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之荒謬，令人難以忍受。各界期望全面公布檔案，徹底追求真相，確定責任歸屬，實踐轉型正義。圖為國史館23日舉辦「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新書發表會。（資料照，記者張嘉明攝） 二二八事件，轉眼七十週年，而傷痕猶存，彷彿昨日。今年二二八，適逢本土政權完全執政，所以社會省思氣氛有所不同，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之荒謬，更令人難以忍受。各界的期望，仍是全面公布檔案，徹底追求真相，確定責任歸屬，實踐轉型正義，以期二二八的苦難昇華為台灣人民自我發現的精神動能。另，北京則借題發揮聲稱，二二八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部分」，「長期以來被一些台獨分裂勢力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沒有發言權也要搶著發言，哪天宣稱二二八是「反獨促統」，大家也只能一笑置之。 國共兩個中國黨，向來以外來觀點論述二二八，恰好凸顯這是攸關台灣主體性開展的關卡。多年來，經過政治禁忌解除魔咒，以及學者專家客觀研究，這段歷史被掩埋的本質逐漸浮顯。但完整的二二八圖像，包括國際強權政治因素，現場參與者的認知侷限，仍待長期的挖掘追索，才能讓我們與後代不斷探觸深層結構，讓二二八的歷史斷層化為滋潤未來願景的沃壤。而所謂「長期以來被一些台獨分裂勢力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吾人也不妨拿來當作他山之石，檢視二二八事件之前有識之士更長時期的行動取向，俾能永遠杜絕類似悲劇再度發生。 回顧二戰前後，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在殖民期間便有獨立運動，而且不只一股勢力。朝鮮獨立運動，在殖民期間無法自我解放，但二戰結束便歸返朝鮮南北，填補政治真空，從而在國際政治力學下分別建國。儘管南北兩國無法免於大國影響，畢竟初步完成了脫離被殖民命運的建國理想。至今，雙方同獲國際承認，同為聯合國會員，如果沒有殖民時期的獨立運動，未必走到今天這條路。類似的情形，發生在原屬法國殖民地、遭日本佔領的印度支那，不同的是北越由獨立運動而來，南越由法國扶植、美國支持，且一九七六年北越統一南越。越南由被殖民、被佔領，到二戰結束後南北分別建國乃至統一，無疑也是與被殖民、被佔領期間的獨立運動存有因果關係。至於英國殖民、日本佔領的香港，戰後依舊被殖民，最後主權移交中國，走上另一條不歸路。 反觀台灣，殖民期間欠缺成熟的國家建構思考，未能迎向戰後現代國家勃興的潮流，令人遺憾。日本殖民後期，向日本帝國議會爭取自治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雖然不無進步意義，終究不是追求自成一國。日本向盟軍宣布投降後，蔣介石軍隊代表盟軍來台受降，又有台灣光復致敬團之舉。台灣的民意被如此呈現，國家建構沒有成為主軸，於是開羅宣言、轉進台灣、冷戰圍堵、中國代表權之爭等，總體營造出「台灣光復」的詭異論述，至今連完全執政的本土政權也「維持現狀」，宣示「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當選總統，我有責任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和領土」。寧靜革命所獲的民主，是台灣不同於以往的自我保衛機制，但漂流台灣仍在打轉，對照北京的促統圍堵，誠屬隱憂。 二二八風雲，過了兩個世代，尚未塵埃落定，顯示其政治能量非同小可。真相水落石出，加害者承擔責任，進而台灣內部和解，凝聚新的命運共同體，台灣跨世代的歷史記憶與未來願景正朝此一交集前進。不過，導致二二八悲劇發生的根源，從殖民到終戰都缺乏普遍覺醒的國家欲求、勇往直前的國家建構行動，在世界史關鍵時刻缺乏歷史性決斷，更值得大家引以為鑑。近年，外來政權執政，裡應外合促統；本土政權執政，維持現狀當道，以致台灣國家正常化一直處於未完成、不確定狀態。現在，台灣人民已經爭得民主，而民主此一手段指向甚麼總目標，務必要有基於歷史反覆教訓的沉思與行動。否則，在二二八的真相重見光明之際，再一次陷入昧於國家建構的遲疑猶豫，那就諷刺至極、後悔莫及了。七十年來，台灣人民不斷與歷史對話，走完國家之路的最後一哩路，當是二二八事件給我們上的寶貴一課。

頂新集團不愧「神通廣大」，符合「知法玩法」的要件，非僅犯下食品安全難以計數的大小案件，賺取暴利戕害台灣人民的健康！尤有甚者，法院似是魏家開的，所有案件幾乎通通沒事，再大的也能化小，頂多「花錢消災」，還不必坐牢，簡直令人匪夷所思！甚且照樣能在台灣擁有各種營利事業，可說是台灣「X魚返鄉」的表徵！ 就以頂新逃漏稅案為例，經彰化地院近三年審理近日終結，指頂新製油公司前董事長魏應充涉嫌私設個人帳戶，提供給公司逃漏稅之用，七年漏繳稅額達六千多萬元；法官以違反商業會計法逃漏稅捐，違反商業會計法逃漏稅捐等，共犯37罪，又觸犯商業會計法，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紀錄罪，七年共犯7罪，合計44罪，判有期徒刑三年。但得易科罰金，魏應充只要繳328萬5千元就免於牢獄之災。可見司法遇上魏家，照樣能轉彎！ 法院似是魏家開的，所有案件幾乎通通沒事，再大的也能化小，頂多「花錢消災」，還不必坐牢，簡直令人匪夷所思。（記者顏宏駿攝） 根據刑法四十一條，易科罰金由法官宣告，但執行與否，來自檢察官的權限，「若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現魏應充不僅是逃稅慣犯，更是台灣社會認證的「黑心商賈」，罰個三百多萬，實是不痛不癢，何有「矯正之效」？這種判決的結果，恐難符合社會期待！而若不是彰檢偵辦大統混油，頂新逃漏稅的惡行，「私設帳戶」無人知道，如今卻只繳幾百萬了事，無怪有人痛批：台灣「司法已死」？！ 如果再看頂新集團這些年來犯案的紀錄，誠不勝枚舉。謹舉箇中犖犖大者，就令人感到司法之難獲人民信任，當是其來有自。 例如2013年11月3日發生的味全混油案，頂新集團味全公司21項油品竟然混摻大統長基含銅葉綠素的橄欖油，隱匿不報達19天，事件爆發後，屏東縣衛生局抽驗頂新製油實業公司屏東廠大統原油及儲存於廠房的成品、味全市售油品及油槽裡的不明油品共31件中，發現只有大統綠橄欖油原油及葡萄籽油銅葉綠素比對結果呈陽性。董事長魏應充、總經理張教華等人，最後並非以假橄欖油案被檢方起訴，而是分別以一千萬元和五百萬元交保及限制出境。讓社會錯愕！ 接著，2014年9月起，台灣因接連爆發諸多油品安全事件，衛福部開始徹查輸台豬油之油品合法性及是否可否食用之相關問題。10月9日，食藥署接獲駐越南代表處電報轉越南工商部回復，頂新製油的豬油供應商DAI HANH PHUC CO.,LTD（譯：大幸福）主要生產原料為魚油、豬油等動物脂油，並用於生產加工脂.油類產品，該公司之脂、油類產品主要作為「飼料」，並供給國內外市場，包括輸往台灣。同日，食藥署暫停受理越南牛油及豬油之輸入食品查驗，並於10月11日命頂新製油所有自越南進口之豬油、牛油、椰子油之油品等暫停作業、停止販賣並封存相關產品，且以頂新製油越南進口豬油所製成54項產品為原料之食品，辦理下架作業。 2014年10月30日，彰化地檢署以涉嫌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商業會計法等罪嫌對頂新公司、負責人魏應充、前後任總經理常梅峯、陳茂嘉、屏東廠廠長曾啟明、品管組組長蔡俊勇，以及越南大幸福公司負責人楊振益等人提起公訴。2015年1月，魏應充、常梅峯、陳茂嘉和楊振益等人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分別以新台幣一億元（經輿論批評後，後提高魏應允為三億元），其他三人，均為五百萬元交保，並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且須定時向當地所屬警察機關報到。 2015年11月27日一審結果出爐，彰化地院新聞稿列出九點，認為基於檢方無法舉證頂新販售的是無法供人體食用的劣油等因素，居然判決魏應充等6名被告「無罪。」頂新表示越南的官方函文說明大幸福公司的上游，有相關的合格證明與來源證明，並沒有不能供人食用的情形，社會嘩然（專家學者紛紛提出專業批判）。彰化地檢署因不服判決再提出上訴，目前二審仍在進行當中。 又如，2014年9月4日發生屏東強冠油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發現，強冠公司收購自「屏東郭烈成工廠」所回收榨過的廢油和餿水油，以33％劣質油混合67％豬油，出廠成為「全統香豬油」油品，多家知名下游廠商皆中標，均使用強冠公司黑心油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當晚並召開記者會，說明頂新集團味全公司製造的肉醬、肉酥等12款加工製品，皆使用強冠公司「全統香豬油」製成，衛生局已要求業者先將相關的產品全面下架（未見有何處分）。 另2016年6月17日鑫好企業負責人吳容合涉嫌將飼料用油品，賣給頂新集團旗下正義油品混充食用豬油，再製成知名豬油產品，包括「維力清香油」、「維力香豬油」、「正義香豬油」等油品，皆混充飼料油。