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北市議員徐佳青海外談及陳前總統收受政治獻金案，徐佳青為引用傳聞卻「未經查證」，向扁及社會公開道歉，但特偵組立即對此分案調查。換句話說，媒體揭露徐佳青海外「失言」不到兩天，特偵組馬上要分案調查陳前總統，效率驚人。 相較之下，馬總統的政治獻金案，去年十月十五日週刊踢爆馬總統是頂新門神，媒體人周玉蔻、吳子嘉等分別爆料馬總統收受頂新非法獻金二億到十億元不等數額，各政論節目不斷討論，也陸續加入多名爆料人士，特偵組受不了輿論壓力下，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對馬英九政治獻金案分案調查。特偵組辦馬英九，從爆料到分案，歷時七十一天，這與調查陳前總統的兩天分案效率，真是天差地別！ 特偵組對扁、馬的「差別待遇」，更明確的是，徐佳青坦言她所說的政治獻金言論「未經查證」，因此公開「道歉」，此案陳前總統是否收受政治獻金的「人、事、時、地」都不明確，反觀媒體人爆料馬總統收受科技界政治獻金二億元，具體指出「人、事、時、地」，結果特偵組對案情不明的陳前總統「兩天分案」，卻對案情相對明確的馬總統，拖了七十一天才分案，這種藍、綠「差別待遇」的偵辦效率，如何讓社會信服？（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一九八六年，在戒嚴體制下，黨禁仍在的時候，民進黨以「民主」、「進步」之名，成立了挑戰獨占統治權、帶有濃厚殖民性，僅把台灣當作流亡地與寄生、剝削對象的中國國民黨，已進入第二十九年了。 標榜「民主」與「進步」，兼有右派政黨和左派政黨的性質，但在台灣這個殖民性仍在、國家地位不實的政治場域，統獨的角力更勝一切，民進黨常常與中國國民黨以雙重性右傾政黨，分別在台灣的國家與中國的國家定位進行角力。 突破黨禁，改變戒嚴體制，民進黨的二十九年，在「民主」、「進步」的追求，確實有貢獻，但也常惑於權力的本質，在派系的糾葛、傾軋中，迷失視野。台灣的政治改革，進兩步退一步，在一面跌倒一面發現中開展，這是原因之一。 二○○○年，陳水扁代表民進黨當選總統，並在二○○四年連任，曾是民進黨聲勢的高峰。但是，不穩定的新政權，不盡符合「民主」、「進步」。在轉型正義不盡責任的統治權力，二○○八年失落了。 陳水扁甚至甫一卸任，即被馬英九及其復辟的政權追殺。相較於蔣經國時代，情報頭子汪希苓因江南案在景美監獄有獨棟房舍、廚子服侍，陳水扁的不合比例待遇，情何以堪？難怪多少人也要馬英九下台之後，比照辦理。 政治的是非，常常是相對性的，它不像文化的絕對是非。譬如，在政治上，兩國交戰時，軍人可以殺死敵人；但文化上，沒有人能殺害其他人。政治獻金交雜著純粹和不純粹的來歷，有時成為政商瓜葛，在現實上無法絕對淨化。相對而言，中國國民黨之惡更甚！有些時候，政治的權力鬥爭常常祭出類似文化上的絕對是非，做為競奪之器，但常常失於偏頗，對於大局、公利無益。 民進黨二○○○年到二○○八年能夠執政，陳水扁是拜多少黨內前輩、先進禮讓的結果。但又有多少同志視其為一人得道，因此不惜反目、出走？不要忘了，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不要忘了，人民授予權力是期望改變被中國國民黨殖民性統治的惡形惡狀，好好記取二○○八年政權失落的大挫敗、重拾人民期望。在中國國民黨面臨崩敗但反撲、作惡力量不可忽視的時際，民進黨人應好自為之！不要讓人民感嘆：「這就是政治嗎？」（作者李敏勇，詩人）

總統府近日召開「民國一○四年司法院大法官提名審薦小組」第一次會議，馬英九總統希望立法院能於本會期內行使大法官同意權，任命4位新任大法官接任任期即將屆至之林錫堯、池啟明、蔡清遊及李震山等四人。此時便不得不提，現行大法官任期制度，早已被馬英九總統一人搞得面目全非。 司法院憲法法庭。圖片來源：維基圖庫/Jiang 時間拉回1997年，當時第四次修憲明定司法院大法官為15人（此前規定「若干人」），任期八年，正副院長均具有大法官身分，而增修條文第5條第3項規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期四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定。」如此每一屆總統任期內均可提名半數之大法官，足以避免以往全體「固定任期制」之下，因總統改選，全體大法官同時更迭，某一政黨可於一次任命中改變大法官組成之結構。然而，馬英九卻於其總統就任前後打破了這個遊戲規則。 我們來看看2003年就任的大法官組成如下： 任期四年 2003年－2007年 翁岳生（院長） 城仲模（副院長） 楊仁壽 林永謀 王和雄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共八人） 任期八年 2003年－2011年 賴英照（院長） 謝在全（副院長）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共七人） 如按照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當屆任期四年之大法官於2007年任期屆滿，應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產出8位任期為八年之大法官，與另外7位大法官任期交錯。但最大在野黨卻以種種理由杯葛大法官提名人選，於陳前總統所提名之大法官人選中，僅通過任命林錫堯、蔡清遊、池啟明、李震山等4人為大法官（即本次任期即將屆滿者），陳前總統其後補提名之人選亦全數遭封殺。當時新聞即有報導，此與國民黨智庫建議，應該「留給新任總統提名」有關。 問題是，倘依1997年修憲時條文設計，2003年一次提滿大法官15人之後，每一個總統任期內至多僅能提名7至8位大法官。而國民黨於2007年在野時帶頭封殺大法官提名人選，至馬英九隔年上任後方又分別於2008年、2010年與2011年提名黃茂榮、陳敏、葉百修、陳春生、陳新民；賴浩敏（院長）、蘇永欽（副院長）；湯德宗、黃璽君、羅昌發、陳碧玉等三組大法官人選，使當前大法官組成如下：   2007年－2015年 林錫堯 蔡清遊 池啟明 李震山          （共4人） 2008年－2016年 除2007年少任命4人外，由於彭鳳至大法官請辭，故共提名5人 黃茂榮 陳敏 葉百修 陳春生 陳新民     （共5人） 2010年－2018年 由於司法院正副院長請辭，故補提2人 賴浩敏（院長） 蘇永欽（副院長）      （共2人） 2011年－2019年 因2003年至2011年屆滿之8人中所剩餘之4人已屆滿而提名次屆人選 湯德宗 黃璽君 羅昌發 陳碧玉          （共4人） 可以看出，2007年未完整任命8位大法官之後，整個大法官任期都亂了套，再加上彭鳳至大法官提早辭職，無任期保障之司法院正、副院長前後（被）辭職，後續的補提名人選也打亂了大法官之屆期。當中還有個重要的問題是，大法官辭職或正、副院長下台出缺時，後續提名遞補之大法官任期應該如何計算。是重新起算八年？亦或至該出缺者任期屆滿為止？ 原本司法院組織法第5條第3項規定：「大法官出缺時，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明文規定採「繼任制」，至該遞補之席次原任期屆滿為止，此當係與憲法增修條文中，大法官採兩組任期交錯制之意旨相符。然在2015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最新條文，卻硬生生地把該條項給刪除了！而實際上，如依憲法意旨採繼任制，蘇永欽與賴浩敏兩位大法官之任期根本只應至2011年（當中甚至還看不出2008年所提名之5人究竟是誰遞補彭鳳至大法官之任期），本次修法僅是把破壞憲法任期設計之意旨「合法化」而已，卻大大偏離憲法之設計。 回歸主題，按照憲法原本設計，2004年至2008年之總統任期內，於2007年可提名8位大法官；接著於2008年至2012年總統任期內，可於2011年提名7位大法官。以此類推，爾後每一屆總統，均得於其任期內提名並任命7位或8位大法官。 但實際上，卻可發現於2008至2012年之總統任期中，馬英九總統共提名了11位大法官人選，完全悖離憲法中「一屆總統提名約半數大法官」之設計。而其於連任之狀態下，今又欲提名任期至2015年的4位大法官人選，勢將造成現任15位大法官均為同一總統提名之結果，使原本憲法為大法官設計之任期交錯制精神蕩然無存，顯然是毀憲亂政之惡例與惡行。今日憲政改革聲浪再起，除了對政府體制之檢討外，被馬英九一人所紊亂之大法官任期問題，亦同有必要一併檢視。  

