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美國麻薩諸塞的清教徒擬定法律：夫妻若在妻子月經來潮期間行房，兩人需判處死刑。1650年5月，英格蘭通過《通姦法案》，對於婚姻之外的性行為判處死刑。 你覺得荒謬嗎？ 肢體先天殘疾的乙武洋匡坦承數段不倫戀的消息傳開後，在臉書掀起熱烈的討論潮。有知名的網路觀察家說「沒有腿也能劈腿，沒有手也能把妹，讓人重新思考男人到底需要什麼才能讓女人愛上，這我真的不懂」；有人拿他的書名開玩笑「四體不滿足、五體很滿足」；有人在他做愛的姿勢上大作文章；有人說「雖然私德有問題，我們不該拿他人的身體殘疾做文章」。 自古以來男人不懂女人、女人不懂男人的浩嘆多如繁星，該觀察家的「不懂」也算在情理之中；問題是，他或許覺得自己文筆犀利幽默兼且發人深省，不過似乎沒發現筆刀落下的地方是對方先天就已失去的手足四肢。 我們憑什麼在殘疾人士的殘疾之上做文章？ 不過也就是在半年前，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的時候，台灣的臉書也飄起彩虹旗幟，大家的同理心都湧現了。是的，大家開始理解同性戀不是一種病、也不是一種罪，不過只是一種「不一樣」，同理心告訴我們同志爭取的不過是人權，於是當同志人權稍稍獲得平反之後，我們歡欣鼓舞；如果有誰在同性戀的做愛方式上大作文章，我們會覺得「這樣缺乏平權意識的言論值得讚揚嗎」。 現在，肢體殘缺的乙武洋匡婚外情，大家忽然堂而皇之地嘲弄起乙武洋匡的身體與性慾，知名網路觀察家甚至義正辭嚴地說「身障就可以玩弄女性劈腿五十人還要同情嗎？」 哦？我們應該對肢體殘障的弱勢有更多的同理心，以彌補現存的、巨大的、先天上的不平等。但是，如果殘障者在道德上犯錯，就不值得同理，嘲笑他的肢體也只是剛好而已？ 玩弄女性劈腿五十個人是不是一種罪？ 如果有個男人玩弄女性、劈腿五十人。如果那五十個心智成熟的女人心甘情願、滿心歡喜地與男主角歡愛，這是一種「玩弄」嗎？ 如果男主角欺騙了這五十位女人，讓這些女人們誤以為自己是唯一，那麼，男主角在法律上或許無罪，但是在道德上當然有罪，這個罪來自於傷害了女主角們，不過，跟旁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即便乙武洋匡已婚了仍這樣「亂搞」，法律上他還是無罪。別忘了，全世界像中華民國這樣把婚外性行為列為刑法通姦罪的國家已經不多了。在婚姻中，男主角如果有錯，也只須對配偶及女主角們負責，跟旁人依舊一點關係也沒有。 同樣是批評。如果你譴責一個「喪心病狂的虐童犯」，基本上不會有誰寫吠文砲轟你；但是批評「結了婚還劈腿五十個男人／女人的臭男人／女人」就會引起像筆者這樣的人的不滿。為什麼？因為前者重大影響了社會的秩序，而後者不會；因為我們確知沒有一個兒童喜歡被虐待，而我們不清楚後者之間的情慾糾葛。 這麼舉例吧！如果我是個不敢出櫃的同性戀，深覺對老婆有所虧欠，於是暗示老婆可以在外頭尋求慰藉；結果有天「紅杏出牆」事發，你們義正辭嚴、大張旗鼓地批判我老婆那個「賤女人」，你以為我會感激你們這些正義之師嗎？ 是的，關上房門歡愛的事情，只有事件裡面的主角們有權力過問、批判。房門外的我們不清楚那扇門後、他們心裡到底有怎樣的曲折，我們怎麼會自以為有權力批判？ 我們不該批判乙武洋匡的不倫，和他是否殘障一點都不相關。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如果人人都劈腿的話怎麼辦 為什麼你們的道德感要拿來討伐那些你們並不清楚前因後果，而且沒有傷害到你、也沒有傷害社會重大法益的行為？然後你們的道德感甚至強烈到對身障者的殘障做文章，因為你認為「身障就可以玩弄女性劈腿五十人還要同情嗎？」 劈不劈腿本來就不是我們應該批判的事情！更何況你的批判竟然在男主角的身障做文章！請問到底是哪裡來的道德感？ 還是你覺得「劈腿」嚴重影響了社會的重大法益？認為「如果這個社會包容劈腿的話，這個社會人人都劈腿的話怎麼辦」？──如「如果殺人犯不處死刑的話，這個社會人人都殺人的話怎麼辦」？ 如果社會輿論不過問劈腿之後，你就打算劈腿了嗎？通姦除罪化之後，你就打算去通姦了嗎？如果殺人犯不處死刑的話，你就打算殺人了嗎？ 哦，不是，你或許會說，「輿論不批判劈腿的話，我害怕他會劈腿」；「通姦除罪化之後，我害怕他會變心」；「廢死之後，我擔心不想殺人的人會因此變成殺人魔」。 那麼我就懂了。這個社會在乎的是「我的」擔心，從來不管這些輿論、那些法律是不是造成更多人性的扭曲、更多的悲劇。我們甚至讓自己失去了最基本的同理心。 我忍不住猜想：在後來的某一段時期，當某些人主張廢除「通姦唯一死刑」的時候，一定也有人大喊：「亞當只有一個夏娃，一個家庭當然應該就只有一對男女。通姦就是違背上帝的意旨，難道不用判處死刑嗎？」。 當我們回顧歷史而發現歷史如此荒謬，其實，所謂的「現在」轉眼就是「歷史」。停下腳步看現在，就會發現荒謬一直都在。

【中華郵政120週年】 　 昨天偶然在臉書動態看到郵局在辦120週年活動… 　 大膽！「中華」郵政大逆不道！人家中華民國才成立105年，你竟敢搞一個中華郵政120週年慶？這不是打臉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荒謬嗎？這不是打臉把「台灣」郵政改名為「中華」郵政的馬總統嗎？ 　 先看維基百科怎麼寫 https://goo.gl/YlqSnq 『光緒23年1月19日（1897年2月20日），正式成立「大清郵政總局」…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大清郵政總局同時更名為「中華民國郵政」…但郵政系統事務實際繼續由外國人主持，未受北洋政府實際管理和運營。』 　 當時的台灣呢？台灣當時早已是日本的合法領土，台灣有自己的郵政系統，與清國和中華華民國郵政根本無關。 　 1895年，日本合法接收臺灣，日軍設置野戰郵便局，全台共二十三所。 1896年，臺灣施行郵便條例，野戰郵便事務移交「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通信課」接管，郵電合辦。 1900年，開辦郵便貯金、匯款業務。 　 台灣郵政的效率，是全世界頂尖的。這樣的效率源自於日本時代的郵便局和精確的戶政系統傳承，這些功勞，這些資產，在國民黨帶來中華民國後，如糖廠、電廠還有其他日產企業，都被劫收了。以上都是「台灣」歷史，你去面對她，就不會講出「皇民」這種以中國人自居的角度來思考，想羞辱別人卻羞辱自己的話。 　 再看看「中華郵政」的官方網站，如何介紹台灣郵政史 http://goo.gl/sNdzct 　 提到滿滿的「清朝」，卻隻字不提日本時代。這種完全無視台灣歷史脈絡，就是用大中國史觀來解讀台灣的一切。而且故意抹滅台灣郵政史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段，這種歷史已經不是角度的問題，根本是不專業且明顯受政治粗糙干涉。又試問，中華郵政120週年是怎麼算出來的？清國就是中華民國課本強調的，被所謂的偉大的中華民國革命家孫文驅除達虜，革命推翻的外族，現在卻算入中華郵政120年史？這比當今台灣的「蒙藏委員會」還荒謬，把大清帝國都算進中華郵政史了，既然都是中華，孫文是要推翻個屁？創建中華個屁？難怪中華民國填鴨教育下的國民越讀課本越笨，因為根本毫無邏輯可言。 　 中華郵政官網描述的郵政史還提到：「先人通信文物如：秦代用來保障通信秘密的封泥、古竹簡等，都是郵史」秦？秦哩kissy啦！難怪中華民國教育越讀書腦袋越混亂。連秦國都算進來了，那何必中華郵政120年史？就中華郵政「五千年」史就好啦。 　 陳水扁當年把中華郵政改為台灣郵政，有點歷史常識和公民素的都知道是撥亂反正。把政治因素排除，還原名符其實的台灣郵政。無奈當時民智未開，大家狂罵他民粹、搞台獨、搞垮經濟、什麼狗屁不通的都罵出來了。當時他回應民怨的經典名言：「阿扁錯了嗎？」還被無知的台灣人恥笑。明明講的是正確的歷史，卻會被說這叫政治入侵郵局？ 　 馬英九上任後的第一批政令，就是斥資百萬千萬，把「台灣郵政」又改回「中華郵政」（同一批政策包括把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又改名為「中正紀念堂」（連同捷運站名），我國官網上所有「台灣」頭銜的名稱全部都改回「中華」，英文版當然就是Re八拉八拉of 「China」） 　 同一批喊著「怎麼不先拼經濟」的人呢？「馬英九好帥！」選前開口閉口愛台灣，選後國民黨好棒，恢復中華萬萬歲！八年過去了，經濟拼的比扁政府還差。 　 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關係，你越用心去思考去查證，越會發現以前歷史課本寫的都是矛盾與謊言。中華民國要走出國際？不要做夢了。中共的中國人都比中華民國人懂。很多人卻以為現狀就棒透了，請看截圖 https://goo.gl/xdk0ZB 　 棒球》最新世界排名 台灣升至第3 http://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636957 一堆人就台灣好棒了，台灣讓世界看見了。內文一看事實是什麼？國名叫做中國台北？中國人的台北？國旗呢？讓你驕傲的「台灣國旗」在哪裡？背著中華民國，你再怎麼努力都叫做中國台北。台灣還不是個國家。建國向世界宣告台灣不等於中國，很難理解嗎？這種以「中國台北」為名的「台灣之光」的報導比比皆是，是因為我們在台灣，才會看到這樣的報導，你一個外國人看到這樣的排名，就算台灣打入前三強，誰會知道那是台灣？國際上有點高度的人物會叫你台灣，是人家腦袋清楚，你要慶幸，而不是繼續心存僥倖。有一天人家覺得你台灣人自己也無所謂，那幹嘛自討沒趣去跟中國搞的不愉快？都把你當成中國不就皆大歡喜三贏局面？ 　 中華民國當然要告訴你名字不重要。因為你台灣建國了，他就無法繼續在台灣騙吃騙喝了。政治無所不在，動不動就不要講政治，OO歸OO，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我們一輩子的努力在國際上就都叫做中國人台北。中國之光。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殖民。 　 蔡季霖： 根本問題就在於，Republic of China 從來沒有放棄主張代表 China 過。Taiwan 很不幸的成為了兩個 China 政府內戰下的受害者，以至於到現在台灣人都沒有屬於自己的主權國家。 　 台灣要建國。 臺灣不是因為「國名」而進不了聯合國，而是不肯放棄代表「中國」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94140

