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4日以色列航空於阿姆斯特丹郊區的失事現場cba Jos Wiersema, via Wikimedia.Reality is that which, when you stop believing in it, doesn’t go away.Philip Kindred Dick假如復興航空B22816不是墜於基隆河呢？最初的碰撞點在南湖大橋，而南湖高中距離這座橋的中央點不到四百公尺。緊鄰著南湖高中北邊的是南湖國小，而台灣都市的國小附近大多是人口密集的住商混合區。往南看，南港軟體園區離南湖大橋約五百公尺。據聞，平日在該處上班的人數超過一萬；官方統計的員工人數更逼近兩萬四千。總之，空難現場附近不乏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絕對不是連勝文口中的那個「到了晚上黑壓壓一片」的內湖南港地區。台北市早就是個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而且，在進出松山機場的班機航道附近，不只有台北市：新北市的三重、蘆洲、汐止也是。大多數空難發生於飛機起降的階段，這是被統計資料一再證明的飛安常識。這次空難未對地面人口造成重大傷亡，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這跟酒駕而未釀成車禍一樣，有相當的運氣成份。治理國家不能指望運氣。對於飛機撞上大樓或學校的可能情況，中央政府與大台北都會區的兩個市政府有沒有應變計劃？大台北市民有沒有心理準備？都沒有的話，憑什麼維持松山機場？以色列航空1862班機在1992年阿姆斯特丹空難墜毀前的路徑：1. 引擎故障時的位置；7. 墜毀。cba Mtcv at nl.wikipedia在大台北都會區的中間維持一座機場，而且還大舉擴增其吞吐量，這根本是個不衛生兼不識字的政策決定。中央執政者看到高雄氣爆的慘況卻還不知道要舉一反三，只懂得注意地下的管線，不知道要看看天上的飛機：這是典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駑鈍！李應元在2002年台北市長選舉時主張廢除松山機場。他是對的。延伸閱讀莫渭秦，〈棄松山機場，保自己性命！〉。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最近的「胡潤富豪排行榜」中，以約台幣三一一億的「身價」入榜，成為「第一位進入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台灣政治家」。消息一出，財經專家謝金河立即在臉書上揶揄說「這又是台灣的另一個奇蹟」！說也真令人驚訝，自稱三代公務員家庭的連戰，竟能從祖父連雅堂一介窮困書生，經父親連震東部長級官員致仕，到自己畢生服務於公（教）職，在這樣看似平凡無奇的公職家庭系譜中，迅速累積財富至可與全球大商賈同榜競名，若非有特殊的生財之道，那麼也只能用「奇蹟」來形容了！放眼古往今來，除了封建時代權傾一時的朝官能靠聚斂剝削獲得這般的財富外，民主時代可以僅憑當公務員就富可敵國的，恐怕只有連戰一家了。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連家究竟是靠怎樣的本事累積這麼豐沛的財富？連戰能否出面傳授一下絕大多數只得溫飽的軍公教人員（包括筆者在內），不用開公司開工廠做生意也能賺到這麼多錢？以史為鑑，中國古代只要為官清廉的「酷吏」，身後通常不留家產，東漢時期「奉法疾奸，不事貴戚」的周紜就是一個顯例，他雖位居要津，卻窮到要靠與妻子賣磚塊來貼補家用。而就算是權傾一時、行事頗多爭議的西漢知名酷吏張湯，死後也只留遺產五百金，沒有其他房產。兩相對照，現在公職人員能累積驚人財富，著實不簡單！（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日前，審理頂新黑油案的彰化地院，當庭將羈押中的魏應充以一億元交保；檢方認為彰院程序突襲且被告仍有羈押必要，遂向台中高分院提起抗告。抗告有理由撤銷交保裁定後，不出所料地，彰院維持原不予羈押之決定，僅提高交保金至三億元，輿論再度嘩然，檢方也擬再度抗告。為何說是「不出所料」呢？從王令麟、辜仲諒到魏應充，台灣不乏被告大有來頭的弊案，而這些大案羈押與否的決定，參照實務的輪迴模式，往往是「第一輪：地院裁定→檢方抗告→高院撤銷；第二輪：地院（再為相同）裁定→檢方再度抗告→高院再度撤銷…」，有些案件直逼「五度五關」（五輪），甚至於還有拖到本案已經快審結，而院檢還在爭執該不該羈押被告的司法消耗戰。這種幾乎年年上演的拖棚歹戲，可以說是獨步全球的台灣司法奇蹟。癥結究竟何在？關鍵之一在於，抗告縱使有理由，實務上也不是高院自為裁定，而是撤銷後發回到原羈押裁定的同一法官（庭）重裁，而且就是職司本案審理的地院同一法官。既然如此，一來心理上本來就難以期待同一法官自打嘴巴，所謂的救濟程序只是浪費資源的司法儀式罷了，二來制度上同一法官還身兼了本案審判者、羈押裁定者及重新裁定者的「三重混合角色」，在在危及法官的中立性。因此，只要羈押法制不改，司法拖棚歹戲就沒有終止的一天。問題要如何解決？早在十幾年前，我國就有「羈押即時抗告制度」的立法芻議，儘管只是修改幾條刑事訴訟法的功夫，但立法者一直不理不睬。若依此制，魏案的流程如下：彰院必須預行通知檢、辯雙方並使其充分準備，始能審理羈押相關爭點；彰院若為交保裁定，檢方得聲請暫停交保執行並向高院提出「即時抗告」，高院必須在48小時內「自為裁定」（無論是羈押或無保釋放或提高保金）。換言之，押不押人或交保多少的事實審爭議，是以「掛急診」的方式在兩天之內解決，沒有拖棚餘地；此外，高院法官就是自為裁定者及責任承擔者，不再進行無謂也無益的撤銷發回消耗戰。即時抗告只是我國羈押法制改革的起步而已。更深層的制度問題是，現行審判中的羈押（含延押）決定，正是由職司本案審判的同一法官（庭）來決定，因此陷入雙重混合角色的道德危機和法治風險。簡言之，同一法官左手審判本案被告有罪無罪、右手決定押不押人，儘管理論上要件分離，但實際上難以涇渭分明。尤其在法官一路延長羈押到底的情形，由於延押以被告「犯罪嫌疑（特別）重大」為必要，因此法官最後如果宣判無罪，難免陷入自相矛盾之譏；反過來說，審判法官自己決定延長羈押，在相同的證據條件下，心理上更可能傾向於有罪判決的結果，羈押越久就越明顯。創下我國法制史上延押次數最多、期間最長的邱和順案，正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正因混合角色的制度不宜，歐洲人權法院在Hauschildt及Ekeberg等裁判再三指出，同一法官若同時或先後職司羈（延）押決定與本案審判的雙重角色，將會產生違反「法官中立性要求」與「無罪推定原則」的疑慮。而包含奧地利、瑞士刑事訴訟法在內的諸多歐洲內國羈押法制，也早已改採法官分離角色，以避免可能的法治風險。魏案的羈押戲碼要演到第幾輪？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但為何我們要年年看這種落後法治的拖棚歹戲？解鈴終在繫鈴人！直接說，就是三個修法職責機關，該是立法院、司法院和法務部明確表態的時候了！（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近日財團爭議事證逐日浮出檯面，令人不禁質疑，這些私人企業如此明目張膽的違反消防、環保或是勞動法規，將人民安全視如無物，是否因為背後都有強力的靠山、穩健的門神？例如媒體報導，遠雄在郝市府任內進行大巨蛋工程時，未依環評決議於夜間清運大量廢土，遭市府先後裁處十九張罰單、共計六五○萬元罰鍰。