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幾所大學因為陸生來台所簽承諾書，引發軒然大波，確實有值得思考及檢討之處！ 筆者在校長任內，曾簽署七十幾所對岸的姊妹校。對岸學校的差異非常明顯。有些學校比較開放，學生來台不會有任何外加的要求，但有些則非常小心。筆者尤記得，有一年在參訪時，某校台辦主管，千叮嚀萬叮嚀，就是要提醒不要讓學生接觸法輪功，還有其他政治活動。 世新大學因簽署「一中同意書」引發各界批評。（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走過台灣威權政治的這一代，當然了解他們的關切，尊重之餘，我們只能存識於心。畢竟，這種事情，以台灣當前教學及思想如此自由的環境下，任何屈從對方要求的干涉，都會引起老師強烈的反彈！ 當時世新大學通識中心，不管專任及兼任，向來就不缺統及獨的教師，這些教師很有原則，不會因為碰到陸生，課程就轉彎！他們有時會與筆者分享陸生上課的反應，這些老師其實非常愉悅於這種新的挑戰。 更何況，陸生來台本就抱著好奇之心。他們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大街小巷，去過的地方都比我們還多！腳在他們身上，誰能控制！有的學生對我們的性別議題特別有興趣，還無役不與！ 筆者覺得此次爭議，其實未及於所謂「一中承諾書」的程度！它反映的只是對岸學校及家長，對學生來台的擔心及關切！為何要針對少數學校，簽訂如此形式化、明明達不到的承諾書！而且，承諾書的文字還有損於大學的教學自主權！ 看看承諾書裡出現的文字：「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等活動，不得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方面活動」、「學習內容不會刻意引導學生涉及兩岸等爭議性政治議題」，「不會」、「不得」、「不涉及」這樣的字眼，明顯充滿自廢武功，充滿配合之意！ 大學應該有大學的校格，為了少數學生，簽這樣的文件，難怪會被質疑！尤其這幾所學校，並未到招生不足額的階段，何必出此下策，引發學術及教學自由的質疑。 （作者為世新大學前校長）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吳湯興與丘逢甲，乙未抗日中的兩種人物。圖／李筱峰 苗栗銅鑼出了很多名人，其中在乙未抗日史上有兩個人物好有一比，他們代表著兩種典型，也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一位叫丘逢甲，另一位叫吳湯興。前者常被國民黨的課本吹捧，說他是「抗日愛國詩人」；後者卻被冷落多時，少被提起。 丘逢甲於1864年出生在苗栗銅鑼。他文采飛揚，中過進士。1895年，滿清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丘逢甲率領紳民到巡撫官署﹐慷慨陳詞：「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如日酋來收臺灣，臺民惟有開仗」。不久官紳成立「台灣民主國」。唐景崧被推為總統﹐丘逢甲任副總統兼民兵司令官。 吳湯興比丘逢甲大四歲，1860年出生於苗栗銅鑼。他沒有丘逢甲那樣高的功名，只是一個生員，但是在1895年（乙未）的這場抗日行動中，兩人的格調品味高下立判。 吳湯興在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求見丘逢甲，表達擬組抗日義軍之意。經丘逢甲引薦給總統唐景崧，獲唐授與義民統領的職位。吳湯興獲授統領職位後，隨即南下，回到家鄉開始招募義勇軍。憑藉著吳湯興的聲望，他很快地就有二千多個鄉民投入他的麾下，同時也募到不少兵器彈藥糧食。之後，吳湯興還為義軍製作制服、樹立旗號、編列營號，並加緊訓練義軍，成為一支軍容壯盛的軍隊。 不久，其他地方的客家領袖，如苗栗頭份的徐驤、新竹北埔的姜紹祖，也各自募集兵勇，前來與吳湯興會合，讓義軍的聲勢更為浩大。他們從新竹作戰到彰化。尖筆山之役大挫日軍攻勢！可惜，吳湯興最後在八卦山之役壯烈成仁。吳湯興雖犧牲生命，卻也讓日軍付出慘痛代價，日軍幾位將領如山根少將、緒方中佐，都在戰役中受傷而亡，據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在此役受傷，最後不治。 