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大屠殺已屆滿六十八週年，從當年國民黨執政當局的禁忌、竄改的歷史、掩埋的真相中，經過多方的努力，直至今日，我們已經能用「和平紀念日」的名義，公開地悼念在這場計畫性大屠殺中逝去的罹難者。二二八這一天，是台灣的國殤日。這個假，是兩萬八千多名無辜罹難者的鮮血堆砌起來的；這個假，是建立在台灣近代史最大的傷口上；這個假，是要我們沉澱心靈、追思緬懷這場屠殺悲劇；這個假，是要我們戮力落實轉型正義、去除黨國殖民體制的餘魅，並建立一套完整的體制，使之永遠不再發生；這個假，是要我們正視史實、確立台灣史觀，做為台灣民族永續前進的動力；這個假，是要我們記住台灣最重要的價值，絕非讓我們拿來娛樂的。二二八給台灣帶來的巨大傷害，並不僅僅是罹難者肉體的消逝而已，而是整體民族發展的斷層和民族性的扭曲。今天是二二八屠殺六十八週年，全國各地的同胞，請您花一點時間，到各縣市的二二八紀念碑去獻上一束百合花、或到台北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去了解歷史脈絡，去用心感受六十八年前，台灣先人前輩們所經歷過的苦難和痛楚；真相未明之前，在二二八這天，高雄鎮壓的砲聲仍在震動、基隆港海水顏色仍是殷紅、台北廣播電台的號召仍然迴盪、嘉義車站前陳澄波的身影仍然徘徊、南投烏牛欄二七部隊學生抗暴英姿也未曾消逝。（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觀賞奧斯卡頒獎的表演，感情充沛的R＆B歌手約翰傳奇加上凡夫俗子的RAP絕技，二人合唱了電影《逐夢大道》的主題曲「Glory」（榮耀），而這首歌隨後也得到了奧斯卡最佳電影原唱歌曲獎。電影探討種族歧視、人權與民主，歌聲傳誦著金恩博士帶領抗爭的故事，演唱的同時，台下來賓哭紅了眼，得來不易的自由與平等，真教人甘裡又閣嘸甘。原以為唱完就沒事了，沒想到竟然得了獎；原本以為得獎感言大概又是感謝一長串人，但沒想到他們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挺香港的佔中。德不孤，必有鄰，只要敢大聲爭取自由，就一定會有人相挺，香港人的怒吼，美國人聽見了。怕只怕自己不敢逐夢，沒有核心價值，小鼻子小眼睛加上逐利苟活的小確幸，以為靠在宗主國大哥身旁有大哥罩，就不用在乎什麼主權、主體性了。尊嚴丟一邊，榮耀腳下踩，誰會為你挺身而出？

 二二八六十八年紀念日的前夕，教育局指導下的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人權議題輔導小組，施行本年度國中小「走讀人權」公開授課的行動是令人嘉許的，但其編輯印製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參訪學習手冊第八頁竟然標題著「臺灣回歸中華民國」並寫著日本投降後臺灣人由「日本人」轉變成為「中國人」……教育是百年大計，雖說歷史向來是常被掌權者或統治者片面主導與撰寫，但是時處廿一世紀的現代台灣，如此不宜的文字敘述，應該有所修正吧。三％的改變稱作「微」，六％的異動也可叫做「微」，相信普羅大眾尚可接受這樣「微」的定義。若是六十三％的比率仍被硬說成「微調」課綱，諒必絕大多數人是無法認同的。話說二○○三年，當年已屆「不惑」之年四十四歲的柯文哲，詢問其父母為何家中領有一張陳水扁總統頒發的二二八受難者「回復名譽證書」才了解他阿公柯世元是當年二二八的受難者，從此他把那張回復名譽證書掛在台大醫院辦公室牆上。今年在臺北二二八和平公園二二八紀念碑前的中樞紀念儀式，報載柯Ｐ決定將以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名義出席，因為他體認這個身分是永遠的，而「市長」身分則是短暫的。其實一九九七至二○○○年臺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受難者名單與相片牆面區，是有預留版面以利更新updated設計的，因為那個恐怖的時代，臺灣社會是被噤聲的，受難者的家人更是多數不敢保留任何資料或照片，所以後續出現的史料與證據是應該被加添上去的……去年柯Ｐ決定參選臺北巿長時，八十二歲父親表示反對的理由是：他在二二八裡痛失父親，不想再失去兒子！為何六十七年過去了，那樣的惶恐仍在柯爸心中作痛？盼望每個人都能「將心比心」，這才是臺灣的「二二八人權」教育進步的課題與動力。（作者為臺北二二八館資深解說員）

 馬英九一天量三次體重，可能比靠身材吃飯的名模還多，而如此重視外表的人，照鏡子的次數恐怕只多不少。可惜，量體重或照鏡子，只能看到外表，卻看不透內心的世界，而馬英九最令人厭惡的，不是外表，而是陰暗的內在角落。馬英九雖未垂垂老矣，但不復當年的英姿煥發，如果還想賣弄肉體，恐怕更令人作嘔，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小馬哥時代，馬英九是走在雲端的神明，法力如何不得而知，但法相莊嚴，一出場即可吸引眾多信徒頂禮膜拜，尤其女性同胞，只要能瞻仰他穿著小短褲慢跑或補釘的泳褲游泳，便全身充滿法喜。如今肉體不再青春，眼袋厚重，胸部下垂，慢跑還差點休克，肌肉男形象逐漸崩壞，再也吸引不了師奶的目光，此時一天量幾次體重或照幾次鏡子，都已無濟於事。大自然的規律是殘酷的，民意的變換更是無情。靠外表起家的馬英九，肉體既已衰老，如果再拿不出真本事，當然會被民眾所唾棄。悲哀的是，馬英九從台北市長八年、總統六年多，快十五年了，卻把一個好好的台灣治理得「離離落落」，證明他是一個沒有本事的人，最後得到「九％總統」的認證，真是實至名歸。很多人對於馬英九槓上朱立倫的行徑，如發表千字文翻桌、拒絕與朱共同放天燈、說什麼「狗咬呂洞賓」的問答等，像是鬧彆扭的小孩，感到莫名其妙，無法想像。但一個缺乏本事，又沒外表的人，要做困獸之鬥，根本力不從心，除了耍脾氣，鬧情緒，不跟你們玩了，還有什麼步數？﹙蘇多﹚

