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在立法院提了4000提案，要阻礙預算審查。他們自己覺得模仿當年反對黨的阻擋技巧就對了，佔主席台，不給表決，擋預算，就是做好反對黨的角色，但對法案內容卻不清楚，只知反對到底，然後覺得只要可以阻礙施政，就是為黨建功，將來可以繼續被再提名當立委就好。 這種不談立法理念，只是技術阻擋，行為之幼稚，讓人連恥笑都不屑。中國國民黨對於失去政權，看來是完全不知如何反省，他們以一切力量保護黨産，就表示這政黨是以利為團結自己的力量，完全不在乎一般選民看他們扒著黨產不放的惡相。 過去不到一年前，中國國民黨馬前黨主席還一再說要黨產歸零，現在黨主席卻完全可以當作不知道。這個本不屬台灣的政黨，在台灣殺人掠奪，毫不被責罰、審判，台灣人對他們寬容簡直到辱己而不自知的程度，現為他們為一黨之私，佔盡便宜還賣乖，罔顧黨產歸零的承諾，壞戲拖棚，簡直忍不足睹。 看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角色，就只剩下跑去準敵國中國當買辦的角色。對一個完全沒有民主核心價值的中國國民黨來說，跟中國共産黨這獨裁政權相濡以沫，是自然的道理。只是過去要全體台灣人跟著中國國民黨反中國共產黨，自己假裝站在民主正義的一方，要大家打擊惡魔。現在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反而是中國國民黨自己被民主台灣人打敗，看到龐大的人民幣，就不顧顏面與身段地跑去和他的敵國對手叩頭。 這樣的政黨本是從中國而生，以獨裁、利益為理念，返回中國懷抱是自然的道理，只是他們在台灣已成為民主怪獸，群魔亂舞，不但無法監督執政黨促成轉型正義，反而是其中最大的絆腳石，而成為台灣要走向光明的冗重負擔，這才是台灣人民無法忍受的罪惡根源。

這是11年前投稿台灣日報的舊文，但是，現在看來，依然完全沒有過時，日本駐台機關「交流協會」2017年一大早，就將招牌更換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民進黨立委王立宇提案「外館全部正名為台灣」，並已獲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決議通過。 2017年元旦上午，日本駐台機關「交流協會」特別加班更換招牌   這些當然都還只是小小兩步，但是，對映這篇刊登於台灣日報2006年2月11日的投稿，真的感慨萬千，為什麼這麼明顯的錯誤，還要浪費11年的歲月，直到太陽花世代…… 我的國家叫什麼？從台灣記協在韓國的抗議說起 去(2005)年11月初韓國記協在首爾舉辦的「亞洲新聞論壇」，台灣記協代表團「依慣例」強烈抗議名稱被改成「中華台北」一事，看來似乎是在中國不再施壓的背景下，去年韓國記協公開承諾，「保證」不會再發生。 閉幕式晚宴席間，對於仍然憤憤不平的台灣記協成員，韓國記協幹部反問一句，「不然，你們認為，你們的國家叫什麼？」 廿幾歲的台灣記協秘書吳美靜，毫不猶豫的說，「taiwan(台灣)」，但是，當那位韓國人用一種「那妳怎麼說」的眼神，看著四十幾歲的筆者時，老實說，筆者確實有無言以對的複雜心情。 我的國家叫什麼？我是什麼人？在台灣，所謂的四、五、六年級生，在國民黨「大中國」的教育之下，無論本省、外省，都曾經毫不猶豫的以「中國人」自居。 我們都曾經熱血澎湃的誓言「反共抗俄」「捍衛中華民國」。堅信一生最崇高的使命，就是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 過去接受國民黨的「反共、仇共」，如今也照單全收國民黨的「恐共、媚共」，卻完全不曾懷疑，為什麼「中國人」最恐怖的敵人與威脅，也是中國人的矛盾。 而對七、八年級生而言，雖然學校上的課本變化不大，但是兩岸開始交流接觸，總會有老師告訴他們，中國地理教科書雖然這樣寫，但是，不必去記，因為目前中國大陸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既不是36省，鐵路路線也不是教科書的那樣。 而從他們懂事識字以來，不斷從媒體接收到的訊息，就是來自中國的種種打壓、恐嚇，一點都不喜歡中國，也不想做中國人，更不認為 自已是中國人。 但是，面對這個韓國人問，「不然你們認為，你們的國家叫什麼」？究竟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你的名字？ 叫中華民國嗎？這是個連國民黨，都只能在台灣境內，拿來逼迫民進黨接受；卻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提都不敢提的「國號」。 叫台灣嗎？如果連已經執政的民進黨，都還口口聲聲對邦交國自稱「中華民國」；對非邦交國自稱「台北經貿文化代表處」，筆者有什麼資格，義正嚴詞回答說，「我的國家叫台灣」？ 國際政治現實之下，可以理解，也可以諒解，連民進黨政府也還無法加入聯合國，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堂堂正正的國家。 但是，無法理解，也無法諒解的是，為何直到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無論是官方發言，或新聞用詞，都稱呼我們為「台灣」時，可以完全「操之在我」的外館名稱，卻始終沒有一個使用 「台灣」？ 為了讓外國人迅速識別我們在國際社會上的身份，除了台灣出口商品印著「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除了護照加註台灣，請讓我們的外館，也名正言順的使用台灣。

  台灣國家正常化之路，有黑暗也有光明，人們不敢過度樂觀，只能為2017年，許下一個字：「慎」。圖／pixabay 在中國一片文攻武嚇之下，台灣渡過2016年，但是，台灣企圖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前景，仍然一路坎坷。 簡單分析，至少有兩個最大阻礙，橫擋於路：一，在國際場合，不停叫囂，要掌握台灣人命運的中國；二，失去黨國政權的國民黨，充滿寧予外人，不給家奴的心態。國民黨頑抗黨產歸公，而且正在利用改革引發的社會爭議議題，快速製造社會分裂，並將它導向群眾運動，持續累積藍營能量，企圖在2020年再起；另外培養藍色名嘴，在媒體上顛倒黑白，誤導社會，公開擺明了：中國國民黨不會當忠誠反對黨，寧願成為老共在台的第五縱隊。眼看當下情勢，內憂外患，台灣國土危厄，新的一年開始了，新政府是否能夠經得起內外交加、雙重壓力的考驗，令人擔心。 所謂第五縱隊名稱，最早來自1936年西班牙內戰期間，佛郎哥將軍和西班牙共和軍交戰，佛郎哥派兵包圍馬德里，有人問他：「你派出多少縱隊」，佛郎哥說：「四大縱隊包圍首都，還有另一個第五縱隊已經在城內。」共和軍以為，佛郎哥所指的第五縱隊，就是關押在馬德里監獄裡的一千多位政治犯，於是下令把政治犯全部槍決，這故事就是潛藏敵後的第五縱隊由來。根據老共內參文件所述：中國企圖拿下台灣，至少有三種方法。 第一：以軍事力量正面強攻，潛艦、航母封鎖海峽，戰機、飛彈全面摧毀，然後是正面登陸。但是，武力強攻的結果，不但每日軍隊介入，肯定在島內遭遇更大反抗，發動戰爭一方既無法短暫取勝，更不可能全身而退；戰爭時間長短，更難損害控制，付出代價很大，智者兵家所不為也。 第二：把台灣「黎巴嫩化」，使戰爭鎖定在台灣島內。根據去年美國「國防新聞」所刊登的一篇評論文章「第五縱隊如何攻台」，作者是來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教授吳尚蘇。根據吳教授研究，從2008年台灣開放中國個人旅行後，入台的中國人有1%，是擔負特殊任務的第五縱隊成員，國安單位估計：大約有十萬人潛入台灣，從事偵蒐間諜工作，這些人會進行週期性替換交班；但是，固定潛入台灣的紅色縱隊，超過一萬人；從特定管道輸入台灣的輕武器裝備，包含手提式防空系統，長程狙擊槍，其他破壞性武器多種。這些武器和人員，大約存放在台北周邊鄉鎮，只要發動對台北的斬首行動，先以攻擊網路癱瘓通訊開始，再以狙擊槍和手提飛彈系統，就可以控制北台灣陸戰和防空基地，然後進一步攻下總統府和國會。去年，中國就在內蒙古地區，模仿攻擊總統府的軍事演練，只要台北陷入內戰狀況，中國才可能以平亂為理由，堂而皇之登陸台灣。這種戰法比強攻，所付出代價更低。 第三：持續以商逼政，控制台灣經濟、金融，以政治外交打壓台灣生存空間；對內培養老共心目中的爛泥國民黨，透過受其控制的台商，提供這坨爛泥財務上的支持，努力讓爛泥可以扶上牆頭，以便爭奪2020年的中央執政權，再建黨國一體的政權，把台灣變成親中的附屬政體，最終實現台灣香港化的虛假一國兩制。這條道路，中國已經走了一半，若沒有太陽花運動，早已完成，這條路較不會引發美國和日本抗議，而且代價和反彈相對比較低，所以會持續下去。 