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近年對外購併大增，多數案子牽涉敏感國防科技，引發西方國家疑慮，紛紛要求嚴格審查中資購併。美國聯邦參議院共和、民主兩大黨領袖正草擬擴增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CFIUS）權限的法案，要求更嚴格審查中國對「科技業」的投資。而在歐盟方面，歐陸三大經濟體德國、法國、義大利已致函呼籲歐盟授予各成員國法律基礎，使其能行使否決權，阻擋中資對歐洲敏感高科技產業的收購，尤其是有中國政府在背後支持的購併交易。 中國產業以代工組裝為主要型態，雖然有效驅動經濟快速成長，但受限於技術與研發能量不足，產業發展基礎脆弱，一旦後進經濟體崛起，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容易就會被取代；因此近年中國極力推動產業轉型，以進口替代策略意圖厚植技術生根與科技進步。另外，中國的崛起雖然披著和平外衣，但國力的增長卻不斷喚起其稱霸的野心，而國防科技的落後顯然是走上霸權的路障，因此透過對外購併，取得戰略性發展產業的關鍵技術，亦為軍事科技突破的一大捷徑。而半導體產業係涉及國防科技的核心技術，更是科技產業發展的基石，加上中國的半導體進口值一年約二千億美元， 與進口能源花費相當，自給率卻只有九％，因此發展半導體產業成為中國的國家戰略，在二○一四年成立大基金計畫，初期擬以一千四百億人民幣輔導、補貼廠商購併、購買技術與建廠，目標在二○二五年提升自給率至七十％。 中國發展半導體的戰略目標確立之後，便出現一連串中國企業在全球大肆購併的案例，主要目標是美德兩國。據統計，中資去年在美國的購併等投資規模達到四五六億美元，而對德國亦發動六十八件收購案，金額由前年的五．三億美元激增至去年一二六億美元。這些發動購併的中資企業，多數在各產業領域中名不見經傳，亦未聽聞有何特出的經營績效，卻突然竄出檯面，提出動輒十億、百億美元的購併大案；尤有甚者，多數購併乃鎖定擁有關鍵技術與強大研發能力的歐美日指標企業，其收購的動機與資金來源，疑雲重重，令西方國家懷疑這些企業只是中國國家資金的人頭，是國家戰略發展的先鋒隊，因此多數購併案在歐美國家嚴格把關下胎死腹中。而最近出爐的美國總統科技顧問辦公室報告，也強烈警示未來美國半導體的最大威脅，是來自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並建議美國半導體產業應投入研發尖端技術，並聯合歐洲韓國日本與台灣，抵制對中國半導體技術和元件輸出，藉此保持領先。 川普當選後傾向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經貿措施，美中可能爆發貿易戰，部分人因此指責美國自恃強權而咄咄逼人，然而了解美中貿易真相，以及中國如何以不公平手段對待貿易對手，就會理解川普政府的強勢作為，其實是保護美國利益與勞工工作機會之必要的自我防衛。國際貨幣基金第一副主席利普頓最近就表態認同川普對世界貿易體系「不公平」的一些批評，例如中國在竊取西方企業的智慧財產權、補助國有企業出口等方面的行為就符合川普指控。 據統計，去年中國有超過七五○億美元的海外收購交易被取消，可見遏止中國半導體產業以不當手法擴張，以及避免中國國家資本對西方民營企業的不對等競爭，甚至其軍事科技提升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在在於西方國家之間形成共識。而半導體是台灣的核心產業，在這些年經濟疲軟之際，尤其扮演撐起半邊天的角色，因此我半導體更是中國覬覦的獵物，政府實應高度警覺，對中資購併我高科技產業，一律築起高牆，拒之於門外，才能確保國家的安全與經濟的發展。

  去蔣，當然去蔣，去得理直氣壯，不去蔣，不去除威權象徵，不去除獨裁者銅像，不去除專制殘留的偶像崇拜，不把二二八事件元凶拉下霸座，那民主在幹嘛？ 台灣總統直接民選已六屆次、國會經八次全面改選，歷經這麼多次民主選舉洗禮，台灣本應早就洗盡國民黨蔣政權威權獨裁的餘毒。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仍在爭論、甚至還在迴避「去蔣」，仍到處充斥「中正」牌的紀念堂、大中小學、行政區、路名、銅像等等，這是歷史的大荒謬，更是民主台灣的最大反諷！ 蔣介石何許人也？一個從中國敗逃來台的失敗者、二二八血腥屠殺的元凶、佔據台灣軍事戒嚴統治、白色恐怖桎梏人民近三十年的大獨裁者。 他及其國民黨政權黨徒們，為遂行長期威權統治台灣，極盡把他神化之能事，他生前享受黨徒們尊封的民族救星、偉大舵手、世紀偉人、偉大領袖……等等膨風虛誇、歪曲事實、封建離譜名號，死後還尊為「先總統蔣公」而不名，於今看來，那種名號不應存在人世間，只有森然鬼域才會有，而威權集團的黨徒子孫們，還在為中正廟、銅像保駕護航，不許民主的光輝照進獨裁幽靈殘存的黑暗角落。 馬英九那幫人就是為蔣介石保駕護航的主力軍，他們大都是國民黨威權集團之子及扈從者，馬英九執政八年內，不但企圖把台灣鎖進中國，更企圖把台灣鎖進專制，不但不許去蔣，還自命蔣家政權繼承人，這是台灣民主的一股逆流狂潮，所幸去年一月的總統及國會大選，被覺醒的台灣選民如大風掃落葉，掃進歷史垃圾堆！ 文化部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這是早就該做卻沒做的事，鄭部長終於出手，應給予支持加讚，但這只是轉型正義的一個小開端。不去蔣，就沒有真正的轉型正義！（胡文輝）

蔣介石應否為二二八事件負責已成定論，圖為中研院門口蔣介石銅像25日清晨被噴漆。讀者提供       陳翠蓮╱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自1991年李登輝總統指示調查二二八事件迄今，有關二二八事件研究已超過25年，其中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追究責任，尤其是國民政府最高當局蔣介石應否為事件負責。 學界有一派人認為蔣介石派兵鎮壓，是為事件「元兇」，甚至以最近國史館披露陳儀的「寅冬亥親電」，證實3月2日請兵，以此推論蔣介石的責任「鐵證如山」。但是也有人積極為蔣氏辯護，認為他是因為相信「奸黨煽惑」，才決定派兵。至目前為止直接證據缺乏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蔣介石的責任問題？ 近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為我們提供極佳的線索。蔣介石日記中對二二八事件的記載不多，顯示台灣事變並不在蔣氏議程中的優先位置，但是，卻已足以說明他的決策考量。 2月28日事發之初，日記中就記載「臺灣暴民乘國軍離後，政府武力空虛之機，發動全省暴動，此實不測之禍亂。」 3月1日又說「臺灣群眾為反對紙煙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臺之同胞，其暴動地區已漸擴大，以軍隊調離臺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可知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就已認為，軍隊調離台灣是民眾敢於反抗、掀起事變的主因。 雖然蔣介石對陳儀治台失敗引起動亂，事後又未實報、粉飾太平的作法十分不滿，但是，當3月2日陳儀發出請兵電文後，他還是決定派兵，3月5日電文中說「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啟運，勿念。」在國共內戰中，各省對蔣介石調動軍隊大多藉詞推托，陳儀卻全力配合，將兩個整編兵力（原六十二軍、七十軍）調回大陸投入內戰，陳儀遵行蔣的命令，以致防務空虛，基於陳儀對他的「忠誠」，蔣介石認為不應太過苛責。 蔣介石相信事變是共產黨煽動引起的嗎？事件前的2月26日，日記中說「臺灣尚無共匪之細胞，可稱一片乾淨土，應珍重建設，使之成為全國之模範省也。」在決定派兵鎮壓之後，3月7日日記又說「特派海陸軍赴臺增強兵力，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二二八事件期間，蔣介石日記中從未提到事變之因起於共產黨煽惑。 更重要的是，日記中透露蔣介石迷信武力，這是他決定派兵鎮壓的主因。3月7日說「此種臺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及至武力掃蕩後，15日又記「臺灣事變以軍隊運島後已大部敉平，然亦未曾根本解決也，可知新復之地與省全靠兵力維持也。」 簡言之，蔣介石迷信武力，在得知事變之初，就判斷軍隊調離、防務空虛是臺灣敢於動亂的主因；面對動亂，堅信新附之民、邊省之民，必須憑藉赤裸裸的武力加以震懾。 即使蔣介石確知共產黨組織尚未深入台灣，二二八事件期間，蔣氏日記中也從未提到事變與共產黨有關。但是，3月10日，蔣介石在中央總理紀念周首次對二二八事件發表談話，卻將事變起因歸咎於共產黨。蔣介石的公開談話，不能表達自己對台灣情勢的判斷、對使用武力的偏好，並且以「共產黨煽動」為藉口，為陳儀治台失敗找理由。作為最高統治當局，蔣介石袒護陳儀、迷信武力，豈不該為事件負責？

