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氣對策燈號連八藍，又是一個令人憂心的經濟指標。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表示，近幾次全球經濟成長率發表預測，每一次都比上一次低，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頂多與去年相同」；且過去全球貿易成長幅度高於經濟成長幅度，目前貿易成長率卻低於經濟成長率，對台灣相當不利。吾人一再強調，外部需求疲弱，導致出口連連衰退，才是台灣經濟無法回升的癥結。彭總裁的看法印證了我們的觀察所見。 彭總裁的意見發表後，外界認為央行為了救經濟，未來可能加大降息的幅度。依據「中央銀行法」，央行的政策目標為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的穩定，協助經濟發展。但是，隨著經濟快速成長，中央銀行所肩負的首要任務由原先的追求經濟高度成長，轉變為維持物價與金融穩定。故而央行以利率為政策工具，期使實體經濟恢復活力，無可厚非，況且金融海嘯以來，力挽狂瀾的大抵為各國央行，我央行也一直在對抗金融風暴中扮演重要角色。不過，採取降息的手段，能否重新點燃台灣經濟之火，不無疑問。 首先，二○○八年以來各國極盡所能救市，貨幣政策更屢屢突破傳統方式，幾乎無限制地印鈔票的量化寬鬆（ＱＥ），甚至實施負利率的國家已有廿三個，佔全球ＧＤＰ的四分之一，儘管如此也只有美國經濟回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反而成長趨緩，成為全球市場未來的重大變數。如此激烈的手段何以無濟於事？因為金融海嘯的本質上是經濟學家辜朝明所稱的「資產負債表的衰退」，再多資金的釋出，都被企業或個人拿來修補資產負債表，既無投資意願，亦無法增加消費。這是日本失落二十年的癥結，在金融海嘯後於全球市場複製。既然ＱＥ、負利率都無效，藥效較弱的降息豈能救起奄奄一息的經濟？ 其次，降息或能促成貨幣貶值，提高產品競爭力。問題是多數以出口為主的新興市場都同樣以貶值做為促進出口的手段，全球實際上已經陷入貨幣戰爭，競貶的效果互相抵消，淪為全盤皆輸的結局。就以產品競爭最激烈的台韓為例，今年台幣的貶幅就大幅落後韓國，但韓國出口仍持續下墜，顯然沒有沾到重貶的好處。尤要者，全球貿易量的成長低於經濟成長率，外部需求低迷是全球共通現象。買盤不振，商品再便宜，也難找到夠大的出海口，此所以貨幣政策無法奏效的主因。 要救經濟，根本方法是振興產業，才能帶動就業，改善所得。這部分小英雖未正式執政，但已進行「產業之旅」，了解產業需求，以及如何建構未來新產業聚落，成為台灣經濟再起的動力。然而，台灣今日的問題，不僅在於產業外移與空洞化，資金的大量外移更代表國人信心的脆弱。台灣金融帳至去年第四季已連廿二季淨流出，累計金額二三七五．七億美元，其中，居民對外證券投資也連十六季淨流出，合計一九五七．一七億美元。反觀至去年底，外資持有國內股票及債券，連同其新台幣存款餘額共折計二五二二億美元，約當外匯存底五十九％。至今年一月底，外資持有台股約三成，而過去一年台股近四％的高殖利率，在全球低利率與負利率下特別具有吸引力。尤其，外資持有的多數為績優股，例如持有台積電約七十八．四％，去年台積電稅後盈餘三○六五億元，等於台灣龍頭企業、全球晶圓霸主約八成的獲益，歸於外國投資人。 由此見到一個非常嚴重的現象︰台灣的產業一方面外移，使得本國的所得與就業陷入停滯倒退；一方面本國資金大量外流，但外資卻一直加碼台股，無異台灣上市櫃公司的多數獲利也落於外國人手中。此舉造成台灣經濟正在蒙受產業空洞化與產業獲利外資化的雙重利空。因此，台灣經濟想要再起，除了產業再造，仍須讓國人重拾信心，停止資金外逃，以本國資金動能扶植國內產業提升競爭力，最重要的是，讓企業的獲利能由國人共享。

◎駐美特派員曹郁芬 敵人的敵人未必是朋友。二○一二年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的前麻州州長羅尼，曾以獲得房地產大亨川普的背書為榮。川普批評歐巴馬總統口無遮攔，成為共和黨的最佳戰友。豈料四年後，羅尼公開痛批川普是諞子，歐巴馬的敵人變成可能摧毀共和黨的氫彈。 （資料照，記者陳志曲攝） 在「超級星期二」大勝的川普，至今仍未成為共和黨菁英擁戴的共主。眼看競技場上僅存的德州參議員克魯茲、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魯比歐，和俄亥俄州州長凱希克都無法擊潰川普，共和黨當權派的新招數之一是「徵召」（draft）羅尼、現任眾議院議長萊恩，或前國務卿萊絲出馬競選。台灣國民黨在去年總統大選上演的「換柱」戲碼，沒想到共和黨竟然要效法。 另外，也有人建議在召開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時，以「搓圓仔」方式運作其他候選人出線。只要川普到了召開全代會時拿不到一二三七張黨代表票，黨內大老就可以遊說黨代表「叛變」。不過，二○一二年時為防止德州眾議員保羅挑戰已成共主的總統候選人羅姆尼，黨內規定總統參選人至少要贏得八州初選，才有機會到全代會上「搓圓仔」。因此，要把川普搓掉，還得先修改遊戲規則才行。 美國媒體充斥著川普會先亡黨、還是亡國的辯論，他的破壞力以及被政治菁英厭棄的程度可見一斑。但持平而論，川普參選至今，完全依循共和黨的初選規則擊敗對手。美國總統大選的幾個勝選要件：鉅額競選經費、超高媒體曝光率，以及大規模的草根選舉動員組織，川普樣樣齊備。川普顯然了解美國的權力遊戲，至於他是否會使共和黨分裂，對美國全球強權的領導地位有什麼影響，川普的支持者顯然都不在乎。 這股民粹風潮是共和黨基層對既得利益者的革命與反叛，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共和黨到底怎麼淪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川普的種族歧視言論何以大受歡迎？歷年採訪共和黨全代會，看到的正是一個愈來愈封閉的白人政黨，少數族裔淪為點綴。 回顧共和黨歷史，一八六三年元月一日，林肯總統發表解放宣言；六五年元月卅一日，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通過憲法第十三項修正案，正式廢除奴隸制度；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共和黨國會和柯立芝總統賦予美國印地安人公民權；一九年五月廿一日，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通過第十九條憲法修正案，保障婦女投票權；五七年九月九日，艾森豪總統簽署廢除種族歧視的民權法案。 共和黨曾在美國歷史上扮演過民主進步、推進「美國夢」的關鍵角色，但如今共和黨的核心價值是什麼？保守主義等同於反對歐巴馬的代名詞？美式民主的分權與制衡，變成相互保證毀滅的政治鬥爭？民主黨參院領袖瑞德形容，川普是共和黨製造出來的「科學怪人」。然而，若川普真能在美國這個民主聖地一路過關斬將當選總統，培養出科學怪人的又豈止是共和黨而已？

  記者鄒景雯／特稿 每年三月是中國的兩會時間，今年格外特別，對其內部言，正逢下一個五年規劃的確立始點；就其外部看，台灣完成三度政黨輪替、民進黨又將中央執政，無疑為既有之外在變數再添一筆。 在這個節骨眼上，維穩，應當是最高指導原則。正如中國一方面將年均ＧＤＰ成長下修到至少六．五％、財政赤字提高至ＧＤＰ的三％之際，維穩預算則增長五．三％，可以一窺堂奧。 相對於穩定治理的重中之重，腦子清明的都知道：中國針對區域地緣政治的風險，必須化繁為簡，既是兩強角力，何須旁生枝節？而台灣議題即是這不該「惹事」「生非」的枝節。 蔡英文提出維持現狀，潛台詞其實就是「不惹事」；如果習近平懂得「不生非」，這支台灣海峽的和平探戈才跳得起來。 職是之故，習近平在人大上海團會議上，對九二共識的論述和基本的政治立場，重作完整敘述，若止於立場宣達，各方可以理解，若不僅如此，還要進一步演繹、施壓，非要脅迫台灣新政府硬吞，這就是多所樹敵，無事生非，徒增中國的外部風險。 例如若干蛙見鼓譟之輩，說什麼：民進黨至少要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並認同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內涵，清楚界定兩岸關係的性質是國內關係等等；一句話點破，這是倒因為果的悖論。 「同屬一中」若是中國的目標，就不該將之錯用為手段，要追求這個目標，無非要爭取台灣人民的認同，因台灣人民接受，才結得成「同屬一中」的果；若把「同屬一中」做為強凌台灣人民的武器，則「同屬一中」的下場，必會像台灣人民把國民黨給掃地下台、終結政權一樣。 何況，如真是「同屬一中」，又何須一再確認？誰聽過一個美國、一個日本的廢話？成天糾結於台灣要給「同屬一中」一個說法，豈不是自證「同屬一中」並不存在，至少尚未實現？這笨事，就別再做了！

