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應該會捅到馬蜂窩，不過該講的事情還是得講講。 基督宗教，在千年前興起之時很窮，但以無比熱誠跟殉道精神傳教，從上到下個階層無不感動。隨著宗教的被廣泛接受，以及統治者的受洗，教會逐漸壯大，有了自己的財務跟土地。每當國王與皇帝聖靈充滿，就是教會財富更加擴大的時候。 但龐大帶來腐敗，與統治階層互相來往的結果，就是宗教世俗化，教堂金碧輝煌，有錢有勢者在禮拜彌撒中可以坐在前排，近距離接受聖職人員全心力的朝聖活動，窮苦的百姓則在教堂後方或坐或立，遠遠的瞻仰前方神聖的十字架。更有甚著，教義的傳播被壟斷，百姓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拿出微薄的收入捐獻，以為這種方式一樣可上天堂。 這種腐敗是不可能永續的，十字軍東征的結果拓展了一整代歐洲基督教徒視野，有聖徒發起改變這種偽善的儀式。這些被後世封聖的聖徒，以極為清苦的生活走入民間，一步一腳印的將基督教義傳播給底層民眾，在那些金光閃耀的大教堂中高呼窮人與有錢人的靈性是一樣的。 於是風起雲湧，人們被感動了，不識字的窮人百姓也許不懂聖經上寫什麼，但他們感受的到這些苦行修士，與大教堂中衣服華美的聖職人員完全不同。窮人只知道這些修士更為神聖，更值得尊崇，基督教義其實更簡單接近每個人。隨著苦行修士的努力，基督教會重新定義了自己，更多人了解到，宗教是靈性的，若過度世俗化，那不過就只是俗氣的商業販子罷了。 在幾百年前，一度改變了基督教會的苦行僧，萬萬也沒想到，即便是這種巨大的轉變，依然改變不了龐大帶來僵化，缺乏監督帶來腐敗的老問題。因為人民期待聖職人員的表現，所以每個修會的修士都在比清苦，每間教堂的神父都在展現教會對窮人的救濟與奉獻。 這結果就是，越苦的修會被捐贈越多的土地，救濟窮人越多的教堂收到越多的善款。跟原本的初衷違背，這些人也開始世俗化，只不過修士的外表依然要穿上破舊的布衣，頭髮鬍鬚不整，但修會土地財物可比世家貴族。基督教會在這幾百年的期間，越來越怪異。 可想而知，能捐土地跟財物的，一定是達官貴人，其目的不外乎獲取名聲。而隨著教會再次腐敗，統治階層跟聖職人員又開始合作，這些不收稅的土地與財富，反過來成為孳生特權的溫床。窮人一樣清苦，貴族依然富貴，狀況還是沒有改變。 但這次有點不同的是，政治與宗教掛上的結果，沾染世俗太多，讓靈性的宗教漸漸失去了被尊崇的聖性，而許多教宗的醜聞與干預各國內政，讓許多國王心生不滿。如同課本所說，最後基督宗教分裂，產生了新舊教之爭，引發的宗教戰爭最終讓羅馬基督教會權威盪到谷底。 戰爭過後，教會依然富有，但在失去政治權力後，漸漸反省分析過去的失敗。這在上個世紀尤為明顯，龐大的基督教會中有各種不同的分支與系統，雖然名為統一的組織，實則開始摸索許多重新獲取民心的方法。最後結果可說是殊途同歸，那就是靜靜的做，慢慢地來，紮紮實實的打下基礎。 具體來說，就是各修會到各地去，依照當地實際需要，提出計畫來辦理各種設施，如醫院、孤兒院、育幼院這種最普遍的。成功大者如德蕾莎修女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仁愛傳教會，小者如台灣宜蘭的羅東聖母醫院，其他在台灣有許多小故事，情節不外乎遠地而來的神父與修女，奉獻了數十年的光陰在一個小鎮、一座小城。幾十年過去，孤兒院有了規模，診所變成醫院，信徒數十倍於當年來台時的數量，教堂的規模往往比不上附近的廟宇，聖職人員的居所依然是簡樸如昔。 天主教會怎樣逐漸在上個世紀，慢慢地找回信仰的力量？這絕對不是砸大錢宣傳，或是賣一堆貴鬆鬆聖像來的。這是經驗得證，宗教的力量就得從靈性的生活中得到，而聖職人員的教育訓練在教會中是無比堅實，每個神父都有高學歷與淵博學識，這讓他們在各地開展的活動中有很大的優勢，可以充分扮演傾聽者的腳色。 誠然，天主教會有很多的缺點需要改進，龐大的組織再怎樣也是不可能完美無缺。好比南美洲談解放神學，一堆聖職人員陪著信徒吸毒嫖妓，醜聞不斷在在打擊教會。但整個教會組織很清楚，基層聖職人員亂搞是一回事，領導階層可不能這樣，大體主教之上若非熟稔政治手腕，就是在傳播信仰與神學修為上有可觀之處。 會選出現任教宗方濟各，除了其保守信仰之外，當然包含了他一路累積的作為，被稱為人民的教宗絕非偶然，之後的發展我們可以持續看下去。 所以慈濟呢？能否度過第一個百年？撐過這些危機？ 筆者的看法是：不可能。 這個組織太像某個政黨了，從最上層的小圈圈決策，將領導者眾星拱月的包圍，領導階層資訊不透明，財務也不透明，然後用善心驅使數以十萬計的信徒從事各類活動。資源回收這些就先不提，此次內湖保護區事件會被大書特書，主因還是缺乏監督，然後把自己畫下的目標訂為不可動搖的標準，讓慈濟信眾相信自己進行的是善行，阻擋者多是私心自用的惡人。 這種作為跟某個政黨豈不是一模一樣？總統躲在自己的小圈圈決策，根本不管別人怎麼講。遇到批評跟質疑完全沒有容忍力，可以放任政府被攻訐，不能容許自己受責罵。黨產至今仍不公開，全部是一切合法謝謝指教，想辦法影響媒體塑造良好形象，然後跟慈濟一樣在網路的開放下潰不成軍。 慈濟此次應該還是可以挺過去，畢竟一皮天下無難事，但證嚴之後也沒多少年了，他的後繼者是誰？若沒有相等的功績可襯，後繼者勢必要面對高道德標準的質疑。讀者可以對比法鼓山聖嚴，他的後繼者一樣是名氣相差甚遠，但至少法鼓山可沒賣壓克力像。中台禪寺跟佛光山更不用說了，一堆老退伍軍人轉業，十足政治和尚味，滿身大中國觀點，依靠信眾的數量對政客施壓，取得各種利益。 筆者為何要前面提個快兩千字的天主教歷史？說穿了，台灣佛教團體，如果純論組織經驗跟手腕，跟一千年前的天主教會根本沒兩樣，真正該幫助的人沒幫到幾個，慈善事業可以越做越富有，土地越買越多。拜託，天主教在台灣要蓋教堂，不會跑去保護區買，也不會到工業區去變更土地蓋間富麗堂皇的孤兒院。哪裡有需要，就在哪裡買，從小房子開始幾十年慢慢經營到大，這是千年歷史教訓。 德蕾莎修女到死前，每天依然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穿梭，你可以說他的行為無謀，但沒人會說他的品格低下。今天的慈濟證嚴，佛學程度不如他的導師印順與聖嚴，論行善作為，已經多年沒見到他個人的足跡，除了在一些斥資不菲的大廳堂內參加活動，有哪些人可以看到他本人一本初衷，親力親為？ 信仰的靈性不在於表面那些措施，不僅如此，收善款蓋醫院後，一點慈善醫院的樣子都沒，這兩天新聞還可以搞出個宇宙大覺像，拼命凹這是釋迦牟尼的樣子。真是夠了，那個壓克力像怎麼看都是證嚴本人，就算是世尊好了，金剛經怎麼說的？「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怎麼感覺好像慈濟信眾不這麼想？ 最後引一段康德的話：【多數人缺乏諸如人性、共和、幸福人生等理念 – 他們沒有想追求的理念，因而迷失於本能與權威之中。】 共勉之

【民報社論】論特務頭子變民主推手之謬誤 2014-03-07 15:25   作者：殷惠敏 東海大學畢業，旅外作家，曾任職於聯合國   本報編輯部配圖   編按：今天，是台灣民主鬥士、《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逝世的紀念日，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結果遭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構陷入獄。本文作者殷惠敏以「特務頭子變成民主推手」為題，直指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 式的人物之可笑，文中亦述及兩蔣迫害雷震、民主殺手的本質，在雷震逝世紀念日這一天讀來，特別發人深省…   蔣經國是民主的推手嗎？ 近年來，中國為了對台灣的國民黨統戰，在有關抗戰歷史的書寫上，刻意哄抬蔣介石的功績。在電視劇目上，蔣介石父子也有了正面的政治形象。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也順此推波助瀾，甚至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   由 台灣《中國時報》出資，請一位美國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為蔣介石和蔣經國寫的傳記，其格調和過去蔣家御用史家的作品其實差別不大，但因為作者是洋人，對華人讀者來說，似乎就增加了客觀可信度。實則，儘管過去幾十年蔣家政權有過鋪天蓋地的宣傳，只要親身“走過從前”，體驗過台灣政治發展歷程的人，都不難辨識出什麼是真像，什麼是假象，什麼是幻象。 這不是請來一個遠地和尚就能混淆是非的。   特務頭子成民主推手   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探索，使人了解到，在詭譎多變的表像下，也有恆常不變的事物。那就是蔣父子為了維護權力所採取的毫不鬆懈的手段。       事實上，自從葉公超代表台灣政府同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台灣固然有了安全保障，中國不敢貿然攻台，台灣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按照條約義務，台灣也無法在知會美國的情況下，逕自對中國發動攻擊。這個限制所造成的台灣地位的實質改變，已使得國民黨政府宣傳多年的“反攻大陸”國策成為政治神話。這一點，不僅杜勒斯和葉公超心知肚明，蔣介石父子也心理有數。基本國策無法成立，政權的法統，包括戡亂時期戒嚴條例的設置，中央民意代表的無限期延續等，也都要出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維持專制統治所依賴的只有謊言與暴力。     葉公超曾試圖挽救國民黨政權外交的死路   明眼人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蔣介石要違法連任時，胡適苦口婆心勸他遵守憲法。胡適建議國民黨必須“毀黨造黨”，台灣才能走上民主之路。 “毀黨造黨”就是毀棄“革命”的黨，建造遵守民主遊戲規則的黨（這樣的處方對今日的中國中國似乎還是適合的）。胡老頭這個溫和的建議，卻激起了有儒學修養的基督徒蔣介石的肝火。他忍不住在日記裡大罵胡適為“買辦文人”，“其勸我'毀黨救國'，此與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轍。”   