七十年前，陳儀發電文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請兵（紅線處）的內容24日首度曝光。 翻攝畫面       鄧鴻源／大學教授 談到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某些藍營人士總是說，日本曾經屠殺台灣人達六十萬人，也應該要求轉型正義，以及一百年前，台灣的原住民也曾被漢人奪取許多土地，只是年代久遠，被害人子孫已經故去，真相已被淹沒，沒有人再出來要求轉型正義而已。尤其荒謬的是，他們一貫的說法是，倘若沒有蔣介石，台灣早已被共赤化。以上這些，都不無轉移焦點之嫌。 日本人曾經佔領台灣並屠殺台灣人固然是事實，至少人家是經由《馬關條約》合法取得台灣，當年也曾讓台灣人選擇是否留在台灣，如今已經因為戰敗而退出台灣，五十年耕耘成果全部送給台灣，也沒有任何日本的政治人物銅像留在台灣，我們又如何要求轉型正義？ 反觀國民黨，當年只是接受麥帥委託暫時管理台灣，並將日本人送回日本，並沒有經由合法程序取得台灣，所派的官員來台之後，貪污腐化，假公濟私，早已累積許多民怨，緝私菸事件只是導火線而已，這正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的主因，藍營人士常倒果為因，說是暴民亂殺人，蔣介石「不得已」派兵來鎮壓。 如今，國民黨當年利用佔領權力取得大筆日本留下的財產，並搶奪眾多於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中被殺的受害人財產，以致成為今日國民黨龐大黨產，然後還到處豎立獨裁者銅像，並建造世所罕見的雄偉紀念堂，逼迫人民尊敬他與效忠他，是否太過霸道了？不落實轉型正義，可以讓人忍下一口氣嗎？ 至於說蔣介石若沒有來台，台灣將被赤化，實在很可笑！當年蔣介石都保不住大陸，如何保衛台灣？金馬守住的原因是日本白團與美國軍援的協助，以及眾多台灣兵犧牲奮鬥的成果。縱使失去金馬，中共既不敢也沒有能力進犯台灣，畢竟台灣當年是美國的勢力範圍，中共有何膽量？就算有膽量，又有能力嗎？當年中共進攻金馬所用的船隻，許多還是租用漁民的破爛漁船。 總之，日本當年迫害台灣人已經是過去式，國民黨霸凌台灣人則是現在進行式，除了無所不在的銅像與肖像外，許多原本屬於國家與人民的財產，至今還在他們的黨庫與眾多私人家庫中，這就是為何要進行轉型正義的最大理由。

司法官操守近來引發爭論。圖為司法院外觀。資料照片 李保明／財務人員 司改國是會議第四組委員也是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張靜，一則投書《陪審制是台灣司法界除屎的良方》，引起司法院、法務部連夜發聲明抗議，而且基層法官和檢察官也發動連署，請律師公會將張靜送懲戒。 筆者是平民百姓，相信很多好的法官、檢察官，默默耕耘不畏惡勢力，但是長期以來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法官、檢察官，因為沒有淘汰機制，劣幣驅逐良幣，人民不滿意度都掉落 84.6%與76.5%，還吵什麼吵？該是檢討反省才是。 想想一般老百姓長期以來，遇到貪污司法官、恐龍司法官、打手司法官、偏執預斷司法官、不負責任司法官、不守時司法官及態度不佳司法官等，該怎麼辦？可憐啊！除了忍氣吞聲，花錢消災外，只能燒香拜佛！當人民甚至一位有名望的人，名譽、尊嚴被公然汙衊，是何等的傷痛，相信這次法官、檢察官們，終於可以體會一、二，更遑論生命、財產、自由被侵犯，更是無語問蒼天。 筆者不想火上加油，只是想藉此提醒，為何《刑法》124條枉法裁判罪、125條濫權追訴處罰罪、129條濫權徵收罪，鮮有被用過，甚至從沒有用過？真得要吵的是我們這些可憐的百姓啊！司法界吃大鍋飯久了，官官相護，結果就是沒有淘汰機制，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劣幣驅逐良幣，讓好的法官、檢察官受不了，那就檢討改革啊！何必追打理事長張靜！ 司法人都是社會佼佼者，228要70周年了，台灣司法、行政、立法還是無法分立，大家應合力檢討改革，造福人民，何必「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近期拜讀北社理事陳逸南先生投書「談政府維護人性尊嚴」，提到1936年7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有關檢察官「濫權起訴處罰罪」的規定，無法發揮功能，妨礙人權的保障甚鉅；亦即，訓政時期、威權時代的法治理念仍然延續到現在，令人難以接受。查該條文迄今歷經81年未曾變動，2007~2011年間立法委員曾經提案修正，由於法務部反對，未完成修法。 筆者認為司法院、法務部此時該是挑出老鼠屎，賞罰分明，讓好法官、檢察官出頭，讓《刑法》124條枉法裁判罪、125條濫權追訴處罰罪、129條濫權徵收罪發揮作用，淘汰違法官員，才是明智之道。

《走入悲情》  七十年前﹐台灣人民在經過熱烈歡迎所謂「祖國」的狂熱之後﹐從歡欣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終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引來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一批台灣的社會精英﹐在這一場政治整肅當中喪命。如果當年他們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可惜﹐他們卻為病態的中國政治文化做了註腳─「此物成材也﹐不得享天年」。 二二八的陰霾來不及揮袪﹐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卻接踵而來。成材的精英﹐依然不得享天年。多少英靈消失﹐多少青春耽誤﹐多少家庭破滅﹐多少幸福斷送…。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高壓的政治致使精英殆盡﹐劫後餘生者也成驚弓之鳥﹐正直者多退隱迴避﹐不再與聞政治﹐於是一些投機政客﹑大商巨賈﹑地方角頭﹑地痞流氓紛紛上場﹐與政權當局掛勾。「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原來﹐黑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故。 七○年代以降﹐民主運動的浪潮衝激著外來統治者﹐然而在民主改革的路途上﹐依然血淚斑斑﹐…不死心的部份台灣人在政治黑夜中企盼黎明的曙光﹐可是有不少人卻已經在統治者的國家機器下接受洗腦﹐習慣統治者的價值標準﹐而忘卻了台灣過去的苦難﹔許多新生的一代﹐在以中國中原為座標的思考下﹐更是對台灣過去的辛酸血淚一無所知﹐無動於衷。 時序進入九○年代﹐台灣有了民主轉型的契機﹐起碼的自由人權已經有了成果﹐可是基本的公義是非卻仍混沌不清。台灣現在還矗立一座獨裁者（二二八屠殺者元兇）的紀念館，為民主國家絕無知僅有之荒誕怪象！ 與其說這個社會沒有「是非觀」﹐毋寧說是沒有「歷史感」。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心要對歷史負責﹐只在乎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貪圖目前的安逸享樂。 時值二二八紀念日﹐又會聽到有人呼籲我們要「走出悲情」。在經過長年的中國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洗腦﹐今天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什麼是228事件，228對他們只是一個無聊的數字而已，哪來悲情？還有許多人才不在乎前人的辛酸血淚﹐也不知道台灣的苦難歷史﹐他們欠缺的正是悲情﹐如何叫他們走出悲情。 在這個台灣苦難歷史的紀念日﹐我們不但不該走出悲情﹐我們要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體會台灣歷史的辛酸血淚﹑奮進掙扎﹐因為悲情可以讓我們社會激發向上的動力。