1895年5月，日軍自澳底登陸，日軍從花不到十天，幾乎兵不血刃地進佔台北，到花了將近三個月才打到彰化，吳湯興等人率領的客家子弟兵的奮勇抵抗，是重要因素之ㄧ。 誓死守禦卻捲款浪撩的丘逢甲 反觀丘逢甲，當總統唐景崧準備開溜回清國之前，唐景崧曾電催丘逢甲率軍北上赴援，但電報從「千急急」打到「萬急急」，丘逢甲始終躊躇不前。唐景崧最後逃回清國，被譏為「十日總統」。而這位發誓要「誓死守禦」的丘逢甲，也始終未曾與日軍開戰過，最後是帶著軍餉逃走。連雅堂在《台灣通史》〈邱(丘)逢甲列傳〉中，提到他捲款而去的事，這樣說：「…文武多逃，逢甲亦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 丘逢甲未有具體抗日行動，留下著名的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詩句。丘逢甲後來死於廣東，死時有六位同鄉的舉人作弔聯諷刺他。一位美濃出身的舉人林金城，也寫下這樣諷刺對聯：「盜臺軍餉，盜粵軍裝，軍法總能逃，事變兩番成大盜 / 非清人物，非漢人材，人言終不息，心甘一死莫知非。」 真正投身抗日的，如吳湯興、徐驤、姜紹祖，率苗栗、新竹的客家子弟兵奮勇抗敵，捐軀成仁，卻因過去課本少提而鮮為人知；反而只會在紙上寫文章抗日，最後卻捲款而逃，毫無具體行動的丘逢甲，獨享歷史美名，現在還有一家紀念他的「逢甲大學」。我不禁想起連橫在《台灣通史》論丘逢甲時，將吳湯興拿來比對的一句話─「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吳湯興於1895年8月28陣亡成仁，其妻聞訊不久投水自盡；丘逢甲則在17年後的1912年2月逝世於廣東。丘逢甲如果地下遇銅鑼同鄉吳湯興，不知道會是怎樣的表情？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7期(3月號)

    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張靜一番5到10%司法官收錢辦案的說法，引來外界高度爭議。   台灣陪審團協會提供 「我在法庭裡，最怕碰到的就是自以為嫉惡如仇的法官，把許多依法應認定為無證據能力的證據資料通通認定有證據能力，因而姑息養奸的容忍檢察官、司法警察的違法取證。」　 20幾年前，我幫一個話都講不清楚的原住民上訴二審，受命法官是錢通。我們提前到庭，前一庭正在由錢通開庭，我坐在後面旁聽，前一庭的被告是個幫派份子，在法庭上態度非常壞，口氣也很大聲，可說是咆哮公堂，錢通和顏悅色要他不要這麼衝動，有話慢講，不要生氣。等到我的被告開庭，他是原住民，沒受什麼教育，錢通破口大罵我的被告，我當庭不客氣的指責錢通欺善怕惡。 30年來我的經驗裡有許多法官、檢察官欺善怕惡、欺弱怕強、欺窮怕富、欺民怕官。法官檢察官們，你們捫心自問，有沒有這種情況。據悉，好像是去年，天下雜誌做的民調就顯示人民多數認為司法碰到富人與碰到窮人就不一樣。 2月28日的聯合報A６綜合版司法界對我的聲伐，有一個從檢察官轉業的律師鄭嘉欣表示，民眾期待司法改革，但不該是讓司法崩解，她舉例，曾有被告在法庭上罵得臉紅勃子粗，法官卻心平氣和地從一大疊卷宗找出證據，其實很多法官都認真地發掘真實。看了這樣的說法，顯示台灣的大學法學院及司法官學院(訓練所)的教育是幾乎完全失敗的。 第一，誰能擔保這位法官不是另外一個錢通？妳鄭嘉欣的經驗，不代表是我的經驗，妳沒碰到過的，不意味從未發生，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人生經驗。雖然每個人都可能因為人生經驗而犯下以偏蓋全的謬誤，但若許多人都有相同或類似經驗的時候，就有可能會成為經驗法則。 第二，找出證據為什麼是法官在做?檢察官應盡的實質舉證責任呢？ 第三、發掘真實本不是法官的責任，而是檢察官律師的責任，法官的責任就在聽訟，不在辦案或問案，法官一旦在法庭幫檢察官查證據，就變成四個打一個，完全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這本是刑事審判的ABC，但台灣的法官完全不知該如何做個謹守形式上及實質上公平的法官，我們的檢察官律師也都不知道，真是可悲啊！陪審制就可扭轉台灣法律人的錯誤認知及法庭作為。台灣刑事審判的法官檢察官化，是我最憂心的，但法律人幾乎都視為理所當然。 我在法庭裡，最怕碰到的就是自以為嫉惡如仇的法官，把許多依法應認定為無證據能力的證據資料通通認定有證據能力，因而姑息養奸的容忍檢察官、司法警察的違法取證。 