【轉型正義指名手配】 國民黨黨產、白色恐怖、職業學生這些極權還存在的一天，轉型正義當然就不可能成功！        

準閣揆林全日前回到高雄左營，參加「高雄市2016眷村子弟回娘家活動」，林全致辭時提到，他所住的自治新村不見了，他感覺在台灣沒有根。 【自由時報】  林全這番話令人傷感，眼見兒時的一切化為雲煙，人同此心，傷感難免。然而將這個感受結論為「沒有根」，那就大有商榷的空間了。   台灣在過去幾十年的改變可以說是天翻地覆。被改變的也並不限於眷村。由於都市的不斷擴展，多少人夢中的農村、田畝、小溪、四合院、小店，早已化為烏有。我們讀過的小學，中學，甚至大學，幾乎都早已面目全非。農地蓋起大樓，荒郊變成工廠，池塘中豎起摩天大樓，小溪山蓋起超市；高架道路凌空而過，捷運高鐵呼嘯橫行。台灣有多少人還保有兒時生長環境的？我們的根在哪裡？  我們若把我們的根定義在那些有形的事物上，那些兒時熟悉的環境上，那我們的悲哀都是一樣的，絕對不單是在眷村生長的林全。   同樣是居住在台灣的我們這代人，也不是每一個人的感受都像林全這樣的。我就有朋友對兒時的苦難歲月不忍回首，一直堅拒回鄉的。比起這些人，林全的兒時顯然幸福得多，他應該為此多多慶幸感恩。其他人如連勝文的根在帝寶，星雲法師的根在佛光山，他們又比林全幸運，所以我也不忍太責備林全。只是不能不說局話：人的幸與不幸只是一念之間。根不根的要看你怎麼想。   外獨會的頭版就寫著：上代逃難，這代紮根；立足台灣，別無祖國。  更早以前，客家人的祖先留下的分別詩中不論哪一個姓氏都有這麽兩句：  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是故鄉。  一個進步的民族應該是到處都可以為家，像美國的拓荒者以及全世界無處不在的華人移民一樣。眷戀兒時生長的環境，把它當作根，因而自哎自嘆，那是脆弱的，落伍的，極為膚淺的。   寇老很愛種菜。每次到越南館子吃粉條時，看到桌上的羅勒(九層塔)如果夠粗，就會忍不住帶回家，把它扦插到小盆裡以後保持潮濕，不多久它就長出根來。所以家裡不缺這種香料。但是用這個扦插法來種芫荽就不行，它不會長根，很快就枯萎。  我們應該學作羅勒，不要像芫荽。  END

最近浩鼎與中研院長翁啟惠的議題，又有許多人聯想為新版宇昌抹黑案。不少網友為國民黨攻擊浩鼎的動機感到質疑，例如「浩鼎是核爆？根本宇昌案翻版！」、「浩鼎謠言大解盲」等等，甚至新聞評論也質疑「4個共同點 浩鼎像宇昌第二」。 追查浩鼎不遺餘力的則是曾在2013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擔任金管會主委的立委曾銘宗。不過，曾銘宗卻被質疑有政治動機，不究辦基亞生技，卻猛攻浩鼎。2014年，曾經由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擔任董事長的基亞生技，解盲失敗連續跌，借券一路飆升，被稱為「生技詐欺股」。後來曾銘宗以「基亞條款」保護基亞，也未查內線交易。 當然，不少國民黨人與名嘴也硬是要將蔡英文家人與浩鼎扯上關係。不過，士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陳錫柱已證實，浩鼎解盲前售出股票的錢50大股戶名單，並未包含蔡英文胞兄蔡瀛陽，暫時還給蔡英文清白。然而，國民黨會就此罷手嗎？ 與國民黨有關係 凡事都沒關係 國民黨長期灌輸台灣人，只有國民黨會拚經濟的觀念。此外，二二八事件教訓以來，讓台灣資產階級充分認知到一個概念：「與國民黨有關係，那事情就沒關係；與國民黨沒關係，那事情就有關係。」 1940年，陳炘（左前二）與家人合影。圖：陳炘家族提供。 台灣金融實業家陳炘的故事，就是告訴台灣人這個殘酷的事實。 1893年出生的陳炘和1881年出生的林獻堂是台灣在日治時期的反日領袖，前者是金融人才，後者是提供財力的民族主義運動者。林獻堂和許多台灣資本家提供財力物力資助知識青年反日運動，日治時期發行《台灣青年》（即後來的台灣民報）提供知識分子倡導反日意識、爭取自治。然而，期待祖國救援台灣的林獻堂，卻在二二八事件後，移居到他反抗的日本終老一生。諷刺的是，國民黨只告訴台灣人關於林獻堂前半生，卻不告訴台灣人二二八事件後的林獻堂。 至於陳炘在日本就讀慶應大學時，就已經成為台灣學生領袖，1918年被選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會長。1920年與留日台灣青年成立「新民會」，發行《台灣青年》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陳炘還曾經在《台灣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文學與職務〉一文，推動台灣文學建設。 1923年，陳炘前往美國求學，在1925年完成哥倫比亞大學學業，回到台灣的陳炘不僅參與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活動，也在全台講授經濟學科目。同時，陳炘也致力台灣金融發展，籌組「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1926年，在陳炘致力籌備下，台灣人第一家金融公司「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誕生。 陳炘從事金融實業對抗日本人金融事業扶助台灣人 大東信託株式會社成立目的是維護台灣人經濟利益，同時也協助民族反日運動。大東信託董監事都是台灣士紳，多數為台灣文化協會支持者，大東信託的社長是林獻堂，專務取締役（總經理）陳炘則是實際執行者。在日治時期，大東信託是台灣人經濟的中樞神經，也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援助提供者之一；因此，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被形容為台灣人的民族金融機關與台灣政治運動的金庫。 不過，日本官方在大東信託成立之初頗為刁難，大東信託在日本政治壓力下慘澹經營。1944年，日本當局在台灣實施信託法及信託業法，合併大東信託、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成立「台灣信託株式會社」，並由台灣銀行、台灣商工銀行、彰化銀行與華南銀行共同出資協力，「台灣信託株式會社」因此成立，並由陳炘擔任專務取締役。 陳炘與林獻堂成立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歡迎祖國來台灣，但兩人皆遭祖國出賣。圖：網路。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陳炘與許多對祖國有期待的台灣同胞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迎接祖國。然而，隨著祖國的力量來到台灣，陳炘卻遭到祖國的排擠，因為陳炘從事的金融事業，影響到國民黨相關的江浙財團利益。 陳炘、林獻堂、林呈祿、蘇維梁、林熊祥（板橋林家）、林熊徵（板橋林家）等人在1946年2月5日成立大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由陳炘擔任，總經理則是由台灣少棒之父謝國城出任，籌集台灣人資本計畫重振日本人離開以後的民間經濟與工商業。 因為屢遭國民黨相關的利益關係者猜忌，1946年3月21日，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名逮捕董事長陳炘、顧問林熊祥，國民黨認為兩人參與辜振甫與許丙等人策劃的「台灣獨立事件」。 陳炘影響江浙財團在台利益 遭國民黨政治清算殺害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陳炘因為瘧疾復發臥病在床。2月28日晚間，行政長官陳儀找陳炘商談，希望他能出面化解一觸即發的台灣社會危機。3月1日，各界菁英齊聚公會堂（今台北中山堂），陳炘因病未能出席。3月4日與3月5日抱病與蔣渭川等人會見陳儀，希望政府進行政治改革，啟用台灣人為政府局處主管，實施民主政治。3月11日，警備總部派人到陳炘家中將之帶走，陳炘從此以後下落不明。 根據陳儀在3月13日呈給蔣介石的報告〈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國民黨政府羅織陳炘的罪名為【陰謀叛亂首要】與【接收台灣信託公司】。在後人的研究中，認為陳炘遇害緣故是因為他同時擔任大公企業與台灣信託董事長遭到台北市長游彌堅反對，以及大公企業在防範中國江浙財團壟斷台灣經濟，因此遭到政治清算。 陳炘失蹤後，其相關資產也遭到清算憑空消失，陳炘的台灣信託公司被併入華南銀行。民主化後的台灣，陳炘的家人終於可以向政府追討公道，但是憑空消失的財產、3百多甲土地與相關事業股份，幾乎都拿不回來。目前陳炘後代提出的土地訴訟有十幾筆，總計6萬多坪，目前僅討回1千多坪土地。 陳炘在二二八事件受害時，當年僅18歲的女兒陳雙適，在2015年出版回憶錄《靜待黎明》，描述日治時期台灣人的生活、二二八事件的衝擊，以及戰後的種種。當然，此書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關於父親陳炘的真相，可以如黎明般再現。現在，即將執政的民進黨新政府希望能夠還原所有歷史檔案，展開轉型正義；然而，轉型正義牽涉到太多人的利益與不願意被揭露的過去。因此，轉型正義是否能夠落實，實在令人懷疑；轉型正義可否還給陳炘後代一個真相與公道，也可能是個極大的問號。 陳炘女兒陳雙適在2015年出版回憶錄《靜待黎明》。圖：蘋果日報。 可嘆的是，陳炘在日本統治時期為台灣人向殖民政權爭取經濟權益，與日本金融企業分庭抗禮；並且透過工商資本經營，提供反日知識分子經濟援助，讓他們在爭取自治與文化抗爭上無後顧之憂，等待祖國來解放台灣。然而，祖國來的政府與蔣幫江浙集團彼此聯手，將陳炘羅織入罪並且讓他消失於人間。 或許，這也可以說明為何二二八事件後，許多本土資本家，例如曾經參與策畫台灣獨立的辜振甫，以及參與大公企業的板橋林家，後來都必須與國民黨維持好關係。否則，黨國體制壟斷下的台灣經濟，豈能有台灣人主導的空間。