今年是228事件70周年，我的感觸特別深，因為我是228的家族，而我叔叔的名字卻不在228事件犧牲者的名單當中。我的叔叔是在228事件之後失踪的，當時他只有19歲，名字叫陳漢希。他是我的祖母最小的兒子，也是我父親最小的弟弟。228事件發生時，我才二歲，所以對叔叔完全沒有印象。但是有關叔叔的故事，我是非常熟悉，因為我從小就看見我的祖母思念兒子的悲痛。 因為時間己久，而我的祖父母和父母也相繼都去世了，我只能從我的的記憶當中，尋回我的家族歷史的片段，來寫這篇有關我的祖母眼淚的故事。 我的叔叔在228事件失踪之後，祖父想儘辦法，卻一直找不到他的屍體。所以我的袓母總是抱著一絲絲的希望，猜想她的兒子很可能跑到什麼地方去躲起來，他很可能還活著。可是等到1947年9月時，他的音訊全無。我的祖父不得不到戶政事務所去報他的兒子是失踪人口。 記得小時候，每當我的祖母思念兒子時，會問我的父親，「漢希跑到哪裏去？在我有生之年，能夠見到他一面嗎？」談到叔叔的事時，我的父親會很緊張，總是叫我祖母，「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談228的事情。」因為228 當時是禁忌，父親不想讓我們知道。我的祖父沈默寡言，可是我的祖母感情豐富，也善於表達感情。她認不住會偷偷流眼淚哭泣，也會偷偷跟我講叔叔的事。叔叔是她三個兒子之中最小的。祖母形容叔叔「體格長得最好，也是最英俊的，也最有冐險的精神，年紀輕輕的，就一個人偷渡跑到日本去。光復之後，才從日本回來。」 我們小時候住在板橋，袓父母和我的父母，還有我和三個弟弟共八個人是住在一間日本式木頭做的小房子，晚上把棉被從紙門後面的櫃子裏拿出來鋪在榻榻米上面睡覺。我是長孫女，所以跟祖母同睡一個棉被。我記得小時候常聴到祖母晚上睡覺前會哭泣流眼淚。 我1969年出國到美國唸書，等到1977年才帶著我的荷蘭夫婿韋??理從美國回板橋探親。我小時候記憶中的日本房子，已經被我的父親改建成一幢四層樓的小洋房。我的祖母看到我，喜極而泣，接下來她跟我抱怨說：「你爸爸，真無情，為了建新房子，把舊的傢俱全丟棄掉。」我現在保存的十數張小時後的照片，祖母告訴我，是她從垃圾堆裏搶救回來的。接著袓母帶我去她的房間，讓我看她從垃圾堆裏搶救回來的幾件漢希叔叔的遺物，有一張他穿學生制服的照片，一頂學生帽子，和一個小水壼。她告訴我，她己交代我的父親，將來她去世時，叔叔的遺物和她一起埋葬。 1996年，我回臺灣參加母親的葬禮，當時李登輝總統己公布『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我受父親指示去登記申請補償。為了拿1947年當時的戶口謄本，我不停的奔走板橋和新莊兩地的戶政事務直到所有資料都齊全。同時，我也去找兩位證人，拜託他們寫信證明我的漢希叔叔是在228事件時失踪的。一位是父親的摰友，另一位是過去祖父母住在新莊的老鄰居。資料搜集完全之後，我去登記時却被拒絕，空手而歸。因為我的祖父是1947年9月才去登記叔叔是失踪人口，所以不能證明我的叔叔是在三月失踪的。我父親聴了很氣愤也很失望。他說：「因為阿叔的屍體一直找不到，無法替他辦葬禮。等到9月時，知道他不會回來了，你的阿公阿嬤才死心，只好去報失踪。我只希望看到我弟弟的名字 「陳漢希」三個字放在名單裏面。補償不重要。」1996年我去申請補助所搜集有關漢希叔叔資料，全部還保留在我美國家裏的檔案櫃裏。 我的祖母是童養媳，所以完全沒有機會上學讀書。但是她實在聰明過人，無師自通學會做裁縫，她自己穿的內衣褲還有外頭穿的「長衫」都是自己做的。我上小學時穿的白衣黑裙制服都是她做的。她從隣居那裏，學會打毛缐衣。在日據時代，自己想辦法養鴨種菜，補貼家用。她晩年篤信佛教，學習唸佛經。雖然不識字，卻很有耐心一天學一個字，最後學會唸心經和金剛經。祖母90高齡去世時，還不知道她的兒子的下落。 1998年，我的父親病重住在台大醫院時，我從美國回來探望他，他一再叮嚀我，一定要想辦法讓我叔叔的名字「陳漢希」這三個字放在228事件犧牲者的名單當中。他不願看到我的叔叔成為「無名的寃魂」。 我相信「無名的冤魂」不只是我叔叔一個人。這次回台拜訪台南友人，聴到她有三位親戚在228事件時被槍殺，年紀也只有18、19、20 歲。我的叔叔是無辜的犧牲者，當時只有19歲。1947年3月某一天，他告訴我的祖母他要出門去找朋友，想找工作。從此出門就不再回來了。他是如何去世的，我們完全不知道。因為沒有找到屍體，不能辦葬禮，這對我的祖父母來說就好像是一個心靈的傷口永遠在流血無法痊癒。目前唯一有關我的叔叔的証件是一張1947年的戶口謄本，上面寫著陳漢希1947年9月失踪。 今年是228事件70週年紀念。這次回來，特別到台北市228紀念館去參觀特展。館內陳列的資料非常豐盛，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看到犠牲者名單沒有陳漢希叔叔的名字，感慨萬千，不禁熱淚盈眶。父親在病床上的叮嚀，「要想辦法把叔叔的名字放在名單裏面」，又在耳邊響起。最後，就以這篇短文紀念我的叔叔，並懷念養育我的祖父母和父母。 （作者為美國台僑）

  ◎ 陳子瑜 在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前夕，文化部長鄭麗君宣布，將對中正紀念堂進行轉型正義第一步：將威權統治者意象鮮明的商品下架停售、停止發放涉及威權崇拜之文宣品及簡介、開閉館停止播放「蔣公紀念歌」等。 以空間政治學的角度而言，透過特定空間的形式建構，能夠成為一種承載特定訊息乃至意識形態的媒介，其中所蘊含的權力因素，更是近年來相關研究的重點所在。在台灣實踐轉型正義的過程中，中正紀念堂更是具體而微的象徵地點。舉凡自由廣場牌匾、郝龍斌由於政治因素，將其列為暫定古蹟、馬英九政府的無所作為，在在都是為了維護蔣介石的神聖性，以持續中國國民黨過去的統治正當性與正面意義。 這樣的造神行為，是對於以台灣人民為本位的台灣近代史之極大羞辱，抗暴被曲解為暴民、鼓勵告密被解讀成為了國家安全、屠殺主使者更是被美化成「上帝最堅定的信仰者」，撕裂台灣族群，讓整個世代記憶斷裂，莫此為甚。 綜觀國際前例，德國、西班牙及南非，都仍持續走在公布真相、追究責任與深刻反省的轉型正義的路上。台灣雖一度錯過歷史時刻，但努力仍有可為。中正紀念堂的去個人造神、回歸歷史與人權角度，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一步，值得肯定。 （作者為高雄市民 ） ◎ 張博洋 二二八七十週年，府方民間共同推動新一波去威權運動，從全台親子共學團的二二八走讀活動、大學生對蔣介石銅像潑漆、南市政府拆除銅像、到文化部長宣布中正紀念堂將進行轉型，停止販售蔣介石紀念商品等。 但另一方面，「我是中壢人」粉絲專頁日前舉辦是否支持拆光蔣公銅像的直播投票，投票開始三小時後，反對票竟然破萬，支持票僅三千多票，令人擔憂台灣人民對於歷史、民主、人權的冷漠無知。 事實上，不論是銅像或是中正紀念堂，其實背後牽涉的都是把軍事占領說成光復，並要台灣人民感恩戴德的中華民國政權，七十年過去，二二八乃至後面的白色恐怖，每年都有受難者的故事撥雲見日，但卻遲遲不見加害者名單，甚至在國民黨二○○八年復辟時期大砍相關預算，真相都沒有就滿口和解共生，始作俑者一面掩蓋真相，一面傷口撒鹽談和解共生，豈不可笑？ 在本土派全面執政後，筆者樂見去威權運動持續有所斬獲，但也要呼籲，轉型正義是一個翻轉體制並重建新價值的長遠工程，就連先行台灣數十年的德國，也未曾宣稱轉型正義已完成。 我們應繼續透過去除銅像、紀念堂，減少在人民心中的威權因子只是小小的一步，真相的開誠佈公，把加害者逐出公共領域，進一步檢討中華民國體制對台灣各族群、文化的壓迫，否定過去的不義，在轉型中迎來新的族群共和，走向一個新而美好的國家。 （作者為基進黨高雄黨部召集人、管線設計工程師）

