、有社會淸譽的學者提出反戰連署，其實頗令人難過，因為以前中國內戰，就是有這樣的學者出現，才會讓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悲劇發生第一次，叫做悲劇，發生第二次，就是鬧劇，而當這種鬧劇發生在自己身上，那就變成了慘劇。 毛澤東在奪取中國政權的時候，有兩條主要的路線，分別是「打仗」與「反戰」，打仗，交給人民解放軍，打輸了就要求和談，打贏了就繼續進攻。反戰，交給「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學者與學生，讓他們對政府要求刪減軍費、停止內戰、反飢餓、反美帝、要和平。但是，所謂的反戰，只限於國民黨統治的地區，而不是共產黨統治的地區，他們的地區，只能支持戰爭，推翻蔣匪政權，沒有反戰的餘地。 毛澤東與蔣介石剛簽署完雙十協定，雙方同意停戰，毛澤東立刻要求全面進攻，並且同時策劃昆明學運、上海一二一學運、1946年底開始，又利用地下黨員沈崇，與美國人的所謂「性侵案」，擴大學運規模，要求政府反美帝、反戰爭，1947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達到高潮，道德制高點幾乎都落在共產黨，國民黨的蔣介石被學界批評得一文不值，共產黨成為中國的新希望，國民黨則是腐敗的代表，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整個輿論、宣傳，透過學生純淨無瑕的形象，與教授學界的道德理念，把國民黨政府徹底打落地獄、摧毀殆盡。 這兩年，台灣似乎陷入了中國在1949年前夕的窘境。國民黨統治區的民眾、學生當時主張反飢餓，於是現在的民眾、教授主張，連雞蛋都買不到，反美豬，自己卻大啖美牛。國民黨統治區的民眾、學者反內戰，現在的民眾、教授、立法委員主張削減軍費、把預算用來振興經濟就好，罔顧中國解放軍無時無刻派遣軍機來台騷擾、不斷擴充軍備，威脅併吞台灣的現況。中國不反戰，台灣要反戰的下場是什麼，他們都很清楚，但是把挑釁方當作和平締造者，把投降當作不要備戰，這種主張剛好跟1947年以後的主張一模一樣。 當時的民眾、學生與教授，要求美國滾出中國，現在的立法委員與教授則是主張美國是兩岸和平的不穩定因素，卻絲毫不知道，許多中南美洲國家不斷交，其實是因為美國支持，中國不敢武力犯台，是因為美國捍衛自己的利益，沒有美國，台灣早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人，能在這片土地上夸夸而談，是因為有民主自由的保障，但是他們現在卻想要用民主自由，想盡辦法污衊自己人是挑釁者，中國才是被迫攻擊台灣的另一方。他們不要為戰爭做準備，只是異想天開的以為，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想要摧毀我們現在的生活。他們反戰，但是對於侵略者一言不發。 最後，我想提醒這些人，1989年間，當中國政府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對作家辛灝年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四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這些這麼有理想、有理念的教授，在中國統治台灣以後，想必會一樣對中國台灣特別行政區政府發表諍言，但是當機關槍與坦克對著他們的時候，他們會怎麼想呢？ 但願不會有這一天。

疑美論認知戰果然是中國下令的 昨天高金素梅疑似拿中國給的簡報大搞疑美論。今天兩小報用完全相同的觀點，透過記者的特稿力挺高金素梅，譴責台灣政府拿疑美論來安罪名。看來這整套都是中國操的盤！

  　　2002年的時候，中國導演張藝謀曾經發表一部電影《英雄》。由於歷時超過二十年，年深日久，很多人或許沒看過這部作品。但我覺得，這部電影確實有代表性，體現了某些人對於「和平」的理解。 　　電影劇情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也很簡單：這是一個顛倒的刺秦故事。故事背景是中華戰國末期，秦軍四處攻城掠地。有幾位武術高手想要阻止秦國繼續侵略戰爭，決定挺身行刺秦王。 　　然而，刺秦大業進行到一半，有位高手卻突然改變了想法，覺得為什麼要刺秦？既然秦軍氣勢洶洶，那就讓大秦併滅六國嘛。只要六國不復存在，以後秦國就不會再跟六國發生戰爭了，從此天下太平，不是很好嗎？ 　　於是，這位高手背棄了愛侶的信任，在秦王殿前放棄掉行刺的機會。而且還把這種「追求和平」的思想傳染給另一位有機會行刺秦王的高手，要他為了「天下」放棄刺秦。 　　就這樣，隨著刺秦高手相繼棄劍，再沒有任何機會阻止秦王。秦滅六國，「統一」華夏。 　　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作法其實也維持不了和平。秦滅六國之後，隨即大量汲取六國資源，繼續對外發動戰爭，北擊匈，南攻越。天下百姓死傷枕籍、痛苦不堪。隨後帝國在重負下崩解，楚漢交戰，大量人口死亡，勝利者又重建秦制，東亞大陸逐漸進入週期性的帝國崩塌。璀璨的先秦諸國文化，從此不復存在。 　　話說回來，沒有歸沒用，這部電影確實體現了許多人對於「天下太平」的理解。