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學教華語的女老師，突然冒出驚人的話，「小馬哥不是有馬小九嗎？小英也有蔡想想和蔡阿才，他們的決策圈不是小圈圈啊！他們決定國家大事，一定會問他們才對。」圖／取材自蔡英文臉書   小英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被人罵得臭頭。 謝被罵是「威權打手」，林被罵「論文抄襲」，小英講錯話，「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更是被深綠的昆蟲訐譙，「蔡英文，F....you」，台灣話訐不夠，還要英文「F....」。唉！ 廚房烽火連天，沒人呆得住。謝、林辭職不幹了，拍拍手，Bye Bye，滿肚子辛酸。 小英廚房的火燒得更烈，她可沒有 exit 門可逃，必須待在裡面，又要滅火又要燒菜。燒的菜好吃不好吃，都被罵。 我們一群七老八老的台灣同鄉，在天堂澳洲的鄉村俱樂部，風和日麗，談天說笑，一談就是小英。 「唉！她為什麼不當蔡家的千金小姐，無憂無慮，快快樂樂，去幹夭壽的台灣的夭壽總統？那不是人幹的，真可憐！」好像是綠的太太，惋惜地說。 「她才不可憐，是自作自受，活該！她根本是馬英九2.0，女版馬英九，看鏡子找人，小圈圈決策，不亂，不衰，才怪！」不知是藍是綠的先生，忿忿地罵，「有人說小英是蔡家被寵壞的老么」。 「不是啊！她是阿扁2.0，童子軍治國。」另一位當過董事長的老人家，低聲地說，還平靜地加一句，「她還說『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大家服從就好。」 我滿頭霧水，想起老友家博教授，以前罵過小英身邊的三個小女生，說他們像阿扁的馬永成。前幾天，謝文定為自己的「威權打手」辯解，氣死了家博，出來大翻舊帳。家博是林家血案的「主角」，被謝關在圓山審問好幾個月，花了好幾千塊美金（那時很大一筆錢）的律師費，後來被列入黑名單，多年不能回「故鄉」。他愛台灣，把台灣當故鄉。 又是把台灣搞成國不像國的馬英九，又是被馬關成百病叢生的阿扁，我聽不下去，插口說，「小英不像馬，也不像扁。她不像馬，一上台趕盡殺絕，把阿扁抓起來，把前朝百官掃地出門。她不僅沒有整碗捧去，還大量用藍營的前朝大臣，李大維、張小月、馮世寬、陳添枝、鄧振中，算都算不完。她也不像阿扁童子軍治國，她的林全內閣都是七老八老的老男人，女生比『他，馬的』都少，真見笑。」 有人罵她小圈圈、「文青治國」，她的團隊卻是「又老又藍不夠綠」。有人罵她看鏡子找人，找錯人。「看鏡子，怎麼會找到這一群老藍男？」，一位當過醫師的老友問，「她根本連鏡子都沒看，看的話，她會嚇一跳，鏡子裡一點她的美麗倩影都沒有，有的是一群又老又醜的大男人，壞看！」 我不覺得我在替小英說話。一位留學德國的同鄉卻聽不慣我說的話，「她名不符實，《時代》週刊選她為封面人物，說她像德國的梅克爾。 她一點也不像。人家梅克爾堅持自己信念、沉穩內斂、大膽決策、不畏批評，小英決策搖搖擺擺，哪裡像？」 我的老友施正鋒教授罵得更凶，說小英「個性悶、自卑、優柔寡斷，沒有理念、理想，做錯決策也拉不下臉調整，技術官僚、談判出身，喜歡按部就班，用舊內閣、小圈圈，甚至連『幫凶』都找來用，但危機處理如果沒有決斷力，就會措手不及，火往她繞過來。」 一位退休的昆大研究員，對正鋒的看法很不以為然，反駁說「小英不是從善如流，知過能改，接受各方建言，把謝文定和林錦芳換掉了嗎？不只黃國昌讚美她，連金恆煒都滿口好話。你們要她怎麼辦？要她死啊！」 「馬英九自我感覺良好，死不認錯，他才不會像小英這樣聽別人的話呢！」他話一完，一位中學教華語的女老師，突然冒出驚人的話，「小馬哥不是有馬小九嗎？小英也有蔡想想和蔡阿才，他們的決策圈不是小圈圈啊！他們決定國家大事，一定會問他們才對。」 我們一愣，聽不懂；一驚，忽然茅塞頓開，和聲喊叫，「對！有想想和阿才，小英為什麼要聽那些名嘴教授的胡說八道。」 傍晚，夕陽西下，清空萬里，昆大的大學湖特別美，和老婆走路回家，老婆說，「你不要罵小英了！」

         日前，蔡英文總統撤回司法院正副院長的「謝林配」，準備另提人選，法學界及其他民間團體多表肯定，因為威權時期嶄露頭角的謝文定與林錦芳，和台灣近三十年的民主發展歷程不但格格不入，而且各有被起底的「黑資料」，謝文定是中國國民黨政府過去鎮壓反對運動時，許多重大政治案件的受命檢察官，儘管還有其他更為惡性重大的司法打手，但他的幫凶身份是斑斑可考的；林錦芳也被掀出在司法院秘書長的職位上，配合馬政府迫害對阿扁總統仗義直言的洪英花法官，儘管她的頂頭上司更是「拍馬屁」的高手，但她做為馬英九眼前「紅人」，毫無疑問也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對這些劣蹟，小英總統先前可能有所不知，誤以為這兩位是司法界的人中龍鳳；但經媒體群起批露、學者當面直諫之後，小英總統在立法院下會期開議之前總算決定換將，化解掉立法院綠營立委是否「選擇服從威權（總統）」的兩難。        小英總統撤回咨文的決定無疑是正確的，代表她經過月餘的長考，終於不再固執己見。但政治行為是一回事、背後的意涵往往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要想瞭解這次事件是否代表小英總統明瞭自己犯了識人不明的錯誤、而引為日後施政的鑑戒，是否給那些仍然存有威權遺緒的官僚一記當頭棒喝，是否足以讓全民對未來的司法改革重燃信心，則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究，在撤回提名當下，兩位當事人及小英總統對外發表的聲明所傳達出的訊息，只有如此才能明瞭當事人之所以主動求去、以及小英總統之所以首肯的真正理由。否則有如危機一解除，大家就「舞照跳、馬照跑」，不知回頭檢討危機從何形成，那麽只怕很快就會重蹈覆轍，要面對更多、更大的危機；只有從過去的錯誤汲取教訓，才能真正產生「化危機為轉機」的效果。        因此當謝林兩位辭去提名後，我們並不會因為「不做官的人最大」，就選擇事過境遷，不再議論此事；也不會像某些八面玲瓏的政客覺得「他們兩位是委屈了」，就選擇息事寧人，任憑他們發發牢騷。對他們臨去秋波的書面「聲明」，我們還是要慎重其事地回應，不容許真相陷入各說各話的迷離狀態，否則理虧的一方會有僥倖的心理、理直的一方則有不平的心理，其他第三者則是非不明、滿頭霧水，這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圖翻攝自網路)        謝文定的聲明主要在回應外界指控他「為虎作倀」，在戒嚴時期重大政治案件甘為威權幫凶，尤其在「美麗島案」是承辦檢察官之一，更是罪無可逭。謝辯稱自己「辦案一向秉持良知，絕無違法濫權」，又表示「美麗島案」雖有對警方刑求的指控，但因警方否認，又無具體証據，故無從追究。我們想反問的是，在秉持良知辦案以先，有沒有秉持良知檢討台灣一黨獨裁、軍事戒嚴三十年的合理性？有沒有秉持良知反省黨禁、報禁對民主發展的斵傷？更具體說，這些案子是不是「官逼民反」？是不是「先鎮後暴」？如果辦案時先切開事件的政治背景與威權成份於不顧、僅就事件的後果做死板的法律究責，則所謂「辦案絕無違法濫權」等語，只是坐實自己充當統治工具的意義而已。調查警方刑求也是如此，找不到証據是意料中事，但請回答：有沒有秉持良知追究政府動用制式武力來對付一般民眾的責任？總之，由謝文定的自我辯解可知，他的官僚良知與人民主張的良知，顯然存在極大差距。       林錦芳在退出後的聲明中，更是火力全開地指責外界口水泛濫，破壞名譽，「各項指控與事實全然不符」云云。她把洪法官被拔除庭長與審判長一事全推給士林地院，自己只是在簽呈上依法承轉發回，與我何干？推動不倫不類的「觀審制」，是因為「替上級的政策辯護，是秘書長職責所在」，難道可以扯長官後腿嗎？把團隊的研究報告列為個人的著作，因為計劃是由她主導，怎麽能算抄襲？我們也要反問：在依法批示之時，有沒有想想下級提出的處理意見對當事人是否公正？在為無良政策辯護之時，有沒有想想這些上級定下的政策是否存有一己之私、還是真正符合公眾利益？在把團隊成果壟斷之前，有沒有想想這對其他成員的貢獻是否佔了便宜？        因此，謝文定沒有違法濫權，不足以稱秉持良知，林錦芳依法行事、聽命上級，也不能算忠於職守；法律只是人類行事的最低準則，很多道德律與價值觀遠遠超越法律的規範，這些更不容輕忽。我們從他們為自己抱不平的說詞中，很遺憾地發覺，他們儘管打消了問鼎司法龍頭之意，似乎仍然對外界所指出的盲點無法坦然接受，始終不明白自己有何不適任。村上春樹接受耶路撤冷文學獎所說的：「一顆雞蛋砸向一堵石牆，就算雞蛋再不對，我仍然選擇站在雞蛋這一邊」，這些話對他們兩位只怕是「鴨子聽雷」吧；我幾乎可以想像他們會滿臉不以為然地問：「明知雞蛋不對，怎麽可以去站在錯的一方？」        接著，也是最重要的，我們要對小英總統在撤回「謝林配」時所發表的感想，做一番仔細檢驗；謝林兩位沒有從挫拆中得到焠煉，是他們自己的事，因為他們即將放手公權力、遠離公領域，此後人生禍福都由自己負責、與別人無涉。小英總統則不然，她要繼續領導國家，為全民謀福，這個事件對她的治國理念有任何影響、也將是對你我的影響，不可掉以輕心。        其實小英在撤回提名時，對外可以提出三種不同層次的「理由」：最上策是乾脆一句「我錯了」，可以展現她知錯能改的勇氣，也讓人對她恢復期待；中策是略為婉轉的「為了尊重反對意見」，至少可以証明她不偏聽，另一方面也為謝林保留一些退路；最下策則是語帶不滿的「我沒錯，這次我認栽，下次走著瞧」，顯露的是威權被侵犯時的傲慢。實際上呢？我們忠實地記錄她對媒體的講話： (圖翻攝自公視) 「謝林兩位的操守與表現值得信賴，為司法體系的付出更值得肯定。對外界的不同意見，被提名人理應虛心接受外界最嚴格的檢驗，但許多批評不盡公平、也並非事實，讓兩位過去在司法專業上的貢獻遭到抹殺，這絕非我所樂見。我支持兩位捍衛自己的名譽。」 「對被提名後遭受批評與誤解，我深感歉意，也理解兩位辭意甚堅。為尊重當事人意願，避免兩位繼續成為攻擊焦點，我同意撤回咨文。」 「司法改革應有全民參與，也應有熟悉司法實務的人來落實。未來所提的正副院長，仍會兼顧實務經驗與學術聲望，確保司法體系能務實改革。」 「我願意誠懇與各界交換意見，也期待司法改革過程中，能呈現多元的聲音，避免不必要的相互標籤與對立。」        小英這一席話毫不含糊地表示：第一、她提名的人選無論操守表現都很傑出，專業貢獻也值得肯定；第二、外界「許多」批評都不公平、不實在；第三、所以她對原來的提名絲毫沒有悔意，如果有悔意的話，是不捨兩位當事人成為攻擊焦點，這也是她撤回重提的直接理由；第四、未來提名仍將是與謝林同一類型的「務實改革」人才；第五、下次會多和外界交換意見，以免人選再被中傷或被貼標籤。        但是我們不能瞭解，如果小英總統確實獨具慧眼、見人所未見，何以至今沒有提出謝林兩位過去究竟有什麽具體建樹 ─ 對弱勢人權的維護嗎？對民主體制的推動嗎 ? 在憲法理論上的發揚嗎？在司法實務上的創見嗎？如果他們確實不是極品也是奇才，又何至於連司法官獨立自主的起碼要求還需要費力攻防、連抗拒威權的基本素養都需要總統代打救援？