  三十年前鄭南榕和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及當時有識之士，發起「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啟動為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殺事件進行轉型正義工程。我以家屬和從政經驗來看台灣面臨轉型正義的挑戰。我知道國際社會研究轉型正義的文獻已經非常豐富，美國和平研究所針對全球已進行轉型正義國家，採用五種轉型正義機制：審判、真相委員會、特赦、賠償、除垢／清淨政策，進行機制測試、分析，提出三十多種測試後的假說。 量化追蹤五項機制，完成其中至少二到三項，民主和人權會往穩定方向發展，五項機制需要在法治制度上進行。之外的非量化機制有：一、機構改革，例如：創造新憲法、設立人權辦公室（國家人權委員會）、司法及安全部門徹底改革；二、建構公共記憶計畫，普遍訪查受害者、建立檔案、設立紀念館及紀念地、重寫新歷史教科書、豐富化歷史相關的視覺和表演藝術、鼓勵各種對歷史記憶形式的創作等。民進黨上次執政努力做的，大多屬於這個範圍，這些都「有跡可查」。 鄭南榕生前對我說：「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其實這是高度期待。不只民進黨，我呼籲整個社會認真想想：如果台灣的民主發展值得驕傲，成為亞洲和全球的典型例子，我們就要徹底認真進行轉型正義。 行政院已核定人權館籌備處提出四年期中程計畫，將加速推動轉型正義工作進展。我們相信文化部鄭部長會要求人權館全力準備轉型正義相關資料的基礎工作，包括進一步整理檔案、真相紀錄、介紹國外轉型正義、加強民眾溝通、各種國內外出版品等。 今年紀念二二八七十週年、平反二二八運動三十年，對台灣未來最有意義的，應該就是徹徹底底進行轉型正義，甚至如德國般，在憲法第一條寫明：「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如德國國會成立「聯邦釐清德國統一社會黨獨裁統治基金會」，人權館應廣泛推動人權教育為主。 鄭南榕於一九八六年就在獄中寫下：「台灣成為自由國度的契機。」我想到德國總理梅克爾參觀二○○九年柏林圍牆倒塌二十年的展覽，她對過去的人權奮鬥者留言寫著：「謝謝你們，讓我們理所當然活在自由的國度。」我們今天所做，紀念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每一位奉獻者，為子孫活在自由的國度而努力。 （作者為鄭南榕基金會終生志工）

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極大的悲劇，不僅過程殘暴慘烈，死傷人數眾多，後續衝擊也全面而深遠。七十年後回顧這一事件，「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怪象猶存，令人痛心憤慨，追究元凶尤為轉型正義重要課題。 追究元凶 轉型正義重要課題 二二八的緣起，各方論述甚多。基本的歷史事實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並未讓台灣人成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台灣所迎來的，是另一個外來政權，不但把台灣當戰利品，也把人民當被征服者。起初，有不少人對「回歸祖國」有所期盼，但從與中國接收軍隊第一次接觸，就讓台灣人失望。其後由陳儀所領導的軍政當局，倒行逆施，導致政經文化全面倒退，蒼生受害，社會怨聲載道；二二八是因此所引爆、人民要求改革、同時而全面的行動。其間，台灣人民進行政治交涉、局部武裝抗爭，卒因欠缺有力的領導，無以對抗來自中國的大軍壓境，慘遭屠殺鎮壓而以悲劇收場。 從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底，新外來政權帶給台灣什麼？ 先是「接收」的第一次接觸。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當年到基隆碼頭迎接「國軍」，有一段現場寫真：「大家看到一群黑黑髒髒的阿兵哥穿著草鞋、揹著紙傘，腰間繫著網袋從船上走下來時，全部的人都傻住，…那些國軍就像乞丐一樣！大家的心都冷了半截，派這種兵來『接收』台灣，將來台灣還有前途嗎？」 這種「接收」必出問題。詩人、實業家陳逢源一語道出箇中癥結：接收官員貪污很多，大家都說「接收」為「劫收」。吳濁流小說《波茨坦科長》主角范漢智的話最傳神：「台灣真是好地方，由重慶只穿一領西裝，不久就可以做百萬富翁，或千萬長者，真好。」 於是，有如美國學者高棣民（Thomas Gold）對戰後台灣的描述︰「除了經濟與政治倒退，外來的中國投機者也導致法治蕩然、貪污、掠奪、物價膨脹、疫病及全面失序的環境，日本人留下的物質及社會基礎建設遭到極大摧殘。」「台灣人民眼見大陸人掠奪並破壞他們的經濟，降低了他們的物質及文化水準」。 狗去豬來 充分道盡民眾感受 新外來政權如此表現，台灣人民比較前此日本時代五十年，據國際知名戰地記者貝爾登（Jack Belden）報導，一張畫著「一隻從台灣島逃出去的狗和一隻跑進來的豬」的海報到處可見，海報的旁白是「狗雖吵卻能守護人，豬只管吃和睡」。「狗去豬來」，簡單明白，充分道盡民眾的感受。 對台灣人民的感受，當時的新聞媒體有不少著墨，且如實描繪。以《民報》為例，一九四六年三月，台灣「光復」後不到半年，它以社論指「祖國的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十月一日，又以社論道出社會心聲，「由外省搬入許多貪污頹廢的惡作風，把諸君的熱情吹冷了」。次年二月二十七日，它再警告，物價高漲、民生困苦、貧富懸殊已導致社會不安，「這個趨勢走到極端，便會變成整個社會的動亂」。不幸，這一社論發表當天，民怨就在台北引爆。 二二八發生之初，以報紙為主的媒體報導，大都據實陳述；俟大軍已至，陳儀變臉而大開殺戒，新聞自由旋遭壓制，真相與報人一併慘遭謀殺。最狡詐的，三月八日中午，憲兵團長張慕陶還在台北中山堂向事件處理委員會肯定其政治改革目標，並表明願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調兵前來；但同日下午，大軍掩至，且從基隆一路殺到台北。陳儀向蔣介石請兵鎮壓、對台灣人民虛與委蛇的兩面手法至此圖窮匕見，與張慕陶「雙面刀鬼」的中國功夫，直令許多台灣人「祖國」夢碎。 大軍壓境之後，當局把二二八由民眾要求合理改革的社會運動，定性為「奸偽份子的陰謀暴動」，文宣隨之變調。陳儀三月十日廣播出現「搶奪軍械」、「襲擊機關倉庫」、「叛國」等指控，而隨著處理委員會被視為叛亂團體，「暴徒」、「奸黨」、「流氓」、「叛亂」、「事變」等罪名也出現在官方文宣及報導中，甚至還把共產黨拉進來，以轉移「政治腐敗」、「官逼民反」等對其失政之指摘。在重慶的官方《中央日報》還刊登「台胞死傷不足百人，外省人則死傷超過四百」等誤導新聞。 新聞媒體 淪為外來政權禁臠 官方定性定調，企圖合理化其捕殺社會菁英及濫殺無辜民眾的滔天罪行；清鄉、白色恐怖、戒嚴統治繼之，台灣進入政治黑暗時代。社會經此摧殘，二二八成禁忌話題，消失於新聞報導中，不少台灣人竟不知有這一歷史。《聯合報》民調顯示，事件發生四十一年後的一九八八年，公眾不知二二八者達八十五％。 同時，新聞媒體成外來政權的禁臠。本土新聞菁英慘遭翦除，經營主導權盡落入外來族群手中，「侍從報業」或「侍從媒體」大行其道。更嚴重的，戰後長期執政的黨國當局，限制言論，扼殺異議，控制思想，集體洗腦，禁錮心靈，文化霸凌；新聞、學術、文化界以言獲罪，當事人入獄、刊物遭禁的案例層出不窮。 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當局故技重施，企圖把它定位為暴亂事件，且透過其所掌控的媒體，將黃信介等黨外人士盡打成叛亂份子，卒因台灣民主力量已不可輕侮，加上美國施壓，而以失敗收場。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馬英九政府奧步重施，也慘遭民意吞噬。 就此而言，二二八是台灣進入政治黑暗時代的開端；所幸人民奮鬥不斷，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民主自由才得以光臨並扎根台灣。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北市交）預定於四月上旬舉辦的「民歌交響最高峰」音樂會，因被議員指控未有得標廠商就先行售票宣傳，即使北市交握有可變更廠商及曲目的但書，仍被認為涉嫌預先綁標，導致整個演出計畫流產。 這件事凸顯了音樂藝術屬性，與政府採購法長期以來的衝突。「還沒有決標，竟能預知演出內容？」這是廢話，提出這種質疑，簡直是無知！不先設定演出曲目內容，用什麼去招標？就以一部歌劇而言，提前一年籌備和設計是常態，被邀約的「假定演出者」，也只好冒著北市交「但書」發酵的危險，包括議會刪減預算或沒得標。就筆者做一個歌劇導演而言，我希望舞台燈光和服裝設計都要一流項尖的群組，我不去過問北市交要如何作業、如何招標，總之，最後必須滿足我的需求！ 台北市府，尤其是文化局，對所屬藝術團隊當然要嚴加督導，但在藝術行政上，要能述理且要勇於捍衛部屬，否則再有能力的團長，都會在這不健全的行政道路上陣亡。 至於議員們，我們也可從其問政議題上，看出他的人文素質和用心。這次提出音樂會標案的質詢者是民進黨議員，筆者做為一個本土政黨的長期支持者，也願趁此機會向議會民進黨團提出長久累積我心的諍言：您們對市政文化藝術事務的關切和耕耘不足！我們不期待您們再現昔日「長扁」的議場雄風，但至少問政和文化藝術議題的掌握還要更深入研究，尤其不可炒社會新聞的短線。市民不但要你監督政府，也會嚴格檢驗你的人格和問政品質。（作者為音樂家、國家文藝獎得獎人）