對於許多人而言，所謂的「和平」，就是叫被攻擊者不要抵抗的意思。讓攻擊者隨心所欲，自然也就「和平」了。這部電影裡面沒有「立意皎然，不欺其志」的荊軻或高漸離，而是讓先秦刺客也改弦易轍，轉向認同大秦的一統霸業。 　　對於這種思想的認同者而言，這叫作「反戰」、「追求和平」。張藝謀作為電影藝術家，確實有相當高的敏銳度，作品精準掌握某種核心思想，不負國師之名。 　　但在反對這種思想的人眼中，這種「和平」等於是自取滅亡的同義詞。《1984》開頭那句反映顛倒錯謬的名言「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 註；下圖為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詔，「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原文銘刻於臺北故宮館藏青銅器「秦廿六年詔橢量」，筆者攝於臺北故宮。

習近平十年，壓縮了封建時期的進程，一舉回到毛時代，這是中國的宿命。（法新社資料照）   中國兩會結束，針對第三任期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如何開展未來五年的中國治理，國際各大媒體分別從習的人大閉幕講話，提出了若干觀察與分析。若從台灣的角度，綜合對於中國帝制的理解，習近平表面上是「十年鬥爭、歸於一統」，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但是習近平內心更深層的部分，似乎也充滿著「不安」？這位中國近代權力最集中的領導人，此時恐怕並非從容信步於今後來自外部與內部的雙重挑戰。 三月十三日上午的閉幕講話，應是人大「全票」通過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後第一篇重要文件。在全部超過一八○○多字的致詞中，「人民」出現了高達二十二次，其次引人注意的是「安全」，也出現了至少九次之多。套用柏楊的「三作牌」理論，在威權體制之下，所謂的口號文化，經常是最缺什麼、最做不到什麼，就標榜什麼，戒嚴時代的台灣如此，今天的中國更有過之，習近平大量使用這些關鍵詞，當然反映了他的所思所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人民說話的份，早已眾所周知，而習近平把「安全」排在最上位，勢必會主導中國的施政路線與政策選擇。 其實從二十大二中全會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所謂要統籌黨中央機構、全國人大機構、國務院機構、全國政協機構，還要統籌中央和地方，就能了解習近平沒有什麼是他不要「統籌」的。這條以「安全」為名的「統籌」之路，早在二○一三年習近平剛上位就已經開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當時也是說要解決各自為政，以統籌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兩個月後就通過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令外界驚覺他的起手式。果然，二○一八年，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進一步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這時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並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全由共產黨統一領導，有計畫地將國務院弱化。顯然，習近平認為這樣依舊不夠，於是今年又持續進行機構重構，即使第三任遂願，權力仍要更加徹底收攏，否則無法讓他心安。 習近平的心理狀態，如果要從中國的獨裁史上找答案，明代廣設特務、宦官當道，為皇帝服務的前例，走的正是不斷權力「升級」的類似道路。從明太祖的錦衣衛，典型是招攬親信偵防異己開始；到明成祖，轉由太監主持東廠，加大對反對派的鎮壓；再到明憲宗，新設超越錦衣衛與東廠之上的西廠，橫行全國。最後到明武宗，由劉瑾主持內廠，可以反過來監督錦衣衛、東廠與西廠。這種權力發展的軌跡，可謂一脈相承，說明帝制欲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永不滿足，很容易藉由改變組織、以無限擴權，來換取一時的危機緩解；問題是這種恐怖統治，累積人民反抗，終致明朝滅亡、難以善了，也是史有明鑑之事。 習近平十年，壓縮了封建時期的進程，一舉回到毛時代，這是中國的宿命。世界各國把習近平視為危險份子，其危險，來自於他的不安；而習近平的高度不安，其實也是中國自身的最大風險。