 作者表示，當我們還在嘲笑北韓人結婚前要向偉大的領導人敬禮，對於在校園成長記得不能玷汙「蔣公」的我們，其實距離認清史實並付諸行動的轉型正義，還有一哩路。圖為被黑布掩住雙眼、批上血色白袍的陽明蔣介石銅像。（照片截自臉書）2015-02-27  14:37◎陳佑詳幾天前，筆者和一群校內、校外的朋友分別參與了裝飾校園內蔣介石銅像的活動，一如往常受到部分媒體的關注，也引起部分校內師生的討論；如同預期地，在社會、媒體上引發兩方不同的意見和迴響，校方即便表示尊重，依然要求清除所有裝置，恢復銅像本來的莊嚴。每次相關的活動，總是有人認為這些學生太過無聊，或曰對銅像不敬、或曰破壞公共財產，這些反彈的聲浪更讓我們了解到，一個世代被塑造的偉人崇拜很難因為時代的民主進展有所動搖。當我們放著「和平紀念日」的假期，卻能接受校園內依然廣泛存在威權象徵的產物，不但對不起那個時代受迫害的受難者，更是粉飾歷史真相，只求表面上的和平。銅像絕非一般的公共設施，在宣揚自由學風理念的同時，卻很少有校方願意主動移除威權時代的遺毒，讓歷史、政治真正的被自由討論，就連總統馬英九也在去年說出「不要妖魔化」的字句，無論蔣介石功過如何，比「廣設銅像」更可怕的，是在許多人心中神聖不可侵犯的「蔣公」精神、奴化意識。許多校方師長或校友可以接受甚至樂見每年對校內建築物的拆除、改建，從戒嚴時期至今校園已有莫大的改變，卻不能接受一尊銅像被移除，甚至被「裝飾」的可能。我們不是什麼特定的政治團體，更非什麼充滿仇恨的憤青，而是在越認真研究史實後，越發現生活中竟還存在這樣荒謬的現象；那些曾經為這個國家努力的知識分子被政府屠殺，被我們這些晚輩遺忘，我們卻沒有忘記要紀念「時代的偉人」，矗立一尊尊造神的形象。即便希特勒也帶領德國人民走出一戰的陰影，我們卻知道德國的中學、大學不可能廣設希特勒銅像，還被校園師生反對拆除。當我們還在嘲笑北韓人結婚前要向偉大的領導人敬禮，對於在校園成長記得不能玷汙 蔣公的我們，其實距離認清史實並付諸行動的轉型正義，還有一哩路。（陽明大學醫學系四年級）相關連結：無限期支持－全台裝置藝術"蔣"

 不滿早期威權象徵仍殘存校園，部分大學生社團紛紛在各校展開激烈的抗議行動。2015年02月27日20:14 作者：鄧鴻源（新北市、大學教授）「勿忘二二八！」不滿早期威權象徵仍殘存校園，部分大學生社團紛紛在各校展開激烈的抗議行動，交通、陽明、東吳、輔仁等大學的蔣介石銅像、中正堂招牌等，傳出被潑紅漆、貼布條留下「兇手」、「為亡靈懺悔」等字眼，期望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前夕，喚醒民眾對威權統治記憶。東吳大學全球和解社陳姓社長說，為了社會轉型正義，去年起向校方四度陳情想撤下圖書館的蔣介石銅像，但校方反應敷衍，感到體制內無法改變，因此決定「做一點激進的行為」。交通大學交大獨社也在臉書發表聲明，在二二八屠殺滿六十八年的歷史記憶中，以潑漆行動來否定校園內存在用來紀念蔣介石的「中正」堂；陽明及輔仁則有學生社團大玩裝置藝術，幫蔣公背罪牌、撒冥紙，還把二二八當年犧牲者的故事貼上，紀念那段痛苦與悲傷的歷史。如此，蔣介石從以往戒嚴時期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如今成為眾人羞辱的對象，證明天日昭昭，善惡終有報。顯然轉型正義的鐘聲已經響起，殘忍、貪汙又腐敗的國民黨已經被敲響喪鐘。年輕學生不甘再作被宰割的羔羊，不想再被灌輸大中國思想，不再盲目接受黨國教育，崇拜獨裁的殺人魔王，他們更不屑當虛偽、狡詐的中國人，他們以當有良知與正義感的台灣人為榮，他們認為母親在台灣，不在中國，畢竟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爾虞我詐的歷史，為了權力，甚麼卑鄙的事都可以幹得出來，即使是六親也可以不認。其實被蔣介石所害的人不只有台灣人，還有更多的中國人，這樣的人還值得歌頌與紀念嗎？適合將他雕像擺在校園裡嗎？想想看，現在的德國校園能容忍擺放希特勒的銅像嗎？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歷屆德國總理曾鄭重向受害各國道歉並承認屠殺的罪行。九○年代東歐民主化，共產黨政權一個個倒下，當年很多公家機關人員包括法官等都做獨裁者的幫兇，當年的罪行一一被檢舉，是非分明，沒有不看過去只向前看。在南非的作法稱為「真相與和解」，但是和解的前提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反觀我們呢？在兩蔣執政時期有可能為自己罪刑道歉嗎？為何最後是由台灣人李登輝代表國民黨向受難家屬道歉？如今，曾屠殺眾多台灣人民的國民黨與其元凶都沒有為自己罪刑道歉，還備受其徒子徒孫的崇拜，在台北市中心精華區有佔地廣袤的中正廟，在桃園郊外又有十分清幽又隱密的慈湖安放其遺體，還派國家衛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保護，有如中國古代皇帝的規格，經年累月受其徒子徒孫的膜拜。反觀對台灣自由、民主、人權與諸多國家重大建設有功的前總統阿扁，卻被馬政府與司法羅織罪名拘禁達六年之久，以致百病叢生，奄奄一息。兩相比較，可見國民黨是多麼不人道！面對越來越多的史實，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已昭然若揭，許多人再也無法容忍國民黨奴化的黨國教育，畢竟這樣的教育扭曲我們傳統的價值觀。目前台灣社會之所以面臨族群、職業與世代的不公平，不就是國民黨的黨國教育所造成的嗎？

 釋昭慧法師說，批評慈濟者「會增加其自身致癌、中風、內分泌、心血管與消化系統的疾病風險」。身為醫師，感觸更深。釋昭慧。（資料照，記者蔡彰盛攝）姑不論佛門中人如此詛咒立場不同的眾生是否恰當，光是這種將疾病視為報應，而病人皆為咎由自取的潛台詞便已嚴重違反普世價值且大開醫療人權倒車。觀諸人類醫療史，將疾病污名化與將病人視為罪人，或將疾病視為遭天譴的情況其實在中外都並不鮮見，例如痲瘋病天花黑死病，或與台灣文化較熟悉的無肛症或兔唇等等，都是疾病被高度污名化而導致病人與家屬除了疾病本身所帶來的痛苦以外，更要承受來自於社會的異樣眼光的例子。但隨著民智與醫學俱進，這種對於特定疾病的污名化與對患者的歧視已經大有改善。而更深層來說，對疾病及患者的污名化與歧視除了是對醫療人權的重大殘害之外，在公衛面向上也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後果。那就是，因為遭到污名與歧視，導致某些患者諱疾忌醫，使得疾病失去被早期診斷早期治療，避免傳染與擴散的公衛積極性意義，這毋寧是更加嚴重的。相信任何醫師幾乎都有被病人詢問過，「是不是造了甚麼孽才會生這個病？」每次遇到這種問題我們都要不厭其煩地跟病人與家屬解釋，人生病的原因是如何如何，並不是因為做了甚麼壞事或造了甚麼孽。在我們的醫學生養成教育當中，我們也教導學生要如何視病猶親，站在病人家屬的角度思考問題早就是醫師專業的一部分，因此釋昭慧法師如此發言，聽在醫者耳裡，自然無比刺耳。事實上無論是癌症或心腦血管疾病，目前的實證醫學研究皆有提出許多已被證實會增加風險的危險因子，諸如家族史生活習慣以及菸酒的攝取等等，我們在門診也時常對病人衛教，要如何改善生活飲食習慣以遠離這些疾病，絕對不是只要與釋昭慧或慈濟站在相同立場就不會成為這些疾病的患者。其實如果慈濟與釋昭慧法師真的關心台灣眾生的身體健康，最應該做的可能是好好教化旗下弟子金主與榮董們，比方說魏應充，別做黑心食品毒害台灣人，相信這會比詛咒別人中風罹癌，來得有用得多了。（作者為醫師）