朱立倫在香港明確宣示：國民黨對九二共識是相延續的，這是多餘的提問。他也表示，願意訪問中國、出席國共論壇。朱立倫打著改革、修憲、內閣制號召出場，但所謂的不當黨產歸還國家，立刻變成黨產歸零是假議題，他的馬2.0形象也逐漸自我實現了。現在，習近平喊九二共識，馬英九馬上附和，朱立倫還藉由在中國領土香港的機會，向習近平表態延續九二共識。可見，跟馬英九一樣，朱立倫的眼中，老共是老大，台灣人民算老幾。 不僅延續九二共識，女婿當上黨主席後便不時介入政局的高育仁，日前更進一步主張：朱立倫應超越「九二共識」，兩岸政府盡速協商「政治關係、涉外事務、軍事互信機制、和平架構」四個問題，並表示樂見「朱習會」。近來，高育仁的許多政治動作，在在令人聯想到影武者的角色。這次的「超越九二共識」，比「延續九二共識」，超越前進一大步，也難免耐人尋味。 去年九合一選舉，背離民意的國民黨，慘遭罕見的崩盤潰敗。朱立倫臨危競選主席，口口聲聲要貼近民意。然而，宛如結了傷疤忘了痛，才經過一個舊曆春節，又倒退嚕回去老國民黨的路子了。馬英九的傾中總路線，受到人民總清算，朱立倫卻換湯不換藥，延續這樣的總路線，甚至還可能更貼近中國，比馬英九的傾中政策走得更遠，讓台灣走上終極被統的不歸路！是以，未來一年餘，黨政之間，會因互爭「中國代理權」而陷入何種纏鬥，大家且拭目以待。 話說回來，國民黨的家務事，我們也懶得置喙。我們只想提醒，朱立倫要有心理準備，延續馬英九背離民意的路線，國民黨鐵定會面臨民意更強的反撲。九合一選舉為何崩盤？關鍵在於，馬英九獨斷獨行ＥＣＦＡ，矮化國家主權且導致經濟沉淪，去年又企圖硬推服貿協議，不惜讓更多中小企業無以為繼。這股急劇累積的民怨，終於在去年太陽花學運遍地開花，馬英九的傾中總路線，遭到公民力量有效阻擋，此後民怨加速擴散，在九合一選舉橫掃藍軍。 依此台灣政治發展力學，朱立倫延續九二共識，願意訪問中國、出席國共論壇，甚至還可能超越九二共識，加速靠攏中國，等於是重蹈馬英九的覆轍。從甚麼地方跌倒，便從甚麼地方站起來，這是一種成功的模式。奇怪的是，朱立倫卻想在馬英九跌倒的地方再跌倒一次，彷彿只想失敗，不想成功。國民黨想選舉，朱立倫想選舉，偏偏要與民意對幹；台灣認同不斷攀升，他卻想拿虛構的共識，當作臣服中國的遮羞布。這樣的政治動作，到底是想選總統？還是選特首？ 顯然，國民黨要人都已中毒，那就是，甘願套上中國的一中絞索，來換取老共的明助暗助，作為國內政治競爭的奧援。有此內應，難怪老共統戰直接入島，連軍隊也遭共諜滲透。 此一伎倆對國民黨有加分嗎？從太陽花學運、九合一選舉來看，人民雪亮的眼睛已經看透了！國民黨即將再度失去政權，也成為多數國際媒體的預言。國民黨膽敢如此，似乎是看準民進黨也終將趨近中國，所以堅持當其正字標記的「九二共識黨」，作為將來用之不竭的政治本錢。 於是，民進黨的走向，就特別值得關注。如果其主事者迷信，上次大選輸在中國政策，遂發明自以為彈性的論述，國家認同改採曖昧立場，那麼，延續九二共識者或超越九二共識者，必將成為民進黨永遠追不上的對手。相反的，民進黨與民意站在一起，捍衛台灣主權獨立現狀，審時度勢促進國家正常化，那麼，只要國民黨人想在政壇生存發展，就得回到台灣立場爭取主流民意。這樣形成的良性競爭，才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政黨政治，否則，一個中國國民黨，一個中國民進黨，人民全輸，台灣必亡。

太陽花學運後，台灣的民主進一步深化。政治文化正在改變，此時，爆出徐佳青在美國台灣人社團中演說涉及「聽說」有阿扁政治獻金幾十億元的言論。綠營內部的反應很強烈，濃濃的派系鬥爭味道。 阿扁獲保外就醫後，包括家人，行事都很低調，顯示經過多年的慘痛教訓，不斷在調適自己。這次「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開始很憤怒，可以理解；但事後很快降溫，可見著眼於大局。 我一向不願被捲進綠營內的派系鬥爭，但是現在的台灣，既然敏感的宗教文化也被檢驗，民進黨的派系文化為何不可以公開討論？還使我憂心的是，對原先寄以很大希望的新公民力量，包括青年學生，也是山頭林立，也會有新的派系政治？但因為三一八學運才過去一年，分分合合不會很快有結果，所以會繼續觀察。 我與海外台僑與香港泛民有許多接觸，由於香港泛民很多被誤導，我費盡唇舌解釋台灣的政情，尤其他們對扁案的誤解。但是面對台僑時，我對綠營也有抱怨，尤其內部的派系鬥爭，例如以對阿扁的態度而不是對台灣的大局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基層民眾對阿扁的真摯感情很感動人，但不希望政治人物消費阿扁，害了阿扁。 對民進黨的主要派系，我不會一刀切，好的全好，壞的全壞，而是看各人的表現。對「綠二代」也是如此，但是我反對小農式「繼承香火」。我不會刻意去迎合一派，打擊一派，目的只是獲取某派的好處，或者增加自己書籍的銷量。我很警覺國共對民進黨的滲透，但不會輕易亂套帽子。 這次事件再次考驗蔡英文應付危機的能力，雖然她是不錯的談判人才；因為未來她要面對中國惡霸。但是我絕對不會無限上綱把這次事件看作是她精心策劃的陰謀。徐佳青的「幾十個建商」與「幾十億」，看來是情緒性的信口開河；但是她忽略這是「全都錄」時代所造成的傷害。 台灣的派系政治文化源於台灣社會文化。文化作為上層建築，也與經濟基礎有關。中國式的小農經濟孕育出中國式的小農意識；向現代經濟的轉型剛剛開始，許多企業還是家族企業，政黨亦然。因此民進黨要轉型為現代化政黨，須在文化上好好自我革命「去中國化」。 事件的爆發讓選民嚴格檢視民進黨，但要防止轉移對買辦文化的批判。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柯文哲『進口』二字揭穿外配來台背後殘酷「買賣婚」的現實。日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參加座談會時，又談到單身未婚議題，只是這次不是談未婚女性而是把矛頭指向男性未婚，並脫口說出台灣都『進口』了三十萬外籍配偶，怎麼還有那麼多男性沒有結婚？聽說柯文哲當場就被女性團體給指正了，事後媒體也大篇幅報導柯文哲又失言事情。一開始我也直覺柯文哲又失言了，但是新聞報導多看幾次後，赫然發現，這次柯文哲不算失言，只是用字太過直白而坦率，好像童話故事裡指出國王沒穿衣服的那個小孩一樣，用『進口』兩個字一舉揭穿了外籍配偶來台背後的殘酷「買賣婚」現實。越仔細深入思考，越覺得『進口』一詞用得非常精準。如果身邊有人去過越南迎娶外籍配偶的經驗，就當知道，整個過程跟我們到市場上挑選商品採買的做法幾乎都一樣。由仲介帶想娶外籍配偶的男性和家屬到當地國家去挑選對象，選定之後和對方家屬議定之後要支付給對方的金額，再讓當事人相處看看，沒有問題就決定迎娶日期。整個過程如果抽掉了金錢，還能成立嗎？整個過程，女方沒有拒絕的權利。這如果不是交易行為，什麼才是交易行為？而從國外買東西回台灣，不叫『進口』要叫什麼？更進一步來說，台灣不只進口外籍配偶，還進口外籍移工。柯文哲只是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殘酷事實，台灣社會有一大群男人無法透過正常戀愛或相親方式在台灣找到對象，或被迫或主動前往收入比台灣低的國家尋找願意收下一大筆聘金然後遠嫁到台灣來的人。根據學者研究，中低收入的藍領階級與身障男性是以買賣婚形式迎娶東南亞外籍新娘的大宗。外配被嫁來台灣主要負擔起照顧先生以及先生家人的責任，也經常必須外出打工貼補家計，因為選擇迎娶外籍配偶的男性家庭經濟狀況多半不佳。而今台灣的生育數當中也已經有超過一成的人口來自外配，是低迷的生育率中的重要貢獻族群。說實話，我不覺得缺伴侶的男性到國外以買賣婚形式進口外籍配偶很可恥，只要整個制度是合理保障所有人的權益，例如仲介不會獅子大開口，女性嫁到台灣來也能得到合理照顧而不是被剝削。畢竟沒有規定婚姻的構成要素非得是兩人自由戀愛，各取所需的婚姻契約，只要締結契約之兩人共同接受即可。日本最近一部戲劇《Ｄａｔｅ》就在探討這個議題，「沒有愛，但基於互惠關係而締結婚姻契約不行嗎？」台灣明明就在『進口』外籍配偶，並不會因為白目的柯文哲換了比較優雅的修辭就讓這事實消失。不願面對柯文哲無意間說出的真相，反而逃避式否認其說法的嚴重性，將事情簡單的歸咎於柯文哲又失言了，然後繼續假裝台灣沒有買賣婚，『進口』外籍新娘的事情嗎？台灣社會反應看來，我們似乎不願面對『進口』外籍新娘的事實，或許也是為什麼許多外籍配偶嫁到台灣來的基本人權無法受保障的原因？例如：越南籍外配要嫁到台灣前得被放棄本國國籍，如果嫁來台灣後沒待到能拿到永久居留權就被離婚，將會淪為無國籍人士，這點一直沒有人願意面對？的確，或許柯文哲的用字，是無意識反射性脫口而出，歸咎於個人失言也無不可，但是如果願意深入追究問題本質就知道進口二字是意外卻精準說出台灣外配的悲慘現狀，婦女團體如果只把矛頭對準柯文哲失言而不能利用柯市長的巨大媒體曝光率進而揭露這殘酷事實，豈不是失職了嗎？