台南地院認定吳容合犯下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又犯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罪，處有期徒刑4年，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個月，同時判處科罰鑫好企業新台幣500萬元，未扣案的犯罪所得1342萬4932元全數沒收，若全部或部分無法沒收，以鑫好財產抵償。 在頂新集團爆發多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後，政府相關部門多採被動因應措施，司法部門亦無劍及履及的作為，至於立法、修法等的動作更是「慢郎中」，而魏家仍繼續擁有各種營利事業，致遭社會非議。（頂新集團包括：台北101、彰化永靖成美文化園區 （魏成美堂）、德克士（Dicos）炸雞、台灣之星電信、統一眼鏡行、以及中嘉有線電視旗下系統等等） 簡言之，公部門因涉及政商的盤根錯結複雜關係（包括政治獻金及利益等），泰半是不作為或消極作為，令社會憤怒。只有媒體善盡監督守望、教育職責，普遍持批判態度，譙「頂新魏家為富不仁」，或「如此鮭魚返鄉：頂新忘了帶回社會責任」；並呼籲「三振無良企業」等等，此也導致2016年政黨兩次輪政原因之一。 如今民進黨政府完全執政，並強調司法改革，然「說一丈不如做一尺」，何妨從社會觀感極差的司法案件著手改革，並讓檢審部門（檢察署、法院）好好發揮公平、正義精神，撥亂反正，符合社會期待，使人民有感，才是正辦！

1945年八月，日本戰敗，離開統治了50年的臺灣。 中華民國來統治臺灣。 不到兩年，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臺北大稻埕發生緝私煙事件，公賣局人員抓到林江邁在街上賣私煙，有人圍觀，並要公賣局人員不要為難孤兒寡女。 現場政府人員開槍打死一個人，傷了一個人。 隔天，一小群群眾到行政長官總署外面抗議，結果衛兵又開槍，又打死人。 當時整個臺灣社會，已經從歡迎中華民國，轉變為痛苦，因為，經濟上通貨膨脹嚴重，政治上則是高壓統治。 什麼是高壓統治？就是在殖民政府時期，臺灣總督府，獨斷獨行，這也是為什麼林獻堂與蔣渭水，要跟日本政府請願，要求設置臺灣議會。 當時的社會菁英無法理解，為什麼1945年，臺灣都「光復」了，卻還是沒有民主，沒有自治，沒有那些「我們以為只要脫離殖民，就一定會有」的政治權利。 經濟上的民不聊生，自然也跟1945年，臺灣從一個單純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國的土地，因而要負擔起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打內戰的成本有關。最主要的，莫過於種出來的米穀，要大量送到中國去。連米都沒得吃了的人，會不會脾氣不太好？ 累積多時的民怨，再加上語言不通、原本飽受殖民政府歧視的人，在中華民國底下，還是被歧視。日本人不給你的東西，中國人一樣不給你。 於是，全臺各地產生不同的騷動。當時的社會對這些複雜的政治局勢自然不懂，一股腦就把氣都出在隨中國政府來臺灣的外省軍公教人員身上，所以，有一些外省人在路上就被用日文問：你是哪裡人？ 你無法用日文回答，表示你不曾在臺灣受到日本的國民義務教育，那你肯定是外省人，打。 全臺灣各地，都有人起身反抗，有的有組織，有的只是趁亂發洩一下情緒。各地方的政府機關，有的手邊有憲兵警察的，就開槍鎮壓。 死了更多民眾，民眾怒火更盛。 這時候，是三月初。 行政長官陳儀，在這時候，向蔣介石求援兵，然後對外說：請各地仕紳聚集起來，你們一人一個意見，我怎麼知道到底要聽誰的意見？你們組個協調會吧。 於是，仕紳們乖乖組了協調會。 他們是參議員，是律師、醫生、會計師、藝術家、老師，就是家境不錯，在地方上有聲望的人，簡單說，就是每個鄉鎮縣市裡的菁英，也就是意見領袖。 陳儀客客氣氣地，聽大家講：你要什麼？政治改革？沒問題。你要什麼？公務員考鑑制度對臺灣人要公平？沒問題。 轉過頭去，陳儀跟蔣介石不斷發電報：你快派兵來，要訓練有素的那種，我的兵都是村民，你再不來我就要讓賢了。 同時間，臺灣一些其他的仕紳，也沒有這麼天真，他們也覺得陳儀有問題，就透過各種管道去跟蔣介石說：拜託別派兵來鎮壓臺灣，有話大家可以好好說，我們這邊協調的狀況不錯，只要政治民主，臺灣高度自治，臺灣民眾不是不能商量的，不會一直亂下去。 蔣介石也接到這些電報，其中一則，就是透過美國駐南京大使館轉交給他的。 但是，蔣介石這時候也跟陳儀說：我接到一些臺灣人請我不用派兵，不過，「余置之不理」，我的軍隊快到了，乖，別怕。 然後，軍隊在三月八日，到了基隆。 整個基隆港，就從蔚藍的海水，變成血紅的地獄。 整個臺灣，那些出來調解的仕紳們，正因為出了面，所以像是給了陳儀一個殺人名單，也成為最有系統被殺、被抓、被失蹤的一群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所謂的」外省族群，根本連臺灣都還沒聽過，也不知道，再過兩年以後，他們要到這個曾經發生過血腥大屠殺的島嶼，度過一生。

（圖片引用自臺大校友雙月刊） 「你對群體醫療、公共衛生有興趣，就放手去做吧。」 1943 年，自慶義塾大學醫學部畢業返臺後，陳拱北踏出了一條與當時菁英階級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捨棄開「醫生館」賺錢的機會，投入自己真正抱有熱情的公共衛生領域，從薪水微薄的臺大助教做起，他的家人相當反對這個決定，唯有妻子陳柯秀貞在背後支持這個理想。 1951 年，陳拱北升任臺大醫學院教授，兼任公共衛生科主任及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六十一年的人生中，他在臺灣的公共衛生史上留下了難以抹滅的貢獻，例如他發現臺灣人民甲狀腺腫大的症狀是來自於飲食中缺碘，因此推動食用鹽加碘的方案，他也發現嘉南地區烏腳病的起因是飲用含砷的井水，因此提議架設自然水管，讓民眾有乾淨的水源可以使用。 1978 年 2 月 23 日，陳拱北因胰臟癌病逝，直到入院前幾天，他都還在進行三重的空汙調查。 參考資料： 陳拱北 公共衛生之父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Tan/Tan,Kpak/contribution/Hui,ui.htm 烏腳病的終結者　陳拱北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35686 因果模型與病因探索－充滿新奇的流行病學旅程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p=3770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書封 1991年，由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所主辦的二二八學術研討會，是解嚴之後第一次那麼大規模探討二二八的學術研討會。其中我發表的論文〈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我第一篇研究二二八的作品，後來還被收錄在《台灣史論文精選》。這篇文章是1991年夏天我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利用該校的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的資料，包括戰後初期的報章雜誌所寫，由於身在異國、萬緣放下、全心投入，所以那幾個月的閱讀和寫作，感覺好像親身經歷了二二八。 賴澤涵、馬若孟（Ramon H. Myers） 的《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正好在同年出版，我就是在史丹佛大學校園的書店買來讀的，不久就寫了一篇書評，寄回來給《自由時報》發表。在文中我批評該書對二二八的核心觀點是copy國民黨的官方觀點，例如說處委會提出“more and more radical＂的要求，所以蔣介石才派兵鎮壓，我認為這是謊言，因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是3月7日才提出「32 條處理大綱」，可是我們從檔案可以知道蔣介石最慢在3月5日就下令派兵了。而蔣介石在3 月10 日「總理紀念週」第一次公開談二二八事件就是這麼定位的：「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此種要求『已踰越地方政治之範圍』⋯⋯故中央已派軍隊赴台灣⋯⋯」，這就是《悲劇性的開端》所指的—把派兵的理由和處委會的「踰越」要求扣連起來，明顯是copy 蔣介石的觀點。可見我們如果平心閱讀原始資料，很容易可以對事件的因果、經過把握梗概，不會被一些政治宣傳迷惑。 就我的二二八研究經過而言，相當程度是與九○年代的台灣政治社會情勢發展有關。九○年代是李登輝總統主導的「改革開放」時代，每年二二八的紀念活動中，研討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紀念方式。例如二二八50週年時，有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歷史學會與陳水扁執政的台北市政府舉辦的「二二八事件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中我也有發表〈再探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關於其政治立場與角色功能的評估〉。