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發現法國郵政（La Poste）的網頁中，稱呼台灣為台灣共和國（République de Taïwan），而並非中華民國，再度引起不少人對中華郵政應否復名為台灣郵政的討論。 歐洲人無可避免要與法國人打交道，而法國人寫錯亞洲國名，導致郵政延誤經常發生，筆者公司的其中一間法國供貨商，以特快專遞（EMS）寄貨品樣辦來香港，但怎知出現數天延誤。原來法國人以為香港是日本的一個城市，在郵件上國家寫上HONG KONG, JAPON，結果貨件寄到日本郵政手上。日本郵政大概經常遇上此等怪事，就貼上有日本郵政標記的糾誤標貼後，把貨件送到香港。法國郵政不理中國抗議，稱呼台灣為台灣共和國，成為第一個承認台灣共和國存在的官方機構，實有務實考慮。 國民黨以意識形態考量，拒絕將中華郵政正名為台灣郵政，實屬一大錯誤。在英國統治時期，英國永遠不會在香港郵票上加註英國國名，在地址上，亦不會要求香港地址加註聯合王國作國名，一百多年以來都是讓香港在郵政上獨立存在。因為以英國和香港之間地理距離，一旦有任何郵誤，對香港和英國雙方郵政機關、收件人和寄件人造成的困擾相當大。而對做電子商貿的商人，因政治造成的延誤，在商譽上的損失，更是政府無法賠給他們的。多少郵件因馬英九的荒謬政策誤寄到中國，而造成各方的損失，不知有沒有人認真算一算。 儘管一九九七年，中國因鴨霸政策，強令香港郵票使用中國香港之名發行，但中國都知道貨件延誤的問題造成不良影響，至今寄到香港的郵件，所用國家名稱仍是香港，而中國郵政和歷史遠比中國郵政來得久的香港郵政之間亦互不統屬，香港和中國之間郵政仍視國際郵件處理。既然中國可以因實務理由，讓香港在國際郵件上「獨立」，筆者實在看不出台灣郵政正名會激怒中國。如果中國這樣都要抗議，只證明中國何等不講理，世人會有眼見的。郵票和郵政機關正名為台灣才是務實之道，筆者相信中國和台灣都會在郵政機關正名上獲得實質好處，堅持反對正名的人才是務虛不務實。 （作者為居港英籍時事評論員）

  余杰 ／中國流亡作家 中國軍事科學院的學者王衛星在新華社下屬的《國際先驅導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台灣新總統蔡英文因為單身而「極端化」、「情感化」，將會給兩岸關係帶來災難。 這篇文章顯示了中共御用學者還沒有學會如何用文明的方式表達和溝通，他們的思維方式冰凍在文革時代的「鬥爭哲學」之中。為了得到主人的賞識，他們在寫作中不惜使用最粗暴和最下流的人身攻擊的方式，將跟他不一樣的人看作是異類、異端和歧視的對象。對此，《紐約時報》評論說：「對許多台灣人來說，王衛星的文章強化了他們對大陸的一種印象，那就是大陸為了詆毀台灣可以不擇手段。」這種文章只能讓台灣人（包括一部分清醒的中國人）認識到，中國跟台灣的距離絕不僅僅是一道狹窄的台灣海峽，中國與台灣的差異乃是野蠻與文明的差異。 這篇文章儼然是向所有單身人士宣戰。台灣有超過三百萬的單身人口，中國的單身人口則超過兩億。王衛星對選擇單身的生活方式的蔡英文所發出的惡毒攻擊，當然波及到台灣的三百萬單身人士和中國的兩億單身人士。按照王衛星的觀點，他們都是「極端化」、「情感化」的，甚至有缺陷的人。這樣的人似乎不宜擔任高級官員。 王衛星對蔡英文單身身分的攻擊，完全可以移用到韓國總統朴槿惠身上─朴槿惠是女性，也是單身；也可以移用到小布希時代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萊絲身上─萊絲是女性，也是單身，而且還是黑人（很多中國人心中都有秘而不宣的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然而，在世人眼中，韓國和美國跟中國相比，誰更文明、進步呢？稍稍看一下移民的流向就一清二楚了。 更有趣的是，王衛星對蔡英文單身身分的攻擊，也可以一字不差地轉移到在胡錦濤時代曾經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身上。吳儀是女性，也是單身，是那十年裡中國最有權勢的女性，在清一色是男性的中共政治局的圈子裡一枝獨秀。 此前，中共體制內曾經出現過三名女性的政治局委員，但她們都是「夫榮妻貴」，而且沒有一個人生活幸福─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林彪的妻子葉群和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唯有吳儀是靠個人的本事由平民升任高位，在世貿談判和ＳＡＲＳ危機中表現亮麗，成為少數在中國民間形象頗為正面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香港作家董橋評論說，這個感情生活一片空白的政壇女強人，終於贏得了一位女記者一句搔了癢處的話：「以吳儀的冰清玉潔，中國的臭男人還真沒有一個可以配得上她！」 當然不能因為蔡英文單身，就說台灣沒有一個男人配得上她，因為單身只是蔡英文個人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已。王衛星和中國的專制衛道士們該閉嘴了。

  小英政府上任滿十天，一連串「療癒系政策」首發成功！台灣人民馬上感受到改變，感受一個新政府啟動新思潮，引領台灣新方向。 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已冰消瓦解、隨風而逝，錯誤的政策被埋葬在歷史垃圾堆；所謂另一個國民黨、上次執政的民進黨，都俱往矣！在新台灣、新思潮、新時代，已沒有它們的空間與位子，以後不應也不會重現了。 馬英九政府執政八年來，台灣人民被桎梏、被壓迫、受委屈、受傷害…，實在太大太久了，解除桎梏、去掉壓迫，小英政府首發的就是「療癒系政策」，讓台灣社會療傷止痛、精神解放。 閣揆林全首發就撤告遭馬政府控告的太陽花學運人士；教育部撤掉黑箱洗腦課綱；解除學生服裝儀容禁制、不再以處罰對付學生；避免專法專享專用，長期被少數人把持，也決定廢除紅十字會法；不公不義黨產要在轉型正義法案處理；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等，小英政府也有漂亮的起手式…。 以上都是多數台灣人民皆曰要撤、要廢、要解禁、要改革的，馬政府卻意識形態無限上綱，仗著執政濫用公權力，壓迫人民順從。小英政府的解壓，就是一種療癒。 馬執政八年來，全面倒向中國，台灣人民最擔心被鎖在中國，最受苦的就是經濟沉淪，但是，馬把台灣整得百孔千瘡，不是一帖療癒系政策就能治好的，且下藥太猛的震盪療法，恐反受其害。 小英政府首發拚經濟的南向政策、千億創新轉型基金、百億太陽能計畫，不難看出優先次序及內攻外守戰略部署大方向。 嚴峻考驗才剛開始，小英政府成敗對台灣未來太重要了，療癒系政策首發成功，但絕不可絲毫自滿鬆懈，像「蔡八天勝馬八年」的話，絕不可聽，蔡總統曾說「八年累積可能比不上八秒失言」，應以此時時自惕！ （胡文輝）