但在遠雄提起訴願後，環保署訴願會撤銷了後面十八張罰單。也就是說，遠雄最後只被罰了三十萬元。這其中二十餘倍的差距，使環保署訴願會遭網友質疑是圖利遠雄的共犯。不過，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廿三條，台北市政府對於遠雄的違法行為「應」裁處三十萬以上一五○萬以下罰鍰並要求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市政府才「得」按日連續處罰。按照環保署訴願會的抗辯，是北市府未要求遠雄改善，才「不得」啟動日後的連續處罰程序。問題就在於，從「開罰」到「限期改善」到「連續處罰」如此簡單的ＳＯＰ裁罰程序，郝市府為什麼會出錯？難道是故意出錯、讓後面的罰單通通無效？這是否為明確的圖利事證？此外，按同法同條第二項規定，「情節重大者，得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難道連續十九次違規，情節還不重大？還沒有必要要求遠雄停止開發行為？郝市府違反裁罰程序、違法不令其改善、停工，恐涉及圖遠雄免受裁罰並得以續行履約之不法利益，難道北檢仍要繼續默不吭聲嗎？（作者為法學碩士，永社公關委員會副主委）

 壹週刊將馬英九、郝龍斌擔任台北市長時與遠雄的議約相關文件曝光，報導直指，大巨蛋共五次向營建署申請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審查，每次都有專家提出警告，有公共安全問題，遇緊急狀況時，人潮恐相互推擠，要求檢討；多名委員也指出，大巨蛋明顯逃生不易，安全上有疑慮，但遠雄不理，營建署長葉世文還火速發給評定書，讓遠雄順利取得建照，這種置市民安全於不顧的行為，已涉嫌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檢察官應主動偵辦。姑且不論葉世文在營建署長任內已收賄遠雄六百萬元，在桃園縣副縣長任內收賄遠雄一六○○萬元的「前車之鑑」，營建署及台北市政府對於大巨蛋的公共安全設計，因事涉市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的重要權益，主管公務員依法有把關義務，但營建署及馬、郝團隊卻未盡把關之責，這不只有行政責任，更恐生圖利建商的刑事責任。主管機關營建署及馬、郝市府團隊，對於大巨蛋公共安全設計，依法有為人民積極把關的法律義務，卻明知專家及審查委員已提出警告，還讓遠雄取得建照，為建商節省公安設施的營建成本，更圖其興建完成後擴大營業面積的商業利益，依據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的圖利罪規定，營建署及馬、郝市府官員涉嫌明知違背法令，圖他人不法利益（至少有節省建商興建公共安全設施之成本利益），應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檢察官本應公正執法，對此以犧牲市民安全為代價的圖利犯行，豈能視若無睹？（作者為律師）

 國家發展委員會昨天舉行交接典禮，新任的國發會主委杜紫軍接下印信後說，他曾經LINE訊息給前任主委管中閔「爽到你艱苦到我」，還說「我不是主動跳進浪裡，而是被推下去的」。這番表白真是應了「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這句俗話。這位被推下水的流水官，在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之前作為行政院最重要的政策規劃機關首長，將擔負起國家整體發展之規劃、設計、協調、審議及管考的任務，卻以這種方式被迫上任，如何會是國家之福？須知國發會的前身是「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經濟設計委員會（經設會）、經濟建設委員會（經建會）」，每個年代多圈選國之重臣擔綱，例如蔣經國都在此歷練過，然而每當所託非人時，也經常是國力衰退的開始，可見其戰略地位。這還不是最令人詫異的，事實上，才在兩個月前，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五日，行政院剛發布時任不到五個月的經濟部長杜紫軍轉任政務委員，當天杜前部長比喻：許多人以為他接下經長後會「跑馬拉松」，沒想到跑的是四○○公尺接力，而且才跑一○○公尺就交棒。用人，反映主政者的治國方略與政策路線，尤其是經濟部與國發會如此關鍵的位置，而從以上的用人時間點推算起來，似乎早從去年中開始，這個政府的領導者已經進入馬步雜沓、章法盡失的階段；昨天杜紫軍強調，國發會絕不是大家所想的看守、過渡的國發會，而是為台灣長遠發展打下重要基礎的國發會。有這種自我認知絕對是正確的，但在現實上又該如何克服由天不由我、時亦不我予的困境？這裡講的天，其實是上位的領導。因為前瞻國家永續發展方向、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加速產業創新轉型的國家領航工作，需要長期的計畫，以蘸醬油的隨興方式任意換將，即使能透過制度把人去政息的程度減到最低，也很難避免交接過渡的學習上手過程，掌握公權力者這般自我內部消耗，國家的發展當然如同一灘死水，最終必然逐步乾涸枯竭。過去將近七年來，選錯治理團隊正是這樣全民受害的下場，這恐怕才是「爽到你艱苦到我」的真諦。今年升大學學測的英文作文是「領導」與「尊重」，這兩個選題剛好反映了當前台灣最欠缺的兩個要項，我們缺乏政治領導人才的充裕儲備，因此也很難累積並建立公僕對人民的尊重文化。如果政治人才的來源與庫存豐沛，每當公民在投票進行揀選授權代表時，就可以挑最好的上貨，而不是比較不爛的；同樣的，當眾多政治菁英經過激烈競爭取得政府職務，不僅因才能較佳可以做出較好的施政，他也會有較大的警醒理解做不好馬上會有人取而代之，因此必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很可惜，台灣這些年並無法進入領導與尊重的正向循環當中。從政務官五日京兆的這個現象看來，台灣眼前有兩個問題浮現，一是二○一六年之前，如何避免正在執政的政府既不擺爛、也不亂搞？這需要強大的監督，也需要有力的反對黨與公民社會內外同步制衡。二是二○一六年之後有沒有最佳的執政團隊「們」可以讓我們選？強調複數，就是同步指向各政黨與政團，都需要捨棄競逐權力的私心，開大門走大路，以最公平的遊戲規則，最健康的運動精神，最寬廣的自信心態，去鼓勵更多的人才出來投入政治工作，爭取更高的服務機會，從而讓政治是個真能展現領導與讓人尊重的志業、事業或職業。如果社會有此共識，從政者都同意這樣做，那麼未來膺大任者獲得任命時，就會「主動跳進浪裡」，而不是「被推下去的」，更不會對前任者說「爽到你艱苦到我」。前述兩個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檢調對頂新案故意零碎化辦案，縮小打擊面,避重就輕規避官商勾結,甚至故意放水暗示頂新是受害者，非常可惡。10/8台南地檢才收押頂新前幹部鑫好負責人透過晉鴻,晉瀧，福瀧,永豐，北海進口廢食用油給頂新，然後抓到越南大幸福的楊振益的餿水油假油，然後發現永成在臺灣回收廢食用油也是賣給給頂新。頂新從2005年收購正義油廠後，每年都大量從香港進口數千噸的食用豬油（香港沒有食用豬油，都有假食用證明），後來改從香港大量進口廢食用油（還有食用證明），甚至頂新買最多的動物油是從澳洲進口的牛油，可是偏偏從金美輪的事件我們發現頂新是以飼料油充當食用牛油（還能拿到食用證明），這一切多麼複雜，可是在10/30檢調就聲稱調查清楚結束然後起訴了？