胡適也被蔣介石誣為共匪同路人。     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   曾被推舉為“十大傑出青年”之一的台大法學教授彭明敏，也意識到國民黨政權的這個“法統危機”。他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中，直指蔣介石“反攻大陸”的 把戲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蔣的意圖是要“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陷害愛國而富於正義感的人們，進一步限制言論，封鎖新聞，控制 思想，實行愚化政策。”這正好勾畫出蔣經國的使命所在。   握了躲避國民黨的禁錮，彭明敏化裝逃亡 吳國楨要落實人民的憲法權利，實施地方自治 時，蔣經國就指使特務系統以抓“流氓”來恐嚇地方領袖，甚至企圖謀害吳的生命。為了消除孫立人勢力的潛在威脅，蔣經國不惜炮製一場由假匪諜策動的假兵變。 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反對蔣介石違憲連任，雷震和台灣名人李萬居要合作組黨，蔣經國又搬出“匪諜”戲碼，逼迫雜誌社的職員劉子英出來自誣，將雷震按上 “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雷震被捕後，胡適在美公開為雷震辯護，強調雷震絕非叛亂犯時，蔣介石在日記中的反應就是潑婦罵街了：“此人（胡適）徒 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   吳國楨在台灣當省主席期間，疑似遭蔣經國黨羽暗殺。   雷震案是蔣氏父子所製造的冤案     “野犬狂吠”？罵胡適沒有“國法”，倒是令人莞爾的。    然而，台灣的民運一直前仆後繼，從未止息。白雅燦參加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政見，要求蔣經國公佈私人財產，繳納蔣介石遺產稅，解除戒嚴令，結果以違反基本國策，鼓動叛亂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楊金海與省議員郭雨新組黨，結果遭警總逮捕，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當年帶領黨外人士於國際人權日 在高雄示威遊行的“美麗島”領袖黃信介、施明德，初審被判無期徒刑。在另一件“匪諜”案中，特務系統要吳泰安自供為匪諜，來誣陷高雄的黨外重量級人物余登發，吳泰安在獄中翻供後突然又“畏罪自殺”。同樣的戲碼，演了又演，這些政治案件背後的黑手，都可以追溯到蔣經國身上。   質疑蔣經國卻被判無期徒刑的白雅燦 台灣民主之父郭雨新 可 是，在蔣經國基金會贊助下，陶涵撰寫的蔣經國傳記，卻稱頌他為台灣民主的催生者，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台灣的民主推手難道不是在專制時代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嗎？推動民主化的是推手，壓制民主化的是殺手。殺手只能從反面促進民主化。替殺手改頭換面，把殺手說成推手，要不是黑色幽默，或價值錯亂，就是如納粹所 說，謊言說一百遍就成真理。這是國民黨政府多年宣傳所造成的潛移默化的效果嗎？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出身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學者謝善元，在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的《亞洲觀察》撰文，分析蔣經國在不同時期向幹訓班的幹部和學員所做的內部講話，就發現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任何可與民主政治銜接的地方。   蔣經國強調的革命任務是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他領導的特務系統，也的確壓制了歷來對國民黨統治的大大小小的挑戰。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可說是對台灣民主運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鎮壓。對蔣經國來說，他固然是不辱使命，但台灣至今在政治衝突中讓人感到的一股戾氣，卻 是以往長久的挫折所積累起來的。這顯然也是蔣經國留下的政治遺產。   美麗島雜誌社 1988年，在蔣經國死後的翻案風中，雷震案的關鍵人物劉子英，寫了一封信給雷震的遺孀宋英女士，懺悔他當年扮演“匪諜”的往事：   “雷 太太：我實在愧對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趨前面領罪責。回想當年為軍方威勢脅迫，我自私地只顧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謊言誣陷儆公，這是我忘恩負義失 德之行，被人譏笑怒罵自是應該，所幸社會人士大多明白這是怎樣的一樁冤獄，而您對我的為人罪行也仍給以寬容，從未表露責怪之意，因而益使我無地自容。…”   這或許可為陶涵筆下的蔣經國這個“民主催生者”的業績，做一個註腳吧。   陶涵寫的蔣經國傳記，訪問了包括蔣生前的心腹侍從李煥、王昇和讀報秘書宋楚瑜、馬英九等人，還為蔣經國在江南謀殺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刻意洗刷，認為他本人對此並不知情。但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偵查線，毫不費力就從執行暗殺行動的竹聯幫追索到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最後鎖定在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身上。 這件消息經《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報導出來，對蔣經國和國民黨政府來​​說，都是十分難堪的事。   眾所周知，王昇被黜後，蔣經國已疾病纏身，本來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下達命令的核心小朝廷“劉少康辦公室”的機要事務，交由次子孝武代行。蔣經國從八十年代 初就有意培養孝武接班，所走的途徑似乎和自己當年一樣，是在情報機關裡“歷練”。不久，情報系統向蔣經國匯報的重要國安情報，都由蔣孝武經手過目，儼然成 為蔣經國的耳目。眼看專制的三世傳承就要開展，卻在江南案上栽了一個大跟頭。   就像他的祖父年輕時與 上海黑幫的淵源，蔣孝武也有利用幫派“報國”的奇妙想法。情報局被鼓勵去嘗試一條新路線，於是便產生了指使竹聯幫在1984年10月赴美刺殺江南之舉。江 南在這一年6月訪問了吳國楨，得到一些尚未公開的資料。江南計劃動筆寫吳國楨的傳記。這些資料一旦公諸於世，對國民黨多年來營造的蔣經國形象，將是不利 的。但主事者忽略的是，江南是美國公民，美國是台灣的保護國，到美國來行刺一個美國公民無異是太歲頭上動土。就如一句英文俗話所說，餘下的就是歷史了。   聯 邦調查局掌握了無可辯駁的偵查材料， 在國際媒體的聚焦下，蔣經國在《時代周刊》採訪記者面前宣布他的子女不會接班。受到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蔣經國被迫向來台訪問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證實 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這個一生致力於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的“革命家”忽略的是，他的子女，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和其他的台灣公民一 樣，也同樣有機會競選台灣的總統。     劉宜良（江南）在美國遭國民黨派黑道殺害    這大概就是台灣民主催生的關鍵所在。現在回想起來，在民智已開的八十年代，蔣經國傳子的企圖顯然是犯了時代錯誤的。   然 而，我不免產生的感想是，只要專制統治的時間夠久，泥土路變成柏油路，雜貨舖變成小超市，手工廠變成電子廠，專制的道路似乎就變成唯一的、合理的發展道路 了。發展經濟學家會提供理論根據，政治宣傳家會來塗脂抹粉。那些陪伴獨裁者打牌度日的爬蟲，也“無怨無悔”地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中。 《蔣經國傳》的作者陶涵2009年曾經接受中國《南方人物周刊》的專訪。在答覆周刊記者關於如何評判蔣經國的一生的問題時，陶涵的妙答是：“蔣經國應該堅 決反對他的父親實施白色恐怖。他也應該更早地在台灣推進民主化。”隔靴搔癢到這般地步，令人啼笑皆非。   特務系統成怪獸   權力如同春藥，上了癮之後，企圖心會無限膨脹，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蔣經國靠著情報特務系統而控制軍隊，控制政府的運作以及行政和技術官僚。但在這個過程 中，他所操縱的特務系統也變成了一個尾大不掉、行走於法律邊緣的怪獸，對台灣政治和社會的荼毒，罄竹難書。在他統治下的台灣，一些有政治理想的人，他們的 基本權利被剝奪。不少有志之士或政治異議者因政治主張而投獄、受難，甚至喪失生命。如果說，這是安定繁榮、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顯然不低。那 些在專制的銅牆鐵壁中碰得頭破血流的思想犯、政治犯，他們又該向誰申訴？被軟禁的政治犯彭明敏1969年在冒險離家逃亡前夕，給《華盛頓郵報》駐港特派員寫的英文信說：   “我要離開此地，因為我和我家屬的安全受到威脅。我覺得這是保全我的生命及解除我的家屬所受困擾的唯一辦法。