不管選擇哪一種占領台灣方法，都必須依靠第五縱隊，內外呼應，這就是俗稱的木馬戰術。 台灣目前的木馬，至少有四種。第一種是放在明處的木馬，這一群人背著五星旗，走在台北街頭，明目張膽，張牙舞爪，不時動手打人的同心會、統促黨，因為人在明處，容易控管，所以這類木馬，被列為最不可怕的一群。這些人經常被藍色人動員，出現在公聽會、座談會，或群眾運動中，趁機造成衝突，破壞政府形象，能力足以製造小規模內亂，但是，基本上要挑起大規模的內戰，恐怕沒有能力。第二種木馬，是利用旅遊或偷渡等管道，潛入台灣的中國軍方特種人員，或稱為「解放軍入台先遣部隊」，這類人熟悉手提輕武器操作，包括反坦克系統，反飛彈系統，有台灣黑道掩護，了解台灣軍隊動態，掌握所有基地的出入和人員調動。這種木馬的能力或許可以包圍台北，造成台北內戰，但是，企圖掌控全台，使戰爭蔓延全台，能力上仍然不夠。第三種木馬，扮演文攻角色，包括被中國出資收買的媒體、名嘴、學者，利用台灣言論自由市場，發表回到「一中原則」投降言論，唱衰新政府的改革，反對台灣正名或公投，降低台灣對老共的危機意識，把亞洲最具軍事威脅的國家導向日本，反對美國的亞洲戰略平衡政策。這類親中學者，普及大學校園，甚至還隱藏在國防軍事學校中，心理上瓦解台灣軍人，反獨裁中國的戰鬥力。第四種木馬，也是最可怕的木馬，深深隱藏在政府內部決策單位的木馬，這種木馬一但發揮力量，就可能造成國家無法挽回的損害。 過去，國民黨內戰之所以失敗，寄生在國軍內部的地下黨員，發揮影響力，固然可怕，但是關鍵的失敗，卻是錯誤的財政政策。鄧小平曾說：「國共內戰中軍事戰爭固然重要，但是經濟作戰，卻是沒有煙硝的戰場，也是決定勝負的戰場。」鄧所指的，就是國共之間的金融戰爭，這場金融戰爭的主角就是冀朝鼎。 1931年，國民黨大印蘇區的偽鈔，企圖以金融通膨戰術，擊垮剛建立蘇維埃中華共和國的老共，歷經四次圍剿，沒能成功；但是，最後老共以潛伏在國民黨內的金融政策制定者，搞亂財政，終於使國民黨一敗塗地，而這個人就是冀朝鼎。 冀朝鼎山西人，孔祥熙的老鄉，1927年加入共產黨，由組織派到美國學習，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經由美共成員艾德勒的安排，進入國際平準基金會當研究員。當時，美國財政部充斥著信仰共產黨的黨員，後來才會引發戰後的麥卡錫發動清共的赤色風暴。冀朝鼎在美國金融單位歷練後，1942年，冀朝鼎回到中國，由江浙財團的推薦，成為孔祥熙的左右手，成為中美平準基金會代表，並擔任外匯管理局秘書長，掌握制定政策權力。 1944年，孔祥熙因為黃金公債和美金公債弊案下台，接替者就是宋子文。不久太平洋戰爭結束，但是，國共戰爭又起，冀朝鼎建議宋子文發行法幣，並且開放黃金和美元買賣自由化，以便接軌國際市場，宋子文言聽計從。1946年二月，央行即公布「外匯管理新辦法」，以五億美元儲備，發行法幣，結果卻引發通膨，法幣一路大貶，人民搶購黃金美元；到了1947年，宋子文拋出300萬兩黃金，仍然無法壓住法幣貶值，最高貶到一美元匯兌12000法幣。蔣介石氣到不行，大罵宋子文無能，宋子文也因此下台；但是，蔣介石以緊急命令停止黃金自由買賣，卻已經來不及。1948年，冀朝鼎再度出招，建議老蔣推動發行金圓劵改革，一元金圓劵回收法幣300萬。但是，整個金融市場已經爛到不行，人民哀聲歎道，國共內戰卻已進入尾聲，共軍還沒過長江，上海，南京，金融市場混亂，人民扛著一麻袋金圓劵，市場卻沒有物資可買，國家崩解在即，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原來央行信誓旦旦：金圓劵只發行上限20億，但是最後統計卻印了68兆，這樣下去，不通膨才怪。後來陳立夫在回憶錄上說：「冀朝鼎禍國得逞」，這是後話，證明了最大咖的共諜就在政府中心。 國家經濟金融是命脈，老共要打擊台灣，第五縱隊只要以網路癱瘓金融，凍結提款，甚至大印偽鈔，這些動作不能不提防。真正摧毀台灣士氣不在軍武，而在生活。 2017年開始了，展望未來，台灣國家正常化之路，有黑暗也有光明，人們不敢過度樂觀，只能為2017年，許下一個字：「慎」。

兒時的土角厝。作者提供 何元亨／新北市新莊區昌隆國民小學校長       這幾天，因為《灣生回家》一書作者虛構身世吵得沸沸揚揚，早已忘記，我何時到電影院看這部紀錄片。看這部紀錄片的動機就如當初《看見臺灣》、《拔一條河》等，凡是記錄臺灣人文風土的影片，我都會感到興趣。特別是《灣生回家》一片，我和片中人物同樣有一份特殊的鄉愁：兒時成長的故鄉，對照現在居住的異鄉，經常會有「故鄉變異鄉；異鄉變故鄉。」的情感。遺憾的是，《灣生回家》一書作者虛構身世，傷害紀錄片的真實性，倘若能像楊力州導演《拔一條河》的書和紀錄片同步且真實，就不會有現在的紛擾。     不是遊子，很難體會遊子對故鄉的眷戀。詩人余光中先生也寫過鄉愁一詩，很幸運的，我沒有經歷那個時代的悲慘。我相信每個遊子對故鄉的眷戀永遠不會消褪，甚至直到生命終了。     回顧過往，《灣生回家》電影裡的人物和故事，在某方面類似1987年臺灣政府開放「兩岸探親」的感人故事。那些當年因國共內戰被迫離開故鄉的人，重新回到久違的故鄉，不也令人熱淚盈眶。「鮭魚返鄉」或「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並非中國人或臺灣人的專利，只是「衣錦還鄉」可滿足世人的虛榮。對故鄉的眷戀，不分族群或國別。     我的故鄉在大甲偏僻的小農村，離鄉三十餘年，卻常惦記著故鄉的人、事、物。每年的農曆三月，大甲媽祖遶境，總能在電視新聞中看到故鄉的媽祖廟，那是我故鄉眷戀的一個小印記而已，卻能短暫滿足我思鄉的悸動。即便我現在返鄉的機會少些，但故鄉裡有我的童年，我的親友，那是無法抹滅的情感。只要返鄉，我一定會到村莊裡逛逛，特別會到我兒時的「土角厝」看看，即使現在有些破舊荒廢。看看我兒時成長的足跡，即便景物不依舊，人事部分非，我依舊覺得月是故鄉明；水是故鄉甜。     我周遭的友人跟我有相同的際遇，曾經聽過友人的父祖輩從臺南到臺東開墾，在那裡落地生根。後來，友人北上讀大學，就一直留在北部成家立業，偶爾也聽他說會回到臺東故鄉走走看看，這不也是另一種對故鄉的眷戀嗎？類似的例子，在我們生活周遭俯拾即得，就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灣生回家》的故事不也是這樣嗎？     《灣生回家》紀錄片，真實的生命故事。我從單純的鄉愁看這部片，會引起遊子共鳴的情感。當然，有人會宏觀的從戰爭、殖民、民族情緒等來看這部片，就會有各種不同的解讀。我喜歡回到人類最初的情感，對故鄉永遠的眷戀，這樣單純些，這樣的赤子心更顯珍貴。

2014年7月，蔡英文對《天下雜誌》記者說「民進黨最大的挑戰，就是2014一定要打好。如果打好，連中國都會朝民進黨方向來調整。如果他們覺得，2016年最有可能贏的是民進黨的話，他們自動會去創造那個條件。」但《新華社》在2016年1月16日大選當夜，仍然試圖掩飾其「統戰失靈」：中國對台政策「不僅沒有失敗，反而成功導引了台灣民意走向，更在台灣形塑『不敢獨、不能獨、不要獨』的共同認知。」  然而，支那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於2015年9月，原本曾就蔡英文上述對《天下雜誌》記者的談話，大批「怎麼會這麼傲慢」；他在大選後立即改口，「勿因蔡不接受『九二共識』就不滿」，而且又於2016年2月，第一個承認「統戰失敗」，他還希望能找到「更好的統一論述」。 到了2016年6月，上海台灣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張笑天更進一步認為，「拒統共識的形成，的確反映了大陸在統一論述的建構上已經失敗，觸目所及也難以找到可堪一用的替代性思想資源」，並下了「大陸很快將會在理論上失去台灣」的結論。 張笑天的說法，很快就得到印證：2016年7月，海牙仲裁南海諸島的結論是，支那主張的「『九段線』歷史權利」，沒有法律基礎，而且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連帶地，該「九段線」想要涵蓋台灣的「歷史權利」，也形同遭到否決。 同一時間，我們也看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亞洲項目主任戴杰（Jacques deLisle）對「台支關係」的評論：「我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北京在可預見的未來已經贏得『台獨』的議題，但它也輸掉『統一』的議題。」 澳大利亞莫納許大學台灣研究小組教授喬爾阿特金森（Joel Atkinson）更提出警告：習近平應該不至於對蔡英文過度施壓，否則他會把台灣推得離中國更遠，使北京的台灣夢最終成為一個幻影。   我們不會忘了，習近平自2015年3月4日親自帶頭施壓蔡英文與民進黨接受「九二共識」與其核心內涵「兩岸同屬一中」之後，國民黨馬上與其緊密配合，忘記他們推動ECFA時、對台灣人民的承諾，舉例如下： 1. 