再看看以上這些調查，檢調是如何護航頂新的呢？雲林地檢署說，晉鴻福瀧晉瀧以不明來源的油誆稱豬油賣頂新正義（所以頂新正義變成受害者?）台南地檢署新聞稿說鑫好只是媒介黑心油給頂新。（所以不是頂新指使?頂新不知情?）至於頂新自己多年大量進口香港地溝油，沒人辦。澳洲飼料牛油案也沒人辦。完全沒有說明為什麼，以上所有廠商給頂新正義的各種廢食用油，餿水油，地溝油通通是到頂新正義的廠區裡面脫色脫酸脫臭?這樣頂新會是受害者，不知情嗎?而且每一件都是偽造的可食用證明。所以檢察官應該要主張頂新正義的油沒有一滴是乾淨的，這是公司全面性的經營結構策略，所以是老闆授意，所以應該全面調查才對。所以這些偽造證明可以證明這些犯罪都是縝密籌備，上中下游都有結構式的犯罪組織，而且都還沒調查。只可惜一開始檢調就往放水方向走，彰化地檢署說魏應充很有錢，會串證逃亡所以應該收押，光是這個理由主張怎麼說服法官收押魏應充呢？綜合觀察檢調辦理頂新案有幾個放水原則：（1）讓全案見樹不見林，把一整個頂新經營結構性的黑心經營切割給嘉義，雲林，台南，彰化，高雄，臺北地檢署分案辦理，零碎化辦案。（2）零碎化辦案以後，再縮小打擊面，避重就輕只辦理越南大幸福楊振益跟魏應充之間有無授意的關係而已。所以沒有香港地溝油，沒有澳洲假食用牛油，雲林地檢署辦鑫好的下游，晉鴻福瀧，晉瀧然後起訴新聞稿說，他們收購不明的油佯裝豬油賣給頂新正義，所以頂新正義變成受害者嗎？台南地檢署負責辦鑫好，而且說鑫好是媒介正義公司買油。所以鑫好自己有問題，正義沒問題?（3）定調頂新是受害者的腳色，頂新案是單純食品安全事件，是頂新正義買到不良廠商賣給他們的不良油品，不是頂新正義全面性的公司經營策略，所以頂新仿效統一的模式是受害者，也不想調查官商勾結的結構包庇。（4）政治操作掩護檢調的縱放，起訴強冠時我們看到起訴內容，但關於10/30非常短時間就起訴頂新及以上所有的廠商，全部只有新聞稿沒有人見過起訴書。讓大家只能瞎子摸象不得一窺全貌。而且釋放魏應充趁立法院休會，趁半夜，這一切全是經過政治算計操作來包庇和掩護。這是一個貪腐結構和集團操縱了檢調，企圖幫頂新正義脫罪。魏應充二次交保早在意料之中。而愛臺灣三個字，你魏應充不配。 

一張照片，有時比一篇政論更能凸顯某種現象，印證某種看法。政論文章要細心閱讀方能領會，照片則直截了當反映出正確結論。1月21日報章刊出一張馬先生率領僚屬，出席「一江山戰役60週年」紀念會合影，即頗負此一功效，再度證實國人對他不甚顧及別人感受的印象。這張照片顯現的是馬先生春風滿面，端然正坐前排中央位置，另有兩名年輕女性也含笑坐在同排旁側，其中一人是總統府發言人馬瑋國，而年逾90的遺族陳素玉反而被安排站立在後方。照片公佈後引來在野黨立委抨擊，指稱拱讓年紀輕輕馬女坐前排，老人家反在後排罰站，是缺乏倫理觀念，也反映軍中盛行馬屁文化云云。其實該張照片顯露的不妥，尚並不僅止於此。首先要知所謂「一江山戰役」，是當年國軍死守大陳島傍側一江山小島，自指揮官王生明將軍以次官兵多人壯烈殉職血淚往事。如今紀念戰役60週年，參加者理應出以嚴肅虔敬心情，照片中兩名女性和馬先生本人偕面帶笑容是嚴重失態。在場遺屬想必都是心情沉重追思逝去親人，你們反而在笑，未免太不懂禮儀，分不清場合。而更可議的是，現代年輕人頗多已不甚注重禮儀，該兩名女性究竟年輕被奉承者讓請坐到前排，無視於老人家和其他年長位尊人士反在陪立身後，也多少尚有可原，但馬先生自冲齡即熟讀四書，深通孔孟之道，理應敬謹遵奉長幼倫理才是。他發覺主事者合影安排欠妥，是否應即扶請陳老太太上前入座，並示意兩名年輕幕僚站到後面去，把座位讓給其他年長位尊者？人讀所謂聖賢書，是原該身體力行，處處能表現出誠於內而形於外，不是學來用以教訓別人。當年新加坡李光耀總理來台弔唁經國先生，步出靈堂時有不知趣女記者上前採訪，追問他今後兩國應如何經濟合作。李總理即扳起臉教訓她，談這種問題是「現在時機不對」。馬先生在一江山戰役紀念會致詞，又吹噓他任內的所謂台海和平政績，聲稱雙方所簽２１項協議，已是「廣義的和平協議」云云。在該一場合發表這種議論，也正多少有似在追念莫那魯道會場大談現在台日關係如何良好，套用李總理那句話，是「現在時機不對」。（李先生的本意，應也是「現在場合不宜」）紀念一江山戰役60週年，合於禮數的致詞內容，應該是頌揚自王將軍以次陣亡將士的壯烈犧牲，以生命捍衛自由台灣，而絕不該是炫耀今天已和對岸關係發展到如何如何，已達成「廣義的和平協議」。馬先生又是否想到，他這種成就和平高論，聽在親人死於來犯共軍之手的遺族耳際，又是何等滋味？若一定要吹噓這種和平，也應該換一個場合再吹。馬先生很以他所稱，在他任內所謂兩岸關係解凍為傲。但也就在他於紀念大會致詞之後，王生明將軍的哲嗣，一江山戰役協會理事長王應文先生即給了他當頭一棒，老實不客氣指出，「中共只是把和平放在嘴上，不是放在內心」，「共軍最終目標仍是解放台灣，不能欠缺憂患意識」。王理事長的認知，也不是什麼玄奧學說。稱有政治頭腦國人，大概都有些認識。但不知馬先生是知也不知，或是知而故作不知，甚或一如英國名作家奧維爾在其鉅著《一九八四》，所描述另類思維，是既知又不知，呈現兩種對立思考並存的所謂「複式思維」（Doublethink）？自從馬先生親自督陣的九合一選舉慘敗，他被迫辭去黨主席職位以來，自身的光環幾已褪盡，新上任黨主席又是「馬規朱不隨」，其處境已多少類似唐朝安史之亂後的唐玄宗，太子已在靈武繼位成為肅宗，而被尊為今非昔比的太上皇。是以在他殘餘任期內，最好是儘量少露面、少發言以避免尷尬，也讓國人少受一些不耐和無奈之苦，但不知他果能做到否？

 從錯把柴契爾當英女皇到誤植空難名單 中天屢引爭議2015年02月04日 NOWnews復興航空台北飛金門班機今（4）日上午，於台北南港基隆河附近失事。然而，中天新聞台在報導傷亡名單時將名單誤植為去年澎湖空難的傷亡名單，網友痛批質疑中天「不知道是何居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專門委員詹懿廉表示，空難發生後，第一時間要求衛星公會、電視學會啟動自律機制審慎報導、遵守自律規範。雖然中天新聞台在第一時間已經透過主播向社會大眾致歉，但網友仍對中天電視台相當不滿。而中天新聞台近年來屢發爭議，包括最近一次，去年4月太陽花學運時期，中天《新聞龍捲風》節目中，常態來賓彭華幹與主持人戴立綱以輕蔑的口吻與誇張的語調針對一幅學運新聞照片中的女性品頭論足，網友遂號召PTT網友向NCC檢舉《新聞龍捲風》涉及違反公序良俗，來賓言行舉止涉及對照片中的非公眾人物公然猥褻。2013年4月前，中天新聞台也發生連續新聞內控不當問題，包括2013年2月喬姆斯基新聞編譯事件、3月《新聞龍捲風》媽媽嘴新聞議題事件，以及4月份柴契爾夫人訃聞誤植英女皇事件與「我是歌手」事件，當時就引發外界對於中天新聞的不滿聲浪。《新聞龍捲風》評議學運參與女性的言論一出，網友即刻號召投訴NCC，一夕間獲得廣大迴響，NCC傳播內容申訴網，數日間湧入6千封網友投訴信，全部是針對當時的《新聞龍捲風》而來。中天新聞台於去年12月通過NCC換照，當時NCC表示，經查中天新聞台雖過去6年違規紀錄雖高居所有新聞台之冠，在近2年多來，共被裁處8次，其中7次遭罰款，金額共310萬元，還未達2年內處罰超過700萬元的停播警示標準，因此仍給予換照通過。 

