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又在假愛國了！自己都快把「中華民國」台灣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了，還要求國中小學多唱「國歌」！歌詞中：「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根本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哪算是中華民國的「國歌」？相信這不只是我在講，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是吾「國」所宗，那我們就沒話說。就像當年在台北市長任內把公營的「台北市銀行」賣給民營的「富邦銀行」，講給全世界有常識的人聽都會笑掉牙。 現在又一直在跟對「岸」（明明是一個國家卻在那邊互稱「岸」，開口閉口什麼「兩岸」？）依什麼「九╳共識」強硬要將台灣賣給阿六仔，難怪你國民黨會輸得那麼淒慘落魄。 把好好的一個「台灣」治理成這樣，沒想想自己是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而逃難到福爾摩莎台灣來避難，卻在這塊土地上耀武揚威欺壓善良的台灣老百姓，這是身為台灣人永遠不能忘記的痛。 冀望未來的蔡政府第一能否把現行的「中華民國國歌」改掉。 （作者曾任職金融機構，新北市民）

各界紛紛投入台南震災的救援與捐助，但社會對於「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卻有高度質疑，甚至有網友到日本紅十字會網站呼籲捐款勿透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這個依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設立的國家級法定公益團體，竟讓社會無法信任，新國會若無法提出有效的監理修法設計，不如直接廢除「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   事實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並不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承認，因此也不受日內瓦公約監督，我國政府在一九五四年用國內立法的方式，通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建立紅會國內公益的壟斷地位。 因此，對於人民聲請以「台灣紅十字會」或其它紅十字名稱的公益團體，內政部一概予以拒絕，法院判決明確指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第三條定有明文人民團體名稱不得相同，非僅指其名稱不得與其他已許可人民團體之名稱完全相同，尚包含其名稱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或誤導公眾之虞者」（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三年度訴字第九二三號判決），顯見紅會的國內公益壟斷地位。 但可議的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既然授予紅會公益壟斷地位，卻無法設計出讓社會信任的監督機制，導致社會質疑紅會挪用捐款或物資、捐款效率緩慢（賺取善款利息），甚至有人事費用龐大或酬庸，與公益使用不成比例等爭議。如此國家級法定公益團體「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既然無法獲得國人信任，新國會不如廢除「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讓紅十字會回歸「人民團體法」與「公益勸募條例」的規範與監督。 （作者為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蘆五水上救生隊隊員、律師）

在2月8日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因為香港食品環境衛生署官員嚴格取締無照攤販，使得支援者與其衝突，並引發前來支援之警員與示威者激烈衝突，警員鳴槍並將槍口指向群眾更使眾人群情激憤，暴動更加擴大。 在經典名片《北非諜影》中，男主角在凱薩布蘭加開的酒吧中，樂師演奏著一首歌曲，歌詞提到「你一定要記得：一個吻就只是一個吻，一聲嘆息就只是一聲嘆息。」而據說佛洛伊德面對許多他的門徒將一切都以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釋的趨勢，也曾說過：「有時候，一根雪茄不過是一根雪茄」。 2月8日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因為香港食品環境衛生署官員嚴格取締無照攤販，使得支援者與其衝突（路透） 但是在歷史上，我們都知道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自中國收回香港以來，從一開始的「馬照跑，舞照跳」，到現在的民怨四起，正可以發現中國政權對香港的疏於統治，以及剝削邊陲，穩定中央的策略失敗。香港居民覺得自己的權力與權利越來越少，日常生活越來越受到大量的中國居民影響，從房價炒高、醫療資源被迫共享、到奶粉搶購潮，香港居民越來越覺得被當成二等國民對待。相較於台灣透過公民運動暫時推翻了貪腐無能傾中的國民黨政權，香港的雨傘革命雖也凝聚了更多香港意識，卻未能獲得具體成果。也因此為了中下階級的攤販爭取生存利益的一場活動，終究引起了巨大動盪。中國與香港統治者再次施出鐵腕，大肆拘捕相關異議人士。也因此香港發生的事件讓我們看見，一顆魚蛋不只是一顆魚蛋，就像當年在台灣，一包私菸也不只是一包私菸一樣；若沒有一桶累積已久的汽油，一支番仔火只會自己燃盡。 也許，中國統治者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只要被他們統治的地方，就沒有人想當中國人，不管是在台灣或在香港：即使是在中國，有能力出國者也無不想盡辦法出國去拿個外國國籍。當中國經濟下滑時，這些人會不會一哄而樹倒猢猻散呢？ （譯者）

作者：洪浩唐（《給我報報》總主筆）   西諺有云：「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指的是歷來許多既得利益者（或統制者）經常喜愛用一種虛偽的愛國主義來恐嚇人民，進而掩藏（或保護）自己的私利。而日前台灣導演葉天倫在臉書貼文，擔憂包括《大尾鱸鰻2》在內的3部賀歲國片的台北票房加起來，達不到一部好萊塢電影的三分之一是一重大警訊一說，除了惹來眾多網友表示不以為然，更令人聯想到前述諺語。只是這不免令人感嘆：曾幾何時，國片已經需要動用愛國主義來「搶救」了嗎？   其實，早在台灣電影開始在世界各大影展征戰以來，「愛國主義」便宿命般地緊緊依附其身旁，例如許多國人便以觀看球賽的心情，來期待代表台灣參展的片子，能在影展上為國爭光（所以每當李安、侯孝賢等導演在國際上獲獎，不管投資者為哪一國，國內媒體總以十分盛大、類似「國慶」的規格來報導）。這種心態演變至今，當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上漸漸喪失「競爭力」，國人遂將戰場轉移到本土票房上；而參與競爭的主體，也從追求藝術成就為主的「藝術片」，轉成以競逐票房為主要目標的「商業片」。   而既然名之為「商業片」，就該承認電影畢竟是一種商業活動，其內在邏輯應該是：觀眾憑其自由意志（或主觀好惡）買票進場，除了考慮票價合不合理外，並沒有其他「道德負擔」（例如，不看國片便是不愛國、去看某片就是沒水準…）。所以，在一個資訊（評論系統）自由、開放的社會，若企圖以「愛國主義」來推銷電影，雖不一定會令人反感，但其效用恐怕同樣也令人懷疑？   同時，另一方面，商業電影似乎也不應被賦予過多文化、甚至道德重整的社會責任。例如，綜觀連日來《大尾鱸鰻2》受到的「惡評」，大多集中在該片低俗、無創意、歧視特定族群等「罪狀」？我們是否也必須同樣對一自由國家的標準（底線）有所共識：除非它們真的涉及違法或岐視（此部份仍應透過司法裁定或發動公民團體抵制──但電影不比其他商品，從網路日漸增多的酸語看來，許多鄉民對本片最大的挫敗竟是，它畢竟不能像「林鳳營」一樣被「秒退」），否則觀眾在類似《大》片的處境──票房太差，被批不愛國；票房太好，又被批沒水準──也未免太尷尬？   而且，當我們在批判觀眾不愛國、低俗時，是不是也算是另一種「歧視」？