美國前國務卿龐皮歐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中國與納粹德國相比，對世界是個更大的威脅；中國已是習近平的中國，一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不只有能力給美國、甚至是全世界造成問題；習近平是最危險的人，他的全球霸權已經嶄露無遺。龐皮歐點出了西方世界的盲點。 長期以來，西方世界認為納粹德國是全世界最壞的東西。這歸功於猶太人長期鍥而不捨的深究與宣傳，因此當中共創立並崛起，其罪惡遠超史達林與希特勒時，西方世界仍然懵然無知，繼續被其「中國通」所誤導，以為中國是禮儀之邦，中共對西方的敵意僅僅是對百年屈辱的發洩；對其盜竊惡行也抱諒解態度，因而擁抱流氓數十年。 龐皮歐指出了十四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足以構成全球性的問題，這從醫療用品的突然短缺就可以說明，所以西方世界必須建立自己的供應鏈；而十四億人口的市場也讓某些華爾街大亨匍匐在中共腳下。然而十四億人口造成的問題，絕不止是經濟，還有戰爭與更嚴重的DNA同化。 中共對美國強大武力的有恃無恐，就在於它綁架了十四億人做炮灰。一九五○年代中國才有六億人口時毛澤東就說不怕打核戰，死了三億還有三億。這種話連赫魯雪夫也受不了，因為當時蘇聯只有兩億人口。毛澤東以「全民皆兵」武力脅迫其他國家，人海戰術就是它的策略。毛澤東反對節制人口的「人口論」，在一九五八年鼓吹「人手論」，果然為改革開放年代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西方國家也忌憚中國的武力脅迫而容忍中國的為所欲為。 然而更嚴重的是，改革開放後中共有意放縱大量人口以合法與非法途徑移民他國，然後在其他國家建立中國人自己的小王國來脅迫當地政治。因為中共對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控制，這些小王國基本上效忠於中共在當地使領館。 近日與一位義大利台商共餐，我問他義大利警察與中國警察在米蘭街頭共同巡邏（有圖片為證）是怎麼回事？他說米蘭有六十萬中國人，米蘭警察已經無法應付他們。他特別對我說，六十萬啊，如果造反還得了！在美國步入政壇的「台灣之子」因為需要選票鈔票而逐漸向「中國之子」演變，也是一個教訓。在這個問題上頭腦最清醒的是普廷，他不許俄羅斯大城市裡有「中國城」的存在。 中共還意圖用中國人（中共出品變種漢人）的DNA來改造全球人口。目前中國人口約佔全球人口的十八％，漢族更佔全中國人口九成以上，中共的策略是先同化少數民族，鼓勵與強迫他們與漢人通婚（例如將維吾爾族年輕女性送到沿海漢人地區同化通婚），接著會在全球逐步蠶食其他民族。中國熱衷研究人類DNA或與此有關。 中共的種族滅絕政策不亞於希特勒，只是手法更加隱蔽。所幸中國人口的增長在走下坡，新興國家人口成長加速，可能緩解這個隱患。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惡之華》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集，以性及頹廢為主題，對現代主義文學影響很大。這個詞語也延伸許多意涵，台灣畫家劉耿一有一幅畫「惡之華」，隱含畫家的批評意識。畫面看出，一些人面對向被稱為中正廟、臭頭仔廟的中正紀念堂形影。畫家描繪這座建築物顯然並非頌讚，從主題來看是「惡」之「花」，花是形貌，惡是本質，帶有批評的視點，而且畫面黝暗而非明亮，充滿陰鬱。 台灣解嚴、民主化以後，蔣介石崇拜是有爭議的。轉型正義工程常觸及拆除蔣銅像，改變中正紀念堂的設置目的，轉換成其他文化象徵更是引發眾議。但是，威權崇拜仍然存在於黨國餘緒，獨裁者的幽靈仍盤據台灣上空，阻礙台灣發展之路。 劉耿一以畫家之眼直視矗立廣場的巨大幽靈，描繪出惡的象徵構造。他這幅作品隱含著藝術的批評精神，但未引起話題，也未被轉型正義工程視為借鑑。他也有系列社會風景，見證台灣民主化歷程。 戰後，長期戒嚴統治的台灣雖已進入民主化，但轉型正義的課題並不未完成。正如二二八的紀念只是片面的紀念，只是被害者的紀念；轉型正義只是民進黨等立足台灣的政黨關切，泛中國國民黨並不重視。 轉型正義是有文化內涵的，但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太局限於政治，而沒有形成文化運動，遑論在文化意義上成為國民共識。國家認同的混淆模糊了民主化以後的政治視野。 文化部對於中正廟嘗試進行相關的處理，徵求許多方案，但限於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仍缺乏共識性，巨大的惡之象徵構造仍然籠罩在公共視野，甚至讓音樂、歌劇兩廳院的藝術形貌蒙上陰影。 台灣的民主化依靠的力量大多是政治運動，文化運動不充分。權力形式大於意義內涵的政治改革缺乏穩定的奠基條件，這是黨國戒嚴長時期教育、文化、大眾傳播被壟控造成的，解決之途仍有賴文化條件。 劉耿一的「惡之華」，以藝術之眼呈現了批評視野，展現了一位台灣畫家的淑世精神。藝術可以介入社會，藝術家的批評彰顯社會責任，應該更受到共鳴。台灣要有更多的藝術家從文學、音樂、美術……在轉型正義形塑核心的內在條件或文化動力。 （作者是詩人）