我從軍事監獄釋放回家以後，我全家一直在受著嚴密監視，日夜備受干擾。我已得到可靠的秘密消息，特務機關將對我的生​​命有所企 圖。整個情勢已使我相信，要確保我生命的安全及家屬的平安，沒有他途了。我十分了解要這樣做所冒的危險及其政治後果，但還是要做這痛苦的決定。過去幾年， 特務機關一再設局要陷害我，使我被判死刑。調查局牛科長和劉組長曾當面威脅我說，他們隨時能夠殺我。與特務機關有關人士也曾一再警告我有生命危險。我於 1964年被捕以後，一直被國民黨機關抹黑攻訐。我出門一步即受特務人員跟踪或包圍。我的家屬每一個都受特務人員的騷擾。連我子女的每日例行活動（如往來 學校）也受嚴密監視。這對他們的敏感心理已有極大影響和打擊，使他們近於精神崩潰。”   蔣父子是必要的嗎？   在 那個時代的台灣，思想箝制、政治壓制，特務橫行，都是“必要之惡”嗎？經濟發展是否必須以犧牲民主為代價？為國民黨政權辯護的人往往表示，過去這幾十年所 走過的路便是唯一的出路了。但為什麼是“唯一”的出路？難道不是因為其他的途徑都被封殺了？我們今天的困局有許多都是過去幾十年所造成的。至今未解決的國民黨“黨產”問題，不就是當年吳國楨所指控的“國庫通黨庫”種下的因嗎？在五十年代以來台灣的政治發展上，我們不免要問，蔣介石是必要的嗎？蔣經國是必要 的嗎？   盼望蔣經國式的人物在中國出現的人，恐怕是拜錯了神。民主不可能恩賜，餡餅從天上掉下來的機率其實很小。還要等待那虛幻的彌賽亞的到臨嗎？不如聽從那句古老的哲理：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作者殷惠敏，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台灣俗稱的「外省人」，曾在聯合國工作，長年旅居海外，現居美國紐約）   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會 顧立雄扮推手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a9165d9-9876-4962-98fd-1aa5fa5b63ba 1960雷震事件始末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be92ec2-62a4-4cc1-9c68-f301a66c3470     原文連結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bcc731b-5c3f-484f-acfe-8d3b4495c20f

現在不管走到台中、高雄、甚至花蓮或台東…..不管年紀是否比我大，不管官階是如何，大家都叫我「阿舅」，有人開玩笑，我是「國舅」或是「台灣阿舅」…我不是皇親國戚，也不是高官貴族，我只是一位平凡家庭的小老百姓，「台灣阿舅」傳達的是一種精神，「家、愛、關懷、無怨無悔的付出」…對這個稱號，我會引以為榮…我也相信改變台灣，可以從每一個平凡家庭開始…這也是我選擇在自己家裡召開參選立法委員記者會的原因。 我新莊在地25年，自己是無黨籍，過去20幾年未參與政治與社會運動，為外甥洪仲丘冤死而上政論節目，與數十萬白衫軍一起站上凱道討公道，白色力量引發公民覺醒，我這幾年進出法院，力求改革，參與軍事審判制度修法的歷史時刻，把軍院、軍檢、軍獄送入歷史…促成保障軍中生命、提升軍中人權…從75年到102年死亡於軍中的人數約8000多人，平均一個月約死亡30人，但洪仲丘案後歷經20個月，死亡人數約14人，平均一個月死不到1人…但後續的當兵役男人權，還是有待專業的國防委員持續的關心，才能確保軍中人權… 台灣國會有許多亂象，因此淘汰不適任的立委，在2016年是全民不分藍綠的共同目標。我在洪仲丘案後擔任台灣國會透明化促進協會理事長，全力催生國會電視台，希望打破密室協商，讓所有國會開會過程透過監督機制，使全民了解法案審理，實踐國會公開透明的政策辯論。我主張，立法院立法及修法的目的，都是以全民福祉為最高目標，公民應透過監督國會，保障人民權益。 洪仲丘案之前眾多軍中冤案，都是法醫說了算，常以自殺結案，讓軍冤家屬經過10年、20年、甚至是一輩子都放不下，軍事冤案委員會開張一年毫無作為，如今卻悄悄關門，2016年需有專業的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委員，為全台灣入伍服役的子女投入真心關懷。 從洪案後接觸了軍冤家屬，了解他們的苦，協助軍冤家屬開記者會及協調會討公道，參與太陽花學運，參加反核遊行，割闌委活動，催生國會電視台，推動司法改革…了解政府黑箱的一面及社會存在眾多不公不義，社會須改革，國家需進步，讓我有參選立委及改造國會的動機…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年屆五十方知任務及天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當今國會亂象及無法推動司法改革，實為人民無法接受，所以如何不分藍綠淘汰不適任立委，似乎是人民的共識，新莊區在野如何結盟？如何推出最強的人選？如何面對共同目標？胡世和最後懇請新莊鄉親，超越藍綠，改變台灣從平凡小家庭開始，用您手中的選票，選對的人堅持做對的事，送台灣阿舅進入國會，確保軍中人權，催生國會電視台，促進國會透明，全民一起改變台灣。 洪舅胡世和的相片。

 2015-03-11 08:56 每年二二八，都有民眾對老蔣銅像噴漆、變裝、砸雞蛋，以表達對獨裁者屠殺人民的不滿，今年當然也不例外，從台北的中正廟（中正紀念堂）、北一女到全國各大專院校，只要有蔣介石銅像，幾乎都被民眾及學生噴漆、砸雞蛋或變裝，世界已走到21世紀，號稱民主的台灣，還在各個機關學校樹立獨裁者銅像，不只讓世界看笑話，更凸顯台灣未落實「轉型正義」的問題。 世界民主國家推行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為了彌補對過去政府的不正義行為，通常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歷史、文化及賠償等面向。而通常透過立法方式，確立民主不可逆流的正義價值。 民主國家深自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各種公權力所引發的各種違反人權保障的行為，以歐洲國家為例，紐倫堡大審、去納粹化與前東德秘密警察罪行，透過立法、行政及司法追究加害者的犯罪行為，也取回犯罪行為所得財產，國家亦將填補受害者或受害家屬損害。 在歐洲，人們不會看到希特勒的銅像，世人無法接受獨裁者的暴政，因此轉型正義的目的，是為了鞏固民主，確立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透過政府的調查、懲處、矯正、究責，來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的侵犯，可議的是，台灣號稱民主國家，卻到處可見獨裁者蔣介石銅像。 更荒謬的是，當人民透過噴漆等方式對獨裁者表示不滿，竟然還會被當權者以毀損罪嫌移送法辦！南投市中興新村的蔣介石銅像，二二八前夕遭人噴漆，警方循線找到噴漆的石姓講師，石姓講師坦承不滿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卻被神格化，才會破壞銅像表達不滿；去年十月底他也以同樣手法毀損銅像，負責管理的中科管理局提告，警方訊後依毀損罪嫌移送法辦。 暫且不論民主國家樹立獨裁者銅像的荒謬問題，回到現行法律，對老蔣銅像噴漆、砸雞蛋或變裝行為，是具有政治意義的「象徵性言論」，應受憲法「言論自由」的高度保障，當權者不應動輒以刑法毀損罪究辦。 按最高法院47年台非字第34號判例，「刑法第三四五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換句話說，刑法「毀損罪」的構成要件很清楚，必須要造成他人的物品「敗壞」，使其至少喪失一部分的效用，才能成立。而民眾及學生的「噴漆、砸雞蛋或變裝」行為，並未造成老蔣銅像的「敗壞」，只需稍加清理，即可回覆原狀，根本無從構成毀損罪。 更明確的案例是，台北市議員莊瑞雄等人對景福門的黨徽塗漆，遭台北市政府依毀損古蹟等罪函送法辦，而二○○九年十月台北地院判決指出，「台北府城東門上的黨徽圖案，雖屬文化資產保存法應保護古蹟的範圍，但被告等人為表達政治訴求，僅以白漆塗刷，而非敲打破壞，且古蹟修復尚未完工，仍可回復原狀，不具毀損古蹟犯意，行為也未達毀損古蹟程度」，足見噴漆不構成刑法毀損罪！ 各學校機關的蔣介石銅像，凸顯台灣尚未落實轉型正義，因此只要一天沒有轉型正義，老蔣銅像就只能年年被噴漆，而噴漆者依現行法律，屬憲法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不構成刑法毀損罪，當權者切勿浪費司法資源，應確實尊重人民「反對獨裁者」的言論自由！

司法官學院院長林輝煌(圖) 作者：苗博雅（廢死聯盟法務主任） 司法院大法官的組成，向來是影響司法改革、轉型正義能否取得進展的重要關鍵。馬英九卸任前提名的4位大法官，將影響未來8年台灣司法改革的走向。若國會草率審查，馬英九和國民黨對司法權的實質影響力將延續到2023年。 而現在馬英九所掌控的法務部，竟然推薦戒嚴時期美麗島大審的軍事檢察官，充當國家暴力爪牙、毫無民主、人權、法治信仰的林輝煌出任大法官。 或許有人會說，形勢比人強，當年的軍事檢察官也有他的苦衷，不應苛責。但，林輝煌所長當時的「演出」並非身不由己之後虛應故事，而是火力全開、毫無保留地對付民主運動前輩。當年林輝煌在法庭上將高雄事件定調為「以暴引鎮，鎮而益暴」，編造「長短程奪權計劃」用「非法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的重罪加以起訴。這樣是身不由己有苦衷嗎？就算我們相信「身不由己」的說法，二戰時期納粹黨人也有很多人有苦衷啊、很多人身不由己啊。你能想像德國納粹時期代表國家打壓異議者的軍事檢察官，出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大法官嗎？ 我贊成給更生人機會，更生人的工作權也受憲法保障。若戒嚴時期的國家打手願意真誠反省，當然可以從事其他工作，以林輝煌所長的資歷與學識，若以辯護人身分接辦公益案件，例如為佔領立法院、行政院的學生辯護，相信會令人耳目一新。但在轉型正義未竟、歷史真相不明，加害者從未反省究責的此刻，由威權時期加害者出任大法官，萬萬不可！ 報導裡形容林輝煌軍事檢察官被「冰」在司訓所長一職，似乎為林所長抱屈，只能說令人啼笑皆非。按照林輝煌所長的「資歷」，本來應該成為轉型正義究責的對象。但台灣經過寧靜民主轉型後，並未對司法體系曾經在國民黨極權統治時期為虎作倡的行為究責，縱使政黨輪替後，民進黨仍繼續屈服於排資論輩的司法文化，給予林輝煌司訓所長的高位。從人民的眼光來看，該究責的沒究責，反而高升要職，負責全國司法官的「訓練」。若真要以運動術語比喻，並非「冰在板凳上」而該說是「愛將」吧！ 由戒嚴時期打壓民主運動不遺餘力的軍事檢察官，出任司法官訓練所所長，負責全國司法官的培訓，已經是典型的轉型不義。若國會竟不審慎把關，讓其出任司法院大法官，即使行政權、立法權都經由選舉翻轉，國民黨對司法權影響仍然根深蒂固，轉型正義還是遙遙無期。人民不會忘記這些國會議員的表現，將用選票展現人民意志！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摘自苗博雅臉書）