我記得我對處理委員會的評價是比較中性的，有功有過，我認為他們已經盡量做到最好了；我不贊成用一種教條式的觀點，以為「半山」都是壞人，或是認為處委會進行談判就是「妥協路線」，必須是武裝路線才是進步的，這些說法都流於情緒，不是我們學者寫歷史的適當態度。我對處委會的評價是他們已經盡了力，並且有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像擔任台灣省參議會副議長的李萬居等等公職們，雖然也算是「官方」，可是他們到底是要站在台灣人立場，還是官方立場？我認為在當時情勢下，他們主要還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所以他們才會一起拿「32 條處理大綱」去給陳儀，陳儀沒看完就生氣地丟到地上；此外，李萬居要不是有陳儀保他，不然就被別的系統抓走了。當我在說這個的時候，不免相對會批評到蔣渭川。蔣渭川當時和處理委員會針鋒相對，他在電台廣播一方面號召群眾，一方面攻擊處理委員會，若從「運動倫理」而言，這是不好的！可是我這樣說不免就得罪蔣渭川的家屬。果然蔣渭川的一位女婿就在討論會上怒指我怎麼可以講「半山」也有好人云雲，當時我「年輕氣盛」，就嗆回去了。我說拜託，現在是學術研討會，這裡不是街頭，要講證據、講邏輯才是尊重這個場合。這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次二二八研討會。 後來我也參與好幾次研討會，包括責任歸屬報告的撰寫、參與60週年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主辦、許雪姬等人幫忙籌畫的「紀念二二八事件60週年學術研討會」，以及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舉辦的「二二八事件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族群衝突、官逼民反與報復屠殺—論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定位〉，探討二二八是不是一種鎮壓屠殺？我寫這些論文其實是有著隱含的計劃，湊起來可以是有意義的結構，希望可以成為一本涵蓋二二八原因、經過、南京政府的處置，以及事件性質定位的專著。 九○年代以來，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常以舉辦研討會的方式來紀念二二八，基金會最重要的一件事莫過於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關於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我負責撰寫〈第三章：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我的結論是蔣介石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也因為這樣曾被蔣孝嚴控告，說是汙衊他的先人，就把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研究報告的總召集人張炎憲與我（撰稿人）共三人告上法庭，而且蔣孝嚴居然要求賠償新台幣20億元，真是離譜。 我們出庭了幾次，那其實算是一種調查庭，是由檢察官和他的助理先了解狀況，結果他們做出不起訴的處分；之後蔣孝嚴聲請再議，最後才確定不起訴。這位檢察官頭腦算是清楚的，他聽一聽也覺得這沒有蓄意毀謗，畢竟我是根據檔案史料合理論述，認為蔣介石應負最大的責任，而毀謗罪的成立要件是「明知非事實而故意傳播」。 我自己寫完這章之後感覺頗有成就感，因為對蔣介石的究責，以前的人雖然也有講過，但都是片段，沒有系統性地鋪陳這整件事情。我在撰寫過程中發現，國民黨內部其實有反省的聲音，包括國防最高委員會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不少成員。1947年3月5、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就對台灣的行政長官制度及陳儀的作風多所批評，國民黨中執會更於3月22日通過「閩台清查團」劉文島等人的連署提案，決定對陳儀「撤職查辦」。這其實都代表國民黨內部的反省聲音，而且他們也知道台灣的二二八鬧得太大，要有人負責。這些檔案公文歷歷在目，就是蔣介石運用「總裁特權」，批示另案處理，不用撤職查辦。當時中執會的決議是撤職查辦，而文官處在擬辦欄簽註的意見是兩案併陳，加入的第二項是依照總裁的特權，另案處理，結果蔣介石就批「照第二項辦理」 。因此，我認為蔣介石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這是他自己選擇的。 再次，2010年馬英九執政期間，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張炎憲和我以及顧立雄等三位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代表108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向中國國民黨提起訴訟，要求回復名譽。當時國民黨的法定代理人是馬英九，訴訟代理人是賴素如、洪文浚兩位律師。我們根據「轉型正義」的觀點，認為需要有人負責任，不能只是政府花錢了事，並且提出三項具體要求：第一是國民黨要公開道歉，並要按照我們草擬的啟事文本，在主要媒體上刊登；第二是捐贈新台幣20 億元給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供作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籌設以及營運經費；第三是將國民黨黨史館所藏二二八相關檔案原件以及戒嚴時期中常會紀錄、總裁批簽、海工會檔案副本悉數交由行政院檔案管理局保存並公開，且做為他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示之用，這一方面是為了揭露真相，另方面也有追究責任的意思。 張炎憲先生（圖片來源：VOA ，公有領域） 我們認為國民黨是統治的主體，從二二八到今天一直存在，固然自然人死的死，跑的跑，可是國民黨始終沒有中斷，當然必須負責。結果判決的很多內容居然是採納國民黨「民​​事答辯狀」的理由。答辯狀說，首先，20億元應屬於財產權的訴訟，所以我們提出這種要求不合程序。其次，捐贈檔案並非適於強制執行的內容，也無從認定與回復名譽有何必要關聯。他們這種說法其實是技術上的反擊，因為我們要的是真相，公開國民黨的檔案當然有助於真相的揭露，這與名譽問題不能說完全無關。 就實體方面，答辯狀也說，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是兩回事，1947 年是「政府」對原告毀損名譽之行為，「設若中華民國政府果有原告等主張之侵權行為存在（按：被告否認原告等主張之侵權行為為真實），則至多僅為中華民國統治權行使是否有侵害原告等人權利而已，不得據此即認係被告有實施⋯⋯」換句話說就是把政黨與政府分開。此外，又說蔣介石等人雖有國民黨黨籍，但並不是受僱於國民黨，因此被告的黨員即使有不法侵害原告，原告也不得依民法主張僱用人的連帶賠償責任云云，然後還提出所謂的時效問題，說損害賠償請求權兩年間不行使就消滅云云，所以現在我們的主張已經無效了。 這起官司我們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敗訴。這件事當然茲事體大，求償20億元也不是小數目，但對國民黨黨產而言，無論是黨中央對外宣稱的兩百多億，還是名嘴胡忠信爆料的一千多億，其實要拿20億出來並不是難事。 在民進黨失去政權後，有幾位在紀念基金會做事的人，邀集一些比較常聯絡的家屬，共同組織了「二二八關懷總會」。張炎憲在我之前已當了兩屆理事長，他是開始用「非家屬身分」任職的第一人，因為他們認為家屬都年老了，而且新一代的也不見得能承擔，所以就讓學者來做領導。張炎憲之後換我接任，現在是交給政大台史所所長薛化元。在我任內，最重要的事就是籌辦「共生音樂節」。 我一接任就認為紀念二二八是關懷總會最重要的任務，不要都是老套，參與者也不要都是過去的老面孔，應該要設法讓年輕人參與，所以我就透過台教會的網絡找到藍士博。藍士博本來也有在想要以年輕人的方式紀念二二八，只是他所希望的團隊運作及所需的經費額度，台教會比較沒辦法支持，所以就擱置下來。我去找他之後，可說是「死灰復燃」、一拍即合，後來就產生一個「共生音樂節」的團隊。 由於預算比較龐大，需要大概六、七十萬，台教會很難為了一個專案花那麼多錢，但「二二八關懷總會」性質上就是為了紀念二二八或說以推廣二二八教育為單一目的的機構，不像台教會是屬於比較綜合性的社團，因此我就以這個名義來募款。雖然沒有公開的募款餐會，但我去找認識的企業家、朋友，也找了主要的社團包括台灣國家聯盟、台教會、北社等等，這些也剛好都是我參加的社團。 第一屆（2013）還好，第二屆（2014）有點勉強，2015年第三屆就幾乎要撐不下去了。因為第二屆結束後，有一些團體就不太滿意，像是抱怨年輕人沒禮貌，或是說「共生」的概念不好──國民黨萬惡，為何要與它共生？