出走 不再見2012年1月11日，我攜妻兒從北京 登上直飛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飛機。那 一天,沒有一個親朋好友前來送行，「送行」的是幾名負有特殊使命的國保警察。當廣播宣布「乘客開始登機」時，那個名叫姜慶杰的國保頭子故作客氣地說：「余先生，再見!」 不到4歲的兒子，以為這些面容和善的「叔叔」是爸爸的朋友，笑容可掬地向他們揮手告別。我沉默不語，登上舷梯時頭也不回。我知道他們正拿著相機對我拍照，然後回去交差。我知道，這一生大概不會有機會跟他們 「再見」了。在我人生的下半段，離開中國的時間將以十年為單位計算。我不會像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過於樂觀地做出「中共在未來三、五年內必定垮台」的預言。既然暴政的形成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麼從臣民社會蛻變為公民社會的「解凍」則需要更加漫長的時間。中共的暴政一天不垮台，我就不會回中國，我回去的應當是一個自由民主、地方自治的中國。我沒有中國士大夫自憐自艾的鄉愁，那種余光中式精緻而唯美的鄉愁。我有那在淨光高處的信仰。正是對故鄉的那片土地和那些同胞的愛，我才選擇暫時性地離開。我不以流亡為苦，我絲毫沒有華人慣有的「葉落歸根」的念頭，於我而言，「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知道，有一片更大的青山綠水在等待我、呼喚我。我是一名流亡作家——儘管我並不喜歡流亡這個詞語，但姑且沿用之。自古以來，流亡似乎總是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作家的宿命。波蘭流亡作家、詩人米沃什寫道：他頭髮倒豎，耳朵聽見搜捕的尖叫，他逃過冰凍的原野，而他朋友和敵人的靈魂留在了結霜的鐵絲網後面。這就是一幅我的畫像：我自由了，可是我的朋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然在監獄中，從2010年10月起他的妻子劉霞被非法軟禁至今。這是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鄉居 再行腳抵達美國之後，我沒有選擇去華人眾多、處處鄉音的加州或紐約，而是定居在更具「美國性」的維吉尼亞風光如畫的鄉間。我新家的前院，有十多棵顏色不同的櫻花樹，每到春天，如雲霞般的櫻花便飄進了書房。在這樣一間探出頭去就能與知更鳥親嘴的書房裡，若不能文思如泉湧，還能怪誰呢？我喜歡這片留下過清教徒腳蹤的土地。這裡離華盛頓不到一個小時車程，周圍遍布華盛頓、傑佛遜和麥迪遜這些美國開國之父們的莊園。空氣裡有清甜的青草味道，不遠處的馬場、酒莊與森林美不勝收。在這裡，我終於可以安靜地埋頭讀書、寫作，有時一個星期也不會有一通電話或一個訪客來打擾。在寧靜的、宛如世外桃源的美國鄉居生活的間隙裡，我有機會到台灣訪問。與此前身在中國時兩次走馬觀花式地訪問台灣不同，身在北美的我可以從容展開台灣「行腳」——2013年春和2014年春兩次訪台，加起來超過四個月時間，差不多走遍了台灣的每一個縣市。台灣的熱鬧與北美的寧靜宛如火與冰的兩個世界。初春時節，維吉尼亞還是料峭春寒，台灣已宛如碩大的蒸籠,溼熱的氣候讓我揮汗如雨。比氣候更加躁動的、更加熾熱的，是新發於硎的公民社會對回潮的威權體制的抗爭。我很高興成為這一歷程的觀察者和參與者。砥礪 磨長劍台灣之美，最美的是自由。在這裡，我可以自由地言說、自由地發表和出版作品。這幾年來，我的新作與舊作陸續在台灣出版。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之外，有香港和台灣可以出版作品，這是用華文寫作的我，比昔日用俄語寫作的俄國流亡作家更幸運之處——那些俄國流亡作家只能在美國一家專門出版俄語著作的小出版社出版作品，很多書僅僅有數百冊銷量。而我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擁有為數眾多的讀者，甚至有不少陸客到香港和台灣旅行的時候購買我的書，再偷偷帶回中國，雪天讀禁書，不亦樂乎？2013年之後，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步步緊逼，香港的出版自由變得日漸蹇逼。此伏彼起，我在台灣出版的作品數量逐漸超過了香港。於是，到台灣與台灣的讀者朋友面對面地交流，成為我生命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我到台灣時，充滿了感恩之心。不過，一開始，我的台灣的看法，像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那樣，受制於利己之心和宏大敘事：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可以成為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參考與樣版。故而，我懷著焦灼的心態，向台灣朋友介紹六四屠殺、「天安 門母親」群體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希望更多的台灣人關注中國議題。這樣做固然沒有錯，但當我一步步地深入台灣社會的肌理，就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不能僅僅把台灣視為一個可以利用的資源，我也應當為台灣民主的深化盡一份力。台灣不僅有美食、美景和溫婉的人情，更有民主憲政深化過程中的劍戟與攻防。我有幸加入到光明的陣營，對抗那無邊的傲慢、僵冷的黑暗。我遇到最可愛的人，是那些目光炯炯、怒髮衝冠的青年，他們常常帶給我驚喜與觸動。2013年春天訪問台灣時，我應邀作了20多場公開演講；2014年春天訪問台灣時，原計畫作30場演講，但實際上演講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最多的一天有三場——「太陽花」學運後，有那麼多台灣朋友希望更多了解中國的真相，並傾聽一名「異鄉客」和「世界人」對台灣社會問題的看法。由此我也成了「太陽花」的一分子，成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榮譽成員」。邀請我前去演講的單位，除了此前的大學、教會、出版社之外，這一次更有獨立書店、咖啡館、醫院、公民團體 等，甚至還有中學和原住民部落。在台灣，與我對話的作家、學者、律師、牧師和文化界人士濟濟一堂：鴻鴻、吳明益、王丹、楊憲宏、林培瑞、徐斯儉、沈清楷、李筱峰、姚嘉文、黃國昌、宋澤萊、李敏勇、顏厥安、莊萬壽、陳芳明、曾建元、葉浩、梁文韜、鄭仰恩、 王昭文、王貞文、盧俊義、白光勝、羅文嘉、王成勉、蘇南洲、康來新、洪耀南、鄭村棋、周渝、王興中、李酉潭、 許家豪、林保華、李雪莉、陳君愷、陳至潔等數十人。在這些主題不同的演講中，我不僅講述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通常還會留一定的時間，請聽眾提問或辯難。在後一環節，思想與思想之間碰撞出了光芒四射的火花，某些小小的火花使我萌生了關於下一篇文章嶄新而鮮活的思路。我對台灣的朋友們說，我在台灣一天講的話，比在美國一個星期講還要多，更比在中國一個月講還要多。在美國，有講話的自由，卻沒有聽眾；在中國，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被禁止在超過三、五十人的場合公開講話；而在台灣，既有講話的自由，也有熱情似火的聽眾。如果說我的思想和文字如同一柄長劍，那麼我在台灣演講時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和讀者都如同一塊緻密的磨刀石—— 若沒有磨刀石，劍怎麼可能有削鐵如泥的鋒利呢?我是台灣人我的這些演講，以太陽花學運為中心，以台灣民主化歷程為時間軸，以中台港澳及海外華人世界對民主價值的認同與追求為空間軸。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太陽花學運興起後，關於太陽花學運的評價，我與許多曾是好朋友的中國民主派人士產生巨大分歧。這一分歧引起我的警醒與深思：為什麼在海外生活多年並自稱支持民主、自由、人權的人士，一旦面對台灣獨立議題，立刻就跟共產黨一模一樣，窮凶極惡喊打喊殺，猙獰的面目讓我無法辨認？中國知識界論及台灣問題時荒腔走板的時空錯位，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歷史與現狀缺乏基本了解。他們反共，便以為聲稱「反攻大陸」的蔣介石是救星，卻不知道被蔣介石迫害的雷震和殷海光才是懷著「自由中國」願景的民主鬥士；他們反日，便對日治時代台灣的進步與文明一筆抹殺，甚至全盤接受國民黨「二二八是親日分子的叛亂」的說法。他們期盼國民黨重返中國執政，認為馬英九取 代習近平是「最美的夢想」。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不能正確理解人權真諦。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指出：「人權這個觀念 建立在一個正確的信念之上，就是普遍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 正義、對幸福的追求、真誠、愛—— 這符合整個人類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作為這個或那個民族、宗教、職 業、身分的成員的利益。滿足這些要求，保護人們這些要求不被忽視或否認，都是正當的。」以此理念出發，獨立的訴求是人權重要組成部分，台灣獨立、香港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乃至作為四川人的我期盼的四川獨立，都是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的價值。與當年掙脫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的北美十三個自治邦民眾一樣，獨立與自由是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台獨不是負面價值，而是正面的價值不；支持台獨的中國知 識分子，不是台灣人民的真朋友。我從不迴避在任何公開場合支持台獨，我更以書為媒，在演講中、臉書上，結識越來越多台灣朋友，我的台灣朋友比中國朋友還多，在這個意義上，我也算是台灣的半個在地人了。我在台灣發表演講，是身體力行支持台灣民主進程。這些演講稿中的十篇彙編成這本書，漸次展開當下台灣社會萬眾矚目的議題：台灣憲政體制的癥結在哪裡？台灣獨立的前景如何？中國民主化與台灣獨立有何關係？為何馬英九當局與中共謀求的是「虛假的和平」？為什麼說台灣社會的分裂是「臣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分裂？知識分子如何彰顯公共性同時又堅持獨立性？我鮮明的觀點，在台灣引發不同的迴響。演講中即有聽眾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見，部分講稿片段在媒體發表後，也有讀者在網路留下商榷的看法。伯林說：「理解反對意見能磨練人的鑑別能力，機靈和聰明的論敵常常能幫助你剔除謬誤和錯誤。在政治學和理論學中，最壞的不過是狂熱固執著少數簡單的觀點，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鑰匙。」因此，我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讓自己離真理越來越近。整理每篇講稿時，盡可能收入聽眾的問答及與談者、主持人的發言。這樣不僅更有現場感，讀者亦可窺見我的台灣觀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軌跡。1963年6月26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訪問西柏林時，曾以德語說「我是柏林人」，這句擲地有聲的宣告鼓舞了無數與極權體制抗爭的人們。在同個意義上，在太陽花綻放的台灣，我是一名不持有台灣護照的「台灣人」，我把台灣視為自己精神的原鄉，視為詩人布羅茨基筆下「水手們的十字架在那兒泛著白光」的美麗島。如果中共有一天武力犯台，我願以肉身去抵擋中共的坦克——如同1989年在北京攔阻坦克屠殺學生的「坦克人」一樣。面對國共兩黨聯手葬送台灣民主憲政、走向終極統一的陰謀，我願與所有熱愛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併肩戰鬥——我深信，總有一天，我們能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歌唱與歡笑。（轉載自台灣教會公報2015年3月2日～3月8日/3288期）