  台灣這些年災難不斷，二○一四年的高雄石化氣爆事件，奪去三十二位市民的生命，三二一人因此受傷；二○一五年在新北市發生的八仙塵爆事件，造成十五死、四八四傷的慘劇；今年的小年夜清晨，更因高雄美濃地震重創台南，一一六死、五五○傷的嚴重傷亡，令年節的歡樂氣氛瞬間凝結。 連續幾年的人禍與天災，都讓許多家庭因而破碎，並給生者留下漫長的身心復健難題。這麼高頻率的危機出現，儘管成因不同，事後逐一檢討，或多或少，箇中都存在若干人為因素，足以構成釀災或減災的關鍵，因此帶給整體社會無法抹滅的共同教訓。 各類型災難中的人為因素，大致可以分為事前預防、救災處理與事後復原三個階段來審視，任一環節如果出現差池，都會導致不可逆轉的傷害，對照近三年間的重大不幸，可以找到無數的例證；其中，尤其有關救災的部分，由於災難已經發生，面對危機如何決斷，最能考驗主政者的態度、能力與責任，因此十分值得提出來討論，以從中學習，累積台灣社會做為「生命共同體」的資本。 自前年以來的三大不幸，剛好歷經江宜樺、毛治國、張善政三任不同的行政院長，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除新北塵爆為國民黨執政縣市，救災善後得以一條鞭貫徹資源下達之外，另兩件案例則是中央與地方分屬不同政黨執政，很能比較出從政者不同的作為，既影響救災效率，也因不同的示範，對團結社會有截然相異的貢獻。 不論是二○一四年的高雄氣爆或是這次的台南震災，地方政府首當其衝，無不卯足全力拯救災情，涉及區域治理的問題可以另案探究，但是台灣幅員不大，中央政府是否具備全國格局，則動見觀瞻；進而可以輕易得出：張善政遠優於江宜樺的結論。 有別於江宜樺當時針對高雄氣爆事件，不顧地方要求，堅持不立專法、不編特別預算，以及不設專責機構的「三不原則」，備受各界批評，致令高雄市民淪為二等國民之譏，這次屬於「看守」性質的張內閣不僅僅是當作自己的事，第一時間到達災區，說出「我跟賴市長可以說是難兄難弟」，具有閣揆高度的講話，同時挹注了各部會的資源協助救援，真正做到跨越藍綠、不分彼此的身體實踐。 細數行政院的決定，包括積極研商訂定相關特別條例；設置「0206震災協調小組」，由副院長領軍辦理地方重建事宜；以從優、從寬原則，處理收容安置、死傷者慰問金發放、融資貸款、貸款展延、災害認定等惠民事宜，可稱是張善政的「三要原則」。此等正面表列，自然帶來正面能量，這是朝野對立這麼多年來，相當珍貴的為政道德；看到賴清德市長公開感謝行政院在救災艱困期間，致贈加菜金給搜救隊、國軍弟兄和志工的細微動作，此一正面回應，更有助於捲起正面氣旋，安定受創人心，修復對立與分裂的國家。 可見，政治菁英掌握政治資源，同時肩負政治責任，投身政治工作者是否具備民胞物與的情操，攸關一個國家的政治品質。 新春上班日的開始，展望未來一年，橫陳於台灣面前的政經挑戰日益沉重，政治人物一方面要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一方面更要激勵國民信心，說服各方願意朝著共同的目標一起使力，擴增國力的最大化；這時，在起步上改革明確，在過程中整合異己，在邁往目標時唯有謙卑與反省，成為執政的基本步驟。 以震災為鑑，藍綠首長願意去除政治算計，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做出了正確的起手式，國人必當期待這是政治良性循環的契機，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所有從政者任重道遠。

1999年，921大地震時，台北縣有「博士的家」大樓，及「龍閣社區」大樓倒塌，「博士的家」有54人罹難。我因著特殊機緣，剛好都受邀代理這三棟大樓的訴訟與協助重建，因此見識到不同的領導人素質與能力，導致結果大不同，有必要向大家報告，也提供給這次台南0206大地震災後重建的參考。 當時台北縣蘇貞昌縣長積極任事，因此，檢察官也立刻限制建商出境，並凍結建商財產，建商才快速與災民和解。而二棟大樓的災民在一、二年內就拿到建商的賠償，也都在二、三年內很快重建完成。當時蘇縣長還向水泥公司募集八萬包水泥，民間二億元賑災款也補助災民重建，因此，台北縣當時這二棟大樓的災民，很快重建完成，也沒有訴訟的困擾。這就是選對好的縣長的好的結果。 反觀當時的台北市(松山區與信義區交界)東星大樓倒塌，有87人罹難，那時是馬英九當市長，完全沒有作為，營造廠商及建築師都逃出國，也不去查封建商財產，導致災民告市府國賠，並對建商訴訟，這二個訴訟都長達十多年。當時的馬英九，跟王如玄一樣，也是用上千萬元的律師費跟災民一直打官司，讓災民痛苦萬分。而且，馬英九還將當時民間六億元的賑災款挪用，讓災民看得到用不到。這就是馬英九對台北市民的「特殊貢獻」，讓災民痛苦萬分。沒想到他後來更進一步讓國人痛苦八年。 所以，選好的蘇貞昌，與爛的馬英九，結果很不同。  原文刊登於：蘇貞昌與馬英九 賴清德參考 (鄭文龍)  延伸閱讀：馬英九再提東星事件 林大鈞痛批不要臉   積欠工程尾款 九成住戶難回家 (2009-08-30) 陳威仁，還記得東星大樓嗎？ (蔡志揚)

如果每個國民對於災害有更多的知識跟準備，災害來臨時，一定可以有更好的因應，更多降低損失的機會。 小年夜清晨發生的高雄美濃大地震，在上個週六結束搜救階段的工作，依據災防單位最後的統計，這次的地震，ㄧ共讓我們失去了有116位同胞，550人輕重傷，折損的同胞裡，有24位則是外宿的學生。 也因為死傷的慘重，不少人認為我們住的房子是不是該好好體檢一般，有人則主張災防體系還有裝備或許也該更新了，最近不少人還注意到，國民的災防常識還有平時的準備似乎也需要養成，畢竟天災難免，但凡事有準備總比到時候束手聽天由命。 是啊！如果每個國民對於災害有更多的知識跟準備，災害來臨時，一定可以有更好的因應，更多降低損失的機會。 關於這點，於是許多人提到了鄰國的日本在東京還有不少城市都幫所在地的國民們準備了記載完整防災資訊的手冊，方便國民平時查閱，災害發生時可以按圖索驥避難求生。 就拿東京都幫市民準備的「東京防災」手冊來說，名為手冊，但內容就多達三百多頁的這份災防資訊，詳盡的從地震、海嘯以及颱風等各型災害的樣態，如何辨別災害強度，平時如何防範，災害來時該怎麼避難，簡單的醫療急救常識，求救時用怎麼用外語溝通，一直到可以提供協助的公共窗口、可用資源有那些等等，可謂ㄧ應俱全。同時，為了方便懶得看ㄧ大堆文字的國民，手冊最後還有漫畫版。 更重要的，這樣的防災手冊，不僅僅有內容豐富的災防資訊，手冊也準備了不少篇幅讓使用者依照住居地狀況，個人與家人健康資訊，擬訂自己的防災計畫，例如地震來了該怎麼躲，如何逃，老人家該怎麼照顧，如果想投入救災工作，那裡有志工加入資訊。 這些詳盡而且體貼的規劃，一定程度當然是政府公共治理水準的展現，而值得注意的是透過這樣的整備過程，還讓每個國民都能具備更好的個人防災能力，提升國民的「災害存活率」。不但將來災害發生時不會驚惶失措，或者道聽塗說造成混亂，更會大幅度將低災害對國人造成的損傷，這樣的好方法，我們應該學起來，有一本自己的「國民防災手冊」！