2015 年雖然薛化元已經接任理事長，但時間上有點青黃不接，所以開始的三十萬是我（在台灣國家聯盟、台教會以及北社）幫忙促成的。只能說，要做事真的很難！ 不過，這三次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在自由廣場上，不論是參與社運擺攤的或是參與晚會的，有上千的青年學生參與，如果我是國民黨主事者，看了這種青年熱情，不怕才怪！二二八在新一代年輕人中竟有那麼熱烈的迴響，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我們這些老台派的社團應該虛心一點去了解、支持，固然不需要去奉承、巴結年輕人，但也不要以猜疑的態度來對待，如果覺得費用太貴或是執行方法不適當，都可以討論改進才對。 2014年共生音樂節（圖片來源：共生音樂節粉絲專頁） 我從1991年在史丹佛接觸二二八史料，並花了幾個月時間好好寫了一篇論文回來發表，到現在可說與二二八的研究與紀念結了不解之緣。研究是為了發掘真相，紀念是為了推廣喚起，可惜最後的「究責」無法操諸在我，只好把失敗的經驗記錄下來以俟諸來日。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週年，我想應該把這麼多年來與社會對話的有關二二八的政論文章集在一起，這裡面有我個人研究蔣介石的心得、批評馬英九處理二二八的兩面手法、因宣稱「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而遭致的蔣孝嚴官司、與張炎憲和顧立雄等人代表二二八家屬控告國民黨的經過，以及交代我擔任台教會會長任內發起主持的「千人靜坐」紀念二二八儀式，擔任二二八關懷總會會長任內促成「共生音樂節」的甘苦談⋯⋯。這些固然是個人生命史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攸關台灣公共利益的記錄，所以敝帚自珍，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集結文章的過程中，我發現關於控告國民黨的部分，儘管是歷史學者與律師們經過相當討論合作的結果，但為什麼用「民事」而不是用「刑事」來告、為什麼用「妨害名譽」這麼輕鬆的理由，結果還是失敗？這充分顯示在未經革命變動的台灣社會，透過司法實現轉型正義的困境；最近蔡政府處理不當黨產，同樣遇到法院方面的「障礙」，是類似的道理。這個現象提醒我們，為什麼改革比革命還難，這是值得不斷探究的、深刻的學術問題，也是正在考驗蔡政府的現實問題。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

2017年的雲林燈會在2月19日晚間畫下句點，在閉幕典禮上，以雲林縣政府為首的工作人員們各個開懷大笑，有如已經擺脫了人間苦難，西歸雲渡並看到了天堂的大門一樣。是啊，忙了半年終於平安下莊，開心的哩。 今年的燈會為雲林縣虎尾鎮帶來了極為龐大的人潮和車流，能不能趁勢將抓住這一批觀光財？能不能藉此提振觀光相關產業的水準？我認為這遠比在那吹牛燈會面積、參觀人次等還要來的有意義。 忙了半年的雲林燈會終於安全下莊，請問這位是？（圖：作者提供） 只要是做生意的都知道，掌握「回頭客」才是經營的關鍵，今天的燈會把人從各地帶來了這裡，他們要吃、要喝、要住。符合衛生法規的店家有多少？今天我從外地載著一家人來吃東西，要去哪吃？車要停哪裡？又或者，我支身搭車至此，打算白天先去其他地方逛一逛，要去哪裡？怎麼去？有沒有公車？要去哪坐？ 關於這些資訊，如果你說「可以上網自己看」，那我想我也不用大老遠跑來這種鄉下地方滑手機，行李打包一下我飛東京就好，同樣是旅遊，我幹嘛玩得這麼辛苦？ 像這種合格的餐飲業者、停車資訊、交通接駁資訊，看似容易，但若要整合起來似乎有一定難度。我曾經有個申請案件需要蓋章，從甲科室送到一牆之隔的乙科室就等了三個禮拜，若是有跟公家單位打過交道的朋友，各位應該都知道我在說什麼。相信我，對於公家單位來說，橫向資訊的整合遠比反攻大陸還要困難。 今年的燈會為雲林縣虎尾鎮帶來了極為龐大的人潮和車流，能不能趁勢將抓住這一批觀光財？能不能藉此提振觀光相關產業的水準？（記者詹士弘攝） 明年的燈會到了隔壁的嘉義，今天在媒體上看到許多鄉鎮都吵著要副燈區，我認為吵歸吵，務實一點的就趕緊回頭整頓市容和提升住宿、餐飲業的水準。對於在地的居民來說，我只關心出門會不會塞車？會不會被路況不熟的三寶攔腰撞上？會不會連吃個小火鍋都要排隊？對於外地遊客來說，我關心的是能否找個舒適的地方用餐？能否順利、便捷地穿梭各景點？身為基層老百姓，我們在意的就是如此簡單而已。 一個成功的燈會，並不是為地方帶來數十天的人潮和車流，而是在燈會結束後，這些遊客還願意回來旅遊和消費，這個才是真正的經濟效益。 （虎尾鎮民）

  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我是少年郎，雖然沒有參戰，但整天抱著收音機聽廣播，整整抱了二個月，所以事件過程大略知道。 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問題，出在雙方文化落差太大，中國人以戰勝國心態欺壓台灣人。而台灣人的心目中，我們是打輸美國，並非打輸中國，雙方有這種心態的隔閡，相處起來必然格格不入。當年，台灣人被中國人壓在頭頂上霸凌都不敢反抗，一年半之後，終於像水庫潰堤般，一發不可收拾。 當年三月初，救兵二十一師抵台平亂，有美軍武器裝備的平亂軍和手無寸鐵的反抗軍相鬥，勝負立即分曉。「叛亂」平定後，緊接著清鄉，台灣人如驚弓之鳥，人人惶恐不安。 之後，我常聽到民間口耳相傳，說是警備副司令柯遠芬及保安司令彭孟輯本來計劃將十四至五十歲的台灣男人全部殺掉，十三歲以下的將來長大，就被教育成中國意識，也就會乖乖聽話。 三月中旬，老蔣派白崇禧國防部長來台視察，命令柯、彭放棄這個殺戮計劃。這個口耳相傳的說法，我本來以為是大家講好玩的，二○一四年三月十日看到白先勇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了一篇「關鍵十六天︱父親與二二八」，才知道其父親日記中，確實有記載這回事，並不是民間胡亂傳說的，台灣人過去一直說，白崇禧是台灣人的救命恩人，是真有其事。 清鄉屠殺引起外國譴責，不久，老蔣被逼宣佈參加二二八者既往不咎，不再格殺台灣人。其實這是一種障眼詐騙之術，之後抓到嫌疑者，另戴一頂共匪高帽，照殺不誤。 事件後，政府實施鄰保制度，鄰人互相連保，鄰內如有一人嫌疑，全鄰都有罪，造成人人自危，互相猜忌，互相檢舉。本來鄰內都是和諧的鄰居，該制度實施後，親人變成敵人，互相猜忌，一舉一動都怕鄰居知道，這種毫無人性的社會，我直到現在仍心有餘悸。 解嚴之後，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台灣一件重要的歷史，國史機關有意做完整記錄，不過，因時間太久造成斷層，僅能以田調方式，訪問尚健在耆老，要記錄歷史已經不會完整了。 （作者為醫師）

  原能會於二月十六日拍板確認，蘭嶼的十餘萬桶核廢料，若選擇集中式貯存場，應於三年內完成選址；沒有好去處時，應該在九年內搬回三座核電廠與龍潭核能研究所存放。話才說完，境內有核一、核二廠的新北市府馬上出面強調「絕不接受」，核三廠所在的屏東縣府也表示「堅決反對」，龍潭核研所現任所長第一時間則以「貯存違反自來水法」當擋箭牌。 長期以來，滿肚子核能經的台電核電專家和原能會的核能權威們，不是都盛讚核電最便宜、最乾淨、最安全嗎？不是也拍胸脯保證，核廢料絕對安全無虞嗎？ 現在，謊言揭穿了！連核廢料最終處理場地在那裡（甚至於是否真有所謂絕對而非相對安全的核廢料最終處置辦法）都還是未知數，又有誰知道核廢料處理最後還要投下多少錢，才能買到絕對的安全保障？這些該花而還未花的錢，難道不必計入核電成本中？這筆必要費用既然還是未知數，那麼核電的總成本，也就根本無法完整計算，核電專家又憑什麼得出核電最便宜的結論？由此可知，核電最便宜，是核能專家與核電專家的第一個謊言！ 核電（當然要包括核廢料）最安全，是核能專家與核電專家的第二個謊言！一般市井小民對於核能的高深理論，當然是沒有半點素養，也壓根兒不懂得核廢料該如何、能如何最終處置的大道理，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實際可以駁倒理論，日本福島核電廠的輻射災害悲慘畫面，告訴大家的經驗法則是，核電廠不出事則已，一出事絕對是災情慘重！連龍潭核研所都向核廢料說不，是否賞了核廢料絕對安全一巴掌？ （作者為新竹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台中烘焙坊傳出疑似苛刻實習生情事，間接暴露出學生至企業實習的若干問題，值得關切。 為了讓學生在畢業前能累積一定的實務經驗，國內大學大多有實習課程，由系所與選定的企業合作，然後分派學生前往工作見習。此舉原本立意良善，對人力（才）的養成甚具助益，但卻往往因人謀不臧而衍生許多問題，甚至已有觸法之虞。 以這次媒體披露的事件為例，學生指控業者要求其提早上班，但必須等到正式上班時間才可打卡，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小時，差勤紀錄表上卻顯示正常上下班，如果屬實，明顯已違反勞基法，主管單位豈能不介入徹查？ 以筆者在大學任教多年，加上曾任系所主管，處理過實習業務的經驗判斷，疑似業者剝削實習生勞力之情事，應非偶然。雖然多數學生都肯定實習讓他們增長見聞，對職場有初步了解；但也有不少學生在實習返校後抱怨，自己在公司中，被當成免費打雜工，倒茶、掃地、倒垃圾樣樣來，雖說這也算是一種「學習」，但根本與所學完全無關。 