  長期籠罩在憂鬱氛圍的台灣經濟終於出現一束曙光，四月景氣燈號終結連十藍，轉為黃藍燈；而台經院調查的四月「營業氣候測驗點」，製造業與營建業雙雙上揚。然而，景氣燈號綜合判斷分數在黃藍燈的下限邊緣，顯見復甦之路仍然步履蹣跚，恰如台經院所說，當前景氣可用「九彎十八拐」來形容，起伏變化很大，很難判斷是往好還是壞的方向走？ 當前台灣景氣衰退比金融海嘯時期更嚴重，乃是受到週期性與結構性問題的雙重衝擊。因此，新政府上任伊始即由經濟部優先推動百億太陽能計畫，與農委會協調出約一萬公頃土地，預計每年可發八十三億度電，帶動百億元以上投資。而國發會主委陳添枝也推出「三駕馬車」政策，將利用國發基金成立規模千億元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設立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鎖定五大創新產業，促進投資。整體計畫希冀以政府力量帶動民間投資，解決投資不足的問題，並引導產業轉型，以工業4.0與網路時代思維生根本土，並登上世界平台，接受全球的挑戰與競爭。 某些人認為，振興經濟的正確作法是改善投資環境，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質疑新政府的政策實質上是計畫經濟的復活，背逆了自由經濟的精神，注定將徒勞無功。此派看法主張政府的功能在強化基礎建設，解決電力用水土地等問題，自然能吸引企業擴大投資，形成正向循環。這些主張看似合理，其實是書生之見，並未貼合台灣經濟再起的需求。此因，台灣經濟之所以陷入「困經濟」，係因投資不足，而且並非缺資金，係缺乏投資機會；換言之，民間資金充沛，卻對國內投資缺乏信心，因此資金大量外流。因此，政府必須對症下藥，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博採眾議，了解全球的產業趨勢，由此制定出產業轉型升級計畫，並由政府挹注資金，引導企業的跟進、配合，形成官民資金合擊，方能將民間的投資能量激發出來。 其實，某些人認為中國對新政府有關九二共識的回應不滿，採取抵制措施，台灣經濟的復甦將充滿變數。這樣的看法非常弔詭，台灣經濟之所以會受到中國不當干預的影響，係源於對中國過度依賴，因此改進之道並非維持現狀的穩定，而是應該努力降低對中國的依賴，方為上策。由此觀之，新政府多方參與區域整合，並多元化發展經貿，反而才是振興台灣的正確藥方。此派人士不思徹底改革結構性問題，卻要求新政府對中國的壓力屈服，以求延續台灣經濟被邊緣化角色，令人匪夷所思！ 尤甚者，對中國的嚴重傾斜，造成台灣海外生產比超越五成，阻礙就業與薪資的提升，而經貿利潤大多數歸於台商，尤其少數紅頂商人，導致所謂兩岸紅利被少數人壟斷，也無助所得的成長與分配，反加劇貧富差距。亦即，台灣對中國經貿愈傾斜，台灣社會的矛盾就愈加深。更嚴重的是，台灣經濟將失去成長動能，陷入日本式的失落與沉淪。反觀降低對中國的經貿依賴，無異解決以下幾個台灣經濟的重要問題︰分配與成長不均衡；永續發展遭短期榮景蒙蔽；虛胖的ＧＤＰ掩蓋了就業與薪資的低迷；海外生產基地的龐大妨礙產業在本土的生根；代工的成功導致研發創新品牌遭到忽視；舊產業的根深柢固壓縮創新產業成長的空間等。 新政府上台後，國事繁複萬端，必須有所取捨，擬出優先順序。而兩岸關係的穩定，並不操之在我，我方只要表達適度善意即可，無須多所著墨，反而攸關全民福祉的經濟則應為施政當務之急。新政府以太陽能產業與扶植產業的千億基金打前鋒，雖未必能見到短效，但長期發展可以樂觀看待。特別是政府既要大力發展綠能產業，則以產業鏈最完整的太陽能為首發，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在景氣循環的規律下，台灣經濟逐漸冒出綠芽，再加諸結構性改革澆水施肥，則往日榮景的恢復應可期待。

比起對岸那個中國在國際上的打壓，臺灣島上的中國才是造成我們走不出去的主因。 不需要建國是因為我們已經有國家了？只要臺灣人還無法跳脫這層思考，那緊抓住中華民國體制的「維持現狀」就只會是深陷泥淖而已。

  台北市大巨蛋爭議遲遲未能解決。(中央社資料照) 台北市大巨蛋爭議遲遲未能解決，市政府雖要求遠雄必須在三個月內改善，否則，就為終止契約的宣示，但能否解決問題，實不得而知，卻已凸顯BOT案糾纏於公、私法領域的複雜關係。而如果以目前的發展來看，關於大巨蛋案所涉及的刑事不法，尤其是前總統馬英九所可能涉及的圖利罪，恐將因此被稀釋。 針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據政府採購法第99條，亦適用政府採購法的相關規定。故類如大巨蛋BOT案，對外所為的招標與決標的程序與決定，就屬行政行為，相對人若有不服，自得為行政救濟。惟就得標廠商與政府所簽訂的投資建設契約，卻又屬民法性質，若有所爭執，勢必得以民事訴訟為解決。同時，在這樣的邏輯思維下，如大巨蛋案免除權利金之行為，恐也會落入私法自治的領域。 又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12條第1項，關於政府與廠商間的權利義務，乃以契約約定為原則，只有在無約定時，才適用民法的規定。所以，北市府在發現大巨蛋有重大瑕疵時，欲依民法第514條第1項，在一年內可解除契約，乃以無特別約定為前提，若契約已有特別規定，此條文即無用武之地。若強行解約，反可能使北市府步入進退兩難之境地。 雖然，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52條第1項，在碰到廠商興建公共建設，出現工程嚴重落後、重大瑕疵等狀況時，主管機關除要求定期改善外，亦可接管轉由第三方接手，甚至終止契約等方式，以來避免類如大巨蛋之類的工程陷入僵局。惟此等規定，實賦予主管機關極大的權限，就與契約平等的精神相違背，致僅能是最後與最不得已的手段。況且，一旦市政府行使如此的強制措施，就正式宣告談判破裂，此案就會進入長期，甚至是永無休止的訴訟戰，大巨蛋就肯定成為台灣最貴的廢墟。 而大巨蛋案所牽扯出複雜的官商圖利之情事與情結，若能加以證實與定罪，北市府自可主張契約違反法律強制規定而無效，致無庸負起任何的買回責任，甚至還可因此向遠雄請求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的賠償請求。只是目前圖利罪的成立，不僅在客觀上要有圖利行為，更須在主觀上明知違背法令。故以大巨蛋案免除遠雄權利金來說，雖屬圖利，但依促進參與公共建設法第11條，只言明簽訂契約時，應依據個案記載權利金，卻無明文上、下限。且依第12條第1項，關於此等契約乃被界定是私法關係，任何權利金的約定，即便下降至零，也會被認為是私法自治的領域。 甚而證諸現行的BOT案，免除權利金者，亦所在多有，尤其在促進參與公共建設法中，多有授權行政機關須給予得標廠商最優惠的租稅與融資，則在法律授權極為廣泛下，包括免權利金與同意變更設計等等的圖利行徑，實難認定是違背法令，致陷入治罪困境。 更糟的是，現行圖利罪並不處罰未遂，這也代表，即便能認有圖利，但若無人受有利益，也無法成罪。而最高法院於2013年3月曾做出決議，而認為須扣除建造成本、稅捐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仍有所剩餘，才能該當於圖利罪的所謂獲利。則於未來，不管北市府是請求遠雄拆蛋回復原狀、第三方承擔續建、自行鑑價買回或者進入長期訴訟戰，於大巨蛋建造與營運成本驚人，且已無啟用後得以營利下，所謂解除或終止契約的動作，實等同宣告無獲利的可能性，故就算有公務員圖利遠雄，也將因此成為未遂，致屬於刑法不罰的行為。若果如此，大巨蛋案就從弊案、怪案中被正式漂白，涉及此案的相關公務員，自也從此脫身。 故從大巨蛋的解約困境，就暴露出目前BOT案的一個大問題，即在強調契約私法化與自由化下，不僅使政府無法有效施展公權力來制衡廠商，也使原應為公益存在且為大眾所享有的公共建設，成為不折不扣以利益為導向的商業中心。而針對相關公務員的刑事究責，也將因後續完全以民事途徑為解決，致因此稀釋犯罪的不法性。