  張七郎家人手牽著手，彼此緊握著，在醫院前合影，彷彿要把握全家人在一起的時光。圖／作者翻攝   他因為「東部沒醫生」，毅然到花蓮鳳林行醫；他曾經滿腔熱血，期待著「台灣光復」，卻不知這是最血腥的屠殺.....張七郎父子三人都是醫生，卻同時消失在島嶼之上，墓碑上刻寫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這是二二八最苦難的屈死，也是課本不敢寫的最劇痛歷史...... 張七郎醫生的故事，在台灣社會隱埋了許多年。直到1990年才由張家媳婦張玉蟬在一次平安禮拜中堅強地對外說出，張七郎父子三人被逮捕殺害的悲慘往事...... 張七郎出生在新竹湖口，父親張仁壽是一位漢醫，因緣際會認識了來台傳教的馬偕博士，也向他學習西方醫學。 從小受父親影響，張七郎日後也當醫生。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日台大醫學院）畢業後，他在淡水開業，以父之名，創設「仁壽醫院」。眼看一切都非常順遂，張七郎卻因兄長一句「東部沒醫生」，從小受「馬偕精神」影響的他，決定舉家遷往花蓮鳳林鄉，將「仁壽醫院」遷移到台灣的東部。 張七郎的妻子詹金枝是出身名門，也具助產士資格，兩夫妻熱心公益，對病人照顧入微，如果病人沒有錢，完全不用付醫藥費，「仁壽醫院」很快就名聲遠播，成為民眾最信任的醫院。 除了醫療之外，張七郎有感於台灣人受日本殖民低人一等，他認為只有透過教育，台灣人才能與日本人爭得一席之地。他不只將自己的孩子都送到日本讀書，也在花蓮鳳林創設鳳林中學。 「他知道知識就是力量，要想讓窮人翻身，就要讓他們多讀書。」媳婦張玉嬋女士這麼說。她是張家的童養媳，張七郎卻還是堅持要她完成台東女中的課業。 「沒有張七郎，我們這一代人今天應該還在種田。」多年之後，鳳林鄉成了「校長之鄉」，堪稱是全台校長密度最高的小鎮，張七郎的遠見，可見一斑。 創辦鳳林中學的張七郎醫師。圖／台灣新民報：台灣人士鑑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將要進入新的時代，台灣人終於不用再當次等公民，這是「台灣人治理台灣人」的時代。 這個想法，很快就證明是錯誤的。 張七郎同樣抱持這樣歡欣鼓舞的想法，他很開心「台灣終於光復了」，要求三個在滿州國行醫的兒子通通回到台灣，他把醫院和學校交棒給兒子。自己不僅籌建磚造牌樓慶賀「光復」，也積極參與國民政府，希望能夠建設新台灣。 張七郎當選花蓮縣參議員，被推舉為議長，也是制憲國大代表。 喜悅沒有維持很久，醫生出身的他，很快就感受到人心的不安與浮動。 「轟炸驚天動地，收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喚天叫地......」張七郎在1946年4月1日的日記上寫了這首台灣流行歌。 旁邊還寫著：「犬去豕來，台灣建設徒聽空音......」句句都是對時局的心灰意冷。 張七郎勇敢地在議會中直言，他希望為百姓請命；他的意見當然不會被接受，反而將他逼入險境。 一年之後，「二二八事件」爆發，軍隊鎮壓從台灣西部開始，當駐軍移往東部時，花蓮地方人士還設宴款待。誰知，宴席完畢的當晚，軍警來到仁壽醫院，謊稱多名軍人宴會後上吐下瀉，需要醫治，要求張七郎的兒子宗仁帶最好的藥前往治療；騙走張宗仁醫師後，同批人馬，到住家中強行帶走張果仁醫師；另外一批人，則到張七郎家中，進門捆走張七郎和二兒子張依仁醫師。 「我可以替阮老爸去嗎？讓老爸在家裡。」張依仁對士兵這麼說，士兵沒有理會，將兩人雙手彎到背後，用繩子綁起來。 「子孫可憐......」被綁走的當時，張七郎對著兒子依仁這麼說，這是父子的訣別之語。 父子四人都是醫生，四人被帶到軍隊駐在所。 四月四日當晚鳳林槍響，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三人，被押到鳳林近郊的公墓槍斃，屍體用土草隨意掩蓋著，慘死時分別只有60、31、25 歲。 隔日清晨，張七郎醫師的妻子詹金枝吩咐媳婦做了四個便當，她帶著便當到駐軍處，卻被退回三個，只留了一個便當。詹金枝覺得非常的不安，回到仁壽醫院，才有人告知，張家父子三人昨晚被槍決了...... 唯一沒被槍斃的張依仁，因為妻子在他口袋塞了一張「軍醫證明」，因而逃過一死。 堅強的妻子詹金枝，號召全部的家人到外找尋遺體，最後才在公墓找到。隔日清晨，偷偷地用牛車將張七郎父子三人的遺體運回家中。 張七郎身上多處瘀傷，兩槍從背部貫穿前胸。 張宗仁眼眶和臉上都有密密的刀劍刺割傷痕，右手腕骨折。 張果仁兩槍彈孔穿透前胸，腹部被刀劍刺破，腸子外露外流。 張七郎父子三人的最後遺體，身上各中兩彈，子彈從背後射穿胸膛，他們的雙手都遭到反綁，身上衣物全無，僅存內衣褲，值錢的外衣和隨身皮包、物品全部被剝下。張家女人，一瞬之間都成了遺孀，她們堅強地幫先生清洗滿是血汙的遺體。 兒子果仁的肚子被尖刀刺穿了，腸子都跑出來了......再怎麼堅強的母親，都無法忍受如此大的傷痛，詹金枝卻還是親手將兒子的腸子塞進肚子裡，一針一線的重新縫合。 肅殺的年代，張七郎父子三人僅在鳳林教會舉辦簡單的告別式，只有家人參加，其他人根本不敢來。告別式後，三人遺體合葬在「太古巢農園」裡。 墓碑由張七郎的哥哥題字，上頭刻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的碑文，時間是「主後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字字句句，都是最沉痛的血與淚。 張七郎遭難之墓上刻寫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圖／作者翻攝 張七郎父子三人慘死之後，妻子詹金枝一人得扛起整個家族的重擔，原本歡欣鼓舞慶團圓的美好家族，現在卻成「三個寡婦」和「五個孤兒」，是「一個沒有笑聲的家」...... 「生活、金錢都是身外物，讀書為了要出國，不要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掉。」詹金枝勇敢堅強地將子孫一個一個全送出國，她為延續張家，付出了一切，自己忍受著冷清與孤寂，只能在夜裡悲泣，她不希望子孫再受到任何傷害。 「萬一我死了，不用通知孩子們回來。」她再三的強調。 張七郎醫師家族承受著世間的劇痛，走過死蔭的幽谷。圖／作者翻攝 唯一的倖存者張依仁曾短暫到淡水行醫，診所名稱一樣叫做「仁壽醫院」，扶持弟弟們長大成人；儘管避走異地，卻還是屢屢受到特務騷擾，常常在深夜到住處翻箱倒櫃。張依仁和其他家人只好逃離台灣，他們陸續到美國、巴西，重新開始生活。 張依仁醫師到了巴西，沒辦法取得當地醫生執照，在醫院裡領著微薄的薪水。即便他到了巴西，還是不得安寧，駐巴西副領事竟要求巴西將他驅逐出境，他只好再避居到巴西的鄉野，甚至連妻小都不敢聯繫。 而他的妻兒在巴西靠著賣雜貨維生，孩子讀書之餘，打工賺取學費，後來都考上當地醫學院，成為眼科醫師。 一直守在家的張七郎妻子詹金枝，曾多次拿著「訴冤狀」，希望能夠還一家清白，卻始終未果。 唯一得到的批示竟是，「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等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拒捕擊斃一案經前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電准備查在案。」 張七郎妻子詹金枝血淚寫下的「訴冤狀」。圖／作者翻攝 1982年，詹金枝去世，在巴西的兒子得知後，想回台灣奔喪，竟遭刁難，沒辦法取得回台灣的簽證，成為兒子心中永遠、永遠的遺憾。 張七郎妻子詹金枝去世後，媳婦玉蟬繼續守著鳳林的「太古巢老家」。 張七郎之妻詹金枝於1982年過世。圖／作者翻攝 「我很想要平反，我要把媽媽留下來的『訴冤狀』拿給總統......」多年之後，她在一次平安禮拜中堅強地對外說出，張七郎父子三人冤死的悲慘往事...... 花蓮鳳林張七郎家族的悲劇終於讓世人知道，2011年滅門慘案中唯一的倖存者張依仁醫師病逝於台中中山醫院，他生前絕口不提往事，卻在生命最後一段路，接受訪談，留下珍貴的口述歷史。 張依仁醫師安息告別禮拜。圖／作者翻攝 70年過去了，受苦的靈魂，歷史不能被忘記。 張七郎醫師家族承受著世間的劇痛，走過死蔭的幽谷，就像張依仁的女兒張芳滿醫師說的：「我認為歷史很重要，絕對不能忘記，我們應該更瞭解，也要講給更多人聽，大家才會覺悟，我希望這樣的悲劇不會再發生......」 【相關連結】 張肇烜醫師的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haohsuanchang