不僅民間企業如此，連學校單位也不遑多讓。筆者一位學生修完教育學程後，被分發到學校實習，不僅沒有薪水，還經常被差遣去做一些與教學毫不相干的事，例如買便當、飲料等。試想，如果連公家單位都這麼肆無忌憚地剝削學生勞力了，若干存心不良的民間企業，又怎麼可能不有樣學樣？加上實習單位擁有學生成績的決定權，以致學生們即使受了委屈，為求順利通過實習，只好忍氣吞聲任人擺布，如此更可能助長無良企業藉著與學校合作的機會，恣意壓榨實習生的氣焰。 因此，為了維護學生權益，避免其淪為免費勞工，筆者建議學校應不定期訪視實習單位，切實了解學生的實習狀況，遇有問題立即停止合作關係，並將可能的違法情事通報主管機關，以杜絕企業假實習之名，行勞力剝削之實。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歷任人事行政局局長，有兩位足堪對照。 第四任局長陳庚金，月退俸十萬元起，只因年金改革使荷包稍微消風，就敗壞氣急，唆使公務員「能撈就撈」，同場國民黨高官還熱烈響應。 第八任局長李逸洋，扁朝時當到內政部長，卸任後，隱於市，教人吹奏薩克斯風兼買賣二手管樂器為生，安之若素。 為官之道，用之則仕，捨之則藏。責任加身須展現能耐，淡出權力要優雅姿態，別扣個幾萬塊，就那麼失態。 官員無分藍綠，但論卸任風範，陳、李可是藍綠有別，對照強烈。 另一個對照是「壯士」。 荊軻刺秦王，於是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侯嬴、朱亥「竊虎符奪晉鄙軍以救趙」，於是有「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謝晉元團長率軍堅守四行倉庫，於是有「八百壯士」。 只是「八百壯士」的佳話，近日慘遭藍營玩殘。 人家堅守四行倉庫，是堂堂壯士。 你反年金改革，死守荷包財庫，怎麼好意思自稱「八百壯士」？應該是「八百裝勢」才對吧：「裝」腔作「勢」。 馬英九刪減軍人的年終慰問金，沒看見什麼壯士上街。 年金改革特別寬待軍人，不與公教並列，卻冒出「八百裝勢」。 這是什麼意思？看蔡英文好欺負？ 這根本是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的翻版。 凡是新政府的，藍營絕對造反，管你政策有理或無理，就是要讓你寸步難行。 軍人年改演變成「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關鍵是藍營不想說清，只想讓你一事無成。 呼籲公務員「拖垮政府」的陳庚金，已經洩漏天機；蔡英文的溝通善意，只會變成與虎謀皮。 早日看破這一點，新政府才能擺脫糾纏，大步向前。 不必去現場刺激「八百裝勢」，也不須講它人少，那只會火上加油。 更不能妥協，那將被視為猶豫退縮，招來更激烈反撲。（莊榮宏）

⋅ admin 「要不是國民黨來，臺灣早就被中共併吞了」 「要不是國民黨帶黃金來，臺灣早就完了」 仗著大眾普遍對歷史沒有太多概念，這類說詞幾乎是每個黨國信徒，甚至一般民眾深信不疑的論述。這類信仰也成為許多人認同國民黨或中華民國在臺統治的原因之一，甚至造成部分族群以為自己高人一等、自己的來臨拯救了這個島，別人都要感激他。和真實歷史的巨大落差也在社會埋下了衝突的種子。 但隨著許多史料一一出爐，真相也愈來愈清晰，如圖為國史館近幾個月開放線上閱覽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之一(典藏號 002-060100-00253-018)，為1948~1949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計畫將臺灣轉由聯合國託管，蔣介石獲知消息後的一連串反應之手稿記錄之一。 事件的起因要從1945年二戰結束說起，當時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命令，請蔣介石代表盟軍派員至臺灣接受日本投降。之後尚未簽約決定歸屬的臺灣，暫時成為軍事託管地。 1948年，中共逐漸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優勢，美方於是開始考慮改承認中共為中國合法政府。美方判斷國民黨勢力守不住臺灣，為了避免臺灣落入中共手中影響美國遠東戰略防線，因此打算將臺灣改委任聯合國託管，亦有鼓動臺灣獨立的意圖。 啊不是「要不是國民黨來，臺灣早就被中共併吞了」？「要不是國民黨來，臺灣早就被中共併吞了」？「要不是國民黨來，臺灣早就被中共併吞了」？ 錯了。真相是「要不是國民黨來，臺灣早就在聯合國託管下成為美國太平洋海島反共的戰略防線之一，並很可能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蔣介石面臨這狀況選擇了全力阻止，因為臺灣可能成為「中國反共力量新的政治希望」(典藏號：002-060100-00253-020)，最後在全面潰敗下率大量殘兵難民逃過來賴著不走，臺灣由聯合國託管議題無疾而終。 所以這些人怎麼看待臺灣的？中央缺錢請臺灣銀行印鈔票印到四萬換一塊、缺物資從臺灣運、缺人抵擋追兵來臺灣徵召、罔顧臺灣權益拿來當「中國反共力量新的政治希望」、局勢一亂就來個不惜錯殺管你死活，最後還要我們揹著他們沈重的假招牌面對不被世界承認的命運至今然後叫你要感恩。 在他們眼中，臺灣就是這麼賤。然後，多數人竟然也接受了。 我們只有重新認識歷史，認識自己，才能真正疼惜自己、疼惜這塊土地。 因為別人根本不會疼惜你。 《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陳翠蓮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8298595499 延伸閱讀: 要不是國民黨保衛臺灣，臺灣早就被中共併吞了？ https://goo.gl/1XOxtY 破解二戰後黃金傳說神話 https://goo.gl/lRgx7H 林炳炎《保衛大臺灣的美援》 http://goo.gl/Z7zQBB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原本終於盼望到「台灣光復」的這一刻，卻沒想到不久之後，他成了消失在島嶼上的台灣菁英之一…（圖/wikimedia commons） 台灣第一位留美哲學博士林茂生，一生都為台灣的教育和文化努力；原本終於盼望到「台灣光復」的這一刻，卻沒想到不久之後，他成了消失在島嶼上的台灣菁英之一…… 出生台南的林茂生博士（1887-1947），是台灣第一位留美哲學博士。林茂生博士在書香世家長大，他在長老教中學（今長榮高中）畢業之後就赴日本讀書，191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成為「台灣第一號文學士」。   日本學成畢業後，林茂生無論如何，都要回到母校，「家父用感謝與分享的心情，從事教育，培養子弟。」林茂生的兒子林宗義醫師曾這麼說。 林茂生回到母校長榮中學擔任教務主任。他也在台南商業專門學校兼職，是學校裡「唯二」的台灣籍老師，卻受到與日本人截然不同的不公平待遇，日方還要求師生都要參拜神社，他對日本殖民下的台灣感到不滿。他堅持不改日本姓，在家也堅持和家人用台語交談，不講日語。 教書之餘，他到處奔走、四處講演，林茂生希望能夠實現讓台灣人自由接受新式教育的理想。 就讀東京帝大時期的林茂生（右）（圖片：作者翻攝，想想論壇提供） 有感於所學不足，林茂生再到美國深造，他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博士的論文題目是《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足見他對教育與文化的熱忱。 哥倫比亞大學希望留下林茂生這樣優秀的人才，致贈他一支金鑰匙，希望他能留在學校任教。 「台灣需要我！」林茂生博士拒絕了，他說：「想到台灣家鄉的一群羔羊，我實在非回去不可。」 回到台灣之後，林茂生到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和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今成功大學）任教。 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圖片：Wikimedia Commons） 終於盼到1945年，台灣「光復」了。1945年10月25日這一天，林茂生在台北中山堂發表演說，題目是「慶祝臺灣光復」。身為台灣留美第一人，他和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等人一起被聘為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委員，這就是現今台灣大學的前身。林茂生同時代理文學院院長的職務。 林茂生和多數的台灣人一樣，抱持著期待和歡喜的心情；孰料，期待和歡喜很快就變成失望和絕望…… 1930年《台灣日日新報》刊載的台灣傑出青年報導，包括林茂生與杜聰明博士。 （圖片：作者翻攝，想想論壇提供） 在那個年代，到美國留學要花很多錢。林茂生赴哥倫比亞大學深造，也是舉債留學，多年之後才好不容易償還完畢。 1947年的農曆新年，林茂生博士終於鬆了一口氣，他跟家人說：「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第一個沒有負債的新年。」他不知道，風暴很快就要向他襲來。 