 二次大戰結束之初，有一次蔣介石問來自台灣的蔡培火，台灣有無人才？蔡回答，有兩個人不能不知，一是林獻堂，一是陳炘，前者是台灣社會的象徵領袖，後者是金融人才。這位金融人才陳炘先生，卻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死於陳儀手下。成為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陳炘出生在日本領台的前兩年，卻死在日本人走後，他所迎接的「祖國」來臨的後兩年。他的生與死，都瀕臨台灣歷史的轉折點。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歷史悲劇的縮影。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陳炘先生，創辦了日治時代台灣人的本土金融機構大東信託，集資台灣人的本土資金，與日本殖民當局及日本財團抗衡。他並且參與林獻堂所領導的民族運動，是日本殖民政府眼中既想籠絡又不放心的人物。這位台灣金融業的先驅，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全島各地進行歡迎「祖國」的活動。詎料，一年四個月之後，他卻喪命在他所迎接的「祖國」的槍下！這樣的悲劇英雄很值得我們借鏡理解。陳炘先生的三女陳雙適女士完成了她的回憶錄《靜待黎明》，不言可喻，以陳炘先生的身分，和身為子女的角色，這本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就毋庸贅言了。書中，陳女士對父親一生的描繪，深情感人，尤其對於陳炘被捕那一幕，她親臨其境，寫來令人唏噓動容。書中反映日治時代台灣仕紳家庭的生活，反映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教育狀況、族群關係、貧富差別、台灣人的處境，以及戰後的政經社會，二二八事件及台灣人的遭遇…，都為歷史留下見證，極富史料價值。尤其做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陳雙適女士的回憶錄記錄了令人裂心低泣的心路歷程。陳女士於事件後，嫁入醫師家庭。她的公公即是創辦台灣第一家民間開業的婦產科醫院的高敬遠醫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後來又留學德國回來的高敬遠，在媳婦陳雙適的回憶錄中，也有扼要而生動的敘述，對了解此時期的台灣醫療史，也提供了「不無小補」的史料。總之，誠如陳女士在回憶錄中所說：「我何其有幸，能在有限生命裡，同時遇到兩位對台灣近代史有影響力的長輩。」我也何其有幸，能在陳女士的回憶錄付梓之前，先睹為快拜讀原稿。感動之餘，特為文推薦，並致最高的敬意與謝忱！歡迎參加「靜待黎明」新書發表會時間：2/28下午2：00 地點：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41號 亞都麗緻飯店B1（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在日本，大部分的私人診所都是不問窮人富人，所有的欠款都不追，也不用寫借據的，網友們要不要更用力淚推呢？日本的生活保護者（甲級貧民），醫薬費全額由政府負担。障害者（身心障礙者），單親家庭（子女未成年時）就診者毎月只要自己負担500日圓，其餘由政府負担。中、低所得者，就診時毎次自己負担30%的醫薬費，其餘由健康保険給付。高額醫療費用另外有還付制度，超過自付額度的部分，政府會還付給你：①月収83万円以上者前三個月自付 252,600円＋(総医療費－842,000円)×1％，第四個月以後毎月自付140,100円。②月収53万～79万円者前三個月自付 167,400円＋(総医療費－558,000円)×1％，第四個月以後毎月自付93,000円円。③月収28万～50万円者前三個月自付80,100円＋(総医療費－267,000円)×1％，第四個月以後毎月自付44,400円。④月収26万円以下者前三個月自付57,600円，第四個月以後毎月自付44,400円。⑤低所得者（市区町村民税非課税者等）前三個月自付 35,400円，第四個月以後毎月自付為24,600円。日本的税金重得要死，但是政府會計清楚，社會福利紮實，制度完善，很少人會逃醫薬費的，大家依法付費，大家都有面子。臺灣税金制雜亂，特權横行，政府亂花錢，社會福利缺口多，付不起醫薬費的人也多，往往靠慈善事業補缺口，最後落得醫院的社福赤字累々，慈善募款疲於奔命。曽經擧辦過「臺灣的宣教醫療」講演會，與會的日本人很難理解，臺灣人把那麼多的錢捐給那麼多的有効率、有使命感的宗教團體。那為什麼臺灣人民與宗教團體没有辦法監督政府，做好社會福利事業與預算管控，臺灣人民只要誠實繳税，宗教團體只要専心傳教就好呢？是到了全面檢討税制與醫療、社會福利的時候了。讓臺灣像個現代國家，用税金做社福，讓「聖母醫院善待窮人」的美談成為歷史，才是臺灣人民真正善待自己的同胞。讓有些人「這邊逃税，那邊捐善款還沖税搏版面」的事情成為歷史，這様的政府才是真正立足於自己土地的臺灣政府。（作者為旅日醫師平埔文化工作者） 参考：這家醫院不追窮人債 網友淚推：這才是真慈善 