 最近才了解，跟外國同事吃飯時的聊天互動，我其實大概只聽得清楚五成他們所講的，主要是抓關鍵字，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口音，又加上他們使用的一些字辭我並不熟悉，很多時候只能聽，或者傻笑，萬一對方一定要我回答什麼，我才再問清楚。多數的台灣同事都覺得吃飯就還要聽英文講英文，太累了，所以都不會選擇跟外國人一起。以前我也是如此，但已經有好幾個月，我幾乎都是跟外國人同桌了。自己也蠻訝異這樣的轉變，於是回顧感受了一下，才發現，是因為跟外國同事什麼都能聊（主要指歐美人），他們對他們國家的政策制度，多少有些了解，對於我的好奇也多能回饋，但台灣同事對於這類議題相當不熟悉，一旦聊到，又因為彼此獲得資訊的管道差異太大（不少人都還是仰賴統派媒體）而根本沒辦法談。其他亞洲同事也因為都是來自威權體制，多半都不習慣關心公共事務。所以，對人類社會苦難/福祉的關心，竟然能讓我超越語言的障礙！當然，也是因為現在比較接受自己，不再覺得聽不懂英文就是丟臉了。（這會兒忽想到：其實我小時候也都聽不懂同學的外省爸爸濃濃的鄉音是在說些什麼啊，那還是中文呢！）另外一個受益是：因為我是地主國的人，跟外國同事一起，他們遇到對台灣不懂的事情，自然就會問我，如是的刺激，使得我從一開始面對他們提問的一片空白，到現在已多能回饋，好比說，前幾天228連假後，一位同事就問這個放假的緣由；另一位同事也問：「China Airlines是Taiwan的？那為什麼不叫Taiwan Airlines？」「你們都說你們不是China，那為什麼你們又要叫Republic of China？」為了回答他們的問題，我必須上網做許多搜尋，確認「國共內戰、蔣介石政權敗潰、韓戰爆發、東西冷戰、美國轉為扶植蔣政權、冷戰結束、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鼓勵台灣蔣政權續留聯合國但必須改名，而蔣介石無法承認失去中國而拒絕，以致台灣成為世界孤兒…」等等一連串的背景資料，因為這些都是黨國教育不讓知道的。真的很感謝這種「從外太空看地球」的照見，外身的角度激發了我強烈的求知慾，萬分的想認識自己以及自己這塊土地的歷史，以及讓台灣這塊土地被世界認識。這使得我無論工作再怎麼多，都還是會挪時間找答案。更驚喜的是，每每在探索的過程中，又學到了更多意料外的東西，因而世界不斷的變大、變亮！如是的動力讓我覺得，如果我們的學校教育是用這樣互動的方式，學生對於上學一定精神百倍、活力十足啊！所以，當想到有些台灣或亞洲同事總是自己一個人默默吃飯，有的甚至有同事面對面坐，也還是低頭自顧自的吃，不說一句話的景象，我突然明白了些什麼：從小，父母師長總說「學生的本份就是把書唸好，其它的都沒你的事，你都不用煩惱；好好唸書，考上好學校，才有前途。」結果，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沒資格了解、不需要參與協助，我們被迫不理采身邊的一切，全部精神都只能用在K書K書K書！所以，《美麗島事件》，沒我們的事；《陳文成事件》，沒我們的事；車諾比核災，那也沒我們的事；甚至學校辦園遊會、合唱比賽，也會有老師家長認為浪費時間，說「辦一次這個就少掉好幾個上第一志願」…結果，只要會考試就好了，生命裏的其它事情都不該管、不需知道，然後很多人考上了第一志願，然後呢？大家後來的人生都幸福美滿了？台灣因此而更富強安康了？答案很明顯，可是多數台灣人似乎未曾思考過這個，於是我們讓自己學生時代的夢魘繼續傳承下一代，甚至因為當年自己考得不夠理想，現在還加碼要求下一代，美其名「我是為你好」。其實我們社會裏各種關係間的緊繃、難以溝通、無力感，也是從「把書讀好就好、其它都不用管」的教育來的，由於這種「鼓勵對週遭冷漠」的教育，我們不了解別人想些什麼、需要什麼，無法感受對方的角度和立場，當然也就不懂得尊重，只會權勢壓人了；一個個高升的「爺們」都不知民間疾苦，這不都是刻意製造出來的嗎！原來，不思考、沒互動的填鴨教育，跟台灣人長大後婚姻裏的委屈不幸福、肢體或言語暴力、人際溝通和國際地位的挫敗，有著絕對的因果關係。而填鴨教育就是威權體制的產品；要擊垮威權，一方面必須從體制著手；體制之外，我們更得從平日與人的交流互動（尊重傾聽）著手。