南方客 (大學兼任教師)   戒嚴年代，「保密防諜」高唱雲霄。但真正可怕的倒不是匪諜，而是無孔不入的特務和「抓耙仔」。(圖片取自網路) 我在上大學以前，全然不知父親年輕時（我還在襁褓中）曾經遭遇白色恐怖，被羈押九個月，出獄後長期遭檢警監視…等慘事。所幸我十分戆直，雖被黨國教育徹底洗腦，也曾是個熱血的「愛國青少年」，還能平平安安、糊裡糊塗長大，也受完高等教育。 不過，我在大學時還是曾經遇到一個小小的事件，那也是我對「黨國」體制稍稍有所懷疑的起點。 記得1967年通過窄門，懷著「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的滿腹憧憬，以第一志願進了師大國文系（現在回想，應是此生中黨國洗腦教育之毒、最荒謬可笑的憾事）。上大學的興奮在開學後很快就被無聊的課程澆息了，因為大一幾乎是高三的延長，上課科目跟高三沒兩樣。國文、英文、四書（論孟學庸）、國父思想（三民主義的別稱）、中國近代史、軍訓…唯一跟國文系勉強相關的科目是〈國語語音學〉和〈國學概論〉。可是老師是老學究，教學方法實在不高明，課上得讓人心情好生苦悶。 我們的同學來自東西南北部，除了一般高中考進來的、還有不少是「師保生」（師範畢業、服務期滿申請保送上師大），更有三分之一是港澳及東南亞的僑生。後來同學慢慢混熟了，幾個比較談得來的同學下課後常會在一起聊聊，其中一個酷愛新文藝寫作的同學提議：學校的課上得真沒意思，不如我們四、五個人自己找書來看，利用空堂每週聚會一次，一起討論內容情節、分享心得。大家都十分贊同，便由她先找出一本書開始讀；誰知才聚會第二次，一本書都還沒討論完，我便收到一封厚厚的恐嚇信----用比A3還大張的「十行紙」寫了八大張的信，是同班一個師保生寫的。 該同學係1950年代印尼排華時舉家回國，保送上師範學校的僑生，比我們年長很多，因為他在小學教了七、八年書才來唸大學。他的信上劈頭就說我們是共匪的「讀書會」，如果不立刻解散，就要把我們舉報上去，後果會很慘；接著他得意的細數過往在學時以及畢業後在數所學校教書時舉報匪諜及「讀書會」的豐功偉業：誰因他的檢舉坐了幾年牢、誰後來遭槍斃，誰誰又家破人亡….最後還要我別把信給別人看云云。 我看了信簡直嚇呆了，我們又不是讀禁書（只要是作者在大陸的都列為禁書）、更不是讀馬列共產主義的書，只不過一起讀讀文學類的書，竟然也能跟匪諜扯上關係？而且我也不是發起人，信為什麼寫給我？難道因為我是「系狀元」，就擒賊先擒王嗎？ 雖然這僑生的指控非常離譜，但想到當時流行的口號：「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也未免太驚悚了，渾身寒毛直豎，趕緊把信拿去給發起人（邀大家一起讀書的那位同學）看，她也慌得不知所措。由於身邊沒有大人可以商量，兩人討論半天，決定去找班導師，把信交給他，請他裁奪。 老師讀那封信時，眉頭直皺，嘴巴直嘖，表情凝重。半晌，才看著我們，語重心長地說：「喜歡讀書不是壞事，可是你們為什麼要一起讀呢？還是各人讀各人的吧，不要再聚會了，免得惹麻煩！」老師說信就放他那裡，要我們不必聲張，他會處理。 第二天正好上導師的課。他一開始就繞圈子，講了一些與正課不相干的話題，比如「十年修得同船渡」，來自四方的人能同窗共硯、成為同學，是比同船渡有更深的緣分，大家要互相幫助、彼此珍惜，千萬不要互相懷疑、沒事亂告狀，有事可以找老師商量….大家面面相覷，不知老師何以忽然講這些奇奇怪怪的話？下課後議論紛紛，不明所以，我想只有寫信者及看到信的我們心知肚明。我們的讀書會當然從此便散了，我對那位同學也盡可能敬而遠之了。 多年以後，上了研究所，聽到有人小聲說：我們的同學中有某人是拿黨部的錢負責打小報告的「職業學生」；後來我擔任教職，聽說同仁中也有這種身兼黨職的人物。有一個曾在高二時因讀了「不該讀的書」而被抓去感訓十年，之後再讀師大的學長，後來成了我的同事，他就暗示我某某人或某某同事都是負責監視他的人，要我說話小心並提防他們。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大學時，真的很氣那位寫警告信的同學；年事漸長，反而感謝他讓我有機會看清黨國的邪惡本質，開啟我政治覺醒的智慧。 我慢慢的知道，所謂「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原來可怕的並不是匪諜，而是那些國民黨的爪牙。他們為了個人升官發財，可以昧著良心隨便舉發「匪諜」、製造冤案，他們就是近十幾年所說的「抓耙仔」，這才是我們該提防的。 上個月發生憲兵濫權搜索民宅侵害人權事件，讓我們再度領教到國民黨秘密警察的遺毒之可怕，也提醒我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國民黨絕不是省油的燈；尤其主張「一中同表、不能講中華民國」且跟習近平一樣堅持「九二共識」的洪秀柱當黨主席之後，國民黨及其黨羽們跟共產黨沆瀣一氣，國共兩黨聯合對台灣民主主權的反撲力道絕對是極其可怕的強大，台灣人絕不能小覷。小英新政府的改革之路絕不是平坦的，要謹慎提防柱柱們。