什麼樣的政黨是擺爛，無視國家永續發展，經過這次輪替後已經再清楚不過了。 2000年第一次的輪替，朝小野大，結果是停擺八年。 2008年一黨獨大，結果是全面向對岸稱臣，回來的是鯊魚，過去的全部變成吻仔魚！經濟停滯不前不說，人民生活更是倒退20年，而為了選票，不顧後代子孫，不敢對過去的錯誤進行改正，這種債留子孫的惡劣行徑更是讓人痛心！ 詐騙集團的充斥，這是台灣之恥！馬政府時期，這些詐騙分子在外犯案，而被要求遣送中國，適時綠營大罵馬政府無能！而今詐騙分子更多被遣送中國案例，換藍營痛批英政府髮夾彎！這種似是而非的言論在目前台灣大行其道，可以在年金改革上、勞工休假議題上都看得到！什麼叫做為反對而反對！果然是能撈則撈，撈不到就搞垮它！ 綠營當時批評的是，馬政府這種屈膝狗腿式的傾中換來的是中國的霸道，顯然一個中國只是幌子，共產黨就是共產黨。當年國共多次和談，哪次不是被老共玩弄在股掌！ 而今綠營不願多做責難，其理由筆者認為是 1、如今兩岸關係如此惡化，馬政府舔足式的做法都無法改變遣送的命運，那又何必自討沒趣，用個簡易外交辭令譴責一番就算了 2、當初被送回的詐騙犯不到一天就統統被釋放，造成輿論嘩然！這是法律問題，在還沒修法前，大動作花人力、物力去營救這種畜生，實在不值得！ 沒有經歷過詐騙集團帶來的痛苦的人是無法理解這群人的可惡！筆者家人誤信詐騙集團電話，被騙了數百萬，至今索討無門；筆者外甥至今還深信詐騙集團會帶給他幸福，不聽勸告的每個月將自己薪資的一半匯給詐騙犯換來一堆過期的營養品！ 詐騙犯的行為比強盜還可恨，因為許多都是利用人性善良、脆弱的一面，但在台灣他的刑度卻比小偷還要輕，而且在某位白痴法務部長改革下，執行不到三分之一刑期就可以假釋，這樣的司法體系如何能嚇阻這些畜生犯案？既然他們是欺騙對岸人民，由對岸政府替他們人民討公道，筆者認為這是再適當不過的事！

種一欉樹仔　在咱的土地 不是為著恨　是為著愛 二二八　這一天 你我作伙來思念　失去的親人 種一欉樹仔　在咱的心內 不是為著死　是為著希望 二二八　這一天 你我鬥陣相安慰　不通尚悲傷 這段由李敏勇所作之詞，為音樂家蕭泰然作品《1947序曲》中的主題曲，蕭泰然自 1993 年開始創作這首震撼人心的巨作，期間因為心臟病發，一度生命垂危，鬼門關前走過一遭以後，於 1994 年完成。 之所以取名為《1947序曲》，也許是效法柴可夫斯基紀念俄國人民擊退拿破崙入侵所創作的《1812 序曲》，而 1947 年，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年份。荒謬的是，中小學的音樂課上會提到《1812 序曲》、提到西貝流士悲壯的《芬蘭頌》，卻很少有學生知道這首根植於土地記憶中的偉大樂曲。 在二二八紀念日前，蕭泰然先生逝世的日子，一起來聽聽這首《1947序曲》 註：蕭泰然2015年病逝洛杉磯，當地時間2月24日，臺北時間為2月25日。 延伸閱讀： 用音樂創作訴說臺灣歷史的世界級大師 – 蕭泰然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28_d00.htm 歷史與音樂的美妙結合：一九四七序曲 (1947 Overture) https://goo.gl/Spga8K 1947 Overture 作曲：蕭泰然 / Macal指揮 K. C .S. 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u9xp9TVKg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杜聰明醫師，1893 年 8 月 25 日生於淡水，他是臺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在醫學研究貢獻為臺灣貢獻良多，例如他發明了「漸進斷癮法」，幫助鴉片與嗎啡上癮的人逐漸戒除毒癮，對於蛇毒的研究，也在國際上享有盛名。 橫跨兩個時代的生涯，帶給他非常特殊的際遇，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身居臺大醫學院院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要職的杜聰明挺身而出加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當時許多臺籍菁英先後失蹤或遭到殺害，如林茂生被軍警「帶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而杜聰明本人也被通知先行躲藏，才能全身而退。 1986 年 2 月 25 日，杜聰明於臺北逝世。杜醫師可以說是當年臺灣知識份子的代表之一，很幸運地，他躲過了二二八的災難，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有多少我們知道或者不知道名字的前輩未能倖免於難，而至今轉型正義之路卻依然遙遠。 參考資料： 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akehistory0809/people/cong-ming 【臺灣醫學之父】杜聰明 http://www.fivedream.com/page1.aspx?no=221273&step=1&newsno=38012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新聞] 郝龍斌向蔣公鞠躬：有銅像的地方不多了 [新聞] 拆蔣公銅像，洪秀柱嗆：想摧毀國民黨  . 比歌頌、膜拜 流亡 R.O.C 希特勒  更重要的立像 idea . ☑ 臺灣先驅 ▬ 鄭南榕  燃燒性命，捍衛言論自由 侯友宜永遠解釋不了的打臉 . ☑ 亞洲巨砲 ▬ 陳金鋒 永遠的52號 台南囝仔挑戰大聯盟的傳奇 . ☑ Godzilla ▬ 哥吉拉 怪獸宇宙一哥 提醒人們核廢汙染多可怕 . ☑ 陳青天 ▬ 陳定南 一人單挑富可敵國的台塑老王 . ☑ 正義象徵 ▬ 鋼彈  盼望有一天可以根絕  下三濫的 KMT 帝國軍 . ☑ 哲學博士 ▬ 林茂生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辦《民報》，揭露國民黨政府貪腐舞弊 結果被人蓋布袋，扔進淡水河身亡 . ☑ 建國先行者 ▬ 陳文成 台大數學系、密西根大學 推動民主基金會、人權協會 被警總約談強行擄走，隔天陳屍台大校園 . ☑ 悲劇英雄 ▬ 王添灯 參議員，積極質詢國民黨貪汙舞弊 結果被國民黨兵，全身淋油活活焚死 . ☑ 籃球之神 ▬ 麥可喬丹 不用威脅，不用殺人 不用教材洗腦，不偷不搶不騙 . 球場上好好努力，球場下專注經營 讓好幾世代的年輕人 甘願擁有他一雙鞋為榮的運動員 . #拜英雄 #拜偉人 #拜神 #拜經典卡漫主角 . 什麼都有人拜 沒看過有在拜中二殺人魔王的 . 挺藍的人 不只貪腐，不只能撈就撈 好像還有點變態