今天最勁爆的新聞是，中國的國民黨被趕下台後，好像開始「質變」了。藍營的立委們變了口味了，他們只愛台灣不愛「中華」了，他們終於理解，原來使用「中華」這個名稱是被人「矮化」了。  莫非這就是中國所謂的「地動山搖」？  國民黨團今天下午在立院發動突襲，提出權宜問題，針對衛福部長林奏延在WHA 只提「中華台北」，沒有提台灣，有矮化國家之嫌。要求行政院長林全和林奏延道歉。 （請參考【自由時報：藍委發動立院突襲 黃國昌嘆：快休克了】）  藍委：自稱「中華」就是被「矮化」    看到國民黨今天這副衰相，孫文和黃花崗烈士們大概會欲哭無淚吧？ 同一則新聞中，時力立委黃國昌說國民黨這個舉動「快要令人休克」，他直言國民黨是「一個只會叫囂，沒有理念，不會論述，連基本邏輯能力都有嚴重問題的政黨。」  相信台灣人也都有同感，看到國民黨這副模樣，真令人哭笑不得。   同一條新聞，民報的報導則更為露骨。  衛福部長林奏延率團參加 WHA，演說中沒提「TAIWAN」，總統蔡英文認為稱謂「沒被矮化」，但綠營自己人對吐嘈。不過，在野的中國國民黨也跟著狂酸，那可就有趣了，莫非國民黨也學會了扣「紅帽子」，進化成台獨了？【民報：修理WHA事件當強項，中國國民黨進化了嗎？】  國民黨人拋棄「中華」擁抱「台灣」，應該是2020年奪回政權的第一步，民進黨要小心了。   國民黨勇於認錯，用於改變是好事。不過他們攻擊民進黨「矮化」台灣是不對的。因為「中華台北」這個東東不是民進黨發明的。  按：「中華台北」是馬朝在2009年參加 WHA時所使用的名銜。他們用這種不倫不類的名稱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討中國的歡心。下面是台灣當年參加WHA 的大致經過。  國共內戰後實際控制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於1971年失去聯合國的「中國」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次年第25届世界衛生大會(WHA)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席位。自此，台灣遂與 WHO 及 WHA 絕緣。  自1997年起，「中華民國」政府(李登輝總統執政)每年都嘗試以不同名義重新參與 WHO 及 WHA，但均遭到 WHO 秘書處的拒绝。  2003年SARS爆發，有感於對抗疫情需要，美日歐國家開始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 WHA。礙於國際輿論壓力，中國政府終於2009年同意台灣参加世界衛生大會。同年 5月，台灣行政院衛生署署長葉金川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WHA。（詳情請參考【維基百科】）  看了這份記錄，令人恍然大悟。原來那個「矮化台灣」的名稱，正是馬朝開始使用的。似乎「矮化台灣」是國民黨的特權，民進黨無權這樣做。  矮化台灣是國民黨的特權  國民黨自兩蔣時代就非常厭惡並忌諱「台灣」這兩個字。我們這一代台灣人都有這樣的成長經驗。那個時代的台灣，你可以說你是山東人，湖南人，福建人，但你要是脫口而出說聲「我是台灣人」，那就等於是說粗話。 你會被嚴厲糾正，被斥責，「大家都是中國人」，他們會提醒你，說你的祖先來自中國，在台灣根本沒有「台灣人」。「台灣人」是「閩南人」，「台灣話」也被「正名」為「閩南話」。所以，寇老比較乖巧，每次遇到這種場合都只會以「我是桃園人」回答，那樣就可以省掉麻煩。  記得孫運璿當行政院長的時候，有立委質疑，說他每次提到台灣時都使用「復興基地」這個名詞，避免碰到「台灣」這兩個字。寇老在台灣討生活期間曾經親眼看到「省政公報」指示各級機關學校，在任何文書中只能用「臺灣」，不准用「台灣」。  在「動員戡亂」時期，「台灣」兩個字是髒字，台灣人說一聲「台灣」比罵人「Ｘ你娘」還要嚴重。呂秀蓮當年喊出「我愛台灣」口號，在美麗島事件中被移送軍事法庭審判，坐了十多年的叛亂罪大牢。   很多中國人喊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雖然明知是無厘頭，但是看他們的陶醉相總是令人不忍心澆他們冷水。想不到才2016年國民黨人就凍未條了。國民黨人警覺使用「中華」兩個字是被矮化，使用「台灣」才有尊嚴。他們改變得這麽快這麽準這麽狠，真令人有今夕何夕的感覺。  END 