被「禁錮」長達三十九年的台北「北門」，終於在忠孝橋引道（北門高架橋）拆除後「重見天日」。在筆者看來，北門重現的意義不僅止於交通，更具歷史與文化的深刻意涵；同時，也啟發某些關於「人與城市」的哲學思考。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北門又名「承恩門」，建造於清光緒10年（公元1884）年，是目前世上僅存的閩式碉堡城門。它既見證老台北「大稻珵」的興衰，同時也見證台灣從清領、日治、國府遷台到民主化發展等百年滄桑歷程，其深具歷史意涵，毋須費言。 過去百餘年，北門曾二度面臨拆除的危機，不論是日本政府或國民黨政權，拆除的理由均與都市更新有關。但從符號學的觀點來看，建築本身即帶著相當程度的隱喻功能。北門既名「承恩」，並以清代閩式風格、碉堡式建構展現其時代性與功能性，復在外廓鐫刻「巖疆鎖鑰」碑文，其政治寓義不言自明。 換言之，北門具有「視覺政治」（the politics of visuality）的作用，悄然地形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日本人與國民黨人都想拆除它，恐怕除了「功能」的考量外，也不乏特殊的政治動機。這一點從日本人雖然保留了北門，卻將「巖疆鎖鑰」的石碑移作總督官邸涼亭的「墊腳石」，以及後來國民黨政府先是粗暴地將東門（景福門）、南門和小南門改建為中國北方城門式樣，並在其上鐫刻國民黨黨徽（如景福門）的作為即可輕易看出。北門之所以逃過被「北方化」改頭換面的命運，卻是原因計畫興建忠孝西路高架橋時將之拆除，但在文化人士的奔走呼籲下由「陵夷」改為「幽閉」，才因此倖存了其原本風貌。 上述事例說明，北門早已不是原先「工具性」的構設，而是一個具有人文與歷史意涵的符碼，同時也就彰顯出一個問題，為何這樣一個人文符碼不能見容於都市發展的工具性利益？除了政治意識形態以外，還有什麼值得我們推敲的？過去三十九年，雙北市人天天在忠孝西路上急驅而過，是否曾經思考，一條冰冷的高架橋如此侵凌一座古蹟，有什麼值得我們警惕的意義？特別是人生活於都市中，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城市原本應該是人的「居所」，彰示「存有」的意涵（Being, 借用M. Heidegger的話）。人原本應該「詩意地棲居」，追求一種精神上的完整；但隨著人類為求生活方便而發明各種工具，人從利用工具變成倚賴工具，乃至被工具所綁架，原本寓居的城市幾乎完全工具化，人遂困陷於工具所引發的煩惱中，變得既「刻板」又「破碎」，成為物化的「庸常之人」（das man），失去獨特的存有性。高架橋無疑是工具性的，上頭奔馳的也是工具，人在其中，倉惶如蟑螂般竄行。而具高度人文象徵的北門，則被這些冰冷的工具牢牢箝制，不正隱喻人無法詩意棲居的坎陷？ 猶如監禁在自我建構的工具性之城，真的是人們想要的？ 因此，當柯文哲在一週內拆除忠孝橋引道後，重現風華的北門忽然令人領會到「人」與「城市」之間原本應有的關係，一如都發局長林洲民所言，「交通是服務，人文才是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依柯市府的規畫，未來的北門，將與台北車站前的腹地連結成為一個廣場，展現「台北凱旋門」的意象，將來民眾散步其間，可以感受深刻的人文情懷。這樣的理念，不僅破除過去政客以政治符碼蔑視歷史古蹟的心態，同時也翻轉了以工具利益作為城市治理的霸權觀，重新確認「人」才是都市發展的核心。 只有當人文的價值被凸顯，人才有詩意地棲居的可能，一個城市也才堪稱其偉大。

PTT鄉民Azure0801今天早上9點多，貼出《印華日報》「台南救災：中華搜救隊遭阻 日本對被奉為上賓」之新聞，然而Google其來源，卻是來自中共中宣部與解放軍所控制的《鳳凰衛視》、其旗下的「鳳凰聚焦」第283期的一篇文章（2016-02-12出刊），作者為邊驛卒；「標題」是一模一樣，內文則幾乎完全照抄，卻「刻意」去掉作者名字。《印華日報》早在2014年10月成立時，便與中共的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簽約，由其「亞太總分社」旗下的「新媒體聚合平臺」與該社「雅加達分社」供稿，此則新聞顯然就是直接來自支那。    邊驛卒在「鳳凰聚焦」文章的最後一段：日本搜救團評估、研議搜救方式之後，投入救援工作。對此，有人稱，「日本救災『顧問』被奉為『上賓』」；即來自蔡正元的臉書文章（見下圖）的用語，並「刻意」用「標題」強調。這是國共「裡應外合」，聯手破壞台灣，又一鐵證。    《博聞社》在2月初即透露，中共中宣部下令《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等媒體及其下的網站，在報導美國選舉時，要將重點放在選舉的金錢、富人背景，及各候選人所涉負面和醜聞。  蔡英文選前曾揭示「新南向政策」，將成立專案小組，建立多元、多面向夥伴關係；同時建立一個法律機制，使台灣能參與國際社會協助難民的援助計畫。  此時將「鳳凰聚焦」的專文，轉刊至《印華日報》，我們認為：顯然就是中共中宣部的同樣手法，不但藉機要詆毀民進黨執政，更要破壞蔡的「新南向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華搜救總隊頻放話　市府聲明反擊  中華搜救總隊前晚退出台南維冠金龍大樓搜救現場，抱怨想救人卻遭台南市政府攔阻，「感覺像在打零工」。他們頻頻在網路放話讓市府今天決定發出聲明稿反擊，細數中華搜救總隊不願接受統一指揮的行徑。市府指出，災害現場並非人力越多越好，應妥善的調度輪替才能提高效率，也更安全。  中華搜救總隊前晚8時許突然決定全體撤離，據所屬人員透露，他們出動近百人，卻每日平均僅有約2小時參與搜救，甚至想救人還遭到攔阻，「感覺像在打零工」。他們頻頻在網路放話，引發軒然大波，逼得市府發出聲明稿澄清。  市府災害應變中心指出，中華搜救總隊於震災隔天的7日中午抵達現場，未向指揮官報到，就自行進入南側（國光五街）災區進行搶救，期間經分區指揮官發現後，要求納入管理，統一調度，該隊便自行移至東側（永大路）進行搶救。期間消防局沒有阻撓救災，只持續溝通，希望納入管理統一指揮調度。  11日上午7時左右，新北市消防局特搜隊於G棟15樓發現兩具遺體，因新北市搜救隊於當天8時要撤離換班，北側指揮官立即主動協調中華搜救總隊接手搶救，該隊於上午10時45分左右陸續挖出兩具遺體。中華搜救總隊秘書長要求接管第一面指揮權但遭拒，隨即自行退出現場，分區指揮官只好協調台南市義消特搜隊接手搶救。  11日上午8時，北側分區指揮官莊大隊長分配搶救區域，中華搜救總隊分配G棟11樓位置，但該隊未完成任務，便於晚間19時自行撤出，指揮官緊急協調台南市精英搜救協會接手搶救，並於20時40分挖出一具遺體。  市府災害應變中心指出，市府於8日20時啟動大鋼牙計畫，所有投入搜救人員為配合大型機具實施搶救，基於安全考量，本來就會限縮救難人員的搶救範圍，現場更應嚴格實施安全管理，避免危及救災人員安全，同時要求中華搜救總隊等民間救難團體，配合現場安全管理進入災區搶救。  災害應變中心強調，災害現場並非人力越多越好，應妥善的調度輪替才能提高救災效率。此災害現場規模甚大，消防局為維護救災人員安全，嚴格落實災害搶救安全管理。（辛啟松／台南報導）  2. 中華搜救總隊要求很多裝備，撤退前、還將裝備都帶走，沒有歸還；明明可以安靜的離開現場，因為休閒區離家屬有段距離，卻故意跑去跟家屬講。      http://pfge-pfge.blogspot.com/2016/02/blog-post_13.html