證嚴左一句「義氣」，再加上釋昭慧右一句「恭喜大家『惹』到慈濟」，現在是怎樣？所以大家必須好害怕嗎？釋昭慧說：「你們『惹』到的是佛教徒，太善良了，今天任何人都吞不下這口氣。」所以呢？如果證嚴吞不下這口氣，會叫「有義氣」的「志工」出來打人嗎？慈濟接受大眾捐款，本來就該接受大眾檢驗，為何被檢驗叫做「惹」？只有對抗惡霸才叫「惹」吧？把就事論事說成「惹」？釋昭慧是否考慮回去將國中再唸一次？其實慈濟的問題一籮筐，除了內湖保護區外，許多作法都有極大的爭議，現在就來「惹」一下慈濟，看看會不會有義氣哥或義氣姊跳出來打人？一、明明法號證嚴，為何被稱為「上人」？難道別人都是「下人」，所以必須供其差遣？如果推託是信眾對其尊稱，但如此狂妄逾矩的稱號，「上人」何不主動阻止？出家人不是應該六根清淨不求名利？為何似乎非常享受這樣的「尊稱」？而且慈濟還要求災民言必稱「上人」？佛家講求眾生平等，是哪來的上人下人？二、出家人跟人家講什麼「義氣」？「義氣」就是不問是非只問幫派，慈濟什麼時候成了幫派，「上人」可否說明一下？三、慈濟為何非經營資源回收不可？資源回收是許多無一技長的貧困民眾，賴以維生的唯一管道，為何已經接受大眾捐款又財力雄厚的慈濟，硬要跟艱苦人爭奪蠅頭小利？不要拿什麼「環保」與「淨土」當藉口，搶著做資源回收的大有人在，有差慈濟一個「財團法人」？四、坊間傳聞，慈濟志工的制服與地位，是以捐款多少來分等級，試問真有其事？如果有是否應該好好檢討？否則這種搞法，與賣官鬻爵有何兩樣？難道宗教團體為了大把的捐款，就不惜將虛名製成商品，再售予有錢人滿足虛榮？五、以捐款多少來區分志工服裝，是否為了「工商聯誼」？因為光憑服裝就可讓人辨識志工財力，所以加入慈濟就成了「工商聯誼」的最佳管道？為何一堆大老闆每每號召參與慈濟活動？是真心行善？還是為了業務交流？否則大老闆們只要不逃漏稅，不官商勾結，不做黑心商品，不搞黑心事業，不就是最好的行善？六、證嚴是否瞎編「一灘血」的故事？害得莊姓醫生清譽盡喪？證嚴最後還被判賠一百多萬，為何至今仍然不願道歉？證嚴的說法為何前後反覆，先說自己親眼看到，後又改口是聽人轉述？此外，在民國五、六十年代，一萬元在花蓮可以買下一甲的地，只是個剖腹生產手術，費用可能高達八千元？莊醫師在花蓮行醫四十餘年，如果因病人貧困就拒診，其所開設的「莊內外科」又怎可能在1990年還獲頒「中華民國第一屆偏遠地區優良醫師奉獻獎」？七、為了幫助貧困民眾，許多國內公益團體都募款困難，但慈濟卻屢屢將大把國內善款送往國外，請問這不是排擠善款？什麼才是排擠善款？慈濟為何不肯將詳細財報公開讓大眾檢視？難道有什麼難言之隱？八、慈濟說內湖保護區已經遭到破壞，因此應該予以變更使用！但慈濟口口聲聲環保公益，為何只想繼續擴大破壞，卻從沒想過加以保護，出錢出力回復保護區的原貌？這不才是真正的慈悲？

我小時候曾經罹患中耳炎，當時家窮，我阿公只好把我帶到台東關山的聖母醫院去住院了一個星期，在那一個星期中，我受到了院內的外國修女與原住民護士體貼入微的照顧，即使已經過了數十年，當時的情景到現在還是歷歷在目。反觀最近某個號稱是慈善團體的宗教財閥，為了執意在寸土寸金又極度缺乏綠地的台北市開發建大樓已達成他們所謂的社福目的，理著大光頭的比丘尼數度在電視機前張牙舞爪用似是而非的宗教語言詛咒、恐嚇社會大眾，讓原本對於此事抱持中立立場的我極度反感，也對於這一個宗教財閥原本還殘存的幾分好感破壞殆盡！看看這些受到無數信眾崇拜，每日搭著高級轎車在電視與各個公開場合暢談人生哲理的比丘尼，在回想起當年那些照顧過我的台東關山聖母醫院的外籍修女們即令現在已經垂垂老矣，卻依然堅持自耕自食過著簡樸生活，並全年無休的身體力行照顧弱勢病患(註)，內心真的是有無比的感慨，從而更加感激與懷念這些在台灣窮鄉僻壤默默付出青春的外籍修女們。而總是被外國人誇讚、號稱富裕又人民善良的台灣，竟然會呈現出如此強烈反差的景象，真的是諷刺至極！(註)http://fang500301.blogspot.tw/2012/03/blog-post.html?showComment=1424960419027

近年來，郝柏村及朱浤源等統派人士，以台灣人申請二二八賠償的人數不到一千人，來斷定台籍的死亡人數，強奪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權，更以此駁斥台北二二八紀念碑文中「死傷逾萬」為不實記載。顯然郝柏村等人依然毫無悔過道歉的誠意。 1947年二二八發生時，當年的三月二十一日陳儀政府即公佈外省籍受害人可申請賠償，隔天3月22日， 就有外省人 (福建省林一鶴，男，校長，36歲)提 出私人損失賠償申請。但反觀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後接著清鄉及白色恐怖，這是蔣介石有計劃屠殺台灣菁英的手段：凡是家族中有人牽涉到二二八事件，哪怕是被 亂槍打死的，往往整個家族像肉粽串般的被誅連。被嚇破膽的台灣人為求自保，只好將家族中的二二八受難者其相關的生存證據一律燒毀，就當作這個二二八受難者 從來就不曾活過一樣。在1987年7月15日解嚴之前，二二八一直是最禁忌的話題，政府也從未針對二二八有任何賠償條例。 直到1995年10月 7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實施，台灣人才得以申請二二八受難者賠償，申請條件很嚴格，需提出具體事證。在經歷半世紀後，人事已非，相關資料或已燒 毀或已遺失，嚴重闕如。知情的長一輩不是已故，就是怕惹禍上身而不再相信政府；當時中國軍隊無分別的濫殺再棄屍，罹難者大多數屬失踪。且死亡者很多是未婚 年輕人，五十年後已經沒有近親，不可能有人出來為他們申請。故台灣人要申請二二八賠償，難如登天。 此外，亦有間接死於二二八的冤魂。陳儀來接收後，台灣的檢疫工作、公共衛生因嚴重的貪污腐敗而全面崩潰：檢疫設備被盜賣，檢疫經費被貪污，抗瘧劑等醫療藥品變成私人發財品，導致1917年以後已經絕跡的霍亂、鼠疫(黑死病)、瘧疾、天花全都「光復」了。根據聯合國救濟總署至1946年11月1日止的記錄，全台發生2690名霍亂病例，死亡1460人。光是澎湖就有兩百例的霍亂，死亡170人。再根據涂醒哲的〈二二八事件期間台灣與中國衛生之落差〉（2008年2月）一文指出：1946年天花有1561病例，死亡315人；1947年5193人發病，1725人死亡；結核病在1946年死亡人數共計18533人。還有因糧食被大量運出台灣，導致1946年2月11日高雄一戶四口人家，在僅剩的最後一鍋粥中放入毒藥，全家自殺；3月1日新竹一家六口因無食物而全家上吊，1946年是台灣自殺潮達最高峰的一年。這些都應算是二二八台籍的死難者。 另有五名沖繩人在二二八中遭到殺害。如沖繩漁民青山惠先正要進基隆港補給，卻被中國軍隊打死。這些沖繩漁民根本沒有叛亂的動機，顯然，二二八是無分別的見人就殺的屠殺。罹難的日本人亦無得到任何賠償。故郝、朱等統派人士以台灣人求償人數當成台灣人的死亡人數，實是嚴重違背史實。 (作者：黃招榮　國小教師  台灣南社社員　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所碩士)