1895年5月29日，前來接收臺灣的日本近衛師團於澳底(今新北市貢寮區三貂角一帶)登陸，時為臺灣民主國成立第四天，征臺戰役正式展開。 圖為近衛師團登岸後拍攝之影像，出自1935出版之《史蹟調査報告. 第1輯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 延伸閱讀： 1895.4.17 馬關條約簽訂 http://www.twmemory.org/?p=9335 1895.5.15 唐景崧發表《臺民布告》，開啟「臺灣民主國」序曲 http://www.twmemory.org/?p=9539 一張圖秒懂「臺灣民主國」 http://www.twmemory.org/?p=9545 1895.5.25，臺灣民主國於臺北成立情境 http://www.twmemory.org/?p=9591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針對台灣新政府以行政命令廢止馬英九時代的「課綱微調」，中國國務院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不同的道路選擇決定不同的前景。如果民進黨當局以後一種選擇來寫自己的答案，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後果。」這名發言人殺氣騰騰地干涉他國內政，完全是一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嘴臉。 此前，中共試圖暗渡陳倉地將洗腦教育的模式複製到香港，通過香港教育局推出「國民教育綱要」，要把百年來早已習慣了自由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訓導成唯命是從、閉目塞聽的專制國家的臣民。殊不料，以黃之鋒爲代表的數萬名十五六嵗的香港中學生，真正是《義勇軍進行曲》中所説的「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他們挺身而出，走上街頭，包圍香港政府總部，進而獲得家長和社會各界的支持，最終迫使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梁振英收回「綱要」，維持原狀。此一事件成為香港本土意識覺醒的催化劑，中共「偷雞不成蝕把米」，可謂弄巧成拙、顏面掃地。 729反洗腦萬人大遊行，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圖片來源：湯惠芸，公有領域） 在香港遭遇敗局之後，中共又企圖到台灣來扳回一城，粗暴干涉蔡英文政府否決馬英九政府「黑箱課綱」之決定。中共刻意迴避的事實是：推倒「黑箱課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年輕的中學生林冠華甚至以身相殉，台灣為此掀起了一場「中學生版的太陽花運動」。因順應此一主流民意而當選的蔡英文政府，不可能繼續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必定會否定「黑箱課綱」，破除大中華、大一統的天朝意識形態，在教育中彰顯台灣主體意識。中共如果因此就用「文攻武衛」之方式「懲罰」台灣新政府，不僅不會壓服台灣民眾的意志，反而會使台灣與中國像磁鐵對立的兩極一樣越來越遠。 林冠華（圖片來源：蘋果日報資料照片） 中共出手幫助馬英九等台灣的統派力量，兩者聯手讓台灣的教育回到白色恐怖時代的局面。可是，白色恐怖時代台灣的教育中充斥着「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內容，與中共妖魔化中華民國的教育可謂針尖對麥芒，難道中共一覺醒來就忘得乾乾淨淨了嗎？在兩蔣時代，國民黨將共產黨與台獨併列爲兩大「毒」，恨不得斬草除根、以絕後患；如今，國民黨和共產黨同流合汙，一起對付讓他們頭痛的台獨。歷史之斗轉星移，讓人感慨萬千：有的敵人可以變成朋友，有的敵人則永遠是敵人。 共產黨支持馬英九的「黑箱課綱」，說明當年兩岸教育中的某些具體內容雖然南轅北轍，但本質卻驚人地相似──一言以蔽之，都是「黨化教育」。黨化教育必然是黑箱操作，必然體現壟斷權力的獨裁政黨的意識形態：它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它是封閉的而非開放的，它是獨斷的而非討論的，它是虛假的而非真實的。正如學者徐賁指出的那樣：「黨化教育把一黨的意志與意識形態強加給社會，強加給學校，既然是強加，就不需要得到社會和人民的認可。⋯⋯學校教育制度是受政體所控制和支配的，在現代極權中，當局掌控著教育經費和人員資源的分配，校長職員官僚化、教師被贖買或者甚至學官化是必然的結果。」當年台灣的教育和今天中國的教育，不正是如此嗎？ 當年，兩岸除了不遺餘力地妖魔化對方以外，台灣的教育還有一處跟中國有所不同，那就是共產黨要打倒傳統文化，國民黨要保存傳統文化。國民黨保存傳統文化，絕對不是對傳統文化本身有多麽熱愛，而是認為傳統文化中的「忠君」觀念可以轉化為現實中需要的「忠黨」觀念。蔣介石非常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親自指示説：「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中小學校國文、歷史與中國文化相關課程至少佔一半，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蔣介石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但蔣介石本人爲了獨佔權力，多年來坑矇拐騙、殺人放火，無所不用其極，何嘗在乎過「禮義廉恥」？蔣介石的著眼點，乃是用奴隸的倫理道德來取代現代公民意識。馬英九和王曉波們或許會爲「黑箱」的命名而感到委屈：在兩蔣時代，教育部門從來都是如此行，自上而下地頒佈課綱，為什麼現在不能這樣做？蔣介石可以輕鬆自如的做到的事情，馬英九卻絞盡腦汁也做不到。不是馬英九不如蔣介石聰明和殘暴，而是時代變了，人心變了。 中共當然希望台灣永遠維持兩蔣時代黨化教育、愚民教育的傳統，這樣才能「兩岸一家親」、「相看兩不厭」。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本人就是黨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流水線生產出來的一件「殘次品」，習近平當然不願意看到台灣的年輕一代都是「太陽花」、香港的年輕一代都是「黃雨傘」，而且，自由是有極大的感染力的，必然港台年輕一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必然影響到中國的年輕一代。在此意義上，中共對台灣廢止「黑箱課綱」感到驚恐，不僅是擔心擺脫黨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台灣年輕一代成為「天然獨」，更是害怕中國的年輕一代因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成為行動上的反抗者。 習近平的精神世界被「冰凍」在毛澤東時代，他像恐怖電影中的喪屍一樣以吞噬人的靈魂為樂。歷史學者馬勇在《從領導集團知識背景看未來十年中國政治走向》(link is external)一文中分析説，由於這一代領導人很小就離開了校園，離開了書本，特別是那時最盛行的價值觀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因而不論這一批年輕人多麼愛讀書，他們差不多都具有嚴重的知識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確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鑄過的世界，是意識形態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濃厚的蘇俄傾向。親蘇俄的同時，當然是反美和反西方。習近平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素養，直接決定了他的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取向。馬勇更強調説：「這一代政治領導人有深厚的毛澤東情結，對毛澤東的政治藝術非常崇拜，在他們靈魂深處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毛澤東影子。這是這一代領導人獨一無二的財富、特徵。」所以，寄望於他們主動開啓政治改革，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 台灣是一個正在走向成熟的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教育必然與之配套，正如徐賁所論：「民主國家的教育是獨立的，它並不需要對政府唯命是從、俯首貼耳，它所從事的是民智開啟和理性教化的事業，因此能夠幫助受教育者對宣傳保持較強的獨立思考和認知識別。所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只要人民自己珍惜獨立思考和自由言論的權利，只要他們確實能夠行使自由選舉政府的權利，他們就不會選擇一個給自己戴上思想枷鎖的政府，也不會允許一個效力於訓練順民的教育體制。」毫無疑問，無論是馬英九還是習近平都不可能讓台灣回到黨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模式。

近日，台灣學生制服的話題又上媒體版面了，各種主張百家争鳴。有人認為制服限制了學生們選擇穿着的自由；有人認為有制服的硬性規定，就會有調皮的學生故意服装不整或違規修改制服；有人認為制服可以減輕弱勢家庭子女的服飾費用負担。 在日本，除了「不良學校系列電影」裡的誇張造形之外，真實世界裡很難看到故意服装不整或違規修改制服的情形。頂多是把裙子的腰圍捲個兩、三折，讓裙尾迷你一點。是日本學生不懂得追求自由人權嗎？是日本没有調皮的學生嗎？還是日本買不起便服的弱勢家庭特別多呢？ 其實日本學生很懂得追求自由人權，他們在1960年就有33萬名學生去包圍國會，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比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早了半個世紀；日本高初中的覇凌事件毎年都要出人命，他們的壞學生不會比台灣少；日本的國民所得一直是高出台灣一大截的，買不起便服的家庭不會很多。那為什麼日本没有制服問題呢？為什麼日本的學生們會如此乖乖的穿制服呢？道理很簡單，因為日本的學生制服品質太好了，好到讓人愛不釋手。 日本的學生制服品質有多好呢？除非是身高體重變化，穿不下去，否則三年下來，頂多縫幾個釦子，還有八成新，給弟妹接手或送人都不失禮。 眼尖的朋友可能會發現日本的學生制服就是漂亮，但是很少人會去探討為什麼日本能全面的、持續的維持學生制服的亮麗、耐穿與高品質。 在日本，即使是大人世界的高級服飾，也很可能是歐美名牌，中國製造。但是，學生制服幾乎清一色只是進口原料的羊毛、綿花，之後在國内紡紗、織布、染整、設計、剪裁、縫製、行銷的。也就是説，日本的學生制服是純日本製的最高級成衣（外套、冬装、夏装、体育服装、書包合計7-8萬日圓）。這麼好的衣服，難怪没有人會拒穿，没有人會想去違規修改。 日本的小學生最懷念的學校生活排行榜裡，永遠的第一名是「營養午餐」；日本的各級學校的教室、體育館的防震規格訂得特別的高，天災時就是理所當然的避難所；日本的公立小學没有制服，初中、高中無分私立、公立，都採用純國産的最高級服飾當學生制服，生活保護世帶（甲級貧戸）子女的學雜費、制服費由地方政府支付。他們讓孩子們無分貧富，從小的食、衣、住都有機會接觸最好的，識貨的人才做得出好貨，難怪日本製的品質就是讓人没話説。 曾經問一位市級教育委員會的會長：「日本的校長、行政人員不會収指定制服的回扣嗎？」，對方反問我：「父母會偸吃小孩的便當菜嗎？」 「父母會偸吃小孩的便當菜嗎？」 讓我只想地上挖個洞往裡頭鑽的一句話，台灣的校長、行政人員還真的是収營養午餐回扣者有之，収制服回扣者有之，収工程回扣者有之。唉！ 楊憲勲 旅日醫師，平埔文化工作者