鄭捷案果然符合「社會預期」判了四個死刑。先不說以一條命如何抵償四條命的問題，當日宣判的插曲是，新北地院合議庭執意提解被告到庭聽判，即使被告在言詞辯論終結那天明白的表示他不願聽判。為此看守所還強制押解被告到法庭，引發律師團質疑是否為了「製造新聞畫面」給眾多在旁聽席等著聽判的媒體。 審判長樊季康特別代表合議庭反駁表示，重大社會矚目案件，本來就應以提訊被告到庭聽宣判為原則，且「法律並無規定宣判時，被告表達不願到庭，法院就不能提被告到庭」，還說被告必須知道他所犯的罪刑應受法律制裁，法官也有義務告知被告違法行為必須受到《刑法》制裁，反批律師團「誤解法令」。  原來「重大社會矚目案件應以提訊被告到庭聽判為原則」，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法官，鐵定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不僅如此，我腦中第一個閃過的念頭是：最高法院自為判決陳水扁總統有罪時，也沒有提解他來聽判，一、二審也沒有強制押解陳水扁聽判。這下子可糟了，扁案又多了一個違法理由！  樊法官為了解釋他們的強制行為合法，還特別強調「法官有義務告知被告違法行為必須受到《刑法》制裁」，就不知道當社會矚目案件宣判無罪時，樊法官是否也有強制檢察官到庭聽判，告訴檢察官：「國家起訴無辜被告必須受到社會指責的制裁。」  只是當事人的權利 每回審理的案件在辯論終結時，我總會跟當事人說「宣判時可以不用來，判決書會寄給你（們）」；刑事案件對於在押被告，更是慎重的確定是否沒有意願再被提解到庭聽判，還給被告親自簽名確認。原因無他，為免當事人為了聽判奔波勞累，在押被告的提解勞費與不便（被告是要上手銬甚至腳鐐的），反正主文會公告，隔日上網也可以查得到，不然之後也會送達裁判書，上訴或抗告期間是從送達之後才起算。簡言之，沒有親耳聽到判決不會有害當事人，聽判只是當事人的「權利」，從來就不是「義務」！《刑事訴訟法》第312條還特別規定「宣示判決，被告雖不在庭亦應為之」，這更說明是否聽判是被告可以自由決定的權利。 樊法官另強調「法律並無規定宣判時，被告表達不願到庭，法院就不能提被告到庭」。這句話凸顯法官不尊重被告身為人的立場，將人矮化為法官手中的囊中物，因為法律沒有禁止，所以法官可以為所欲為？這不僅對於法律保留原則沒有正確認識，更是不尊重人性尊嚴。被告不願到庭聽判的理由很多，可能因為太忙，也可能因為不好意思，更可能是出於對法院的失望或抗議，更別說在押被告每回出庭的人身不便與「被囚犯化」的標籤，更容易讓被告卻步。 總之，所謂矚目案件的被告有聽判義務的說法，不僅違法，更是侵害被告的人身自由，且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成為矚目案件的被告，相信樊法官以往承辦的其他重大矚目案件，也不致強制被告到庭聽判，但何以獨獨本件如此？這種濫用裁量權為不合理的差別待遇的作法，也違反平等與比例原則。 對了！最高法院至今已有十幾件殺人死刑案件的言詞辯論，這可都是重大社會矚目案件吧。君不見宣判時全都沒有提解被告到庭聽判。在樊法官的「沒有誤解」法令的認識下，全是違法宣判的案件，這該怎麼辦才好？  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扁案必然影響民進黨及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做為民進黨主席丶總統提名候選人的蔡英文，如何拿揑，本來挑戰不小。(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民進黨前發言人徐佳青在美國一席有關陳水扁政治獻金及陳致中參選立委的談話，引起一些漣漪。徐已辭掉發言人獲准，蔡英文也公開表示徐未經查證的發言不妥，對於扁案的態度，一貫要求司法部門秉公處理。一些周邊人士紛表意見,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丶人物，見縫插針，相信陳水扁丶蔡英文兩人的政治智慧，可以迅速化解風波。 徐本人強調係以個人身份發言，與民進黨無涉，更與蔡主席沒有關聯，外界不要大作文章。只是當時仍具有民進黨發言人身份，應該謹言愼行，造成不必要困擾。去年民進黨另位年輕律師發言人，時常以個人身份投書報紙，也不恰當，最後正式離職。 2008年民進黨大挫敗，小英接任黨主席力挽狂瀾，表現可圈可點。同一時間扁案爆發，陳身陷囹牢六年多。扁䅁事實真相，坦然而言，迄今模糊欠明，司法調查及事實之間，支持者或反對者各取所需。只有當事人心知肚明，況且牽涉當年法律欠明的政治獻金問題，更是外人無法一清二楚，如置五里霧中。國民黨的推波助灁，馬英九政府三不五時，拿扁案大作文章，消耗攻擊民進黨。 扁案必然影響民進黨及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做為民進黨主席丶2012年總統提名候選人的蔡英文，如何拿揑，本來挑戰不小。不可能完全滿足阿扁死忠支持者，迄今依舊。蔡早期受到李登輝總統賞識重用，2000年推薦給陳水扁，歷任陸委會主委丶不分區立法委員丶行政院副院長，表現傑出，頗受阿扁肯定。作者與兩人相識多年，陳在總統任內，與作者私下晤談時，多次肯定蔡英文。 最近一月，作者有機會與陳水扁丶蔡英文分別私下晤談，他（她）們提及對方時，也均持正面丶肯定態度。去年十二月，作者告知蔡主席，阿扁有機會保外就醫，小英也樂觀其成。兩位均政治歷練豐富，頗具政治智慧，係國家元首級政治領袖，陳如果未有徐所稱，無妄之災，以陳的經驗，政治圈本來人多口雜，是非不斷，應可平常心對待。陳致中投入政壇，角逐立委席次，應有心理準備，不可能一帆風順。 蔡英文應與徐個人發言無關，但有此次事件，務必責成身邊人士，虛心愼言。未來十個月總統之路，有心人士虎視耽耽，本人之外，周邊團隊丶幕僚不可犯錯，波及蔡本人及選情。蔡一定要有危機處理能力，應付各種可能狀況，此次表現尚佳。真正追求台灣民主政治的人士，不宜小題大做，或僅因個人情緒，無的放矢。

YouTube上「全球瘋傳，台灣人不告訴你的，二二八事件。」(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Sq7tDEAYw)從二月廿七日發布開始，累積到三月十日點閱已經超過百萬人次，留言更超過二千四百則，引起很多討論。中間有一句敘述「各地不分男女老幼，任意毆打外省人的現象頻傳」，且足足用了二十秒的畫面傳達這個訊息。實有澄清之必要，以免族群傷口又被撕破。 二二八事件起因之一，許多人說是「官逼民反」，但「官」不只是長官公署而已，其實還有一般不常提及的「保密局」、「中統」、「軍統」、「國民黨黨部」、「警備總部」。 二月二十八日晚，軍統台灣站站長林頂立，經陳儀面准成立「忠義服務隊」，召集台北二十二角頭流氓加上特務隊三十名共二百五十人，以許德輝為總隊長，台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為總隊部。該隊設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治安組之下，另外還有台大及中上學生共一千二百名也由治安組調度。由流氓組成的「忠義服務隊」乘亂四出燒毀外省人住宅、毆打外省人，嫁禍「官逼民反」的民眾，否則民眾怎會莽撞、冷血到「攻擊學校、孤兒院」？ 「忠義服務隊」這批亦民亦兵的流氓，一方面造成民眾對處委會的懷疑，一方面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這些狀況都在保密局長毛人鳳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中，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Google陳翠蓮教授所著「淺論情治機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後來忠義隊學生，有數百人被槍殺在台北圓山軍械庫前廣場，監察委員楊亮功於三月九日至圓山視察，發現被槍殺的忠義隊學生都沒有帶武器，這些學生成為情治單位利用來製造暴亂的犧牲品。 至於所謂「抗獨史陣線」七、八名成員，在二二八六十八週年一週後提出質疑：「二二八事件死亡的數字，從二萬到十萬人都有，二二八基金會僅賠償一千多件」，他們認為二二八死難應僅千人而已，但「賠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受難數字」，二二八基金會「會訊」已有詳細說明。基金會表示：受理申請賠償總計有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其中四百六十八件不成立，最大落差，是因二二八罹難者逾半數是年輕人，以致沒有後代子孫申請賠償，另外部分原因則是受難者家屬無法提出有效證明文件被駁回。 至於蔣介石是不是二二八元凶？翻翻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完成之《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還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就知道，不必推託給什麼「那個年代，誰不獨裁？」何況蔣介石也不只是獨裁而已！ （作者為城南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台灣面積只有36000平方公里，又缺少自然資源，要養活2300萬人口，但在1980年代台灣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模範生，靠的是自由化、全球化，加上勤勉努力向上的人民。MIT產品銷遍全球，經濟自由化的程度一向都名列前矛（2014年第14名）遠高於日本（20名）、韓國（29名），1990年台灣外匯存底在全世界僅次於日本，GDP也在1999年擠進全世界第17名。 不幸的是，台灣這一國際化路線，1990年代中期就被當時主控台灣話語權的傾中藍媒，有意的、計畫性的扭曲，將中國市場視為全球市場，塑造出若不經由中國，即無國際化，台灣經濟就會被邊緣化的謬論。台灣經建藍圖也為此做大幅度的調整，生產基地由台灣轉移中國，貿易的主要對象亦由美日歐轉進中國。2008年中國國民黨馬政權執政，進一步將中國做為台灣經濟的核心，一切經建計畫都必須與中國掛勾，ECFA、服貿、貨貿、自經區，其背後就是中國。到了2010年，台灣對中國之直接投資已占全體對外投資的84%，出口的42%是輸往中國，台灣經濟已離真正的國際化甚遠。 問題是馬政府的融中政策，及扁政府的積極開放，都未帶給台灣經濟任何活水，只帶來了失業、實質薪資縮水（退回十六年前水準）、經濟成長動能的頓挫。一中市場化的過程中，台灣的GDP成長率由過去的中高度成長6.4%（1990年代），下降到4.42%（2000~2007），馬政府時期（2008~2014）再下跌至2.9%，締造了另一經濟奇蹟─「悶經濟」。22K的陰影下，台灣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台灣的領導者及經濟領域學官，必須了解：「台灣在國際化過程中有一限界，即台灣可向全世界開放，唯獨對中國必須有所限縮。台灣可以與全世界的任何國家談經濟整合、簽FTA，唯獨不能與中國奢談整合」。理由的絕大部分是先天的，有一部分即是後天。先天的阻隔是，因為兩岸語言、文化相同，且大小過於懸殊。此種語文相同，大小懸殊的經濟體之結合，必使小經濟體的人才、資金流向大經濟體，激發「中樞─邊陲」的效應。後天的因素即是人為的。是中國不惜以武力「解放台灣」，並以「以經促統」為兩岸交流最高指導原則。這就是過去15年的融中政策，不但未使台灣經濟飛黃騰達，反而呈現出22K悶經濟的主要原因。 明乎此，國人就應可了解，要讓台灣恢復生機，重現過去亞洲四小龍龍首的唯一方法，就是恢復真正國際化的路線。換言之，「沒有一中市場」的國際化路線，是台灣經濟起死回生的唯一道路。（作者曾任第一銀行總經理、董事長及總統府國策顧問）

前台北市議員徐佳青海外談及陳前總統收受政治獻金案，徐佳青為引用傳聞卻「未經查證」，向扁及社會公開道歉，但特偵組立即對此分案調查。換句話說，媒體揭露徐佳青海外「失言」不到兩天，特偵組馬上要分案調查陳前總統，效率驚人。 相較之下，馬總統的政治獻金案，去年十月十五日週刊踢爆馬總統是頂新門神，媒體人周玉蔻、吳子嘉等分別爆料馬總統收受頂新非法獻金二億到十億元不等數額，各政論節目不斷討論，也陸續加入多名爆料人士，特偵組受不了輿論壓力下，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對馬英九政治獻金案分案調查。特偵組辦馬英九，從爆料到分案，歷時七十一天，這與調查陳前總統的兩天分案效率，真是天差地別！ 特偵組對扁、馬的「差別待遇」，更明確的是，徐佳青坦言她所說的政治獻金言論「未經查證」，因此公開「道歉」，此案陳前總統是否收受政治獻金的「人、事、時、地」都不明確，反觀媒體人爆料馬總統收受科技界政治獻金二億元，具體指出「人、事、時、地」，結果特偵組對案情不明的陳前總統「兩天分案」，卻對案情相對明確的馬總統，拖了七十一天才分案，這種藍、綠「差別待遇」的偵辦效率，如何讓社會信服？（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一九八六年，在戒嚴體制下，黨禁仍在的時候，民進黨以「民主」、「進步」之名，成立了挑戰獨占統治權、帶有濃厚殖民性，僅把台灣當作流亡地與寄生、剝削對象的中國國民黨，已進入第二十九年了。 標榜「民主」與「進步」，兼有右派政黨和左派政黨的性質，但在台灣這個殖民性仍在、國家地位不實的政治場域，統獨的角力更勝一切，民進黨常常與中國國民黨以雙重性右傾政黨，分別在台灣的國家與中國的國家定位進行角力。 突破黨禁，改變戒嚴體制，民進黨的二十九年，在「民主」、「進步」的追求，確實有貢獻，但也常惑於權力的本質，在派系的糾葛、傾軋中，迷失視野。台灣的政治改革，進兩步退一步，在一面跌倒一面發現中開展，這是原因之一。 二○○○年，陳水扁代表民進黨當選總統，並在二○○四年連任，曾是民進黨聲勢的高峰。但是，不穩定的新政權，不盡符合「民主」、「進步」。在轉型正義不盡責任的統治權力，二○○八年失落了。 陳水扁甚至甫一卸任，即被馬英九及其復辟的政權追殺。相較於蔣經國時代，情報頭子汪希苓因江南案在景美監獄有獨棟房舍、廚子服侍，陳水扁的不合比例待遇，情何以堪？難怪多少人也要馬英九下台之後，比照辦理。 政治的是非，常常是相對性的，它不像文化的絕對是非。譬如，在政治上，兩國交戰時，軍人可以殺死敵人；但文化上，沒有人能殺害其他人。政治獻金交雜著純粹和不純粹的來歷，有時成為政商瓜葛，在現實上無法絕對淨化。相對而言，中國國民黨之惡更甚！有些時候，政治的權力鬥爭常常祭出類似文化上的絕對是非，做為競奪之器，但常常失於偏頗，對於大局、公利無益。 民進黨二○○○年到二○○八年能夠執政，陳水扁是拜多少黨內前輩、先進禮讓的結果。但又有多少同志視其為一人得道，因此不惜反目、出走？不要忘了，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不要忘了，人民授予權力是期望改變被中國國民黨殖民性統治的惡形惡狀，好好記取二○○八年政權失落的大挫敗、重拾人民期望。在中國國民黨面臨崩敗但反撲、作惡力量不可忽視的時際，民進黨人應好自為之！不要讓人民感嘆：「這就是政治嗎？」（作者李敏勇，詩人）

總統府近日召開「民國一○四年司法院大法官提名審薦小組」第一次會議，馬英九總統希望立法院能於本會期內行使大法官同意權，任命4位新任大法官接任任期即將屆至之林錫堯、池啟明、蔡清遊及李震山等四人。此時便不得不提，現行大法官任期制度，早已被馬英九總統一人搞得面目全非。 司法院憲法法庭。圖片來源：維基圖庫/Jiang 時間拉回1997年，當時第四次修憲明定司法院大法官為15人（此前規定「若干人」），任期八年，正副院長均具有大法官身分，而增修條文第5條第3項規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期四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定。」如此每一屆總統任期內均可提名半數之大法官，足以避免以往全體「固定任期制」之下，因總統改選，全體大法官同時更迭，某一政黨可於一次任命中改變大法官組成之結構。然而，馬英九卻於其總統就任前後打破了這個遊戲規則。 我們來看看2003年就任的大法官組成如下： 任期四年 2003年－2007年 翁岳生（院長） 城仲模（副院長） 楊仁壽 林永謀 王和雄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共八人） 任期八年 2003年－2011年 賴英照（院長） 謝在全（副院長）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共七人） 如按照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當屆任期四年之大法官於2007年任期屆滿，應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產出8位任期為八年之大法官，與另外7位大法官任期交錯。但最大在野黨卻以種種理由杯葛大法官提名人選，於陳前總統所提名之大法官人選中，僅通過任命林錫堯、蔡清遊、池啟明、李震山等4人為大法官（即本次任期即將屆滿者），陳前總統其後補提名之人選亦全數遭封殺。當時新聞即有報導，此與國民黨智庫建議，應該「留給新任總統提名」有關。 問題是，倘依1997年修憲時條文設計，2003年一次提滿大法官15人之後，每一個總統任期內至多僅能提名7至8位大法官。而國民黨於2007年在野時帶頭封殺大法官提名人選，至馬英九隔年上任後方又分別於2008年、2010年與2011年提名黃茂榮、陳敏、葉百修、陳春生、陳新民；賴浩敏（院長）、蘇永欽（副院長）；湯德宗、黃璽君、羅昌發、陳碧玉等三組大法官人選，使當前大法官組成如下：   2007年－2015年 林錫堯 蔡清遊 池啟明 李震山          （共4人） 2008年－2016年 除2007年少任命4人外，由於彭鳳至大法官請辭，故共提名5人 黃茂榮 陳敏 葉百修 陳春生 陳新民     （共5人） 2010年－2018年 由於司法院正副院長請辭，故補提2人 賴浩敏（院長） 蘇永欽（副院長）      （共2人） 2011年－2019年 因2003年至2011年屆滿之8人中所剩餘之4人已屆滿而提名次屆人選 湯德宗 黃璽君 羅昌發 陳碧玉          （共4人） 可以看出，2007年未完整任命8位大法官之後，整個大法官任期都亂了套，再加上彭鳳至大法官提早辭職，無任期保障之司法院正、副院長前後（被）辭職，後續的補提名人選也打亂了大法官之屆期。當中還有個重要的問題是，大法官辭職或正、副院長下台出缺時，後續提名遞補之大法官任期應該如何計算。是重新起算八年？亦或至該出缺者任期屆滿為止？ 原本司法院組織法第5條第3項規定：「大法官出缺時，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明文規定採「繼任制」，至該遞補之席次原任期屆滿為止，此當係與憲法增修條文中，大法官採兩組任期交錯制之意旨相符。然在2015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最新條文，卻硬生生地把該條項給刪除了！而實際上，如依憲法意旨採繼任制，蘇永欽與賴浩敏兩位大法官之任期根本只應至2011年（當中甚至還看不出2008年所提名之5人究竟是誰遞補彭鳳至大法官之任期），本次修法僅是把破壞憲法任期設計之意旨「合法化」而已，卻大大偏離憲法之設計。 回歸主題，按照憲法原本設計，2004年至2008年之總統任期內，於2007年可提名8位大法官；接著於2008年至2012年總統任期內，可於2011年提名7位大法官。以此類推，爾後每一屆總統，均得於其任期內提名並任命7位或8位大法官。 但實際上，卻可發現於2008至2012年之總統任期中，馬英九總統共提名了11位大法官人選，完全悖離憲法中「一屆總統提名約半數大法官」之設計。而其於連任之狀態下，今又欲提名任期至2015年的4位大法官人選，勢將造成現任15位大法官均為同一總統提名之結果，使原本憲法為大法官設計之任期交錯制精神蕩然無存，顯然是毀憲亂政之惡例與惡行。今日憲政改革聲浪再起，除了對政府體制之檢討外，被馬英九一人所紊亂之大法官任期問題，亦同有必要一併檢視。  