  香港魚蛋示威期間，抗議民眾撬起人行道上地磚作為武器，這怎麼看都不像「有備而來」的樣子。(Wiki，攝影者: 曾梓洋，)   香港旺角二九事件之後，梁振英立即將其定義為「暴亂」，敢於跟警察對峙的民眾當然就是「暴徒」。於是，警察全城出動，四處搜捕「暴徒」。 獨裁者的做法如出一轍。在台灣，國民黨在二二八屠殺和美麗島事件中，先將抗議民眾命名為「暴徒」，軍隊和警察殺的就不是人、而是暴徒了——暴徒當然該殺，殺之亦心安理得。在中國，共產黨在六四屠殺中，也先將學生和市民歸入「暴徒」行列，被洗腦的官兵實施屠殺時就能咬牙切齒、毫不手軟。 香港警方說，暴徒是有備而來，又說暴徒是就地取材。殊不知，這兩個說法自相矛盾：若是有備而來，暴徒們必然知道面對的是全副武裝的警察，他們不會掉以輕心，當然會攜帶棍棒、刀具乃至燃燒瓶等武器，那又何須就地取材、挖掘磚頭呢？ 我看到那些武裝到牙齒的警察將若干手無寸鐵的市民、記者、少年和女性打得頭破血流，不禁義憤填膺。在美國這個人人有槍的國家，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警察不敢隨便掏槍對準抗議民眾。警察知道美國憲法捍衛人民的持槍權，若執法不當，民眾必定武力反抗，而警方不一定是民眾的對手。 我的朋友遇羅文先生是文革中被毛澤東槍殺的思想先驅遇羅克的弟弟。移居美國之後，他先後購買了超過一百支的長槍短槍，可以用來裝備一整個連隊了。工作之餘，遇羅文在自家地下室練習槍法，幾乎百步穿楊。他告訴我，若中國人人有槍，紅衛兵還敢隨意上門抄家嗎？遇羅克也不會那麽輕易被中共逮捕和槍殺。聽了他的這番話，我決定趕緊多買幾把槍藏在家中。若是香港人人持槍，梁振英和習近平豢養的惡警還敢如此猖獗嗎？ 沒有暴政，哪來暴民？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就旺角之役發表了一份題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聲明，寫道：「打壓的力度愈大，反抗的力度亦會愈大。真正迫港人踏上勇武之路的，正正是現今的特區政府。自古正邪不兩立，怒火將愈熾愈烈，勇武抗爭必定會接踵而來。全民起義，為以武制暴除污名，直至求得港人共同之大願。」香港的年輕世代，像愛生命一樣愛自由，誰要剝奪他們的自由，他們真的會以命相搏。惡警和他們的主子們，讀到這樣的文字，必定感到心驚膽戰。 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手段是有限度的。面對英國相對文明的殖民體制，非暴力是一種有效的反抗方式；但是，面對納粹和中共這樣赤裸裸的暴政，就必須採用其他方式——當年，甘地就明確支持用戰爭手段來抵抗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侵略軍。同樣道理，今天的港人在面對信仰野蠻世界弱肉強食原則的梁振英及習近平時，也該換一種更佳有效的戰鬥方式了。