  巴拿馬政府邀請中華民國新總統蔡英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巴拿馬運河擴建竣工典禮，照舊思維，習近平可能「不屑」去；但北京如果能務實，這是習近平展現大國氣度，成就其「大大」的機會。 習近平應拋棄毛澤東、周恩來與兩蔣內戰爭奪中國合法政府的過時觀念，面對新的情勢，只要一念之差，便可藉此機會表現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創下外交共存，開展雙方交流正常化。 新的情勢是：中共早已打敗國民黨政權，取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鄧小平改革開放得到相當成果；它多一個邦交國，少一個邦交國，都無助、無損其大國地位。 毛、蔣時代的零和遊戲，雙方都只有一個目的：毛想併吞台灣；蔣想「光復大陸」。但在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灣的普遍民意是與中國和平共存，零和遊戲已失去意義。 在國際間，因舊金山和約未規定台灣的法律歸屬、台灣與中國長期互不相隸屬的事實，和台灣以實力與新思維進行實質外交，中國並不能靠拔光台灣邦交國，逼台灣接受它的併吞；它的外交戰反會因台灣及強國反彈，強化台灣的地位。 中國一向稱許尼克森是有眼光的政治家，敢不顧眾議與慣例，訪問沒有邦交的中國；而周恩來和鄧小平則堅持，不趕走國民黨駐美大使館，他們不能訪華府。他們逼美國與國民黨政府斷交的目的達到了，但美國與台灣的實質關係更緊密！ 習近平最近對內高壓、不斷造神，想在歷史留下「大大」地位。如果他有眼光，就應該把握機會，表現大度，藉由巴拿馬政府的邀請，與蔡英文總統同台，開啟雙方外交共存的新時代。（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科學家認為，中國興建紫坪鋪水庫，誘發斷層活動，造成7萬人死亡的汶川大地震，背後暴露中共愚昧狂妄的意識形態。(Wiki, David, 20160327) 在日新月異、瞬息萬變的中國，人們沒有時間抱怨、沒有時間失望，人人都像那節粉身碎骨的「和諧號」高鐵列車，奮不顧身地向著前方的金山銀山飛奔，稍慢一步就有可能少發一大筆財。 但，即便大半個中國都被霧霾籠罩得嚴嚴實實，人人都「艱於呼吸視聽」，大家仍然存有苦中作樂的智慧和勇氣。中國人生存能力之堅韌頑強，堪稱舉世無雙。中國網友在網上創作了不少幽默的段子，有一則是以一度意氣風發、如今已經失去自由的前央視主持人芮成鋼為主角：「芮成鋼採訪駱家輝：『中國是你的故鄉，你走了，不想帶一把故鄉的泥土嗎？』駱家輝：『帶了！肺裡裝得滿滿的呢。』」 然而，與其用類似的段子來自我娛樂，不如讀一讀英國《衛報》駐亞洲環境特派記者華衷（Jonathan Watts）所寫的《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一書，這是一本力圖喚醒不願被催眠的中國民眾的環境報告。作者在前言寫道：「從西藏山區到內蒙古沙漠，我的研究之旅超過十六萬公里，親眼目睹了種種環境災難、消費者的毫無節制，以及鼓舞人心的貢獻。……這本書可說是在這片被煙霧籠罩、被起重機轉型的大地上旅行的感想紀錄。」 有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中國人，熱衷於到世界各國旅行，搶購奶粉、尿布和馬桶蓋子，到羅浮宮的噴泉裡洗腳，到迪斯尼樂園隨地大小便，也喜愛閱讀各種介紹美食的旅行書；但他們最應當閱讀的，偏偏是這一本關於中國自身的、步步驚心的環境之旅。 四川地震與紫坪鋪水庫 2008年，四川大地震發生後，華衷趕赴災區採訪報導。他報導的視角與其他記者不同，沒有太多採寫災民的苦難、官僚的無能、軍隊的遲緩，而是從環境科學的角度探討這場地震發生的原因。有一部分地震是地殼自身運動的結果，有一部分地震卻是由人類的不當活動所引發。華衷蒐集了若干學者的研究材料表明，四川地震跟紫坪鋪水庫的興建有明顯的因果關係。 地質學家指出，在紫坪鋪水庫建立前，映秀—北川斷層帶已經安靜了數千年，地震的爆發並不符合斷層帶的活動規律。華衷採訪了四川省地礦局總工程師范曉，這位科學家認為，紫坪鋪水庫的3億2000萬噸蓄水可能誘發這條斷層帶的活動。哥倫比亞大學地球觀測站的研究員克羅斯在其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寫道：「紫坪鋪水庫的蓄水重量擠壓這條斷層帶，使它變脆弱，增加崩裂的壓力。這種作用是地殼運動一年產生的自然壓力的25倍。……水庫蓄水所形成的巨大壓力，導致斷層最終崩裂。」 當然，猜也猜得到，中國政府會猛烈駁斥類似的觀點。對付國內學者，通過組織的力量讓其閉嘴；對付國外的學者，則封鎖媒體不讓國人看到其觀點。盤根錯節的水電利益集團不受置疑和制約，繼續興建更多、更大的水壩。就在這場災難發生的一年後，中國當局宣布在長江上游及其支流興建20座新水力發電廠，其中多座靠近斷層帶。 紫坪鋪水庫、三峽水庫以及中國在瀾滄江等河流上修建的不計其數的水庫，是中國環境災難的一個重要側面。全球4萬5000座大型水壩，有將近一半集中在中國。那麽，中國人為什麼熱衷於興建水壩呢？ 水利在中國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首先，追溯中國漫長的歷史，兩千多年來，治水是統治者念茲在茲的大事，欲先統治人民，必須先掌控河川；不能控制水患，就會出現皇權易位。所以，學者魏特夫才會有「治水」導致東方專制主義的學說；儘管有其片面之處，也不失為觀察中國政治傳統的一個視角。 其次，毛澤東是水壩的熱情倡導者。華衷指出，對毛澤東而言，游泳不僅是項運動，也是他用來展現對水資源的駕馭及政治權威的工具。毛曾在游泳池旁邊會見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以此羞辱不會游泳的「晚輩」赫魯曉夫。毛多次暢游長江，預告修建三峽大壩，並在大躍進時期為日後瘋狂大舉的水利工程做準備。文革前夕，毛再度暢游長江，以此老當益壯的氣勢壓倒黨內的穩健派。 紫坪鋪水庫是毛生前的夢想之一。毛曾因為岷江水流太湍急，無法在江裡游泳，表達了失望之情。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覺得難堪，下令當地官員規劃興建水庫，是為紫坪鋪方案的開端。毛時代急速莽撞的水利工程，很快導致重大災難頻繁發生。1958年，全國瘋狂興建水壩，河南在短短一年間，驅使數千萬農民興建110座水壩。10年後，這些水壩半數潰決。1975年，中國發生最慘重的水庫潰壩事故，河南駐馬店地區超過24萬人死亡，這一慘劇長期秘而不宣。 第三，修水壩的背後是中國對電力無止境的渴求，以及佔有水資源的荒唐欲望。就電力而論，中國的煤炭和石油資源即將枯竭，水力發電似乎是清潔而安全的方式。就水資源而論，中國是全球水資源最匱乏的國家，在瀾滄江修水壩能從下游國家那裡掠奪更多水資源。華衷在旅途中採訪了幾名退役將軍，他們將異想天開當作救國妙計——他們向中央建言，用數百枚核彈轟炸喜馬拉雅山，融化冰川，進而獲取水源。 第四，修水壩也是統治者的政績體現，以及水利集團的利益所在。華衷幽默地將學水利的胡錦濤稱為「水主席」，將學地質的溫家寶稱為「地總理」。「水主席」和「地總理」這兩個人表面上倡導「科學發展觀」，實際上信奉鄧小平的名言「發展就是硬道理」，為了發展，可以「暫時「犧牲環境」。 但華衷尚未觸及另一個更加隱秘、如同黑幫般的利益集團，即在水利和電力領域擁有封建領主式的特權的李鵬家族。無論三峽還是紫坪鋪，背後都晃動著這個家族的黑手——沿岸數千萬民眾的生命安全以及白鱀豚等珍稀動物的生死存亡，在他們心目中都輕如鴻毛。 人定勝天與計畫經濟才是罪魁禍首 本書描述了中國若干超大型工程給自然環境帶來的毀滅性破壞，除了水壩，還包括青藏鐵路、南水北調工程、山西和內蒙的大型煤礦、上海如森林般的摩天大廈……作者認為，中國的環境危機根源於人口壓力，正如本書書名《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來自於作者小時候的一段趣事：一個英國小男孩每晚祈禱十億中國人不要一起跳，因為大人對他說，如果中國人一起跳，地球會偏離軸心，邁向毀滅。儘管成年之後，他不再相信這個大人的玩笑，但這個故事在他心中留下揮之不去的烙印，使他以之為書名——殊不知，這個書名有相當的誤導性。 華衷專門為中國文化發源地的河南設置一個章節。河南簡稱「豫」，這是一個人背靠著大象的象形字，可見古代這裡是茂盛的森林。然而，今天的河南被稱為「中國最污穢的地方」，河南人被當作中國的「劣等人」倍受歧視。河南的變遷是否驗證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土地因承受過度人為的壓力，傷害了生活其上的人的健康與福祉？華衷的結論是肯定的，他幾乎被河南數以百計的愛滋病村莊驚呆了。 但我的看法截然相反，如果說河南是一億人擠在不足十七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造成環境的惡化；那麽，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擠在不足三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更大。但台灣因為有民主制度的保障，環境保護工作既是政府工作的重點，也已內化為民眾的潛意識。台灣有青山綠水、碧海藍天，是全球遊客喜愛的旅遊勝地。可見，人口不是最關鍵的因素。 華衷認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對中國過於龐大的人口數量懷有一種恐懼、悲憫乃至無可奈何的心態。然而，過於誇大人口的影響，不僅幫助中共推卸環境惡化的責任，甚至為共產黨殘暴的計畫生育政策找到藉口。其實，中國環境惡化的核心原因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國家太狂妄。 共產黨的一黨獨裁體制，使得「人定勝天」的意識形態泛濫猖獗，而「計畫經濟」更是為瘋狂的大型工程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條件。美國社會學家史考特（James C. Scott）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計畫是如何失敗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一書中，給出了深刻的理論分析。 該書的主題是「解釋二十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失敗的背後所隱含的邏輯」，史考特從科學林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城市規劃（巴西利亞）、坦桑尼亞的「村莊化」、前蘇聯集體化和工業化農業等領域和個案入手分析，在每一個案例中都發現所謂的「規劃者」對其所要改變的社會或生態所知甚少。「這些計畫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視生態和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甚至當其致命的結果已經顯現出來之後，仍然被不顧一切地繼續推行。」 作者指出，社會工程產生巨大災害，源於以下四個因素的結合：第一，對自然、社會的管理制度的簡單化：國家企圖限制人群流動，人口易於統計、管理，人們的生活、行為都要規範化、標準化；第二，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認為人類一定可以認識自然，掌握自然規律，從而征服自然，理性地設計社會秩序；第三，獨裁主義國家，有願望有能力用強制權力使計畫成為現實；第四，公民社會軟弱，無力抵制國家計畫的強制施行。 狂妄的國家、非民主的決策和過度自信，是災難的根源。史考特的結論是，「作為宗教信仰的極端現代主義」、獨裁的權力以及軟弱的市民社會，為社會災難和自然災難的泛濫提供了條件。本書沒有中國的例證，但作者在為中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我知道，我這裡的一些結論也可以被推廣到現代中國的一些時期（也就是『大躍進』時期和李森科主義的農業進步時期）。我將這些工作留給我的那些有才華的中國讀者。」 而在為本書所寫的書評中，學者徐友漁指出：「二十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的一大實驗場所，無疑是改革前的中國，繳付『學費』最高的也是中國。」徐友漁看到了改革前中國計畫經濟的弊端；其實，改革後的中國仍然深陷在同樣的思維方式之中。華衷在漫長的中國環保之旅觀察到的一切，都可以成為史考特理論的鮮活例證。 比如，華衷來到由中甸改名而來的「香格里拉」——這個名字明明是英國小說家希爾頓的烏托邦想像，世界上並沒有香格里拉，但為了地方的經濟利益，中國人居然無中生有地創造出香格里拉來。華衷第一眼看到這座城市，不禁大失所望：「中甸不似想像中的夢幻，跟其他縣城一樣，到處是貼著白色瓷磚和鑲著彩色玻璃窗戶的方形建築，街上滿是人潮和交通，中國工商銀行香格里拉分行和中國共產黨香格里拉縣黨部的招牌……」這樣的景象難道是世外桃源？ 不過，當局又在旁邊修建了一座新城，並將其「做舊」成為「舊城」。中國人有特殊的本事製作假古董，居然還能偽造一座假的「舊城」，華衷說：「附近的一個舊城幾乎是從無到有地興建中，造價三億人民幣，目的是要使這個城市看起來比較不像中甸，而像香格里拉。這種假古風的裝飾，是現代化的縮影。」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中共在跟國民黨搶奪天下的時候，在《新華日報》發表了不少譴責國民黨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句名言：「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如今，這句話正好應驗到中共自己身上。中國的環境災難，始作俑者正是中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 雖然華衷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嚴厲批評者，但他發現中國政府不是問題的解決者，而正是問題本身。他寫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一個獨裁的權力機構，但它不情願或不願採取任何可能抑制經濟成長的措施；事實上，它經常懲罰那些試圖抑制經濟成長的人。揭發污染醜聞的環保運動人士有時挨打、被監禁、或遭審查；抗拒無節制經濟擴張模式的宗教團體、工會、記者、律師、大學、非政府組織、傑出人士和其他民間部門，不是被除掉，就是遭到嚴密控管。」 看上去無所不能的共產黨政權，偏偏在環境污染治理上束手無策。首都北京的霧霾，只有在奧運會、領袖峰會等特定時期才能暫時遏制，整體情勢的崩壞一發不可收拾。「幾乎每個中國城市的空氣污染情況都極其嚴重，對人體健康危害甚鉅。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凖，中國的城市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能呼吸到有益健康的空氣。」難怪華衷會充滿嘲諷地評論說：「中國政府以獨裁聞名，擅長控制異議人士，卻不太能夠對付污染製造者。」 中國社會的上層、中層和底層都對環境惡化以及獨裁制度的維持負有各自的責任。就中國最高領導人而言，無論自詡為「一代天驕」的毛澤東，還是聲稱「摸著石頭過河」的鄧小平；無論好大喜功、戲子性情的江澤民，還是工程師性格、一板一眼的胡錦濤，一直到蠻橫粗魯、剛愎自用的習近平，都是環境的破壞者，都是將中國從家園變成煉獄的千古罪人。 至於中層部分，華衷在旅途中接觸到許多地方官員，發現左右中國現實的關鍵力量在中間階層，包括地方黨部領導人、工廠業主、外國投資者和外包商。在黑龍江，他觀察到每個地方官員在其轄區內都是「小毛澤東」，都是土皇帝。他們唯一在乎的是政績和能撈取的好處，完全不考慮卸任後洪水滔天。華衷指出，中國環境保護不力的重要原因是：「人們相信更多人代表更大力量，對土地對育殖能力有過高期望。地方黨工把上級的瘋狂計畫推動到荒唐的極端，並謊報成果，迫使任何膽敢揭發事實的人噤口。1978年後，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擁抱污染產業和莽撞的快速致富計畫。」 而底層民眾並非全然無辜。華衷走訪了許多在苦難和貧瘠中無法自拔的農民和工人。他們固然有其善良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懦弱、愚昧、麻木不仁、聽天由命，甚至甘當奴隸。最讓我震動的一個細節是：華衷來到甘肅省長城腳下的一個村莊，由於河川乾涸、沙塵暴猛烈，大多數居民已經遷移，最後的一家人幾乎是在等死，家中卻購置了嶄新的毛澤東畫像——「牆上掛的毛澤東相片，上了塑料塗層而有光澤，但顔色太過鮮艷，看起來像是上了唇膏和眼影的印度女神。」這一幕跟魯迅感嘆的場景——日俄戰爭期間，中國民眾興致勃勃地圍觀日軍屠殺被當作俄國間諜的中國人——何其相似！ 崇拜殺人魔王的民族沒有明天。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人仍然在鐵屋子中沉睡。他們不是裝睡，確實睡得像死豬一樣。裝睡的人叫不醒，睡得像死豬一樣的人更叫不醒。 華衷在本書的結尾部分指出，想要有更好的環境，就得先有更好的價值觀。那麽，中國需要什麽樣的價值觀呢？