 「不管過了多久，絕對有著不能忘記的事情，那就是對於台灣的感謝。」操著生澀的國語，一字一句清晰緩慢念出影片口白。一名日本正妹亞實，有感台日在四年前日本三一一東北大地震時所萌生的友好情誼，今年趁著三一一前夕，自拍影片《311 Thank You Taiwan》放上網，感謝台灣人當年的幫助（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c7IXPTwCE&feature=youtu.be）！台灣人和日本人的羈絆: 311 Thank You Taiwan。（圖擷取自YouTube）亞實說，當時台灣是世界上幫助日本最多的國家，所以就算已經過四年，日本對台灣的感謝與這份緊密的羈絆，是絕對不能忘記的。她說，二○一二年開始，日本學生會每一年都會舉辦「謝謝台灣」的活動，最大的理由是利用這個活動，告知台灣人東北回復的情況，「雖然我不是東北人，但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想要感謝當時幫助日本的台灣」。日本人普遍有飲水思源的美德，哪像中國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敗逃到台灣後，竟用血腥壓制、白色恐怖等迫害、霸凌收容他們的恩人。日本雖曾佔據台灣，但是他們對台灣的貢獻不能否認，讓台灣成為東亞僅次於日本的文明國家，讓年長一輩念念不忘當時的榮景。反觀國府一來，甚麼都變了調，台灣的文明倒退幾十年，甚至到近七十年後的今天，國民黨政府還有「本事」讓台灣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年輕人說的「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當然有道理！（作者為物理學博士，大學教授）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查弊，似乎越查發現越多問題；美河市案隨著內部文件陸續曝光，郝市府喪權割地愈發明顯，還點名當時的副市長林崇一與北市捷運局官員，是讓北市府損失超過百億元的關鍵。接著台北市廉委會就美河市案展開調查，6日公佈會議結論指出，當初收購土地的價格嚴重被低估，導致地主權益受損，而背後主要的關鍵，就是捷運局提出一套前所未有的估價方式。果然不出眾人所料，真是魔鬼就藏在細節裡！在馬郝任台北市長共16年中，一再看到經手官員們，做事態度及應對，感覺到好像都是在護著商家，凡事仼由廠商予取予求，毫無制約能力，真是令人百思不解。台北市廉委會就美河市案展開調查，6日公佈會議結論指出，當初收購土地的價格嚴重被低估，導致地主權益受損，而背後主要的關鍵，就是捷運局提出一套前所未有的估價方式。圖為廉政委員徐嶔煌。（資料照，記者涂鉅旻攝）事實上，又是如何呢？有與公家機關做生意的人，大都知道其中奧秘。某些大型案件，如沒有官員的認可及引導，廠商是很難憑一己之力完成！所以，千萬不要誤會，以為利益都是商人拿去，官員們都清白無辜！任何可能官商勾結的案件，其利益當然是由某些不肖官員「先吃到飽」後，才能輪到商人，這就是遊戲規則！記得前考試院長關中曾說公務人員不是一般人，只有3％的人才考得上，因此用「台灣的菁英」來形容這群人一點都不為過！奇怪的是，這群人卻是整日裝出一副天真無知的樣子，行政能力有如涉世未深新鮮人。這不得不令人懷疑是否刻意在塑造出無能「假象」，以便用來掩飾其真正目的，這障眼法可謂是高招啊！因此，日勝生「美河市」案，要商家吐回百億元既得利益，根本是緣木求魚，當然極為困難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絕大部分利益」有可能早就被某些不肖官員們「瓜分」走了，如何吐得出來？（碩士研究生）

 「依法行政」對國民黨政府就是口號而已，更不用說什麼「程序正義」。從反服貿事件就可以知道，他們腦袋裡根本就沒這些概念：反正高層就是要硬推中國化課綱，監察院、法院講什麼都不用管了。最近行政院和國民黨不斷找人上課，想要反制「婉君」。PTT鄉民有一句名言講得很好：「說問題出在網路，表示你根本不懂問題。說問題出在『婉君』，表示你不懂還裝懂」事實上人民要的，就只是「效率」、「透明」而已。官員達不到這兩個標準，想要用什麼粉飾技巧都是沒用的。[新聞] 課綱微調 教部被判違法[新聞] 課綱微調敗訴 吳思華：照常上路 圖片來源：中央社 

 蔡英文確定代表民進黨再戰總統大位，對岸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藉場合，大談「九二共識」、「反台獨」的老調，台灣的統媒忙不迭大敲邊鼓，又是社論、專欄、評論，排山倒海而來。(網路資料，民報合成)蔡英文確定代表民進黨再戰總統大位，對岸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藉場合，大談「九二共識」、「反台獨」的老調，台灣的統媒忙不迭大敲邊鼓，又是社論、專欄、評論，排山倒海而來。睽其用意，不外挾中國「老闆」以自重，用「威脅利誘」雙管齊下，想要藉此影響2016年初總統大選的基調，甚或想徼