2月6日凌晨規模6.4的高雄美濃地震，造成台南慘重災情，今年台灣人的春節就在全民祈禱救災順利的時光中流逝。引發美濃地震的斷層並非原本位處該區附近的旗山、六龜與潮州等斷層，而是和2010年同樣規模6.4的高雄甲仙地震一樣，屬於未知的盲斷層。 2010年的甲仙地震造成340間校舍損毀、超過50萬戶停電、8處古蹟與歷史建築受損，以及96人受傷。不過，2016年的美濃地震卻造成慘重的傷亡。2010年的甲仙地震讓未知的斷層現身，斷層裂縫從甲仙經美濃、高樹再到六龜，地表裂隙主要則是集中在美濃東南方一帶，地表裂縫密集處離預定的美濃水庫位址不遠。 美濃人為保護生態、客家文化與自身安全，長期反對美濃水庫。圖：明周。 2016年的美濃地震震央，其實就在美濃水庫預定地黃蝶翠谷附近。倘若美濃水庫早已完成興建，2010年甲仙地震與2016年美濃地震影響美濃水庫安全與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最重要地，這兩個地震的發生原因都是未知的盲斷層，皆與已知的斷層無關。 美濃水庫議題始於1970年經濟部提出的美濃水庫興建計畫，1990年行政院通過環境影響評估，1992年行政院核定工程經費，預計1993年開始動工。然而，美濃人齊心協力順利擋下美濃水庫保住黃蝶翠谷。2000年，民進黨首次執政隨即宣佈停止興建美濃水庫，首次達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一致反對興建美濃水庫的立場。雖然美濃水庫在美濃人長期的抗爭中成功阻擋，但是國民黨政權依然不死心，2015年又重提美濃水庫興建計畫。 地圖左側紅色標誌是美濃地震震央，距離東邊美濃水庫預定地的雙溪熱帶林（黃蝶翠谷）僅數公里。圖：作者擷取自Google Map。 1736年，客家先民林豐山、林桂山兩兄弟帶領徐、黃、劉、張等十六姓氏鄉親，進入靈山、月光山、雙峰山麓開墾，鄉親稱這片新天地為瀰濃，亦即現在的高雄美濃。然而，一旦美濃水庫通過興建，位於美濃的黃蝶家園將成為汪洋大湖；此外，也水庫可能衝擊美濃的生存與文化。 因為美濃水庫預定地與其附近存在著六龜、旗山、月光山、枋寮、伯公坑、廣林、竹頭山與茅窩等斷層，竹頭山斷層剛好通過水庫大壩底下，任何地震都可能威脅水庫安全，進而危及美濃人的安全與客家文化的保存。除了斷層引發的地震危險外，反美濃水庫陣營也憂心水庫的巨大水壓可能誘發斷層活動造成地震。再者，水庫的興建立刻摧毀黃蝶翠谷與熱帶林等生態。此外，反美濃水庫陣營也擔心水庫將使得屏東平原與美濃地區地下水減少；同時，美濃和六龜是西南氣流的暴雨中心，豪雨帶來山洪土石流也會危及水庫安全。例如，1957年，位於美濃的中圳埤壩，就曾因為西南氣流帶來的暴雨而導致潰堤、月光山崩山等等，造成29人喪命。 台灣人對於2009年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在高屏山區一帶造成的重傷害記憶猶新，2010年甲仙地震或許是再次提醒台灣人慎思任何衝擊環境的重大開發案；不過，以經濟與開發需求為導向的國民黨政府依然想著美濃水庫。或許，此次造成台南慘重災情但題名為美濃地震的災害，是再次提醒我們慎思任何大型開發計畫；因為，台灣是天災不斷的地方，若再加上人禍，災難可能隨時降臨到台灣。 當然，經濟發展與人口成長都加重台灣人對於水資源的需求，未來的用水需求將與日俱增。不過，解決缺水疑慮尚有其他辦法，例如，解決自來水漏水問題應該是施政優先措施。行政院在2013年下旬審議通過台灣自來水公司的「降低漏水率計畫（102至111年）」，根據資料，當時的漏水率是19.55%，希望能在2016年降低至17%，2021年降低至15%以下。依據資料的漏水率換算，台灣自來水公司每年流失了6億噸水量，幾乎等同三座石門水庫的水量。也就是說，如果能夠減少三分之一漏水量，就等於省了一座石門水庫（約2億頓），逼近美濃水庫儲水量3.28億頓的三分之二。 的確，安全穩定且不衝擊生態環境的水資源不容易開發，但政府與專家學者還是應該致力探索各種可能，而非一再固執於人定勝天或是「天災機率不高」的危險選項。只是，經濟部水利署依然醉心於美濃水庫的興建，在其官方網頁的常見問題中，還強調「美濃水庫所在區域非屬強震區域，其地震發生頻率及強度較弱，美濃水庫蓄水區附近根據地質調查結果，有部分局部性斷層，亦未直接通過預定之壩址。」顯見，政府官員仍然抱持著人定勝天與天災機率不高的心態來看待美濃水庫。無怪乎，國民黨政府會在2015年再度重提興建美濃水庫的計畫。 2015年7月，蔡英文參加美濃黃蝶祭重申反對興建美濃水庫。圖：網路。 日本311大地震造成的福島核災讓台灣人覺醒，意識到地震對核電廠的衝擊。雖然2016年總統大選前，台電對於民進黨的非核政策採取杯葛態度，2015年台電評估從2018年至2025年核一、核二、核三陸續除役後，台灣備載用電是負數；然而，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後，台電公告的最新資料卻是核電廠全部除役，台灣也不會缺電。顯然，影響評估的政治形勢佔有極重要的因素。 如今，在八八水災、甲仙地震、美濃地震的警訊之後，加上向來反對興建美濃水庫的民進黨再度執政，台灣的水資源開發，是否也應該有不同的思維與方向！？其實，只要是台灣的領航員不再像馬英九一樣，竟然自豪台北市長任內的自來水嚴重漏水可以補齊地下水不足解決地層下陷問題；我想，台灣應該還是有救。

記者鄭琪芳／特稿 馬總統執政成績難看，因此喜歡片面或選擇性引用一些數據來吹噓政績，讓自己能夠繼續「自我感覺良好」；而為了迎合主政者所好，本該獨立的統計單位，不斷出現一些戕害統計公信力與獨立性的行為，包括編制好看的指數、取消公布難堪的數字、恣意更改統計公布時間等。 政府統計資料是施政的重要參考，馬政府執政八年，統計單位屈服於長官或立委壓力，戕害統計公信力的作為不勝枚舉。（資料照） 例如吳敦義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提出所謂的「庶民經濟」；為響應閣揆的口號，主計總處在消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之外，另編制「生活物價指數」，聲稱更貼近庶民生活，但民眾反而因指數太多而更加霧煞煞，這項指數不久後也無疾而終。 再者，國內經濟表現不佳、低薪問題嚴重、物價及房價卻高漲；馬政府無力改善問題，竟要求主計總處編制「國民幸福指數」，聲稱台灣比日、韓還要幸福。 此外，近幾年所得分配不均惡化，金字塔頂端與底層的貧富差距加速擴大；為了粉飾太平，財政部竟一度決定不再公布最高與最低五％（廿等分位）的所得資料，遭批「鴕鳥政府」，後來在立委要求下，才勉強恢復公布。 主計總處更為了迎合部分立委，讓政治考量凌駕於統計專業之上，恣意更改統計發布時間及日期，不僅將公布時間提前到股匯市開盤前，無視此舉可能加深對股匯市的影響，甚至連公布日期都可在正式公告後又擅改。 政府統計資料是施政的重要參考，可惜，馬政府執政八年，統計單位屈服於長官或立委壓力，戕害統計公信力的作為不勝枚舉。期待新政府上任後，能找回統計的公信力與獨立性，讓統計數據成為施政的指標，而非呼攏人民的工具。