不久前，《大尾鱸鰻2》被認為「歧視達悟族」；上星期，奧斯卡頒獎典禮也被批評為「歧視亞裔」。這都是針對某個橋段的內容，其實還有更嚴重的、更全面的系統性歧視，如Chris Rock 提到的白色奧斯卡、早年馬龍白蘭度抗議的「歧視美洲原住民」、以及發生在台灣的「歧視本土」。（註一） 台灣電影的系統性歧視 在《大尾鱸鰻2》中，性騷擾的、混黑道的、性侵女學生的、性飢渴的、乃至對達悟人出言不遜的，全都是講台語的。相反的，衣冠楚楚走金馬獎紅毯的電影導演，全都是華語族群。 這不是特例，在《逗陣ㄟ》（2013）中，生在台灣的劉金穗月性格暴躁、思慮不周，來自中國的劉杭生則溫柔敦厚、對金錢不計較；另一個講台語的雜貨店老闆卻貪小便宜，更在劉杭生要賣車時上下其手⋯⋯。 諷刺的是：導演自稱「用語言來談融合這件事」，卻在電影中醜化台灣人形象。不禁想起中國國民黨：屢屢指責對手撕裂族群，自己卻製造族群間的不公平待遇，更別說更早之前的種族屠殺、語言文化壓迫了。 大尾鱸鰻2記者會（圖片來源：全民生活報 You Tube 影片截圖） 兩集《大尾鱸鰻》都有練武功的情節，讓筆者聯想到《飛俠阿達》（1994），這部電影以練武為主線劇情，故事中的武林高手都來自中國，或者是逝去的傳奇英雄、或者是教授絕學的師傅，但無不品貌俊雅、氣節高尚。回頭看《大尾鱸鰻》，操台語的武術老師豬肉西卻是愚蠢瘋狂。 兩部電影中武者的形象差異，固然與社會氣氛開放有關；但也與當權文化如何看待「華語／中國人vs.台語／台灣人」有關。就像近二十年的電視廣告（如「蠻牛」系列）：常出現形象猥瑣的主角、用台語抱怨生活種種、或是用台語斥罵家人，但廣告結尾卻是看似超凡脫俗的華語旁白、以救世主的姿態提供解方。 又如偉忠幫的綜藝節目（如《全民大悶鍋》）和眷村題材連續劇（如《寶島一村》），它們經常性的醜化台灣人／台語使用者。而南島語族也未能倖免，在某次歌唱比賽中，王偉忠就曾要求原住民「學台灣黑熊吼叫」。 電影電視如此，錄音作品也不例外。《歡樂三國志》（2000）有兩位說書人：大部分的橋段，都是由侯文詠以台腔華語插科打諢、像青少年一般搞笑，蔡康永則口吐「標準」華語、貌似成熟睿智的、以「包容」（誰包容誰？上包容下？）的語氣回應；此外，侯蔡兩人們也都像羅貫中／諸葛亮一樣，以上對下的獵奇態度看待雲貴高原原住民。而在《又一夜、我們說相聲》中，台灣腔的卜學亮也扮演像侯文詠的角色。 《大尾鱸鰻2》中有虛構的「台語族群罵原住民瘋子」，但觀眾都知道那是電影情節。更惡劣的是：曾有《立報》記者虛構出「台語人有種族歧視、拒絕賣便當給菲律賓人」的情節，還廣被轉載；即使後來被揭發偽作，對台語族群的傷害也已造成（註二）。白先勇的《台北人》（公視《一把青》的出處）也有類似的問題（註三）。 這樣的歧視現象有其政治背景（推行「國語」、電影審查…）、資源分配因素（日產變黨產的中影、華語的金馬獎⋯⋯）、社會階級背景（講華語的軍公教vs.講台語的農民工人、階級關係再生產⋯⋯）、華語壟斷發表管道和品味詮釋權、甚至台語電影從業人員被迫害死亡（白克）⋯⋯；這些因素又彼此互相加強，讓華語霸權得以維持。媒體更進一步，選擇性地、只對粗濫作品或沙豬哥亮貼「本土」標籤，讓「本土」成為汙名。 好人也會歧視他者、弱者也會歧視自己 前文提到了許多影音作品和從業人員，難道他們都是壞人嗎？難道牽涉其中的台灣人都是台奸嗎？熱心助人的邱瓈寬也會有種族歧視嗎？ 就像艾希曼（A. Eichmann），奉公守法、愛家愛鄉，手上卻沾滿猶太人的鮮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認為：因為惰於思考、不質疑當權者、想升官而像機器般服從命令，一般人也會犯下恐怖的罪行。她稱之為「平庸的邪惡」。 我們只要替H. Arendt 略加補充「不反省己身意識形態與社會位置」「不質疑當權意識形態與政經結構」「想賺錢而服從（想像中的）市場品味」，就可以清楚地回答「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參與歧視」。但是，弱者也會自我歧視、或歧視其他弱者，就需要略加說明。 A. Freud曾描述「認同加害者」的防衛機轉：受害者藉由認同，使得害怕的對象成為無害、也讓自己成為加害者。例如：小女孩說「山洞沒甚麼好怕的，只要假裝自己是鬼就行了。」 F.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書中提到：因為在地文化的原初性被埋葬，受殖者產生了自卑，又被迫學習尊崇「開化者」的語言、殖民母國的文化。他必須拒絕他的黑（台），才會變得更加的白（華），從而取得社會上的競爭優勢。 《黑皮膚，白面具》書封（圖片來源：讀冊） 曾經，在台灣，所有的文化被說成來自中國（沒有原初性），在地的語言文化被壓迫、被否認；許多的台灣人（包括筆者）產生了自卑心理，被迫學習「國語」，也歧視自己、歧視被汙名化的母語。漫畫家林莉菁的作品《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Ⅰ縫上新舌頭》對此有精彩的描繪。 在這個過程中，受殖者內化了「華是好的、台是不好的」的想法；努力讓自己更華、但無法完全否認自己身上的本土（所謂「自體缺陷」）。於是受殖者採取了「分裂、投射性認同」（splitting &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by M. Klein）這樣的防衛機轉，把自體／世界分裂成「好的華、壞的本土」兩部分，並把不願接受的「壞」投射至他者身上，於是有些台灣人會歧視其他台灣人、白浪會歧視原住民、台語和客語族群也互相歧視；如吳宗憲就毫不掩飾他對原住民的歧視。而受殖者的互相歧視，如A. Césaire所言（註四），也正符合殖民統治者的利益。 歧視台語也有現實因素，許多人（包括筆者）能流利地說寫華語，並藉此獲得競爭優勢，但卻無法流利說寫任何一種本土語言。如果華語霸權不再，這些人也會失去一部份競爭優勢，於是他們汙名化「語言平權」的主張，稱其為法西斯種族主義者；這種抹黑恰好洩漏了本身的歧視心態，也是「分裂、投射性認同」的表現。 反歧視與台灣電影的未來 《大尾鱸鰻2》激起了一波波反歧視行動，這對台灣電影可能有正面影響嗎？ 筆者認為：如果反歧視不只針對單部電影的內容、而是針對整個藝文圈的歧視現象，不只反對歧視原住民、也反對性別歧視等種種歧視；尤其，如果能徹底檢討「歧視台灣／本土」的現象，政府制訂適當的文化保護政策（保障台灣電影的播映）、資本家投入更多資金（不因為電影本土就吝嗇）、創作者更認真創作（不因為電影本土就打混）、媒體能停止汙名化「本土」（給本土好電影更多關心、而不是只報導濫電影的糗事）、觀眾不再盲目崇拜好萊塢…。那麼，台灣電影是大有可為的。 例如《海角七號》和《愛琳娜》（註五），在編導細膩的設計下，每個笑點都是深沉的抗議（載著模特兒的車害老郵差跌進稻田、女工的處境…），每個場面調度都是銳利的批判（天龍阿嘉和在地水蛙的對峙、愛琳娜出現在被拆毀的廢墟⋯⋯）；雖然觀眾不見得都看懂這些，但絕對會感受到作者的誠意。或者，像《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不能沒有你》，只要貼近這片土地、誠懇地面對人們的故事，觀眾也都會賞光。 或者簡單地說：只要台灣人（從電影生產者到消費者）都愛台灣、停止自我歧視，認真做、認真看、不放棄，台灣電影就會有光明的未來。   註一：限於篇幅，這裡無法詳細討論《大尾鱸鰻2》，請參考拙作〈被歧視的不只達悟族〉。為行文方便，本文有時用「台語／台語族群」代稱「所有本土語言及族群」；不一一註明。 註二：請見舊作〈假便當文中的真歧視／種族歧視者總是作賊喊捉賊〉 註三：請見連結 註四：本段多句文字直接引自舊作〈台皮膚、華面具〉；Aimé Césaire的論點則出自“Discourse on Colonism”, 1955 註五：請參考拙作〈海角七號測驗題〉、〈愛琳娜〉，以及藍祖蔚〈愛琳娜：硬氣豪氣帥氣〉。關於台語電影的前世今生，請參見Ko Tsì-jîn的系列文章