2009年5月24日，馬英九出席世界貿易組織的未來國際學術研究會時表示：「ECFA為一純粹經濟協議，與主權無關」。 2. 2009年7月30日，馬英九接見一個工業團體時表示，有關最近熱門的ECFA話題，他在星期三接受一家媒體專訪時已說得非常清楚，第一，ECFA是純粹經濟性的協議，不會觸及到任何政治問題。為能單純化，不會有任何包括「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等用語，這些都不會出現。 3. 馬英九的陸委會2010年4月8日說，「ECFA是單純的兩岸經濟交流及合作事務，不涉及主權及政治問題」； 4. 當時金管會釋出的說帖也強調，「ECFA只規範兩岸經濟合作事項，不涉及統獨及主權問題」。 5. 2011年8月31日，政務委員尹啟銘：自2009年2月政府決定開始進行兩岸ECFA的洽簽工作，就決定堅守兩項定位，一是不採港澳模式，另一是只規範兩岸經濟合作事項，不涉及統獨及政治問題，而今ECFA的完整內容全部在行政院陸委會及經濟部的網站上，任何人都可以檢視ECFA的內容是否有任何一個地方違背了前述的原則。 6. 經濟部ECFA網站上：兩岸經濟協議，內容與統獨無關，既沒有政治前提，也沒有政治條件，純粹規範「為民興利」的兩岸經貿活動。事實上，過去兩岸各項協商，包括兩岸經濟協議之協商，都是在雙方擱置政治爭議的前提下，循序推動並完成簽署，絕對不會有「以經促統」的情形。 馬英九則在2015年11月的「馬習會」公然叛國，「雙方關係能突飛猛進，主要基礎就是『九二共識』，正因雙方共同尊重『九二共識』，過去7年半，才能達成23項協議（包括ECFA）在內的豐碩成果與和平榮景。」 習近平大概作夢也沒有想到，他和馬英九唬弄台灣人接受「九二共識」與「兩岸同屬一中」的騙局，會被前述的支那學者拆穿；又如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王英津於2016年2月也談到，「現階段兩岸互動交流中的商談多屬於事務性商談，基本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王英津甚至坦認，「大陸方面堅持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已1949年被推翻，目前台灣方面所謂的『中華民國』與歷史上的中華民國並不是同一個政治實體」，而且指出，「眾所周知，台灣是一個民主多元社會，實行政黨競爭制度，不同的政治派別對於『中華民國』的定位方案不同」。 王英津也因而同意：「『中華民國』本身在台灣具有不同的涵義，既可以作『一中』解釋，也可以作『獨台』解釋，還可以作『台獨』解釋」；「大陸在『中華民國』這個問題上的處理策略是既未承認也未否認，而是智慧性地將這一問題作了模糊、迴避和擱置處理。」 就以上王英津的分析來看，習近平與支那整個涉台系統完全瞭解台海現狀，只是故意要用拐騙及恐嚇來使台灣人就範，但習「反覆不定」的態度，反而完整曝露騙局的破綻： 以蔡英文520演講回應與宋楚瑜APEC之行為例，支那涉台學者的公信力與權威性完全被習近平一手摧毀：一、如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周至懷本來代表習表態，「蔡的演說，為兩岸當前的破冰創造了一個條件」，誰知幾個小時後，習又拍板「翻臉」不認；二、又如一干涉台學者，在APEC會前異口同聲說，「宋楚瑜無法成行」，隨著情勢演變改口「到了也無法進到會場裡」，後來又宣稱「無論公開或私下場合，也將維持『不交談』、『不接觸』的底線」，結果到了會場，宋非但跟其他20國領袖安然坐在大會台上，還跟習私下談了十幾分鐘。 再談近來，習近平一方面要周至懷代為宣布，容許兩岸智庫討論新共識，但仍侷限「同屬一中」的範圍裡，看似有所緩和。但另一方面又施壓動作頻仍，如要台商互相舉報誰是台獨，查稅海霸王、要求擁護「一中」，施壓張忠謀等企業大老辭總統府資政，策動聖多美普林西比與中華民國斷交，派出戰機與航母遶台，要求其他國家公開表態遵守「一中原則」及要求美國不要讓蔡英文過境...等等。 我們相信，若拿習近平這些舉動去質問周至懷，一定會讓他啞口無言，又被習擺了一道；對習來說，這些學者不過是隨時可割可棄的工具，反而可以被我們利用。

立法院1230表決大戰，操到表決系統出問題。資料照片        康明哲／台北市開業醫師 國民黨自從輸了政權也輸了國會之後，很多行為與動作，讓人覺得他已經墮落到心中只有怨恨，除了過去抹黑造謠的老本事、老習慣之外，現在似乎也公開表態了：我就是要讓你無法執政，讓人民也不好過！ 最好的證明就是存心要癱瘓立法院：重要院會就提它三千個法案，不管那是多麼狗皮倒竈的法案，反正就是要讓你過去的院會白開，行政無法運作，以免你把事情做好、作對了，我更沒機會了。 這次審明年度預算的年度最後院會，他故技重施，又提三千法案。問他為何如此？他的發言人明白地說：你們民進黨過去還不是用這方法？還大言不慚的說：這是政治手段。 這讓我想起伊索寓言裡面，驢子與小狗的故事。有人養了一隻狗與一頭驢子，主人常常跟狗一起嬉戲。有一天，主人出門吃飯，還帶回一些食物扔給狗吃，狗高興得搖著尾巴迎上前去。驢子平常看慣這些場景，總是很羨慕，這次，他也想學學小狗博得主人的歡心，也蹦蹦跳跳地跑了過去，卻踢了沒有防備的主人一腳。氣憤的主人把驢子痛打一頓，還把它拴在馬槽邊。教訓：同樣的事情並不一定適合所有的人。 雖然同樣在野，雖然同樣杯葛議事，但是民進黨幾乎都是有理由的、能說服人的杯葛，因此能夠贏得人民的同情，知道他「吾日暮徒遠，故倒行而逆施之」的苦衷。請問國民黨提三千法案杯葛的理由與目的何在？讓牽涉國家運作的全國總預算無法過關，其中包括多少民生法案？但他的發言人卻說，我們是要把民進黨拉回來審民生法案！使行政單位斷糧斷炊，受影響的不是全民嗎？ 請問你這意思是不是：人民唾棄我，我就讓你們也活不下去！過去一年鉅額的立委薪水與議事花費泡湯？爺們高興。

  據報載：《灣生回家》作者陳宣儒承認捏造「田中實加」之名及「灣生」後代的身分，導致輿論譁然，撻伐聲不斷。 毫無疑問的，不論任何人，如果以捏造或虛構、來試圖博取聲名與金錢，都應該受到極為嚴厲的譴責。因此，陳宣儒應該為她造假的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 只不過，面對此一事件，長年研究日治時期台日人關係的筆者，卻不禁想：《灣生回家》所反映的「灣生」生命史與台日人關係的真實面，倘若因為陳宣儒的造假，而受到全盤的否定；那麼，此一事件對重建日治時期台灣史所產生的不利影響，才是真正讓人憂心之處。 從《灣生回家》書籍出版與影片放映以來，其所表達的內容，原本就得到正反兩極意見的不同評價。這些評價各有立場，也應予以尊重。只不過，在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當中，台日人之間的關係，乃呈現出極為複雜的樣貌；在在受到時序、世代、階級、族群、場域、地區……等因素的影響，難以一概而論。但不論如何，《灣生回家》中所反映之台日人關係的部分事實，雖然幽微，卻仍然真實。倘若將這些真實誇大為全面、普遍的事實，或是將這些事實全然抹殺、視而不見，都不啻背離歷史學的基本原則，不足為取。適切的做法，應該是儘量讓這些事實呈現出來，並與其他的事實，相參併觀；然後進行歸納、比較、綜合、分析，從而釐清細節並得出整體的輪廓，如此一來，或許我們才有可能給予那個時代的台日人關係，一個真正公允的評價。 因此，歷史的轉型正義，絕非僅止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平反；日治時期的台日人關係，在戰後國民黨政權為了「去日本化」以及「中國化」的政治目的、所進行的虛構與捏造之下，充斥了各種謊言與神話，甚至成為許多台灣人的「常識」。如何克服這些虛構與捏造所創造的謊言與神話，進而重建真相，既是歷史轉型正義極為重要的一環；更是為了避免「皇民說」之類的奇談怪論，在下一次選舉時漫天飛舞，成為台灣追求成為正常化國家的負面因素！ （作者為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記者鄒景雯／特稿 日本交流協會更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昨天正式揭牌。這項正名行動，雖屬日常業務，卻隱含著不可言喻的深意。日本在安倍政府主政下，正試圖奪回有關「一個中國」政策一半的解釋權，這小小的一步，踏出了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大進程。 