「台灣終於光復了，以前做不到的事，現在總算可以開始做了。」林茂生博士實在太過樂觀，他在台大充其量只是代理文學院院長，負責二戰後空窗時期的交接，並無真正實權。 他一心想要台灣好，在「光復」之後創立《民報》並擔任社長。《民報》的宗旨是希望「這份為台灣人民喉舌的報紙，發揮民間輿論的力量，針對政治、經濟、民生、社會等議題，有忠實的反映與鍼砭。」 看到國民政府做不好的地方，《民報》毫不保留地公正報導，平均兩天一則，披露國民政府貪污和腐敗的行徑。媒體發揮了針砭的力量，卻也因此得罪當局。 1945年10月11日《民報》關於雙十節的報導。（圖片：作者翻攝，想想論壇提供）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許多台籍菁英都未能倖免於難。「局勢不好了！看樣子，台灣人將要更加艱苦了！」林茂生博士憂心忡忡地感慨。 好友要他快點走避，免遭不測，他卻說：「他們知道我林茂生並沒有做什麼，能對我怎麼呢？」後來情勢是愈演愈烈了，在次子林宗義醫師苦勸之下，林茂生避居到他的住處，《民報》也被迫停刊。 「他帶來一些書、棋子、棋盤，到了第三天，棋子下膩了，書也看完了，那天正好是3月10日南京政府援軍在基隆上陸，他說他要回去拿幾本書就過來，哪知道，因事絆住了，當晚他並沒有再到我那邊去。 隔日早晨9點許，我家佣人跑來告訴我說：昨晚老先生被帶走了，情形不好，老太太十分擔心，吩咐你小心，切不要出門。到了那下午，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到我家母處。 當時家祖母尚健在，家母才告訴我：昨夜有八個人乘一輛汽車，先把房子圍住再敲門，闖了進來，就拿出手槍，對著你父親說：『陳長官請你去說話。』你父親說：『我的意見他都已知道啦！』但是無法抗拒，掏出身上的鑰匙交給我，就被他們帶走了。」 林宗義醫師回憶道。他的父親林茂生，一去之後，再也沒有回來。 那一年，林茂生博士剛好60歲。林茂生從此失蹤，連最後的遺體在哪都沒有人知道。曾有傳說，他被裝在一個大麻布袋裡，直接丟進淡水河。 〈串綁的冤魂〉油畫194x130cm，2007（圖片：施並錫畫作，想想論壇提供） 多年之後，俗稱「蔣檔」的「大溪檔案」終於解密，文件中所列林茂生的「罪名」有三：一、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台灣大學）學生暴亂；二、強力接收國立台灣大學；三、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一生橫跨了清代、日本時代到國民政府時代，他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遭到排擠壓迫；好不容易終於盼到了「台灣光復」，短短兩年，卻命喪「祖國」，一代奇才，就此殞落了…… 「教育，是台灣前途光明的唯一希望。」這是林茂生博士一生的期許和信念。他要台灣人永遠保存自己的風格與文化，致力於台灣文化和教育的啟蒙。歷史可以被原諒，但是不可以被忘記，我們要永遠記得這位台灣歷史上的「生命哲學教育家」。 《大溪檔案》解密。（圖片：國史館，想想論壇提供） 文/張肇烜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人心人術】在二二八中消逝的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

  2月16日陳庚金在眾多國民黨要員出席的集會上，演出了慷慨激昂的一幕，要該黨徒眾們「能撈就撈」、「能混就混」，「大家來拖垮這個政府」，當場獲得滿堂彩，展現的是該黨長期不變的邪惡本質。該黨有惡質的「傳統文化」，黨員個個心知肚明，只是嘴巴不說，不捨黨產難保又死抱肥肥年金不放的陳庚金，狗急跳牆了才吐露真言而已！ 上個世紀前半段的國民黨，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蔣、宋、孔、陳家族尤其知名，能撈就撈，撈得人民一窮二白；能混就混，混得社會動盪不安，終於搞得天怒人怨，被趕出中國。 流亡到台灣借殼上市後的國民黨，還是惡習難改，先撈日本人留下的大批財物，再用槍逼迫農民賤賣田地給他們，又要各縣市貢獻房地產供黨部使用；還在績效奇差的許多國營事業機構，安插外行的黨員大撈特撈，用撈來的黨產發展壟斷性的黨營事業，累積了全世界民主國家僅見的、天文數字的黨產；另用強迫性的勞軍捐或娛樂稅等名堂，設置婦聯會、軍友社等黨部附隨組織，用國家資源設置救國團等受黨部直接掌控青年工作的機構…，真是包山包海，撈個沒完！ 國民黨統治台灣將近七十年期間，各級政府機構或公司行號都淪為黨員貪汙撈錢的溫床，黨員貪汙犯多如過江之鯽。大家還有印象的如曾正仁、陳由豪、劉松藩、朱安雄、王又曾、王玉雲、黃宗宏、劉冠軍、伍澤元、李朝卿、卓伯源、何智輝、朱婉清、羅福助、井天博、吳健保、林益世、賴素如等等，難以一一列舉。最令人氣憤的是，該黨不是故意縱放他們到海外逍遙，就是由該黨開的法院判他們無罪，數以千億計的資產就被他們平白撈走，台灣人民只能徒呼奈何。 1994年阿扁擔任台北市長，立即在上班時間巡查市府福利社，發現大批購物、理髮、飲食、聊天的市府員工。他無預警突擊檢查各單位員工的出勤狀況，也發現多人翹班，鐵腕整頓之下，才提高了台北市府的行政效率。其實，在國民黨執政近七十年期間，在台灣各級政府機構裡，從上到下翹班外出辦理私事者比比皆是，在辦公室裡喝茶看報者更不乏其人，機構臃腫卻績效不彰，全然是國民黨「能混就混」的傳統文化造成的。 更絕的是，從前國民黨要大家「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消滅匪幫殺漢奸」，一旦人民覺醒、政黨輪替、沒得撈沒得混了，就去對岸「聯匪制台」，要拖垮本土政府。台灣人民容忍這種無品無格的惡質政黨已經太久了，現在該是徹底改變的時候了。  張世賢 退休研究員

新北市地政局副局長王聖文，日前因案被新北檢調搜索後，當天就從桃園市住處跳樓自殺。媒體報導，警方發現王聖文在住處留下一封遺書，遺書上提及兩個人的名字，稱「我沒有拿某某某、某某某的錢」，究竟是以死明志或畏罪自殺，真正死亡原因仍待進一步調查。 但公務員「沒收錢」，還是可能被判刑，暫且不論圖利罪不以公務員自己獲得利益的特別犯罪型態判定，目前司法人員浮濫的自由心證，仍可能讓沒收錢的公務員被判刑！ 王聖文的遺書雖稱沒收錢，但如其仍存活，恐難逃後續刑事責任，這也凸顯司法人員「自由心證」的濫權問題。最明顯的案例，就是前交通部長郭瑤琪案，就算檢察官查無所謂「行賄」的兩萬美元，僅憑汙點證人前後矛盾的「茶葉罐」證詞起訴貪污，導致「沒收錢」的郭瑤琪在歷經一、二審判決無罪後，仍被最高法院和高院更審翻案，重判八年徒刑，入獄服刑後罹癌，現正化療中。 司法實務上，就算公務員沒收錢，不代表不會被判刑，完全端看偵查的檢察官與承審的法官自由心證而定，而這樣的草率認定貪污，卻無有效救濟機制，郭瑤琪非常上訴被駁回就是一例。 筆者希望民主法治的台灣，能建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司法環境，讓人民權利皆能獲得救濟，而有相對客觀的標準可依循，更希望不是當前難料又折騰人的司法程序，逼得人民只能以「遺書」聲明「沒收錢」。 （作者為律師、永社副理事長）

改革一旦玩真的，立刻就會衝撞既得利益者，眼看權利變小，福利變少了，反彈力道就排山倒海。（資料照） 「法官大人，你今天審理過上百案件，有哪一件會被後人記憶傳頌？」美國奧斯卡獎最佳影片入圍作品《關鍵少數》中，爭取黑人能夠與白人一起就讀大學研究所的太空總署女性職員，憑著這個論點，說服法官，突破黑白隔離的種族禁令，法官名聲果真就此名垂青史。 蔡英文上任以來，全力實踐她的競選諾言，戮力改革，從年金、不當黨產到司法改革，全面點火，表面上看來轟轟烈烈，民調卻未上揚，反而一路下滑，關鍵就在於她想做的事太多，既未排定優先順序，又欠缺圓融手段，以至於遍地烽火，反而燒到了自己。 改革有真假兩種，看你玩假的，大家就跟著行禮如儀，煙火放完了，船過水無痕。馬英九雷聲大雨點小，無疾而終的年金和黨產改革，即是實例。 一旦玩真的，立刻就會衝撞既得利益者，眼看權利變小，福利變少了，反彈力道就排山倒海，即使被網民酸成「國家快破產，干我屁事」的人，也可以自稱「八百壯士」，要來埋鍋造飯，長期抗爭了。 還記得蔡英文在總統就職大典上提到改革承諾時，獲得多熱烈的掌聲，改革方向是正確的，也符合民眾的期待，可是欠缺謀略與手段，治絲益棼，掌聲就容易變成了噓聲。 《關鍵少數》中的那句對白，值得蔡總統好好咀嚼：「有『哪一件』會被後人記憶傳頌？」俗話說：「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想做的事太多，卻都沒做好，就等於白做。不貪多，做好一件再做下一件，立竿能見影，掌聲就回來了。蔡總統需要思考的不是海嘯型的全面改變，而是排出優先順序，逐步清理戰場，涓涓細流，終成江河。（藍祖蔚）