賴清德「誠信條款」一出，打的國民黨昏頭轉向。 1/8的台北立委補選，朱立倫以為派出王鴻薇，可以跟戰鬥藍示好，更可以讓戰鬥藍議員們搶著選立委，創造亂局以冷處理侯友宜的徵召。 王鴻薇贏了，國民黨輸了。「沒就任議員，就跑去選立委」的落跑形象，加上徐巧芯、鍾沛君等議員紛紛爭搶藍營舒適區，產生了巨大的後座力。 此時綠營提出的「誠信條款」，並不是打高空唱高調的「現任議員絕不能選立委」，而是考量民眾權益與政治現實後，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避免發生「剛選上就落跑」。 王鴻薇或是韓國瑜，都是任期做不到一年就落跑。侯友宜現在也在腳底抹油。 去年綠營也有立委選縣市長，或是賴清德自己也曾在台南市長任期剩1年3個月去當行政院長，但任期都已超過一半。 循序漸進的改革，已經讓社會氣氛產生改變。 以我戶籍所在的高雄鳳山為例，日前傳出有意競選立委的市議員林智鴻，為了團結，放棄跟現任立委許智傑競爭。綠營的定於一尊並不是口號，而是團結避免內耗，才能持續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 近日侯家軍朱家軍各自向媒體放話，朱立倫原本只是拿吳伯雄出來暗示要「藍白合」，卻被侯友宜陣營超譯成「像吳伯雄當年拱出馬英九一樣，朱也準備徵召侯」。連黨主席朱立倫一篇臉書都能翻譯大戰，藍營分裂的亂局，將會讓這個親中政黨原形畢露。

朋友與孤獨 上帝：人類的活力太容易萎靡，太貪求安逸，因此我願賜他以同伴來推動，來激發，來創造，一如魔鬼。 ~歌德 浮士德 真正朋友之間，有許多複雜的關係，有同質性，也有異質性的部分，有互相欣賞、支持、協助的部分，也有羨慕、嫉妒、自戀和驕傲的部分，歌德用魔鬼的角色，來形容朋友的關係，的確非常有智慧。 一個人做事很容易氣餒中挫而無法長久，同儕壓力往往是人生當中一個巨大驅動的力量，這是念最好的學校科系，或跟一群傑出的人共同一起工作或從事什麼運動，所能夠得到最棒的、當然也是最恐怖的東西。 朋友是必要的，孤獨也是必要的，有同伴一起跑步是必要的，一個人自己跑步也是必要的。孤獨是魔鬼最糟糕的武器，常常讓人恢復理智，傲慢是孤獨的姊妹，但孤獨是智慧的兄弟。 只有孤獨才有可能自由，如果您可以從人群中淡出，不追逐金錢、陪伴、愛情、榮耀或好奇心，那麼您將擁有自由，這些都無法在寂靜與孤獨中存在。 如果不能獨自一人，我們就是一個奴隸。 您可能擁有至高榮耀的思想和靈魂。但在這種情況下，您是高尚的奴隸或聰明的僕人，您沒有自由。 我們需要朋友，讓他們像魔鬼一般給我們同儕壓力。我們也需要孤獨，孤獨不是寂寞，是最偉大的冒險。 孤獨不會沒有朋友，有朋友也不見得不孤獨！

再貼一次舊文：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 「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當年在歐威爾的國家，這些充滿腐蝕性的人沒有成功。 不過，此時此地，這種人卻真的有可能會成功。 https://www.facebook.com/107877510631518/posts/352939806125286/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Eric Arthur Blair）影響最大的作品，自然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不過，除了這兩部小說之外，他的散文也值得一看，其風格冷澈、直率、又帶著淡淡的黑色幽默。雖然歐威爾不是哲學家或史學家，也不具備理論建構所需的概念工具，但我卻覺得他對時局與歷史的若干洞見，比許多思想家更具參考價值，儘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想法。 . 　　在歐威爾留下的散文當中，有一系列對於二戰前英國時局的評論。這些隨筆寫於二戰前期，大約在1940年前後。當時英國雖然勉強免於潰敗，戰局前景卻仍屬難言。在「一局收秤勝屬誰」混沌不明的情況下，歐威爾對於「英國何以至此」作了一番思索。我認為，歐威爾這些戰時隨筆，跟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法國淪陷後寫下的《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堪稱相互對應之作。 . 　　在歐威爾看來，二戰的爆發早已無可避免。至少到了1936年之後，戰爭的到來對於傻瓜以外的任何人都已經是顯而易見 (p136)。然而，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卻是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像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1938至1940年擔任英國外務大臣）這些政治人物，除了繼續維持無法維持的現狀，試圖把時間撥回1933年之外(p166, p184)，別無其他因應措施。 . 　　問題是，凡爾賽條約所建構的脆弱和平早已不具備延續的條件，縱使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繼續用徒勞無功的綏靖政策討好納粹，也不可能避免戰爭。哪怕是英國主動歸降（實際上等於是拱手把部分國民送進集中營），也只是讓納粹德國得以運用英國的資源，來構築對抗美國與蘇聯的霸業，戰爭終究還是會爆發。 . 　　不過，歐威爾無意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政治人物。他用冷澈銳利的筆調點出讓人不快的事實：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無疑支持他。所以說，英國人不要逃避責任。說到底，大多數英國人就是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did not want to pay the price either of peace or of war, p148)。最後才會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 . 　　於是乎，英國就在這樣「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的軍備不斷壯大。另一方面，英國陸軍的水平卻還是跟1918年一戰終結時相差無幾(p162)，最終釀成1940年的西線大敗。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經迫在眉睫的1939年8月，英國商人們卻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It was about as sensible as selling somebody a razor to cut your throat with. But it was “good business”, p162)，歐威爾如是說。 . 　　那麼，以英國人這副樣子，是如何撐過納粹橫掃歐洲的風暴？歐威爾認為，關鍵在於英國人的愛國情感仍然能在危機時刻起作用(p189)。這是一種宛如動物本能的心理機制，「就像面對狼的牛群一樣」(like a herd of cattle facing a wolf, p147)。就是這樣根深蒂固的情感，讓英國人突然在懸崖邊緣行動起來，救出困在敦克爾克的部隊，並積極防備德軍入侵(p148)，從而撐過了德軍開戰第一年的凌厲攻勢。不過諷刺的是：這種「愛國心」正好就是英國知識份子所鄙夷、並且極力想要消解的一種情感(p190)。 .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這是一群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儘管在口頭上反納粹，但又不肯正面支持對抗納粹的戰爭，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p190) . 　　歐威爾進一步指出，許多所謂「和平主義者」心底始終有一個不甚光彩的念頭：「等時候到了，俄國人會來幫我們打仗」(when the time came the Russians would do our fighting for us, p183)。換言之，與其說這是「和平主義」，不如說是「和平外包主義」。「納粹好可怕，打仗好危險，還是讓外國人上吧」。 . 　　另外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 　　不要誤會，歐威爾的意思並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從軍抗敵，他的標準沒那麼高。但至少，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可以作到：你可以少說兩句動搖民心士氣的話，可以少說兩句助長敵人聲勢的話。社會氛圍就是每個人的言行積累而成，少說兩句，對於社會就已經是一種貢獻。不指望你積極付出，只要「不要作」會削弱抵抗意志的言行就好。要知道，在敵人是極權主義政權的情況下，一旦敵人勝利，就勢必會進行清洗人口的社會工程。換言之，國家放棄抵抗，就等於是置一部分的同胞於死地。而且，還會讓敵人得以攫取本國的國家機器，直接指揮本國軍警來搜捕自己的國民。 . 　　在歐威爾看來，如果納粹會認定英國已經趨於頹廢、從而可以安然發動戰爭，這些擁護和平主義的「知識份子」難辭其咎，最起碼也有部份責任(partly responsible, p156)。歐威爾在1940年更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masochism)，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風向。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也沒有比德國更有言論自由，諸如此類。最終就是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也沒有什麼不一樣，至少，兩邊「就是一樣爛」(“just as bad as”, p185)。 . 　　當然，具有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歐威爾多慮了，英國最終安然度過了戰爭。納粹那種帶風向的手法，只對空虛的心靈以及缺乏精神免疫力的社會才有用。