小英對他們的欣賞，似乎建立在他們沒有外界說得那麽「壞」，彷彿剔除外界的許多負面質疑之後，他們就符合小英的標準了。但即使他們對外界的指控都是無辜，大法官人選有完美無瑕的記錄只不過是剛剛跨過門檻而已，總不能說沒有「負面」就等於「正面」，難道這也可以套用西諺說的「沒有壞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們可以拿美國最近一次任命的大法官索托梅爾 (Sonia Sotomayor) 為借鏡，她的學歷傲人不說，經歷更是顯赫：除了當過法學院教授、律師、與檢察官之外，1992年被老布希總統提名為紐約市地院法官，1997年被克林頓總統提名為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庭法官，都經過參議院全面肯定；2009年被歐巴馬總統提名為大法官，在參議院認同過程中，雖然兩黨參議員在許多爭議性議題上各有堅持，不願因支持她被質疑改變立場，但她最後仍是以超過2/3的多數票過關，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拉丁（波多黎各）裔的女性大法官。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對她的任命進行了連續4天的質詢，「考題」包括她過去做出的司法判決與表達的政治理念，更廣泛質問她的憲法見解，包括種族歧視、兩性平權、墮胎、持有槍枝等課題，可以說把候選人徹底「透明化」，讓社會公評她是否適任。        眾所周知，美國憲法本文僅七條、增修案中人權法案十條、其他十七條，所以僅是綱領性的精簡表述，語義常有多元的詮釋與引伸，也因此美國的大法官會議經常要面對極端困難的釋憲挑戰與哲理論辯。但不論最後大法官會議裁決如何，兩造都乖乖接受，沒人會表示司法不公或法院是哪一黨開的。何以如此？大法官的任命過程就是令人不得不服氣的主要原因，這些司法菁英無一不是千錘百鍊、領袖群倫，此所以稱呼一般法院的法官是「施行裁判」(judge)，只有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才是「施行正義」(justice)。回頭看謝、林兩人不但配不上「正義」的稱呼，甚至到了國會殿堂可能還得「重溫」一些不堪的過去，若真坐上大法官與司法院龍頭的位子，只怕不但自己被人看扁，連帶也使司法院與大法官會議被人看輕。 (圖翻攝自網路)        最後，我們只能報告總統，妳換人的決定是對的，妳的理由「一面倒」袒護謝林，卻是大錯特錯。如果妳至今仍然把他們視為當然的首選，外界的指控多屬無中生有、無理取鬧，妳決定換人不是察覺人選不對、而是出於對外界反彈的無奈，那麽我們覺得妳的讓步是更大的錯誤，因為這顯示妳在壓力之下，不能堅持是非、維護正義，完全失去了總統的高度。妳一方面沒有要求「對」的一方絕不輕易妥協，另一方面也沒有要求「錯」的一方停止不實攻擊，妳只想圖個方便拋開問題、而不是追根究柢解決問題，這豈是我們期待的領袖？請妳想想上台不過百日，在諸多人事任命上何以屢屢引起支持者的怨聲載道，是這些支持者才半年時間，都變成了妳口中愛貼標籤的對立面？還是妳的用人哲學的確到了應該檢討的時候？        做為一個泛綠的民間社團，我們必須自我警惕，這次社會對小英政府的監督批評，看似達成了預期的目標，讓小英總統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但這可能只是表象，因為似乎當事人沒有學到教訓、總統也只是被激怒、沒有被說服，只是被迫讓步、不是自反而縮。        未來三年半，同志仍須努力。

  新政府執政即將屆滿百日，不僅沒有蜜月期，府院的滿意度都已降到五成以下。一個上台三個月的政府，不但鮮獲好評，而且抗爭烽火四起，成為各方砲火的標靶，又常無端挑起爭議，政策游移不定，似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新政府才踏出第一步，卻因走偏了方向，再怎麼努力前行，只會與人民距離愈來愈遠。 當前台灣社會之所以充滿對立氛圍，首先與全球化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且技術門檻較低的底層勞動者是全球競爭平台的輸家，而白領菁英階級則充滿貪慾，且以錢賺錢，注定成為贏家，彼此的懸殊差距有關。再者，各國以量化寬鬆、負利率等貨幣政策解救金融危機，只造福了金融家，而釀成金融風暴的罪魁禍首更沒受到應有的懲罰，致而矛盾抗爭日益激化。此種全球化之下日漸惡化的勞資關係亦蔓延到台灣。復以台灣景氣下滑的窘境，彷彿日本失落二十五年的翻版，勞工、年輕人普遍對未來感到茫然絕望，而多數產業也陷入發展瓶頸，無法以研發創新創造高附加價值，只能陷溺在「降低成本」（COSTDOWN）的血汗製造模式，賺取微薄的利潤。勞資雙方皆對未來失去信心，便只能在工作條件、勞資關係上角力，進行零和對抗，而非建立互利互信的雙贏模式。 勞資必然各謀其利，但政府是現行法規、制度的執行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並且負有引領經濟發展的任務，因此不能有所偏頗，必須站在多數民眾與國家整體利益的立場，訂定務實周全的勞動法規，維護良好的勞資關係。而小英政府在發言上儘管面面俱到，關照全民權益，然則一旦觸及實際案例，便露出向勞方傾斜的政策方向。其實，若是以多數勞工的工作權著眼，亦無可厚非，不過仔細探究，新政府傾斜者未必就是多數勞工的心聲，而只是抗爭力道較強的勞運成員罷了。這些勞運積極份子的主張，在理念與論述上或許充滿道德魅力，無形中強化了抗爭的不可妥協性；然而在客觀環境上卻充滿落實的侷限性，如果沒有在勞資之間、產業營運與勞動法規之間，找到最好的運轉方式與制度規範，產業將失去競爭力，反而會降低了勞動條件，使勞工的生存權與工作權受到威脅。 故而，勞工團體擔心未制定強制性的勞動規範，包括基本工資、工時與休假規定，則無法使勞工權益受到確切的保障，出發點並沒有搞惡意對立的本意。但是，要使勞動法規與勞動條件的提升具有可操作性，不淪為空談，首應了解的是台灣勞動條件未獲長足改進，到底是資方苛刻剝削勞工造成，抑或總體經濟惡化、景氣下滑所致？誠然，企業界不免有少數所謂的「慣老闆」，不重視勞工權益，但台灣產業失去成長動能，經濟發展停滯更是勞動條件改善的最大障礙。這才是台灣薪資倒退，就業機會減少的重要癥結。如果是產業沉淪所致，則振興經濟才是改善勞動條件與勞工權益的正確藥方，以修改勞動法規強迫勞動條件的提升，反而會因經營成本增加，企業在市場上失去競爭力，導致裁員關廠，反而傷害勞工的利益。而這些「愛之反而害之」的負面效應，抗爭者在爭取勞工權益的強烈使命感召喚下，是看不到，也不願意面對的。但是主導國家大政的執政者，就必須權衡關照全民利益，承擔責任，折衝各方利益，做出最佳的決策。 執政者面對的政策抉擇，常常不是是非題，而是選擇題；也不是全有全無的零和遊戲，而是在○與一之間有更多彈性空間。新政府若有肩膀承擔各方壓力，即使當前爭議不休的工時、休假等議題，也不難由製造業與服務業的不同特質、科技時代工作特性的改變、總體經濟、產業競爭力等多面考量，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但不管最終決定如何，最壞的政策就是只向抗爭力道最強、分貝最大的那一方，不論其訴求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全面傾斜，照單全收。新政府滿意度大幅滑落，恐怕是跟這樣的政策傾向與施政心態有關吧。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日前表示，當年黃金與故宮國寶運到台灣，蔣介石是以國民黨總裁身分下達指示，因此這批黃金與故宮國寶均屬國民黨黨產。洪主席的言論不僅駭人聽聞，而且嚴重扭曲史實。 蔣總統「引退」是在1949年1月21日（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根據蔣經國所書的《風雨中的寧靜》記載，1949年5月3日蔣介石回覆李宗仁代總統之函提及「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產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嘗再行與聞……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干涉，妄支分文。」換言之，姑且不論蔣介石對李宗仁的態度是否真誠，毋庸置疑的是國庫第一批黃金於1948年12月3日運抵基隆，確為蔣下野之前所下達的命令（所謂《黃金草約》）。此後國庫的黃金在國府全面撤離大陸之前，陸續以海空的方式，運抵台灣。 史實證明不屬黨產 其次，洪主席口中的「故宮國寶」其實原本來自於18世紀乾隆之內府庋藏。民國3年（1914）北洋政府內務部接收前清遼寧、熱河行宮所藏歷代文物在故宮文華、武英兩殿成立「古物陳列所」。民國13年11月宣統遜帝被迫遷離紫禁城之後，北洋政府下令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並公布組織條例。據此，清代皇室的收藏才能在有法律的依據下，正式進行點交與後續的管理。 1925年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並仿效歐美國家之博物館，對外正式開放。1928年，國民黨北伐成功，「接收故宮博物院，旋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明定故宮直隸於國民政府。」（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網頁「傳承與開創」篇）。  之後，由於日本侵華，故宮文物隨之南遷，又轉往西南大後方。1948年，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之後，正式將原本「古物陳列所」所典藏之文物合歸於故宮博物院。無奈國共內戰隨之又起，並且戰情直轉急下。故宮常務理事朱家驊、王世杰、傅斯年等人遂決議將故宮最精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文物、中央圖書館善本書與外交部重要條約檔案，以船運方式於1948年12月21日運抵台灣基隆。第二、三批故宮國寶與政府文物則分別在1949年1月6日、30日啟航前往基隆。同樣的，這批國寶文物赴台，也是在蔣介石下野之前所做之決定。  由上之史實可知，故宮文物雖然歷經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時期，但其歸屬確實屬於中華民國政府所有，而非一黨一人之私產。難道國民黨也要宣稱同批船所運的中華民國外交部條約檔案、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以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文物，都屬於中國國民黨之「黨產」嗎？故宮國寶從1935年即開始赴外參展，例如1935~1936年英國倫敦的「國際中國藝術大展」、1940年有百件故宮文物前往蘇聯展覽，1960年前往美國五大城市巡迴展（參見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以及1996~1997赴美巡迴的「中華瑰寶展」。歷年所有赴外展出的作品，全都是登錄在故宮博物院的正式名稱之下，而非中國國民黨，或總裁名下。  流露封建時代偏狹 人類的歷史中，文化的影響力永遠超越過政治。洪秀柱主席的史觀不僅違背史實，更流露出封建時代「家天下」的偏狹。面對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於「轉型正義」的期盼，國民黨其實不應該視之為抄家滅族，反應順應時勢，大開大閤。蔣經國在《風雨中的寧靜》裡所記錄的其實是一個黨國體制混淆不清的時代。如果國民黨還記得孫中山所言「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的初心，那麼面對故宮國寶與黃金運台之事，更應廓然大公的面對歷史的真實，還給故宮國寶與人民一個公道。  東海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美國堪薩斯大學藝術史博士 