總統大選投票的前夜，下了一夜冷雨，但是板橋體育場內羣眾沸騰。台上，蔡英文的頭髮已經被浸濕，她的聲音有點啞，但是很清楚，她告訴台下所有群眾，她過去曾在埔里教過小朋友英文的事──他們現在已經長大念大學了，她在台上對他們說：「我要告訴你們，我還記得你們⋯⋯」 她真的記得這些孩子，不是隨便講講，因為就在上一週，蔡英文在公開的演講中，提到了她為經濟弱勢兒童規劃的「教育發展帳戶」，由政府每年提撥15000元，家長或社會幫助另外15000元，一年共存入30000元，先把時間因素等排除，18年就有54萬元，成為他們的教育基金。這個政策的目的，是讓弱勢兒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讓他們長大後陷入低學歷、低技術、低社會參與度的循環。 當年小英教過的國中生，有一些現在已經上大學了，這些身在偏鄉經濟弱勢的孩子們，念的都是私立大學，都靠學貸在付學費，寒暑假則在便利商店、加油站、餐廳打工，或者上山幫忙種菜賣菜存生活費。長遠看來，「教育發展帳戶」的確可以解決弱勢家庭孩子沒錢付私立大學學費的問題。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弱勢孩子的「經濟發展帳戶」，是一個鼓勵「弱勢父母為孩子的未來存錢」的政策。這是一個立意良善的政策，但是我們來看看它會遇到的問題。首先，弱勢父母有能力為子女存錢嗎？弱勢家庭就是經濟困難寅吃卯糧的家庭，距離存款很遙遠。接著，更重要的問題是，要解決貧困世襲，就要了解弱勢孩子為什麼會不斷陷入經濟困境中？這樣，我們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才能讓孩子們離開這個循環。 普設大學後，30分上大學新聞時有所聞，社會也不再認為「大學」是高等教育了。以前是「考上大學就光宗耀祖」，現在是「非考上台清交政才有就業保障」，這些好大學，都是公立學校，學費低，就業好。弱勢孩童念大學的病徵是他們欠學貸缺生活費，但是，他們陷入學貸地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總是考上後段私立大學。 這正是小英想解決的「富者越富貧者越貧」，但是，不幸的是，這樣的惡性循環是越來越嚴重。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前兩週，大學學測放榜，代表頂尖生的滿級分生，全國共有138人，私校滿級生比例從去年的19％暴增到26％。明年是12年國教第一屆學生上戰場，許多人預估，私校畢業生佔據好大學的情況會明顯。全台灣的父母都看得到這個趨勢，這逼迫所有「小康以上」的家庭，把孩子送進私立中學。去年三月台中一所著名私校招生，竟有6000個小學生報考，因為報考人數太多，還分成台中、彰化、南投等六個考場，蔚為奇觀。 這個情況是怎麼發生的？一開始，是12年國教改來改去，讓家長沒有信心，寧可把孩子送進六年一貫的私立中學。在「自由化、多元化」的呼聲下，私立中學是否「教學多元」了呢？結果完全不是。「教學嚴格」的私中，以「六年一貫升大學補習班」大獲全勝。今年大學學測作文題目較難把握，滿級生人數下降，台北市延平高中滿級生卻逆勢成長，校方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這是因為他們有加開「作文加強班」。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孩子的作文分數是可以在家長和老師的逼迫下，「花錢上課」訓練而來。 而在公立學校，根據台師大助教授林宜真的研究，有87%的老師認為，12年國教會使學生程度下降。這種情況，在越是偏鄉弱勢，競爭壓力愈小的地方，越是嚴重。能力夠的家長憂心學生在學校學習成效不佳，還可以送孩子去補習班，弱勢生則連這個管道都沒有。 而且，在家長關注學習的家庭，孩子們有比較強的學習環境，養成好的讀書習慣；但是在父母都忙於謀生，甚至是家庭功能不健全的弱勢家庭，連這最後一道的學習壓力線也崩潰了。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很多人提倡「快樂學習」，但是這是一句很需要解釋的話：知識使人快樂，但是得到知識，需要一個追尋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需要紀律的、辛苦的，當你通過了這個過程真正得到了知識的金鑰匙，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知識的領域內思考和創造時，才有真正的快樂。但是，在得到金鑰匙前，學習的過程是充滿壓力的，那是一種追求的壓力。就像我們想要感受海明威的作品，就必須好好地背英文字母學英文，這就是一種追求的壓力。 「錢」、「課程」、「學習壓力」，是弱勢、是偏鄉孩子們最缺乏的東西，因為這些都是資源。於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越來越嚴重的惡性循環：弱勢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乏資源，也缺乏家庭和學校的學習壓力，學習成就低，等到考上了私立學校後，又陷入經濟壓力中。 當前的教育政策，就是一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政策。用加分、繁星計畫上好大學的孩子，是弱勢孩子裡少數中的少數。多數的弱勢孩子就一直在這樣的結構裡掙扎。 與其在他們考上貴鬆鬆的私立大學後，再想辦法給他們經濟上的幫助，何不在國中、高中時期，就給他們更多的教育資源？更多的學習成果要求？讓他們在找到人生方向前，打好學習基礎。 台灣一年有20萬個新生兒，估計有一萬個孩子屬於弱勢，需要幫助。要點亮他們的人生，需要很多很多的燈，我希望，「經濟發展帳戶」只是第一盞燈而已。