名人代言酒飲與增加酒駕無關？那是因為你還不了解酒為何物。◎沈政男 台南市長賴清德點名幾位大牌藝人，勸說他們負起社會責任，不要再幫酒類飲料代言，以免讓政府防制酒駕效果打折，這麼立意良善的建議，相關藝人沒辦法接受就算了，竟然還有學者予以冷嘲熱諷。 酒駕有兩種，一種是「社交型酒駕」，這類人平常不會酒駕，但聚餐受氣氛影響，臨時無法克制飲酒，而導致酒駕，比如最近尾牙聚餐，就容易有這類酒駕；另一種是「酒駕死硬」，他們經常酒醉，迷迷糊糊，甚至不只酒駕，也會酒後鬧事，對人施暴或者影響工作，而這兩種酒駕，在防制上不一樣。 前一種「社交型酒駕」，靠著嚴刑峻法，加上高取締率，可以有效遏止，比如這兩年台灣提高酒駕刑罰，以及大規模年節酒測，都收到了成效；但後一種屬於酒癮者的酒駕，這類人只要一沾到酒精，腦中就會被杯中物占滿，根本把嚴刑峻法拋諸腦後，而在酒駕累犯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屬於後一種的「酒駕死硬派」。 也就是說，有一部份的酒駕，光靠法律手段無法遏止，只憑嚴刑峻法效果有限，必須將這類酒駕當成酒癮防制的一部分。 酒癮要怎麼防制？國內外學界的共識，就是初次接觸酒精的年齡，與酒癮的形成有顯著關係，如果在十四歲以前就喝酒，將來發生酒癮的機會，將是二十歲以後再喝酒的兩倍，於是避免青少年飲酒，是降低酒癮盛行率的方法之一。 青少年為什麼會喝酒？不是不能買酒嗎？酒的厲害就在此，它既是成癮物質，卻也是民生必需品，家家戶戶誰都拿得到酒。 青少年會開始喝酒，與酒類飲品的廣告形象有關，國外研究已經發現，從小讓孩子看美美帥帥的酒飲代言廣告，會在小孩心中建立喝酒的正面形象。 然後重點來了，大牌藝人的粉絲大多是誰？難道不是青少年嗎？ 其實名人代言酒類飲料，在國外已經逐漸引發反思，至少在以色列、韓國，以及美國某些州，對於名人代言酒類飲料，都考慮以法律限制，更不用說道德勸說了。 以上這些訊息，藝人們知道嗎？如果他們知道，粉絲可能因為你的代言，開始走上了酒癮的不歸路，你對賴市長的建議，還會不會酸言酸語嘲諷？ 酒駕只是酒癮的併發症之一，其他酒癮造成的身心戕害與社會問題更多，一個人會不會染上酒癮，不純粹是意志力的問題，而是跟體質、環境因素也都有關，這與代言房屋、泡麵，或者色情犯罪完全不一樣，不要胡亂比喻了。

2015-02-04 06:00今年是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最喜歡吹噓的「對日抗戰勝利」70 週年。台海兩岸政府競相擴大舉辦活動，爭奪歷史解釋權。據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舉行就任以來首次閱兵，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則砸下近1億元籌辦系列紀念活動，國防部印製「勇士國魂」紀念月曆中文版已經送到外交部，後續還會有3千份英文版，軍方希望透過外交部、駐外館處分送給僑胞與外國人士，以確立中華民國對日抗戰主導權，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對於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也有相關談話，引發外界關注。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羅坤燦接受訪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歷史問題立場非常清楚，歷史不容遺忘，對歷史議題採取就事論事、恩怨分明態度，希望日本政府正視史實，秉持誠意、客觀、公正態度，反省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記取教訓，以前瞻思維、負責任態度跟周邊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和平與繁榮。」國民黨政府的動作、國防部的宣傳、羅秘書長的談話，在他們本身的立場而言，想必自認為是在替國家爭國格，用心良苦。但是我們站在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立場來看，這些動作其實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對台灣不利的。歷史的解釋，必先確立主體立場是什麼。亦即要問「我們」是誰？我們當然是台灣。以所謂「對日抗戰」的主題而言，台灣的「對日抗戰」與中國的「對日抗戰」是不同的。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是被滿清在馬關條約「永久割讓」給日本的日本領土。中日戰爭（中國對日抗戰）的八年之間，日本怎麼可能讓做為日本領土的台灣對日抗戰？但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之間，台灣人確實也有層出不窮的抗日行動，包括1895到1902，以及1907到1915，幾乎年年都有台灣人的武裝抗日行動；1920年代更有蔣渭水等社會精英的非武裝抗日運動；1930年更有由莫那魯道領導的賽德克族的霧社抗日事件，驚動國際。所以，在形態上、時間階段上，台灣人的抗日行動與中國的抗日完全不一樣。歷史解釋必先確立「我們」是誰，才能真正認識史實，以下例子是最好的說明：有一次歷史學者李筱峰對大學新生做了「台灣史常識測驗」，測驗題目中有一個題目這樣問：「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遭受何國飛機空襲？」竟然有20%學生答「日本」。李教授問他們為何會有此印象，學生回答說「我們不是對日抗戰八年嗎？」，當然這是中國國民黨洗腦下的觀念。原來學生心目中的「我們」不是腳踏實地的台灣，而是對岸的中國。沒有真正的「我們」的認同，得到的歷史知識竟然如此荒唐！搞不清楚「我們」是誰，就認不清真正的「我們」自己的歷史；反之，透過偏頗、錯亂、「非我們」的歷史，也必然對「我們」的身份認同產生錯亂。中國國民黨政府砸下大錢要紀念「八年抗戰」，要和中國爭抗戰歷史的解釋權，其實這是外來流亡政權的殖民意識的繼續發酵。即使爭到了解釋權，對台灣並無意義，反而有害。因為這套歷史解釋的背後的「我們」，是以中國為主體，不是以台灣為主體，有助於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而不利於台灣人民對台灣的自我認同。我們認為，與其吹噓「八年抗戰」，與其和中共爭抗戰解釋權（其實二戰期間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在對日抗戰都有功勞，何必爭？），倒不如正視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日運動，我們不只「抗戰八年」，應該有「抗戰四十年」吧！了解我們自己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爭，總比聽國共兩黨吹噓「八年抗戰」要有意義。更何況，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中國會「抗戰勝利」嗎？再者，對於亞東關係協會的羅秘書長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也有些感言。要日本正視歷史當然很好，問題是，中國國民黨自己都不正視台灣歷史，要求別人正視歷史，實在滑稽。過去台灣史是長期被中國國民黨政權打壓的。直到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才開始有了較多台灣史的教學。但是馬英九上台後，台灣史又要開始遭受閹割！去年初有關歷史課綱的所謂「微調」即可見其。我們試以課綱「微調」中強調對日抗戰的部分為例來看。李筱峰教授曾為文（〈李友邦的悲劇與歷史教育—兼論課綱「微調」〉舉例指出：課綱微調其中特別增加「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的內容。