  台鐵新太魯閣彩繪列車啟動，車上印有Hello Kitty的座位枕巾一再遭順手牽羊，「帶回家當紀念品」。乘客毫無公德心，引發議論。 台灣社會公德匱乏，是戰後一直存在的問題。一九六三年，美國學生柏大恩（Don Baron）以「狄仁華」為名， 在報章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文章，指台灣人情味濃厚，但欠缺公德心，激起漣漪。五十多年來，台灣社會雖非毫無長進，但公德是文化問題，戰後籠罩台灣的中國文化鮮少公德成分，公德要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公民行為準則，仍待努力。 事實上，台灣社會曾存在公德的觀念與實踐。日本時代生長的一輩，或「多桑世代」，從國小階段起就接受「修身」教育。「修身」教導並要求學生，養成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習慣，並實踐守時、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守法等德行。這是生活教育，日常生活要自我要求，也為他人著想，因為人不只活在個人世界，也與社會互動；要成就文明社會，須從個人自律與公德做起。 人際互動頻密且重群己關係的日本，明治維新過程透過教育，落實公德於國民日常生活，台灣在日本時代受其影響，形成了「多桑世代」的個人及集體特質。然而，戰後中國文化罩頂，日本時代普及的公德心受侵蝕，以致終戰半年後從日本回台灣的彭明敏，在基隆下船搭火車看到車站髒亂、旅客爭先恐後、車廂破落不潔，不禁感嘆他所熟悉「日本的台灣」，轉成「中國的台灣」，竟是如此光景。 戰後台灣公德退化，隨著未經生活教育的戰後世代為人父母或師表，至今未見扭轉：搭車高談闊論講手機、開車左轉搶先行、無視紅線路邊亂停車、斑馬線車不讓人、人行道騎車、吞雲吐霧要旁人分享、隨手丟垃圾、燒香焚紙污染空氣…，以致台灣的公眾行為水準，遠不如美日先進社會，只比中國文明一些。 Hello Kitty不見了，因而不僅反映公德問題，也凸顯戰後文化的「脫日入華」，與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是台灣的不幸。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對比，是把具有明顯差異、矛盾與對立的人、事、物置放在一起，進行對照比較的表現手法。運用這種手法，有利於充分顯示事物的矛盾，凸顯被表現事物的本質特徵，給予人們深刻的印象和啟示。台灣政壇上，具有如此鮮明對比效應的人，非連勝文莫屬。 連勝文二○一四年競選台北市長時，一句「我是白手起家」的話「對比」出他的家財萬貫，「對比」出他的人生道路都是坐直升機直達巔峰，頭銜不是CEO就是董事長。 上週，國民黨主席補選投票前夕，連勝文又在臉書上提出五項黨務改革意見，其中針對黨產，他主張「不該是國民黨的，一分都不留、該是國民黨的一分都不讓。」此話一出，又是一個鮮明的「對比」效應。 因為據前國民黨投管會主委劉泰英爆料，連戰在二○○○年競選總統時花了一百二十億元，時任競選總部發言人的陳學聖也證實此事。國民黨不公不義的黨產，連戰先生用了這麼多，而且錢的流向混沌不明，啟人疑竇。結果他的兒子連勝文卻在臉書上「正氣凜然」地談黨產！自打嘴巴的「對比」效應再添一筆！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台南市民）

  國民黨在地方、中央兩次選舉接連慘敗之後，政治立場向來挺藍軍、在中國深獲禮遇的星雲法師，昨天當著副總統、前高雄市長吳敦義的面，說出了「真」話。他說，「花媽市長（陳菊）比你做得更多、更有為、更加優秀！」 失敗才能叫人反省，才能讓人說真話！凡夫俗子這樣，修習佛法的大和尚也大都未能免俗。吳敦義對於星雲當面說「真」話，只能忍住尷尬、強擠微笑接受打臉了。星雲在同一場合，也讚台南市長賴清德年輕有為、有能力、有魄力。 星雲的話，沒什麼高深佛理，小市民早就知道了，選票會說話，陳菊、賴清德在上次市長選舉，分別為全國最高票、全國贏最多的市長，星雲可說是藍軍連敗後才吐真言、放放馬後砲吧，聽聽就好。換柱之前，他不是講過，蔡英文如媽祖婆、洪秀柱如觀世音菩薩嗎？ 接著就談洪秀柱，她前天在國民黨黨魁選舉大勝，勝選感言是「在廢墟中重建家園」，為什麼國民黨是廢墟？因此，「勝選感言」可說也是一種面對國民黨大敗的「敗後吐真言」。 其實，承認慘敗、廢墟，才能圖謀再舉。洪秀柱面對的問題不少，除了大多數台灣人民不認同的「一中同表」，黨產錢多多、人才稀稀落最棘手吧！ 敗後吐真言，尚有藥救，就看藥對不對症。不過，馬英九執政八年，百無一是，全面失敗，把台灣的經濟、主權、外交、教文等等都搞得像廢墟；國民黨敗成廢墟也是他的傑作，他卻仍在自駭自醉、自吹自擂政績樣樣強。此人已無藥可救，何值一哂？（胡文輝）

  當前政壇突然出現一股詭譎的氛圍。一方面，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國源形容，台灣陷入「懸浮式成長」，經濟情勢就像房子蓋在土壤液化的土地上，崩塌風險非常高。另外，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接受親中媒體訪問時表達希望中國在五二○之前釋出更多善意。同時，特定媒體則釋出兩岸服貿協議將不回溯補程序，在立法院直接審查的訊息，雖立即遭到否認，不過，此類消息夾纏不清，仍令人對新政府走向產生疑慮。 蔡英文當選後提出綠能、生技、國防、智慧機械、物聯網等五大創新產業，頻頻進行產業之旅，透顯出為台灣失落的經濟尋回成長動能，改善就業與所得的強烈企圖心。尤甚者，五大創新產業顯然以本土製造為核心，串聯地區優勢，強化產業連結，以發揮強大綜效拉抬下滑的經濟。推動五大創新產業雖然非常艱辛，卻是治療台灣經濟的正確處方。然而，台灣要達到產業自主，關鍵更在於能否戒掉對中國嚴重依賴產生的中國癮，如出口中國佔整體四成，以中國為基地逾五成的海外生產比，吸引中國觀光客為主的觀光政策等。易言之，戒掉中國癮如同解開中國綁在台灣的枷鎖，台灣的生產力才能完全釋放，注入經濟發展的活力。 然而，吾人仍憂心新政府執政時中國癮不時會有發作跡象。縱然在政治上，蔡英文採取維持現狀的作法，對九二共識絕不鬆口，只願承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雖然未必有利於台灣主權的鞏固，但礙於中國為威脅台灣的軍事強權，部分國人尚可勉強接受。但是，小英政府終究是否會受不了服貨貿有利台灣經濟的謬論誘惑，掉入陷阱之中？我們了解兩岸經貿連結程度之深，必須有法律、條約予以規範保障。然而，台灣經濟對中國傾斜已非常態，採取分散多元的解決方案，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才是重點所在。何況中國經濟呈現下滑趨勢，台灣依賴愈深，受害愈大。 再則，自由貿易被很多人視為不可抗拒的潮流，似乎只有透過自由貿易才能讓各國發揮比較利益，讓所有參與的經濟體都成為贏家。然而，自由貿易並不是萬靈丹，在法規與關稅壁壘鬆綁下，強國顯然更能發揮競爭力，具有先天的優勢。尤其，中國不是市場經濟體制，其經濟發展與產業政策不僅服膺政治目的，更經常違反自由市場規律，以國家資源補貼、租稅手段、行政措施扶植產業，形成壟斷傾銷，打擊貿易對手。因此與之簽署服貨貿協議，並未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貿易運作機制，只是變相引進國家級的對手，來摧毀本國的產業。 尤甚者，貿易常牽涉到內部的利益分配，造成紛擾衝突。台灣ＧＤＰ的成長很大部分是來自兩岸三角貿易的盈餘，一方面造成經濟成長的虛胖，一方面盈餘分配也漸向中國台商傾斜，分配於國內受僱者的比率卻逐年下降。反映在現實上，就是台灣的ＧＤＰ呈正成長，但勞工的就業機會與所得並未增加。一旦台灣與中國簽署服貨貿協議，勢必加深這種畸形經濟發展的困境。所以，自由貿易可能促成繁榮，也可能導致衰退；興衰的關鍵在於貿易的主要對手國。對台灣而言，就是中國。台灣與中國經貿往來，除了利益分配可能變成紅色企業家獨吞所謂兩岸和平紅利，就產業競爭而言，雙方產業同質性高，中國更政策性扶植其本國產業，進而以併購手段意圖染指台灣優質企業，特別是半導體產業，以建立強大的紅色供應鏈。服貨貿簽署後，中國企業如獲灌頂加持，功力大增，台灣個體戶企業豈是它的對手？ 總之，台灣要振興經濟，必須徹底了解過去衰退的根源，而此一病症顯然起因於經濟過度依賴中國所引發的併發症。台灣經濟要走上自立的道路，必先戒掉過去吸食太多中國毒品的癮頭，服貨貿就是麻痺台灣人心的毒品，若是新政府仍躍躍欲試，台灣的經濟發展就不必期待了。

  ◎駐日特派員張茂森 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正式決定在數年內將文化廳全面遷移到京都，同時也計畫將消費者廳、總務省統計局分別遷到德島縣、和歌山縣。此外，特許廳（專利局）、中小企業廳、觀光廳、氣象局等，均為考慮今後全面遷移到地方的對象，此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緩和東京一極集中的壓力、推進地方創生」的重要政策之一，也是對長期以來學者專家提出「首都機能地方分散」的首度具體回應。 京都是千年以上的古都，也是各方公認的文化城市，做為文化廳的新所在地天經地義。其他被考慮應該搬家的，還有特許廳移至長野縣與大阪府、中小企業廳移至大阪府、觀光廳移至北海道與兵庫縣、氣象廳到三重縣。這些廳處雖然先暫緩處理，但都有搬家的理由，例如大阪是日本商業重心，中小企業廳設在當地非常合理；北海道有豐富的觀光資源，把觀光廳移到那裡剛剛好。 日本國會曾在一九九二年通過「國會移轉」法律與「檢討首都機能移轉」基本方針，九五年發生地下鐵沙林毒氣攻擊事件和阪神大地震，在大災難或恐攻可能導致都市機能癱瘓的情況下，首都機能分散或移轉聲浪再度升高。到了九九年東京都知事選舉，「首都機能移轉論」成為主要爭點，當時的石原慎太郎以「堅決反對」而大勝，加上二○○一年上台的首相小泉純一郎持消極態度，「首都分散論」形同凍結。 二○一一年的三一一大地震發生後，因「計畫停電」造成眾多人口無法回家，交通的影響也讓東京的首都機能幾乎停擺，首都一極集中的弊害再度被提起，讓政府官員再度認識到「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道理。 日本決定將文化廳等中央機關逐次移到地方，不論是從平衡地方發展或緩和首都集中壓力考量，都有一定意義。台灣所有的中央部會都集中在台北，造成人口集中，不但台北壓力大，也阻礙地方平衡發展。 具體而言，例如台南市是台灣古都，把文化部移到台南市名副其實；原民會遷至原住民居多的花東地區、客委會則移到客家人較多的桃竹苗地區。台中為商業中心，高雄則是工業重鎮，可考慮把相關部會搬到適合地點。台灣幅員很小，全國都在兩小時移動圈內，不會有聯絡困難的問題。首都機能分散自然有其難度，但台灣全體平衡發展的順位應該高於一切。