  美國國會眾院被稱為「人民之家」，或「人民的議院」，因為它兩年一任，反映最新民意。台灣的立法院「行憲以來」就是「國民黨開的」，現在國民黨總算垮台，立法院有機會開創新局，成為人民的立法院。 國民黨這次大選慘敗，敗在水土不服，幾十年來只想保「法統」，不顧民意、不讓人民贏；人民對改革及幸福生活的期望，被國民黨獨斷地剝奪。 立法院有監督政府，及保障人民權益的責任，但在國民黨畸形體制下，不但萬年國會毫無代表性，只當投票部隊，在全面改選後、到這次大選之前，國民黨所掌握的多數，也是維護權貴「法統」的投票機器。 國民黨開的立法院，要利用派系角頭競選及聽命投票以保政權，而這些派系立委，需要國民黨幫他們謀立委職位，以保護他們的事業，這便註定會失職與腐敗。對這些派系立委而言，立委是兼職，只接受動員，聽國民黨權貴的指示投票。 一黨兩幫的互相勾結，權貴意志凌駕民意，目的只在它贏，而不是人民贏。但在民智大開之後，只有幫人民贏的政黨，在選舉中才會贏；阻止人民的願望，不讓人民贏的政黨，只會被淘汰。 新的立法院年輕化、專業化、全勤化，而在民進黨主導下的公開透明政策，可望打破國民黨的舊體制，讓立法院反映民意，讓人民贏。年輕有活力的立委，沒有自己事業的包袱，可以專心投入，活潑化委員會功能，結合民意與專家意見，推動立法與改革，讓立法院展現正常、屬於人民的面貌。 新國會給台灣民主轉型帶來新希望；不願意改革、不願意人民贏的政黨，在民主的浪潮下，終要被淹沒。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為了國家經濟發展與安全需求，應該將核四廠改為天然氣發電廠；其他三座核電廠如不能提早除役，也要準時除役。（台電資料照）   春節前兩天凌晨發生台南大地震，應是百年巧合，為今年春節帶來十分哀傷。然而每天太陽還是會上升，日子還是要過，只是大地震所帶來的一些聯想和省思，值得趁此略表一丶二。 台灣自1999年的921中部大地震至2016年的206台南大地震，16年間，中、南部發生兩次死亡二千四百多人及百人以上的大地震，幸好都沒有損及南北兩端現有三座核能發電廠。但萬一發生核電損害，就像福島一樣，台灣尤其人口占全國1／3的雙北受得了嗎？那可能是要毀家亡國的。俗諺説「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為了防止「核電經濟派」的藉機復活，新政府有必要儘速將核四廠規劃改建為天然氣發電廠，徹底從根本上打消核四重啓的機會。 核四之改建為天然氣發電廠，應有國家經濟發展的必要；尤其核一至核三，能提早除役就除役，至少要做到如期除役，萬萬不可像國民黨政府，至今還在打三核電廠延役的僥倖算盤。 為什麼核四只是「封存」而不廢除或進行改建？主要和「時間賽跑」有關。封存一天，改建規劃就慢一天，也增加核一至核三延役的可能性。核一至核三的運轉，在地震頻仍的台灣，以目前普遍的價值觀來看，已是「必要之惡」之無可奈何，務必要早日去除的夢魘。按照既定期程除役，是絕大部分民眾最低標準的要求，豈可再談延役？連開口都不行。 綠能發電固然理想，但原有的水力發電，已面臨民生用水競合的大問題，已經不能再是以往台電想利用水庫貯水發電，要發多少就多少的時代了。水庫應隨時保持高水位，以備天旱不時之需。台電不能貪圖水力發電的低成本和方便彈性，嘗試「寅吃卯糧」的冒險，直到乾旱真的來了，才在怨天尤人，要大家共體時艱分階段限水，這真是世界下雨量名列前茅但缺水也一樣的台灣之恥辱。 或說，台電和水利署會利用科技數據，好好調控水庫的貯水量，做最有效運用。但是，根據以往的經驗，並非如此，每季雨量的預估很難準確。説句直白的話，連颱風侵襲近12小時的氣候預測都會差很大，常常放颱風假卻風和日麗，我們如何苛求準確預測明年或下一季的雨量呢？若台電水力發電建立在並不可靠的過往迴歸資料，做寬鬆利用，到了春末，已預見嚴重缺水，才在盼望颱風的來襲，實在是「以萬物為芻狗」的無道政府，與桀紂何異？ 民生用水是無法進口的，水利法明文規民生用水列為優先首位。其實長久以來的運作，是被台電水力發電和工業用水凌駕其上，水公司只是小媳婦，外界難窺其堂奧。耗水量鉅大的稻田轉作績效不彰，全年休耕的稻田減半，農地固盡其利，然水資源吃緊，難兩全其美。新政府就應改弦易張，建立可行的非核家園具體計畫，其中也要顧及民生用水絶對優先的實際做法，而非水利法規中的美麗口號而已。 其他如太陽能丶風力、地熱⋯⋯等綠能，都尚未成熟，需假以時日，但「今日不做，明日會後悔」。例如節電，總可以現在就開始用力地做吧，節電成功，省電效益比核四發電的效益還要倍增。其他綠能的開發上，也總不能坐以待綠能都成熟了，才來坐享其成。例如現行發電的主力是燃煤的火力發電，污染嚴重，是PM2.5的大宗來源，和其他空污威脅國人健康至鉅。新政府應穿衣服改衣服，逐漸汰換為石油氣發電。新政府應有通盤性新能源政策因應未來，下定決心，向核電説拜拜，珍惜上天恩賜的水資源，莫再當作發電的「最愛」了。