至於英國，畢竟還是英國。如果連英國都擋不住，歷史早就已經轉往另一個方向。那個方向走到盡頭，也許會是一個更加接近《一九八四》的世界。 （以上引註頁碼參George Orwell ,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看到郭力昕，馮建三等學者發起的反戰聲明，我感想如下。 負責的台灣知識人，此時應該推動的不是反戰。因為台海的和平與戰爭，主動權並不在台灣。 如果真為戰爭氣氛感到焦慮，可以提出說帖，減低兩岸敵意。例如，他們可以對中國人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跟有沒拿下台灣沒有關係，強摘的水果不甜。 “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是鬼扯，中國古時“海內”與“神州”與“九州”不是同義詞嗎？台灣當然不是“海內”，不算“九州”或“神州”。 歷史事實是，中國或全世界所有國家，自古以來都沒有固定不變的國界或疆域。 如果中國不對台灣文攻武嚇，兩邊人民彼此根本就沒有敵意，完全可以友好相處。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長，台灣也貢獻了大量人才與資金。 也可以請對岸好好珍惜兩岸目前人民彼此沒有敵意的狀態。一旦打起來，這狀態會馬上消失，可能百年都難以恢復。這樣，且不論一時生命財產損失，長遠來說不是反而把“統一”變不可能嗎？ 也就是說，負責的知識人應該是正面回應北京的武统論述，那套論述才是台海緊張的真正根源。那樣才是反戰。如果只是勸台灣這邊不要備戰，極可能只會誘戰，也就是誘使北京低估拿下台灣的難度，把“統一”時程推前，把台海變更緊張。 （圖擷自李忠憲臉書） ........................................................................ 二月底，中國學術界也有五位學者發出反戰聲明，他們明確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所以文章很快被下架。報導我貼留言版。 反觀台灣這幾位學者，反戰聲明完全沒譴責侵略者，只呼籲停止戰爭，好像烏克蘭不需要反抗侵略似的。 這是很諷刺的一點。中國因為言論封控，主張與官方立場不合的知識人很容易被消音。以致外界常誤以為中國是鐵板一塊。這些被消音的知識人也莫可奈何。 台灣擁有言論自由。主張跟中共一樣，在台灣亦享有言論自由。這種人在台灣當然是少數，所以就可以把自己包裝成很敢言的勇者。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6463392.html VOACANTONESE.COM 中國多位歷史學家反戰公開信遭封殺 海內外中國大學校友聯署反戰    

聯合報用3個版炒作中國觀點戒嚴式反智仇日 聯合報今天用小社論、投書、地方新聞，全面炒作40幾年前的外省反智仇日觀點；以國仇家恨的角度痛罵桃園神社不該拜日本神。 但明明一堆聯合報主管都爽玩日本，還上網炫耀呢！政府應該站在保護國民的立場，全面管制聯合報全體員工赴日才對。

  節日的訂定應有其紀念的意義，觀之台灣每年的節日，有民俗節慶，如元宵、端午、中秋等；有配合世界潮流，同步關心國際議題的節日，如世界母語日、國際勞工日、世界人權日等；而最需要慎重檢討的是，國民黨訓政時期在中國制定帶來台灣的節日，這些威權下產出的節日，和台灣沒有任何交集，值得商榷，應該慎重面對。 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訂孫文首次革命日九月九日為律師節，與律師界毫無關聯。而在台灣卻有三位傑出的律師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長期捍衛正義熱心公益，卻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自家剛準備吃魷魚粥時，被國民黨軍隊用吉普車載走，一去不回，屍骨無存，家屬每年此刻只能以吃魷魚粥來懷念先人，現已擴大至全國，以此日訂為台灣律師節更具歷史意義。 台灣傳統上都以孔子的生日為教師節，然而在台灣的教師中，會找不到一位身具土地、歷史、教育元素，值得紀念的人物來訂定台灣的教師節？成大蔣為文教授等人遍尋台灣的歷史，最為推崇林茂生教授。林茂生東京帝大畢業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胡適同為教育大師杜威的學生，以《日本統治台灣的學校教育》一文榮獲博士學位，返台任教成大、台大，後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一九四七年年三月十一日遭國民黨特務非法逮捕殺害。林茂生教授是倡議台灣教育本土化的第一人，堪稱台灣首席教育家，我們亦響應、推動其受難日為台灣教師節。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一群畫家表達美術對人心的影響，在三月廿五日申請成立美術協會，一九四三年訂為美術節。恰巧的是一九四七年這天，台灣重要的畫家陳澄波，被國民黨在嘉義車站前公開槍决，應重新詮釋陳澄波受難日為台灣美術節。 為紀念孫文生日訂十一月十二日為醫師節，問題是孫文雖然是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卻未當過一天醫師，對醫學也沒有貢獻。台灣的醫師素質高，人才輩出，整體醫療體系相當健全，以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生日八月廿五日，定為台灣醫師節更有意義。 台灣是民主國家，民主成果深受世人稱羨及肯定，台灣人民應該慎重面對節日的意義，透過民主程序，從民間到政府共同推動，促成與土地歷史事件連結的節日，讓節日意義的張力貫穿人心，感動國人。 （作者是北社社員、台灣社社長）