一個中學生如果只讀這種「微調」課綱所編撰的歷史課本，對李友邦的認識大概就是「台灣人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一定不可能知道這個「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最後竟被「祖國」槍斃！其實是一個悲劇人物。李教授指出，歷史的理解應該多面且宏觀，歷史教育也該如此。然而，觀察李友邦以悲劇結束的一生，再對照這次教育部的歷史課綱「微調」下的李友邦，僅擷取李友邦赴中國參加抗日行動的經歷來寫，明顯只是「選擇性」的編寫歷史。「台人參與祖國對日抗戰」顯然符合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正確」的需要，因此就特別擷取這個片段寫入課本，但是李友邦最後遭「祖國」處決，則隻字不提。其實這段「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才是台灣人更該記取的歷史教育。這種選擇性的教材，無助於對歷史的多面理解，不能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這是在利用歷史，而不是從歷史得到教育。黑格爾曾挖苦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此言不是在強調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在反映人類不懂歷史。不懂歷史即罷，如果為了既有的「內定結論」來利用歷史、操弄歷史，用充滿著神話、偏見、歪曲、斷章取義的教材來「教育」學子，而致產生誤導，那就是「反教育」了。再者，歷史教材固然不該為了意識形態做選擇性的取捨，然因篇幅有限，不可能毫無選擇，巨細靡遺，因此教材的選擇必不可免。質是，教材選擇除應多元而宏觀之外，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例如事件影響的深淺、規模的大小、遠近的關係等等。萬不可捨影響深者，而取影響淺者；不可捨規模大者，而取規模小者。以李友邦參加中國抗日的「台灣義勇隊」而言，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並無結構性的影響；在台灣史上，也沒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論規模與時間，這個運作約六年多的「台灣義勇隊」，人數只有原先的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而已。這樣的時間與規模，如果拿二二八之後在日本、美國、歐洲發展出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許多組織（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相比，長期在海外為台灣人發聲時間長達五、六十年，參加人數成千上萬，而且成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屬海外留學生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海外台獨運動與組織不僅影響國際政要，也對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如此天淵之別，如果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必須寫入課本，則台灣獨立運動的諸多組織與團體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了？然而卻隻字不提。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中國國民黨拿歷史當政治宣傳，不敢正視歷史。怎好意思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希望中國國民黨當局不僅要正視歷史，更應該結束流亡意識，拋開故國情懷，落地生根立足台灣，一起和台灣人正視我們台灣的歷史！

魏應充黑心油案件，提高到三億交保。2015年02月03日19:36 作者：周武榮（律師）魏應充黑心油案件，為什麼提高到三億交保，不免讓人懷疑這是一個，原本就設好的局。一開始彰化地院用突襲的方式，在羈押原因尚未完全消滅的時候就臨時裁定魏應充交保，外界早已傳出魏家已經準備好三億現金。高院發回交保裁定，魏家律師也對外表示意料之內，那是不是，原來所準備的三億保證金，其中兩億就是要等發回後，提高保證金再加碼，來平息民怨之用？不然怎麼外傳的金額這麼剛好，難免啟人疑竇。法律正義的最大的價值在於平等，魏家黑心油案，社會大眾不僅在等待法院的判決，更觀察著法院每一個程序動作。但這案件竟然違反院方羈押人犯，證人全部交互詰問完，言詞辯論或判決後始交保的慣例。高院既然撤銷原裁定，發回地院更裁，就是高院法官認為，仍有串證或逃亡的疑慮，那麼新的羈押或交保裁定，是不是一定要由，原合議庭處理呢，如果交由他組法官審查裁定，會不會違反法官恆定原則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裁定收押人犯，本來就不一定要由審理案件的法官處理，法院收押人犯大部分都是由值班法官審查，有時候輪到民事庭法官值班時，羈押與否，還是仍由專辦民事案件的法官裁定。魏應充在審理過程全盤否認犯罪，而且都很意外的，在毫無預警的狀況下，都已經迅速準備好，第一次裁定交保的一億現金，也很奇怪的剛剛好，準備外傳的三億現金，辦理第二次交保。如果這不是一個設好的局，實在讓人納悶，怎會這麼剛好，就是三億？是不是早知道，反正交保裁定，還是由原合議庭評議，原來的三位法官第一次，既然已經決定交保，當然不可能，再自行打臉裁定收押，最多提高點保證金平息民怨，。司法院未來對於重大社會矚目案件，甚至於一般案件，在高院已經撤銷原地院合議庭裁定時，是不是立法或立規，新裁定應交由其他法官審酌，這樣子對於一般民眾的司法信賴，也比較能加強，這並不會影響法官獨立審判的憲法規定，也沒違反法官恆定原則。

 形成國家意識的第一要務，就是「認識自己」。台灣的問題與盲點，是與中國關係糾纏，尤其在中國長期指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下，讓國際看不清事實真相，中國意識意圖支配台灣現狀。台灣必須要有自己的主體意識，才能與中國作區隔。長久以來，台灣民眾在學校教育和應付考試下背誦過許多國際條約，但與台灣有關的條約反而認知不足。就算聽過諸如「舊金山和約」，也不復記得內容是什麼？與台灣又有何關聯？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青年學子，應當多瞭解影響台灣國際地位較大的幾個條約，像是「馬關條約」、「舊金山和約」、「台北和約」及台美「協防條約」，從中可瞭解台灣受國際政治因素影響形成的命運與代表的歷史座標。台灣人應多瞭解自己的歷史，包括1684年清朝康熙皇帝將台灣劃入清國版圖；1885年台灣獨立設省；1895年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此後台灣就不再是中國的一部分。從歷史的年代顯示，台灣並不是自古即屬於中國。現在，台灣主權已回到台灣人民手中，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如果台灣對影響自身主權的條約都不知道，反而是在腦海中裝填一些過去只為應付考試、卻與台灣並無關聯的「曖琿條約」、「恰克圖條約」、「伊犁交涉」等內容，那就太遺憾了！