我請教一個真實案例，檢察官偵訊一個C咖被告，要他咬A咖。C被告原不願意咬，就說他不記得了，這位女檢察官就跟C被告說：「那你要在裡面想還是要在外面想？」這裡面外面就是指看守所，只是沒明講不說就聲押你，這樣C被告因此所說對A被告不利的事實，究有無證據能力？ 這位台北地檢署的女檢察官辦完此案不久，就高升外放主任檢察官了。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司法，雖然也只是一個個案，但我執業快30年了，有許多不同的個案，多少當事人在哭泣，表達心中的憤恨不平。 林臻嫺法官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文章：「陪審制與法官受賄相關嗎」。我不知道我過去還蠻尊敬的林法官(她是法官界的改革派)是真不知道中國大陸是採參審制(參審陪審的英文是同一個單字)，還是故意要混淆視聽把中國的參審制當成是陪審制來批判，我衷心感謝她的批判，因為這正是我要的。 中國大陸所實施的雖名為陪審，但實際是參審，根本不是陪審，判決不是陪審員決定的，表面上是法官與陪審員共同決定即認定有罪無罪，實質上都不是表面的人決定，而是後面的書記或政委決定。千萬不要相信大陸的表面。而這正是我擔心參審在台灣也會搞成這樣。 監委被提名人陳師孟日昨公開聲明用監察權掃除司法敗類，如你們法官檢察官不公開譴責他要他道歉，是不是就意味你們承認自己就是司法敗類，或至少你們其中一定有司法敗類，照陳師孟的說法，這司法敗類絕非一二人或三五人而已，你們對陳師孟噤聲，卻大張旗鼓對我聲伐，我真的有點瞧不起你們司法官，難道只因陳師孟即將擁有公權力管得到你們，而我手無寸鐵？ 我還是重申，陪審作為審判制度的一種，它就是司法制度的一環，而三權分立之下，司法制度正是政治制度其中之一鼎。所有政治制度之取捨，都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 陪審制當然有缺點，參審制亦然。但我認為陪審制的缺點是最少的，尤其在台灣，因人民對法官極度的不信任。對法官而言，陪審團判決，法官不必寫判決書(宣示判決由書記官記明筆錄即可),解決法官過勞(死)的問題;因無罪判決，檢方不得上訴，檢察官起訴被告只有一次的機會，檢方不敢隨便起訴，也解決了檢察官濫行起訴及濫行上訴的問題，更解決了二、三審案件過多及案件在二、三審徘徊流浪的更審問題。法官恐龍不恐龍也不再重要，因又不是法官在認定事實。９或１２個陪審員來認定事實，恐龍判決也難以產生。 在台灣還有比美國更有利實施陪審制的一個情況，就是台灣沒有黑白種族岐視問題。今天的台灣，也無性別岐視問題。台灣的文盲比例，也遠比美國低。中國人不是常講，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難道我們不應該相信台灣人民的智慧？ 我認為參審制的缺點遠比陪審制多，為了台灣司法，為了台灣人民，我主張台灣應採陪審制。 （作者：律師，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

為了招攬中國學生來台研修，多所國內公私立大學提供「一中承諾書」，引發爭議。資料照片      林青弘／自由作家 為了招攬中國學生來台研修，不只世新大學提供「一中承諾書」，多所國內公私立大學亦有相同舉措。就「一中承諾書」的溯源，教育部應該追查清楚，是否早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國內大學已有如此「販賣一中」的政治承諾。 「一中承諾書」若在馬政府時期已存在，顯見國共兩黨的「九二共識」，觸及兩岸校際教育交流的但書規定，見證馬政府糟蹋學術自由。這是變態規定，不能監督成效的空白承諾。 中國學生來台，即便課堂上不涉及「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獨」，台灣言論自由發達，打開電視、觀看報紙、網路瀏覽，誰能保證不會看到中共自認的敏感政治訊息？不可能監督承諾效果，簽了不是白簽？過往兩岸教育交流，馬政府是否故意默許如此無腦行為？ 國內有些大學反彈教育部的大規模清查，為了節省行政麻煩，絲毫未覺箇中嚴重與荒謬。試問，若有被告要求檢察官、法官要提供「公平正義承諾書」，才願意接受偵審訊問，這是不是霸凌司法公權力的荒謬要求？當中國高校提出荒謬要求時，國內大學依舊息事寧人，以為無須大驚小怪，如此輕率態度，實在駭人聽聞。 「一中承諾書」也是民族主義的翻版，而且同時作用於兩岸人民身上。