日本交流協會今年起正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日本駐台代表沼田幹夫（右三）、亞東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左三）、外交部次長李澄然（左二）等人昨天一同完成揭牌儀式，象徵台日之間深厚的信賴及連結。（記者黃耀徵攝） 有關「交流協會」改名之議，早在二十年前，包括日本政府與交協內部，一直就有類似的提議與討論。但是，由於不被認為具有急迫性，因此始終受到緩議。 陳水扁政府時代，時任駐日代表的許世楷，曾經想率先推動將台灣的駐日代表處正名，並未為日方接受；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兩岸關係處於緊張狀態，日美兩國對於阿扁的路線也有相當意見，因此把兩邊的代表機構名稱更改一事，就擱置下來。 這個議題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成熟結果，有時空條件的背景，而最大的促因，當推安倍政權的國際戰略與友台價值觀使然。 就時空條件的背景來看，主要有二，一是日本外交部門觀察到，若干國家、例如英國、澳洲等，在最近幾年修改了它們在台灣的辦事機構名稱，這些動作似乎並沒有引起英中關係、澳中關係上的任何困難。 台灣認同普遍化 正名很自然 其次則是，日本發現了台灣認同的普遍化與深刻化。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當時，與今天的最大不同，就是台灣人民認同了台灣這塊土地，這讓日本覺得今日使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這樣的名稱，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時，即使更名，仍在公益法人的架構下，並未上升到大使館等正式外交關係上，因此不管北京有多麼不爽，也無從把這件事情當作「違反日中聯合聲明」之舉。日本判斷，北京頂多公開高分貝大罵就是。 至於安倍的戰略觀，最大的意義在於，即使是正名這麼簡單的事情，日本在過去也是無法做到的，但是安倍的領導風格，讓現在的日本越來越「正常」了，集體自衛權在前年解禁，正是另一個顯例。 「日中友好時代」 不復存在 簡單來說，透過日台名稱的確立，日本也開始逐漸形成日本所定義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往的東京，往往是被北京單方面解讀與定義的「一個中國」所綁死，由中國決定日本跟台灣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好像凡事都要看北京的臉色辦事。只要中國說：「這樣做，違反一中原則與日中友好精神！我強烈反對！」日本就得退卻。透過這次改名，所謂這樣的「日中友好時代」，已經不復存在。 據了解，針對這次更名，北京提出了強烈反對，派出相當高層次的官員向安倍政府進行交涉，但是未獲理會，因為日方深信他們並沒有違反「日本所定義的一個中國政策」。 日本相關人士私下有段感嘆，非常有意思。他說：日本把所謂「一個中國」政策的解釋權拿回到自己手裡，只是一半的解釋權而已；美國不也是一直強調：美國將繼續堅持美國所定義的一個中國政策嗎？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檢討中國在一九四九到二○四九的一百年間如何為趕上美國稱霸世界而採取的種種欺騙行徑。北京方面判斷白邦瑞可能成為川普的首席中國事務顧問。 然而在這場百年馬拉松前，已有另外一場。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開始，世界出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競鬥。就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但影響中國，還影響全球。由於它扶植了國共兩黨，以致影響到台灣現在的命運。 不過這場馬拉松，因為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帝國開始解體，沒有跑到今年的百年終點而宣告失敗，享壽七十有幾。亞洲部分，則因為派生出另外一個中華帝國怪胎而出現另一場百年馬拉松，到今年也已六十八年。如果說，美國雷根總統八年執政逼使蘇聯大帝國解體，那麼川普總統執政，今年將成為新一場百年馬拉松的關鍵年，會不會使中華大帝國在享壽七十有幾後也面臨解體的命運？當然，歷史不可能是簡單的重複，中國與俄羅斯的文化背景也有不同。 二○一七年也是台灣二二八屠殺事件七十週年，香港主權轉移廿週年。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正名」能走多遠，香港的自治與獨立運動能發展到什麼程度，都會影響到西藏、新疆、南蒙古的自治與獨立運動，再加上「川普新政」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衝擊，習核心在今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很難會是平穩的一年，可以為所欲為的一年。 我正在看美國Herman Wouk的史詩性小說《The Winds of War》（戰爭風雲），就像四十多年前看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那樣有許多對現實的聯想。那時是把毛澤東與希特勒作類比，這次是關注自由世界如何從姑息到對抗希特勒，尤其美國從中立到「假中立」到介入二戰，羅斯福總統所做的艱辛努力。否則歷史可能改寫。 美國不論是哪一黨執政，台灣都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戰略地位。在中國《遼寧號》航母可能趁蔡英文總統出訪而在台海尋釁滋事的時候，有消息說，美國《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下週將來南海。這將是中美航母戰鬥群在南海首次碰頭。 歷史雖然是由很多必然性組成，但是有時偶然性也會產生重大作用，從而改寫歷史。靜止是暫時的，運動才是永恆的，所以台灣的維持現狀也只能是暫時的；大格局的維持現狀，無法阻止小格局的改變與發展。為政者如何順應民意，適應歷史的發展，乃至推動歷史的發展，就可能成為歷史的偉人。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媒體報導：「傳中國將『斷三通』 我官員：台灣不須自亂陣腳」。顯然中國面對川普、蔡英文直接對話後的美中台新局，加大對台施壓力道。但此舉對中國的傷害恐怕更大。 「斷三通」最主要是「斷通商」、「斷通航」；至於「斷通郵」則因時代變遷已不足論矣。由於台灣經常出入中國者超過兩百萬人，中國又是台灣海外投資第一大國，台灣對中國貿易依存度超過三成，不通商、不通航，可能使得台灣一些企業的供應鏈中斷，衝擊不可謂不大。面對新局，台灣的確需要一些調整期，這些企業若有中國以外的供應商，或可確保供貨生產，只是價格需要調整。 考量目前許多國際企業逐步將生產基地移出成本日高、糾紛日多的中國，而轉向越南、印度等地，因應變局速度向來以快著稱的台商應也早有準備，「斷三通」短線衝擊大，長期來看卻不是嚴重問題，而且這切斷兩岸經貿關係的結果，反而加速台灣走向經濟獨立。 蔡總統當然不希望這麼快就面臨中國在經貿上強力施壓，威脅她的施政。但減少對中國經貿依賴，卻又是她的政策方向。其次，這衝擊對台灣經濟算是「短空長多」！由於台灣是美日新東亞政策的重要成員，中國打壓台灣引起的經濟恐慌，極可能會使得美日政府伸出援手，協助台灣渡過難關。這個走向就是讓台灣重回（「重回」正是重點）以往美日台的國際經貿鏈中。檢視台灣過去數十年經濟成長，越接近美日，經濟成長越快；越接近中國，經濟衰落之勢越明顯。在中國「斷三通」壓力下，蔡英文應該堅持親美日的政策，才是台灣長遠發展的正確道路。 實際上，中國若真「斷三通」，台商企業、資本都會回流台灣，再配合美日在技術、國際行銷等協助，台灣不僅會所得提高、失業率下降，而且產業也會早日升級。蔡英文政府期待的主要經建目標都可能提早達成！ 中國「斷三通」最大的傷害不在台灣，而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國際信用。試想：其他國家及企業會怎樣看待他們的中國投資，以及在中國的供應鏈呢？當然會起警惕之心！這些國家、企業當然會改變他們在中國的投資布局，中國將因此蒙受嚴重傷害。何況對美國川普來說，他本來就是要讓投資往美國跑，以重振美國製造業，中國的不理性，恰好符合川普的期待。 毛澤東說：所有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但中國這舉動，回應此話的下一句：政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作者為中州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迎向新年代，正常國家都會有新願景。