此外，如能檢視與台灣命運習習相關的一些重要條約，也就更不難領悟，中國政府長久以來對外聲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說法的謬誤。儘管北京領導人一直主張「台灣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就國際法與歷史事實來看，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未曾在台灣行使主權，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二月二日是台灣國寶畫家陳澄波的120歲冥誕，這一天網友發現Google台灣首頁換上陳澄波的畫作《淡水夕照》。（照片摘自網路）2015年02月04日00:04 作者：張肇烜（醫師）二月二日是台灣國寶畫家陳澄波的120歲冥誕，也在這一天網友發現Google台灣首頁換上陳澄波的畫作《淡水夕照》。這幅畫創下台灣藝術家拍賣價值最高紀錄，總值2.1億元。陳澄波也是第一位登上Google首頁的台灣人！出生嘉義市的陳澄波被譽為「台灣梵谷」，兩人的境遇也有相似之處。梵谷的一生貧困潦倒，生前只賣出一幅油畫《紅色葡萄園》，他卻自信篤定地說：「往後他們會承認我的作品，我死後他們肯定會寫我。」梵谷死後的藝術成果真如同傳奇，可惜他在三十七歲那年舉槍自殺。陳澄波也死於槍擊，他的一生是台灣傳奇，然而歷史課本不只沒有寫，陳澄波的名字還塵封隱埋了三十年。生於嘉義市的陳澄波，快三十歲才到日本學畫，當時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陳澄波以畫作《嘉義街外》入選日本帝展，成為台灣有史以來以油畫入選的第一人，實屬不易！台灣「光復」之後，熱心的他被推舉為嘉義籌備會的副主任委員。 陳澄波也加入國民黨並當選嘉義市第一屆參議員。二二八事件爆發，風暴很快席捲嘉義，陳澄波擔任和平談判代表前往水上機場和軍方談判卻反遭拘禁刑求。非常諷刺地，三月二十五日，恰是中華民國的「美術節」，台灣一代畫家陳澄波沒有經過任何審判，因為「叛亂暴動」的罪名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決。他怎麼也料想不到，畫筆下鮮彩亮麗的故鄉嘉義，會是他的含冤葬身之地。陳澄波當天跪在囚車之上，雙手被反綁，背上還插著死囚牌，被押著遊街，最後在嘉義市火車站前遭到公開槍決，曝屍街頭。「台灣梵谷」陳澄波就這麼遭槍決身亡。他和梵谷一樣充滿自信，生前曾對妻子張捷說：「我留下的圖畫，以後會庇蔭你們，使你們生活改善，不用煩惱。」陳太太張捷好勇敢！當時儘管家中頓失支柱，她仍鼓起勇氣，堅持花錢請來攝影師拍下陳澄波的最後遺照。張捷女士把這張照片藏在陳家神主牌背後幾十年，並且妥善保留陳澄波遭槍決時身上穿的血衣，彈孔清晰可見。當大家噤若寒蟬，將陳澄波的畫作當銀紙燒掉之時，她悉心保存她所擁有的陳澄波其他畫作，等待與蟄伏，終於盼到幾十年暗不見天日的威權歲月過去，所有證據也一一重見天日。台灣國寶畫家陳澄波沉冤的積雪如同他生前最後的畫作《玉山積雪》一般，終召得雪。陳澄波的死亡戶政檔案也在去年揭密展出。在當時肅殺環境之下，沒有人願意幫忙陳家人，他們只好拆下家中的門板把陳澄波曝屍街頭的遺體運回家。那時也沒人敢開死亡證明，直到半年後才由鄰居賴甲寅醫師協助開立，死因寫著「變死」（即台語「砰死」，槍斃的意思）。滿身熱血化作油彩，陳澄波葬身在最熱愛的嘉義街頭，這是一幅最淒冽的死亡之畫。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遺憾的是過去歷史被刻意隱略，在陳澄波120歲誕辰的當天，《維基百科》裡關於陳澄波的篇章，所有「國民黨」的字樣都遭到刪改。歷史是一面鏡子，照亮過去，照亮現實，也照亮未來，斑斑可考的歷史真相不該再被掩蓋，唯有了解歷史不再重蹈錯誤，台灣才能真正實踐轉型正義。

政客與奸商們可能花樣百出，不過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遮掩真相轉移焦點！2015年02月03日12:35 作者：路懷宣 最近看了2014上演的「Kill The Messenger」，中文翻譯為「告密者」，是一部改編自真人真事，由傑瑞米雷納自製自演的電影，內容描述榮獲普利茲獎的記者蓋瑞韋伯（由傑瑞米雷納飾），基於記者的正義感，在地方報紙上逐篇揭露美國中情局（CIA），從雷根至柯林頓執政時期，為了讓尼加拉瓜的反政府份子對抗由蘇聯扶植的當地政府，因此在加州等地以走私並販賣毒品的方式籌措軍費，一方面為了逃避國會的監督，另一方面進行貪污腐敗。 這部片子的重點在告訴大家，就算美國是將新聞自由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但掌權者為了一已之私還是照樣操弄媒體，甚至不惜讓爆料的記者「被自殺」！更令人驚爆的是，片中暗示原來當年柯林頓與陸文斯基的誹聞，非常可能只是為了遮掩CIA的醜聞而「製造」出來的「腥聞」！ 此外，這部電影也給了記者或爆料者一個教訓，那就是必須先掌握關鍵證據，也就是所謂的「保命符」！例如相片、錄音或錄影等，而且不要一次「梭哈」，一定要以「切香腸」的方式逐步爆料，再視對方反應進行下一步的行動，否則爆料不成可能反被對方所噬。 而片中的記者正是如此，雖然他盡了查證的義務，也記下了人事時地物，但可能是地方報社出身訓練不夠，因此並沒有在查證的過程中為自己留下任何的「保命符」，導致後來CIA可以全面否認，並且以各種方式對記者進行人格謀殺，例如將記者之前對婚姻不忠的劈腿給翻了出來；總之這些東西的手段都差不多，目的就是要將爆料者鬥臭以打擊其公信力，如果還是不從就使出終極手段的「被自殺」！ 其實以上情節在台灣似曾相識，尤其是在馬英九主政的這幾年，只要一有狗屁倒灶或貪腐情事，好像就有「大內高手」使出「乾坤大挪移」的賤招，目的就是製造其他事件來轉移焦點！例如葉世文爆出貪腐，進一步可能牽涉某些「高層」之際，馬上就有「頂新黑心油」爆發佔據媒體版面？不料「頂新黑心油」又連環爆而扯出對馬英九可能的違法獻金，馬英九就用司法手段恐嚇記者，甚至讓記者覺得自己隨時可能「被自殺」！ 總而言之，雖然政客與奸商們可能花樣百出，不過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遮掩真相轉移焦點！因此只要大家不隨媒體起舞，時時以智慧判斷新聞事件，而媒體記者們在堅持正義之時，也切記為自己留下「保命符」，並且「有節奏」地爆料，就能讓這些竊國蛀虫們的嘴臉完全現形。