　衛福部長林奏延在WHA演講時，因為主要使用「Chinese Taipei」，沒有強化「Taiwan」，引起朝野的批判。我個人也不滿意，畢竟最希望官方在國際場合能以「台灣」自稱。不過，誰都可以反彈，就只有國民黨沒有資格。 　　因為「Chinese Taipei」這個奧會模式，是國民黨定案的，馬英九曾據以禁止青白紅旗進入足球場，過去八年參加WHA也「中華台北」掛在嘴上。如今林奏延在相同場合照用，該黨理應鼓掌叫好，倍感欣慰，怎反過來抗議，又要雙林道歉呢？實在半暝吃西瓜，精神錯亂。 　　連勝文及洪秀柱也大發酸話，說民進黨欠葉金川一個道歉，或反諷綠軍雙重標準。怪怪！如果需要向葉金川道歉，表示蔡政府合乎國民黨標準，那他們的立院黨團又憑什麼要雙林道歉呢？反之，如果林奏延需要向國人道歉，那表示馬政府與葉金川用「Chinese Taipei」也是錯的，如此，又有誰欠葉某一個道歉呢？國民黨的雙重標準，實在莫衷一是，神經異常矣！ 　　重點是，這次和以前不同，小英並沒有接受「一中原則」，而馬政府以前參加是遵照老共的一中模式。這使得前後之間，有著不同脈絡，形成了不同意義。 　　以我們最在意的「台灣」一詞來說，獨派用的時候是有國名之意，但中共也常說「台灣當局」，就不存在國家之意味。馬英九更不時講「台灣」，但他的用意會和獨派一樣嗎？當然不一樣，因為他主張一個中國，台灣只是中國一部分，自非獨派「台灣國」之意。 　　使用或理解一個詞，必須根據客觀、情感、文義脈絡，而不能孤立來看，否則中國口中的，馬黨口中的，小英口中的，獨派口中的「台灣」，豈非都是同義？於是變成中國視台灣為獨立國家，或獨派主張台灣為中國一省，不是太不真實了嗎？ 　　同理，「Chinese Taipei」的意思，也隨客觀脈絡而有所不同。當馬集團支持一中原則，認同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那「Chinese Taipei」的意思，即等於「中國的台北」。他們即使提到「Taiwan」，也等同「中國的台灣」之意。這不是矮化，難道是石化？其實，國民黨既然高談「一中，只要在國際場合不講「R.O.C 」，而用其它化名，就是自我矮化了。 　　小英因為不接受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在此客觀脈絡下，林奏延講「Chinese Taipei」就不是「中國的台北」之意，而是「中國之外的以台北為代表的華人政體」。這當然還是有矮化，因為未能表現「國家」位階，不過至少具有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意義（「華人」不等於「中國」）。小英說沒矮化，自是與先前比較，並沒有矮化成「中國台北」或「中國台灣」。 　　再強調一下，重點是，小英婉拒了一中原則，所以林奏延口中的「Chinese Taipei」，自是不同於奉行一中的馬集團口中的「Chinese Taipei」。前者獨立於中國之外，後者是中國的一部分。 　　當然，用Chinese Taipei參加國際組織，本就自我矮化，從國民黨始作甬者，也矮化了二、三十年，這是台灣的悲哀，這次雖不滿意，也只能勉強接受，畢竟國際現實令人感慨。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國民黨因奉行一中，屈從中共，才得以成為WHA觀察員。這次，在小英拒絕一中，在中國潑猴罵街之下，我方照樣順利來去WHA，等於突破了中國「一中框架」，算是好的開始。 2016.5.27 圖片來源:台灣賦格FB

  衛生福利部長林奏延在WHA上只有使用Chinese Taipei，不刺激中國，又不傷害台灣人的方法很多，蔡英文團隊多的是文字方面的專家，蔡英文就職演講就是一個的很好的例子。如此處置，令人失望。(中央社提供)   蔡政府的衛福部長在 WHA的英文演講在台灣造成喧然大波，導致很多人、包含筆者，對小英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實在可惜。 很多人認為林奏延的問題出在沒有用Taiwan這個字。其實問題不在演講時有沒有用Taiwan；問題在是否用Chinese Taipei，以及Chinese Taipei如何用。蔡政府官員與有的名嘴用蔡政府面對中國的壓力必須忍辱負重，來替蔡政府開脫是不能成立的。 為什麼?   林奏延的問題出在演講的前半分鐘與最後半分鐘兩處。 第一處： “I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my gratitude to Dr. Margaret Chan and the secretariat for the efforts to facilitating Chinese Taipei’s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in these assembly(ies).” 這一段是在感謝Dr. Margaret Chan 對Chinese Taipei 的幫忙。事實上，Margaret Chan 就是把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夾帶在邀請函的搗蛋鬼。林奏延不當場抗議已經夠孬了，還要感謝人家，真是孬上加孬。林奏延即使想當小孬不當場抗議，也用不著去「謝謝人家欺負你」，去當大孬孬呀！ 所以，謝謝Dr. Margaret Chan 這一句段話是可以不提的。這一段感謝的話不提，就不會附帶提到Chinese Taipei’s，就不會衍生自我矮化的問題。退一步說，即使孬到要謝謝Margaret Chan, 也可以把謝詞中的Chinese Taipei’s 改成 “our” 呀。開會的人都知道是台灣的部長在講話，林奏延用”our”，當然指的是「台灣的」呀！這與中國的壓力有什麼關係？ 第二處： “… 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f Chinese Taipei…” 這半句翻成中文就是「支持Chinese Taipei的二千三百萬人民」。這半句的最大的問題在於把ChineseTaipei和二千三百萬人民做連結。這可能是以前國民黨也沒作過的。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f XXX」，這XXX可以是國名、地名、團體名、屬性、種類等等。Chinese Taipei 既不是國名也不是地名；那筆者要請問，Chinese Taipei到底是什麼團體、屬性、種類呢？假如它是一個團體，那這個二千三百萬人就是沒有國家的人民團體。假如它是一種屬性、種類，那它是中國或中國人的什麼呢？把二千三百萬人和Chinese Taipei 聯在一起成為一句話，又沒清楚的定義，等於隨意指涉台灣人「妾身未明」、什麼都不是，就是不尊重、就是對台灣人莫大的侮辱！ 其實，不刺激中國，又不傷害台灣人的方法很多。用「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f Taiwan」，並不表示台灣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可以考慮的選項。退而求其次，也可以用轉變上下文或介系詞的方式，讓「Taiwan」二字出現的時候讓人感覺是地理名詞，這樣就不會得罪中國。可以用的方法至少包括: “… 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f my country…” “… 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in Taiwan…” “… 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n Taiwan…” “… to support our 23 million citizens…” “… to support us…” 等等。 這些中性又不侮辱自己的用法，和中國的壓力又會有什麼關係？ 有人會說「Chinese Taipei」國民黨也用過呀。不過，國民黨是中國黨，它並沒有像民進黨一樣號稱要保護台灣的主權與自主性，本來就是被人民唾棄的，民進黨要向國黨民學習嗎？ 在文字的處理方面，蔡英文團隊多的是專家，蔡英文就職演講就是一個的很好的例子。所以WHA 大會中為何會出現Chinese Taipei 應不是偶然的。這就是為什麼會令人失望、甚至憤怒的地方。問題是：為什麼蔡政府會選擇做這樣的文字處理？是林奏延的意思，是蔡英文的意思，還是她們兩人之間的號令系統中其他人的意思？ 蔡政府欠台灣人、尤其是支持者，一個說明與道歉。