對於8月18日胡文琦先生的〈這次我支持柯市長〉一文中，本人有不同看法，認為胡先生的立論基礎甚為薄弱，僅仰賴「柯文哲不會笨到成為統戰窗口？不會成為馬統第二？不會自甘墮落歡喜被統戰？」 但我們卻高度憂慮，柯市長聰明反被聰明誤。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邏輯來質疑，一向打壓台灣不遺餘力的中國，會笨到讓北市府爭取到對等與尊嚴嗎？柯市長敢自稱是首都市長嗎？柯市長敢讓我國的國旗，出現在沙海林的眼前嗎？ 柯市長會否自恃其高智商玩「弄」「巧」思，卻被看破手腳而「成」低智慧的「拙」劣政客呢？ 台北市長柯文哲（右三）8月23日就要和中共上海市委員會常委、統戰部長沙海林進行「雙城論談」，而國人關心的焦點之一，是雙方能否在「對等關係」下會面。（資料照，記者黃建豪攝） 政治人物雖然必須懂得謀略，但謀略只是一種工具，徒具謀略，是不足以成就大事、發揮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最終比的是格局與承擔，以及對理念、信仰的堅持及執行力。台灣之於中國，雖是蕞爾小國，但台灣身處世界前幾大強權之間，卻能屹立不搖，等於已向世人展現對民主、人權及文明追求的堅定信仰。台灣民族愛好和平，更是未來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關鍵力量。 家人關係中，有夫與妻之間的配偶關係、有父母對子女的親子關係、還有兄弟姊妹間的平輩關係。兩岸目前處在何種關係，未來又將走向何種關係，相信是大多數台灣及對岸的中國人非常關注的議題。但不論是兩岸一家或四海一家，可以確定的是，兩岸目前的關係，絕對不該是上對下的從屬關係，更不是你儂我儂的配偶關係，而是較接近兄弟間的平輩關係。兩岸間，應秉持和平、互助、對等來彼此交往。 英國文豪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寫道，「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中國的領導階層，若能體會語言、文化及地理位置相近的民主台灣，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正面意義及價值，那麼兩岸必能走向一個光明、美好的時代。相反的，若中國只一昧想靠顯赫的武力及財力來「搶親」，那麼只是在國際間製造了一對會經常吵架的怨偶而已，這對怨偶還極有可能會鬧到國際法庭去，到時候，中國將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望柯市長在累積了高人氣之後，還能展現出高氣度，以及處理此事的高智慧。 （時事評論者）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民主國家台灣，竟然有個政黨，擁有數百億、甚至千億黨產，這已是民主社會的跨世紀國際級笑話；最近它更宣稱，故宮國寶、六十六年前就花光光的黃金，都是國民黨黨產，真是離譜無下限、笑話無上限，黨產笑話還要笑到下世紀嗎？ 不當黨產條例完成立法，國民黨為保黨產，現任黨魁洪秀柱宣稱，當年從大陸運來台灣的黃金與故宮國寶都應列為黨產；前黨魁、前總統馬英九主張黨產問題訴諸國際；深藍背景的考委周玉山則稱，舉證自己不是土匪，貽笑國際…。 國民黨要角說法顯示，它不但不肯把不當黨產還給國家人民，還想把故宮國寶打包帶走，還要向央行討全民辛苦累積的外匯存底黃金儲備。種種舉措，令人強烈質疑，它不但不舉證自己不是土匪，反而在證明自己就是土匪！ 國民黨宣稱的黃金，是指一九四九年從南京政府國庫運來台灣那批，但是，根據資深記者汪士淳所著「蔣公與我︱周宏濤回憶錄」，蔣家政權大帳房周宏濤引當年中央銀行報告說，當年來台的六十萬大軍開銷很大，這批黃金在一九五○年九月就花光光。 筆者在該書二○○三年出版後首先引用，之後更廣為各方引用，只有深藍人士選擇性的不相信。 不存在的虛幻黃金，只存在於深藍陣營的想像中，而且每在藍營內爭或外壓時，深藍就會放出想像的黃金及擁故宮國寶等，做為團結深藍的內聚力。現在，即使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蕭敬嚴很理智的評論國寶是黨產說法為「匪夷所思」，它硬是又出現了…。 故宮國寶及虛幻黃金皆黨產說法，本是跨世紀國際級大笑話，台灣人民卻笑不出來，因為來之不公不義的不當黨產繼續存在，民主之恥就繼續存在！（胡文輝）

  黨庫通國庫的國民黨體制，有無限資源，長期養一幫黨工，給些小恩小惠，選舉時花錢動員、買票，現在大選失敗，淪為有黨無國，立法院又通過不當黨產條例，它的瓦解過程難以逆轉。 但它還想保黨產，當家的找來曾對黨產負最大責任，或享受最大利益的四位前主席，玩團結、共同保不當黨產的把戲。這四位前字輩都是太極拳高手，自說自話黨產都已經處理，一切合法，只有一個說要有「黨產歸零」的最壞打算。 一個自命有國際觀的前主席，以為政黨侵吞國家財產，在國內外都是值得傲人的成就，想玩當年當職業學生時代告洋狀的故技，還提出「訴諸國際輿論」的頂級笑話。 相對的，負責執行追討的一方，找到一個大突破口，前國民黨發言人楊偉中同意出任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國民黨對此驚恐溢於言表，什麼國民黨沒有虧待過他的幫派語言都罵開了。 楊偉中吃過國民黨奶水，依它的黨國和幫派觀念，即使是用偷來、搶來的資源，給你恩惠，養你當打手，你也要感恩戴德，不能附和轉型正義，抖出國民黨贓物的去處。他們害怕污點證人！ 顧立雄做事有方法，劍及履及，找到楊偉中令人眼睛一亮，他應該多找幾個老中青楊偉中！只有在國民黨內打過滾的人，才有更多可靠的資訊，如果他們能為正義挺身而出，協助追索國民黨不當黨產，對台灣民主正常化是一大功勞。 轉型正義是台灣必須做，也是絕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做的事，國民黨或「前國民黨」的知情人士，以前誤入「黨國」歧途，侵占國家、人民財產，現在何苦再保持沉默，替胡扯黃金國寶笑話的人去保黨產？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同樣有酒駕不良記錄的郭正亮，將接替顧立雄因出任「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首任主委而卸下的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空缺。圖／擷取自民視新聞台畫面   江春男因酒駕事件毅然辭去即將履新的駐星代表一職，如徐志摩詩云「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回歸民間，司馬方能文武雙全，以終身的反對派和批判者的角色，繼續為台灣的社會進步發聲，如老杜詩云「豈有文章驚海內，何勞車馬駐江乾」。我倒是寧願江春男留在台灣繼續寫評論，看他的評論如同看美劇一般精彩。那個半獨裁的星島，如何容納得下飛龍在天的司馬大哥。 與知恥近勇的江春男相比，郭正亮則緊緊拽住突然天上掉下來的一塊偌大的餡餅——顧立雄因即將接任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首任主委，而卸下的立委空缺。無論輿論如何「勸退」，他仍然是一副「笑罵由人、我自瀟灑」，「斯人不出、奈蒼生何」的架勢，彷彿若無他之挺身而出，這一屆的國會便暗淡無光。 同樣有酒駕不良記錄的郭正亮，當時的酒精含量測試值是江春男的數倍。如果說江春男算是微醺，那麽郭正亮就是酩酊大醉。同樣面對民眾的質疑，原本筆下橫掃千軍的江春男沉默是金，而郭正亮的辯解則振振有詞：他要將功贖罪，在立法院推動懲罰酒駕的法律。 對郭正亮的質疑不僅僅是酒駕這一項。酒駕固然危險，親中、凍獨更危險。酒駕若出了車禍、奪了人命，乃是一家哭；而親中、凍獨的國會議員再來一次兩岸服貿協議暗渡陳倉之類的把戲，那就是台灣全島的災難。郭正亮居然大言不慚地拉蔡英文為自己點背——我跟蔡英文的顔色一模一樣。他偏偏忘記了，剛剛嚴詞譴責蔡英文在太平島主權宣示時過於軟弱、形同賣國。 若化用詩人北島的名句，這就叫作「無恥是無恥者的通行證」。有綠營人士斥責郭正亮「綠皮藍骨」，實際上他是「綠皮紅骨」。既然國民黨早已淪為共產黨的奴才，那麽當國民黨的奴才，還不如直接當財更大、氣更粗的共產黨的奴才划算。賣身求榮，也要爭取賣個最好的價錢。 郭正亮的榜様，或許就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北洋政府的國會中的那些「豬仔議員」。當時，曹錕想當中華民國總統，開出一票五千元的賄選價碼。此前，那些從北京跑到天津、再從天津跑到上海的「假裝的硬漢」們，一聽這個好價錢，紛紛從上海跑回天津、再由天津跑回北京，在國會裡排排坐、吃果果了。歷史學家李劍農輕蔑地評論說：「他們把自己的骨頭和五千元的銀行支票較量，覺得那五千元的支票還要重一點；他們跑來跑去的時候，就是較量他們自己的骨頭和支票的輕重的時候。到了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五百幾十個『豬仔』把他們的骨頭和五千元的支票正式交換了，曹錕篡奪的計劃完全成功了。」 今天共產黨的錢比當年的曹錕多得多，郭正亮的那個議席，在共產黨眼中，當然不只是區區五千個大洋了。