 「法院就是國民黨開的啦！」這句話經常出現在各大論壇上。確實，似乎總是有一些弊案，只要跟國民黨扯上關係，就會出現不了了之的狀況，不過，到底是媒體渲染，還是國民黨真的常常在法院得利？法院真的對民進黨比較差嗎？這些問題必須由一些系統性的數據來回答。司法院憲法法庭。圖片來源：維基圖庫。中研院研究員吳重禮即對此做過一項研究，以2000年至2010年期，探討台灣賄選案件的判決結果。其以層狀勝算對數模型得出的結果是：國民黨籍在賄選案件當中的審判並沒有佔有優勢，相對來說，甚至民進黨籍在賄選案當中比較容易得到無罪或緩刑判決。所以，原來法院是民進黨開的？其實這個問題非常的複雜。首先，跟政黨有關的案件，賄選僅是冰山一角，第二，我們必須要認清一件事：貪污案件的相關戰場根本不在法院。大家都知道，法院是不告不理的，因此只要檢察官不起訴，法院根本也無從對該案件做出審判。所以，當檢察系統獨立性不彰之時，很有可能會發生兩件事：（一）檢察官刻意不動較大咖的貪污者，法院自然也無法審判；（二）檢察官仍舊起訴貪污者，但送出的證據根本不夠。在台灣，雖然兩個現象都存在，但是在賄選方面卻比較沒有這些問題。由於賄選的證據並不難證明，檢察官通常蒐集好證據之後即可起訴；只要有民眾檢舉，檢察官自然也有壓力，因此只要沒有什麼「上級指示」，賄選起訴與定罪的情形還算普遍，這也是為何研究顯示國民黨籍的候選人有大量被起訴與定罪的狀況。所以，我在這邊說的兩大問題，其實甚少發生在賄選案件，而多見於「當選之後」的情形。亦即，檢察系統獨立性真正受到挑戰的並不是候選人的賄選案件，而是證據上一直以來較難證明的公務員「收賄」與「濫權」這兩種犯罪。偏偏這兩種犯罪，才是最與人民切身相關的（而這兩者並不在上述的研究模型當中），我們一般民眾看到辦案的速度一拖再拖，或者根本不予起訴的情形，大多出現在收賄與濫權這兩種犯罪上。如果對台灣政治有注意者，會發現許多相關的無罪判決都是根基於兩個現實：第一、證據根本不足卻起訴，也就是起訴個「大概」而已，第二、法院用理論畫地自限，使貪污者不被處罰。前者關於起訴的問題有賴檢察系統獨立性的改革，後者當然必須最高法院自我革新，才有辦法讓其餘法官遵從。總結來說，只要案件的「入口」──也就是檢察官──有所偏差，法院的判決結果在觀察上極有可能失去效度。台灣的檢察一體，讓上級檢察長可以針對起訴與否上下其手，這使得政治黑手更難被數據察覺。如果這再配合最高法院的無能，下級法院更無法有效地利用學說見解發揮體系解釋的能力。這些現象，使得要觀察「法院是否是國民黨開的」一事更為困難。這都還是普遍性的問題而已。如果今天把「濫權罪」擺在核心來討論的話（例如公務員圖利廠商等），因為此種犯罪涉及公務員、黨、地方派系、企業等四方關係，其情形更為錯綜複雜，不只是檢察官容易和地方結構有共生關係，甚至有些待久一點的法官都難逃黑手魔掌。只要金融案件牽扯到黨與企業時，公務員的濫權通常只是其中一環而已，所以當整個案件曖昧不明之時，很難對公務員的濫權做追訴或定罪。在現代社會當中，學者常常說法院有一種「尊敬企業」的現象：當難以判定公司責任時，會以公司內部規則做出有利公司的判斷，這種現象大概是舉世皆同的。然而較被學者所忽略的，是檢察官針對企業的「暫緩起訴」現象，除非是新聞鬧大到迫不得已，檢察官常常不願意對企業動手。這是檢察官故意為之的嗎？是因為檢察官被上級指示什麼嗎？其實未必。通常企業都有意願與檢察官協商，支付大量罰金顯示誠意，並且承諾建立某些規則預防未來的損害。至於先前犯的過錯，常常可以遁入「技術性過失」、「未有因果關係」來免責，在BOT等情形更可以遁入契約法的保護當中。在民意普遍對白領犯罪無感之下，檢察官對企業較為友好可說是系統性的原因，而非個人因素。然而這樣的問題就是，政府機關濫權使企業得到利益的案件幾乎在司法上被隱藏，而這正才是真正的犯罪黑數。別的不說，說工程案好了，請問誰念的出來幾個有名工程案的包商名字？有些甚至在媒體上還找不到呢。這樣的情形在美國也確實存在。有趣的是，美國在1980年代時，民意是特別希望處罰政府與企業的勾結。只是由於政府與企業的犯罪過於複雜，當時學者即建議與其處罰，不如讓公司自治，讓企業普遍設立職業道德訓練以及法律專責顧問，讓企業自我健全。當然後續的發展可想而知：企業的法律部門鑽研出更多的方法逃避責任，而法院竟然還發展出一個「企業減刑」規則：只要企業有健全的內部訓練，最後犯罪的罰金最多可減少六成。所以只要花點錢做足表面訓練，根本等於是在買保險，划算的不得了。台灣雖然還沒有這種對白領犯罪特別放寬的規則，但是卻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慢慢調查」的潛規則。使得特定的官商勾結更不明朗，而民眾也永遠只能看到「賄選」、「收賄」這兩種較為普通的類型被起訴、定罪，反而把焦點模糊了。事實上，暫緩調查與起訴有它的利益與好處，但在台灣的特殊情況，因為沒有把公務員濫權和公司犯罪確實地拆開，使得前者在後者的保護傘下，形成一個三不管地帶。所以回到最原本的問題，法院到底是不是國民黨開的？其實一言兩語很難說得清。排除少數法官，法院確實是獨立的，而檢察官雖然獨立性較低，但至少在賄選案件中展現了其獨立性。所以要真正研究法院是不是偏好國民黨，則必須要深入企業犯罪與一般貪污案檢察官受到操縱程度的高低才能窺見全貌。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比較擁抱新自由主義的政黨，與企業的關係越深，則其犯罪黑數就越大，至於哪個黨擁抱企業比較多，就交給各位讀者自行判斷好了。不過拋開陰謀論，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即使法官和檢察官全部都獨立，任何先進國家的法院規則都有可能偏好與企業關係較好的黨，這原本就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也是一個有待大夥兒解決的法政現象。

 立委與總統是否「併選」，朝野立場與觀點，因九合一民意大翻轉而跟著易位。拍錯馬屁的中選會立場尷尬，勢將騎虎難下。四年前，本屆立委（第八屆）與總統（第十三任）選舉，中國國民黨主張「併選」。當初，中選會支持的理由是「節省人力物力、減少動員與社會分裂」；其實，當年「併選」是難兄（馬英九）巴著難弟（諸侯），由小雞（立委）幫母雞（總統）動員兼護盤。至於省錢的說法，根本就騙很大，因為「併選」只會拉高立委投票率，進而讓國庫支出更多政黨與候選人的選舉補助款。四年後，國民黨眼見九合一不分地域的遭到全面翻盤，不少國民黨諸侯（區域立委）不願跟同黨總統候選人「同日共忌」，已有新竹縣選出的該黨籍立委徐欣瑩率先退黨跳船，隨著選戰日期的逼近，預計陸續會有政客跟進、自救、求生。最尷尬的莫過於政治嗅覺嚴重失靈的中選會，還以為國民黨在下屆立委與總統選舉依舊偏好「併選」，於是操弄公聽會、網路民調支持「併選」的主張。豈知，新任的執政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日前公開反對「併選」，這使得拍錯馬屁的中選會立場頗為尷尬，已騎虎難下。本月十二日，中選會將就總統與立委是否「併選」的提案加以討論並議決，全民應緊盯該會，如何幫執政黨圓謊與善後。（作者為反賄選研究室負責人，臺中市常任選舉監察小組委員）

 台北市長柯文哲接受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訪問時，對解決台灣、中國兩邊關係的主張，提出「兩國一制」的新思維。由於它的「新」，導致紅藍綠三方都吃了一驚。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出於制式反應，要為「中國」背書，先出言恐嚇再說，卻提不出站得住的理由；民進黨也不敢輕易表態。柯文哲的確言出必行，不但超越藍綠，也超越紅營。第一，台灣的新黨是紅營，接受「一國兩制」，主張立即統一，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唯一代表」的「一個中國」；國民黨主張中華台北而不見其「國」。綠營主張主權獨立，民進黨承認目前「中華民國」的現狀，深綠則主張建立「台灣國」。而柯文哲主張台灣是一個國家，先不理這個國家叫什麼名字。第二，紅藍綠偏重國家的名字定位，柯文哲卻還強調制度，這個「一制」當然是民主制度，因為他是民主制度選出來的市長。即使中國抗拒民主制度，它也難於公開反對民主制度，大不了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老調。只是是否符合國情，要人民說了算，中國敢進行公投嗎？總之，柯文哲的主張兼顧主權與制度，是處理台灣海峽兩邊關係最好的主張，也只有「兩國一制」，才有台灣的國家安全。