圖片來源 六十九年前的今天，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在高雄進行了一場屠殺！許多只會讀國民黨教科書的順民，永遠只記得有「南京大屠殺」，卻從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高雄大屠殺」。 高雄大屠殺的元凶，是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被民間稱為「高雄屠夫」、「西子灣屠夫」的彭孟緝。 二二八事件引爆後，高雄在三月三日也開始有青年及民眾武裝反抗，軍隊出來鎮壓。武裝反抗引來軍隊鎮壓，可以理解，但是彭孟緝派出的巡邏隊，在市區一見民眾數人聚合，便隨意開槍射殺，引起市民恐慌。 三月六日，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市府禮堂開會，推派代表上山與要塞司令彭孟緝交涉，希望他禁止軍隊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希望在處委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軍隊暫留營內。當時前往的代表有市長黃仲圖、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彭明敏的父親）、林界、涂光明、曾鳳鳴等人。不料代表一行上山後，彭孟緝將彭清靠、林界、涂光明、曾鳳鳴四人綁押起來，除彭清靠後來放行之外﹐其餘三人遭槍決！接著，彭孟緝下令軍隊開下山，包圍正在市府禮堂開會的處委會。部隊將市府大門封閉，以機槍向手無寸鐵的開會人士及民眾掃射。頓時哀嚎慘叫聲四起！楊金虎在回憶錄中提到：「…市會議員有王石定、黃賜、許秋粽、陳金能…，其他市民代表者亦有數十名，或死在市府禮堂，或來不及逃跑，死在辦公室，及市府前後空地，死狀至慘，…」不僅如此，許多中彈倒地未死的人，軍人又以刺刀補上！一場殺戮後，軍隊仍封鎖現場，不許民眾及家屬進行援救或善後事宜。 這場殺戮，即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回台調查所提出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中所敘述的：「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中也提到高雄屠殺情形：「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有關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至今一直爭論不休。習慣為強權立言的藍色學者企圖將死亡人數縮少。但是最讓我訝異的是，最近一位我素所敬佩的學者，竟然引林獻堂的日記說死亡只有一千人。今逢高雄大屠殺紀念日，想起光是這天高雄就死亡近千人（再根據台灣旅滬六團體的調查報告，高雄地區自八日至十六日死亡人數約三千人）。而三月六日的高雄屠殺，才只是序幕而已，兩天後整編廿一師的登陸，殺戒才將開始！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2016/02/29 在大學教書以來，這已經是第25個「二二八」。25年來，在大學講壇，我重複地、一遍又一遍地，不斷地講述著二二八的歷史故事。每一次，都是全身心投入。有時甚至覺得自己身歷其境，彷彿穿越到了歷史現場。 講述二二八事件，我必須要非常用力，必須全身心投入，甚至必須進入自我獨白囈語的情境，以面迎台下那些不以為然的、抵抗的，甚至鄙夷的眼睛。 早期講授台灣史，教學現場有些驚心動魄，必須時時提高警覺，要有高度的耐心與毅力，因為那是一講起「台灣」，學生就神經緊張的年代。一九九○年代初期，課程名稱還不能掛上「台灣」二字，但課程內容涉及台灣史，仍然引發緊張，曾有學生來告訴我，回家分享課程內容時，父母很緊張，認為這老師有問題，最好趕快退選，因為講「台灣史」就是台獨。那時，「獨台會事件」剛發生不到兩年，在一個「台獨」老師的課堂，學生不免有些恐慌，也有學生偷偷告訴我，另一名學生對他說，他一聽到「台灣」二字，就起雞皮疙瘩。 在台灣、聽台灣，竟然會「起雞皮疙瘩」，實在匪夷所思，但當時的確如此。不僅學生神經緊張，我自己也經常處於緊繃狀態，每次播放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女士自製的二二八紀錄片，我總是心浮氣躁地不斷回頭看，無法讓它成為學生的助眠器，看到有人瞌睡、聽到有人發笑，就感到難過，坐立不安。批閱作業與考卷，看到學生寫著：要向前看不要往後看、不要再揭歷史瘡疤、受難家屬居心叵測、憑什麼要用我們納稅人的錢來賠償……之類的，總是難過想哭，即使是已發不回去的期末考卷，也忍不住長篇大論與他對話，明知話語終將化為空氣變成泡沫成為鬼魂，但似乎這是一個必要的儀式。 我唯有通過這樣的對話儀式，不厭其煩地對話，才能將自己心中這張台灣地圖，愈寫愈真切。最最疲倦的時候，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教的是隋唐史或紅樓夢，精神上就不必如此疲憊了。 在大學講壇一再撞擊「二二八事件」這個歷史禁忌，讓我看見政治威權的洗腦成效，頑固如石。有一回，一個學生氣沖沖地在課後來告訴我，二二八受難家屬有什麼值得同情的，那些人自己跌倒了，就要自己爬起來，為什麼要我們關心。也曾有一次，一個向來認真、坐在前排中間、與我互動很好的學生，不能接受「二二八事件」這個單元被排入課程，對我提出質疑，他說，老師，我很喜歡你的課，但是現在很失望，二二八有什麼好講的，那就是叛亂，那些人就是該殺，國民黨剛到台灣，為了鞏固政權，多殺幾個人有什麼不對，對付共產黨，就該這樣，寧可錯殺九十九個，不可放過一個。 記得那天黃昏，課後，我與他留下來，在黑板上又寫又畫，幾乎多上了一堂課。我舉納粹屠殺猶太人、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為例，想告訴他，民主國家沒有「必要之惡」，他卻說，二二八死掉的人，既沒有南京大屠殺多，更沒有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多，不值一談。 我與他一直談著，談到日暮黃昏，談些什麼，很多細節現在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天暗下來，他離去，我熄燈，往山下走去，一路流著眼淚，夜風吹過，很是寒涼。我不明白，是怎樣的教育，讓一個學習者失去了原初的學習熱忱，讓一個青年失去了基本的人性關懷與溫暖。 在別人的故事裡，流下心痛的眼淚，在自己的故事裡，冷血轉身離去。這樣的事情，在現實台灣，不斷發生。 進入第25個「二二八」，漫長的心路歷程。然而，比起那些真正的傷痛，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真正的恐懼、撕裂、悲愴，這根本不算什麼。 關於創傷，大多數的論述，都是聚焦在傷痛者，指出傷痛者自我敘說的重要。確實，傷痛，必須透過反覆敘說，才能被見證，從而獲致療癒。然而，許多論述都忽略了「聆聽」、「見證」的重要性。 聆聽，最重要的，不是對傷痛者，而是對我們自身。對於我們這些不曾受過傷，沒失去過親人，沒經歷過沉積數十年恐懼的人而言，除非一再地、反覆地聆聽，否則，所有傷痛記憶，仍然只是一個事件、一條新聞、一項研究，進不了心，透不入骨。 現實臺灣確實還有很多問題，但我必須說，關切歷史正義，才是實踐現實正義的基盤與通路。任何人，如果不曾不願不能或不想聆聽，不肯認真面見、謙虛聆聽島嶼的歷史傷痛，說他有多關懷現實臺灣的課題，恕我直言，對於他的理念的真摯性，他的思想的深刻性，我只能是懷疑的。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 血腥的三月。二二八大屠殺在全島展開。血的記憶，無法遺忘。血的記憶，漂泊了近七十年，依然找不到真相和正義的依歸。 台灣民主轉型已近三十年，但如何處理轉型正義始終牛步化，讓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如同一個尚未癒合的傷口，時常在社會角落隱隱作痛。沒有處理的結果，就造成是非價值的錯亂和政治紛爭不斷。 轉型正義三大任務 「轉型正義」不只是一個名詞，更像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見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以及政黨的價值取向和真假面貌。 一九八○年代開始，全世界有近八十個國家從威權獨裁轉為民主政體，他們都面臨處理威權遺緒的問題，使得轉型正義成為世界性的現象。二○○四年聯合國對「轉型正義」下了定義：「轉型正義的理念，乃是一個社會處理大規模獨裁濫權的遺緒，所進行的所有程序和機制，其目標在確立責任、服膺正義並成就和解。」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吳乃德教授指出，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轉型正義包含三大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歷史記憶的保存。這些任務的終極目標，是要為因政治壓迫而分裂的社會帶來和解，也為民主立下文明基礎，保證醜惡的過去不再發生。 轉型正義的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足以借鏡。西班牙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民主轉型，但卻到了二○○七年才通過︿歷史記憶法﹀，除啟動挖掘政治受難者遺體外，同時禁止獨裁者佛朗哥的肖像和名字出現於公共場所。 南韓於一九八七年民主轉型，二○○○年金大中就任後成立「查明可疑死亡真相委員會」；盧武鉉更在二○○五年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更大規模調查國家暴力侵害人民的真相。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書「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指出，捷克在一九九一年通過︿除垢法﹀，規定曾在共產政權中任職情治系統、司法機構、軍警、國家銀行、國有媒體、國營企業和國科院、大學等，都是除垢對象；以及曾任共產體制高階主管者，五年內不得在政府和學術部門等擔任高層職位。 波蘭於一九九七年通過︿除垢法﹀，規定凡要競選總統、國會議員或出任法官、檢察官、公共電視台等政府高階職位者，都必須填寫「除垢聲明」，說明其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九○年間是否曾為共產政權的「協力者」。「除垢聲明」由「公共利益委員會」審查是否誠實、正確。如有疑點則交由「除垢法庭」加以釐清。 相較於捷克和波蘭追訴加害者的做法，「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則稍微和緩。「真相委員會」最早由阿根廷民主政府成立，智利、南非跟進。至二○一一年為止，全世界超過四十個國家成立了類似的真相委員會。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要是由國家政府成立，代表民主政府處理黑暗歷史的決心。政府直接授權「真和會」，進行調查獨裁統治期間殘害人民的事件。以南非為例，由曼德拉總統任命具道德崇高地位的屠圖主教主持該會的運作。委員會的權力包括搜尋證據、傳喚證人與執行證人保護方案等。前兩年半，委員會轄下有三百名職員，年度預算一千八百萬美元。 南非「真和會」的特點是，對加害者有條件赦免。在加害者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條件下，給予法律上的豁免；甚至讓加害者與被害者共同出席聽證會，說明受害遭遇和加害者的懺悔，透過電視轉播進行全國性的集體療癒過程。 通常「真和會」調查國家暴力侵害人權的案件完畢後必須撰寫總結報告，然後公諸於世，任務完成就解散。南非真和會於二○○三年出版了五部巨冊的總結報告；一九九九年瓜地馬拉「歷史澄清會」出版︿瓜地馬拉：沉默的記憶﹀；一九八四年阿根廷「失蹤者國家委員會」出版︿永不重蹈覆轍﹀等。 這些報告都完整呈現威權統治的壓迫歷史，包括政治壓迫的歷史背景、受害者人數、加害者與加害體系的運作，以及政治壓迫的事實：集體屠殺、掩埋屍體、暗殺、槍決、失蹤、監禁、刑求、性暴力等。 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 轉型正義報告書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真相，同時也是社會重要的反省教材，讓後人記取教訓，讓黑暗的歷史永遠不再重蹈覆轍，也讓民主社會有機會尋求真正的和解。從理解真相、回復正義到和解，最後才能走向共生。 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真正的是非價值；沒有歷史真相，就不會有真正的和解共生。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四十多年，有數以萬計的政治犧牲者，整個社會也籠罩在恐怖統治的陰影下，受到極大的心靈創傷。這些犧牲者用他們的血淚和生命，鋪就了民主之路，讓後代子孫可以安心上路。因此，蔡英文政府有責任盡全力落實轉型正義，絕不要讓他們的犧牲成為過眼雲煙，才能消除台灣社會和人民心中深刻的劇痛。 讓血的記憶不再漂泊，讓正義銘刻在芳香的土地上。 （作者王美琇，專欄作家）