在台灣這個「國家」，不只要有「國家」新願景，更要有新國家願景，並非放放焰火、升升旗，這回事。 蔡英文政權在二○一六年春再度取代中國國民黨，並在國會過半形成民主進步黨的完全執政，人民的期待多，面對的挑戰也大。儘管考試院、監察院的累贅二權仍然存在，但新政權肩負重大的政治責任，成敗關係到台灣是否能脫歷史悲憤，走向昂然的新歷史。 蔡英文政權小心翼翼，以「維持現狀」尋求在國際強權、美中角力下的平衡，「維持現狀，就是落伍」，這一銘言早就在國內一個財團創業時被引為企業格言。企業若維持現狀就會被淘汰，遑論國家。 「維持現狀」是護身符，也是綑身索。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現狀與中國分立，具有民主和自由。這個意義與價值的維持是應該的。但如何確立？難道不應該要成為一個真正真實、正常的國家嗎？ 是不是一個真實、正常國家，有客觀的認知條件，是法現實而不只是情與理的觀照。是不是一個好的國家，有主觀的判斷，是另一回事。台灣的文化課題存在著一種盲點，反映在對自己「國家」的認知概念和思維。 癥結仍然在於台灣內部的差異認同。一九四五年代表盟軍據台進佔，於一九四九年從中國流亡來台的殘餘中國：「中華民國」跟隨者、認同者，尤其中國國民黨許多黨人，無視於昔日蔣介石國家已亡論，以及日後的現實，仍墨守這個被中國國民黨追捕的國家意理。 大多數台灣人，甚至一九四九年後移入者後代，認知到台灣不屬於中國，但仍然存在著「中華民國」的迷障與迷惘。以總統直選就確立新的國家主權，其實不必然。這種走一步算一步的保守心態，缺乏進取的格局，不能建構新的國家共同體國民意識。 台灣尚須脫胎換骨，以新的共同體意志與感情建構新國家。這不只是經濟課題，也是文化課題，有物質構造也要有精神構造。蔡英文政權要有革命性才能有所創造。不只是社會改造的努力，也要有國家重建的思維，經歷李登輝時代的不完全變革，陳水扁時代的改革中挫，蔡英文政權承擔後繼的更大責任。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六年是為「未答完的考卷」兩岸關係進入冷和的第一年。雖然人民無感，但數字在說話，二○一六年是台灣經濟由馬政府負成長谷底翻升的一年，而且也是台灣在亞洲各國表現最為突出的一年。 二○一五年第四季經濟成長率是負○．八九％，到了今年第三季就轉為正二．○六％，第四季更上一層達二．三八％。出口在七月由負轉正增一．一％，結束了連十七黑，外銷訂單結束十六黑，十一月成長七％。景氣對策信號亮出連五綠，製造業信號分數十一月達廿三個月最高的十一．八分。做為經濟櫥窗的股市更是耀眼，年底以九二五二點作收，全年漲九一五點，漲幅十一％，總市值飆到廿七．二兆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韓國股市只漲三．三二％，香港○．四％，新加坡負○．○六％，可以說，台灣去年經濟重登四小龍龍首。連幣值（新台幣）亦升二．四％，相對於人民幣之貶六．六五％，韓元貶二．九一％，星幣貶二．四二％，顯得特別刺目，把中國凍結陸客來台之衝擊拋到九霄雲外。 新政府第一年經濟表現為何在東亞特別耀眼？主要歸功於新政府對不承認「九二共識」之堅持所產生的「兩岸交流冷和效應」。筆者早在新政百日時就已提醒，政黨輪替後的「冷和景氣」能否存續，端看「九二共識的融中政策會不會死灰復燃」（請參閱去年八月卅日拙文「百日勝八年」）。所幸，面對北京一連串的「打壓、威脅、恫嚇」，蔡總統堅持不屈服於壓力，這一毅力就是今天台灣經濟由谷底翻升的源頭。理由如下： 一、「冷和」使國人更加關心台灣。即便一年來國內為一例一休、挺同、反同、年金而紛擾不斷，但都是屬於對台事務之關心即是事實，亂中有序，爭執中提升了認同。 二、「冷和」降低了國人及企業的中國熱，尤其製造業對中投資明顯較往年收斂許多，增添了國內的經濟力道。 三、官員們亦不再為兩岸事務分身分神，能聚精於處理國內事務放眼國際，雖然因「老藍男」性格未除，致「拚經濟」尚未符合國人期待，但比「馬政府拚簽十八項兩岸協議」之「負經濟施政」好很多。 事實上，「兩岸關係不搞好，台灣經濟就會好」的實踐檢驗已有多例，如一九九七年八月及二○○○年二月股市之衝破萬點，都是在「戒急用忍」、「特殊國與國論」之後出現。扁政府之二○○六景氣及馬政府的「太陽花行情」，亦是兩岸經貿冷卻後之結果。 據報：中國正在考慮停止三通以懲罰台灣，讓台灣經濟撐不下去。果真如此，或許開始對台有不小的衝擊，但請不要驚慌，這是台灣「浴火重生」的機會，一九八○年代的台灣經濟奇蹟是沒有中國（三不政策）的客觀環境下，由勇敢的台灣人民締造出來的。 （作者為國策顧問，曾任第一銀行總經理、董事長）

  假新聞干擾施政，引發總統府與行政院關注，尤其是中國網軍的介入痕跡，包括共機繞台演訓拍下玉山背景照片假新聞瘋傳、日本食品輸台議題混淆視聽等。蔡英文總統於年終茶敘也憂心表示，政府的政策或訊息有時會受到相當程度的扭曲，使得政府或社會信任受到影響，「看看有什麼方法處理」。 網軍干擾施政，乃是中國對台總體戰之一。台灣不臣服於同屬一中，美日卻支持台灣，可以想像北京的壓力測試，只會增加不會減輕。去年底，北京大動作警告台商不准支持台獨，海霸王隨即刊登廣告切割綠營、支持一中；元旦跨年，則高價網羅台灣明星赴中國各地晚會演出。中國的兩手策略很直白，就是一手拿胡蘿蔔，一手拿棍棒，想賺錢的人就得當政治應聲蟲，而其目的無非是影響輿論，讓國人誤以為台灣只有同屬一中才有出路，拒絕被併吞便窮途潦倒。兩岸的力量對比，中國大而台灣小，承諾、善意對方未必中聽，更為所當為的是強化國安團隊，加強軍事防禦，以柔克剛、力抗中國霸凌。 面對強敵，關鍵還是本身的體質與實力堅強，則抗衡外力的能力也強。馬英九執政期間，經濟連結中國總路線失敗收場，留下國計民生的爛攤子。民進黨之得以完全執政，堪稱拜馬英九執政失敗引爆的民怨之賜。而現在的當家者，產業經濟若缺乏有感提升，大家自把帳從前朝轉算在她身上。半年多來，尚未多見政府著墨產業經濟，反而對工會抗爭、一休一例周旋到底，尤其是偏顧街頭工運團體的要價，疏於體察生產現場的勞資實務，於是元旦啟動的新制也開始出現後遺症。政府期待的促進就業、增加所得之理想未必落實，而物價蠢蠢欲動、營業時間縮短、勞工失去加班機會已成新的現實。有企業人士將一休一例之弊，比擬於馬英九的油電雙漲，政府切勿輕忽經營者的嗅覺，景氣衝擊務必要審慎因應，切忌「漲價是必然結果」的傲慢。 再者，年金改革，轉型正義，追討黨產，司法改革，經過半年多的「社會對話」，也當儘快拿出具體的方案來平亂釋疑了。委員會，公聽會，一個接一個，讓反改革者平添鬧場舞台，實際上於事無補。甚至，反改革者，尤其是國民黨，樂得把反改革的戰線無限期拉長，最好遍地烽火到五月的黨主席選舉，乃至二○一八、二○二○，累積民意對當家者的怨氣。問題是，完全執政者，要陪他們玩其「穩賺不賠」的杯葛鬧劇嗎？民意支持度跌多漲少，再過一年半載沒有起色，低民意支持度將固態化，無能形象難以扭轉；是以，當家者必須將今年視為改革攻堅的一年，政策的緩急輕重務必釐清，拳頭的主力要放在民意之所急。製造兩極分化，徒增社會紛擾，這一類的議題莫再緩事急辦，庸人自擾。當家者即使回應民之所欲，也要把先後緩急理順，半年多來全面出擊、自亂陣腳的情形，真的要好好「執政決策協調」一番。 川蔡通話，川普質疑一個中國政策，接著，「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昨天舉行揭牌儀式，這是安倍晉三在地緣政治的連續動作。美日的戰略轉向，自然會也已經引起中國對台躁症反應，包括重啟外交戰、海空武力展示、緊縮經貿交流，而國安危機改變了台灣的政策氣候。其實，北京把掩藏的匕首亮出來，也不見得是壞事，大家正好可以透視統戰的本質。重要的是，「維持現狀」的政治選擇，已經面臨美日中的改變力道，當家者如何借力使力，穩健創新，在維持獨立現狀中，往正常國家的目標鴨子划水？台灣的主流民意期待經濟再起、公平正義，更渴望國家正常化，「打樁」之後的「積極建設」以外，「完全執政」更要體認這四個字有千斤重。二○一七，活絡產經，改革攻堅，力抗中國，國家正常化，果能有進無退，將是執政能量由負轉正的開始。