T VBS還是延續其製造「瀝青鴨」與「周政保影帶事件」等假新聞的傳統，本月6日該電視台竟然勾結房仲店長攻擊柯P租房政策：如帶頭抗議的台北橋站聯開宅住戶陳小姐，原來是中信房屋的三重重新加盟店長陳碧瑤（見以下TVBS影片），本身即炒房客，以前不但是麗緻花園大樓主委，還做房屋買賣，現已轉戰捷運共構宅大橋頭，被如今仍是麗緻花園大樓的住戶認出，並提供她的房仲名片（見以下手機通話連續擷圖）。最可笑的破綻是，三重在新北市，但影片中的抗議住戶，竟然喊說「我們當初是投你的！」新北市台北橋捷運站居民，可以在去年選舉時把票投柯P嗎？  

  2015-03-09 06:00行政院考慮以軍公教加薪來帶動民間加薪，國民黨立委也推動公司法第235條修正案、工廠法第40條修正案，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修正案。國民黨口號式的所謂「加薪四法」，說穿了其政策內涵就是以減稅優惠鼓勵為員工加薪。例如：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正案規定，若中小企業調高員工薪資水準，則增加支出列為費用加三成予以減除，享受租稅優惠。2011年的經驗顯示公務人員加薪無法帶動民間企業全面加薪。而其他加薪政策更是華而不實，濫用減稅優惠之餘是否真的能促使民間企業加薪，大有疑問。政府當局應該停止濫用派遣，打壓基本工資調整等不當作法，才不會繼續帶頭打壓薪資、惡化低薪問題。而解決低薪問題，應該深入瞭解薪資走低的經濟成因，政策層次才能提出有效對策。分析近十年內我國政府曾於2005年與2011年兩次為公務員加薪，幅度皆為3%。2011年80餘萬軍公教全面調薪增加3%，一年人事經費增加214億元。公務人員全面加薪對於人事經費占歲出比重過半的地方政府而言，財政壓力更是沈重。全面性加薪使領取月退休俸者都連帶受惠，卻使得早已日不敷出的軍公教退撫基金財務赤字壓力雪上加霜。決策者考慮公務員是否加薪，因素包括：物價、經濟成長率、國民所得、民間企業調薪情況、政府財政狀況等指標，但選舉年為公務人員加薪卻難免有籠絡選票、政策買票之嫌。而2011年的經驗顯示，公務人員加薪並無法帶動企業全面為員工加薪。雖然公務人員加薪使中小企業有跟進調薪壓力，但實質上並無任何拘束力，且民間公司有既定調薪計畫，調薪與否、調薪幅度多少，必然是以公司實際獲利情形為參考，並不受政府公務人員調薪影響。台灣近年來持續陷入低薪環境的成因，與對中國貿易往來密切有關。由於台灣對中國大量投資，對國內投資造成嚴重排擠，國內就業機會不足，雙方薪資水準逐年拉近，正是台灣低薪問題的主要成因。且台灣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使得台灣較其他與中國密切貿易往來國家，受到中國低薪牽絆的影響更加深遠。再者台灣出口主力的消費性電子產業，隨著加入全球生產分工體系整合的逐漸深化，走向高度資本密集的現況，ＧＤＰ中勞動報酬的比重逐年下降，出現薪資報酬無法充分反映真實勞動生產力的現象。且伴隨著全球價值鏈的快速重組，在台灣生產所負責的供應鏈逐年縮短，附加價值逐年下跌， 對於薪資與就業當然產生不良的影響。這些台灣當前的困境正好印證國際貿易理論中， 雙邊貿易往來使資本相對豐富的國家其原本相對較高的薪資水準逐漸下滑，而原本勞動力充沛的貿易對手則出現薪資上揚情形。台灣希望擺脫越來越嚴峻的低薪問題，必須在出口部門找到台灣生產的關鍵價值所在，並在內需經濟中找到能創造就業機會，帶動薪資上揚的新成長模式。唯有重新讓內需與出口兩大引擎恢復動能，才能創造出使薪資水準能上揚的經濟環境。而政客在選舉年提出華而不實的加薪修法，有如「頭痛卻醫腳」的奇怪做法，完全無助於解決問題！笑笑就好，不抱任何期待！

 相聲藝術中有種「唱雙簧」的表演，前面的人負責拋頭賣相，比手劃腳，而在後面的人就是隨相扮聲，也就是負責說話。在這種傳統說唱藝術裡，最重要的就是前後兩人的默契，當兩人的默契嫻熟到一定程度時，表演就能淋漓盡致。筆者這陣子有種感覺，朱立倫主席與其岳父高育仁也在唱雙簧，一搭一唱，政治表演幾乎完美。幾幕唱雙簧的表演如下，大家不妨好好觀賞。第一幕，當朱立倫「自謙」不會是顆太陽，高喊改革，要將國民黨不當黨產歸零時，改革的形象似乎要翻轉國民黨過去的黑金顢頇。想不到，人前喊改革，人後卻是媒體傳聞他的岳父高育仁跑到台南操盤市議長賄選，拉攏地方黑金派系。第二幕，當朱立倫不斷在媒體前強調不選二○一六年的總統，出訪香港避嫌時，他的岳父高育仁卻設宴邀請卸任的省議員，想要為國民黨凝聚選總統的能量，此地無銀三百兩，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果大家再去檢視朱立倫在桃園縣長、新北市長任期的執政弊端，似乎都可以看見高育仁的影子。朱立倫在人前佯裝改革，學學賈伯斯；高育仁在人後不斷當個影武者，到處喬事情。兩人唱雙簧，台灣民眾會傻到看不出來嗎？（作者為台南市民，教育工作者）