     蔡政府上台之後，雖然其政策方向明顯右傾，讓許多公民團體不滿，但在一些具體舉措上，也讓部份社運團體「很滿」。像華航罷工之後，資方全面投降，接下來的地勤抗爭也獲得資方大幅退讓。近來蔡政府又接受了國道收費員的一系列要求。 一退再退，多數親綠選民倒是沒啥太大反彈，因為他們可能就是為了這點投蔡英文。反是藍營人士跳起來，紛紛說這是「會吵的有糖吃」，要接續發動抗爭向蔡政府要東西。像軍公教團體將在近期發難，而台鐵駕駛也揚言在中秋「調整班次」。 藍營似乎覺得可以在此大展手腳，也有相關媒體人鼓動，台灣儼然成為「工運」熱點。蔡政府難道不怕嗎？其實蔡政府也沒有太多牌可以打，但這樣的情狀，並不見得對綠營全然不利。因為如果「會吵的全都有糖吃」，到最後吃虧的，很可能還是國民黨。 先來看蔡政府的困境。蔡英文眼下並沒有足夠談判資源，所有抗爭者都在國民黨執政期被壓了許久，他們希望蔡英文上台能優先解決其自身問題，那新政府就會被迫在短時間內做出表態。 不過蔡政府在承接舊預算的狀況下，缺乏手段上的彈性，如果不想擴大衝突，就只能採取較軟的態勢，能接招就接招，不能接就想辦法拖。因為大家只看到那些「有得吃的」，就說會吵的都有糖吃，其實還有很多吵半天也沒吃到，像南鐵東移和二例假。 因此「會吵的有糖吃」，也可說是藍營打蔡所塑造出來的印象。他們現在就是抱持著「大家一起來吵」的態勢，想要把社運團體或勞團的能量轉換成自身的能量。但我認為這樣的態勢，並不見得會傷到蔡英文的權力基礎，反而會讓藍營陷入更大的困境。 首先，「要吵」，可沒那麼簡單。華航空服員能一擊致命，是因為規劃縝密，核心人力素質又高，概念清楚，執行又有效率。國道收費員更是在多方技術支持下鬧了許久，搞了一大堆活動，許多人官司纏身，才換來現在的成果。 那藍營動員的人，能有這種能量嗎？有社運團體願意「技術輔導」藍營策動的社會運動嗎？你只看到人家現在吃糖，沒看到人家過去吃屎。吵到有糖，沒那麼容易的。 其次，如果推廣「會吵的有糖吃」這想法，就是讓基層選民更看重「能動性」，而這對一直站在「反動」立場的國民黨來說，怎麼會有利呢？ 國民黨過去不理會社運工運，讓相關團體一直無法發揮，這些團體也被百姓視為無用嘴砲。如果推廣「會吵的有糖吃」，百姓被這概念給「養刁了」，那其政治態度就會往左走，朝遠離國民黨的方向推進。除非國民黨選擇成為左派政黨。 但國民黨哪有可能成為左派政黨呢？現在這些國民黨人，就是主張「不能給」才獲得財團支持，因此在相關議題上就打不出更有吸引力的牌。 還有，國民黨目前下屬的人力也不會吵。吵，需要營造議題和衝突的技術，但國民黨眼下最缺的就是這種人力。他們會吵的話，之前選舉會輸成那樣嗎？國民黨人沒「行動力」和「持久力」，這也使得他們難以在社會運動中站上領導角色。 所以最可能狀況是，國民黨講引起一些抗爭議題，但燒不起來，又或是燒起來之後養出新的政治明星，然後人家自成一派政治勢力，不服你的管制。那是能幹嘛？做功德的？ 國民黨過去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代位」替支持者爭取權益，如果支持者自己能去討，一討就有，那還要國民黨幹嘛？國民黨不能給，也無法帶，不就變成沒存在必要性的局外人了嗎？ 最後，蔡政府現在的搞法，不是從資方搬錢給勞方，就是從高層轉撒到基層。有人認為這是為了下次選舉，但仔細看來，頗有在「舊有團塊內部」進行重分配的味道，也就是攪亂傳統藍營的資金與地盤。像把華航高層的錢，分給基層，將來也可能從現職軍公教人員的口袋，來掏錢給退休軍公教。這只會造成藍營支持群眾內部的更大矛盾。 這算是民進黨的奸計嗎？因為他們手中的牌也不多，當然會拿國民黨手中的牌來打掉。國民黨除了鬼吼鬼叫，或是嗆聲上街之外，還能拿出什麼更有效的對抗策略嗎？要注意，如果民進黨真的拿錢出來灑，被國民黨動員去的人，可不會感謝國民黨，而是會感謝民進黨。綠營只要用點小技倆，就可以把這些人綁得死死的。 難道忘了宋省長是怎麼搞的嗎？ 其實從國民黨人的忿怨態度，就可發覺他們已隱隱發覺不妙，卻想不出什麼高明的反制方法。 所以呢？ 老話一句，意見那麼多，就上街頭。不是說過要攻佔立法院嗎？到底什麼時候要去？

  一九三九年立陶宛等三小國被德蘇瓜分，但蘇聯謊稱，立陶宛為俄援公投（投票率只有三成，且是在槍口下進行）自願加入聯邦，因此屢次鎮壓自由、民主運動，屢次大屠殺。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立陶宛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找到瓜分他們的德蘇密約、公佈、引爆獨立運動。這次蘇聯有自知之明，不敢再鎮壓。 不久國會選舉，獨立派大勝，一九九○年三月十一日不經公投，根據被瓜分的事實，以國會名義宣佈獨立，不理蘇俄控制的該國行政體系蘇維埃。原先不支持立陶宛獨立的美國（這和美國反對台獨公投相同）觀察兩週，見蘇聯無言反駁，老布希遂自動宣佈支持。一九九一年二月九日才舉辦獨立公投，主題是「你贊成立陶宛成為一個獨立民主的共和國嗎？」當然也是通過，有九成支持。 之後立陶宛申請加入聯合國，由於蘇聯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有權否決立陶宛的入聯申請，但竊據立陶宛的醜聞會越掏越臭，使它不敢，終於讓立陶宛入聯，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七日正式成為聯合國的一員。 立陶宛入聯之後次年才完成制憲。台灣的條件遠勝立陶宛，也是被外來政權竊據，唯一的差別是，竊據的事實確定、國會過半立陶宛就宣佈獨立，公投、制憲在後，我們則是國會過半也執政了還在等公投、制憲，有的甚至主張修憲，致台灣獨立夜長夢多，是自誤。 （作者為前中興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現實主義無法改變現實，只有政治的道德主義才能改變現實。 ——社會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里約奧運開幕儀式中，全世界比我們小、連名字都沒聽過的國家，都舉著自己的國旗進場，只有台灣和難民隊伍舉著奧運會旗進場，令人鬱卒和心痛。 「台灣在世界上到底是以什麼樣貌存在？我們究竟算是什麼？世界又是如何來看待我們？」這個問題意識，又重新回到我的腦海。 台灣像國際「賤民」 派任德國大使的好友謝志偉說：「我曾在德國的外交官網查詢，他們將世界所有的國家都標記出來，唯獨兩個國家很特別，分別是台灣和巴勒斯坦。台灣的國家名稱被寫成China Taiwan，後面的備註寫著『一個未被承認的國家』；巴勒斯坦的備註則寫著『一個正在形成的國家』。」台灣和巴勒斯坦的國家境況一目了然。 台灣是一個受困的不正常國家。我們自認為是一個國家，卻不被世界多數國家承認是一個「國家」。台灣是國家，台灣也是非國家。The 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除了二十二個小國承認外，世界上沒有人承認這個國家存在。我們的正式國名已經被不斷修改為——Chinese Taipei、China Taiwan等。我們的國家像「賤民」般受盡國際的漠視、羞辱，以及中國永無休止的霸凌和踐踏。 認知到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像個「賤民」，不見得是件壞事。如同中研院研究員吳叡人的「賤民宣言」裡所說：「賤民時刻承受的羞辱踐踏使他疼痛，疼痛卻使他保持清醒。……這種疼痛而清醒的生存慾望，是一種向無意義的殘酷現世要求意義、要求承認的慾望，那是賤民追求『自由』的形式。」 因為疼痛而清醒，因為受困而必須奮戰到底，是我們的抵抗意志，也是求生存的必要。問題是，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促成國家窘迫處境的改變？ 我喜歡吳叡人在「賤民宣言」中所提的「蓄勢」二字，雖然有些悲觀。是的，就是「蓄勢」。為未來蓄勢，為將來一定要促成的改變「蓄勢」。 為未來的改變蓄勢 班納迪克說：「現實主義無法改變現實，只有政治的道德主義可以改變現實。」回想太陽花學運，便能深切理解這句話的意義。若非在地公民運動經年累月的「蓄勢」，台灣社會不可能爆發奇蹟式的太陽花運動，促成了政治現實的改變和扭轉國家命運。 所以，民間社會必須持續「蓄勢」下去。班納迪克在叡人的書「受困的思想」中說：「台灣要變成一個像樣的好國家不是烏托邦，只是需要持續不斷的工作。」我認為有幾方面或許我們可以進行「蓄勢」： 一、說出真相且傳播出去讓更多人知道：「中華民國」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假象，只能自我壯膽和自我麻痺，完全走不出國際社會；「中華台北」更是自取其辱的國際笑話。我們必須以「台灣」之名重新向國際的現實政治高牆不斷敲擊，直到高牆倒塌為止。巴勒斯坦做得到，台灣做不到嗎？ 持續不斷說出國家真相，幫助更多國人的覺醒和行動，讓公民社會的能量持續蘊積，直到成為社會的主流民意，最後政治社群就必須向主流民意靠攏。這就是一種為未來的「蓄勢」。 二、把「台灣」意象極大化：這是形塑「我們是誰」的基樁工程。從教育、文化到產業各層面，讓「台灣」成為民族靈魂的力量，甚至國家品牌，從國內到國際，形成一種不容忽視的存在。如同班納迪克期勉台灣人：「一個適當的行動方式，是去創造一個堅實而不傲慢的自我認識，並據以在知識和政治的世界中確立、伸張自我。」 三、堅定推動民主深化：民主愈成熟，台灣就愈有機會蛻變成為正常國家。立法院可以促成許多重大的法案變革，帶動民主深化和國家進步，立委諸公務必力拚到底。人民期待蔡政府和民進黨的，絕對不是「謙卑、謙卑、再謙卑」，而是要「改革、改革、再改革」。 四、公民社會和天然獨持續壯大：繼續播種進步思想和公民意識，讓公民社會與天然獨年輕世代更加成熟強壯，這是改變台灣未來最重要的「蓄勢」工程。 台灣新國家站起來 如果依據國際現實政治理論，台灣將永遠被美中兩大強權支配、霸凌和羞辱，不但永無止境而且永無翻身的餘地。但事實未必如此。「現實主義無法改變現實，只有政治的道德主義可以改變現實。」只有政治的道德主義才會激發熱情，持續蓄積正向的能量，滴水穿石般改變人心、凝聚意志，最終以眾志成城之勢帶動起政治和社會的重大變革。世界各國的民主進化歷史，都足以證實班的理論。 卡繆說：「正因為這條路受到阻礙，我們才要往這條路繼續前進。」雖然未來路途可能艱辛漫長，但只要堅持下去、持續不斷「蓄勢」，終有一天，我們一定會促成沛然莫之能禦的「大勢」，帶來真正的改變。以「台灣」之名的「新國家」，終將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站起來。 蓄勢——為未來蓄勢；為將來一定要促成的改變蓄勢；為受困的台灣蓄勢。是的，台灣，我們深愛的祖國和家園，為你，千千萬萬遍；為你，千千萬萬遍。 （作者王美琇，專欄作家）