  加拿大政府在2012年1宣布，禁止華為參與政府相關基礎網路建設。圖為在加拿大安大略的華為辦公室。圖／Wikipedia by Open Grid Scheduler / Grid Engine (CC0)   蔡英文在執政後，謹守競選承諾，在兩岸與主權議題上堅持「維持現狀」，希望國際社會了解台灣不會恣意破壞國際社會秩序，希望台灣能在穩定中求發展。不過，由於民進黨政府不願意承認不存在的九二共識，中國開始動用各種手段對付台灣。此外，由於中國擔心美國川普政府強力支持台灣，英國路透社在2016年12月31日引述中國軍方消息指出，中國將考慮在軍事與經濟上「嚴懲」台灣。 過去，美國甚至國際社會都「認為」台灣是國際社會的「麻煩製造者」，然而，中國這段時間以來的表現，證明中國才是麻煩製造者。其實，當代的歷史早就告訴國際社會，中國本來就是麻煩製造者；只是，西方社會尤其學術界，基於同情中國在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上旬的悲慘際遇，屢屢說服自己中國並不是「這樣的」。甚至，不少西方學者主張，只要給中國機會，中國經濟富裕起來，給中國參與國際社會，中國會改變、會民主、也會遵守國際社會遊戲規則。如今，事實證明這些學者是錯的。 當代歷史說明中國是麻煩製造者 中國最近除了揚言在軍事上與經濟上打壓台灣之外，這一年多以來，中國不斷以軍機、航空母艦挑釁台灣與日本的空防與海域，也在南海大規模造陸擴張主權等等。這些都說明中國不斷在製造國際麻煩。如果我們把時間軸再往前推進，從歷史事實來看，早就可以認清楚中國製造國際社會麻煩的本質。 從1950年代開始，韓戰、越戰、中印戰爭、中蘇衝突、中越戰爭等等，都有中國的因素。1990年代起，中國以另一個方式製造國際社會的麻煩，中國自1990年代經濟崛起後即標榜「和平崛起」，因為有充分的銀彈來影響他國事務，加上積極整軍備武，因此少數警覺性高的西方學者也呼籲全球認清「中國威脅論」的存在。 以斯里蘭卡為例，塔米爾之虎（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在1976年成立後，就積極爭取塔米爾族從錫蘭人統治的斯里蘭卡獨立。2009年5月上旬，斯里蘭卡政府軍準備發動殲滅塔米爾之虎計畫時，不少西方國家呼籲調停，但政府軍依然在5月中旬攻擊塔米爾之虎，並擊斃領袖 Velupillai Prabhakaran。這件事看似單純的斯里蘭卡內政，但其實有著中國因素。2009年初，聯合國早已計畫派遣調查團並協調和平談判，同時要求斯里蘭卡同意人道救援組織進入該國，然而，中國卻在安理會反對此案。不僅如此，斯里蘭卡政府軍的內戰武器就是由中國提供。亦即，當國際呼籲調停之際，中國卻鼓勵並支援政府軍攻擊塔米爾之虎；對此，印度內政部長還痛斥中國的行徑。過去，惡名昭彰的緬甸軍政府，其武器來源也是中國。當緬甸軍屠殺異己時，中國在安理會否決聯合國介入調停與救援。 中國為了獵取全球能源，以各種方式在全世界佈局。例如，伊朗被西方視為下一個影響國際安全的國家，但中國屢次護航伊朗，而兩國也在2007年簽署合約共同開發油田。此外，至2003年底為止，中國至少在蘇丹投入27億美元修建輸油管和原油加工廠；為了合作，中國更提供蘇丹政府武器，導致超過40萬人的達佛（Darfur）大屠殺。而且，當時中國也不斷在安理會否決聯合國介入蘇丹問題與人道救援。 中國竊取科技與智財製造國際麻煩 如今，中國為了竊取先進國家科技與智慧財產，也以各種商業模式發動攻勢。中國華為集團是最經典的案例。華為具中國人民解放軍背景，華為資金來源可疑，而且取得中國官方銀行「無限制融資」。經營規模涵蓋超過140個國家的華為，高居全球第二大的通訊產業公司，竟然不是一家公開上市公司，股東結構神秘、毋需公布公司資訊與財報。 首先，華為長期策劃與從事竊取智慧財產權等商業犯罪活動，思科（Cisco）、富士通（Fujitsu）和摩托羅拉（Motorola）都是受害者。2011年10月，美國中情局的調查顯示，華為在2008-2011年左右，總計取得中國政府約2.3億美金資助，為中國提供情報服務。中情局也指出，華為協助非洲、中亞、南美以及中共建構監聽及定位系統，也在阿富汗為塔利班政權裝設電話通訊系統，替伊朗裝配電信定位技術監控伊朗民眾。 因為國安問題，華為在全球主要民主國家遭到禁止投入基礎網路建設。加拿大政府在2012年1宣布，禁止華為參與政府相關基礎網路建設。英國國會報告在2013年指出，華為投入通訊網路基礎建設危及英國的國家安全。2012年，在澳洲情治單位（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評估下，澳洲工黨政府拒絕華為參與國家寬頻網路的投標。2013年澳洲聯盟黨新政府上台，宣佈持續華為的禁令。 中國身為國際社會的麻煩製造者，從早期主動發動戰爭，接下來再用投資與軍事武器提供介入他國內政與屠殺，最後再以資本主義方式與科技手段入侵竊取他國科技與智慧財產等史實歷歷在目。中國製造的問題實在罄竹難書，或許，國際社會成員要真正受害者時，才會意識到中國是麻煩製造者。

    精通漢文的賴和，會不會寫出「自自冉冉」這種怪詞？最好的方法就是進行筆跡鑑定。圖／王伯仁提供 總統府今年的春聯：「自自冉冉，歡喜新春」，說是引用賴和的詩句，卻引起一陣究竟是「自自由由」還是「自自冉冉」的爭論。總統府說是引用賴和基金會的版本；賴和基金會創辦人賴悅顏（賴和孫子，成大建築研究所畢業）說，基金會的出版品是經過歷史學者林瑞明（成大台文所教授）的判讀，一定有其原因，但他兩方都尊重。 民進黨立委呂孫綾在臉書上說，她問過賴悅顏，賴悅顏告訴她是「自自冉冉」，是以台語或客語發音「自自然然」的意思。不過，根據知曉賴和前輩歷史的地方文化人士說，賴和雖源由客家家族，但似已不會用客家語談話；而台語的「自自然然」，對於漢文有很深造詣的賴和，應不至於用漢文前所未有的「自自冉冉」來敍述。 另外，無端被牽扯進「由由」和「冉冉」爭論的學者林瑞明，是成大台文系教授，也是《賴和全集》的主編。據了解，他曾形容有「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雖然漢文造詣深厚，但多方努力用本土話語來發表文章，總無法完全順遂。例如出名的小説〈一桿稱子〉，就是〈一支秤仔〉的意思。林瑞明雖掛名《賴和全集》主編，然是否逐字校勘，不無疑問。 另外，也有文史工作者指出，「自自由由」是賴和前輩的習慣用語，在台語也十分暢順；如果是「自自然然」，他也應該會寫「自自然然」，而不會用沒有人用過的「自自冉冉」。 臉友陳燦星說，總統府引用的賴和手稿是1915年，賴和22歲時的作品。賴和26歲時又有一篇文章，內有「為自自由由幸福之身，作歡歡喜喜太平之民」的句子，其「由由」的字體和1915年的手稿十分相似，故應可反推1915年原文是「自自由由」。如今總統府印春聯誤植為「自自冉冉」，「錯誤的抄作不是小英總統的錯，徐國勇發言人等人大可不必為國王穿新衣」。因為無心小錯並不可恥，硬拗並不好。 他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採用筆跡鑑定。他引用賴和手寫筆跡說，賴和的書寫字體，其右竪拖出「自」的底横，「由」字的右竪也拖出由字的底橫，這是他書寫的慣性。書寫的慣性常用來做筆跡鑑定。 陳燦星說，此事壞在前輩的孫子在基金會有出書（賴和全集），也許手民誤植，「自自冉冉」就跑出來了。惟因他對賴和的景仰，而不捨得對其後代提出批判。但總統府幕僚不查，事情發生後又有眾多阿諛諂媚者為國王穿新衣，令人不喜。 自自由由，還是自自冉冉？不必硬拗，有圖為證。圖／王伯仁提供

    日月潭。圖／簡慶南攝 這期的《民報文化雜誌》要邀請大家一起到台灣唯一不臨海的縣—南投縣，來瞭解它的地名故事。 南島先民的身影 南投縣和其他各縣市一樣，原本都是南島語族的天地。南投縣境內的南島民族分佈，東區山地有泰雅族，其餘地區以前遍佈平埔族，包括洪雅族、巴宰族、拍瀑拉族，以及日月潭一帶的邵族。從今昔地名，可以看到我們南島先民的生活足跡。 今日的草屯一帶，以前有洪雅族阿里坤(Arikun)支族的「北投社」，北投社原稱Tausabata或Tansa Bata（荷蘭時代的戶口表即有此記錄），後來入墾的漢語族人摘其名稱的後半bata，音譯為「北投社」；並且將位置在其南邊的聚落相對稱為「南投社」，這是「南投」名稱的由來。不過，卻也有另一說法，「南投社」是早期洪雅族的Ramtau社，音譯為「南投社」，而在其北邊的聚落，則相對應稱為「北投社」（此北投社與台北的北投無關）。 今日的埔里，以前為邵族Poli社（埔里社）與泰雅族Vairi社（眉里社）的生活圈，清領時期曾稱「埔眉番」，1788年（清乾隆53年）「埔里社紀略」中即出現有埔里社之名。由於受到中國閩粵漢語族移民的壓力，台灣西部的許多平埔族（包括道卡斯族、巴則海族、巴布薩族、巴瀑拉族）紛紛於1820年（清道光元年）左右遷徙移入今天的埔里盆地。根據洪英聖的解釋，這是許多平「埔」各社最集中的鄉「里」。 平「埔」各社最集中的鄉「里」 現今埔里有「愛蘭里」，「愛蘭」舊稱「烏牛欄」，即平埔族巴宰族的「烏牛欄社」（原居於台中豐原）移居於此；埔里還有「房里」的地名，也是原本在苗栗苑里的道卡斯族的「房里社」族人遷居於此而得名。 埔里原本居住許多泰雅族祖先，由於西部平埔族人的移入，迫使部分泰雅族人往更山區遷移。今天埔里的「守城份」，是以前泰雅族人居住地稱Slna Lucos，是洗衣之意；埔里的「史港坑」，泰雅族稱Vare Valu，是芭蕉之意；還有「蜈蚣崙」，以前泰雅族叫Pocao Larot，是食雞之意，此地盛產雞。 去日月潭遊玩過的人，對「水沙連」之名一定不陌生。