當台灣原住民族即將接受新總統的歷史道歉與轉型正義時，西藏的明天又在哪裡？ 新國會開議，有綠委提案裁撤「蒙藏委員會」。當大批藏人以自焚向中國政府抗議時，蒙藏委員會默不吭聲；馬政府阻擋達賴來台時，未為正言；面對流亡藏人取得合法居留的困難，也拒不處理…。然綠委們若在乎正義，應思考於裁撤蒙藏委員會同時，速訂延宕十一年、國際人權五法之一的《難民法》 ，予藏人居留之法源。至若依據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聲援西藏民主自決與宗教自由，我們更別裝傻。 流亡中的達賴尊者，曾於八八風災來台撫慰災民，這次台南震災，又不忘捎來獻金與祈福。現今達賴喇嘛致力於宗教文化，已非政治領袖身分，藍委陳學聖才倡議主動發給多次入境簽證，馬政府依舊態度冷淡。 三月十日是西藏抗暴五十七週年紀念日。面對民族浩劫，善良的圖博人不興恐攻與復仇，率以流亡、自焚表訴屈辱。達賴喇嘛長期貫徹非暴力抗爭，感動國際，一九八九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二○一一年他以年邁卸下政治領袖，二○一四年更表明不再轉世。藏人自焚，不僅靈肉俱失，更因違逆佛教的無量罪而永別信仰。而達賴為了西藏人的自由、藏傳佛教的不受玷污，停止轉世，想必也經過拂天的掙扎！如此犧牲，仍只換來北京的威嚇。 台灣即將啟動的道歉與轉型，是以尊重、共生的態度，復育原民文化及其生存權。反觀中國對待弱勢民族，是把六歲的班禪十一世捉去北京強灌思想、做其統治傀儡，對達賴在世界各領域、包括在電影所喚起的「種族人權」，皆予恐嚇、封殺。懾於中國淫威，德、英、法、梵等國元首，現已避見達賴，美國和印度，因與中共的經貿合作，也暫凍西藏議題。其實達賴本無獨立「野心」，反而北京自始就食言了藏人自治之協議、翻手鎮壓。維穩以後，更加緊漢統、軍鎮、種族撲殺與核試、核廢的生態荼毒… 日月遲永，達賴何年返鄉？答案不在蒼天，在比天還可畏的中國！ （作者曾任國家電台記者，高雄市民）

學者陳儀深主張「中正紀念堂」可以改為「歷任總統文物館」，結果，台獨建國聯盟認為「中華民國本身就不應該在台灣存在」，國史館認為「檔案與文物宜合併，不應拆散」都表示不同意見。 其實，這麼大的指標性建築不管改成甚麼，必惹爭議，直接指涉政治尤其很難從特定立場抽身！何不擺脫「政治領袖」思維，用更大角度觀照？ 首先，相信沒有人會對兩旁的「國家戲劇院」與「國家音樂廳」動甚麼主意，這就穩穩的定下整個基調：是音樂、戲劇、藝術，而進一步概念化，就是文化的！而廣義的文化，教育部辭典說：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總成果，包括宗教、道德、藝術、科學等各方面。 類似這種「廣角思考」而聲名顯赫的建築莫過於巴黎的「先賢祠」（Panthéon），而且無獨有偶，這個建築的用途也經歷過天大改變！原本，是國王路易十五重病康復，為了兌現先前對「巴黎守護聖女」的承諾而修建的「神廟」；巧的是，經過二十多年施工，落成的時候正好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第二年，一七九○年，革命議會當局決定改變用途，用來入祀對法國做出「非凡貢獻」的法國人。 巴黎先賢祠，沒有拿破崙，沒有國王，沒有總統！目前為止，最後一位入祀的是二○○二年入祀的大仲馬（基度山恩仇記），法國「總統令」這樣說：「大仲馬，應該安眠在他的老友雨果身旁。」 雨果（悲慘世界、鐘樓怪人），一八八五年去世，法國為作家舉行國葬，從凱旋門到先賢祠，超過兩百萬人為他送行，如此場面，對奉行儒家思想的「東亞筷子文化社群」而言，作家擁有如此尊榮，恐怕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巴黎先賢祠總共七十二位法蘭西先賢，包括思想家伏爾泰、盧梭，科學家居禮夫婦等，政治人物十一位，只占一成五；我們連鈔票銅板，流通最久、最權威的識別圖像，不是孫中山，就是蔣中正！何不趁轉型正義，趁著重新命名定義中正堂，調整一下價值觀？也讓全民一起來回顧我們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特別說明：先賢祠按西方教堂傳統，是安葬；而依我國傳統，只要用「牌位」的概念便可。 （作者為資深電子媒體工作者）

  選前，要老馬帶著二千三百萬人投靠中國、去統一的人，現在聽說全民討黨產，竟要台灣先返還蔣介石撤退來台時，帶來的所謂國寶與黃金。 黃金用來養軍隊，等同政治工具；國寶則是用來標榜國之正統的圖騰，亦是統治工具，豈能算在台灣人頭上？ 這跟新黨有何干係？新黨既無所謂的「黨產」，幹嘛跳出來蹚這池渾水？就連現在在檯面上，正參選國民黨黨主席的人，都說不清楚黨產在哪？究竟是多少？既是黑鴉鴉的，不是承認「待翻轉」之正義？顯見新黨這個「新」字，代表的，原來是最醜陋、最落伍的陳痾。 台灣人，除了原住民外，其實都是先後來台，是有個先來後到，但現在發現，三十八年撤退來台的這群，總是自認最優越、最高級、最純種─憑啥？除了手中端著的槍桿子，諒他們到現在也說不出個道理。 這群人，這種心態，無異淫賊押著受害者，逼她幫買保險套，這或差堪比擬。他們無視黨國落日即將消失在地平線上，猶在此叫嚷。 一面有人出面叫囂，一面卻護贓，一再滅跡，幾千億，沒多久幾百億，到現在帳面上，所剩無幾，每個出來講話的，都說不知黨產在哪裡，但奇怪，黨產就是比水還快的蒸發著，就是有人在背後賣；前頭說沒貨，後邊廚房卻猶偷偷料理，然後，還有「帳」來應付外邊的叫罵聲，這群賊可真奸巧！ 李總統及夫人，一趟美國行，就被指為偷運美鈔，還告上法庭；怪了，連氏夫妻海峽兩岸來來回回，卻從無人懷疑，究竟挪走多少？ 兩手放背後的，看似溫良恭儉讓，但卻是作帳專家。 （作者為律師，高雄市民）

記者鄒景雯／特稿 中國每五年的經濟計畫，到後來更名的經濟規劃，自一九五○年代推動至今，一向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指導性文件，透過每五年一度內容綱要與具體政策的發布，是各方一窺這個蒙面國家今後政經走向的重要參據，因此往往早從人大審議草案階段就開始關注，直到正式出台後，還會持續追蹤其落實到地方的效應。 中國高鐵到台北？北京不如公布要建公路一直連到實際佔領的永興島，還更有「意義」。（取自Google地圖） 這樣的綱領，過去總是四平八穩，以對台工作為例，教條歸教條，但是對照中國涉台系統後來的執行路線，確實有著「定錨」的作用；以此長期經驗，看到「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傳出中國打算列入所謂「京台高鐵計畫」，宣稱從北京通到福州的高鐵路線，將再延伸到台灣，這反差真的是空前的。 換言之，如果中國真把二○二○年之前要建高鐵到台北列入正式規劃，這企圖展示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畢竟從實現的可能性來說，北京不如公布要建公路一直連到實際佔領的永興島，還更有「意義」；尤其當兩會召開期間，美帝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已經駛進南海，劍指中國之際，何不藉「十三五」做個正面回應呢？ 中國對於跨越台灣海峽的夢想，從高速公路、鐵路到高鐵，除了在紙上作業中，行駛速度愈來愈快，頗有精神式勝利法的自我感覺之外，其他有何實質效益？多的是台灣人更加大了對中國這個國家的不可思議，以及疏離感。 一九二八年胡適之寫的《名教》，描述中國的民族特性，愈沒有的，愈要個名，例如明明是兩個，偏要說一個，明明是雞同鴨講，非要說九二共識，這樣的心理狀態，竟然到今天還適用，甚且在習近平掌權後愈演愈烈，這退化現象，中國有識之士豈能不懼？