  為了因應不當黨產追討，馬英九主張國民黨應該訴諸國際，向外媒發聲。在此，建議國民黨不妨從紐約時報開始著手，因為該報十多年前就有過相關報導，應該會有興趣繼續追查。 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大篇幅報導蔣宋美齡過世的新聞，其中，提到「美援」有遭到國民黨高層貪汙的情形。文章指出，日本戰敗後，旋即發生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曾提供國民黨政府巨額的財務援助，但當時的美國駐「中」官員卻發現部分金錢進了國民黨高層的口袋。 此外，文章也引述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日後的一段談話。杜魯門說，「（國民黨高層）他們都是賊，每一個都是。他們從超過十億美金的援助中，偷了七億五千萬，不僅拿去投資在巴西聖保羅（Sao Paolo），甚至連紐約都有。」 因此，倘若紐約時報與杜魯門所言非虛，那麼在「前方吃緊」的國共內戰期間，卻有國民黨高層在「後方緊吃」，把應該用於「剿共」的美國金援，拿來中飽私囊，並投資於海外。 要不要讓「黨醜」外揚，是國民黨的選擇。但此事也提醒了我們，就連在海外，都有難以估計的不當黨產，應該一併列入追討行列。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立法院日前通過「政黨及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行政院也快馬加鞭成立處理委員會，發表主任委員由立法委員顧立雄出任，而顧立雄所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缺，則依序由排名第21名的前立委郭正亮禠補。消息經披露，引起不少嘩然，所嘩的不是顧立雄，而是今年二月曽酒駕呼氣值高達0.64毫克的郭正亮。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郭正亮何許人也？1980年代著名的評論家「江迅」是也。後來任兩屆立委（6年），擁有大學教師的頭銜，也偶爾在電視節目露臉，算得上是個名嘴。但比起蔡其昌丶鄭麗君丶黃偉哲丶段宜康丶陳其邁丶邱議瑩丶蕭美琴等，其實民眾對郭正亮曾任兩屆立委的表現，記憶不多。倒是數年前他爭取出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未果後，多所砲轟民進黨情事，在民進黨鐵粉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除此，他駡李登輝「皇民」之不堪，簡直和郝柏村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較鮮為人知的一件事，被統媒捧為「上國」的中國對台辦公室第一把手，曾經來台邀約統媒或傾中媒體主要幹部，譬如總編輯丶總主筆餐宴，其中原預定名單一人，臨會前一日因故無法參加，形成一大圓桌缺一角的尶尬，又不能隨便找個人頂替。眾

【8/20 臺灣護理前輩陳翠玉紀念日】 「臺灣是我的故鄉，我們要回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將以我的生命爭取這個權利。」 陳翠玉女士，1917 年出生於彰化，高中畢業後前往日本就讀聖路加女子護理學校，1941 年畢業返臺服務。1947 年，二二八事件期間基於護理人員職責協助安置政府官員，獲救者事後竟堅持將她列入槍決名單中，她不得不前往加拿大避難，並在當地取得護理教育學位。 風波結束後，她回到臺大醫院擔任護理部主任，之後創辦臺大護校，開啟臺灣護理制度的現代化改革。1953 年，她拒絕國民黨透過教官將黑手伸入校園、並反對資格不符的國民黨教師任教，國民黨為了打擊她，不惜以偽造文書等方式羅織了貪汙、叛國等罪名監禁了三年，最後雖獲判無罪，但已徹底死心的她選擇了離開，代表臺灣護理現代化的臺大護校也在鬥爭下停擺。 之後她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於中南美洲期間，她看到了波多黎各人爭取獨立的努力，決定全力為臺灣爭取獨立自主，推動將美國護照出生地從 China 改為 Taiwan並四處宣講臺灣民主、人權理念，因此被中華民國政權列入「黑名單」而有家歸不得。 1988年，她為了參加首次在臺灣舉行的世臺會，卻在國民黨阻擾下遲遲無法取得簽證，在繞行半個地球後才得以回臺，卻因為身體已不堪負荷，不到一個月後即逝世。 多年來許多前輩犧牲生命、自由、家庭、人生的爭取下，現在臺灣已沒有所謂的「黑名單」。但在中華民國政權長期以其外來記憶與史觀覆蓋改造下，臺灣多元文化與歷史記憶早已嚴重毀滅，即使我們身在臺灣，臺灣恐怕也早已不是真正的臺灣。 陳翠玉女士宣示以生命爭取回家的權利，我們更需努力找回記憶與文化，讓每一個人都能回到真正屬於我們的故鄉。 #自己的節日自己紀念 8/20 臺灣護理前輩陳翠玉紀念日 延伸閱讀：六十年前的宇昌案 https://www.facebook.com/mock.mayson/posts/648414298632511 圖左：陳翠玉得罪中國國民黨遭羅織罪名懲戒 圖右：臺灣護理前輩陳翠玉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洪秀柱聲稱：「當年蔣介石是以國民黨總裁而非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將大批黃金與故宮文物運到台灣的，因此那些黃金與文物皆應列為國民黨黨產」。 這種論調本來不值一駁，但於此關鍵時刻須把道理弄清。說起當年，究竟有多少青少年被國民黨綁架充軍，不甘不願離鄉背井，最後與國民黨一起被趕到台灣，並被迫成為該黨擺佈利用的「黨軍」，卻終身都由全民納稅供養的？在製造了無數人倫悲劇後，國民黨敢公然聲稱當年被他們綁架來台的眾多中國人，也是他們的「黨產」嗎？ 當年的中國無法無天，全靠槍桿子和陰謀詭計爭權奪利，那些出人頭地的，哪個不像盜匪？國民黨罵共產黨是「共匪」，共產黨則以「蔣匪」回敬。當年紀律敗壞的國民黨所搶奪的財物或綁架的人員，哪一樣不屬於國家而是該黨無中生有的？蔣介石不以總統身分搬來黃金與文物，不正足以說明那是非法的盜匪行徑嗎？ 在台灣借殼上市的國民黨惡習難改，又把日本人遺留的眾多「國產」登記為黨有或私有，還在槍口威脅下強奪民產或迫其賤賣，而軍警情特控制下的各縣市鄉鎮投機份子，更紛紛運作以公產「贈送」國民黨，來表態「立功」。 連被國民黨指為「共匪」的，都知道立法規定「中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洪秀柱們只配存活在軍閥時代裡，無法適應二十一世紀的進步社會。 （作者為故宮退休研究員）

  蔣介石雖是獨裁者，卻喜歡披著民主的外衣，欺瞞世人。如今傳到了洪秀柱，為了保住不當黨產，竟然搬出黃金、故宮國寶是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分搬來台灣，所以是國民黨黨產的謬論。這下可洩了蔣介石的底了。 蔣介石下野後，只剩國民黨總裁身分，而當時的中國號稱已終結訓政，進入憲政時期。何以一個政黨總裁可以指揮軍隊？可以把國庫黃金、故宮國寶偷偷運到台灣？還把那個令不出總統府的代總統李宗仁氣得跑到美國去告洋狀。 更奇妙的是，這一位已經下台的總統，不知依據哪一條憲法規定，竟然能夠「復行視事」，恢復了「皇位」？甚至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修憲一直做到死，再間隔了嚴家淦，繼續傳位給蔣經國，然後也是做到駕鶴西歸，才終結了蔣家王朝。 洪秀柱等一干人說國庫黃金、故宮寶物是國民黨的，就更加印證國民黨的黨產沒有一塊是來路正當的，是乾乾淨淨的，不是從國家盜取，就是從日本人、民間強奪的，或者藉由特權壟斷而來。所以把這些贓物貼上不當黨產標籤，算是很厚道了。不當黨產的來源，像齣荒謬劇，任何政黨有如此羞恥的歷史都會拚命遮掩，哪有像洪秀柱這樣自曝醜陋的一面？還有，馬英九主張訴諸國際社會，難道是害怕世人不知國民黨臭不可聞的過去？ 其實，當年蔣介石再怎麼獨裁、狂妄，也不敢說黃金國寶是國民黨的，洪秀柱卻執意把蔣介石盜取黃金國寶的醜事再度曝光，居心何在？不過，洪秀柱的謬論對蔣介石的歷史定位是利空，但對於焦頭爛額，民調直直落的小英卻是利多。試想有這樣的對手，民調再怎麼狂掉也不必怕啊！（蘇多）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概念是，「契約相對性」原則。 等等，不要只會看離婚文啦！身為一個現代的公民，看到「契約相對性」就急著按上一頁是怎樣？ 所謂的契約相對性，就是契約只能拘束簽約的人，沒簽約的人不會被拘束。所以，如果Yonex希望贊助羽毛球運動，跟羽球協會簽約，要求以後協會的會員比賽時，都要穿著他們的產品，這個契約可以約束誰？ 當然就是Yonex跟協會，前者有給錢的義務，後者有要求協會的會員穿著產品的義務。 所以，戴資穎違反Yonex跟協會之間的契約，應該受到Yonex的處罰？ 不，根據契約相對性，戴資穎雖然是協會會員，但不是協會。違約的那一方是協會，不是會員，戴資穎不會受到這份契約的約束，換言之，戴資穎沒有違約，所以Yonex不能依契約處罰她。不過，協會可以，因為她是協會的會員。如果，我是說如果，她跟協會有簽訂契約，或是有會員守則、協會章程等等的規範，要求協會會員都應該穿著協會指定的裝備比賽，那麼協會或許就有權利處罰會員，這也是「契約相對性」衍生出來的結果。 可是，這樣的處罰合理嗎？ 姑且不論會員與協會間究竟有沒有成立契約，沒有成立，當然協會沒資格要求他們要配合。縱然有成立契約或章程，因為協會是非常特別的組織，這個組織透過國家賦予特權，而球員必須、只能加入這個協會，才有可能參加比賽，沒有別的選擇。即便這位選手球技過人，如果沒有協會的推薦，這位球員的運動生命也幾乎完結，除了職業比賽以外，選拔規則、人選、教練指定、經費補助，都由協會操作，在這種情況下，選手有抗拒簽約的權力或能力嗎？ 現在的情況就是，羽球協會是唯一代表台灣參加羽球國際組織的協會，也是台灣選手唯一可以參加的協會，然後協會跟廠商簽約收錢，把錢「不完全」（我講得很客氣）用在這些選手身上，再要求選手一定要穿著廠商的產品，選手怎麼能接受？ 如果你是選手，又能非常滿意的接受，那我也是醉了。 所以，應該要檢討的問題，是親愛的羽毛球協會大老們，你們把錢怎麼使用的？廠商花了大筆的錢贊助羽毛球運動，你們到底是把錢用在奧運選手身上，還是用在雲深不知處的地方？然後再要求「幾乎」沒直接受益的選手，配合廠商的要求？ 而廠商也應該檢討，為什麼沒有去監督你們贊助的錢究竟在哪裡？如果協會收到錢，但是會員沒收到錢，會員為什麼要幫你們宣傳？有本事就去叫簽約的理事長幫你們打奧運啊！ 喔！協會的前任理事長二月才剛酒駕，現在要當立委，他正在相忍為國，應該沒空打奧運。