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看懂的人很少。愛因斯坦解釋說：「其實相對論很簡單，例如，當大熱天我坐在火爐旁，兩分鐘像兩小時；若坐在美女旁，兩小時像兩分鐘，這就是相對論。」 今天是愛因斯坦的冥誕，他在1879年的今天（3月14日）生於德國的小鎮烏姆(Ulm)。 這位愛好自由的科學家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離開德國移民到美國。 愛因斯坦很愛開玩笑，趣聞很多。 有一次他搭火車遇到列車長驗票，他一時找不到自己的票，列車長對他說：「愛因斯坦先生，您不用找了，我認得您，我相信您一定不會跑票。」愛因斯坦回答：「我知道您信任我，不過我還是要把車票找出來，因為我忘了我要在哪一站下車。」 愛因斯坦雖然愛開玩笑，但他有許多正經的智慧之語，發人深省。試舉數語如下： Peace cannot be kept by force；it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understanding.（和平無法透過武力來解決，唯有透過理解才能達成。）這句話，習近平和普丁一定看不懂！ The world will not be destroyed by those who do evil，but by those who watch them without doing anything. （這世界不是真正被那些為惡的人破壞的，而是被那些縱容惡人為惡而袖手旁觀的人破壞的人）。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對世上任何不合理的現象表示自己的態度，否則就是幫兇。

  中國的年度政治大拜拜「兩會」結束。今年逢政府人事換屆，習近平全票連任國家主席，總理、政協主席等要職換人，「習家班」人馬全面掌控。「兩會」之一的全國人大或國會開會有三千人，職司統戰的政協會議兩千兩百多人，人數如此眾多、規模如此龐大，在黨國體制下很難不淪為「橡皮圖章」。更貼切地說，「兩會」是只知舉手和拍手的「兩手機構」，對過去一年政治敏感及社會關注問題充耳不聞、避而不談。今年除了高官人事變動，還鬧出笑話，如官方宣稱「人大選舉過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民主選舉」，其引發爆笑或令人瞠目結舌的效果，有如上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中國對抗武漢肺炎「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了人類文明史奇蹟」。 政治拜拜與政治笑話之外，新外長秦剛首次記者會的表現，也很「突出」，完全粉碎可能改變「戰狼」外交作風的各方揣測。他拿出中國憲法，重彈「台灣是中國領土」濫調，反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說，台海衝突不是中國所稱的「內政」，而攸關全世界利益；也質疑美國「為什麼一邊要求中國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一邊卻長期向台灣軍售」，指責美國雙重標準。秦剛的說法，國際間共鳴者寡，也與民主國家對台海和平的關切不搭調。 最強有力的反駁，見諸烏克蘭駐日本大使克爾松斯基（Sergiy Korsunsky）的評論。據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報導，他指秦剛把中國提供武器給俄國與美國對台灣軍售相提並論，「絕對是不可接受的」：台灣並非侵略者，未向任何國家發動戰爭，更沒有（如俄國）殺戮或性侵兒童；把台俄類比，令人難以苟同。 台灣不是侵略者，卻是可能的被侵略者，正面臨中國併吞的嚴重威脅。克爾松斯基所言，是建立在事實之上的常識，但中國和其同路人總是乖離常識，以致言行舉止令許多台灣人倒盡胃口。台灣在蔣介石統治的黨國時代，或許還想發動戰爭，「反攻大陸」，喊出「光復大陸、統一中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口號。民主化之後，不論形式或實質，都沒有統一中國的意願和可能，在國際間與各國為善，愛好和平。野心勃勃、武力崛起的中國，其實是台灣最大也是唯一敵人。 習近平掌權以來，毫不掩飾其吃掉台灣的企圖，且加緊動作，多方脅迫台灣，軍事演習之外，機艦每天侵擾，透過認知作戰積極為入侵做準備。