記者鄒景雯／特稿 衛福部長林奏延在世衛大會（ＷＨＡ）演說自稱「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算不算矮化？在台灣這個特殊的國家，似乎總要看人出菜，由政黨的國家定位主張來決定，因此經常出現應然與實然的對立，甚至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 衛福部長林奏延在世衛大會（ＷＨＡ）演說自稱「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算不算矮化？（資料照） 這種病態現象，在二○一六年的今天，不應該被政治菁英視為理所當然，毫無羞愧之感，如果他（她）認為價值與誠信很重要的話。 這個國家到底叫什麼名字？目前的學名是中華民國，俗名則是台灣，這樣的描述應該可以包容最大光譜的國民所認可。因此在國際場域以「Chinese Taipei」自稱，這是強權壓力下的妥協，絕對出於不得已。 如此待遇，如果為的是換取參與，對抗孤立，先求存在，再爭長短，那就是忍辱負重；反之，如果是形式主義，選舉需要，自鳴得意，驕其妻妾，那就不僅是自降國格，而且唾面自乾。 自二○○九年馬政府首度派員以觀察員身分出席ＷＨＡ以來，不斷受到民進黨的批評與責難，主因是這是前政府接受「九二共識」前提後的產物，當時的在野黨擔心在一中框架下，限制了台灣未來的選擇權，因此多數民眾同意其反對有理。也因為這樣的異議，維護了必要的國際視聽。 當年的長期反對者，現在成為執政黨，事前發生中國透過港籍幹事長在邀請函以「二七五八」鬼畫符的干擾，新政府也做出了澄清，但是衛福部長抵達日內瓦後的行為表現，國安系統行前應該要備妥教戰手冊，訓令其秉持戰術的一貫才對。 不料林奏延寶貴的五分鐘演講竟自己講出「Chinese Taipei」，返台後獲總統接見，蔡總統再加碼：林部長在稱謂上沒被矮化，意圖就此定調，但不少國人不解這麼做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其政策效果與前總統有何區別？新政府至今的決策說明顯有不足。 忍辱負重這個詞造得很好，願意忍辱，才能負重，若不能坦言忍辱，如何自證足以負重？這是一個心志的問題，處理國政，尤其關鍵。

歷經十七年餘，新政府終於將健保卡「鎖卡」的最後灰燼，掃進歷史裡。 鎖卡，是對付繳不出健保費者的終極手段，過去甚至直接「扣卡」，當場沒收，留下一臉錯愕的欠費者，有的只好乖乖地繳保費，更有無力繳保費的，只好忍著病痛，難堪地從排隊掛號的人潮中掩面離去。 其實，在使用者付費的商業行為模式下，「要享受當然要付錢」、「沒付錢，請走人」，天經地義。所以歷經三朝政府，都將鎖卡當作催繳保費的法寶，只是在輿論及民意的聲援質疑中，放寬鎖卡的條件與層次而已。 但是，健保畢竟不是單純的商業保險行為，它的設計基本上還是一種社會安全機制。欠費者可能是惡意或過失拖欠，有更大部分是無力繳費，在就醫時扣卡，無異是在民眾最需要援助時斬斷其後援，更與社會福利安定社會精神背道而馳。正因為如此，所以後來才有大法官四七二號解釋，「對於無力繳保費者，國家應予適當救助，不得逕行拒絕給付」，及稍後健保法修法因應、紓困方案等，對於低收入戶，透過社會救助體系協助。不過，對於邊緣戶，因一時的家庭變故繳不出保費者，相關法規仍未鬆手。 事實上，欠費者是否可以直接鎖卡，是有爭議的。若我們對於欠稅者，都未祭出禁止他使用納稅人的錢來建造的公共設施，那鎖卡限制欠費者的就醫權益，也不應是單一選項。 而且健保制度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設計：強制納保。只要具國籍，就須納保，沒有選擇權，因此，也就不應該單以繳費與否剝奪其就醫權益。就如同欠費者，可以透過催繳、限制出境等行政手段克竟其功，催繳保費也可以有其他手段，而不應該迷戀鎖卡的強效。取消鎖卡，必然造成些許故意鑽漏洞者，但是，制度的維持，須待體系的完善，不能期待不義的手段。 全民健保的設計時空背景，基本上是在台灣經濟最景氣的產物，所以全部是在「繳費當然是能力所及」的邏輯下運作，對於弱勢團體的欠費者等的規劃就相對殘弱，所以才會出現「天價滯納金」、無業者的六類人口比當紅影視明星繳更多健保費等等畸形現象。 新政府的健保起手式，開始健保的新正義。讓欠費催繳「橋歸橋，路歸路」，為新政府喝采！ （作者為台北醫學大學衛政中心副研究員）

立法院三讀通過地方制度法條文修正案，各級地方議會正副議長及鄉鎮市民代表主席選舉，將改為記名投票，肯定會促使台灣的民主政治更加透明，有助於終結長久荼毒地方府會運作的黑金共犯結構。 大致而言，無論是地方縣市長或各級民意代表，法律所給付的合法待遇，對於一位有實力投入各級選戰的地方人士，根本不具吸引力，許多想藉由選舉擔任公職的政客，對於政治的憧憬是一種投資。 就民意代表而言，如果當選了，「民權初步」投資回收的第一桶金，就是議長或代表主席選舉賄選款。議長選後，投資更大的議長當選人第一桶金就有待仔細規劃，於是藉由審議預算各種名目操控地方政府運作，在一般人心目中視為理所當然。四年屆滿後的選舉，大部分仍然是由這些「有頭有臉」的人繼續當選，難怪地方常流傳一句話：匪類罔匪類，有錢擱有地位。同時也造成了地方政府預算幾十年一毛未刪、豬仔議員自肥，以及地方政府形同破產的世界奇觀。 李全教條款的通過，全國選民應該給立法院按個讚。 （作者為公務員，桃園市民）

前幾天政論節目上常常聽到關於陳水扁前總統是否應該參加國宴的討論，專業醫師陳順勝說明這些活動有助於病人健康的恢復，然而，有些名嘴卻是不以為然。這些名嘴提到如果陳前總統出席國宴，代表其健康無虞，應該立刻取消保外就醫，他們強調保外就醫只能從事醫療相關活動。我由衷希望，這種論調只是泛政治化。 其實，因為心理影響生理健康的情況，在學術上多有記載。這種只能從事醫療活動的論調，就與過去對精神病患者只能被關在醫院及療養院等無異，我們早就應該摒棄這種過時的觀念。在學術與醫療上，都是鼓勵患者多多參與社交與正常活動，如此不但可加速患者的恢復，並且也是對於人權的尊重。這幾日看到這些過時且沒有同理的言論，我由衷希望，這只是泛政治化，而不是心態上對醫療理解的完全落後。 （作者為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助理教授）