作者表示，228國家紀念館就在建中旁邊，這些師生是否都沒進去參觀過？缺乏本土歷史觀的師生，縱使有很高的升學率與諸多輝煌榮譽又如何？我不禁為母校師生感到悲哀！圖為輔大學生為蔣公「披麻戴孝」。（照片截自臉書）228紀念日將近，日前利用假日前往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228國家紀念館參觀。一趟下來，不禁感慨萬千！ 該國家紀念館以前是美國新聞處，日據時代是台灣教育館。裡面展覽許多228遇難者與其遺物，看了令人心酸。遇難者遍及社會各階層，有民意代表、有知識份子、有司法官、有藝術家，有許多勞工與農民，也有許多學生，陳儀那般人怎麼如此殘忍？如果不是負責「劫收」的官員貪污腐敗，軍人為非作歹，民眾為何會不滿而抗暴？從展覽中，吾人可以看到當時國民黨那些狗官的陰險，他們一方面假裝答應民眾要更換貪官污吏、要行政革新，另一方面卻密電蔣介石迅速派兵來台鎮壓，結果許多天真的台灣人不知大禍臨頭。國民黨軍隊一到基隆上岸，立刻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從北部一路殺到中南部，不知有多少無辜民眾受害。首當其衝的基隆，有許多人被鐵絲穿過手掌與腳跟，串成一排一排，然後被叫到海岸邊行刑。當其中一個人被槍擊倒下後，其他人也跟著掉到海裡去，手法「乾淨俐落」，以致當年海面鮮紅一片，慘不忍睹！令人不解的是，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的伯父吳鴻麒，當時擔任高院法官，曾經參與日本戰犯的審判，可謂功在「黨國」，卻因為被小人中傷，居然死於非命，且死狀悽慘，其姪子日後卻參加國民黨，擔任許多黨政要職。還有對蕭萬長一家有恩的潘木枝醫生，只因擔任調解委員會委員，也遭到逮捕，未經審判，背後被插上牌子遊街示眾後在火車站前公開槍斃，老蕭日後居然也加入國民黨，也歷任黨政要職。其心胸之「寬大為懷」，也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嘉義著名畫家陳澄波先生，只因也擔任調解委員會委員，居然也遭公開槍決，令人髮指的是，居然當著其女兒陳碧女面前執行，當時國民黨政府也未免太沒人性了吧？還有阮美珠女士的父親阮朝日。1947年228事件爆發，其長女阮美姝初嫁，3月初因氣喘臥病在床，3月12日上午，同吳金鍊被5名國民黨政府情治人員帶走後，從此失蹤，後來方才得知已被處死。阮朝日的遺孀林素女士因為丈夫的失縱，多次有自殺的念頭，最後要求子女在她晚上入睡時將手綁起，避免她服藥自殺。還有一位民眾為了逃避國府爪牙的追捕，長期躲在一間十分狹窄的空間中藏身，其恐怖心情大概只有二戰期間，寄居荷蘭的猶太人所能比擬。當年一位名叫安妮的猶太少女與其家人，為了逃避納粹蓋世太保的追捕，躲藏在一位荷蘭友人家的閣樓中，最後他們還是難逃被逮捕的命運。所以有人形容蔣介石如同希特勒一樣，是近代十大殺人魔王，不是沒有原因。參觀完後沿南海路直走，路經高中母校建國中學時，只見大門口依然矗立著一尊「228元兇」蔣介石一派偽裝「慈祥、微笑」的銅像，下面還有兩行字：「精神永存 長相左右」，令人不禁起雞皮疙瘩。台灣已經民主化這麼久了，建中師生們怎麼還能容忍這樣的獨夫與他們「長相左右」？到底他有什麼精神值得師生效法？難道他們都不知228的歷史嗎？難道他們不知美麗島事件時林義雄家中所發生的事嗎？難道他們不知其校友學長陳文成博士是怎麼死的嗎？228國家紀念館就在建中旁邊，這些師生是否都沒進去參觀過？缺乏本土歷史觀的師生，縱使有很高的升學率與諸多輝煌榮譽又如何？我不禁為母校師生感到悲哀！（大學教授）

 本來實在不想再寫這個議題。　　很久沒有連續看一個小時以上的電視了，昨天四肢無力，索性躺在沙發上看了一個小時左右的：釋昭慧法師舌戰媒體人。（看了真的很不忍）　　我覺得媒體如果有點良知，就不要再敲昭慧法師通告了，現在所有媒體都知道昭慧法師不是慈濟人，那昭慧法師怎麼表態、辯駁，不但無濟於事，而且她強詞奪理的部分，還會繼續影響慈濟曾累積的正面形象。　　「百萬榮董」這個能在慈濟網頁上就能搜尋的結果，昭慧法師也左閃右避。　　把對慈濟質疑的觀點，就鄙為巷議街談，不值一哂，這種談法，我無言以對。　　慈濟自己有媒體（主播、記者）、有發言人、有榮董，為何不派出自己人上陣，要讓昭慧法師如此這般左支右絀？　　＊＊＊　　「目前擔任榮董的條件，是凡一年內捐款滿台幣一百萬元者，由慈濟基金會聘任為永久榮譽董事，簡稱為「榮董」。但是捐贈給國際賑災、急難救助、義賣捐款者除外。」　　慈濟人講義氣的時候，我也想問：榮董魏應充，你還台灣人一個公道了嗎？　　　　　　　　當有這種「作惡作毒，騎馬轆硞」的榮董橫行街市，慈濟應該不難理解為什麼社會上質疑慈濟的聲浪這麼大！　　（我也曾經以個人名義按月捐給慈濟一百塊多年，此乃家母被地方慈濟人遊說而捐）http://www.tzuchi.net/…/c…/eb9b26979bbda510482568650020a08e…