中國今年高調紀念二二八事件，23日北京舉行一場「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70周年座談會」，多名涉台高層皆出席。中新社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二二八的紀念活動也較過去更受矚目。而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高調宣告將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不僅國內媒體關注，一些國際媒體也追蹤報導。 二二八事件作為一個統治者對人民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原本就是世界人權史的共同遺產，因此台灣以外的國家願意來紀念二二八事件，原本是件值得正面肯定的事。但是，此次中國官方紀念二二八的訴求，卻與歷史事實有著相當大的落差，值得進一步再討論。 中國官方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反抗專制統治，爭取民主、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這樣的說法與二二八事件中台灣菁英的訴求是可以互相呼應的。但是，他將二二八事件視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部分，則與史實不符，值得商榷。 基本上，要釐清前述的爭議，有必要從歷史的脈絡中來加以釐清。 首先，二二八事件中台灣的政治菁英提出了32條(或42條)的改革訴求，這樣的訴求反映了：台灣菁英自日本時代以來長期的政治改革的方向，也就是既有的統治體制下，爭取台灣的高度自主或是所謂愛爾蘭模式的自治。比較特殊的是，台灣共產黨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一樣，皆在第三國際的架構下，主張要建立台灣共和國。 因此，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大多數的殖民地皆在追求殖民地解放時，台灣大多數菁英則是期待透過中國來台的接收脫離殖民地的地位。對他們而言，至少希望能夠得到日本統治時期以降，長期追求的高度自治。從殖民地到高度自治，呈現了台灣人追求主體性發展的重要方向。 而二二八事件中台灣政治菁英會提出高度自治的訴求，也有制度上的依據。 當時1946年12月25日剛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基本上是以《加拿大憲法》作為藍本，來規劃地方自治的權限，這是地方政府擁有高度自主權限的制度設計，正與日本統治以來台灣政治菁英的追求可以彼此呼應。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下，面對發生了因為查緝私菸而引起的全台性的騷動，台灣菁英所期待的政治改革也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浮出檯面。 相當不幸地，在台灣菁英提出具體改革政治訴求之前，國民黨總裁兼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早就根據陳儀及不同系統情治單位的情報，決定派兵來台鎮壓。 而在以台北為主的台灣秩序日漸恢復，台北市開始公車恢復行駛、小學生開始上學，國民政府的武力鎮壓實際上正在一步一步逼近台灣；部隊登陸之前，高雄的彭孟緝早就展開武力的無差別性掃蕩，來自中國大陸整編21師及憲兵部隊登陸之後，也開始進行對人民無差別性的鎮壓，以及後續對政治菁英的逮捕甚至殺害的行動，使二二八事件成為國家嚴重侵害人權的不幸事件。 就當時的台灣人而言，是對一個不尊重自由民主人權、侵害人權的統治者提出改革的要求，這和中國共產黨當時希望透過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統治，在本質上有相當大的差異。 而以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黨員人數及影響力而言，在事件中是扮演配角的角色，沒有能力將二二八事件導向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鬥爭的一個部分。 至於記取歷史教訓，避免二二八悲劇重演，則應該深耕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鞏固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自由民主體制，拒絕再受違背自由民主價值，侵害人權的政權統治。中國紀念二二八事件的訴求，和前述這種台灣主體性的追求方向，根本上是沒有交集的。

獲得獎勵，照理說是一件好事，如果是學生得獎，學校會張貼在公佈欄上，如果是公務員，還會得到模範公務員獎勵，舉辦公開授獎儀式，若是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功，還會刊登政府公報公告周知。但在過去白色恐怖時間，卻有一種獎勵好像見不得人似的不能公開，令人大感困惑。 來源：https://flic.kr/p/oFdRwu 眾所周知，許多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都是冤案、假案或錯案，造成冤案、假案或錯案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項便是「檢舉／破案獎金」的制度。「懲治叛亂條例」規定可以沒收叛亂犯的全部財產，「檢肅匪諜條例」進一步規定，「沒收匪諜之財產，得提30%作告密檢舉人獎金，35%作承辦出力人員之獎金及破案費用，其餘解繳國庫。」據此，行政院訂定「戡亂時期檢肅匪諜給獎辦法」、國防部也訂有「檢舉及破獲軍中匪諜獎勵辦法」等。 根據學者研究，在「劉明電案」中，警總在1958年沒收他名下財產，費時四年才變賣完畢，共得新台幣391餘萬元，另有法定孳息（股息、紅利、地租）等207餘萬元，合計總數近600萬（當時是天價！！），而靠「判決書」立功的軍法處，自處長以下共69人「分紅」，連劉明電待都沒待過的看守所都分得一筆錢。又如「沈鎮南案」，保安司令部於沈鎮南於被捕後次日，就急著追查他的財產下落（想必是為未來的分配做準備），相關追查財產的公文，前後時間長達兩年半之久（只能用「鍥而不捨」來形容）。在沈鎮南被槍決後，負責偵辦此案的保二總隊就急忙向上級表示，破獲本案該隊貢獻很大，請層峰發給出力人員獎金以資獎勵，還順道附上「協助人員名冊」，上至保安處、軍法處處長、下至保二總隊的司機通通有份，最後核定名冊多達179人，幾乎人人有獎。由以上兩個案例，不難想見在「檢舉／破案獎金制度」之下，製造匪諜案成為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前調查局官員李世傑就認為：「辦刑案，最誘惑人的，是獎金」。 來源：https://pixabay.com/photo-2029642/ 為了想要瞭解白色恐怖時期，這種「檢舉/破案獎金制度」是如何運作的，筆者查閱了國防部所藏的「國軍檔案」目錄，發現有不少諸如「偵破○○○違法案人員獎勵」、「○○單位勳獎案」、「○○單位官兵獎金核發案」之類的檔案，其中不少是牽涉到白色恐怖政治案件，這些資料對於要解開筆者的疑問無疑是關鍵檔案。漫長等待換來的卻是全數「不同意提供應用」回覆，理由千篇一律是依檔案法規定，因檔案內容涉及第三人之正當權益故不同意提供應用。 這次的申請經驗突顯出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幾個大問題： 第一、這一類的檔案與白色恐怖時期整體國家體制的運作高度相關，為什麼還保存在國防部，而非移轉給國家檔案局，再次證明筆者在〈各單位回報敷衍了事　轉型正義檔案應採全宗徵集〉一文所說的，現行檔案局的「政治檔案」徵集方式大有問題，是否要將檔案交給檔案局，原行政機關擁有極高裁量權，而檔案局本身又沒有能力進行覆核，這種「抽離式」的徵集方式讓原本應具有脈絡的檔案變得零散，這也就是為什麼，政治檔案的徵集工作，從檔案局成立迄今超過15年，都還沒有辦法進行完畢的原因。每一次的徵集都會有「新發現」，並非代表檔案局做得好，相反地，反而突顯出檔案局的不用心及部分單位的不配合。 第二、國防部認定相關的「獎勵名單」涉及「第三人之正當權益」，這裡的「第三人」應當指的是「獎勵名單」上的當事人。依照本文開頭的討論，獲得獎勵這件事情本身怎麼會有不能公開的問題？何以會侵害的其「正當權益」？本應敲鑼打鼓的事情卻變成要遮遮掩掩，怎麼看得覺得奇怪，除非說這個獎勵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從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有多少的受難者就在這種「獎勵誘因制度」之下喪失了寶貴的性命或被迫在獄中虛擲大好青春，這些人所獲得的獎勵可是踩在受難者的屍體或青春上而來，為什麼不能揭露因此升官發財者的名單？ 第三、白色恐怖的究責，固然蔣介石、蔣經國等最高領導人必須負起最終責任，但光是蔣氏父子二人是絕對無法成就整個白色恐怖的各種罪惡，這當中必須有許許多多在不同職位上的人互相配合才有辦法，而這正是我們要瞭解整個白色恐怖時期共犯結構的原因，「獎勵名單」的揭露只是其中一個環節。 行政院正在草擬的「政治檔案法草案」中針對「政治檔案中所載公務員、證人、檢舉人及消息來源之姓名、化名、代號及職稱」明訂「應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這一點值得肯定，這些人的資訊沒有道理躲在「隱私權」保護的大傘下，轉型正義的推動能否有進展？調查報告能否如實呈現真相，這些「加害體制」的資訊揭露是最重要的起步。