  ◎ 劉岫靈 軍人進入校園的歷史背景，源自一次世界大戰的軍國主義，即獨裁政府透過將「軍人」置入校園，以履行監督控制功能（監控校園師生思想與行為），稱為「教官」，這樣的軍國主義制度在民國初創時即進入中華民國。目前為止，這群教官的薪水依據職級約六萬到十萬元不等，退休後同步領取退休俸，全國教官人數二千餘人，年度預算百億。然而就學校的本質功能而言就是講學與研究，且不容國家機器的專制介入，這就是憲法學術自由保障與釋字三八○等多號解釋建構的「大學自治」、「校園自治」的核心所在，學校的主體就是學生與老師，並輔以專業的文職成員而運作。國家機器，不得僭越。 一九八○年代進入「民主轉型」，教官的存在理由消失，但威權遺緒使之另尋各種荒謬的理由。首先，為維持軍人繼續待在校園，教育部以行政命令強制校園必修「軍訓課」，為教官找到新理由，而後各種莫名理由相繼出爐，例如軍訓課教學、學生生活事務處理、學生諮商、訓練軍樂儀隊等都必須仰賴教官。但是大法官釋字三八○、四五○號直接指出「軍訓課」不能由政府強制規定為必修，教官教課理由喪失。於是乎穿著軍服在校園不教書要幹嘛？只能繼續找尋新的理由。教授專業科目？這是教授群負責的功能。處理學生生活事務？這是文官組成的生活輔導組的功能。幫學生諮商？這更是專業諮商師帶領的諮商中心的功能。訓練軍樂儀隊？這是專業音樂師資的功能（還能訓練出管弦樂團）。維護校園秩序抓壞人與壞學生？這是擁有司法警察權的駐校警衛與校警隊的功能。 一九九○年代台灣進入「民主時代」，教官已無功能與正當性，其存在的真實理由是—教官乃作為軍隊體系疏處冗員的管道，廢除教官，他們將無處可去。據此立法院於二○一三年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做出附帶決議，二○二一年教官全面退出校園，八年的過渡時間為的就是體恤與保全這批末代教官的生活。二○一六年最流行的荒謬理由是—「校園需要教官管理制服，才能消除學生貧富差距，讓學生免於選擇穿衣的困擾」。校園軍人們，請沉默地帶著最後的尊嚴，離開這本不屬於你們的校園吧！ （作者現任職國立大學講師，台灣大學博士生） 想起當年解除髮禁… ◎ 王顥勳 教育部近日解禁校園服儀，要求校方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此公告一出，衛道人士又開始搬出各種理由反對，某教官更在臉書發表見解，認為服裝統一有維持社會正義的作用，可以保障家境貧窮的學生，不會因治裝而使校園出現階級差異。該位教官的言論，吸引不少人的支持與尊敬。 在此首先要呼籲，軍人存在校園，就是社會不公義的表徵，一個不公義的存在者談社會公義，本身就是很荒謬的事。若真要論及社會正義，教官在校園中坐領高薪，卻不具教育專業，如此不正義的情事，請教官先反省自己退出校園的問題。再者，若真要論及社會貧富的階級問題，請正視過往軍公教高額的退撫福利，造成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平。請從根本的體制上，修正個人與企業賦稅的巨大差異，彌補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而不是用保護弱勢之名，行教育威權管理之實。 筆者高三那年，時任教育部長杜正勝宣布解除公立中學髮禁。當年也有一批思想反動者跳出來，指控這樣將導致老師難以管教、學生會把心思花在打扮上、有錢人可以設計有質感的髮型造成階級差異，如此教育系統會崩壞，將教養出一群不受教的小孩。如今十年快過去了，教育有因此崩壞嗎？ 當年不受髮禁教育的這批學生，也差不多逐漸離開校園，步入職場社會，難道這批青年學子的能力，會比過去受髮禁教育出來的人要差？還是說，我們需要一群在校園受到單一價值規訓習慣的人，好在步入職場後可以好好配合職場上的單一思維，成為一個不會思考、不懂改變、不願挑戰傳統的職人。接著，又會出現一股批評聲浪從背後出現：「台灣人沒有創意、不會創新，品牌行銷輸給西方國家。」 外在的穿著打扮，就很需要創意與巧思；外在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種自我行銷。這是無形創意與自我行銷的訓練過程，而我們的教育卻在學習能力最強的中學生階段，將小孩胡亂發想的創造力給扼殺了。 （作者為期貨交易員，台北市民）

記者鄭琪芳／特稿 今年ＧＤＰ再度陷入「保一」困境，台灣經濟持續低迷，新政府想要振興經濟，雖有進步空間大的優勢，但經濟問題積弊已久，起步艱難，新政府不僅沒有蜜月期，還要與時間賽跑，因民眾經歷馬政府八年無成，耐心所剩無幾，新政府若無法落實相關政策，儘快做出一些成績，恐怕會更快失去民心。 近10年經濟成長率 近幾年台灣經濟表現不佳，ＧＤＰ不僅落居亞洲四小龍之末，且遠低於全球平均，顯見台灣經濟問題不能完全歸咎「大環境」，中國因素的影響更是既深且遠。我國出口及投資高度依賴中國，「三角貿易」（台灣接單、海外生產）雖讓企業賺到不少錢，對ＧＤＰ也有貢獻，但投資及就業都在中國，勞工面臨工作難找、薪資停滯等問題。 另兩岸經貿連結不斷加深，台灣的資金、人才、技術等大量外流中國，助長中國紅色供應鏈崛起，台灣企業卻因習慣依賴中國的低生產成本，錯失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及時機。如今，紅色供應鏈的排擠效應持續擴大，並有意挾龐大資金入侵台灣策略性產業，成為台灣產業最大的威脅。 當前台灣經濟情勢嚴峻，內有景氣低迷、產業結構轉型、分配不均等重大問題；外有中國紅色供應鏈進逼、全球金融市場震盪等威脅。新政府提出以五大創新產業等政策，推動經濟結構轉型，達到「創新、就業、分配」，雖然政策方向是正確的，但能否達到效果，還要看新政府的執行力。