 蔡佑駿在《北美智權報》談《台灣的炒房文化》，提到：「在華人社會中，投資房地產一直都是筆穩賺不賠的好生意。出於對房產近乎盲目的信仰，只要收入開始穩定、也存了一筆錢後，許多人立刻義無反顧地投入買房大隊的行列中。最後，房子也許咬著牙買下來了，卻得揹上一輩子的貸款，生活品質更隨著節節高升的房價消失於無形。」他舉了劉德華電影「門徒」中的一段台詞：「生意是講供求的，他們買，我們賣。我有叫他們吸嗎？我有嗎？我沒有！是他們自己要吸！我又沒逼他們！根本不能怪我們！要怪怪他們。我有逼他們嗎？我根本沒有逼他們……買賣是講供求的嘛，誰要他們買啊？他們傻啊！」因為政府帶頭炒房，讓他覺得一個人一生背負房貸的壓力，對健康、家庭幸福的危害比吸毒更大。「一個人吸毒危害健康而身亡，跟一個人一輩子的勞動工作都套牢在房貸上，或者一個人長期抽菸危害健康、酗酒危害健康，哪個比較慘？」在35年前，我剛上班的第二年，父親招了一期兩萬元，為期5年的互助會，用他會首的錢付頭期款買了他一生的第一間也是唯一的一間房子，但兩個為期7年和15年的貸款每個月本金加利息將近兩萬元，這總共每月4萬元的負擔，我們父子4個人的薪水，剛剛好夠付。因此我們一家人就必須要長期勒緊褲帶了。一輩子用苦力拉三輪車、開計程車的父親，每天開車十五六個鐘頭，除了睡覺，幾乎都在開車，但他所賺的錢除了養活一家人，畢生的積蓄都被親戚朋友倒會或借了不還。我想到父親年邁體衰，這間房子會壓得我們一家人透不過氣來，就跟父親大吵了一架。10年後，我搬到新竹，太太想買房子，我們看了幾個月，那時科學園區附近的房價已經被炒得很高了。我的薪水除了生活費，還在幫家裡付貸款，沒有任何積蓄。連頭期款都沒有著落，我盤算買房之後，我的小家庭15年內會被貸款壓得透不過氣來，就說服玲真不要買房。我們就這樣租賃了25年，雖然租賃的錢就幾乎可以買房了，但我從來都不曾絲毫後悔。因為犧牲了前半生的生活品質，對家人和我而言是不值得的。台北與柏林的房價所得比大約是28比9，但是台灣與德國的自有住宅比率則只是79％和41％。房價負擔相對只有台灣三分之一的德國，為什麼多數人還寧願只租不買？除了租屋比買房相對便宜之外，比起房市，德國的政策設計更保障租屋市場。他們法規的規定是有利於房客的。德國的租屋管控制度，房客只要按時繳交房租，幾乎可以擁有無限期的租屋權，房子的修繕由房東完全承擔，否則房客可以不用繳納全額的租金，以達到敦促房東提升租屋品質的目的。金融危機之前，德國物價水平平均每年漲幅2%，而實質上房價每年僅上漲1%，也就是說扣除掉物價因素，德國的房價實際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縮水。在1977年之後的30年中，德國的平均房價僅上漲了60%，而同期個人收入已經增長了三倍。德國房價之所以能夠保持平穩，並非出於偶然因素，德國政府獨具特色而又針對性極強的調控政策，正是長期保障房價穩定的關鍵所在。相對於德國政府對房價的調控，我們一向自豪的大有為政府，是怎麼樣的表現呢？「人口成長，住屋需求是必要的，但是讓全民用相當高的價格來購買房地產卻完全不需要，市場雖然有自由供需平衡機制，房價有高有低，消費者自由購買，但台灣房地產交易所得稅和土地增值稅稅制極度不合理，變相鼓勵囤房囤地，甚至政府在設計『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或是房地產交易相關法案時，完全倒戈向建商財團。這些房地產政策，扭曲了自由市場的供需平衡，大量中產階級需要負擔大量勞力所得，即使不購房，租屋族也要負擔高額房租，而這些利潤最終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是卻犧牲了台灣長年的民間消費。」「從監察院公布的財產申報資料可以得知，政府總統、五院院長、以及前後任各部會首長都擁有大量建物和土地，許多立委更是地王大戶，政府官員各個「理財有道」，帶頭示範囤積房產，人民早已不奢望政府會調控房價、讓房價在自由市場機制下合理化，呼喊多年的稅制改革只是假象，選舉前才會提出來的矯情口號。」怪不得現在年輕人的薪水，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子，只會求神拜佛看中國臣民劇，當然不會懂選舉，容許中國黨竊佔黨產65年，選出總統和立委爺們這樣的詐騙集團，甚至連選舉權、罷免權也棄權，怪誰？