  位於奧許維茲-比克瑙死亡集中營的英文紀念碑，告誡世人永遠別忘了納粹曾經屠殺超過150萬猶太人。(圖片: 維基百科，攝影者: Neil，20160305) 關於轉型正義，已成為新國會重要的課題，惟目前的焦點，仍集中於政黨不當黨產的處理，但對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代的真相還原，以及對加害者的責任追究，似乎仍在原地踏步。尤其比之於德國至現今，仍針對納粹戰犯進行審判，實有著天壤之別。 二次大戰後，德國對於納粹戰犯的訴追，一直未停歇，甚而在近來，檢察官起訴的對象，不僅年齡皆超過九十歲，且犯行皆也過七十年，根本逾越追訴權時效。更麻煩的是，這些被告於猶太集中營，也多屬最基層的警衛、管理文書或帳房的角色，致使其可以依上級或命令或未親手實施等等，來為自我辯護。這正暴露出，在政府組織分工下的集體犯行，於定罪上的困難。 惟在紐倫堡大審後，為了防止殘害人權者，動輒以國家組織為擋箭牌，即建立以個人負責的處罰原則，並在此基礎之上，逐步形成對國際犯罪的規範慣例，致有了1998羅馬規約的制訂。此規約，也就成為包括德國在內的簽約國，一個相當重要的法源依據。 而根據羅馬規約第29條，即明文諸如違反人性尊嚴、種族屠殺、戰爭暴行等的國際犯罪，不應有追訴權時效的適用，故就算納粹戰犯躲藏至今才被發現，也無法以追訴期已過來脫身。又依據羅馬規約第33條第2項即規定，對於殘害人權的上級命令或法律，乃屬明顯違法，下級公務員並無服從義務。故執行屠殺命令者，如集中營的警衛，就不能以依上級命令來為免責。 同時，針對無參與殺人的集中營人員，尤其是上層軍官，即便無法證明其有親手或下令屠殺的事實，但根據羅馬規約第28條，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結構關係，並對於殺人者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仍屬共謀共同正犯，致須對屠殺的結果為負責。藉由如此的規定，不僅可減輕檢察官因時間久遠所造成的舉證壓力，更使位居旁觀或上位者，不能再以未參與或未下令來卸責。 雖然，這一波號稱最後納粹的審判裡，即便判決有罪，在被告年事已高下，實質的懲罰效果，亦屬相當有限，卻顯現出實現正義的決心與態度。反觀我國，對於威權體制時代的種種不公不義，卻一直停留在最低度的轉型正義。 而台灣勉強算是轉型正義的立法，大概是在1990年代中期，由立法院所通過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就前兩者而言，顧名思義，是針對受迫害者的金錢賠償，且由依據此兩條例成立的專責基金會，來負責案件的調查與賠償事宜，惟此兩條例仍是以國家無過失的基礎為立法，不僅對於求償金額有上限，而在不認為國家有錯的前提下，自不可能有對造成損害結果的公務員為求償之規定，所以，此種金錢補償最終還是得由全民為負擔。至於回復條例，只是將被不當剝奪的公民權利加以回復，並非真正在洗刷清白，致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 至於最能反應轉型正義者，當屬對於迫害者的刑事訴追，惟此種究責，卻肯定比金錢賠償更加困難。只是從德國追訴納粹戰犯的經驗告訴我們，不管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代，距離現在有多久、加害者是否已垂垂老矣或者逝去，都該還給歷史一個真相。這不僅是對過往冤屈者的正義伸張，更是對未來子孫的交代。

這次中職明星前往日本與日本隊進行交流賽，最大的不同應該是：中職的球星們的球衣上繡著Chinese Taipei。有人覺得這是CPBL爭奪「中華隊」主導權的做法，但我反而覺得這種做法讓人感到有點違和。 「Chinese Taipei」這個相當不精確甚至有點貶低自己國家代表隊的稱呼，是1989年為了突破中國的打壓讓台灣的運動員能在國際場合出賽，而不得不接受的一個名字。現在在台灣，應該也不會有人特別用「Chinese Taipei」或「中華臺北」來稱呼自己的國家代表隊，甚至如果有人把它翻譯成「中國臺北」，還會引起不少人的反彈。 在「奧會模式」下，我們只能很勉強地用很不甚精確的「Chinese Taipei」，讓自己的代表隊能夠出賽。但這次的台日交流賽，中職明明有機會爭取不要使用「奧會模式」的名稱，而中職過去也是這麼做的，但最後卻是讓中華職棒派出的明星隊首次使用「Chinese Taipei」這個名字，實在是讓人覺得有點難過。 這次的台日交流賽，中華職棒的明星隊不管是要在球衣上繡「CPBL」、「Taiwan」或「中華隊」、「台灣隊」都很好，但明明是有機會使用其他更有尊嚴隊名的場合，卻用了「Chinese Taipei」，甚至在販賣的商品上也這麼繡著，就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了。 「Chinese Taipei」不管是翻譯成中華臺北還是中國臺北，都是個詭異的名稱，難道陳金鋒、陳鏞基......等眾球星們，都是臺北人嗎？如果可以爭取不要使用，還是儘量迴避吧。 （陳穎）

  大學校園是個體發展多元性的場域，不僅維護思想觀點的自我思考，更且崇尚人格的獨立。校園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即是對主流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圖：政大野火陣線臉書粉絲頁） 最近立法院和政大校園，各自搬演了一場聲氣相通、拙劣低俗的民主反動戲碼。一齣是立委張麗善在質詢前，要求閣揆張善政及列席官員，乃至立法院長蘇嘉全，全都跟她一起向孫文遺像行三鞠躬禮。她自以為透過這般行禮如儀所表達的尊敬和感恩，才能教育我們的下一代。結果吃力不討好，反而換來網民排山倒海的罵聲撻伐。 另一齣是在紀念「二二八」六十九周年的前兩天，政大學生社團「野火陣線」成員，在校園內蔣介石銅像，及風雨走廊張貼二二八傳單，和前來取締的主任教官、駐衛警發生激烈衝突。學生被狠狠的訓斥一頓，校警甚至質問學生：「你們有看到蔣介石屠殺嗎？」其實，陣線的學生只是想讓更多師生了解這片土地上的遭遇，並拒絕政府以集體失憶的方式掩蓋歷史真相與傷痛而已。 先說張麗善。她絕不是新科立委，十年前她上台質詢並沒有這般激越的演出。想不到事隔十年，她成為不分區立委，竟擺譜公然訓示：身為最高民意代表，應該以身作則，要用謙卑、謙卑、再謙卑，感恩、感恩、再感恩的心情面對「我們的開國元老，國父孫中山先生」。其實說穿了，她的投機作態，不過是打鐵趁熱，緊抓國會殿堂不必張掛孫文遺照的倡議，適時倒打一耙，肉麻當有趣的向黨中央交心罷了。 還好主席蘇嘉全不為所動，以總質詢時間，不宜進行類似儀式，請她尊重自己的質詢予以否決。英國社會學家鄧肯．米契爾〈G．Duncan Mitchell〉指出，儀式〈ritual〉的意義，在於通過隱喻〈或轉喻〉的象徵行為，陳述心靈的體驗。顯見張麗善的荒腔走板，是因她滿腦子充塞著不合時宜的黨國思維所致。換句話說，她是以不折不扣的傳統價值維護者自居，把自己型塑為黨國教育下一個無知的原地踏步份子為傲。 至於，政大主任教官和駐衛警撕毀學生的二二八傳單，那就更荒唐透頂了。教官系出軍方，是校園多餘的角色，也是校園民主最大的嘲諷。他們借殼進入校園，趾高氣揚的從事師生思言行為的掌控。他們甘做黨國的鷹犬，實在令人齒冷。這正是國民黨長期破壞台灣民主進程的絆腳石，更是這個藏汙納垢的百年政黨，諸多倒行逆施的反動罪孽之一，怪不得要橫遭社會大眾的聲討。 大學校園是個體發展多元性的場域，不僅維護思想觀點的自我思考，更且崇尚人格的獨立。校園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即是對主流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318學運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即是學生能夠輕易超越政治鬥爭，他們跨越藍綠，推倒封建思想的高牆。他們沒有歷史包袱，之所以走上街頭，只不過看不慣社會的不公不義，要求積極改革罷了。2011年從北非發端，席捲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如此，現今的台灣太陽花學生運動亦復如此。 過去國民黨每遭遇嚴峻的社會挑戰，動輒訴諸黨、國面臨「危急存亡」之秋，而向全體黨員和死忠的支持者精神喊話，要求奮起救亡圖存。詎知2016大選後，果然一語成讖一一黨已分崩離析。倘使國民黨還夠識時務的話，應該放下屠刀，回到街市去，學習培養對眾生多一點的慈悲。也就是不要再與人民為敵，或不識相的繼續蠻幹一些狗屁倒灶的反動勾當。看清楚人民力量崛起後新民意，新政治的到來，好自為之，才不致於加速黨的崩潰喪亡。