朱立倫在香港明確宣示：國民黨對九二共識是相延續的，這是多餘的提問。他也表示，願意訪問中國、出席國共論壇。朱立倫打著改革、修憲、內閣制號召出場，但所謂的不當黨產歸還國家，立刻變成黨產歸零是假議題，他的馬2.0形象也逐漸自我實現了。現在，習近平喊九二共識，馬英九馬上附和，朱立倫還藉由在中國領土香港的機會，向習近平表態延續九二共識。可見，跟馬英九一樣，朱立倫的眼中，老共是老大，台灣人民算老幾。 不僅延續九二共識，女婿當上黨主席後便不時介入政局的高育仁，日前更進一步主張：朱立倫應超越「九二共識」，兩岸政府盡速協商「政治關係、涉外事務、軍事互信機制、和平架構」四個問題，並表示樂見「朱習會」。近來，高育仁的許多政治動作，在在令人聯想到影武者的角色。這次的「超越九二共識」，比「延續九二共識」，超越前進一大步，也難免耐人尋味。 去年九合一選舉，背離民意的國民黨，慘遭罕見的崩盤潰敗。朱立倫臨危競選主席，口口聲聲要貼近民意。然而，宛如結了傷疤忘了痛，才經過一個舊曆春節，又倒退嚕回去老國民黨的路子了。馬英九的傾中總路線，受到人民總清算，朱立倫卻換湯不換藥，延續這樣的總路線，甚至還可能更貼近中國，比馬英九的傾中政策走得更遠，讓台灣走上終極被統的不歸路！是以，未來一年餘，黨政之間，會因互爭「中國代理權」而陷入何種纏鬥，大家且拭目以待。 話說回來，國民黨的家務事，我們也懶得置喙。我們只想提醒，朱立倫要有心理準備，延續馬英九背離民意的路線，國民黨鐵定會面臨民意更強的反撲。九合一選舉為何崩盤？關鍵在於，馬英九獨斷獨行ＥＣＦＡ，矮化國家主權且導致經濟沉淪，去年又企圖硬推服貿協議，不惜讓更多中小企業無以為繼。這股急劇累積的民怨，終於在去年太陽花學運遍地開花，馬英九的傾中總路線，遭到公民力量有效阻擋，此後民怨加速擴散，在九合一選舉橫掃藍軍。 依此台灣政治發展力學，朱立倫延續九二共識，願意訪問中國、出席國共論壇，甚至還可能超越九二共識，加速靠攏中國，等於是重蹈馬英九的覆轍。從甚麼地方跌倒，便從甚麼地方站起來，這是一種成功的模式。奇怪的是，朱立倫卻想在馬英九跌倒的地方再跌倒一次，彷彿只想失敗，不想成功。國民黨想選舉，朱立倫想選舉，偏偏要與民意對幹；台灣認同不斷攀升，他卻想拿虛構的共識，當作臣服中國的遮羞布。這樣的政治動作，到底是想選總統？還是選特首？ 顯然，國民黨要人都已中毒，那就是，甘願套上中國的一中絞索，來換取老共的明助暗助，作為國內政治競爭的奧援。有此內應，難怪老共統戰直接入島，連軍隊也遭共諜滲透。 此一伎倆對國民黨有加分嗎？從太陽花學運、九合一選舉來看，人民雪亮的眼睛已經看透了！國民黨即將再度失去政權，也成為多數國際媒體的預言。國民黨膽敢如此，似乎是看準民進黨也終將趨近中國，所以堅持當其正字標記的「九二共識黨」，作為將來用之不竭的政治本錢。 於是，民進黨的走向，就特別值得關注。如果其主事者迷信，上次大選輸在中國政策，遂發明自以為彈性的論述，國家認同改採曖昧立場，那麼，延續九二共識者或超越九二共識者，必將成為民進黨永遠追不上的對手。相反的，民進黨與民意站在一起，捍衛台灣主權獨立現狀，審時度勢促進國家正常化，那麼，只要國民黨人想在政壇生存發展，就得回到台灣立場爭取主流民意。這樣形成的良性競爭，才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政黨政治，否則，一個中國國民黨，一個中國民進黨，人民全輸，台灣必亡。

太陽花學運後，台灣的民主進一步深化。政治文化正在改變，此時，爆出徐佳青在美國台灣人社團中演說涉及「聽說」有阿扁政治獻金幾十億元的言論。綠營內部的反應很強烈，濃濃的派系鬥爭味道。 阿扁獲保外就醫後，包括家人，行事都很低調，顯示經過多年的慘痛教訓，不斷在調適自己。這次「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開始很憤怒，可以理解；但事後很快降溫，可見著眼於大局。 我一向不願被捲進綠營內的派系鬥爭，但是現在的台灣，既然敏感的宗教文化也被檢驗，民進黨的派系文化為何不可以公開討論？還使我憂心的是，對原先寄以很大希望的新公民力量，包括青年學生，也是山頭林立，也會有新的派系政治？但因為三一八學運才過去一年，分分合合不會很快有結果，所以會繼續觀察。 我與海外台僑與香港泛民有許多接觸，由於香港泛民很多被誤導，我費盡唇舌解釋台灣的政情，尤其他們對扁案的誤解。但是面對台僑時，我對綠營也有抱怨，尤其內部的派系鬥爭，例如以對阿扁的態度而不是對台灣的大局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基層民眾對阿扁的真摯感情很感動人，但不希望政治人物消費阿扁，害了阿扁。 對民進黨的主要派系，我不會一刀切，好的全好，壞的全壞，而是看各人的表現。對「綠二代」也是如此，但是我反對小農式「繼承香火」。我不會刻意去迎合一派，打擊一派，目的只是獲取某派的好處，或者增加自己書籍的銷量。我很警覺國共對民進黨的滲透，但不會輕易亂套帽子。 這次事件再次考驗蔡英文應付危機的能力，雖然她是不錯的談判人才；因為未來她要面對中國惡霸。但是我絕對不會無限上綱把這次事件看作是她精心策劃的陰謀。徐佳青的「幾十個建商」與「幾十億」，看來是情緒性的信口開河；但是她忽略這是「全都錄」時代所造成的傷害。 台灣的派系政治文化源於台灣社會文化。文化作為上層建築，也與經濟基礎有關。中國式的小農經濟孕育出中國式的小農意識；向現代經濟的轉型剛剛開始，許多企業還是家族企業，政黨亦然。因此民進黨要轉型為現代化政黨，須在文化上好好自我革命「去中國化」。 事件的爆發讓選民嚴格檢視民進黨，但要防止轉移對買辦文化的批判。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柯文哲『進口』二字揭穿外配來台背後殘酷「買賣婚」的現實。日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參加座談會時，又談到單身未婚議題，只是這次不是談未婚女性而是把矛頭指向男性未婚，並脫口說出台灣都『進口』了三十萬外籍配偶，怎麼還有那麼多男性沒有結婚？聽說柯文哲當場就被女性團體給指正了，事後媒體也大篇幅報導柯文哲又失言事情。一開始我也直覺柯文哲又失言了，但是新聞報導多看幾次後，赫然發現，這次柯文哲不算失言，只是用字太過直白而坦率，好像童話故事裡指出國王沒穿衣服的那個小孩一樣，用『進口』兩個字一舉揭穿了外籍配偶來台背後的殘酷「買賣婚」現實。越仔細深入思考，越覺得『進口』一詞用得非常精準。如果身邊有人去過越南迎娶外籍配偶的經驗，就當知道，整個過程跟我們到市場上挑選商品採買的做法幾乎都一樣。由仲介帶想娶外籍配偶的男性和家屬到當地國家去挑選對象，選定之後和對方家屬議定之後要支付給對方的金額，再讓當事人相處看看，沒有問題就決定迎娶日期。整個過程如果抽掉了金錢，還能成立嗎？整個過程，女方沒有拒絕的權利。這如果不是交易行為，什麼才是交易行為？而從國外買東西回台灣，不叫『進口』要叫什麼？更進一步來說，台灣不只進口外籍配偶，還進口外籍移工。柯文哲只是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殘酷事實，台灣社會有一大群男人無法透過正常戀愛或相親方式在台灣找到對象，或被迫或主動前往收入比台灣低的國家尋找願意收下一大筆聘金然後遠嫁到台灣來的人。根據學者研究，中低收入的藍領階級與身障男性是以買賣婚形式迎娶東南亞外籍新娘的大宗。外配被嫁來台灣主要負擔起照顧先生以及先生家人的責任，也經常必須外出打工貼補家計，因為選擇迎娶外籍配偶的男性家庭經濟狀況多半不佳。而今台灣的生育數當中也已經有超過一成的人口來自外配，是低迷的生育率中的重要貢獻族群。說實話，我不覺得缺伴侶的男性到國外以買賣婚形式進口外籍配偶很可恥，只要整個制度是合理保障所有人的權益，例如仲介不會獅子大開口，女性嫁到台灣來也能得到合理照顧而不是被剝削。畢竟沒有規定婚姻的構成要素非得是兩人自由戀愛，各取所需的婚姻契約，只要締結契約之兩人共同接受即可。日本最近一部戲劇《Ｄａｔｅ》就在探討這個議題，「沒有愛，但基於互惠關係而締結婚姻契約不行嗎？」台灣明明就在『進口』外籍配偶，並不會因為白目的柯文哲換了比較優雅的修辭就讓這事實消失。不願面對柯文哲無意間說出的真相，反而逃避式否認其說法的嚴重性，將事情簡單的歸咎於柯文哲又失言了，然後繼續假裝台灣沒有買賣婚，『進口』外籍新娘的事情嗎？台灣社會反應看來，我們似乎不願面對『進口』外籍新娘的事實，或許也是為什麼許多外籍配偶嫁到台灣來的基本人權無法受保障的原因？例如：越南籍外配要嫁到台灣前得被放棄本國國籍，如果嫁來台灣後沒待到能拿到永久居留權就被離婚，將會淪為無國籍人士，這點一直沒有人願意面對？的確，或許柯文哲的用字，是無意識反射性脫口而出，歸咎於個人失言也無不可，但是如果願意深入追究問題本質就知道進口二字是意外卻精準說出台灣外配的悲慘現狀，婦女團體如果只把矛頭對準柯文哲失言而不能利用柯市長的巨大媒體曝光率進而揭露這殘酷事實，豈不是失職了嗎？