也因為如此，正如柯文哲所預料的中國會「中邪」，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果然揚言要抵制《雙城論壇》與世大運。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好事情！《雙城論壇》是不平等的論壇，因為以台灣的首都對上中國的地方城市，這是馬英九作為台北市長時做出來的喪權辱國決定。取消最好，也不必聽任中共藉此來統戰。抵制世大運也很好，柯市長本來就想取消世大運，為台北市民省下龐大經費，興辦許多事關市民福祉的事業；但礙於這是國際承諾而不易做出決定。如今中國抵制，柯文哲應該趁中國收回去以前發表一個聲明表示，鑑於全球人口最多國家中國的抵制，世大運辦下去已經沒有意義，因此可能停辦，壓力遂轉到中國。至於台北市那些靠世大運發財的官商勾結集團，你們去向習近平索賠吧。當然，柯文哲還不是總統，他的主張還不能在全國貫徹，但是有溢出效應，給民進黨在和中國打交道時提供許多空間：不應該向國民黨權貴那樣投懷送抱充當買辦，而是作為價碼向中國展示台灣民眾的意願。國際上也可以從中了解台灣的民意，尤其西方國家應該制定更加符合實際的中國政策，而不是聽任中國踐踏台灣的人權。至於柯市長有關「殖民地」的語錄，立意甚佳，只是講話不夠周延，尤其是沒有區別西方民主國家與中國獨裁國家不同殖民地，那是另一個話題。（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台北市長柯文哲以被殖民喻示：「接觸文明越久，文明化程度越深」，經美國《外交雜誌》以「殖民時間越長就越進步」報導，引發一些批評。顯見，「殖民」這個日本喜愛用「植民」表述的語字，在被殖民者心目中的負面化。「華人社會因被殖民而進步」也刺痛中國文化沙文主義症候群的神經。確實，殖民是好幾個世紀、歐洲帝國藉其國力向世界開疆闢土掠奪的強權歷史。這是國家之惡，任何帝國化的國家都留下這樣的歷史。歷代中國的強盛時代，不就如此？帝國日本的時代，步歐洲列強之後，對其他國家的進占也留下劣蹟。殖民與反殖民論述留下許多對歷史檢討的見解，既是傷痕印記，也是歷史形跡。柯市長的意思會被曲解，有簡化之意。這是帝國、列強自以為是的心態，存在於殖民者本位主義，應更深刻思考。但近現代世界之改變，留有殖民傷痕，卻是事實。將殖民傷痕轉化為自我癒合，進步的勳章，在獨立為新興國家之後，發展出進步社會，才是被殖民過民族與國度自重之道。柯市長提到新加坡、香港與台灣。這三者：新加坡是一個國家；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台灣應該是一個國家又不是一個國家─糾葛在國共中國的羅網之中。新加坡是華人為主加上部份馬來人和印度人組成的國家。從古中國移民馬來西亞，被英國殖民後，從馬來西亞獨立，並非從中國脫出。李光耀的法性格帶領新加坡成為一個以工商經貿為重的城市國家，但民主化評比並不高。香港是大清帝國時期租借給英國，在國共中國糾葛中，發展出通商貿易的繁榮景象。和新加坡一樣，也因殖民者行政、法治良好條件下，與中國有高度反差。可惜，沒有獨立成為一個國家，無法發展出自己的後殖民國家樣貌。台灣是大清帝國戰敗割讓，被日本殖民五十年，卻未在脫離被殖民後獨立，又被迷惘中的祖國：國民黨中國，以類殖民據占統治的不正常國家，仍然在尋求自我重建的政治過程中。如果一九四五年，台灣獨立為自己的國家，法秩序文明性會優於新加坡和香港。被期待也被傷害的台灣，在「國家」的視野應該優於新加坡、香港。柯市長品評文明條件，看出來僅僅是法秩序的一面，局限於工具論，但也有值得台灣反思的地方。（作者李敏勇，詩人）

 面對一片質疑，《外交政策》公布採訪錄音檔，原來柯文哲是說：「被殖民越久，果然越高級，滿丟臉的。」但事情還未明朗，中國官方喉舌《環球時報》便痛批，「殖民進步論」是「為被殖民唱讚歌」。台灣藍營、統媒的論調，基本上也不出這個中心點。中國網民所謂的：「唯有不斷壯大我們的實力，才能看得住這個一心向外的婊子。」恐怕才是他們赤裸裸的想法吧。發此論者，完全不顧台灣無法自主的悲情，他們批判日本殖民台灣，痛罵皇民，卻不反省「同屬一個中國」、「同屬炎黃子孫」，對台灣何等粗暴。台灣的歷史，大部分是被統治的歷史。大航海時代，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相繼統治台灣的一部分。鄭成功集團則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建立漢人為主的政權。最後，大清帝國消滅鄭氏，併吞台灣。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台灣依「馬關條約」割讓日本。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終結，日本向盟國投降。一九五二年雙方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在此之前，蔣介石政權流亡台灣，民主陣營因圍堵共黨擴張，默認「中華民國來台灣」。直到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選，由台澎金馬二千三百萬人決定自己的領導人。反觀中國，近代受帝國主義侵略，至今民族主義還是當權者的權力春藥，只要調動反日、反美、反英的措辭，受屈辱的民族記憶便泉湧而出，一致對外於是轉移了內部矛盾。諷刺的是，多數當權者，嘴巴反外，行動媚外，子女往帝國主義國家送，連貪贓枉法所得，也往帝國主義國家藏。可見，反帝反殖民，不過是他們在國內壟斷權力的工具。他們之所以高調反帝反殖民，不時在歷史傷口抹鹽巴，無非是遮掩自己在國內「對內殖民」的事實。今天，「新中國」依舊與被侵略、被殖民時代的「舊中國」類似，還是專制、獨裁、封建、人治，有待真正的解放。台灣則早已走上民主的不歸路了，只是，人民擁有選舉權，卻未完全當家做主，制憲、公投、罷免、自決還受壓制，「主權在民」，尚未成功。幸好，越來越多台灣人民覺悟到，未來的歷史必須從台灣的主體性出發。過去的被統治、被殖民經驗，酸甜苦辣，都已經是過去式，仇恨與緬懷都不是正確的態度。負面的嚴格批判，正面的批判繼承，才是健康的態度。這次的口水戰雙方，各護其短，也各曝其短，因為兩者都淪為歷史的俘虜，沒有看透歷史積澱是無法取消的，我們能做的該做的是：點明一條自主走向未來的路，建構台灣人民的主體性；而同有被殖民經驗的國家，更應該以互為主體的關係體諒互助。回顧過去，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都有其包括霸權與利益的意圖，絕非慈善家。如果有所謂的「殖民進步論」，也不是殖民主義者的主觀善意，而是客觀甚至意外的產物。台灣、香港、新加坡可能是幸運的例子，更多不幸的殖民地，資源被掠奪、掏空，傳統價值、權力結構、文化脈絡遭到顛覆，之後淪為一蹶不振的第三世界國家，貽禍至今。柯文哲應該要見識到這一點，不能浪漫想像。至於，香港在殖民時代，成為繁榮的東方之珠，一九九七年「回歸祖國」後卻每況愈下。附和中國「為被殖民唱讚歌」之論者，是不是應該先照照鏡子？柯文哲的殖民問答，主要不在說錯甚麼，因為公布的錄音檔，也沒有甚麼大問題。他的缺失反倒是出在沒有把話說完整，也就是，因為被殖民幸運獲得進步的國家，應該善用先人付出代價換來的資產，追求主體性的未來，這是歷史唯一的救贖。而很多批評者，由於對殖民者尤其是日本的仇恨情緒，不容任何美化之言，但自己卻忙著為中國併吞台灣鋪路，不惜讓台灣重蹈被殖民的覆轍。這些今之古人的認識盲點，有待新青年、新公民來澄清。從太陽花學運來看，或許，對殖民得失既不緬懷也不仇恨的新一代，更能展現主體自信來超越此一歷史課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