紅色供應鍊是過去八年馬政府親中經濟政策培養出來的產物，它的特點是對臺灣目前產業的替代性高，它有中國低工資，內需市場及共產黨政府的支持。過去跟他們互動高的產業都面臨他們的競爭，結果就是失血行銷，從壓低工資到潰敗被低價收購，進一步透過資本市場運作，用臺灣錢控制台灣產業。這己經不是假設性議題，而是馬政府末期正在發生的現在進行式，也是馬政府八年經濟政策的總結。 如何跳脫這個困境是台灣經濟迫切的議題，政治上換掉這個欺騙，坑殺台灣產業的國民黨政權，經濟上新興的經濟模式是必行之路，台積電以領先技術及世界市場為標的。領先技術及世界市場是新經濟的重要元素。 新經濟要永續發展，除了技術及市場外，我們仍然回到原點。什麼產業策略可以創造未來二十年台灣的繁榮呢？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論述創新的意義時，明確的表示：創新並不只是科學或技術，而是「價值」。價值創新是一切創新的源頭。 Peter F. Drucker (photo credit: wikipedia commons Fair use) 能使台灣經濟揮別低迷的負成長的新興產業必須建立在價值，領先技術及世界市場上。最有名的新興產業是生技，能源與生態保育綠色產能，還有特定應用的軟體產業、休閒服務與高品質的製造業。新興產業創造世界市場須求，使得經濟持續成長。 無論在技術上、市場上，與價值上，台灣經濟今天面臨的是一個「創新」的問題，一九四○年代，台灣以「綠色台灣」的農業科技與成就踏上世界舞臺，一九八○年代，以「電腦台灣」的製造業成就在國際上發光，也帶動了一波的經濟發展。當台灣在新世界分工體系中不再佔有優勢時，就必須創造新的優勢，從「價值」改變起，「綠色價值」是跳脫中國追殺與世界接軌的經濟策略。 Acer 電腦 (photo credit: By http://laptopdemon.com, CC BY-SA 3.0) 以「綠色價值」為中心的成功經濟範例就是紐西蘭，綠色、科技、人文、美感與旅遊打造了南半球快速成長的國家。與紐西蘭相比，台灣除了農業科技與生態森林之外還高科技產業，充沛的高品質工作者，持續科技產業的領先，重新打造一個永續發展的綠色國家。 「綠色價值」經濟策略就是以「綠色」為基本思考的經濟發展，無論是在農業上、工業上、生活上乃至於人文上的綠色價值。農業上朝向有機農業，工業上以綠色產品供應鏈，綠色產能，綠色電腦為發展方向，公共建設以生態保育為主軸。綠色價值，技術領先與世界市場是他的三個主要元素。

  在一片「轉型正義」聲浪中，「清算黨產」是其中一項最明顯的標的，而其「附隨組織」如婦聯會、救國團…也應包括在內。 婦聯會，是宋美齡藉反共及照顧軍眷之名而設，經費來源為沒有法律基礎的「勞軍捐」，是一筆沒有經過政府預決算和審計的「黑帳」，後來被台灣省議會決議廢除，違法徵收卅四年，計徵九六九億元，由婦聯會、總政戰部、軍人之友社（或還包括國民黨）朋分，換算現值在五千億元以上；而救國團則是蔣經國藉輔導青年反共為名，由國防部撥款成立。連同婦聯會、軍人之友社，都是向人民口袋掏錢或通國庫的黑機關，後來雖法人化，但也不能就此「漂白」當年的不義之財，當然應和黨產併在追討還國還民之列。 至於國民黨代主席黃敏惠所謂「不合法的黨產一毛錢都不要」，已經是近任幾個黨主席講爛的謊言，問題在於國民黨都認為黨產是「合法」的，那有什麼「不合法」黨產？照此講法，國家是向國民黨討不了幾塊錢的，大家只好眼睜睜看它從千億到百億，最後「坐地分贓」散夥了。而她所謂要捍「黨員繳費」部分，早就被大群黨工薪水花光，或補助候選人買票買光了，要如何捍衛到底？（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小英還沒上任就被迫從前朝接下一大堆燙手山芋。在頭腦顛三倒四的政治評論大亨胡忠信領銜倡導和逼迫下，處理國民黨不當黨產成為小英的首當其衝。其實黨產在國民黨高級領導長年的五鬼搬運下，幾千億已經消失殆盡。剩下幾百億對國民黨已經不再是選舉資產，反而是票房毒瘤，小英可讓國民黨緊抱著它慢慢腐爛，也好成為綠營的長期提款機。處理不當黨產是為了轉型正義和公平競爭，但不算是當務之急，小英大可不必呼應胡忠信，成為他滿足一己偏執信念和信譽的工具。 國事凌亂如義大利細麵，筆者認為轉型正義牽扯到幾十年意識型態的灌輸和形成，只能一步步改變。小英有幾個重大問題可優先處理，亦即產業轉型問題、核廢料和能源問題，以及外交問題。國家要強大首先必須富有，二三十年來台灣經濟幾乎全部仰賴半導體製造業，台灣經濟也的確曾經因而閃亮一時。但是在政府疏忽於管制高階技術和中國人善於模仿學習下，台灣享有的關鍵製造技術早已消失。今後這種高耗能和賤價勞力的產業，台灣已經缺乏競爭力，因此小英政權必須很快推動產業轉型。 從媒體報導，小英現在熱衷的是生技產業，但是台灣需要的不是單一產業，而是更多元化的產業結構，文化、設計和腦力產業都是可行方向。生技產業是全世界都看好，競爭非常激烈的產業，台灣教育普及，人才知識豐富，競爭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生物科技人力需求低，單靠生技產業無法提高台灣低迷的就業率。台灣人口密度超高，只要就業率低，社會問題就無法避免。如何選擇產業，小英亟需集中政、學、商、產界的共同智慧，詳細考慮台灣的人口與地域條件來決定；新興產業的振興也會抒解人才流失的問題。另小英出身富裕家庭，她不經意支持某一產業的發言，很容易變調成為對手內線交易的指責，小英有需要謹慎避免利益衝突的批評。 核能使用最大問題在於半衰期達幾千年的，輻射性核廢料的處理和儲藏。我們面臨的困難在於台灣位於紅色地震帶，超級地震隨時會爆發。加以人口密度超高，一旦有核災難，人口無處疏散，嚴重輻射性污染和傷害無從避免。即使現在就停止使用所有核能廠，已經累積的輻射廢料也無處去。無人外島可以考慮，但是環保團體的抗議，使以重視環保起家的民進黨無言以對。解決之法在於積極與環保團體對話，共同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總不能把核廢料儲存在靠近都市的核電廠內。能源是發展經濟的原動力，台灣也需要努力發展綠色能源，它不但可供自用，也可開發成為新興產業。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三十年來無休止的爭議，雙方往往為了毫無實質意義的一兩字爭吵不斷。例如「九二共識」就毫無共識可言，雙方只是各自表述這四個字而已。小英非常務實的兩岸政策，在此不再重述，北京至今沒有激烈反應，顯然還在觀望。小英的兩岸政策挑戰首先將來自台灣內部，年輕世代已經表明「兩岸」一詞的謬誤。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兩個國家，他們主張的雙方關係是清楚表明的國際關係，也不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另一方面，小英如何應付中共、美國等盟邦、和國際對台灣主權的干預，捍衛台灣自我認定的主權也是一大挑戰。 大家都說害怕廚房熱就不要進廚房，小英已經自己爭取到當台灣主廚的位置，當然沒有抱怨廚房熱的權力。她已經沒有退路，不管廚房多熱，她都必須謹慎遵照台灣主流民意，排除藍衛兵的阻撓，烹煮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滿台全席」，來滿足台灣人嚮往民主自由的胃口。 多數台灣人是公平的，小英的努力必會受到全體台灣人民的感恩。但也得請大家一起幫助小英，完成台灣人自己的心願。