出走 不再見2012年1月11日，我攜妻兒從北京 登上直飛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飛機。那 一天,沒有一個親朋好友前來送行，「送行」的是幾名負有特殊使命的國保警察。當廣播宣布「乘客開始登機」時，那個名叫姜慶杰的國保頭子故作客氣地說：「余先生，再見!」 不到4歲的兒子，以為這些面容和善的「叔叔」是爸爸的朋友，笑容可掬地向他們揮手告別。我沉默不語，登上舷梯時頭也不回。我知道他們正拿著相機對我拍照，然後回去交差。我知道，這一生大概不會有機會跟他們 「再見」了。在我人生的下半段，離開中國的時間將以十年為單位計算。我不會像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過於樂觀地做出「中共在未來三、五年內必定垮台」的預言。既然暴政的形成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麼從臣民社會蛻變為公民社會的「解凍」則需要更加漫長的時間。中共的暴政一天不垮台，我就不會回中國，我回去的應當是一個自由民主、地方自治的中國。我沒有中國士大夫自憐自艾的鄉愁，那種余光中式精緻而唯美的鄉愁。我有那在淨光高處的信仰。正是對故鄉的那片土地和那些同胞的愛，我才選擇暫時性地離開。我不以流亡為苦，我絲毫沒有華人慣有的「葉落歸根」的念頭，於我而言，「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知道，有一片更大的青山綠水在等待我、呼喚我。我是一名流亡作家——儘管我並不喜歡流亡這個詞語，但姑且沿用之。自古以來，流亡似乎總是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作家的宿命。波蘭流亡作家、詩人米沃什寫道：他頭髮倒豎，耳朵聽見搜捕的尖叫，他逃過冰凍的原野，而他朋友和敵人的靈魂留在了結霜的鐵絲網後面。這就是一幅我的畫像：我自由了，可是我的朋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然在監獄中，從2010年10月起他的妻子劉霞被非法軟禁至今。這是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鄉居 再行腳抵達美國之後，我沒有選擇去華人眾多、處處鄉音的加州或紐約，而是定居在更具「美國性」的維吉尼亞風光如畫的鄉間。我新家的前院，有十多棵顏色不同的櫻花樹，每到春天，如雲霞般的櫻花便飄進了書房。在這樣一間探出頭去就能與知更鳥親嘴的書房裡，若不能文思如泉湧，還能怪誰呢？我喜歡這片留下過清教徒腳蹤的土地。這裡離華盛頓不到一個小時車程，周圍遍布華盛頓、傑佛遜和麥迪遜這些美國開國之父們的莊園。空氣裡有清甜的青草味道，不遠處的馬場、酒莊與森林美不勝收。在這裡，我終於可以安靜地埋頭讀書、寫作，有時一個星期也不會有一通電話或一個訪客來打擾。在寧靜的、宛如世外桃源的美國鄉居生活的間隙裡，我有機會到台灣訪問。與此前身在中國時兩次走馬觀花式地訪問台灣不同，身在北美的我可以從容展開台灣「行腳」——2013年春和2014年春兩次訪台，加起來超過四個月時間，差不多走遍了台灣的每一個縣市。台灣的熱鬧與北美的寧靜宛如火與冰的兩個世界。初春時節，維吉尼亞還是料峭春寒，台灣已宛如碩大的蒸籠,溼熱的氣候讓我揮汗如雨。比氣候更加躁動的、更加熾熱的，是新發於硎的公民社會對回潮的威權體制的抗爭。我很高興成為這一歷程的觀察者和參與者。砥礪 磨長劍台灣之美，最美的是自由。在這裡，我可以自由地言說、自由地發表和出版作品。這幾年來，我的新作與舊作陸續在台灣出版。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之外，有香港和台灣可以出版作品，這是用華文寫作的我，比昔日用俄語寫作的俄國流亡作家更幸運之處——那些俄國流亡作家只能在美國一家專門出版俄語著作的小出版社出版作品，很多書僅僅有數百冊銷量。而我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擁有為數眾多的讀者，甚至有不少陸客到香港和台灣旅行的時候購買我的書，再偷偷帶回中國，雪天讀禁書，不亦樂乎？2013年之後，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步步緊逼，香港的出版自由變得日漸蹇逼。此伏彼起，我在台灣出版的作品數量逐漸超過了香港。於是，到台灣與台灣的讀者朋友面對面地交流，成為我生命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我到台灣時，充滿了感恩之心。不過，一開始，我的台灣的看法，像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那樣，受制於利己之心和宏大敘事：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可以成為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參考與樣版。故而，我懷著焦灼的心態，向台灣朋友介紹六四屠殺、「天安 門母親」群體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希望更多的台灣人關注中國議題。這樣做固然沒有錯，但當我一步步地深入台灣社會的肌理，就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不能僅僅把台灣視為一個可以利用的資源，我也應當為台灣民主的深化盡一份力。台灣不僅有美食、美景和溫婉的人情，更有民主憲政深化過程中的劍戟與攻防。我有幸加入到光明的陣營，對抗那無邊的傲慢、僵冷的黑暗。我遇到最可愛的人，是那些目光炯炯、怒髮衝冠的青年，他們常常帶給我驚喜與觸動。2013年春天訪問台灣時，我應邀作了20多場公開演講；2014年春天訪問台灣時，原計畫作30場演講，但實際上演講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最多的一天有三場——「太陽花」學運後，有那麼多台灣朋友希望更多了解中國的真相，並傾聽一名「異鄉客」和「世界人」對台灣社會問題的看法。由此我也成了「太陽花」的一分子，成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榮譽成員」。邀請我前去演講的單位，除了此前的大學、教會、出版社之外，這一次更有獨立書店、咖啡館、醫院、公民團體 等，甚至還有中學和原住民部落。在台灣，與我對話的作家、學者、律師、牧師和文化界人士濟濟一堂：鴻鴻、吳明益、王丹、楊憲宏、林培瑞、徐斯儉、沈清楷、李筱峰、姚嘉文、黃國昌、宋澤萊、李敏勇、顏厥安、莊萬壽、陳芳明、曾建元、葉浩、梁文韜、鄭仰恩、 王昭文、王貞文、盧俊義、白光勝、羅文嘉、王成勉、蘇南洲、康來新、洪耀南、鄭村棋、周渝、王興中、李酉潭、 許家豪、林保華、李雪莉、陳君愷、陳至潔等數十人。在這些主題不同的演講中，我不僅講述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通常還會留一定的時間，請聽眾提問或辯難。在後一環節，思想與思想之間碰撞出了光芒四射的火花，某些小小的火花使我萌生了關於下一篇文章嶄新而鮮活的思路。我對台灣的朋友們說，我在台灣一天講的話，比在美國一個星期講還要多，更比在中國一個月講還要多。在美國，有講話的自由，卻沒有聽眾；在中國，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被禁止在超過三、五十人的場合公開講話；而在台灣，既有講話的自由，也有熱情似火的聽眾。如果說我的思想和文字如同一柄長劍，那麼我在台灣演講時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和讀者都如同一塊緻密的磨刀石—— 若沒有磨刀石，劍怎麼可能有削鐵如泥的鋒利呢?我是台灣人我的這些演講，以太陽花學運為中心，以台灣民主化歷程為時間軸，以中台港澳及海外華人世界對民主價值的認同與追求為空間軸。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太陽花學運興起後，關於太陽花學運的評價，我與許多曾是好朋友的中國民主派人士產生巨大分歧。這一分歧引起我的警醒與深思：為什麼在海外生活多年並自稱支持民主、自由、人權的人士，一旦面對台灣獨立議題，立刻就跟共產黨一模一樣，窮凶極惡喊打喊殺，猙獰的面目讓我無法辨認？中國知識界論及台灣問題時荒腔走板的時空錯位，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歷史與現狀缺乏基本了解。他們反共，便以為聲稱「反攻大陸」的蔣介石是救星，卻不知道被蔣介石迫害的雷震和殷海光才是懷著「自由中國」願景的民主鬥士；他們反日，便對日治時代台灣的進步與文明一筆抹殺，甚至全盤接受國民黨「二二八是親日分子的叛亂」的說法。他們期盼國民黨重返中國執政，認為馬英九取 代習近平是「最美的夢想」。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不能正確理解人權真諦。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指出：「人權這個觀念 建立在一個正確的信念之上，就是普遍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 正義、對幸福的追求、真誠、愛—— 這符合整個人類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作為這個或那個民族、宗教、職 業、身分的成員的利益。滿足這些要求，保護人們這些要求不被忽視或否認，都是正當的。」以此理念出發，獨立的訴求是人權重要組成部分，台灣獨立、香港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乃至作為四川人的我期盼的四川獨立，都是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的價值。與當年掙脫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的北美十三個自治邦民眾一樣，獨立與自由是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台獨不是負面價值，而是正面的價值不；支持台獨的中國知 識分子，不是台灣人民的真朋友。我從不迴避在任何公開場合支持台獨，我更以書為媒，在演講中、臉書上，結識越來越多台灣朋友，我的台灣朋友比中國朋友還多，在這個意義上，我也算是台灣的半個在地人了。我在台灣發表演講，是身體力行支持台灣民主進程。這些演講稿中的十篇彙編成這本書，漸次展開當下台灣社會萬眾矚目的議題：台灣憲政體制的癥結在哪裡？台灣獨立的前景如何？中國民主化與台灣獨立有何關係？為何馬英九當局與中共謀求的是「虛假的和平」？為什麼說台灣社會的分裂是「臣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分裂？知識分子如何彰顯公共性同時又堅持獨立性？我鮮明的觀點，在台灣引發不同的迴響。演講中即有聽眾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見，部分講稿片段在媒體發表後，也有讀者在網路留下商榷的看法。