 馬英九新春發願，要「找回台灣人的善良」。真是鬼話！台灣人連年苦難並不是因為他們失去善良，而是因為過去六年他們失去一個誠實的政府。這個政府不但沒有能力，不能回應民意，沒有照顧人民之心，更無視做人處事最基本的誠實原則。不誠實的政府，造成台灣的沉淪與腐化。誠實的政府會以公平公開的原則，讓人民有發展個人才能、企業有賺取合理利潤的機會，而弱勢者能得到政府的適當照顧。它不怕受監督，不會黑箱作業，不會謊言惑眾。但馬英九這個不誠實的政府，獨厚政商關係，讓財團瘋狂吸金，進行金錢遊戲，炒房地產，出售黑心貨毒害人民，而賺取暴利。它謊言成習，黨產說不清，更不清理；競選收支明顯申報不實；黑箱接受財團鉅額賄款的傳聞不斷，但當事人不出面說清楚，只會耍賴，要求指控者提出證據。它卑鄙到用換法官、採偽證、改變法定職權說，迫害前總統；以非法監聽、洩密手段，動用黨紀與司法要整肅不聽他話的國會議長。這個不誠實的政府，與北京打交道不受國會監督，馬英九還黑箱指示談判代表安排「馬習會」，結果卻指控談判人是「共諜」。它造成黑道以政黨之名，公然喬事；也腐敗到所謂模範公務員用行李箱來拖抱不動的賄款。政府自己不誠實，還利用非專業的統派份子，以不光明、不合法的程序修改教科書，要學生跟他們扯謊。這個不會反省、不會認錯的自戀狂者，曾哀怨「好心沒好報」，現在更怪台灣人失去善良。錯了！台灣人不但沒有失去善良，而且知道要讓「黑心沒好報」。善良的台灣人，明年要找回一個誠實的政府。（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弟子出門托缽，有些化不到緣，空缽而回，歡喜地告訴佛陀「世尊，我今天沒有托到東西」。佛陀說「這樣也好，托不到東西，你與眾生無緣，將來就不必再還人家」，又說「你沒有因別人托到東西，自己沒托到而起分別心、升起煩惱，這樣更好」。慈濟內湖園區開發爭議，釋昭慧單槍匹馬與名嘴交鋒，雙方各執一詞…；是非未定，卻令人想起佛陀的托缽故事。托缽，雖是「有所求」，但求盡其在我，不求成功一定是我；也就是盡人事而聽天命，成固喜，不成亦喜。內湖園區案，就像托缽，出發點也是「有所求」，但，是不是一定要以成敗為念？慈濟可以多多考量。佛陀在托缽中說得很明白，托不到東西（所求不得），表示與眾生無緣，將來不必還，沒什麼不好。至於托缽不獲而能保持歡喜，不因所求不得而起分別心，自然不會區分「你們」（仇佛人士）、「我們」（被醜化），也不會生煩惱，如此更好。托缽，要隨緣，人家肯施捨，這是因緣具足。人家若無意施予，這是緣份未到，保持歡喜，不須哀怨，就是親近佛陀。托缽若強求，就會強人所難，製造煩惱，也添人煩惱，使眾生煩惱，違背托缽的本意。一缽在手，托的是善因、結的是善緣。有些宗教團體，如今不須沿街托缽，八方奉獻自動匯來，這是過去種善因、結善緣所致。然而，事件以來，嚴重對立，怨恨咒罵，惡聲惡氣，祥和散退，乖戾崛起，社會不安，這會是佛陀的本意嗎？（莊榮宏）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日前公布民調，顯示國人支持台灣獨立者廿三．九％、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六十．六％，雙雙創下同一調查歷來新高。類似的民意走勢，近年也見諸新台灣國策智庫等其他機構民調；政大選研中心從一九九二年以來長期追蹤同一議題，再度印證了台灣認同的民心所向，至為清楚。台灣認同抬頭，是一九九○年代台灣民主化的必然發展。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一直受關注，在威權時代是禁忌，台灣人只准當中國人、不容認同台獨，因異議慘遭迫害者，不計其數。民主化之後，言論表達自由，禁忌打破，台灣認同水漲船高，事屬必然。有意思的是，馬英九當總統以來，在乃父「化獨漸統」遺願猛踩油門，結果卻適得其反。他施政越急於「化獨」，推進中國化尤不遺餘力，公眾越趨獨棄統，「認同台灣指數」反而加速成長，支持台獨比率創新高。欲速則不達，有人甚至為他冠上「台獨勢力推手」稱號。何以至此？馬政府向中國傾斜，不論政經、社會、國際地位、國家尊嚴都讓台灣很受傷，當初大肆吹擂的效益絕少兌現，所謂「政績」頂多只是「政治算術」，以致通往中國的馬號列車開得越快，民心越失。尤有甚者，加速交流，對中國門戶洞開，讓台灣民眾見識中國令人瞠目結舌的若干面向，難以恭維。以春節期間的新聞為例。據中國媒體報導，在春節「黃金週」前三天，出國觀光旅客已超過十四萬人次，而旅客的「文明行為」有所提高。出國旅遊，言行舉止得體而不引人側目，本是文明人的基本素養，如今泱泱大國國民旅遊沒出現「不文明行為」反成了新聞，豈不怪哉？再按中國官方所定義的「旅遊有旅遊樣」，如：不插隊加塞、不亂扔垃圾、不隨地吐痰、不損害文物、不亂刻亂畫…，或「不文明行為」的在游泳池小便、拿走飛機上救生衣、在座位上留下腳印…，不論文明或不文明，都令人嘆為觀止。因此，在馬政府開放中國來客累計已近一千萬人次的頻密交流中，台灣人親身接觸，對此並不欣賞。儘管如此，馬政府仍打算元宵節後增加開放中國自由行旅客前來。不只台灣如此，接納大量中國客的新加坡、香港，也出現離中國越來越遠的現象。一名「中國大陸女人」最近在新加坡地鐵站地板便溺，引發眾怒。在後續的討論中，新加坡人與中國移民顯然互有抱怨，更激發公眾對新加坡的認同。一改以往「華人」與「中國人」交互使用，與國際社會打交道，許多人會強調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國人。與中國相連，已成特區之一的香港，中國認同與雙方距離似乎成反比。去年接待四千七百萬人次中國客的香港，有如世人所見，不但社會上「陸港矛盾」不斷，還因中國對普選的強硬立場引發「佔中行動」或「雨傘革命」。其結果，去年底據香港大學發表民調，港人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感上升，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感跌到最低點，年輕世代尤其明顯。顯然，中國不但普遍失去香港民心，年輕人對它更疏離。除了「華人社會」對中國日益疏離，北從日本，到南海諸國，乃至於印度，也都對中國頗有戒心；美國傳統基金會近日更直指中國對美國有全面安全威脅。顯然，中國的崛起，既不見得和平，也未必和諧。中國文化有所謂王道、霸道之分，和諧與和平是王道，不在人權、自由、民主改善而強要他人當中國人，逕自在台海中線西側劃設航路，片面在南海大興土木等等，都是霸道。面對民意反彈，馬總統不可繼續沉溺「馬習會」夢幻，要斷然終止「化獨漸統」種種已大失民心的作為，在所剩任期，為台灣面對中國步步進逼時的穩紮穩打厚植實力，這才是挽回自己歷史定位的務實之計。

 台中市的台灣塔興建案，台中市長林佳龍26日宣布，由於市府政風處調查發現有5項疑義，決定將全案移送廉政署偵辦。圖為台灣塔示意圖。（台中市政府提供，檔案照片）中央社　104年2月26日台中巿政府今天發表「台灣塔」的調查報告，從市府政風處的追查，發現台灣塔的先期規劃設計之招標及內容，就好像一場「魔術秀」，不同處在於魔術是娛樂，但用在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可能就是一場大貪瀆和大災難的開場。巿政府決議由政風處移送亷政署偵辦有無不法，結果如何尚難得知，但已夠市民「目瞪口呆」，要是市府團隊沒更換，照舊的規劃執行下去，台灣塔恐怕比台北大巨蛋問題更多！巿府政風處負責調查台灣塔從設計規劃之招標開始的作業，居然發現過程宛如「跳探戈」。前巿政府所公告的設計規劃投標須知，規定投標之重要事項，應在簡報前送交市政府，只有非必重的事項，才能在簡報中途補正。但得標廠商卻把重要事項遺漏，後來才用補正方式補正，等於本末顛倒，也正是整個工程起頭就走歪了。其次，得標廠商最先是以50億工程費為設計規劃目標而得標，但得標後，短短兩個月內，就四次變更預算，從50億、120億、100億、80億，宛如在玩家家酒。而當市議會決議以80億元為工程費上限後，台灣塔在去年12月九合一選擧後，向胡志強巿政府提出的工程總經費，一下子暴漲為150億元，「一塔變兩塔」。林佳龍新巿府團隊上任後，才緊急叫停，並決定對台灣塔規劃設計進行「體檢」，看能不能在巿議會80億上限決議以內，興建有在地文化意象及台中精神的台灣塔，否則不惜另尋求替代方案。經以市府以政風室主司其責的聯合體檢，發現有五大缺失，第一項就是評選及招標設計規劃作業疑似違法；其二建造費用二個月內四度更迭，大起大落；變更設計未核實管控；鋼構工程報價偏高，數量浮濫；設計工程費超出預算不予理會。此五大缺失乍看有點抽象，但第四項鋼構工程的數字就很具體和匪夷所思。當政風處追查為何工程總經費為何暴増時，負責設計的廠商居然稱：鋼材數量「誤植」了5085公噸，而每公噸鋼材單價也可由15萬元降為10萬元，光是此項鋼材材料費差額就25億元。這麼重大的工程，連鋼材數量和單價都有如此大出入，假設照此設計規劃招標，不要說採「最有利標」等限制招標，就是採最低價標，有25億元的「彈性」可供運用，那還不是「內鬼通外神」得標，之後追加再追加，伊於胡底？林佳龍市府團隊「體檢」台灣塔的動作是相當正確的。不能等發包施工了，再無限上綱的硬著頭皮幹下去。譬如鋼材，能將台灣塔拆解下來稱重量嗎？堂堂的建築師事務所會「誤植」鋼材5百萬公斤？每公噸價差5萬元？這些理由說非遁詞，誰能相信？台中市的重大工程建設沒台北市多，但一條40億的BRT和150億的台灣塔，也暴露出施政的有效監督和制衡，其實很不容易。「巿政交替」當然是個清理檢討的好機會，而台灣塔幸而還在規劃設計階段，喊停還來得及，不像台北市新市府不排除把快要完工的大巨蛋拆掉，那可是天大的人禍！