同時，中國軟硬兼施，和戰兩手都來，以拉攏、交流等手段加緊促統。事實上，不僅台灣飽受脅迫，美國前國務卿龐皮歐近日指出，習近平是美國的最大威脅，比當年德國納粹更危險。中國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導致周遭各國，尤其日本、南韓、菲律賓、澳洲、印度紛紛加強軍備，並與美國結盟聯手因應，被烏俄戰爭驚醒的西歐各國，也紛紛以行動關注台海穩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成立以來，與台灣並無從屬關係，如今宣稱「台灣是中國領土」，只是企圖併吞的欺人之談。去年去世的國際公法權威彭明敏曾說：「將戰後所有有關台灣文件一一詳細吟味，也不能發現任何文件說『台灣屬於中國』。」事實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糾葛，是由於上一世紀中葉外來政權把國共內戰恩怨帶來台灣，以致有所謂統一之爭。 照理說，所謂統一，應是雙方平起平坐，對等而彼此情願地組成一個國家，如東西德統一；或結合成國家聯盟，如二十七國所組成的歐洲聯盟，並容許自由退出，如英國「脫歐」。相形之下，如果彼尊此卑，你中央我地方，形式上以統一為名，實質上卻是併吞；專制中國妄想強加於民主台灣，而為台灣人民所堅決反對的，就是如此。正在台灣旅行的中國《紅色賭盤》作者沈棟說，在台灣支持統一就是賣國、賣台，真是一針見血。 台灣既不是侵略者，主張與中國統一，形同強調台灣「被統一」，與一個不能善待自己人民，連續五十年在「全球自由度」評比墊底的國家合而為一，這是腦筋正常的台灣人基於常識和常理所無法接受的。值得警惕的，台灣雖別無「統派」，只有「被統派」，他們不論出自中國民族情懷或個別私利，仍自甘為「被統一」敲鑼打鼓，把砲口對內，配合認知作戰，散布各種失敗主義及分裂內部言論。《經濟學人》上週指台灣的最大威脅，是民眾未準備好對抗中國；香港作家顏純鈎說「台灣最危險的敵人未必是中共，而是國民黨」，都凸顯若干國人對侵略者視若無睹，確是當前危機。

  今天要接待美國來的教授朋友，就是他說兩次縣市長民進黨的大敗都跟台大有關。他說我總是講真話，我想他所謂的講真話不是言論自由下面的講真話，這很多都是謾罵和胡說八道，而是善用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兩者的結合。 我講真話，但不是我想講多少就講多少，而是我敢講多少。 人人都知道講真話的重要，尤其是領導人，總是希望他的部下可以反映真實的聲音，但講真話令人討厭，聽到之後不是舒服的事情。 習近平稱帝以後，下面的主要幹部都是他的核心愛將，再也沒有別的聲音，我想這是台海戰爭最大的風險，因為這樣我總覺得戰爭是時間問題，這是必然的事情。 講真話要付出代價，暴露自己內心的想法被別人掌握，得罪許許多多的人。但講真話有一種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幸福感。 講真話不是會講多少，而是敢講多少，希望隨著年齡的增長，敢講的東西是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 但萬一中國來了以後，應該再也不能講任何真話了，不過至少有一段時間我是很痛快地在講真話，我很幸運地活在台灣空前最好的時機，運用自由之家給台灣94分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明年之後就不知道了！

  國民黨的國家認同不解決，它內部矛盾永遠無法克服。只要天龍國中央與中國繼續唱和，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反台獨，它與地方團結便不可求。 天龍國的國家認同，脫離現實，結果變成歧視台灣人：台灣人不能當它的總統候選人，只能當花瓶，當副總統候選人；台灣人可以「地方自治」，但不能過問全國性的中央事務。 簡單的說，國民黨的國家認同沒有台灣根，沒有台灣情，因此「中央正統」不信任台灣人。王金平與吳敦義賣命抬轎，但就是不能坐轎選總統；蕭萬長資歷高過馬英九，卻只能當馬英九的擺設，凡事洗耳恭聽。 當年抗拒民主化，反共，反李登輝的天龍國戰將，現在翻臉投共，把侯友宜當李登輝打，因為他是台灣人。論能力與見識，侯友宜比李登輝差太遠，問題是天龍國沒有得人望之士，卻又不能忍受台灣人代表他們選總統。 天龍國表態選總統的人物，千奇百怪，就是沒有一個台灣人。他們盡是「外省」背景深藍、當年「反共愛國聯盟」、反李、另組新黨的異類，他們當年以宣傳中共醜惡，靠喊反共而吃香喝辣，現在卻靠「和中」，替中國恐嚇台灣「要飯吃」。 趙少康、張亞中，乃至「發明」枕頭當枕尾的聖人王建煊，有幾個人相信他們有勝算？台灣人雖「欣羡」有錢人，菓凍財大氣粗或吸引一些人，但上次不堪韓國瑜一擊，恨而揮別國民黨，要吃回頭草更被看衰，老掉牙的天才力推菓凍配國魚，真是異想天開。 侯友宜有陳水扁提拔在先，朱立倫提拔在後，「民調」支持度高過天龍四「箭」，但自知小媳婦地位，不敢造次，靜候天龍國關愛，地方勢力忍無可忍，縣市議長公開聯名勸進，矛盾爆發，天龍國再無寧日。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