1945二戰結束後，日本戰敗，日治下的臺灣由盟軍委請蔣介石派員前來暫時軍事託管。在惡劣統治下一年後(1947)爆發二二八事件，臺灣人遭到軍隊無情屠殺鎮壓。1948年，中共逐漸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優勢，美方於是開始考慮改承認中共，但為了避免臺灣落入中共手中影響美國遠東戰略防線，因此打算將臺灣改委任聯合國託管，亦有鼓動臺灣獨立的意圖。蔣介石方面取得情資後，電請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與麥克阿瑟溝通「聞盟軍總部有意將臺灣移交盟國或轉由聯合國暫管…..臺灣可能成為中國反共之新政治希望，甚盼美國政府勿承認中共政權協助中國反共」「…臺灣迄無共黨力量之滲入」(奇怪，現在不是說228是共黨幹的嗎)。(如圖：國史館典藏號：002-060100-00253-020，蔣中正總統文物) 1949年，在內戰中全面潰敗的國府軍及大量難民，竟直接湧入尚待議約確認歸屬暫被軍事託管中的臺灣，之後就賴著不走。1950年韓戰爆發，世界局勢疋變，美方轉為支持逃來臺灣的國民黨勢力，在美援挹注下得以苟延殘喘，逐漸演變為今日的局面。 看到這裡，請問你還會認為「要不是國民黨保衛臺灣，臺灣早就被中共佔領了」？ 每一個臺灣人都必須了解，這一切的苦難，是誰帶來的。那些人明明都知道真相，卻一直欺騙所有人。 甚至直到今日，他們還一直要你感恩，宣稱他們沒有來我們就完了。 #自己的命運自己了解 《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陳翠蓮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8298595499 延伸閱讀: 要不是國民黨保衛臺灣，臺灣早就被中共佔領了？ https://goo.gl/NSUPmX 破解二戰後黃金傳說神話 https://goo.gl/lRgx7H 林炳炎《保衛大臺灣的美援》 http://goo.gl/Z7zQBB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台灣各地均有毀壞蔣介石銅像抗議的行動。圖為桃園中正公園內蔣銅像被噴上「殺人兇手」紅漆。資料照片        鄧鴻源／大學教授 某些藍營人士說，評斷一位領袖的功過，應當是全面性的，客觀的。 蔣介石在那個威權專制的時代，有他過失的地方。但是我們也不應當忽視他領導北伐抗戰的功業和保住台灣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的功勞，更不應該完全無視於他對台灣教育和農工商業發展的貢獻。 民進黨的轉型正義只看到蔣介石「過」的一面，對他的「功」的一面隻字不提。從毀棄銅像、拆掉中正紀念堂，到提議新台幣改版，這一連串仇恨的言語和行動，自以為是轉型正義，卻完全忽視了片面的轉型正義已經傷害了許多感恩兩蔣父子的泛藍民眾感情，更讓人對民進黨的霸道行為感到厭惡。 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一再老調重彈，無非是替蔣介石聞過是非。 如果蔣某人對某些事有功，能掩蓋下令屠殺無數人的罪刑，那麼希特勒是否也可以將功抵罪？畢竟希特勒也曾經有功於德國人民。蔣某人領導北伐與對日抗戰的功業又與台灣有何關係？他有如史達林一樣將德軍趕出領土並消滅他們嗎？ 說他保住台灣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更是荒謬，畢竟當年台灣是美國勢力範圍，中共膽敢侵犯嗎？他們又有那能力嗎？當年中共進攻金馬時還租用民間破爛漁船，奢談進犯台灣？ 反倒是美國曾勸蔣某人放棄金馬，因為金馬與大陸近在咫尺，是中共的勢力範圍，蔣某人一意孤行，想拖美國下水，為自己取得反攻基地。台灣人幹嘛與他一起反攻大陸？畢竟是國共兩黨有仇恨，台灣與中共有何仇恨？為何也拖台灣下水？ 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中，蔣某人父子曾經犯下許多不可饒恕的人道罪刑，為何我們還蓋宏偉紀念堂、在各機關學校豎立銅像、在鈔票印肖像等紀念他？說甚麼毀棄銅像、拆掉中正紀念堂、提議新台幣改版等，這一連串的轉型正義已經傷害了許多感恩兩蔣父子的泛藍民眾感情？ 如果這樣做是霸道行為，那麼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中屠殺那麼多人又怎麼說？是誰比較可惡？為何鄭捷「只」殺幾個人，眾人皆曰可殺，那麼曾經造成無數台灣人與大陸人家破人亡的獨裁者，國府反而蓋宏偉紀念堂、在各機關學校豎立銅像、在鈔票印肖像等紀念他？試問，有道理嗎？ 總之，沒有真相，沒有元兇，就沒有轉型正義，那麼以後學生繼續歌頌獨裁者的事件，以及郭冠英的劣行等，就可能重演，台灣的國家認同也將繼續錯亂。

  中國人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產生了中國民族主義，但是中國共產黨卻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貫徹其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而這正是近代中國帝國主義的本質。圖／取材自Wikipedia/Malcolm Brown，民報影像合成 最近，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女士想來台訪問，但因若干情事而受挫。相對於西藏，國人對於新疆非漢族的其他民族例如維吾爾族所知較少，本文想就被稱為東土耳其斯坦的新疆之發展史稍做介紹，讓大家了解新疆的維吾爾追求獨立自主的過程。 從歷史發展來看，漢人王朝給與中亞地區很強的政治影響力或是實際上行使軍事力而對中亞地區加以掌控的，只有漢朝與唐朝的僅僅某一個時期而已。在18世紀後半，清朝以軍事征服以前，漢人王朝的政治影響力是很薄弱的。蒙古帝國崩潰以後，在土耳其斯坦的東部（亦即今之新疆），由察合台汗的子孫繼續統治，但是不久他們就漸漸走上土厥（Turks）.伊斯蘭化，而在16世紀以後，他們就變質而成為與綠洲地區緊密結合的政權。至於土耳其斯坦的西部，則是在14-15世紀於帖木兒王朝創造出土耳其斯坦的最盛期之後，由土厥系的烏茲別克族建立的政權成立、發展起來。 從文化層面來看，漢字文化乃至儒教是與《透過科舉實施任官制度的漢人王朝之政治系統》深深結合在一起。但是這些文化的滲透力並沒有在土耳其斯坦開展起來，土耳其斯坦是透過各種語言.文化的流入、融合而形成其獨自的文化，其基本的文化是以土厥語為基礎的伊斯蘭文化。從當時的各種文獻來看，對於土耳其斯坦東部來說，中國是非常遙遠的存在。 18世紀後半，清朝對準噶爾進行殲滅戰，在掃除準噶爾之後，清廷征服土耳其斯坦東部（塔里木盆地旁邊的綠洲地區與天山的游牧地區）。天山山脈北方的地本來是土厥系的定住居民較少的地區，在清朝征服以後，土厥系居民因為移居而漸漸增加。 一、是清朝藩部的東土耳其斯坦 清國的統治體制是採取階層式的結構，這個結構是從王朝的中心向四周周邊形成「內地--土官.土司--藩部--朝貢國」的體系。被滿人征服的土耳其斯坦東部被滿清當做「藩部」加以統治，這個藩部極力回避漢人的移住。清廷在各個主要綠洲，使少數的滿人與漢人的官吏、軍隊駐紮，但抑制漢人的移民，官吏、軍隊與漢人的商人等被安置在《與土厥系居民的都市隔離的要塞》，相對地，與地方居民密切相關的行政業務則由當地土厥系的有力人士--貝克（Beg）來擔當，清朝時代的伊斯蘭法庭文書有相當多數於現在仍然存在著，當時，伊斯蘭法某種程度似乎是有效的，在一般土厥系居民與伊斯蘭的知識分子之間，並沒有出現漢字文化、儒教倫理滲透的情況，他們是採用《以阿拉伯文字表達的土厥語》來書寫，也沒有出現《為了科舉而刻苦勤讀八股文的人》。 二、外部殖民的開始--新疆建省與土厥人獨立理論建構的開始 1864年，清朝的版圖=土耳其斯坦東部產生大規模的動亂，清朝的權力在一時之間消滅。這個動亂首先發生於車庫，其後蔓延至喀什、伊犁、塔城。趁著這個動亂而在政治上統合當該地區而樹立政權的是帕夏（阿古柏.貝克，Yakub Beg），他占領天山以南的南疆。阿古柏.貝克使伊斯蘭法貫徹適用於領域內而建立起國家體制，並與英國及俄國訂立通商條約。隨著阿古柏的擴張，大批的烏茲別克族人進入土耳其斯坦東部，而南疆的維吾爾族也進入北疆而成為土耳其斯坦東部的主要民族。在他們自己所居住的地區脫離清朝統治的這個時期，當地的居民留下了令人膛目結舌而為數甚多的資料。當時的若干資料顯示出：他們把清朝的官吏、士兵（滿洲人、漢人）認為是相對於穆斯林的異教徒。 後來，清朝在漢人官僚左宗棠的建議之下，決定再次征服東土耳其斯坦。事實上，在這之前，阿古柏派遣的使節與清國駐英國公使郭嵩壽在倫敦進行和解談判，而中間人是英國公使韋德。結果雙方同意：阿古柏承認清朝的宗主權，清朝允許阿古柏對其領域的控制權，但左宗棠對此強烈反對。當時在討論對阿古柏的對策時已出現如下的議論：當該地區在漢代就屬於「中華」，並以此為根據要將中國對當該地區的所有權加以正當化，並進一步把恢復當該地區的軍事行動也加以正當化。1875年，左宗棠就任欽差大臣，1877年，清軍陸續奪取阿古柏所統治的天山南北。 1884年，新疆省成立。在政治體制方面，新疆走上與內地的同質化，清朝對於土厥系的居民開始實施漢語教育。於是土厥系的居民就基於和以前不同的原理去設定與中國國家互相對峙的架構。 三、中華民國體制下的新疆 清朝滅亡之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新疆地區的狀況極為複雜，而且是刻刻在變化之中。 清朝滅亡之後，清朝的新疆省變成中華民國的新疆省。但是在國民黨直接派省主席的1943年為止，漢人的軍閥省政府實際上控制新疆。 當俄國革命成功以後，蘇聯開始給與新疆很大的影響力，同時，土厥系的居民與鄰接的西土耳其斯坦與土耳其等穆斯林居住的伊斯蘭世界保持很深的連結。當時，土耳其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近代的科學知識等就成為被接受的新思潮與新知識。當時除了一部分的知識分子以外，認為《自己的居住地被編入至中華民國，中國的中央政府是統治自己的政治中心》的看法是很淡薄的。