 民進黨前發言人徐佳青的政治生命結束了；只要看同是新潮流系的林濁水與李文忠等，再也不可能選上任何政治職位，就知道徐佳青，再見了。當然，徐佳青圖謀的可能是不分區立委；那麼要問黨主席蔡英文敢給嗎？給徐佳青不分區立委，形同把自己的大選選情綁在被選民唾棄的徐佳青身上，蔡英文一旦敢冒此眾怒之險，得利的一定是所謂第三勢力；綠營選民反正有另一種選擇，蔡英文要為淵驅魚，做罷！事發之後，徐佳青立刻發聲明稿，企圖用辭發言人來滅火。問題是，連標點符號在內區區百來字聲明，卻謊言連連，連黨主席蔡英文都頻頻打臉。徐佳青在聲明中強調是「個人在美國私人行程及言論，並非以民進黨發言人身份發言」，但蔡英文表示，「徐相關談話已逾越了發言人角色」，所以徐不是「個人」。何況美國台灣同鄉會達拉斯分會的官網發佈「徐佳青演講會」中，公開介紹徐是「現為民進黨發言人」，在演講會場中，徐當眾發放蔡英文羊年的紅包給聽眾；這是「個人」還是「發言人」？再說，既云「個人」，為什麼不辭個人而辭發言人？「個人」能不能辭？看看日本人勇於負責的精神與作為罷。蔡英文同時指出，徐「轉述未經查證的談話」。陳總統被馬英九抄家凌虐，特偵組越方如們用不起訴脅誘辜仲諒做偽證以陷害陳總統，果如徐佳青所說，特偵組還須用上天下地羅織成罪的栽贓手法？難怪同樣出任過發言人的莊瑞雄就說，自己從來沒有聽過什麼幾十億，也沒有聽過這樣的訊息，一無所悉。在扁身心重創瀕臨生死紅線的當下，徐佳青為什麼要下重手，再動用馬英九未盡的刺扁之刀？甚至捏造說：「蔡英文也是其中一個退扁的錢」，徐後來澄清說是「口誤」。口誤？弗洛伊德早就給「口誤」做出解釋：「口誤的內容往往是內心深處真實想法的反映和寫照。」徐佳青的造謠、抹黑，真是處心積慮，用心良苦。老實說，徐佳青不惜昧著良心、大造口孽，並不出人意外。當新系的賴瑞隆突然跳出來與陳致中搶立委，令人馬上想到：新系幾時出手？果然應在徐佳青身上。尤其離譜的是，質疑扁子陳致中對台灣「沒有貢獻，憑什麼選立委！」如此沒有政治常識的話都敢宣之於口，其赤裸裸鬥爭比「口誤」還明顯；她的立委同志莊瑞雄、黃偉哲等都反唇駁斥。陳致中的呼籲：「派系和政治力量不要介入初選。」良有以也。「父親正在養病，難道要父親氣死嗎？」這是為人子的哀鳴；馬英九做不到的事，新潮流、徐佳青要替馬做到？如此喪盡天良，蔡英文該給個說法，不然就與徐佳青同歸於盡。（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台灣的政府對馬雲、雷軍等人的統戰，只是官腔官調的作著應付式的同意。最近半年多來，北京對台當局，將「三中一青」這個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三中一青」的原意，乃是北京要對台灣的「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台灣的「青年」，加強工作。將話講明白，就是北京要依靠著它的市場力和經濟力，全力的發動起來，收買人心，這是中國以市場力促統的最高策略。最近中國的超級富商雷軍和馬雲宣稱要投下巨資贊助台灣青年創業，就是「三中一青」政策的體現。每個國家對於自己國家的各種人群，都應有自己的經營策略，這是國家的主權事務，絕對不可讓渡。因此，中國的政府發動它的超級富商，來台搞「三中一青」，其實是對台灣主權嚴重的侵犯，也是對台灣政府公然的蔑視。台灣的政府如果還有一點自尊心，一定要對北京的這種行徑，加以制止。但自從北京政府大搞特搞「三中一青」以來，我們政府可有任何表示？一點也沒有，台灣的政府儼然已成了北京政府的分部！北京對台要採取什麼政策，那是它的主權，例如它要向台灣中南部民眾釋出善意，擴大對中南部農渙產品的採購，別人當然無話可說。但北京動員它的富商來台灣搞青年創業，則是台灣的主權，不容別人侵犯。因此，最近台灣產官學方面對待馬雲的卑躬屈膝，就使人難以忍受，台灣對主體的自尊，居然已澈底淪落！台灣的產官學，居然在幫著馬雲造勢，敲著邊鼓。這些產官學及媒體，居然完全不知道，馬雲等人其實只是北京的統戰棋子，他的幫助台灣青年創業，只是要擴大一中經濟的統戰力量，這未必有利於台灣的發展。台灣的政府對馬雲、雷軍等人的統戰，只是官腔官調的作著應付式的同意。政府完全不知道「三中一青」乃是台灣主體價值的支持者，也是台灣主體性的最後防線，當北京已針對「三中一青」工作時，台灣尤其需要有自己的「三中一青」政策，而台灣自己的「三中一青」政策是什麼？因此，我就想到一九七0年代了，一九七0年代，乃是台灣的改變年代，由於農村凋蔽，青年的人心不滿，當時的政府清楚知道，對青年不能忽視，因此當時成立了「青輔會」、「青工會」，推動了青年創業園區，許多後來發跡的企業家都因此而出人頭地，帶動了後來的台灣產業進步。一九七0年代政府都還懂青年工作的重要，而今天的政府竟全然無知，甚至把這種工作讓渡給中國的富商去辦。當台灣自己的政府都不重視自己的「三中一青」，台灣還會有什麼前途？近年來的台灣政府日益無能，已給了北京鯨吞蠶食台灣的機會。貧者北京對台大搞特搞「三中一青」政策，而台灣政府還在無所作為的混著日子，更讓人覺得悲哀！

 2月28日在自由廣場及二二八公園各有一場音樂會，紀念台灣人共同的傷痛記憶。對於受難家屬來說，二二八是說不盡的傷痛，而未經歷過這段血腥屠殺史的年輕人則亟欲和解共生，展望更美好的未來。2月28日在自由廣場及二二八公園各有一場音樂會，紀念台灣人共同的傷痛記憶。對於受難家屬來說，二二八是說不盡的傷痛，而未經歷過這段血腥屠殺史的年輕人則亟欲和解共生，展望更美好的未來。（資料照，記者叢昌瑾攝）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公民團體展開「裝置藝術蔣」行動，對蔣介石銅像噴漆，表達蔣介石應作為二二八事件元兇，要為悲劇負責。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悠長的40年台灣壟罩在白色恐怖的陰影，直至1987 解嚴後才開始進行調查與平反的工作。但是在國民黨執政下的調查工作僅是為大屠殺事件擦脂抹粉，洗腦教育當中以「剿共清鄉」來掩蓋「血腥鎮壓」的歷史事實，時至今日，國高中教科書依然對這個造成台灣社會巨大哀痛並且對政治長期冷漠的事件輕描淡寫。上一世代的台灣人在殖民政府的壓迫之中，無法提起二二八，下一世代的台灣人也因為學習扭曲的歷史，把二二八事件化約為殖民政府所定調的「省籍衝突」而高呼「和解共生」。當我們回到歷史脈絡來看，二二八事件爆發的1947年，正是日本政府因戰敗而離去；中國政府因戰勝而來到的政權轉換時刻。二二八事件不是「查緝私菸」或「省籍衝突」，而是國民黨政府合法化鎮壓行動建立自身威權的藉口及接著連串的反人類罪刑。二二八事件真相仍未充份揭露，作為迫害者的國民黨政府更沒有受到司法制裁甚至得以繼續執政，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事實上還未開始。許多媒體都暗示「已經賠償很多」或「二二八事件過度渲染」，這都是轉型正義工作沒有開始的情況。轉型正義要落實，依據聯合國文件，五大要素包括：一、起訴元兇（Procecution initiatives）二、真相調查（ Facilitating initiatives in respect of the right to truth）三、給予補償（ Delivering reparations ）四、制度改革（ Institutional reform ）五、全國諮商（National consultations）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不僅從未起訴元凶，也不曾充分揭露真相，更可憎的，是不斷傳播錯誤的資訊與扭曲的教育，讓歷史真相如在五里霧中曖昧不明。中國國民黨與其操縱的國家機器從來不會因為時日遷延而「變好」。在這個前科累累的政府管理底下生活的人民，仍是備受壓迫，多數人心中仍有思想檢查的小警總，總是自動自發的當起順民，所有的意見表達與爭取身而為人的權益之抗爭更被媒體刻劃為各種衝突暴力場面，但真相是政府運用它的權力對人民施暴。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不僅從未起訴元凶，也不曾充分揭露真相，更可憎的，是不斷傳播錯誤的資訊與扭曲的教育，讓歷史真相如在五里霧中曖昧不明。（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震動全台的318學運過後一年，這個曾經血腥鎮壓台灣人的政府機器又動了起來，檢方大動作起訴上百人，事實上每一次的抗爭運動，參與者都面臨被起訴的風險，這是一貫的司法追殺手法。面對進化的威權政府，沒有改革過的政府體制，仍持續地用他們訂定的法律箝制人民，過去是殺人滅口，現在是司法壓迫。獨裁政權從未離去，只是手法進化，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正確的認識到我們在對抗的是什麼，該如何行動。（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貼自臉書）