  1946年12月5日，台南發生規模6.1的新化大地震。當時《民報》（社長林茂生）對災情做了大幅報導。   這次台南大地震，造成116人死亡、550人受傷，是台灣自1999年集集大地震以來最大的震災。它不僅震出台灣建築界的黑心內幕，也震出台南地震史的千古之謎，那就是：台南的地震是有「季節性」的，而且好發於冬季！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先確認一點，這次發生在小年夜的大地震，震央不只在高雄美濃，也在台南。根據馬國鳳（台灣地震科學中心主任）、宋德濡（英國倫敦城市大學教授）兩位學者的數據分析，這次地震屬於「雙主震」：第一主震發生在美濃，芮氏規模6.2；第二主震發生在台南，芮氏規模6.1。後者是被前者所誘發，兩者相隔4秒。因此真正造成災情的，是台南大地震。 這一句話，有三大不可思議 在台灣四百年地震史上，台南有兩個特殊現象：第一、台南是台灣大地震最多的兩個地區之一，另一個是嘉義；第二、台南大地震，每每在冬季。這個現象，1655年一位歐洲人拉‧莫里尼埃（La Moriniere），在其著作《旅行奇譚》（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即已提到：「台灣地震常在年終。」當時「台灣」主要指台南一帶，如果我們把「年終」解讀成冬季（11月至2月，農曆年終），真的，台南的地牛似乎特別喜歡在年終翻身。 但拉莫里尼埃這句話，有三大不可思議：第一，他是歐洲人（應是法國人），這句話只在他的遊記輕輕帶過，但他何以知道台南地震「常在年終」？這四個字即使沒有幾百年的歷史數據分析，至少也需要幾十年的在地經驗歸納。第二，這句話在三百多年後，透過歷史考證，證明不虛。這就奇了，難道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第三，地震具有不可預測性，連年份都難預測，何況季節。但偏偏在台南，歷史證明冬震特多。難道台南的斷層帶會挑選季節翻身，而且強震發生日，就是「大約在冬季」？ 拉莫里尼埃就遭遇到一場台南冬震，而且見證熱蘭遮城（Zeelandia）的陷落。他在遊記描述：「此次地震連續三星期。初震時，安平損失重大。海地城壁破裂，居民紛紛逃出戶外，以防壓斃。堡壘上破損之砲，易於此次地震時墜落於地。美觀之塔則陷入地中。」海地城就是熱蘭遮城，1624年由荷蘭人所建，即今安平古堡。後來學者推估這場地震規模是5.5。 在此前一年（1654），12月14日台南也發生冬震，另一位歐洲人達貝爾（Dapper)提到：「安平及台員大地震，幾達七星期。」可見餘震不斷。這種會「牽絲」的地震。五年後（1659）出現在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的筆下。他在一本試圖為自己丟掉台灣而辯護的著作《被遺誤的台灣》（t'Verwaarloosde Formosa）中，聳動的寫道：「神秘惡兆預示台島之瀕臨崩潰。天地似亦預知台島的根本已經發生動搖…上年（1659）曾經發生迥異尋常之恐怖的地震，延續達十四日。」不過這是不是冬震？待考。 兩年後，1661年1月8日冬震再臨。根據德國人海卜脫（Herport）的親身見聞，這場地震歷時三十分鐘，當天餘震約三小時，無一人能站穩。此後有感餘震更長達六星期。海卜脫提到一個驚奇的現象：「海水曾被捲入空中，其狀如雲。」後人研究應為海嘯，並推估這場地震規模為6.4。 同年2月15日，台南再度發生強震，有感餘震長達六日。這一年也是鄭成功征台之年。無獨有偶，22年後，1683年鄭克塽9月降清，10月8日又發生地震。改朝換代發生地震，是哀悼舊時代的終結，還是歡慶新時代的來臨？就不得而知了。 有清一代，台南第一場大震災，就是1721年1月5日的冬震。史載「凡震十餘日，日震數次，房屋傾倒，壓死居民」。這場地震是導致朱一貴民變的主因之一。因地震引發海水漲潮，百姓為了禳災，合夥謝神唱戲，卻被官府以「無故結拜」為由，逮捕四十多人，累積更多民怨，終於在三個月後發生朱一貴民變。這是1721年初的冬震，學者推估其規模是6.5。 這場地震，地牛似乎意猶未盡，同年冬又翻了一場。《台灣縣志》載：「天寒地震，民多失業。」《台灣采訪冊》則記錄一段無常的故事：灣裡有一蔣姓富家，蓋了一間豪宅，才剛落成，忽然地震，豪宅全垮，蔣家幾乎滅門，只有兩人活命。一位是蔣父，當時外出；一位是婢女，日後還活了幾十年，每對人述其事。 15年後，1736年1月30日，距離過年只剩12天，台南又天翻地覆了。這場地震據後人推估，規模高達7.0，災區包括嘉義和台南，共有703人罹難。 核四還要建嗎？請看1867基隆大震 此後百餘年，台南的斷層帶活動似乎減緩，偶有「地大震」的紀錄（如1795年11月21、22日），但少有「大震災」。但地牛北上，嘉義的斷層帶開始活躍，而且釀成重大災情，如1777年12月，「諸羅山各地民房坍塌甚多，民壓死者不可勝計」，規模約6.0；1792年8月9日，大震後繼以大火，614人罹難，規模約7.1。這場大震還發生好萊塢電影式的災難場面，《台灣采訪冊》描述：嘉義梅子坑（今梅山）有一條小徑，兩山相夾，為樵夫果農必經。地震發生時，一位樵者先行，地面忽然裂開，樵者墜入其中，地面旋又合閉。整個過程太猛太快，其他樵夫根本無法搶救。 1839年6、7月，嘉義又震，死亡117人，重傷63人，民房倒塌7,515間，規模約6.0。之後，嘉義的地牛也稍歇了，要到20世紀以後，才又發生梅山（1906.03.17，1,258人死，規模7.1）、中埔（1941.12.17，358人死，規模7.1）大地震。不過嘉義地震不像台南地震，它沒有「季節性」，春震、夏震、冬震都有。 如果要說地震的時間和空間分布，台灣地震活動似有由南向北移動之勢：明鄭到清初，以台南為主（不過這也和漢人文明圈集中在台南有關，原住民沒有文字書寫，無法記錄地震）；乾隆年間（1736-95），嘉義地震最烈；嘉慶年間（1796-1820），彰化、宜蘭較多；道光年間（1821-50），彰化、嘉義較多；咸豐到同治（1851-74），主震場在北台灣，包括1867年12月18日規模約7.0的基隆大地震，當時山傾地裂，海嘯來襲，光溺死就有數百人，基隆全城遭破壞。時間拉到現在，這種地震只要再發生一次，北北基即成人間煉獄；屆時如果還有核電廠的話，無異末日來臨。 光緒以後，經日治到民國迄今，大地震全島都有，有如交響樂，此起彼落各自發聲，春夏秋冬都有震動。不過我們還是回到本文的主題：台南。自1736年大地震之後，稍歛百餘年，到了1862年（同治元年），又發生驚天動地的災變。這場地震有兩大特色：第一，它是台南史上死傷最慘的地震，最少1,700人罹難；第二，它是台南罕見的夏震，發生在6月7日。這場規模約6.5的強震，光在府城一地，就有500戶倒塌，超過300人被壓死；府城以北，若干地方陸沉陷海。 這一年也是戴潮春起事之年。戴軍圍攻嘉義城，官軍力守，仕紳恭請嘉義城隍護佑平安。6月7日晚上，天搖地動，大家想說完了，城守不住了。然而地震過後，只有雉堞傾頹，而城牆無恙。眾人認為是城隍爺顯靈。沈葆楨後來為此上奏朝廷，加封嘉義城隍為「綏靖侯」。 這場大地震之後，再過84年，1946年12月5日，台南才又發生災情慘重的地震：新化大地震，也是冬震，造成74死、474傷、4,055房屋損害，規模6.1。再來是1964年1月18日的白河大地震，又是冬震，造成106死、650傷、10,500房屋全倒、25,818房屋損害，規模6.5。再來就是52年後，2016年2月6日的台南大地震，造成600多人傷亡，規模6.1，還是冬震！ 一次例子是孤證，兩次或三次例子是巧合，本文列舉十次例子，證明台南的冬震現象既非孤證，也非巧合，那麼它是什麼？或許只有天知道了。

元月二十九、三十和三十一日，筆者根據孔子春秋經與左傳的「鄭伯克段于鄢」典故，製作了一齣以「鄭莊公涉泉會母」為名的中文歌劇。此劇旨在弘揚孝道美德，批判為政公候，更敘及兩千多年前，一位不平凡的母親「武姜」的心路歷程，筆者加以編劇作曲和導演，在國家戲劇院封館整修前公演。 這部大型歌劇，動用了獨唱和合唱歌手、劇場藝術家，以及台藝大管絃樂團，總共近三百人。我們製作了壯麗的三幕四景舞台，包括百餘件戲服、戰甲、兵器，還有鄭國的宮廷器皿等大小道具。國家兩廳院與我們共同主辦了這個龐大的製作，總經費在八百萬元之內完成。 歌劇「鄭莊公涉泉會母」能演出，有太多人協助我們，我內心充滿感激，但也有些許悲憤！因為我看到很多表演藝術團體與我們一樣，一面含辛茹苦地演出，一面還得忍受政府假借政治口號，對藝術文化一再地掠奪與凌辱：一齣粗糙的戲，動輒兩千萬元起跳，甚至高達兩、三億元！例如去年國防部藉慶祝「抗戰七十周年」之名，演出一部樣板戲招待官兵眷屬，竟然花掉了七千萬元（足夠讓我再演出十部大歌劇）！這簡直就是「夢想家」的翻版。但自從作家馮光遠嚴詞批判「夢想家」，惹來坐牢兼罰款之後，藝文界已形同一群沉默的羔羊，對行政院與國防部這次的七千萬元饕餮，噤若寒蟬。而馬政府也樂得沒事，無須從慘痛的歷史中去記取教訓。但馬政府不知道，這也正是他們遭人民唾棄的主要原因。 我們期待新政府和新國會上台之後，一定要扼止這些文化蛀蟲的滋生，並且杜絕這種藝術文化的掠奪與凌辱，讓朝野建立起永續健全的藝術文化制度。 （作者為音樂家，二○一一年國家文藝獎得獎人）