  228事件發生當時，民眾包圍公賣局的照片。圖：維基百科新頭殼newtalk2015.02.26 文/管仁健 四、五年級生應該都有印象，我服役與當代課教員那幾年，每逢228，軍公教警無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情治機關甚至廣派鷹犬「滲透」各單位，若是不慎被這些走狗貼了反動標語，該單位值夜者連同主管都還要被懲處。如今當權者雖然年年228都會行禮如儀的追悼受難者，但在之前的113與之後的45這兩天，依然去桃園向那2具殭屍「謁陵」。這種變態到又拜殺人者，又拜被殺者的荒唐行徑，看來不等他像阿扁那樣下台後進土城報到，歹戲一定還要拖到棚垮犬散為止。據2015年2月26日《自由時報》報導，228事件紀念基金會昨日舉辦《見證228》新書發表會，包括民進黨前主席姚嘉文及多位受難者家屬與會。新書邀人權攝影家潘小俠、白色恐怖受難者楊碧川、人權及文史工作者陳銘城參與，總計採訪拍攝228位受難者或遺族，受難族群包含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4大族群，事件發生地點遍及台灣全島。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本身也是228受難者家屬，他的伯父陳成岳在事件中被槍決。據陳成岳的媳婦陳賴麗卿在書中受訪指出，陳成岳出身羅東醫生世家，戰後曾任台北縣參議員，228時擔任羅東地區治安委員會主委，維持地方治安，營救並安置40多名外省人，兩個月後卻被警察抓走，4月29日晚間被抓到舊蘭陽橋上槍決，滾落橋下後，還被槍尖刺到死。 其實早在阿扁還在位時，國民黨就在2006年2月22日的中常會裡，由黨主席馬英九定調228事件是「官逼民反」，但這種無稽的推論隨即引發爭論。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昨天表示，他的伯父陳成岳當年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醫生，根本沒有「反」卻被殺害，他曾向馬英九總統表示，228事件是官逼民反的說法，他無法接受。陳士魁還表示，228受難者家屬張安滿去年就曾表達，不能接受國民黨定調的「官逼民反」說，而張安滿的心情他能理解。事實也就是如此，很多受難者當時根本沒反，也不敢反，純粹就只是在國軍清鄉時無辜被殺。去年中樞紀念儀式到花蓮舉行時，陳士魁說，他曾向馬總統當面表達，而他也相信馬總統聽得懂他的解釋。正如好友蔡其達說的：「可以理解受難家屬不願揹負『官逼民反』的心理；但以順民姿態求平反，只會乘了統治者的心願。不論228、白色恐怖，若永遠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人，那麼轉型正義就只會空轉，民主、人權的根基永遠不踏實。」當然，從歷史來看，228的來龍去脈，實在不可能用有限的幾千字解釋清楚。我只好借用胡忠信大哥的破題法：「先講結論，228就是屠殺，反不反都要殺」。 228發生在二戰結束後1年多，老蔣剛從日本手上取得對台統治權，但這時兩岸之間的發展已天差地別。不要提什麼法治、經濟、教育，就拿最基本的衛生來說吧！老蔣這麼一個野蠻的軍閥，要統治一個相對文明的地區，悲劇就已揭開了序幕。 1896年馬關條約簽定後，日軍入台面對了各地的抗日民兵，結果戰死的只有164人，卻病死了4,642人，病死是戰死的40倍。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逼得日本政府一度考慮讓中國贖回台灣。諷刺的是台灣的蚊蠅，竟然比反抗軍更能讓日軍懼怕。當時日軍的《征台衛生彙報》中如此描述：「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日本治台之初，致力於衛生醫療的改善。從廣建醫衛設施到普及教育，並禁止妨礙衛生的民俗。更透過強制的「港口檢疫」，將台灣與外來病源（主要來自中國）隔離開來。終於有效地防治鼠疫、天花、霍亂、瘧疾、白喉、傷寒、猩紅熱等瘟疫。 但是，戰後老蔣一「光復」台灣，政治經濟倒退也就罷了，士兵上街搭車、看戲、買東西都不付錢也罷了，連絕跡多年的天花、鼠疫、霍亂等瘟疫也都「光復」了。1947年2月27日，就在228事變爆發前一天，《民報》社論就這樣說：「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是關於瘟疫和飢荒卻經漸漸變作不是天命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老蔣派來的接收部隊與官員，在經過殘酷的日軍統治後台灣人眼中，簡直是一支乞丐兼強盜的團體。品德的低落已讓人無法忍受，個人衛生習慣更是讓人無法恭維。隨地吐痰、大小便，讓瘟疫的一發不可收拾。連台灣省政府公營的《台灣新生報》，在1946年3月6日社論都坦承：「我們向來自認台灣是個衛生樂土，而所以能確保這衛生台灣的榮名的原因，全在衛生思想普及，防疫設施完備這2點。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不容諱言，是日本殖民統治功罪史裡的一個不能消滅的事實。」從老蔣個人的昏庸自私，到兩岸發展上的落差，會出現228事件，絕非歷史的偶然，而是現實的必然。因此大家可以發現，228事件一等國軍登陸，只要日治時代曾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無論左右，都是先逃再說。然而大多沒有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以為祖國的軍隊總不至於比異族的還殘暴吧？結果國軍一登陸後，立刻針對全島知識份子作了大屠殺，受害的名人包括： 台灣第1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煉、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複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這些不勝枚舉，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國軍既是前來「平亂」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顯然他們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裡，有那麼多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那是老蔣安排下有計劃的謀殺。經過這場知識份子大屠殺（當然有更多平民百姓，還有些外省人也跟著陪葬），台灣人從政的機會更少了。當然，對擁有無限權力當權者來說，屠殺就只是要立威，反不反都要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