▲年金改革會議，砲聲隆隆還有委員退席抗議。   年金改革會議已經開了八場，透過直播，每一位發言代表的態度和立場清晰可辨，有些人怕影響了自己，堅持一毛都不能少的護錢面貌令人印象深刻，也有些人擔心繳了一輩子保費，等到自己退休了國家卻破產了，終身心血成為泡影，每個職業有不同的關照，於是懷疑的聲音開始出現：大吵大鬧的會議究竟能達到什麼效果？ 要把所有政府負擔給付的年金通通做檢討和改變，牽涉的人數實在太多，吵鬧是必然，誰都希望自己老了以後能過得更舒服一點、更愜意一點。過去十幾年來，政府對年金制度必須改革的認知沒有斷過，卻怎麼改也改不成，反彈的阻力、選票的顧忌、順了姑情卻逆了嫂意的躊躇，眼睜睜就要到了年金破產的大限。 有人批評，為什麼不先拿出版本，讓大家有個討論的依據，否則這樣吵吵鬧鬧根本不會有進度。這種批評其實不盡公平，對過去年金制度改革的挫敗視而不見，彷彿父子騎驢故事中的路人。 過去的政府有沒有拿出過版本？有。有沒有在立法院討論？也有。最後有沒有解決問題？沒有。那麼，原因何在？政府裡負責提出改革方案的人是公務員，此其一；這些公務員當中有大官有小吏，各有盤算，此其二；送到立法院後，立委諸公的支持者各自不同，大家都不想當壞人，此其三。 所以每次的結果都像是：人人大談改革，卻個個捍衛利益，最後大家一起罵政府。就這樣年金改革像是過眼雲煙、大家誤會一場。 既然過去由上而下的策略行不通，那麼由下而上的年金改革會議就此誕生。這一次，人民的聲音在決策定案之前發出，讓這些不同職業的代表想開罵、想叫囂、想哭訴、想抗辯，都有管道，這不就是民主的意義？民主不就是眾聲喧嘩？讓訴求被聽見、讓情緒被發洩、讓所有合理的與不合理的，通通放在直播鏡頭前，由整體社會做出評價。 這會議就快要進入到實質討論了，當初決定採用的是共識決，這會是一個更為艱鉅的階段，你砍的少我砍的多不行，你領的多我領的少也不行，而且勢必會有誓死捍衛一毛不拔說什麼也不肯改的人。這些聲音，無論這委員會怎麼開，都不會消失，也都是改革必須走過的難關。 最重要的是，從此以後，年金改革不再只是政府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的事。年金改革不只是理性的政策探討，也是社會情感的拉鋸，還有利害關係的折衝。它必須用社會集體協商的方式來找出解決之道。或許耗費時間，或許喋喋不休，但這是民主的承擔，我們活在民主的台灣。 喔，對了，軍公教號召九三大遊行抗議年金改革被霸凌，第一個跳出來要聲援的國民黨，最好再想一想，你這麼喜歡反改革的形象無所謂，只是讓軍公教們，平白被你拖累貼上了政黨鬥爭的標籤，小心賠了夫人又折兵哪！

繼網球一姊謝淑薇與網協因教練爭議而退賽後，羽球一姊戴資穎被羽協揚言要懲處的消息，更讓鄉民不捨。    圖：翻攝戴資穎臉書   奧運真是一面照妖鏡，把戒嚴時代「這協比那協更協」的真相一一揭露。繼網球一姊謝淑薇與網協因教練爭議而退賽後，羽球一姊戴資穎被羽協揚言要懲處的消息，更讓鄉民不捨。  代表台灣出征里約奧運的羽球一姊戴資穎，雖在女單16強落敗，卻因穿了非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贊助商YONEX的無商標球鞋，被威脅回台後將遭懲處。戴資穎在臉書粉絲專頁發表4點回應，表示過去很多大型賽事為了規定，勉強配合穿上YONEX的鞋子，結果「都打到腳底破皮流血、起水泡」，因為鞋子根本不適合，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適應。  戴資穎表示，自己有大小腳的情況，但廠商卻要求她先穿一樣大小的鞋子，等適應後，再發另一個大小的給她，「但尺寸都已經不合適了，我應該怎麼適應？」她也表示，過去賽事中，YONEX常常在比賽前幾天才寄來賽服和鞋子，尺寸還出錯，「你們認為我有時間去做更換的動作嗎？更不用說是鞋子了，適應時間根本不夠。」  謝淑薇長期以來特立獨行，全家早與網協積怨已深，臨時退賽也被與網協交好的體育記者圍剿，若不是痛恨各單項協會的惡行惡狀，鄉民不見得會這麼支持她。但戴資穎這次負傷上陣，羽協及贊助商YONEX卻橫柴入灶，官腔官調的臭架子十足，引發鄉民一面倒的撻伐。然而，年輕的鄉民或許不解，改朝換代後，這次奧運各單項協會都謹言慎行，尤其是對明星選手，羽協為何依然這麼嗆？甚至比網協還誇張。  用維基百科檢索，中華民國羽球協會成立於1973年3月16日，首屆理事長就是228時讓台灣人聞之色變的超級屠夫彭孟緝，敏感一點的鄉民就能嗅到，戒嚴時代這一協與警總間脫不了關係。不過，彭孟緝在羽協還只是個門神，羽協的前身台灣省體育會羽球協會，成立於1954年，負責人李立柏才是靈魂人物。  戒嚴時代從保安司令部到警備總部，直到1967年之前，總司令一職都是由省主席兼任的，所以別說文人主席吳國楨、俞鴻鈞與嚴家淦只是掛名總司令，軍人轉任的周至柔、陳大慶與黃杰也不過問這一塊，所有大權都掌握在這萬年副總司令李立柏手上。 深獲兩蔣信任的李立柏，既非軍統，也非黃埔；而是出身西北軍，日本士官學校21期砲科，中將退役後還轉任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局長。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那些年，非天子門生的李立柏，權勢大到喊水能結凍，但他並非一介武夫，而是位儒將，文筆一流。  老一點的鄉民也許有印象，已拆除的台北市中華商場，就是從忠到平的那8棟3層樓建築物，當年的竣工紀念碑，書法出自東吳中文系教我左傳的老師閔孝吉，內容則是李立柏所寫。至於他用鋼筆寫下的日記，更是白色恐怖的重要史料。台大心理系大老楊國樞，則是他的女婿。  1950年代初期，李立柏雖權傾一時，但因中年發福，體重已84公斤。老蔣對將官的儀容極為重視，深怕失寵的李立柏，雖然每天在辦公室裡踢毽子，瘦身效果卻不佳。於是在部屬郝侃會（後因匪諜罪入獄）的引介下，1952年6月29日晚上，到西門町昆明街上的YMCA（青年會館）羽球場辦妥手續，從此成為忠實球迷。起初他因身體肥胖，打沒幾分鐘便要休息，但靠著超強的毅力與恆心，半年後不但球藝漸有進步，連體重都減到76公斤。  李立柏打羽球成功瘦身，讓保安司令部的特務們為了減肥也好，為了馬屁也罷，全都一起來YMCA打羽球，最後連長官黃季陸、彭孟緝等人也加入。李立柏於是組織台灣省羽球協會，並出任主委。他曾先後邀請世界羽球冠軍新加坡華僑黃秉璇、黃德福、王寶林等3人來台示範表演，1958年保安司令部改為警備總部，李立柏仍任副總司令，羽球也就成了警總之球。  大量的特務擠爆了YMCA，但室內能打羽球的場地卻只此一處。那年代，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都還有家極樂殯儀館（建國北路的一殯尚未興建），到了4段就更荒涼了。1959年8月，李立柏於是選定了現在小巨蛋旁邊的一片池塘（台北市立體育館現址），要市政府負責填平這300坪的市有土地，再由市府支付287萬及提供建地1600坪興建羽球館，羽協則募來號稱60多萬元的羽球設備，供會員制的羽協球友在此練習。  羽球館建好後，市政府在警總壓力下，直接交由羽協管理使用，合約以9年為期，約滿再續約9年。場內原本有個球員交誼廳，羽協見賣麵包汽水的生意不錯，索性改為西餐廳對外營業，1960年代羽球館的西餐生意超好，招牌菜羅宋湯與半雞大餐，吸引了不少外來饕客。1970年代後，台北市西餐館四處林立，羽球館餐廳生意受到影響，再改為涮羊肉的中餐廳，立刻又門庭若市。 1974年9月，李立柏去世，靠著警總撐腰的羽協，長期霸占羽球館，只供少數會員玩樂的亂象，成了市民的公憤。尤其1968年台北體專成立後，台北市的各種運動設施，都是體專用來教學並供市民使用，唯有羽球館由羽協獨佔，體專學生反而不能練習，非會員也不能使用，加上羽球館不付租金給市府，餐廳又對外營業，各種亂象無不引發眾怒。 但戒嚴後期警總的氣焰雖收斂些，餘威卻猶在。1975年10月30日下午，黨外市議員林文郎質詢教育局長高銘輝時，要求取得當年市府與羽協所訂合約，但聯絡員推說合約鎖在保險箱裡，管理人員又休假去登山，因此無法取得。究竟合約期滿後是否要收回？高銘輝無法提出具體答覆，議員們群起向議長林挺生要求延長時間，但林挺生仍宣布散會，質詢不了了之。  1977年8月，台北市政府終於決定，由羽協代管了18年的羽球館，將在合約期滿後收回，但收回後，另訂一期2年的合約，仍交羽協代管。市議會一再反映，認為此例不可再存在，否則其他體育團體也比照辦理，台北市政府所屬的游泳池、運動場是否也都可委託代管？但羽協的勢力龐大，市政府只是將合約期限從9年減為2年，至於體專生練習與市民使用，以及餐廳租金，3大問題仍無改善。  1979年12月10日，台北市議會教育審查委員會、市議員高惠子認為羽協違反向市府租借羽球館的契約第6條。本來條文明定台北體專學生在訂好的課表時間內應有優先使用權，但12月7日體專學生去羽球館上課時，卻被管理人員以無空場地為由擋在門外。而體專校長劉紹本及該任課教師也應邀列席說明，證實羽球協會確實違約，影響該校正常課程的進行。依法市府應即收回，但市府及羽協對此事皆無回應。 1983年10月19日，台北市議員高惠子、周陳阿春、楊明、張元成分別就羽協租借羽球館22年，市府卻連一毛錢租金也沒拿過，又坐視羽球館餐廳對外營業，由羽協抽取10%盈利，許多體專學生3年內極少進館打球，要求楊金欉市長說明究竟有無特權作崇？楊市長只推說應否再將羽球館租給羽協，他完全遵照議會決議辦理。  就這樣，市議員不斷狗吠火車，市府卻對警總化身的羽協完全沒轍，照樣2年一到就續約。1983年約滿後，羽協乾脆不再理會市府續不續約，在無約的狀況下，直接佔用羽球館。解嚴後，1987年10月8日，全國體協理事長張豐緒出面與市長許水德溝通，許水德表示，市府為籌備後年台灣區運動會，必須收回羽球館改建為綜合體育館。羽協則要求市府先承諾，新館落成後繼續享有管理權，但教育局與財政局都有意見。張豐緒希望市府不要對簿公堂。  前市長張豐緒之所以會出面與時任市長許水德協調，關鍵就在9月30日上午，教育局指派市立體育場總務主任劉家增率部屬3人，會同律師袁保凱前往羽球館執行收回封館工作，並丈量羽球館圍牆長度，準備築工地籬笆，以確保拆除改建羽球館時的工地安全。  但羽協拒絕遷出羽球館，總幹事黃德建率同律師邱基祥和張玉希，阻止教育局人員進入羽球館，並在門口貼出「公告」，表示在該會有關權益尚未獲得解決前，非會員不准擅入羽球館，如發生「滋擾」後果自負。教育局人員在特務壓力下，不敢進入羽球館，僅在館外丈量後自行離去。 教育局表示，羽協要求市府承諾對新建羽球館有管理使用權才肯搬遷，但該局無法將市有財產任意應允「民間團體」管理使用，近日內將向法院聲請強制收回羽球館，並將要求羽協返還自1983年約滿後至今該館所得之利益。 幸好解嚴了，市府在訴諸法律與輿論後，所謂的「民間團體」羽協，最後終於體認時勢變化，連警總都要裁撤了，其附從組織豈能繼續享有這種28年來的特權？乖乖遷出羽球館，讓市府拆遷改建成現在的市立體育館。 撫今追昔，羽協又要重現餘威，對一姊戴資穎「懲處」。年輕的鄉民們不怕，但我這資深鄉民卻好怕好怕喔！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對象」，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圖／翻攝自Google圖書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對象」，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作者楊猛揭露說：「這本書出版後被評為內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編輯，被禁止再編時政類書籍，出版社也被宣傳部批評了。」楊猛對於什麽是「大國崛起」的看法與習近平迥異，他在自序中寫道：「中國成為一個一流國家還缺少什麼？如果人民無法享受到其中的快樂，這種崛起就是殘缺不全的。」而書中的主人公們，絕大多數欠缺快樂及幸福的感覺。 