  《沈默》故事發生在德川幕府禁教令（Edict of Expulsion, 1614）長崎附近的小村子，一個葡萄牙耶穌會的教士（Father Rodrigues）偷渡到日本傳教，並調查恩師（Father Ferreira）因遭受「穴吊」酷刑而宣誓棄教一事。圖／翻攝自 Youtube 電影《沈默》預告片   日前去看了Martin Scorsese的電影巨作《Silence》（沈默），看得我心靈震撼，久久不能釋懷，因為它震到了我的內心痛處，我一生不停在問的心靈問題：為什麼我不信教？ 這部電影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同名小說。電影於2015年在台北中影文化城、新北市瑞芳、雙溪、金山、萬里及花蓮等地拍攝。當然令我更有鄉土的親切感。 《沈默》故事發生在德川幕府禁教令（Edict of Expulsion, 1614）長崎附近的小村子，一個葡萄牙耶穌會的教士（Father Rodrigues）偷渡到日本傳教，並調查恩師（Father Ferreira）因遭受「穴吊」酷刑而宣誓棄教一事，因為這事在當時歐洲人的眼中，不只是個人的挫折，同時也是西方基督教信仰、思想的恥辱和失敗。 在傳教與尋訪的過程中，Rodrigues 和同行神父（Father Garupe）受盡信仰與反叛（疑惑）、聖潔與背德、強權與卑微、受難與恐懼、堅貞與隱忍、掙扎與超脫兩難的心靈折磨，逼迫他們對基督信仰進行更深層且更現實的思索。最終，Garupe 死於折磨，Ferreira 和Rodrigues 屈服於日本深沉文化、專制政治的衝擊、洗鍊 、壓制，在層層身心殘酷嚴刑痛苦下，踐踏耶蘇神像，放棄信仰（apostatize and renounce faith），陷入日本文化沼澤的無底深淵，無法自拔，只能投降歸順，改名換姓，變成日本人，娶日本太太，死於日本。 這個電影彰顯的第一個意義是，「The “swamp” of Japan has changed the religion（of Christianity）」（日本的沼澤改變了基督教）。這個日本文明沼澤改變（吞食）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文明衝突詮釋，當然有其文化帝國主義的偏見，在德川幕府時代有道理，但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就沒道理了。 這個文明衝突議題，很有意思，可以寫一篇萬言論文，但不是我寫這篇短文的主題論述。這裡我要簡單扼要點出的是，該電影主題「沈默」讓我反悟到自己矛盾的宗教觀。我一生的心靈質疑是：為什麼上帝面對人類受難時沈默（The silence of God in the face of human suffering）。 回視、環視古今內外、全人類、全世界，不分天南地北、種族宗教或男女老幼，在不停地發生的天災人禍、山崩地裂、殺戮戰場、血腥屠殺中，走投無路、苦難無助、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時，上帝、佛祖、阿拉、孔子、觀音、關公、媽祖婆等各方神聖都不回應，只聽到一片永無止境的沈默。如是悲慘世界，我怎麼能有宗教信仰，能信神？信佛？信觀音？信阿拉？ 就是因為這樣，我不信神，也不信佛；不信上帝，也不信阿拉。但是，我對宇宙萬物、人間萬事，又有太多無知、迷障和迷惑，看到太多的無理、無解事物，不能科學理性驗證宇宙無神，我因而雖不信但也不能確認神不存在。因此，每當被問「你信不信神？」時，很無奈，我的標準答案是「我是agnostic（不可知論者）」。我有矛盾，我不信、也信所有的神；我不信、也信耶蘇基督、释迦牟尼 、默罕莫德、媽祖婆、孔夫子、馬克斯。 不過，我非常羨慕、敬佩阿輝伯（前總統李登輝）。他是堅信基督教的大智大慧者。還有，幾乎所有主流宗教，都是由大智大慧的先知先覺（visionary）創造、傳播、延續下去的。他們的願景都是要建構自由平等、和諧快樂、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我的問題是，他們教義的行善理想出發點，雖都是真誠美好的，但因為人性的嚴重缺憾，人性有善也有惡的惡性發作時，行惡、甚至行大惡的情事，此起彼伏，層出不窮，如活火山，隨時隨地爆發，如火燎原，燒遍人間天下。 我看到、讀到太多古今內外、慘不忍睹、慘無人道的宗教戰爭、宗教迫害，人類歷史裡以宗教之名發動的戰爭和殘殺，殺死的人數，豈只數億萬。 即使在人間世俗宗教活動層面，以台灣的佛教為例，兩大廟、佛光寺和中禪寺的開山宗師、星雲法師和唯覺禪師 ，都是德高望重、修德成道、大慈大悲的高僧，但是他們被大中華國族主義的迷障誘惑，不僅容忍還認同無神論、屠殺千萬中國人的共黨專制統治的北京政權，反對擁有自由民主人權的台灣人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國。如是佛教信仰，我不能接受；雖無力、無能，還是要反駁、反對。情何以堪！ 最近，布里斯本同鄉好友和反對中共暴政的中國朋友，組織一個理想主義的新社團，名為「大同社」，請我支持。顧名思義，他們用心良苦，要發揚光大孔子《禮運大同篇》的儒教理念：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我答應支持，但澆冷水。「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幾乎是所有宗教、烏托邦、包括馬克斯主義，要達到的終極解決人類痛苦（final solution of human suffering）的理想世界。 如上所述，如是世界，我不僅認為因為人性的基本缺憾無法實現，還認為必然走火入魔，被獨裁者扭曲利用，變成專制政權的統治工具。馬克斯在史達林的蘇聯、毛澤東的中國，變成如此。孔夫子的儒教在中國，秦始皇之後2千多年的大一統中國，歷代皇帝、包括國民黨的蔣介石和共產黨的習近平，都要儒教治國，都以「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之名行專制獨裁之實。 很少好皇帝殺人不多，很多壞皇帝殺人如麻。所以，我雖然希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但認為那是不可能的烏托邦。 我不信神，因為我一生心靈掙扎，聽到的是，「The silence of God in the face of human suffering」。我是心智殘缺的凡夫俗子，只相信平凡世俗的自由民主人權。

抗拒年金改革者常把「信賴保護原則」當成護體的金鐘罩，以為唸唸此一咒語，既得利益者就刀槍不入，能撈則撈、能混則混，縱使國家破產，仍可爽領到死。 其實，若真正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很多人根本沒有資格領取退休金，甚至要溯及既往，把以前領的錢全部吐回來。以退休老將為例，他們當初從軍的目標很清楚，就是反攻大陸、消滅共匪、保衛台灣。換言之，他們的職業守則就是打敗解放軍，還我河山，這才是職業軍人的信賴保護原則。 如果，他們一邊領著優渥的月退金，所得替代率高達八、九成，不但可以週休七日，常常遊山玩水，吃喝玩樂，還有餘錢幫小孩繳房貸。甚至老夫往生了，少妻還可領半薪，再澤被家人幾十年。另一方面卻大談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與一輩子誓不兩立的共匪相逢一笑泯恩仇，信賴保護原則實質已被徹底顛覆，還有臉繼續領退休金嗎？ 既然職業的承諾跳票，信賴原則不再，又如何能單方面要求政府負起照顧的責任？法條是死的，但法哲學的精神卻是入世、變通而長存的。年金制度設立的精神，最低的層次是保障個人的合法權益，也就是「大家有飯吃」；但是，更高的意涵是保障多數人的生存，亦即「有飯大家吃」。 在國家財政正常運轉時，「大家有飯吃」是政府對人民的信賴保護原則，然而，一旦財政無法繼續支撐，保障「有飯大家吃」才是政府的使命，信賴保護原則至此止步。當前國家財政逐日惡化，再不推動年金改革，所有退休人員，無論是奉公守法的文武百官或是吃飯沒事做的八百壯士，都將墜入萬丈深淵，粉身碎骨，無一倖免。信賴保護原則縱有神通法力，也無法讓年金慢一分鐘破產。（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