去年有一期《紐約客》(New Yorker, May 4, 2015) 刊載一篇書評，引介一本絕版書的再出版，是十二世紀英國民間流傳的一個長篇「寓言故事」，叫著《雷納狐》(Reynard the Fox)，給成年人看的。不要想歪了，不是限制級的意思，而是諷刺成人世界才有的爾虞我詐、欺上暪下、唯利是圖、口蜜腹劍等等，不是兒童不宜看，而是兒童看不懂。據說這本書也影響了另一本政治名著 ─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The Prince)，可能是因為該書也提到，一個君王該同時顯示狐狸的精明與獅子的勇猛。不論如何，兩本書都可以說是政治厚黑學的經典。 書中的主人公叫著雷納，是一隻狡猾成性、毫無亷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狐狸；他有一回要長途旅行，就邀了一隻老實的兔子古渥結伴同往。古渥剛開始有些疑慮，怕雷納心懷不軌，但雷納擺出「吳副」的樣子、歪著頭、縐著眉誠懇地說：「你有什麽好擔心的呢？你想想看，你是草食性的、我是肉食性的，我們吃的東西完全不同，所以在一起絕不會為了爭奪食物而起衝突啦，你說是不是啊」。IQ不如柯P的古渥一想，這話蠻有道理，我們各吃各的、相安無事，路上還有照應，就歡歡喜喜地跟去了；但還沒到目的地，雷納肚子一餓，就把這個「自走餐」吃下肚去。可憐的古渥再也沒料到，雷納不會搶他的食物吃，但是會把他當食物吃。 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經濟快速崛起，是從落後經濟竄升為開發中經濟的一個異數；其他東南亞、中南美洲、或東歐的國家，要跨進開發中國家的門檻，無不顯得舉步維艱，障礙重重，唯獨中國好像輕而易舉、一蹴而及；即使是當年我們台灣的「經濟奇蹟」，至少也是經過三、四十年人力資源的持續累積與生產技術的逐步升級，才進入亞洲小龍之列，似中國過去每年持續兩位數的所得成長率，幾乎古今全球絕無僅有。當然最近這一、兩年，中國經濟開始露出疲態，原因也不難理解，不過本文所關注的，不是中國經濟在高速衝剌之後的放緩，而是在於中國從起步到時速百哩，何以能夠像超跑一般，比別人快這麽多。 有些人會把中國特殊的發展動能，歸功於其勞動人口眾多、消費市場非同小可，其他國家當然望塵莫及；這種理由經不起分析，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倒因為果的說法。光是比人口的話，印度不見得差多少、一些非洲國家也沒有在怕；但是對他們而言，人口數所代表的意義，乃是耗費糧食、耗用能源、耗損公共資源的一種沈重負擔，對經濟成長反而是一種下墜的拉力，成為無法擺脫貧窮的主因。同樣的道理，人口眾多也不等於消費市場享有規模經濟，因為在人口成為勞動力之前，一般人民沒有勞動所得，何來消費能力？沒有消費能力，何以支撐起一個呑吐快速的消費市場？所以用膝蓋想也知道，一開始如何讓嗷嗷待哺的上億人口，轉化為取之不盡的勞動力與用之不竭的消費能力，才是問題所在。 我們若檢視中國經濟的起飛，不難發現在這件事情上，台灣人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也就是台商大舉西進所提供的資金、人才、技術、行銷能力，正是中國這隻狐狸的養分來源。中國自1978年底與美國建交後，就想把台灣一口吞下；1979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裡面指出「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就是要推動「三通四流」，也就此開啟了台商投資的大門，而且自此以後，中國外經貿部、國務院、對台工作會報、全國人代大會、中央與地方的國台辦等「匪偽機關」，以及葉劍英、李鵬、楊尚昆、江澤民等「匪酋」，無不卯足全力對台招商，果真中國對台灣的招手有如雷納對古渥的邀請，統戰陽謀完全奏效。李登輝總統雖然提出「戒急用忍」政策，規定赴中國投資要申請核准並需經由第三地「間接三通」，以為可以技術干擾打消國人投資熱，結果大家若不是直接偷跑、就是先赴避稅天堂，進了「巴拿馬文件」，再轉往中國。陳水扁總統時祭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更只是喊話性質，反而更多科技業者也絡驛於途，台灣數十年建立的產業聚落與供應鏈，幾乎完全移出斷裂。就這樣，推動台灣當年經濟起飛的功臣，在中國推動了另一次更驚人的經濟起飛。十年前在新加坡參加一次國際經濟研討會，聽到一位外國經濟學者說：「沒有台商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不知是該笑、還是該哭。 今天台灣經濟被中國「磁吸」二十年，已經呈現嚴重的虛脫，做為台灣老百姓，唯一能讓我們稍稍「苦中作樂」的，就是馬英九的「六三三」因此而跳票，但是真正要受苦的是我們老百姓，而且連他馬的說要捐的半薪都還拿不到。近來不少產官學大人物紛紛大聲警告「紅色供應鍊崛起」，他們指出台灣與中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角色已經由「互補」轉變為「競爭」，而台灣在人力、技術、資金、市場等各種先天條件上都喪盡優勢，在國際政治經濟胍絡上也被中國成功孤立或邊緣化，所以未來台灣經濟帶給新政府的挑戰，令人難以樂觀。我們對這種慢了二十年的後見之明，實在忍不住要吐槽一下：就是同樣這批人當初編造出各種「政治正確」的理由，為台商投資中國聲援，什麽「政經分離說」啦、「和平演變說」啦、「比較利益說」啦、「和平紅利說」啦，遇有反對聲音則拋出「違背自由經濟」、「閉關鎖國」等大帽子，不去中國是大逆不道。如今這些人都默不吭聲了，他們不可以用「此一時、彼一時」來正當化他們過去的振振有辭，因為「此一時」收的果正是來自「彼一時」種的因。紅色供應鍊的崛起不是一朝一夕，紅色供應鍊的崛起也不會自動自發，若不是二十年來台灣人猶如「一江春水向西流」，中國如何由生產上的生手學徒，一躍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強敵？若不是台灣政府與業界欠缺經濟上的「敵我意識」與戰略規畫，誤信大膽西進、互利互惠的短視謬論，那裡有今天全球對之束手無策的紅色供應鍊？換個說法，若不是有天真無邪的台灣兔，那來不可一世的中國狐？很遺憾，新政府無視於中國狐的吃人夠夠，仍然選出一批台灣兔為內閣的財經官員。琥碧戈柏在一部電影裡說：「如果我們不懂得從今天學習，明天有什麽用呢？」同樣地，如果我們連昨天的教訓都學不會，明天又能怎樣？

  二○○六年我應「美南台灣人夏令營」之邀出席擔任主講人，那一場在德州奧斯汀舉辦的大會一開始，司儀宣布唱美國與台灣國歌。「星條旗」的美國國歌我當然知道，但「台灣國歌」是哪一首？當然不可能唱「中國國民黨黨歌」所代理的所謂「國歌」。我心想，會不會是我們在島內活動中經常唱的「台灣翠青」，或是「海洋的國家」？果然，在「星條旗」最後一句歌聲「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結束後，莊嚴卻又祥和的歌聲接著響起：「太平洋西南海邊，美麗島台灣翠青…」。 這首由蕭泰然教授作曲、鄭兒玉牧師作詞的「台灣翠青」，和另外一首「海洋的國家」（王明哲作曲、林永生作詞）經常在許多台派聚會中被傳唱。我們「台灣教授協會」每次開年會，都會合唱「台灣翠青」，或再加唱「海洋的國家」。許多人認為這兩首歌很適合當台灣的國歌，我頗有同感，但不要只唱福佬語（台灣閩南語），最好能再加填華語、客語、南島語歌詞，四語都唱，以示多元融合。 這幾年來蔡英文女士經常出席海外台僑的聚會，想必也經常聽到「台灣翠青」和「海洋的國家」。我不確定她在聆聽這兩首歌時是否和我同樣感動，但我確信她對這兩首歌應該不陌生。這次蔡總統的就職典禮，除了所謂「中華民國國歌」（中國國民黨黨歌）她無法拒唱之外，我本以為這兩首已經在我們海內外台灣人聚會中傳唱廿多年的歌曲會被唱出來。但是，小英總統沒有安排這兩首歌，而是唱「美麗島」。 為何不唱「台灣翠青」而唱「美麗島」？試想，「台灣翠青」歌詞中有「共和國憲法的基礎」，這和小英楬櫫的「中華民國憲政架構」如何相容？「獨立今在出頭天」的歌詞，更讓「維持中華民國現狀」的政見尷尬。 但「美麗島」不會有這種尷尬。「美麗島」的作曲者李雙澤是標準「大統派」，而原作詞者是台灣道地詩人陳秀喜，這首歌唱起來可統可獨，隨人解釋，可以看成是「中國人的美麗島」，也可以是「台灣人的美麗島」。這種解釋起來可以左右逢源、依違兩可的歌曲，很符合小英的個性（或說策略）。我們從小英新政府的組合，可以看到她這種性格與策略。尤其最需要台灣主體立場的外交，竟然可以找立足「一中」立場的藍營人士來擔任，令人瞠目。 從就職典禮唱「美麗島」而不是「台灣翠青」，可以想見台灣真正獨立建國的路途還遠。這次大選，大部分獨派團體都力挺小英，相信今後獨派對於蔡總統所有立足台灣主體立場的政策也依然會支持。不過獨派萬不可因小英的性格而鬆懈，啟蒙大眾宣揚獨立建國，更應積極推動！ 何時才能在總統府唱「台灣翠青」？先停唱「中國國民黨黨歌」的「偽國歌」，再來解答這個問題。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