在整個時期，並沒有任何形跡說《大部分的土厥系居民已形成積極的中國人意識》。倒是對於《強制推動漢語教育、壓迫當地居民的異教徒的漢人統治》與《中國》這個國家的關係，究竟應如何看待呢？這是解明當時土厥系居民之意識的重要課題。 在上述這種情況之下，於1930年代與40年代，爆發了土厥系居民的動亂，這就使「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成立。其成立過程可簡述如下： 針對清朝末期由政府所推動的漢語教育，於進入1910年代、1920年代時，土厥系居民就邀請土耳其與俄國領域的教師於居民之間傳授具有近代內容的教育。這種教育運動其實是有其思想背景的，亦即以外來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與泛土耳其主義這種的思想為其背景，這些主義是把《從中亞至小亞細亞當中使用土耳其系之語言的人們》總稱為土耳其民族，並要把這些民族團結起來去形成一個民族國家。不過，這個教育運動因為省政府的壓迫而頓挫。但是到了1930年代，由居民所發動的大規模起義則是由參與教育運動的人們所領導而爆發的。 1928年7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省主席的金樹仁於1933年4月2日被政變給驅逐之後，國民政府派遣使節團來到新疆。使節團的目的據說是要直接控制新疆，但並沒有成功。 在這個過程中，於1933年，一部分的領導人在喀什想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根據他們的憲法構想，其國家是具有近代體制的共和政體，也就是從客觀來看，他們所要追求的是樹立自己的近代國家以便和中華民國分離。 著名的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穆罕默德.依敏.柏克拉（Muhanmad Amin Bughra，漢名：毛德明）在其所著「東土耳其斯坦史」中所描繪的歷史之對象=東土耳其斯坦在領域上是與新疆省大致相當。 事實上，把自己規定為土厥民族，進而把該當於新疆的地區稱為「東土耳其斯坦」，而認為這是屬於自己的土地，進而想要展開自己的政治行動者是以一部分的商業資本家與伊斯蘭知識分子為中心的領導人，這些人是信奉土厥民族主義，追求從漢人的統治解放出來的民族主義者。不過，包含定住一地的居民與游牧民在內的廣泛的居民未必感覺到東土耳其斯坦是一個活生生的架構而以之為自己政治行動的內在動機。 後來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在1934年初被攻擊而崩潰，而盛世才這個軍人就掌握新疆的權力，他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將動亂加以鎮壓。於是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力就特別提高。 1934年鎮壓動亂之後，盛世才大致十年之間就獨裁統治新疆。到了1943-1944年，國民黨政府總算掌握了新疆省政府，而國民黨對於「邊境」的政治統合就漸漸有所進展。但是，1944年暴發了土厥系（土耳其系）的住民蜂起，而在伊犁市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這個蜂起被稱為「三區革命」，而所以稱為三區是其勢力範圍有伊犁、塔城、阿勒泰。這個革命組織自己的民族軍隊，並擴大勢力，而逼近至迪化。於是國民黨拜託蘇聯對於和平加以調停，結果國民黨就與起義者聯合，於1945年成立新的省政府。當時加入新的省政府的有伊犁起義的阿合買提江（Akhmetjan Qasim）與在後來靠近國民黨的穆罕默德.依敏以及阿布甫泰肯（Eysa Yusup Alptekin）。這個阿布甫泰肯曾跑到南京控訴金樹仁的暴力，而對國民政府要求實現新疆自治。 雖然  「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在名義上不見了，但是在實質上他們維護住其所掌握的地區。 阿合買提江於1946年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參加國民大會，發言新疆要有高度的自治。 四、共產黨的併吞與對三區革命的扭曲 其後的國共內戰於1949年，共產黨居於優勢而來到最後的局面。在人民解放軍進出新疆之前，毛澤東送了一張邀請函給阿合買提江，邀請他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 阿合買提江等伊犁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都依約要參加毛澤東的政治協商會議，他們經由蘇聯而要前往北京。但是這些領導人在中途全部死亡，正式的聲明是說他們在蘇聯境內因為飛機失事而死亡，但真相至今仍然是謎。一個月後的十月，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十二月，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民族主義者就經由印度逃亡土耳其。 新疆的解放如果從結果上來看，所謂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的革命運動並沒有在土厥系的住民之間產生。東土耳其斯坦居民當中，完全沒有中國共產黨黨員。當人民解放軍進入中國西北部的時候，國民黨統治下的新疆省主席倒戈倒向共產黨，而大部分的國民黨軍隊則投降共產黨，結果，解放軍就一方面排除部分土厥系領導人的抵抗，而占領新疆。這就是所謂新疆解放的實際情況。 後來，毛澤東給阿合買提江的信中有「你們長期的奮鬥是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的內容，這就被擴大解釋為「三區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透過這樣的解釋，土厥系住民的新疆就成為中國革命之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事實上，飛機事故的犧牲者其實是民族主義者，中共幫他們營造墳墓並建立三區革命展覽管，特別顯示他們是革命烈士以章顯其事蹟，這就是用捏造的方式來確保三區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連結性。 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前的某個時期，基本上是承認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並思考過由各個民族組成聯邦。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民族主義者所稱呼的東土耳其斯坦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於其內部也帶來決定性的變化，例如透過學校教育與大眾傳播對於土厥系的居民灌輸中國人的意識，漢語成為義務教育的科目，透過所謂的「民主改革」，伊斯蘭法被全面廢止。以伊斯蘭法之運用為其重要角色的烏理瑪（ulama），其大部分就消失，伊斯蘭社會實際上被加以終結，中國共產黨中央一元式的領導被加以貫徹。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新疆的住民被適用「民族」的區分，而分成維吾爾族（土厥系定居民）與哈薩克族（土厥系游牧民）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以漢族為中心的多民族國家，領域內的少數民族被認為是國家不可分的構成要素，其居住區域被認為是不可分的領土的一部分，而使領土分離的「民族自決」絕對不被允許，其理由是民族自決會使中國分裂而袒護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是帝國主義的威脅其實已不存在，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為真正的帝國主義。很清楚地，長期以來，在當該地區，漢人幾乎不居住，它長期以來也不被包含於漢人王朝的勢力圈內，在共產黨解放之前也沒有共產黨員。但是解放之後，漢人大量移住新疆，1949年時的漢人是29.1萬人，在1989年時，成為547萬，而維吾爾族1949年時是329.1萬，在1989年時成為667.5萬，漢人人數已逼近維吾爾族。從清朝時代的藩部可以說是完全獨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僅因為其透過清朝被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而被徹底壓制。中國人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產生了中國民族主義，但是中國共產黨卻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貫徹其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而這正是近代中國帝國主義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