  對於制定轉型正義促進條例，在總統府下設置轉型正義委員會，全面處理包括黨產在內的議題，國民黨方面反稱人民要的不是轉型正義進行政治鬥爭，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已經清過一次，國民黨歷任黨主席也將不當黨產整理過了，沒在怕的啦。而上次國民黨失去政權，仍然控制國會多數，不要說轉型正義，連國防軍購都受阻，這次人民改變了國會生態，當然要重新檢驗、積極落實。如果這也叫政治鬥爭，那麼，二戰後的德國豈不是在政治鬥爭納粹？ 黨產歸零，馬英九喊了幾年？騙到兩任總統，即將下台一鞠躬，卻跟六三三同歸芭樂票。朱立倫當主席，也是喊喊口號走過場，然後船過水無痕。這次主席補選，參選人連黨產規模都說不清楚。可能最清楚黨產者，卻低調躲在暗處。這說明清查黨產，還財於民，國民黨只會被動不會主動。最近，該黨還在敗選後加緊標售黨產，包括台北雙子星預定地的土地持分，如此行動，難免啟人疑竇。如果他們的拖字訣、烏賊戰再次奏效，四年過後黨產還是笑罵由人，那麼台灣的轉型正義恐怕更遙遙無期了。 正在進行的國民黨主席補選，主要候選人仍在為黨產辯護，有人還主張把黨產分給黨員，為黨產的正當性與貢獻辯護，彷彿完全不知道黨產是罪惡之源。黨產如此受到詬病，乃因它先是國民黨利用接受日本投降，將日產中飽私囊成為該黨的財產；繼而，利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國庫通黨庫，特許事業獨厚黨營事業；再加上，外圍團體以政治特權抽人民油水，從而造就了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政黨，權力加黨產所鋪陳的政商關係盤根錯節。 可笑的是，在聲討黨產之際，竟然還有人牽拖兩蔣運來的黃金、故宮文物，企圖轉移轉型正義的焦點。那些「被統派」應該不知道，中國專制政權下知識社群起草的「○八憲章」，都已經明確提出轉型正義的主張了。他們在民主台灣還視轉型正義為洪水猛獸，只能說是跟打壓「○八憲章」的統治者沆瀣一氣，而暴露其追求「極權統一」的本質吧。台灣的經濟發展，起初受惠於美援挹注，包括資金與物資，以及民主陣營將台灣納入西方經貿網絡，不是靠那一點養軍隊都吃緊的黃金。 話說國民黨的黨產，即使黨內也少人知悉，簡直就是一個黑箱。馬英九處理的「三中」案，連中常委也蒙在鼓裡，疑點重重，至今還是個謎。根據該黨的黨產報告，多年來一直劇烈變化，從九百多億到去年底剩下一六六億。這只是看得到的帳目，至於冰山一角下的暗礁到底有多大，沒有水落石出天曉得。光是這樣，就必須徹底清查一番。假使國民黨自認光明磊落，徹底清查還其清白也是轉型正義嘛！民主洪流擋不住，「今周刊」民調將近七成贊成收回黨產，黨產不剷，國民黨只會更慘。 黨產的轉型正義，不僅是矯正歷史暗黑，更緊要的是民主深化。利用黨產充當選舉利器兼政治酬庸，造成民主時代政黨競爭的先天失衡。即使失去人民支持，淪為在野黨，國民黨依舊拒絕貼近民意，也拒絕從外來走向本土，憑的就是黨產做為「團結工具」。黨產的毒瘤割除，國民黨才有可能面向民意，把人民視作國家的主人，從國家認同到政策方向都體現民之所欲，而且，該黨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內部秩序符合民主的組織，有助於台灣的民意匯聚與民主提升。 國民黨病得不輕，而且是慢性病，病源在黨產。黨產，堪稱最具實質性的轉型正義議題。現在，人民透過選票，創造有利的醫療環境，要幫國民黨砍斷病根，這絕非政治鬥爭、轉型仇恨，國民黨內期待改革者理應正面看待。反過來說，萬一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果真公器私用胡作非為，扭曲人民追求轉型正義之旨，下一次也絕對難逃選票的制裁。新的民主時代就是這樣，黨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人民是主人也是裁判，貫徹人民意志者便執政，背離人民意志者請下台。

  不同於2008年「二二八紀念日」時的陰鬱與與2012年同一天的淒風苦雨天氣，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全台各地普遍都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作為台灣首都的台北市更是陽光普照，一掃連日來陰雨綿綿、又濕又冷的天氣帶給人的鬱悶，使得許多人都迫不及待的舉家出遊，讓此刻正在桃園市舉辦的「台灣燈會」在「二二八紀念日」這一天湧進了三百六十九萬人參觀人次，打破燈會舉辦以來二十七年單日入園的參觀人次紀錄！(註1)  「二二八紀念日」原本是肅穆追思及紀念前人苦難的國殤日，大部分的台灣人卻彷彿只是把它當成另一個出門遊玩的日子，實在有點不像話；但靜極思動畢竟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在辛苦工作之餘卻礙於天候因素無法在工作之餘出門走走好好放鬆身心靈，肯定會讓人更加疲憊，而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既然適逢連續假期，天氣又大為好轉，大家出門走走散散心，好為重返工作崗位充滿能量重新出發其實也是人之常情，並不為過。  只不過，對於同時兼具「二二八事件」罹難者家屬與政治人物的台北柯文哲來說，由於他的身分不同於一般人，理當以台北市長及具「二二八事件」罹難者家屬的身分留在台北市出席「二二八紀念日」的紀念典禮才對，然而，他卻選擇在這一天從北台灣的「富貴角」出發，騎自行車前往位於台灣「國境之南」的鵝鑾鼻燈塔挑戰520公里長征「一日雙塔」高難度旅程，這種形同在台灣重大歷史紀念日當「逃兵」出遊的舉動，自然招致許多人對他的強烈責難與撻伐，也使得原本應該是獲得掌聲與鎂光燈的這一趟旅程被加入些許不協調的噓聲。  面對來自各界的批評，柯文哲在終點站鵝鑾鼻燈塔前含淚解釋：「二二八」是他「一直不想面對的日子」，因為會勾起他對祖父的苦難、父親的傷痕記憶；所以他才會用520公里長征的肉體磨練，尋求靈魂重新的救贖，希望「過去，我們的淚水充滿怨恨，今天，我們以汗水開啟寬容與諒解的未來。」(註2)，只不過，這樣的說詞仍然無法完全平息所有人的不滿，許多人依舊質疑他是在作秀。姑且不談柯文哲在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選擇當一個「逃兵」的真正動機是甚麼，如果純粹就他在鵝鑾鼻燈塔下所發表的「淚水與汗水」聲明內容來看，其實是相當值得商榷與發人深省。  因為無論從過去的歷史以及現今的政治現實來看，當年一手導致許多台灣家庭破碎、無數人流乾眼淚的始作俑者──中國國民黨，他們製造讓人民流淚與怨恨的罪行儘管方式略有不同，但並沒有真正停止。看看近幾年來，無論是因為強迫拆遷而導致無辜人民家破人亡的「苗栗大埔事件」；抑或是包括洪仲丘在內等數十年來在軍中遭到軍方以「訓練」名義凌虐整死的基層士兵；乃至於疑因擋人財路而遭到軍中貪腐共反結構滅口的前海軍上校尹清楓…等等，都可說是中國國民黨發動「二二八事件」迫害全體台灣人的遺緒！  這樣的「二二八遺緒」，雖然有的是假藉「發展經濟」之名，有的則是打著「國防建軍」的大義名分，但事實上其本質上都只是為了鞏固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統治以及填塞他們永遠不知饜足的貪婪胃口，所以一手導演這些讓台灣人民流淚悲劇的幕後兇手也自然和「二二八事件」一樣很「巧合」都是中國國民黨，而這樣一個在六十多年來專門在台灣製造悲劇、讓人民流淚的黨，到現在不但沒有真正受到清算與批判，反而還因為許多台灣人的鄉愿無知，繼續坐享無數台灣人流汗水辛勤勞動成果的供養。  儘管流汗與流淚的原因並不一樣，但淚水與汗水卻都是鹹味，只不過一個是因為「心苦」而流，另一個則是因為「身苦」而流，很巧合的是：不論是「心苦」或「身苦」，在台語的發音都近似，所以身為一個台灣的執政者，除了不該因為一己之私製造悲劇讓人民流淚外，也同樣不該罔顧民意剛愎自用的強推一些自以為是的「失政」，讓人民苦於物價飛漲而薪水不漲而必須為了生活而得流更多汗水的辛苦工作，然後再來本末倒置的高喊要「苦民所苦」。而是應該建立一個與民意保持同步互動、公正開放的政府，讓一國之內的大多數人都能夠各得其所、各盡所能的發揮聰明才智，如此必然能夠使大多數人都安居樂業，在追求個人的小確幸之際，也同樣促進整體社會的大幸福。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大多數人都能夠得到幸福社會中，即令不去刻意強調寬容與諒解，也同樣能夠因為充滿了歡笑而放下怨恨。2004那一年大部分台灣人牽手護台灣的「二二八」(註3)，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嗎？  (註1)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63098  (註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29000230-260102  (註3) http://blog.udn.com/SummerBlue/615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