3月25日PTT鄉民sexyrickysky指出：「士林地檢署指出，有資料顯示，翁郁琇確實在浩鼎新藥解盲前出脫持股，專案小組將持續追查其中有無涉及內線交易弊端。」這個新聞剛好給出一個範例：檢方向媒體透露了若干訊息，但並不完整，因為並沒有特別說明出脫持股的時間；而這種不完整的訊息，就有助於新聞議題的持續。讓他想起，《法治時報》社長黃越宏曾在節目說過：檢察官辦案有兩種手法，一種是「白道式辦案」，另一種是「黑道式辦案」。 黃社長上節目的影片（48分45秒）：   下表是根據sexyrickysky的說明，以「對照」的方式，分別列出黃社長描述的「白道式辦案」與「黑道式辦案」過程，各分五個階段。   所謂的「白道式辦案」就是『保證你沒事』，而且有以下特點：   「黑道式辦案」很簡單就是『一定要讓你死』，有下列SOP： 1. 絕對嚴格保密和遵守偵察不公開原則 偵辦過程中，不會有任何蛛絲馬跡得的新聞跑出來。 這是確保不會有新的議題生成。   1. 刻意洩漏資訊 會向媒體透露目前的偵辦進度，一直將消息放出 不過，釋出的資訊可能僅代表部分事實 透過這個操作，讓議題不斷延燒。 2. 全面封鎖 不讓記者進入辦案場所，以免記者獲得新的資訊， 產生案外案。   2. 假拘提，真搜索 依法，檢察官有拘提權，沒有搜索權 若要搜索，必須跟法院申請搜索票。 為了yoyodiy這個限制， 檢方就會先開拘提票，再拘提證人時， 在配合檢方的緊急搜索權，破門而入進行搜索 事後再依法補一個緊急搜索的說明就好。 3. 不會動用檢察官的強制處分權 偵辦過程發個傳票，請當事人到案說明， 最多發個函查公文，『請當事人提供資料』， 當事人不管提供哪些資料，檢方都會很樂意的收下 檢方絕對不會進行羈押、搜索、查扣等行為   3. 鏡頭前宣示 將被拘提人在媒體前上手銬， 代表人物：扁維拉、基隆議長黃錦泰 檢方站出來大聲說明，一定查辦到底，否則辭職向國人謝罪。 4. 對於證人說詞，一律採信絕不質疑 不會刻意去抓證人的小破綻， 不會威脅要羈押證人   4. 檢察官跟證人先串證 透過認罪協商，利誘證人， 將案情在往更上面咬。 5. 辦案通通靠筆錄 剪下、複製、貼上，最後簽結不起訴   5. 證人轉被告 送傳票傳給你，說希望以證人的身份到案說明 可是到了現場後，說你被告，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因為在刑事訴訟法裡面， 被告身分可以充分準備，有說謊權力，且要求律師陪同的。 可是證人不可以說謊，也沒有律師陪同的權力。 士林地檢署這次「抓小放大」，未見他們對「禿鷹集團借券放空」有所行動，倒對翁郁琇的交易資料，頻頻地以「擠牙膏」或「剝洋蔥」的方式「分多次」釋出，剛好符合黃社長說過的「白與黑」辦案手法：對「借券的法人」，施以「白道式辦案」，絕對「嚴格保密」和遵守「偵察不公開原則」，不會有「任何蛛絲馬跡」的新聞跑出來；而對其『一定要讓你死』的目標如翁啟惠，採取「黑道式辦案」手法，就「不斷向媒體透露」目前的偵辦進度，釋出的資訊「僅代表部分事實」，要讓議題「不斷延燒」。 根據新聞報導，我們整理出下表，可以清楚地呈現士林地檢署對「禿鷹集團借券放空」與認定「翁啟惠內線交易」，有「截然不同」的辦案態度與方式。請讀者自行比對上表的「白道式辦案」與「黑道式辦案」方式的「第一階段」。 那麼多人牽涉其中，相對於對大量「借券賣出的法人」，「將近一個月來，完全沒有進度」；士林地檢署卻在曾銘宗與《壹週刊》發動攻擊翁啟惠後，「每天都有進度」，先是針對翁郁琇賣的10幾張股票大做文章，現在則盯上小賣手中持股的公司個人，將去年10月以後「已經向證交所申報，並且已經公開」的小額賣出，都一併列入「有嫌疑的『解盲前』內線交易」。   難怪民調會呈現，對法官與檢察官的不信度任，與不公正度，各自飆達84.6%與76.5%。士林地檢署、金管會與《壹週刊》、《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與《中央社》等媒體充當「打手」，配合國民黨進行「政治鬥爭」，想必與「禿鷹集團」的「借券放空還沒來得及回補」有「非常緊密的關係」。而這個政媒組合，絕對是520後、「司法改革」與「媒體改革」首要檢討的目標。   對「禿鷹集團借券放空」辦案過程   認定「翁啟惠內線交易」辦案過程 2月27日，浩鼎解盲失敗後有人寫信到「士林地檢署檢察長林朝松信箱」，匿名檢舉「借券放空」 3月2日見報時，士林地檢署重經專組檢察官僅分了「他」字案及查詢「台灣證券交易所的借券系統查詢和櫃買中心的資料」； 3月2日，金管會表示，這是由士林地檢署主動偵辦，目前還未與金管會聯繫，尚未向櫃買中心調資料，但定會配合檢方偵辦。 3月23日，王儷玲曾一度表示，「有疑慮才會移送」，但證期局長吳裕群表示，包括浩鼎解盲前出現6,000張「借券」的調查，也移送給檢調。 3月23日，金管會透露，浩鼎解盲前，外資借券交易高達6,000多張，其最終受益人及資金流向，是在以後的第二波調查才會了解。 3月26日，士林地檢署陳錫柱發言人表示，對於浩鼎解盲前有逾6000張借券，疑有「股市禿鷹放空」，檢方也會加以調查，比對交易者身分及交易時間點，查明是否涉內線交易。   對翁郁琇的交易資料，頻頻地以「擠牙膏」或「剝洋蔥」的方式「分多次」釋出 3月23日，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曾銘宗與《壹週刊》同時發動，攻擊翁啟惠的女兒翁郁琇持有浩鼎股票3000張，金管會主委王儷玲馬上表示，「已經把所有資料都移送給檢調『併案』處理」； 3月23日，王儷玲曾一度表示，「有疑慮才會移送」，但在其昔日上司曾銘宗發動攻擊、指名翁郁琇及施壓後，金管會隨即「併案」，加送她的賣股資料給士林地檢署。 （註：顯然是「事先套好招」的表演，由此展開抹黑「翁啟惠內線交易」，再一次複製「宇昌冤案」 ） 3月25日一大早，士林地檢署放出「獨家」消息給《蘋果日報》，該報使用「極為模糊」的描述：一為「檢調另查出上月21日浩鼎公布解盲失敗，『在這項大利空前的敏感時機，翁郁琇曾買賣股票』」，另一為「檢調第一波收到的『浩鼎解盲前的100大交易名單，包括翁郁琇』，至於是買進或賣出股票，消息來源拒透露」。 3月25日傍晚17:56，士林地檢署又進一步透露給《聯合報》另一段「前言後語互相矛盾」的話，「解盲失敗前，『往前推五十大交易資料，並沒有中央研究院長翁啟惠的女兒翁郁琇出脫股票的紀錄』，但在解盲之前，『確實有將股票出脫，但數量和金流仍待查』」。 3月25日傍晚19:20，士林地檢署跟《中央社》記者公布，「在2月19日『解盲失敗前三個月』，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的女兒翁郁琇曾出脫『10幾張』股票，實際數量及金流仍待查。」 3月25日深夜23:22，士林地檢署再告知《自由時報》記者「根據翁女交易的資料顯示，她在解盲的重大訊息公布之前的3個月內，曾『陸續出脫』手中10餘張股票」。 （註：浩鼎是在2月19日收到解盲失敗資訊，並在21日對外宣布。） 但3月26日一大早，《中國時報》查詢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指責浩鼎內部11位董事及高階主管，在去年第4季浩鼎「解盲閉鎖期」前，「密集」出脫持股；其中，總經理黃秀美出脫85張，每天只賣10張，是為了「規避申報轉讓」，繼續帶風向。 指台北市調處以證人身分約談浩鼎黃秀美，在了解浩鼎乳癌疫苗新藥解盲過程，查浩鼎高層何時得知解盲失敗，「確認內線交易時點」。 3月27日一大早，《蘋果日報》「製圖表」繼續炒熱這個訊息，副董事長許友恭、總經理黃秀美在解盲前3、4個月就大賣股票，許由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共出脫103張，黃則賣了85張。解盲前4個月浩鼎13名主管共出脫667張股票。解盲前1個月，都還有副總孟芝雲、協理廖宗志等人賣股。 指黃秀美賣股的方式是以9張、9張的方式出脫，為的就是要「規避申報轉讓」。   本部落格 pfge's blog 已被推薦參加台灣部落格大賽「政經評論」組，歡迎前往「線上投票」網頁「按讚」與「分享」。  

  記者鄒景雯／特稿 即將在本週五掛牌的資安中心，不知是不是有史以來最有名無實、且曇花一現的行政法人？因為，即使掛了牌，人員竟然只有執行長一人到職，甚至將來會不會繼續晉用，都是個很大的問題，當這個資安中心已被排上了等著被廢止的行列之際。 資安中心不待周延討論就準備強渡關山的過程，是政權交接的一個負面的典型，這個中心的設置條例，是在去年底於國民黨多數的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當時，正值選舉，負責監督的在野黨都忙著競選，也或許是缺乏相關專業的警覺，於是被輕騎過關。 因此，行政部門據此「依法行政」，一路由行政院會通過，到科技部與原契約單位資策會間的後續執行，就在這個月，對外公布四月一日掛牌、一百餘人團進團出的資訊，造成相關領域一陣譁然。 政府資安、乃至科技政策的組織職掌、決策流程，疊床架屋、混亂分歧，透過這次公共議題的討論，形成很好的對話與教育經驗，例如，行政院資安辦、科技政委、國科會（現科技部）的三級現況，更何況國安會、國安局也有資安業務，過去就曾發生朱敬一原是政委，擁有一定的主導協調權，後來他轉任國科會主委，雖主管部會，卻因架構問題，被圈內戲稱淪為「小三」，而他似乎也因而此一時、彼一時，對於許多指令，在看法上時有衝突，不若以往。 將原技服中心直接轉為資安中心的問題，除了組織上的扞格，還有就是一百多人既有人員素質與功能的檢討，民進黨在這個時候以多數政府實力即將執政，這是史上第一次，對於牽涉國家安全等級的資安問題，絕對有責任開啟法制化的可能性，以針對問題，解決問題。 民進黨執政團隊的改革性，在這個案例看來，上層相對高於中層，現實性不是不對，但是對於處在歷史機遇中的領導者，這必然不是優先選項，因為機會稍縱即逝；此時此刻，人民授予權力，集體心情形同在廢墟中重建，故而，給這個國家無限的可能性，遠大於因循舊制的安定感，更容易重建信心。

  兩年前的昨夜，行政院門口爆發了一場由行政院長下令，警方強制驅離抗議群眾的衝突事件，手無寸鐵的群眾慘遭警方持警棍打的頭破血流。 然而事過二年，政府對於處理警察濫權之態度消極、幾無作為，甚至有背書的嫌疑。 在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中，為了政權的延續性且避免社會動盪，用於維穩的警察系統無法做太大的內部威權除垢，人權法治的再教育，導致許多鑲嵌於體制中的不義，並未隨著民主轉型的過程得到合理的懲罰，這也某程度解釋了當初鄭南榕為了捍衛言論自由自焚時，那位現場指揮官後來竟也一路扶搖直上變成警界之星。 因此，如士官毆小兵、憲兵濫搜、警察打人諸如此類的事件仍然層出不窮，人民的行為就像政治家漢納鄂蘭所提《平庸之惡》一般，如你我一樣的平庸之人，每一個舉動，都有可能執行國家體制所書寫在你生命裡的邪惡 常有人說，323打人的警察『他們只執行指令的公務員』，筆者想起一個德國的傳說，一名東德士兵曾射殺試圖越過柏林圍牆投奔自由的民眾，後來他被審判時，辯護律師聲稱『這名士兵僅是執行命令的人』，而法官則說：「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利」，故事是假的，但其中的道理，卻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抗議的群眾，在面對國家體制壓迫、政治被權貴壟斷出賣他們的時候，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用他們弱小的身體，去對國家機器的不義，這是無力者最後的武器；就算上級下令驅趕，警察應也有把棍棒力道減輕的權利，但我們看到的，是部分警察拿著棍棒，把群眾當成紓解318以來長時間執勤壓力的出氣筒，保護人民的警察，可能在一夕之間變成政府維穩的打手，我們要的國家是長這樣的嗎？ 在新政府即將上台之際，轉型正義呼聲四起，新政府務必謹記教訓，如果連最接近此刻的323流血衝突都無法偵辦究責，遑論要推動國民黨來台後如此龐大的歷史包袱下的轉型正義。 公布真相，並不是要打趴警察，而是讓警察有法可以依循，分清楚『執法』與『暴力』的不同，一如東西德合併之初，慣於私刑的東德警察必須重新學習人權執法一般，這不是為了報仇，是為了一個警民可以互相信任的國家。   張小博 基進側翼政團成員 