日月潭附近一帶的魚池鄉等地舊稱「水沙連」。17世紀末（清康熙年間）以來，此一地帶就有三十六社、三十五社、二十四社……等不同的說法。其中頭社、水社、貓蘭社、沈鹿社、埔裏（里）社、眉社，號稱「水沙連六社」，其中前四社在日月潭周邊，屬於邵族（伊達邵）系統。日月潭舊稱「水裡湖」或「水社湖」，因為旁邊有「水裏（里）社」。而水裏社又稱「水社」，所以又稱「水社湖」。現今去日月潭遊玩的人都可以看到「水社」之名。 日月潭內有一小島，原稱「拉魯島」，是邵族祖靈安息的聖地，也是邵族信仰的中心。拉魯即「祖靈聖島」的意思。 日月潭西南邊（緊鄰魚池鄉）則有「水里鄉」（原稱「水裡鄉」，成立於1950年，舊稱「水裡坑」），亦源自水里社之名。今日水里鄉有「社子」、「拔社埔」地名，皆可知原為南島先民（一說可能是拍瀑拉族）的聚落。 水里鄉西邊的集集鎮，原來也是屬水沙連「番界」，「集集」出自Chipu-chipu「集埔集埔」社之譯音漢字而來。（另有一說，詳後） 此外，中寮鄉內有「番子寮坑」、「番子塢」、「番子吧」，竹山鎮內有「社寮」，都可窺見南島族群的痕跡。不過，「番」字的出現，也顯示有優越感的漢語族人入此之後對原住民族的稱謂，顯示原、漢的族群交會互動。 從以上的地名，可以看到我們南島祖先的身影。 鄭氏政權的記錄 1662年國姓爺鄭成功率軍趕走荷蘭人，進佔台灣。他雖然不久就過世，但其部將勢力也來到南投。他的一位參軍叫林圯，在鄭經實施屯田制時，率領部屬來到今日的竹山一帶屯墾，墾成後稱此地為「林圯埔」(林既埔、林屺埔)。這就是竹山的舊稱。鄭氏部將入墾竹山時，侵墾原住民土地，與原住民議和，設置社商休憩的草寮，與原住民交易，因此竹山鎮內有「社寮」的地名。 鄭成功因為被南明皇帝賜姓「朱」，人稱「國姓爺」。現今南投縣有「國姓」鄉，即因鄭成功的部將劉國軒追擊大肚社的平埔族來到此地而得名。 清領時期移民拓墾的足跡 滿清政府於1684年併吞台灣，18世紀中葉開始有較多的閩粵移民陸續移民台灣，從事拓殖。進入南投的漢語族移民及其後裔，當然就出現了漢式地名，種類多樣。 因地勢地貌而稱呼的地名 潮溼浸水爛泥之地，閩南語叫「湳仔」，這是「名間」的舊稱。 山勢形狀像一隻睡眠中的牛，被稱為「牛眠山」；兩山相對峙，猶如兩頭牛的牛角相鬥對立，稱之為「牛相觸」（以上兩處都在埔里）。 有許多牛糞的山坡地，被稱為「牛屎崎」（在草屯）。 山坡上平坦之地，稱為「坪子頂」（在鹿谷）。 原稱「水裏社潭」的日月潭，是因為「水分丹碧二色，故名日月潭」（道光初年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遊水里社記》的記載）。 因土地開發、營生作業、街市形成，產生新的地名 一大片山丘的菜園或田園，稱為「大邱園」（在鹿谷）、「大丘園」（在中寮）。 廣植匏子（閩南語稱葫蘆為匏子）之地方，建草寮守匏子之處，稱為「匏子寮」（在草屯）。 燒木炭的工作地點，稱「炭寮」（在名間）。 有磚窯的地方，稱「磚仔窯」（在草屯）。 清初禁鐵，後來漸開放，打鐵業在多地出現，所以台灣很多地方都有叫做「打鐵店」的地名。南投中寮也有叫「打鐵坑」的地方，顧名思義，即有打鐵業的坑谷地。 墾地開發後，出現在田地中央的聚落，就直稱「田中央」（在草屯） 草屯舊稱「草鞋墩」，此地位居南投縣交通要衝，早年因盛產草鞋而聞名。有一說，此地為交通行經處挑夫行旅都在此換草鞋，丟棄的草鞋堆積如山，故稱「草鞋墩」。 日月潭在建水庫之前，原本就是漁產豐盛的天然湖，被入墾的漢語族人稱為「魚池仔」，這是魚池鄉的舊稱。 集集、中寮都有「半路店」的地名，移民開發過程中在某路段中間形成之店鋪街而得名。「集集」之名除前述者外，還有一說法，即將墾殖的收穫集中做相互交易生活必須物資的固定場所，故得稱「集集」或「聚集」。 土地開發過程，經常合股出資從事開墾，因此地名常以「股」為名。又墾成之後，將其股份分得之土地再細分，後來在該地形成聚落時，常以某墾首分得之「份」為地名。這種情形全台到處可見，在南投也不少，如「十八股寮」、「六股」、「十四股」、「二十份」（在中寮）、「五份仔」（在集集），不一而足。 在二重溪東岸的一大片土地上，墾民築寮形成許多聚落，有六寮、十八甲寮、後寮…，在諸多聚落居中者，稱為「中寮」。 因行政建制，興建防禦堡壘產生的地名 魚池曾稱「五城堡」，因漢語族人入墾此地後，於道光末年（1840年代）在新城、貓蘭、司馬垵、水社、銃櫃等五個集中聚落外築竹圍防衛，故稱「五城堡」。「銃櫃」即槍砲之堡壘地。 埔里曾有「大埔城」之稱，因1875年（光緒元年）設置「埔里社廳」，當時建土製城垣，稱「大埔城」。 日本殖民統治的影子 日本殖民統治產生的地名，以1920年（大正9年）因地方行政改制而順勢更改地名為最典型。例如： 「草鞋墩」，改為「草屯」。 「林圯埔」改名「竹山」，因這裡竹林密布，故得名。 「魚池仔」簡化為「魚池」。 「湳仔」以諧音改為「名間」，因為「名間」兩個漢字日本讀音為「なま」（NA-MA），與原來「湳仔」的閩南語讀音非常近似。 此外，因產業交通而產生地名，例如，1914年（大正2年）為了埔里糖廠的蔗糖的運輸，鋪設埔里對外的輕便鐵道，做為中繼站的「車埕」，即因為是許多台車的休息、修理站，經常有數百部輕便人力台車停置於此，因此稱此地為「車埕」，也成為木材業的運輸重鎮。 南投境內最具日本味道的地名，莫過於「川中島」。川中島不是真正的島，而是位於今南投仁愛鄉互助村，北港溪、眉原溪之間的台地，其中央地帶又有一條族人稱為「阿比斯溪」的小溪貫穿，因三條溪流形成「川」字，日人因此稱之為「川中島」。1931年霧社事件的遺族在日本當局的強制下移居至此，又發生第二次霧社事件。當地賽德克族人則自稱「谷路邦」（Alan-Gluban）部落。 國民黨統治的色彩 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國民黨政權擅長強調四維八德，德行教化，因此位於南投縣東部的兩個山地原住民鄉就出現「信義」鄉、「仁愛」鄉的名稱；在日月潭的邵族僅存的一支BARWBAW的部落，被改為「德化社」。 國民黨強調中華意識，所以在日月潭中原來代表「祖靈聖島」之意的「拉魯島」就被改稱「光華島」。直到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該島嚴重受損，經整頓之後恰逢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執政，才恢復「拉魯島」的正名。 戰後蔣政權搞個人英雄崇拜，全台到處出現以「中正」為名的村里及道路，南投的仁愛鄉也有「中正村」、名間鄉也有「中正村」、草屯有「中正里」．．．．。 中國國民黨敗逃來台後，發誓要「中興復國」，這種誓詞也出現台澎金馬各地的地名，所以南投有「中興新村」。 有些地名的改變不一定有政治意義，純粹是地名「雅化」，例如埔里的「烏牛欄」改為「愛蘭」。 至於「川中島」，因北港溪清澈的溪流，改稱「清流」部落。雖無政治意義，但或許有「去日本化」的用意。不過現在「川中島」與「清流部落」並用，也可見台灣社會的開放多元。 玉山名稱的沿革，看到台灣史的縮影 山名廣義而言也是地名。台灣的最高峰玉山，在南投縣境內。本文最後就以玉山名稱的嚴格來觀察： 早期西方人稱玉山為摩里遜山（Mt. Morrison）。 玉山是布農族與鄒族的共同聖山。原住民族各族對它有不同稱呼，布農族稱之為Tongku Saveq（意為高大的山）、卡那卡那富族稱它叫Tanungu'incu、鄒族稱其為Patungkuonʉ（意為發亮的山或石英之山），排灣族則稱為kanasi。漢語的「八通關」其實就是Patungkuonʉ的音譯，所以「八通關」原指玉山。 清領台灣後，開始出現「玉山」之稱，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已提到「玉山」，清康熙年間編篆的《台灣府志》記錄：「玉山在鳳山縣。山甚高，皆雲霧罩於其上，時或天氣光霽，遙望皆白石，因名為玉山。」 日本領台後，發現玉山比日本本土的最高山富士山還高，於是稱之為「新高山」。 二戰後，又恢復「玉山」之名。 從玉山名稱的沿革與變化，我們看到台灣的多元族群，也看到外來政權的嬗遞更迭。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6期(1月號)