台南強震讓十七層樓高的維冠金龍大樓攔腰折斷攤平在地，罹難者高達上百人。這樣的畫面，根本就像是十六年前九二一大地震新聞的重播，很遺憾的是，十六年來政府根本沒把建築安全當一回事。 維冠建設公司早在多年前就倒閉，二百多名住戶恐求償無門，這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案例中其實很稀鬆平常。內政部長陳威仁表示救災結束後將進行責任追究，不過陳部長其實在九二一地震時正是當時的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曾有過東星大樓的震災處理經驗。他應該相當清楚，大多數建商蓋完房子就關門大吉，地震來時根本找不到人負責，能找到當時設計監造的建築師就已經很不錯了。只不過，小小的一個建築師，根本無法承擔這麼鉅額的賠償，這是連小學生都知道的道理，在九二一地震時大多數的受災戶，也都親身遭遇過這樣的經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曾於九二一災後檢討建築管理法制，認為應該要仿效日本建立第三方專家監督機制，然而到現在卻仍然只見研究報告，而未真正展開立法建制。鄰國日本在阪神大地震後，徹底改革了原有的建管制度，並且在三一一大地震中通過了嚴峻的考驗，絕大多數的建築都禁得起強震侵襲。反觀我國的建管機關，卻仍只想著要原本設計施工的人自己負責，頂多在施工中的幾個時點找了第三方專家來看一看而已，離真正、充分的第三方專家監督，還是相當地遙遠！此外，我國對於建設公司的管理，也沒有像日本有一套完整的宅建業管理法令，形成人人都可當建設公司老闆蓋房子，蓋完後幾個股東分分錢就散掉，所有的風險都轉嫁由購屋大眾承擔。 今年，立法院的生態有了不小的轉變，似乎讓人看到了翻轉的契機。如果能藉由這一次的教訓修改建築法規，建立起確實的第三方專家監督機制，並且導入建設公司的設立及監管法制，那麼或許我們就可不用在每次大地震時都看到同樣的畫面及故事。立法諸公，請別再只是祈求「天」祐台灣了吧？ （作者為執業律師、曾經承辦九二一東星大樓震損求償案）

去年風紀股長哭喪著臉來找我，因為學校每個班級發了一張紅十字會的義賣郵票認購單，希望風紀股長「鼓吹」班級學生認購郵票，如果金額過少，風紀股長要自行吸收認購。我笑著跟風紀股長說，愛心怎能用金錢衡量？同學想買就買，不想買就據實回報。 這不禁讓我想起念書時代那些年買的紅十字會義賣紀念郵票。那些郵票不可用來郵寄信件，義賣所得運用於救濟事項，當年所有的中小學生在師長半強迫，深怕被扣上沒有愛心的道德高帽下，每個人只好強迫中獎地乖乖掏出錢來做愛心。如果這些善款物盡其用也就罷了，長大後，我們才發現，原來我們的愛心都是用來豢養紅十字會的高官肥貓。更令我驚訝的是，四十％的義賣所得可以讓學校以採購設備的名義使用，也難怪那個年代師長們如此高調要學生做愛心。 當二○一二年日本三一一地震屆滿一週年之際，前內政部長李鴻源證實，紅十字會針對日本三一一震災募得的二十五億七一五一萬元，尚有十六億九○九八萬元未捐出；甚至在紅十字會二○一二年的財務報表顯示，南亞大海嘯、中國汶川大地震、莫拉克風災及日本大地震等四大天災，募款約一百億元，有四十三億元尚未發給災民或做為賑災之用。 因為民眾的愛心捐款常常淪為紅十字會的人事酬庸費用；因為一○三年度紅十字會出現救災費用僅支出五九四七萬，比當年度的經常性支出（人事、辦公及業務費）六八七三萬還少的荒誕現象，紅十字會公信力盡失，不少藝人更公開呼籲不要捐款給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這次台南發生地震大樓倒塌，現場慘狀一片狼藉，日本政府宣布透過紅十字會捐款一百萬美元時，不少網友急忙到日本紅十字會網站留言，呼籲別捐款給台灣紅十字會，因為該協會是「騙子」、「在台灣不被信任」。 一個國家級的慈善基金會不受人民信任，徒有慈善之名，行高官自肥之實，這樣的紅十字會絕對是小英政府上台後亟需改革的轉型正義之一。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台南市民）

不作秀，用臉書詳實的記錄與報告持續的救災進度與救援情形。 不空話，用心帶領市府團隊，完整有規劃地完成震後的每個危機處理。 賴清德用最少的睡眠，做最多的事情，讓救災人員、災民知道，市長一直都在努力，與你們同在而不停歇。 如果，台灣的政治就是要造神，習慣用選票把所有責任堆疊在一個當選人身上，賦予他強大的權限，也要其扛下巨大的重擔。那在這一次，賴市長真的展現了他的能耐，用直轄市長所能的權限，盡力完成了市民託付的重任。 縣市首長要處理的事，絕大部分都不是本身所學，要如何處理，考驗的是身為領導人的市長的管理能力、應變能力及學習能力。絕不能以自己不夠專業而卸責；相反的，如果發現人民正是在某領域有所需要，更應義無反顧的投入，因為你，責無旁貸。 事實上，政治本來就不該是造神遊戲，然而，如果現階段，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走到了這般，那就試著用這樣的高標準來要求每一個政治人物，不要只是把選票當作廉價的代幣，讓它在遊戲中貶得一文不值。 賴市長給全台灣所有政治人物上了一課，如何在急難事件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以及應有的作為。以後台灣政治人物只能更努力超標，媒體也會以這個標準檢視每位領導人。就像以後拆除一個高架引道都得以六天作為標準一樣。政治人物越來越難做，因為檢視標準越漸升高，卻是人民之福，我樂見其成！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碩士，屏東縣民）

外媒對香港年初一晚的騷亂冠以「魚蛋革命」一詞，源於香港俗俚對光顧街頭熱食攤販叫作「篤魚蛋」。典故是攤販最常賣的食品，是以沙嗲醬做主料的香辣熱湯泡熟的魚蛋（丸）。粵語「篤」是形容販賣過程中，販子用竹籤逐一將從熱湯搯起六至八粒魚蛋串起來。 熱食攤販在香港因觸犯「阻街」及「無牌售賣食物」，的確是違法的。掃蕩拘捕販子在英治年代也會出現，但過年三至四天假期，政府的衛生糾察休假，攤販會大舉出動賺「新年財」。九七年中共接管香港之後，改組街道衛生工作編制，更把糾察值班安排改為年中無休。不過往年在過年假期間對熱食攤販大多儘量容忍，只是六八九登位後的這幾年，當局的態度變成「殺無赦」。其實去年在旺角鄰區的深水埗發生過衝突，只是食環署糾察和警員敵不過大量民眾的洶湧群情而退陣，沒發生更激烈的場面。 攤販的污水、油煙等衛生問題，和妨礙交通確是事實，港共從年頭到晚都進行掃蕩，表因也是如此，但更有著背後思維是攤販不用租店經營，無須向地主「進貢」，容讓攤販有生存空間即是「虧待」了與中共友好的地產商賈。社會上早有意見批評港共一邊廂沒糾正英治政府的錯誤，另一邊廂就全力打壓攤販的生存空間，是今次騷亂的遠因。 至於近因，是港共徹底推翻以往過年時處理攤販的「潛規則」，港人想著幹嘛要趕盡殺絕而生反感。還有從遠因衍生出想到攤販經營不用面對地主見生意好就加租的可惡嘴臉，靠自己雙手賺到生活的自食其力的覺醒，無形中出現一種自主獨立的身分認同。這兩個情況，都與中共的政治和金錢利益扯上關聯。綜合起來，不幸地與台灣二二八的背景因素近乎完全相同。而中共打算如老Ｋ準備在香港大開殺戒，似乎是預計之中。只冀台灣人能以受過的難，給港人支持和啟發如何應付。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