伯林說：「理解反對意見能磨練人的鑑別能力，機靈和聰明的論敵常常能幫助你剔除謬誤和錯誤。在政治學和理論學中，最壞的不過是狂熱固執著少數簡單的觀點，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鑰匙。」因此，我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讓自己離真理越來越近。整理每篇講稿時，盡可能收入聽眾的問答及與談者、主持人的發言。這樣不僅更有現場感，讀者亦可窺見我的台灣觀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軌跡。1963年6月26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訪問西柏林時，曾以德語說「我是柏林人」，這句擲地有聲的宣告鼓舞了無數與極權體制抗爭的人們。在同個意義上，在太陽花綻放的台灣，我是一名不持有台灣護照的「台灣人」，我把台灣視為自己精神的原鄉，視為詩人布羅茨基筆下「水手們的十字架在那兒泛著白光」的美麗島。如果中共有一天武力犯台，我願以肉身去抵擋中共的坦克——如同1989年在北京攔阻坦克屠殺學生的「坦克人」一樣。面對國共兩黨聯手葬送台灣民主憲政、走向終極統一的陰謀，我願與所有熱愛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併肩戰鬥——我深信，總有一天，我們能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歌唱與歡笑。（轉載自台灣教會公報2015年3月2日～3月8日/3288期）

 最近才了解，跟外國同事吃飯時的聊天互動，我其實大概只聽得清楚五成他們所講的，主要是抓關鍵字，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口音，又加上他們使用的一些字辭我並不熟悉，很多時候只能聽，或者傻笑，萬一對方一定要我回答什麼，我才再問清楚。多數的台灣同事都覺得吃飯就還要聽英文講英文，太累了，所以都不會選擇跟外國人一起。以前我也是如此，但已經有好幾個月，我幾乎都是跟外國人同桌了。自己也蠻訝異這樣的轉變，於是回顧感受了一下，才發現，是因為跟外國同事什麼都能聊（主要指歐美人），他們對他們國家的政策制度，多少有些了解，對於我的好奇也多能回饋，但台灣同事對於這類議題相當不熟悉，一旦聊到，又因為彼此獲得資訊的管道差異太大（不少人都還是仰賴統派媒體）而根本沒辦法談。其他亞洲同事也因為都是來自威權體制，多半都不習慣關心公共事務。所以，對人類社會苦難/福祉的關心，竟然能讓我超越語言的障礙！當然，也是因為現在比較接受自己，不再覺得聽不懂英文就是丟臉了。（這會兒忽想到：其實我小時候也都聽不懂同學的外省爸爸濃濃的鄉音是在說些什麼啊，那還是中文呢！）另外一個受益是：因為我是地主國的人，跟外國同事一起，他們遇到對台灣不懂的事情，自然就會問我，如是的刺激，使得我從一開始面對他們提問的一片空白，到現在已多能回饋，好比說，前幾天228連假後，一位同事就問這個放假的緣由；另一位同事也問：「China Airlines是Taiwan的？那為什麼不叫Taiwan Airlines？」「你們都說你們不是China，那為什麼你們又要叫Republic of China？」為了回答他們的問題，我必須上網做許多搜尋，確認「國共內戰、蔣介石政權敗潰、韓戰爆發、東西冷戰、美國轉為扶植蔣政權、冷戰結束、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鼓勵台灣蔣政權續留聯合國但必須改名，而蔣介石無法承認失去中國而拒絕，以致台灣成為世界孤兒…」等等一連串的背景資料，因為這些都是黨國教育不讓知道的。真的很感謝這種「從外太空看地球」的照見，外身的角度激發了我強烈的求知慾，萬分的想認識自己以及自己這塊土地的歷史，以及讓台灣這塊土地被世界認識。這使得我無論工作再怎麼多，都還是會挪時間找答案。更驚喜的是，每每在探索的過程中，又學到了更多意料外的東西，因而世界不斷的變大、變亮！如是的動力讓我覺得，如果我們的學校教育是用這樣互動的方式，學生對於上學一定精神百倍、活力十足啊！所以，當想到有些台灣或亞洲同事總是自己一個人默默吃飯，有的甚至有同事面對面坐，也還是低頭自顧自的吃，不說一句話的景象，我突然明白了些什麼：從小，父母師長總說「學生的本份就是把書唸好，其它的都沒你的事，你都不用煩惱；好好唸書，考上好學校，才有前途。」結果，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沒資格了解、不需要參與協助，我們被迫不理采身邊的一切，全部精神都只能用在K書K書K書！所以，《美麗島事件》，沒我們的事；《陳文成事件》，沒我們的事；車諾比核災，那也沒我們的事；甚至學校辦園遊會、合唱比賽，也會有老師家長認為浪費時間，說「辦一次這個就少掉好幾個上第一志願」…結果，只要會考試就好了，生命裏的其它事情都不該管、不需知道，然後很多人考上了第一志願，然後呢？大家後來的人生都幸福美滿了？台灣因此而更富強安康了？答案很明顯，可是多數台灣人似乎未曾思考過這個，於是我們讓自己學生時代的夢魘繼續傳承下一代，甚至因為當年自己考得不夠理想，現在還加碼要求下一代，美其名「我是為你好」。其實我們社會裏各種關係間的緊繃、難以溝通、無力感，也是從「把書讀好就好、其它都不用管」的教育來的，由於這種「鼓勵對週遭冷漠」的教育，我們不了解別人想些什麼、需要什麼，無法感受對方的角度和立場，當然也就不懂得尊重，只會權勢壓人了；一個個高升的「爺們」都不知民間疾苦，這不都是刻意製造出來的嗎！原來，不思考、沒互動的填鴨教育，跟台灣人長大後婚姻裏的委屈不幸福、肢體或言語暴力、人際溝通和國際地位的挫敗，有著絕對的因果關係。而填鴨教育就是威權體制的產品；要擊垮威權，一方面必須從體制著手；體制之外，我們更得從平日與人的交流互動（尊重傾聽）著手。

 「不管過了多久，絕對有著不能忘記的事情，那就是對於台灣的感謝。」操著生澀的國語，一字一句清晰緩慢念出影片口白。一名日本正妹亞實，有感台日在四年前日本三一一東北大地震時所萌生的友好情誼，今年趁著三一一前夕，自拍影片《311 Thank You Taiwan》放上網，感謝台灣人當年的幫助（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c7IXPTwCE&feature=youtu.be）！台灣人和日本人的羈絆: 311 Thank You Taiwan。（圖擷取自YouTube）亞實說，當時台灣是世界上幫助日本最多的國家，所以就算已經過四年，日本對台灣的感謝與這份緊密的羈絆，是絕對不能忘記的。她說，二○一二年開始，日本學生會每一年都會舉辦「謝謝台灣」的活動，最大的理由是利用這個活動，告知台灣人東北回復的情況，「雖然我不是東北人，但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想要感謝當時幫助日本的台灣」。日本人普遍有飲水思源的美德，哪像中國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敗逃到台灣後，竟用血腥壓制、白色恐怖等迫害、霸凌收容他們的恩人。日本雖曾佔據台灣，但是他們對台灣的貢獻不能否認，讓台灣成為東亞僅次於日本的文明國家，讓年長一輩念念不忘當時的榮景。反觀國府一來，甚麼都變了調，台灣的文明倒退幾十年，甚至到近七十年後的今天，國民黨政府還有「本事」讓台灣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年輕人說的「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當然有道理！（作者為物理學博士，大學教授）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查弊，似乎越查發現越多問題；美河市案隨著內部文件陸續曝光，郝市府喪權割地愈發明顯，還點名當時的副市長林崇一與北市捷運局官員，是讓北市府損失超過百億元的關鍵。接著台北市廉委會就美河市案展開調查，6日公佈會議結論指出，當初收購土地的價格嚴重被低估，導致地主權益受損，而背後主要的關鍵，就是捷運局提出一套前所未有的估價方式。果然不出眾人所料，真是魔鬼就藏在細節裡！在馬郝任台北市長共16年中，一再看到經手官員們，做事態度及應對，感覺到好像都是在護著商家，凡事仼由廠商予取予求，毫無制約能力，真是令人百思不解。台北市廉委會就美河市案展開調查，6日公佈會議結論指出，當初收購土地的價格嚴重被低估，導致地主權益受損，而背後主要的關鍵，就是捷運局提出一套前所未有的估價方式。圖為廉政委員徐嶔煌。（資料照，記者涂鉅旻攝）事實上，又是如何呢？有與公家機關做生意的人，大都知道其中奧秘。某些大型案件，如沒有官員的認可及引導，廠商是很難憑一己之力完成！所以，千萬不要誤會，以為利益都是商人拿去，官員們都清白無辜！任何可能官商勾結的案件，其利益當然是由某些不肖官員「先吃到飽」後，才能輪到商人，這就是遊戲規則！記得前考試院長關中曾說公務人員不是一般人，只有3％的人才考得上，因此用「台灣的菁英」來形容這群人一點都不為過！奇怪的是，這群人卻是整日裝出一副天真無知的樣子，行政能力有如涉世未深新鮮人。這不得不令人懷疑是否刻意在塑造出無能「假象」，以便用來掩飾其真正目的，這障眼法可謂是高招啊！因此，日勝生「美河市」案，要商家吐回百億元既得利益，根本是緣木求魚，當然極為困難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絕大部分利益」有可能早就被某些不肖官員們「瓜分」走了，如何吐得出來？（碩士研究生）

 「依法行政」對國民黨政府就是口號而已，更不用說什麼「程序正義」。從反服貿事件就可以知道，他們腦袋裡根本就沒這些概念：反正高層就是要硬推中國化課綱，監察院、法院講什麼都不用管了。最近行政院和國民黨不斷找人上課，想要反制「婉君」。PTT鄉民有一句名言講得很好：「說問題出在網路，表示你根本不懂問題。說問題出在『婉君』，表示你不懂還裝懂」事實上人民要的，就只是「效率」、「透明」而已。官員達不到這兩個標準，想要用什麼粉飾技巧都是沒用的。[新聞] 課綱微調 教部被判違法[新聞] 課綱微調敗訴 吳思華：照常上路 圖片來源：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