  二○一六年，是最充滿希望的一年，也是最充斥分歧的一年。一方面，台灣公民藉由四年一度的大選，企圖翻轉舊政治；另一方面，台灣內部對於如何因應全球化困局的解方不同，同時面臨了新考驗。二○一七年已然來到，眼前的糾結不會自動解套，唯賴我們共同認識問題的所在。 政府，是接受付託來處理眾人之事者，治理的要旨，在化繁為簡，最忌治絲益棼。回顧去年，或許求好心切，或許新手上路，可以歸結出若干「作繭自縛」的案例，值得在新的一年調整步伐，重塑格局。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蔡總統邀集下，政務委員林萬億向國內主要報社主管首度說明了政府對年金改革的構想與方案。這份年改腹案的內容，與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過去半年、共二十次的會議過程做對照，實際的關聯性並不十分明確，同時也有年改委員指證是兩回事。 既然如此，比較具有效率的決策模式恐怕是，這個備選案應該在去年六、七月間就直接提到年金改革委員會議上討論，既尋求共識，也進行修正，同時盡可能縮短分區座談與國是會議的期程，最遲在立法院本會期結束前就完成立法，不必拖到五二○或今年夏天才能拍板。如果政府考慮立法院刻正審議總預算，時機敏感，有所不宜，那麼年金公開討論的啟動點就該跟著延後，以縮短戰線，改以其他改革案先行。 道理在於，年金改革非做不可，包括多數軍公教都能理解，是社會具有高度共識的課題，問題在於應該如何改？改到什麼程度？這類的改革案，理當減少程序問題，直接切入主題。年金改革不此之圖，成為情緒發洩者有備而來的展場後，主政者仍堅持認為這個過程不能減省，那麼就該認清這一系列的抗爭、鬧場，事屬必然。既然全是自找的，社會上期待銳意改革的多數人，認為政府行事拖泥帶水，民調因此下跌，也是剛好而已。 勞基法修正，則是新政府上任後另一個重創信任的案子，其後遺症正在逐漸呈顯中。這個事件從勞動部在去年五月底逕自廢止適用三十年的函釋，公告八月起連續上班七天違法起，造成百業與勞資的衝擊與對立擴大，並未因終於在六個月後（十二月六日）於國會完成「一例一休」三讀，而告一段落。元月開始，不同行業特性、工作需求與個人職涯的數百萬勞工，不論白領、藍領，在大企業、中小企業，是製造業、或服務業，幾乎全被硬性鎖進同一個工時結構之中，進入了新一輪的矛盾異化階段。 有關成本增加的現實問題，體質良好的企業可以吸收，若反之，必然就會轉嫁，或轉嫁給勞工，或轉嫁給消費者，運輸、食品等業已經「漲」聲響起，即是徵兆；最諷刺的是，這效應還迴向到政府身上，公務機關的聘僱勞工受「一例一休」影響，已有政府單位反映可能在下半年就會面臨人事費用拮据的困境。公部門能怎麼辦？當然就是轉嫁給納稅人。 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在經濟局面轉強的時候發生，問題相對單純，但是如果大眾對前景趨於保守不抱樂觀時，怨懟就會直衝主政者，這也是早可在預料之中。新政府提出所謂「分配、就業與創新」口號時，若有完善配套因應，怎麼到現在還不拿出來安定民心？ 以上兩個例子，新政府所有參與決策的人，都有責任回答這些問題何以無法事前避免？到底政府的政策流程主要的盲點與障礙出在哪裡？民間觀察認為，這與政務官的拔擢，不分藍綠，普遍社會歷練與實務經驗不足，恐怕脫不了關係；倘若在公共政策研擬時，能夠腳踏實地到基層進行產業調查與問題確認，尚可補強，但偏偏不是，終致決策品質的惡化。 新年開始，期待新象，最根本的途徑，先要從作繭自縛中，破繭而出。如何拿捏謀定後動與當機立斷的箇中三昧，是成功領導國家的關鍵。

媒體報導，每年元旦，台灣各縣市都會舉行大大小小的升旗活動，不過，這次竟有民眾揪團升「五星旗」，且揪團者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點進他的個人臉書，他在個人簡介欄寫著「我願：生生世世，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魂！」讓人匪夷所思。 看到這樣的報導實在非常詫異，更奇怪的是，警分局長竟然表示，為避免立場不同人士到場，警方當天仍將派員在場全程戒備，避免失控。人家加拿大溫哥華市在中國國慶前夕升起五星旗事件，在社區引起的不滿繼續擴大，包括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在內的多個社團帶著加拿大國旗到溫哥華市政府前抗議，台灣同鄉會前會長江文基說，加拿大無論如何都是一個講民主、自由及人權的國家，實在無法想像溫哥華市怎麼會去升五星旗，支持平時人權紀錄受到批評的中國政府。 而且升五星旗違反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怎麼是言論自由？根據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第十九條規定，商店住戶所懸之國旗尺寸規格都有明確規定。同法第十八條規定，凡工廠或商店製售之國徽、國旗，不合標準者，應由當地政府嚴行取締或糾正之。請問該私人場所懸掛之國旗合乎法律規定嗎？惡法亦法，如果執法有困難或不合時宜卻不修法或廢止，身為立法委員難道不會為自己的立法怠惰感到汗顏嗎？ （作者為退休公務人員，新北市民）

資料照片       吳易澄／醫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博士生 吳易叡／香港大學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總統府的春聯，選用了賴和的詩句，本屬難得，卻因為特殊的詞句考究的爭議，招致不少的批評。「自自冉冉」一詞，有人認為是手稿字跡不明而造成誤判，或是印刷校訂之誤，正確者應為「自自由由」；但也有人認為那該是以母語發音，以台語客語之讀音皆順口，原意是為「自自然然」。無論哪個版本，看似皆有道理，這也凸顯了研究賴和作品本身的難度。  對吾輩六年級生這一代，僅有幸在大學通識課讀《一桿「稱仔」》（你看，這用字還是很奇特）來認識賴和，而無知於更早之前，不分統獨的左派文人對賴和的推崇，無感於賴和漸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遺忘。若對賴和的創作有所了解，便知在那個處在日本殖民時期，作為福佬客的賴和，堅持以漢文寫作時，用詞遣字本身即存在語言轉換的困難，也致使日後考究面臨相當的挑戰。然而，賴和的創作，相較於至今豐碩的古文、國學研究，其能見度也是相對較低的。若不是經過近半世紀來台灣文學的研究孜孜矻矻，戮力不懈地研究與推廣，恐怕也是乏人問津。  針對春聯選字的解釋，總統府的說法是，考量兩種版本之後，為了寄寓於漸進改革，並參考賴和基金會的版本，才做出選擇。由賴和文教基金會策劃，前衛出版社出版的《賴和全集》，乃由學者林瑞明教授所編纂。事實上，多數人有所不知的是，在那個資源匱乏的年代，全集的編輯過程可以說是困難重重。編纂者除了必須承擔繁重的手稿整理與辨識工作，甚至也付出了健康的代價。《賴和全集》在這個世紀初出版，雖無法言之大功告成，亦仍須後續的持續校訂，但已瑕不掩瑜。 面對歷史，過往我們的學習，習慣於訓詁學式的理解，因此往往局限在對與錯的辯論之中。然而，歷史的解釋其實是有其彈性的，因此詮釋一件史實，或是一份文件，常常會產生多重的意義。就好像是這次的爭議，其實並無法直接斷定對錯。令人驚喜的是，事件之後，對於該詩的考究與討論突然百家爭鳴了起來，這是一件好事。我們較不願見到的是，爭議導致各方相互鄙夷，互較高下。我們更期望的是，因為爭議的存在，反而可以讓國人瞭解台灣文學研究是多麼的艱辛，投入研究的有為者又是多麼可貴。  十多年前，我們以鬥鬧熱走唱隊的名義製作《河：賴和音樂專輯》，企圖將賴和的創作入歌發表時，即有幸受到許多先進的指正，告訴我們諸多作品該如何發音，如何表達。賴和有一首詩叫做《呆囝仔》（原意：壞孩子），依照當代的慣例，或許我們更會寫成「歹」囝仔。賴和的語言使用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本身就難以掌握。類似的案例在賴和的作品中不勝枚舉，林林總總的例子會讓初代的賴和研究者對某些用字做出不同的解讀，這些困難，都不是受惠於龐大的知識資料庫的我們，所能輕易體會的。  我們並非台灣文學的專業研究者，然而對於賴和的一生勞碌及其作品所體現的時代精神卻是敬佩有加。身為醫生的賴和，在白日看診，在夜間寫作。除了他自己本身的創作之外，賴和先生其實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栽培後進，為許多當時的創作者潤筆、改稿。我們相信，任何一位認真凝視作家手稿的研究者，必也皆能嘗試體會作家所屬的那個時代情境，其創作的用意；就好像十多年前，我們遍尋手稿，希望可以找到能夠放在唱片封面的那個「河」字。凝視手稿，得以穿越時空，與創作者交心。那不只是追究對錯而已，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的考古，以及認同的追尋。  賴和先生的作品及其為人，皆是台灣人共同的資產。賴和先生令人敬佩的人格，除了他剛毅的民族意識，對自由平等的堅持，同時還有他的寬大為懷的精神。因而我們期望春聯的事件，即使最終考究仍是出於手稿校勘之誤，仍能成為讓賴和文學得以被重新認識的契機。更希望能呼籲國人能以嚴肅卻不失寬容的精神，面對這個台灣文學被如此重視的時機；同時予以台灣文學研究者、推廣者、愛好者，持續的鼓勵與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