變化多端的中國讓外來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彼此之間也很陌生。楊猛以記者的身份遊走於中國的心臟與邊陲，以「陌生」作為對祖國的第一個形容詞。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再也沒有林語堂《吾國吾民》中的樂觀、從容與自信，相反，幽暗的心靈、搖擺的信仰、荒蕪的田園、慘烈的天災人禍、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統……這一切讓作者和讀者產生了陌生、焦慮、厭惡乃至恐懼的共鳴。《陌生的中國人》讓人想起柏楊寫的那本《醜陋的中國人》，我和楊猛都是被《醜陋的中國人》所啓蒙的一代人。在楊猛小時候，父親買了本《醜陋的中國人》給他看，他對柏楊以「醬缸」形容中國非常深刻。如今，醜陋的特質沒變，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從報告文學的線索來追溯，楊猛和很多服務於南方報系的寫作者一樣，傳承了八十年代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和蘇曉康的「憂思傳統」。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蘇曉康的《烏托邦祭》是那個時代的文學、新聞及歷史寫作的典範。然而，這些本來繞不開的經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和血泊之後，偏偏被刻意繞開、強迫消失。優秀的記者和作家、《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給研究生做講座，九零後的新聞專業學生居然不知道劉賓雁是何許人也。中共有讓歷史消失、把果凍釘在墻上的本領。楊猛以一種更加平民化、更加寫實的手法，復原了劉賓雁和蘇曉康的精神氣質。由此，生機勃勃的八零年代與星光點點的二零一零年代終於接軌了。 如果從歷史寫作的線索來梳理，楊猛師法的對像是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寫十七世紀山東省郯城縣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與人私奔，最後慘死。史景遷寫：「要從過去召喚出那些窮人和為人遺忘者的生活總是困難的。」這正是楊猛寫《陌生的中國人》的初衷：爲底層的無名者立傳。比如，他寫汶川地震，一個字不提影帝溫家寶的傾情演出，而寫被奪去左臂的九歲小女孩周玉燁——作為倖存者的周玉燁用剩下的手臂畫出記憶：「這是我被埋在廢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頭下面都長著輪子，這樣我就能出來了。」再比如，楊猛寫作家莫言的家鄉及其小說的背景山東省高密縣，偏偏以一名七十三嵗的拆遷戶宮先生的故事結尾——因為上訪多次遭到軟禁、拘留，這個失去家園的可憐人的心願是：「想找莫言幫忙，能不能讓莫言幫小民向領導呼籲解決一下實際問題？」喜歡抄寫毛主席語錄的莫言能幫這個忙嗎？當然不能，即便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也不能。楊猛評論說：「這是一個作家的傑出的想像力也無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棄嬰？ 書中的十九篇報導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蘭考好人」袁厲害女士和她收養的有殘疾的棄嬰們。袁厲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樣的聖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塊遮羞布，醫院和警方發現的棄嬰都送到她那裡，她從民政局領取棄兒的生活費。袁厲害收養棄嬰成名之後，建立了自己的關係網絡，借助蘭考這座小城欣欣向榮的圈地開發，她跟合夥人從農民手中買地，蓋小產權樓然後出售，自己家也蓋起了氣派的兩層小樓。她的原始資本來自於民政局委託她收養棄嬰的生活費。 袁厲害富起來，她收養的孩子沒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場邊上的破房子裡，那裡充斥著老鼠、垃圾、臭蟲。楊猛去探訪的時候，只有十七嵗的小兒麻痹症和小腦發育不全的袁申負責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變黑的饅頭，他們就像爬行動物一樣只是活著而已。袁厲害承認，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樣被處理掉，前後有三十個，也許四十個。那些殘疾的、被遺棄的孩子的生命，卑賤如草、如螞蟻、如垃圾。楊猛評論說：「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沒來得及取名字，自然也無人過問。在一個戶籍管理嚴格的國家，真實的情況卻是，死亡可以做到無聲無息。」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之嚴格乃是世界之最，這套方法從商鞅變法的時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獨裁者對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進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統治者需要的東西，中國的文人和官吏從不吝嗇投入智慧和資源。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楊猛前去採訪當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門為何失職。渾身酒氣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長馮傑從午後的飯局中匆匆趕來，面對蘭考為何不修建孤兒院的問題，其回答有如外交部發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縣城發展的優先考慮計劃之內。」人們很難將這些肥胖的基層官員跟共產黨曾經大肆宣揚的模範官員、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祿聯繫起來。焦裕祿那樣的官員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現，馮傑那樣的官員則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對象。 就在楊猛離開六個月之後，他看到一則報導：孤兒們生活的位於垃圾場旁邊的房舍發生了一場慘烈的火災。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見過的袁申和另外幾個嬰幼兒。然後，中國常見的善後措施一定是處罰一群替罪羊：多名蘭考的地方官員被免職，其中包括楊猛訪問過的名叫馮傑的股長。袁厲害則免於追究其監護失職責任，慈善與愛心光環成為「蘭考好人」最後的護身符。袁厲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沒有袁厲害，會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那麽，袁厲害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作者沒有給出答案，而是讓每一個讀者自己去思考並判斷。存在並非合理，質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為什麼中國的棄嬰那麼多？首先是經濟方面的原因：靠種田勉強維生的農民家庭，根本沒有能力撫養有殘疾的孩子，拋棄有殘疾的嬰孩是所剩不多的選擇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棄了為民眾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職責，還竭力壓制民間社團的組織和自救行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許民間自己做。否則，NGO 機構豈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泛濫，讓中國人缺乏對生命本身的尊重與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動物性層面，所謂「寧為天平犬，不做亂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換的生命體。所以，墮胎和棄嬰在中國司空見慣，當事人在陳述此類事件時是一副輕描淡寫的口吻。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過海」是中國的一個神話傳說，楊猛用這個詞語作為題目，寫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溫州移民的故事。他們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獲得合法身份，然後從打工仔熬成大老闆或小老闆。 楊猛描寫了作為成功者的鄭建茂的經歷，堪稱青田移民的縮影。他們風餐露宿地偷渡國境，在歐洲充當廉價勞工，進而借助「中國製造」的勢頭從事中歐貿易，形成一股獨立的經濟力量。近三十年間，勤勞的青田人在歐洲建立起一個隱秘王國。楊猛的寫法一點都沒有「勵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實描述了移民在發財致富背後的困惑、挫敗與痛苦。 有趣的是，這些移民並非單向移動，在西班牙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很多人又向中國「回流」。中國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們，「有成就的華人被中國政府賦予很高的政治禮遇，被當作中國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當然，雙方都刻意掩飾尷尬的過往和曾經的偷渡者的身份。一個國家有那麼多的公民成為偷渡客，這個國家的榮耀當然值得懷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為母國的座上賓：有西班牙華人富豪和僑領受邀參加北京的國慶花車旅行，這被視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許。