今天士林地檢署放出「獨家」消息給《蘋果日報》抹黑「翁啟惠內線交易」，只見該報用「極為模糊」的描述，再一次複製「宇昌冤案」：一為「檢調另查出上月21日浩鼎公布解盲失敗，『在這項大利空前的敏感時機，翁郁琇曾買賣股票』」，另一為「檢調第一波收到的『浩鼎解盲前的100大交易名單，包括翁郁琇』，至於是買進或賣出股票，消息來源拒透露」。到了傍晚17:56，又進一步透露給《聯合報》另一段「前言後語互相矛盾」的話，「解盲失敗前，『往前推五十大交易資料，並沒有中央研究院長翁啟惠的女兒翁郁琇出脫股票的紀錄』，但在解盲之前，『確實有將股票出脫，但數量和金流仍待查』」。 試問：士林地檢署「確定」解盲前「有賣出股票」，怎麼會不知道「賣出數量」？最好士林地檢署期待，這樣的抹黑，可以騙過所有人！還有大家也會問，該署的「解盲前」，是定義「一周前」、「一個月前」、「三個月前」、「半年前」，還是「一年前」？與臺灣證券交易所對「內線交易」的規定要件，是否符合？ 最好笑的是，到了19:20，士林地檢署總算跟《中央社》記者公布「他們隱匿一整個白天」的訊息，「在2月19日『解盲失敗前三個月』，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的女兒翁郁琇曾出脫『10幾張』股票，實際數量及金流仍待查。」23:22，再告知《自由時報》記者「根據翁女交易的資料顯示，她在解盲的重大訊息公布之前的3個月內，曾『陸續出脫』手中10餘張股票」。 請問士林地檢署：「解盲前三個月」賣股票「10幾張」，又是「陸續賣出」，等於每次只賣幾張，出脫總股數也不足列在「五十大交易名單」之內，這樣還算「內線」嗎？士林地檢署操縱輿論一整天，直到深夜才又自打嘴巴，豈不是再一次傷害司法公信力？ 更何況浩鼎業績發表會宣布「提前解盲」，是在2015年11月12日，那天浩鼎收盤價為，439.5元；「提前解盲」的宣布，並未提供該新藥是否成功與否的資訊。而這波會一路漲到2015年12月18日的755元最高價，是由於2015年11月13日清晨，MSCI突然宣布，增列浩鼎為MSCI台灣指數的成分股。 由於不知翁郁琇瑛「多次」賣出、總和十幾張的個別確切日期，只能由2016年2月21日「解盲當日」往前推算三個月，賣出的最早日期可能在2015年10月6日，那天收盤價為361.5元，根本不在浩鼎被列為MSCI台灣指數成分股的這波漲勢之內。 再看看臺灣證券交易所對「內線交易」的規定，這樣也算「內線」？我們呸！ 還有，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曾銘宗與《壹週刊》3月23日同時發動對翁啟惠的攻擊之前，剛好在3月18日的「借券」張數又增加40張，3月21日增加270張，3月22日增加370張，連續三天來「借券」共增加710張；周玉蔻更說，《蘋果日報》的頭條，所謂「市場人士」的話，都是曾銘宗給的。 相較於一般散戶的融券，「借券」主要是「法人」所特定的交易方式，根據證交所的「有價證券借貸辦法」第10條規定，借貸交易人以下列之「特定法人機構」為限，其中「出借人」限為「保險公司、銀行、信託投資公司、證券商、期貨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基金、證券金融事業、特定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政府基金、員工持股信託契約、客戶有價證券信託契約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至於「借券人」則限為「銀行、證券商、期貨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金融事業、特定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目前就浩鼎的案例、以2月26日的數字來看，浩鼎的「借券」餘額為5977張，「借券賣出」餘額為5880張，顯示浩鼎的「借券」幾乎都是用來放空，這些「借券放空」的「機構法人」，一定有得知「內線」的特殊管道。 既然一般人無法「借券放空」，以上這些資訊讓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國民黨或其利害關係人極可能以「假外資等法人」的身份「借券放空」來獲利，士林地檢署「受命」放過那些「借券放空」的人。士林地檢署故意與媒體製造這個「翁啟惠內線交易冤案」，只是想要用來轉移大家最先對「解盲前」七千多張「借券」事實的注意力。 士林地檢署這次「抓小放大」，剛好符合以下《法治時報》的黃越宏社長上節目時曾經說過的「白道式辦案」與「黑道式辦案」手法：對「借券的法人」，施以「白道式辦案」，絕對「嚴格保密」和遵守「偵察不公開原則」，不會有「任何蛛絲馬跡」的新聞跑出來；而對其『一定要讓你死』的目標如翁啟惠，採取「黑道式辦案」手法，就「不斷向媒體透露」目前的偵辦進度，釋出的資訊「僅代表部分事實」，要讓議題「不斷延燒」。 那麼多人牽涉其中，只辦小賣個人手中持股，不查大量「借券賣出的法人」，難怪民調會呈現，對法官與檢察官的不信度任，與不公正度，各自飆達84.6%與76.5%。士林地檢署與《壹週刊》、《蘋果日報》、《聯合報》與《中央社》等媒體充當「打手」，配合國民黨對個人進行「政治鬥爭」，絕對是520後、「司法改革」與「媒體改革」首要檢討的目標。 黃社長上節目的影片在這（48分45秒）：   PTT鄉民sexyrickysky (花心只是掩飾內心的空虛)：看到這一段讓我想起，法治時報的黃越宏社長上節目時曾經說過：檢察官辦案有兩種手法，一種是「白道式辦案」，另一種是「黑道式辦案」。   所謂的「白道式辦案」就是『保證你沒事』，而且有以下特點：   「黑道式辦案」很簡單就是『一定要讓你死』，有下列SOP： 1. 絕對嚴格保密和遵守偵察不公開原則 偵辦過程中，不會有任何蛛絲馬跡得的新聞跑出來。 這是確保不會有新的議題生成。   1. 刻意洩漏資訊 會向媒體透露目前的偵辦進度，一直將消息放出 不過，釋出的資訊可能僅代表部分事實 透過這個操作，讓議題不斷延燒。 這個新聞剛好給出了一個範例： 「士林地檢署指出，有資料顯示，翁郁琇確實在浩鼎新藥解盲前出脫持股，專案小組將持續追查其中有無涉及內線交易弊端。」 這段可以看出，檢方向媒體透露了若干訊息，但並不完整，因為並沒有特別說明出脫持股的時間。 解盲前兩天出脫持股，有內線交易的可能性；解盲前三個月就有在陸續出脫持股，這個就只是正常的股票交易。 而這種不完整的訊息，就有助於新聞議題的持續。 2. 全面封鎖 不讓記者進入辦案場所，以免記者獲得新的資訊， 產生案外案。   2. 假拘提，真搜索 依法，檢察官有拘提權，沒有搜索權 若要搜索，必須跟法院申請搜索票。 為了yoyodiy這個限制， 檢方就會先開拘提票，再拘提證人時， 在配合檢方的緊急搜索權，破門而入進行搜索 事後再依法補一個緊急搜索的說明就好。 3. 不會動用檢察官的強制處分權 偵辦過程發個傳票，請當事人到案說明， 最多發個函查公文，『請當事人提供資料』， 當事人不管提供哪些資料，檢方都會很樂意的收下 檢方絕對不會進行羈押、搜索、查扣等行為   3. 鏡頭前宣示 將被拘提人在媒體前上手銬， 代表人物：扁維拉、基隆議長黃錦泰 檢方站出來大聲說明，一定查辦到底，否則辭職向國人謝罪。 4. 對於證人說詞，一律採性絕不質疑 不會刻意去抓證人的小破綻， 不會威脅要羈押證人   4. 檢察官跟證人先串證 透過認罪協商，利誘證人， 將案情在往更上面咬。 5. 辦案通通靠筆錄 剪下、複製、貼上，最後簽結不起訴   5. 證人轉被告 送傳票傳給你，說希望以證人的身份到案說明 可是到了現場後，說你被告，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因為在刑事訴訟法裡面， 被告身分可以充分準備，有說謊權力，且要求律師陪同的。 可是證人不可以說謊，也沒有律師陪同的權力。 PS： 我沒有要幫特定的人士護航，所以不要急著鞭我。只是這篇新聞很符合黃社長所說的黑道式辦案的第一步，後續如何，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翁啟惠，一位國際知名的學者，不但得過許多國際科學獎項，發表的國際論文更是不計其數，而且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這樣一位台灣之光的科學家，居然因為股市禿鷹無法放空得利，就聯手無恥政客製造謠言，對其展開惡意攻擊，而無知媒嘴還一面倒地跟屁亂轟？這樣的情形再不遏止，恐怕不會再有任何人才願意為台灣貢獻！   這些謠言包括：   一、由於翁啟惠的女兒翁郁琇是浩鼎大股東，因此翁啟惠利用中研院資源無償技轉乳癌疫苗OBI-822給浩鼎，是公器私用以私害公。   真相：浩鼎乳癌疫苗OBI-822是美國Memorial 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技轉給該公司研發而成，並非翁啟惠個人技轉給浩鼎。技轉給浩鼎的研究專利是「大規模酵素合成寡醣」技術與第二代乳癌疫苗OBI-833；相關研究專利技轉給浩鼎均依政府規定辦理並收取授權金及權利金，相關技轉均以中研院名義簽署技轉合約，而非翁啟惠個人名義。   此外，中研院技轉時間為2014年4月，浩鼎申請上櫃時間為同年的8月25日，並於同年的11月17日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召開上櫃審議委員會，通過上櫃申請案。如中研院技轉浩鼎有貪腐圖利之嫌，試問如何通過櫃買中心的審議？   二、翁啟惠的女兒是窮畫家，如何承接尹衍樑3000張約九千萬台幣的持股？   真相：根據翁啟惠的回覆，依美國法律規定之「父母贈與」，包括股票（含Optimer Pharmaceuticals與其他公司）及現金。2012年，國際知名藥廠與美國Optimer研議併購事宜，Optimer決定出脫浩鼎所有持股，主動徵詢創辦人及主要股東是否願意認講，翁啟惠與其妻均婉拒。翁女兒因心痛阿姨（翁啟惠之姐）因乳癌不幸去世，決定利用父母贈與所得及歷年積蓄，認購浩鼎生技股票。認購當時，浩鼎尚未興櫃，對於高風險的生技業，難以預測公司未來發展狀況。   簡單講，就是尹衍樑當初以一股一美元的價格購買Optimer 股票時，也同時將翁啟惠贈與翁郁琇的股票一起買下，再以同樣價格要求翁郁琇買回（尹的說法是股權轉移），因此除了可能的手續費之外，根本不必花錢，因此哪來的九千萬？   三、翁啟惠漏報贈與稅？   真相：由於Optimer 成立於1998年，又因翁啟惠有美國籍，如果翁是在回台灣前就贈與子女，依稅法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課稅年度居留未達183天」，則不必繳稅。   四、翁啟惠於OBI-822「解盲失敗」的前、中、後都跳出來為浩鼎背書，有企圖影響股價之嫌。   真相：（1）不是「解盲失敗」，而是「OBI-822解盲結果，數據未呈現統計學上顯著意義」。（2）翁啟惠的相關談話均是被動接受媒體詢問，僅就浩鼎生技發布新聞稿指出，「依傳統藥物臨床試驗設計的目標而言沒有達標，但從治療性疫苗的角度來看，有免疫反應者大多數有顯著療效」所造成不同解讀，以科學的角度詮釋解盲結果所代表的意義。   總而言之，浩鼎之所以掀起所謂的「政治核爆」，其實就是因為股市禿鷹放空未成，因此聯手惡意政客企圖毀滅翁啟惠，達到讓浩鼎繼續狂跌的目的，進而再牽拖蔡英文，讓蔡英文還沒執政就先跛腳。此點從浩鼎在OBI-822解盲前，就有不正常的借券放空約六千張就可以證明！   根據規定，借券人限為銀行、證券商、期貨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金融事業、特定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因此絕非翁郁琇等個人；為何馬政府的金管會至今不敢公佈借券者？答案呼之欲出！