 《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Ali Baba）與四十大盜」是許多人小時候耳熟能詳的故事，故事內容描述阿里巴巴在聰明的女奴隸Morgiana協助下擊退盜賊並取得盜賊寶藏。如今，中國也有一個阿里巴巴（Alibaba），不過這個阿里巴巴卻與阿拉伯的故事不同，中國阿里巴巴反而被認為在扮演盜賊的角色。我們熟悉的阿里巴巴淘寶網，就是盜版假貨的大本營。中國官方公佈淘寶網假貨超過6成。圖：香港蘋果日報。3月2日，阿里巴巴宣佈將在台灣成立100億創業基金協助台灣青年創業；3月3日，阿里巴巴老闆馬雲在台灣暢談他創業成功的經驗。馬雲強調熱情、堅持和合適的夥伴是創業成功的關鍵要素。不過，仔細深究馬雲成功的要件，或許「合適的夥伴」才是真正成功的因素之一。創業靠關係？合適的夥伴究竟有多合適呢？美國紐約時報告訴我們答案。2014年7月20日，紐約時報標題為「Alibaba’s I.P.O. Could Be a Bonanza for the Scions of Chinese Leaders」的報導分析阿里巴巴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IPO申請書，指出馬雲背後的政商關係。紐約時報說，阿里巴巴股東涵蓋了中國的主權基金、博裕資本、中信資本、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國開金融、新天域資本等等。這幾個投資機構背後其實是實力雄厚的太子黨，例如前總書記江澤民嫡孫江志成是博裕資本合夥人之一，開國元老陳雲之子陳元是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賀國強之子賀錦雷是國開金融副總裁，解放軍開國上將王震之子王軍是中信資本母公司中信集團董事長，政治局常委劉雲山之子劉樂飛是中信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前副總理曾培炎之子曾之傑是中信資本總經理，前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則是新天域資本創辦人之一。馬雲與中國官方關係密切除了上述的資本關係外，馬雲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表態也是一個標竿，2013年7月香港南華早報刊出馬雲專訪，馬雲在專訪中強調「鄧小平在六四要穩定，必須做殘酷決定，不完美，但是最正確的決定。」亦即馬雲肯定中共為了維穩鎮壓屠殺學生的決定是正確的。顯然，為了尋找適合的夥伴，馬雲連最基本的價值都可以出賣。創意靠山寨？除了中國官方這些合適的夥伴外，阿里巴巴與馬雲另一個成功的因素大概就是剽竊與私吞。手機軟體Innopage創辦人李勁華（Keith Li）曾經抨擊馬雲剽竊他們的交友應用軟體Worthy。(link is external)李勁華說，Worthy App在2013年9月推出並獲得蘋果App Store推薦，阿里巴巴於同年10月派員參觀香港Innopage，Innopage與阿里巴巴分享Worthy設計理念、發展方向，阿里巴巴則是主動提出合作要求。然而，同年12月，阿里巴巴的交友App「來往」發佈的新功能「敲門」抄襲了Worthy。對於李勁華的抗議，阿里巴巴則是無此事實與法律依據為由回應。馬雲的阿里巴巴剽竊他人創意並非鮮事。2014年11月，設計師吉承發佈訊息指出阿里巴巴的上千名員工穿著他設計的翅膀衛衣，然而這些阿里巴巴員工卻是穿著盜版的翅膀衛衣，阿里巴巴與馬雲也沒有對此事件致歉(link is external)。2015年1月28日，中國工商總局則是公佈《關於阿里巴巴集團進行行政指導工作情況的白皮書》指出，淘寶網正品率在中國網路交易平台最低只有36.25％，意即有62.75％是山寨假貨。阿里巴巴員工穿盜版衣遭原設計師抗議。圖：網路。其實馬雲的阿里巴巴不僅山寨他人，馬雲本身被批評出老千的案例也有，例如馬雲在2010年背著合作夥伴雅虎與軟體銀行私吞線上付款業務支付寶，將股權劃給馬雲的私人控股公司。對於馬雲這種行徑，中國巨人網路CEO史玉柱則是恭喜支付寶回歸中國，要馬雲做個愛國流氓，因為集團控股如果在美國人與日本人手裡，那就影響國家安全了。2014年，馬雲也私吞了恆生電子搶佔金融網路入口，成為馬雲私產而非阿里巴巴集團財產(link is external)。上述這些中國山寨行為理應遭受抨擊，然而台灣媒體卻總是喜歡吹捧中國山寨經濟。台灣還有媒體吹捧阿里巴巴在美國IPO，是讓西方見識到山寨的科技力量。台灣媒體也吹捧馬雲具遠見眼光與務實能力，是阿里巴巴成功的因素。然而，這種山寨真的可取嗎？靠中國官方關係起家的生意值得鼓勵嗎？幫助台港青年還是利用台港青年？今年2月1日，馬雲在香港宣佈出資10億港元支持香港年輕人在阿里巴巴旗下平台上創業；一個月後，馬雲也在台灣宣佈提供100億元台幣給台灣青年創業。對於包含馬雲在內的中國企業頻頻向台港青年招手，香港評論家李平認為中國近年來的新企業與企業家崛起遠比台灣與香港出色，並不是因為中國法治與公平度優於台灣、香港，而是良好的政商關係才是中國新企業在新市場分得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link is external)對於山寨品大本營阿里巴巴老闆馬雲以及山寨始祖之一的小米老闆雷軍頻頻向台灣與香港青年招手，李平警告台灣、香港青年當然可以藉由小米、阿里巴巴創業致富，但實質上仍是以自身的創新能力為小米、為阿里巴巴創造營利與財富。最重要地，馬雲說，提供給台灣青年的100億創業基金撥付，需要經由專業團隊先審查創業提報計畫。想想香港Worthy App的下場，你真的認為提報的計畫不會被阿里巴巴率先山寨嗎？更何況，習近平已經開始清除江澤民勢力，親近江澤民的馬雲被媒體披露可能已經遭到習近平鎖定剷除，官方在今年1月公佈阿里巴巴的淘寶網賣假貨就是指標。同時，親習近平的訊騰老闆馬化騰所擁有的微信（We Chat）也在2月封鎖馬雲的支付寶。顯然，馬雲已經快不能自保，台灣青年還能期待透過馬雲繼續淘寶？

民進黨發言人徐佳青因爆扁獻金惹議請辭（本報資料照片，朱蒲青攝）民進黨發言人徐佳青爆料扁收建商獻金數十億，在政壇引發軒然大波，徐佳青上午辭去發言人，似盼能止血，然而此一指控事件的背後牽涉之「法規制度」與「社會觀感」的拉扯，以及政治人物的言行檢驗，仍有值得深思之處。現代民主政治菁英治國，但民意亦相對重要，前者依循的是法規制度，後者則期待道德良知。除非一些極端惡行，例如IS的處決屠殺，或者鄭捷病態式的隨機殺人，早已嚴重違反人性與正義，否則大抵都有討論的空間，作為「陪審團」最忌極端偏廢；政治人物與聞其間，必須對議論他人負起被人公議之責，不可不慎。例如扁交保就醫，馬英九及其下的法務部，依「法」而不依「情」，造成八、九成以上民眾不認同，最後才「窮盡」制度上的可行，但已拖了個把月，社會觀感蕩然無存。馬英九、羅瑩雪美其名死守法規制度而不讓毫釐，外界視之刁難，終未贏得更多的民眾尊敬。而在扁獲保外之後，陳致中積極投入立委選舉，又引發黨內派系爭議。就制度而言，陳致中的參選權獲憲法保障，而民進黨亦讓他復權，參選是他的權利，社會觀感、能否勝選是另一回事。而徐佳青抖出舊事，若不足證扁已涉犯法，大抵也屬於道德審判之類，意圖綁架所謂「社會觀感」來壓制特定人，這又豈是正解？不論是馬英九，或者是徐佳青，都犯了一個把自己放在「制度仲裁者」或「道德審判者」高度的錯誤，亦即一人代表所有制度，或壟斷社會觀感。問題是，能經得起多少考驗？馬英九可曾為此道歉？徐佳青又怎能不辭？但徐佳青畢竟是辭了，不管事件之後如何發展，總是比馬英九、羅瑩雪要負責多了。然而，該歸給法律追查的，相信有關單位也不會放過，對手勢必要見縫插針，這場由她惹起的風暴，一時恐怕難以平靜。但有二點必須持平而論：其一，徐的去職對「制度綁架者」馬政府而言，起碼有正面示範作用，別忘了馬英九的獻金案早已啟動司法調查；其二，那些還想著藉機修理徐佳青的綠營同志或特定媒體，是不是也一樣犯了壟斷社會觀感，綁架民意的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