然而，他們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國。對第二代移民來說，「中國」是遙遠的「異國他鄉」。 這是一個由偷渡客組成的「小世界」，就連當地最大的華人教會的牧師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這家教會從一百人發展到四千人，成為社區的信仰和文化中心。從教會的爆炸性增長中，可以看出華人移民社會快速發展的軌跡。 流動在世界各地的溫州人、福建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但他們仍然不是真正的猶太人。猶太人已進入歐美主流社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了上層建築中經濟、文化、學術、教育等領域。而中國移民中的不少人儘管實現了腰纏萬貫的夢想，卻並未成為當地社會的有機成分。他們一般都生活在封閉的華人社群內部，對於獲得當地主流社會的認同和肯定毫無興趣。他們更不可能像當年「五月花號」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應許之地創建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更是「動物兇猛」。楊猛寫道：「在非洲的中國人深受無序和缺乏道德底線的商業文化的毒害，很難主動去遵守商業遊戲的規則。……一些發財的中國人喜歡炫富。在當地有專門為中國人服務的中餐館、賭場、夜總會、妓院、地下錢莊，形成高效封閉的華人圈子。」 導遊出身的蘇振宇搖身一變成了加納的一家大型金礦的礦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國對於非洲施加的巨大影響一樣複雜多義。中國對非投資超越了美國，商業投資自然要求回報。蘇振宇堅信「金錢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參與到當地的政治遊戲中，投資支持某一位總統候選人。他毫不在乎工廠對當地環境的毀滅性破壞，對於像驅使奴隸一樣驅使當地勞工和中國勞工去淘金沒有負罪感，反倒認為自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這群中國的金礦主永遠都不明白：「中國援助了非洲這麼多道路橋樑、議會大樓和體育館，為什麼非洲人仍然討厭我們？」他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已有數千萬，他們遍及全球的每個角落。對於官員、富豪和中產階級而言，選擇移民是因為對未來缺乏安全感，以及為子女謀求更好的教育機會。而對於那些社會底層的青田人、溫州人和廣西上林人來說，移居國外則是赤裸裸的金錢慾望和物質需求的驅動。錢是唯一的動因，他們不是為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而「用腳步投票」。只要能掙錢，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的勤勞工作固然對移居地做出一定貢獻，但血汗工廠、汙染企業等等，又給移居地帶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他們扭曲、荒誕的民族主義情緒，又使得華人成為移居國的最不忠誠的少數族裔。 為什麼國家是人民的敵人？ 中國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製造無數「國家的敵人」，「敵人意識」使中共當局成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國家的敵人」一節寫的是一度被判處死刑的「民間借貸」的操作者吳英，後來在各界的呼籲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國嚴厲的金融管控制度，讓民營企業難以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於是民間借貸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吳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犧牲品，她的對手樓氏家族幾年後也因為後臺的垮臺而鋃鐺入獄。另一個「國家的敵人」是在網路社交媒體上組織「性派對」的大學教授馬曉梅，他被以「聚眾淫亂罪」逮捕並判刑入獄。雖然執政黨的大小官僚都包養情婦，但官僚做的事情，民眾卻不能做，「中國仍然依靠嚴刑峻法對私人領域實施著精確的控制」。其實，吳英和馬曉梅都算不上「國家的敵人」，他們身不由己地捲入與國家的紛爭之中。真正的「國家的敵人」是主動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兒》一書中所描寫的她的哥哥查建國那樣的政治反對派。 中共並將那些沒有推翻它的意圖的民眾看成潛在的敵人，每天都在製造不計其數的人權案件。本書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慘遭遇：這個智力有些遲緩的農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門廣場上訪。那個銅牆鐵壁的地方，哪會有民女伸冤的機會？她沒有清朝時候告禦狀的小白菜那麽幸運，當即被員警帶走，發配給她家鄉的地方政府駐北京的「截訪人員」，然後被送到「黑監獄」之中。當年，滕彪和許志永為孫志剛事件上書全國人大，讓收容遣送制度進入歷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監獄」隨即應運而生。為了「維穩」，當局總能花樣翻新，讓法律的進步瞬間歸零。 管理「黑監獄」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吳建將李田田當眾姦汙，血染牀單。李田田的高呼驚動旁人，與她一起被關押的訪民奮起抗爭、破門而出。然後，這一事件廣傳網絡，有記者趕來拍下少女與牀單相片，震撼一時。當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層面處理此事。 數月後，該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終審宣判，強姦犯吳建獲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獲得兩千三百元人民幣賠償。本案中誰僱用了吳建並沒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無物之陣。幕後的兇手就是共產黨，法院也是共產黨開的，怎麽可能給李田田以公平正義呢？楊猛評論說：「對一個遭到當眾強姦的被害人，判令侵權責任人兩千三百元賠償無異於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習近平也有女兒，他的女兒習明澤比李田田小不了幾歲，倘若他的女兒遭到強姦，得到這樣的賠償，作為父親的習近平會心滿意足嗎？李田田貧窮的父母連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費都借不到。習近平與習明澤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國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則是被踐踏、被侮辱的奴隸。父親與父親，女兒與女兒，在中國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過。楊猛舉重若輕地寫道：「北京對於李田田太不現實。她還記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躍，以及後來將一切吞噬的無助。她只是一個陌生的過客。」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還寫到了某些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相當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條件最惡劣的地方是羅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都沒有去過。這個面積多達五萬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於兩個台灣）的中國最大的鎮級行政區，卻沒有一個常住人口，因而沒有一個戶籍員警。隨著巨大的鉀鹽工業基地隆隆動工，這片孕育過樓蘭古國的土地，又迎來一群懷抱發財夢的流動人口。而在與朝鮮接壤的鴨綠江邊，作者採訪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國商人——用一包長白山香菸就能進入朝鮮境內，甚至可以換到冰毒。然而，彼岸那個更加野蠻的國家，不會遵循以物易物的貿易準則，一言不合，就掏槍殺人——大國崛起的中國政府，卻又不願出面捍衛本國被害公民的權益。 讓我最感動的報導是《贊美詩》。在怒江邊上的小城六庫，不是基督徒的楊猛發現了山頭矗立的一間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們在教堂裡練習四聲部的贊美詩。在這本讓讀者始終沉重而壓抑的報告文學集中，終於出現了唯一的一抹亮色：當《哈利路亞》的混聲大合唱從這些沒有受過正式音樂訓練的婦女口中唱出，衝破雨霧，在怒江上空激盪，她們的臉上也露出楊猛在中國的土地上極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國家的強大及個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這種快樂感和幸福感；惟有那來自天上的恩典與救贖，才能讓陌生人彼此成為兄弟姊妹並愛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聲中、在陽光下，呈現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貴與榮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紐約客》專欄作家何偉寫過一本名為《尋路中國》的遊記，我想，如果真要為中國尋找一條出路，楊猛的這篇《贊美詩》或許就是一個醒目的路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