3月27日是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逝世18週年紀念日，特別介紹陳進的人生故事，一起來緬懷這位台灣值得紀念的人物。 陳進（1907年11月2日－1998年3月27日），出生在新竹香山庄牛埔的商人陳雲如之家，她是家中的三女。過去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女性地位從屬於男性，女性不僅沒有辦法接受教育，還要從小接受纏足，「腳愈小愈美麗」。日治時期開始，隨著新式教育制度進入台灣，女性也開始接受教育。當時開設女子學校給女性讀書，總督府更在1915年明令禁止纏足，違者處連坐法，逐漸打破「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老舊觀念。 西元1922年，陳進就讀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遇到一位好老師，足以改變學生的一生。陳進很幸運，她在學校裡受到日本美術老師鄉原古統的啟蒙。鄉原古統不只是台灣日治時期著名的藝術教育家，對於後輩的提攜更是不遺餘力。他看到陳進畫圖的潛力，於是在畢業前夕對陳進說：「妳要再去日本求學。」其實，陳進從沒想過到日本讀書，她還擔心爸爸媽媽會不會反對；沒想到父母親全力地支持她，跟陳進說：「好啊！讀書是好事。」 未滿18歲的陳進，因此飄洋過海到日本深造，很順利地考取東京女子美術學校日本畫師範科。赴日學畫不久，陳進逐漸開始在台日兩地畫壇嶄露頭角。1927年，台灣舉辦了第一屆「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陳進當時還只是東京女子美術學校的學生。父親告訴她台展資訊，也鼓勵她參加。於是陳進寄出三件學校期中作品參加「台展」。陳進的初試啼聲，一鳴驚人，三件作品《姿》、《罌粟》和《朝》全部錄取，當時同時入選的包括郭雪湖和林玉山。他們三個年輕人，年紀只有20歲，卻是當年入選台展東洋畫92位畫家中唯一的三位台灣人，被稱作「台展三少年」。 連續10年入選台展 陳進的成功絕非偶然，從1927年到1936年，連續10年入選台展，之後直接被列為推薦級「無鑑查畫家」的最高榮譽，她堅定地說：「畫圖，就是我的一生志業」。日治時期的台灣，畫家的社會地位很高，畫作入選日本帝展會是報紙的頭條新聞。繪畫，也成為台灣人揚眉吐氣的最佳方式之一。陳進的畫，不只在台灣獲獎，1934年她以大姐陳新為模特兒繪製的《合奏》入選日本第15回帝國美術展覽會，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女畫家。當時的報紙報導陳進的作品深具「台灣色彩」，陳進受訪時則興奮地說：「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誰不愛自己生長的故鄉呢？」 陳進，《合奏》，1934 （圖片：國立歷史博物館） 陳進到日本學成之後，沒有忘記故鄉台灣。她從日本回到屏東高女教書，傳承所學給台灣年輕學子。沒想到，卻有人跟她說：「妳為什麼要到這麼鄉下的一個小學校來教？又是在女學校，實在很可惜！」她把話放在心底，告訴自己一定更努力，要成功才可以。陳進教書之餘，常常就近到原民部落寫生，創作多幅原住民相關題材。陳進的畫風細膩獨特，雖然系出東洋畫傳統，但她同時吸收了西洋寫實精神和繪畫技法作為創作養分，發展出陳進特出的自我風格。原住民題材的相關畫作，如著名的《三地門社之女》，畫風卻是格外細緻雅麗，圖畫中充滿詩情表現。 陳進，《三地門社之女》，1936 （圖片：福岡亞洲美術館）陳進除了參與日本官方舉辦的「台展」和「帝展」，也參加台灣人創辦的「台陽美展」。陳進曾說：「我參加台陽展是因為我是台灣人，台陽展的成立是成立另一個藝術團體，多一個發展的機會，本來是有反抗的意思，但反抗也沒有用。所以弄一個團體，台灣人的團體，台灣人作頭，有一個發展的機會。」足見她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和充沛的感情。 我是台灣人，要畫台灣的風格 日治時期，是陳進創作的巔峰時期，陳進不只努力想做到和日本人一樣好，她更曾表達：「我是台灣人，要畫台灣的風格，而且要畫出好的作品，要比日本人畫得好，才是重要的事。」陳進努力做到最好，她也真的做到了！陳進的人物膠彩畫，無人能出其右；1945年以後，政局丕變，國民政府掀起「國畫正統性」之爭，東洋畫省展停辦10年，很多畫家因此改變創作媒材。陳進的畫作遭到很多中國畫家和藝術評論家質疑：「她是一位這麼優秀的畫家，為什麼畫作沒有任何『中國山水』或是『梅蘭竹菊』？」面對質疑，陳進雖然心裡不好受，卻沒有因此改畫水墨畫，她還是堅持畫她最擅長的膠彩畫。 陳進在40歲結婚，婚後走入家庭的她，在先生蕭振瓊扶持之下，還是全心作畫。43歲生下獨生子蕭成家，婚後的題材多以家庭和花卉為主，用畫作詮釋妻子及母親的角色。《母愛》一畫，以媳婦和孫子作為素材，雖然是簡單平凡的題材，在陳進細膩的畫筆之下，烘托出不凡的母愛。 陳進，《母愛》，1984（圖片：台灣網路美術館） 一生就是一部台灣美術史 經歷政權更迭、時代遞嬗，陳進的一生，就是一部台灣近代美術史。她一生都在畫圖，一直這麼用心作畫。畫到滿頭白髮了，還是努力不懈地作畫。日本藝術評論家稱她是「南海女天才」，她卻謙虛地說：「我不跟別人比，只跟自己比，有沒有更進步？有沒有更突破？」人生如畫，畫如人生，陳進的畫作多以家庭為中心，以人物為題材，她的人生也是一樣順遂圓滿。晚年陳進身體不好，她的兒子蕭成家先生是一位麻醉科醫師，在美國行醫。在陳進晚年，兒子回到台灣照顧陳進，直到91歲去世。 陳進，自畫像《思》，1965（圖片：台北市立美術館） 陳進是台灣第一位女畫家，她在日本治台時期並未選擇做日本人，始終堅持以「台灣女兒」身分畫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寫下台灣女性藝術家的先河，連日本人都對這位台灣女畫家豎起大拇指。她師出東洋、融合西方美學，以女性特有的細膩雅致，以台灣文化為底蘊發展出最富韻味的陳進人物膠彩畫。我們ㄋ看陳進的畫，就像是看陳進的一生，她畫裡的女性，是她心中理想的台灣女性，看似嫻雅端莊，卻一點都不柔弱，眼神勇敢又堅強。 在過去清一色男性的台日畫壇，陳進顯得特別，人們以「陳進先生」稱呼她。陳進用膠彩、用繪畫巧妙地表達自己的理念，在舊時代裡展現出現代台灣女性的理性自決，堪稱台灣女性第一人。她對藝術的執著、熱忱和專注，對我們來說是最寫實的勵志故事！ 時序來到今日的台灣，女性已經撐起半片天，台灣更已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我們期待未來的台灣，是一個多元平等、性別友善的進步國家，台灣的性別平等，可以一年比一年更進步。當有這麼一天，我們不用特別強調「女」總統、「女」畫家、「女」醫師，這就將是台灣最接近性別平等的那一刻。

  媒體強調「獨家」，通常意味著有人放話。標題「進擊的藍巨人！王金平傳辭立委、接任海基會董事長」，更是標準的試探氣球。 報導的內容說，蔡英文的兩岸布局，陸委會傾向內升，海基會也鎖定藍營，而且也已探詢過王金平的意願。王金平本人並不排斥云云。只不過，王金平的幕僚開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希望蔡英文能接受「九二共識」，或間接表達兩岸同屬一中的意涵；二是王金平希望能取得國民黨同意，也就是黨進黨出的意思。從這個條件說來看，筆者才敢斷言這是請鬼拿藥單。 首先，蔡英文如果接受「九二共識」，接受「兩岸同屬一中」，那她和馬英九有什兩樣？別說是綠軍，就是中間選民恐怕也會炸鍋。如今，洪秀柱果然當選國民黨主席，找機會開除他是遲早的事，以王金平的優柔性格，搶先發動中常會同意他跨黨派合作，料他沒有這個膽識。因此，放話者可能是潛在競爭者，甚至不排除是對他磨刀霍霍的挺柱人馬，下手前的欲加之罪。 王金平的政治前途由他自己智慧判斷，吾人以為，他不適任海基會董事長有兩大理由：一是眷戀權位，優柔寡斷。王金平政治生涯所展現的風格，總給人一種戀棧權位的印象，關鍵時刻提不起、放不下，這樣的人如何與共產黨打交道？節骨眼上能堅毅捍衛台灣的利益嗎？ 二是政商綿密，義利不分。海基會自辜老以後，逐漸庸俗銅臭化，義利不分，特別是江丙坤時代，幾乎成為紅頂買辦的俱樂部，就連林中森下台前也急於籌組基金會，扮演掮客代理人。王金平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政商不分的人脈，現在鬧得滿城風雨的「浩鼎案」，政、學、商一鍋炒，不就是他牽猴仔而來的嗎？ （作者為新北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