為了保持想像上的政治純淨，一紙承諾書，比得過賣身契的效力？除非，中共在台灣佈建深廣的政治保防網，可以監督每位中國學生的言論與行為，確保他們不會受到台灣民主自由的「汙染」。 否則，台灣媒體出現任何台獨活動報導，或是刊載「一中一台」的投書與報導時，難道中國學生在課堂上沒參與被限制的「政治活動」，課後依然承諾有效？無論有心或無意，被禁止接觸的資訊，中共難道不視為廣義的「政治活動」？ 為了政治保防，難道要中國學生出國研習、遊學、留學，都要對方國家的大學提供「一中承諾書」？中共如此豬頭進行統戰，損己也害人，突顯中國落後，對於一個中國的自信，實在脆弱又危險。 中國各大學若要群起效尤，一起要求台灣的各大學提供「一中承諾書」，這是非常敵意行為，等同故意技術性阻擾中國學生來台就學研習。中國學生來台學習，提供兩岸學生互相交流的寶貴機會，也讓台灣民眾更有瞭解中國的機緣。習大大不應為了一紙不實際的政治利益，而要斷絕兩岸教育交流的可貴與珍重。 「一中承諾書」不應由各大學提供，只能中國學生自己切結保證。中國當局應該檢視無厘頭高校的拍馬屁行為，若要政治上自保，就請自行與學生溝通切結，無關台灣各大學的主動承諾。 中國學生若要向中國政府、高校當局，切結保證不參與任何台獨、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活動，那是中國的家事，別把台灣的學術尊嚴、辦學聲譽，一起拖下水當成政治效忠的陪葬品。

  中國社會宛如一道越築越高的大壩，大壩本身已千瘡百孔，難以抵禦一波又一波洪水的侵襲。圖／取材自pixabay，民報影像合成   2017年2月23日，來自中國各地的退伍老兵再度聚集北京示威請願。去年4月，退伍軍人包圍中央軍委八一大樓；此次，退伍軍人卻以中紀委辦公樓為目標。據博聞社報導，多達兩萬人左右的老兵組織嚴密，次序井然，保密到家，事件再度震驚中南海。 老兵兩度集結，打破維穩神話 我不像某些過於樂觀的評論人士那樣，認為這些退伍軍人會成為中共的掘墓人——他們只是中共的護院家丁，或許參與過侵略越南的不義戰爭，或許在1989年的北京屠殺過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他們從來不曾因著良心的緣故將槍口抬高一公分。如今，他們聚集起來包圍共產黨的中樞機構，並不是要「反黨」，僅僅是因為他們認為「分賬不均」、要求追加報酬。如果中共當局給他們足夠的經濟補償，讓他們再次拿槍殺人，他們不會有絲毫的猶豫。所以，我對這些退伍軍人的「討薪」行為並無同情與支持。 然而，這一「群體性事件」卻自有其象徵意涵。自江澤民時代法輪功人士包圍中南海事件之後，從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短短數月之間，退伍軍人兩度包圍中央軍委及中紀委，已然顯示出中國社會處於劇變之前夜。 首先，數萬名退伍軍人能在北京發起示威活動，表明中共對中國社會的控制並非固若金湯。中國政府每年耗費高達七千億維穩費用，國安、國保、網警人數不斷膨脹，卻只能暫時延緩大崩潰的來臨，不能扭轉中國社會走向崩潰的大趨勢。 中國社會宛如一道越築越高的大壩，大壩本身已千瘡百孔，難以抵禦一波又一波洪水的侵襲。中共當局不敢對大壩動大手術，目前唯一的補救方法，就是不斷地往破口處丟擲沙包。但是，中共手中的沙包是不可再生的，只能越丟越少，到了沙包用盡的那一天，就是其滅頂之災帶來的那一天。 其次，習近平執政之後，內外樹敵，拳打八方，導致內憂外患蜂擁而至。原本是中共政權基石的官僚集團、公務員系統及軍警人員（包括退休軍警），突然發現自己成為派系鬥爭的犧牲品及社會不公的受害者，於是對政權的忠誠度直線下降，消極怠工成為普遍現象。 在血腥的六四屠殺之後，中共徹底喪失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只能通過「利益均霑」的方式籠絡既得利益群體。但是，當既得利益群體不滿足於他們分到的那一點殘羹冷炙（跟富可敵國的太子黨相比，他們哪能不眼紅？）的時候，習近平最為恐懼的「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時刻也就降臨了。 貪腐的政權，如何管得了槍桿子 這就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描述的明朝末期人心盡失的景象。日前，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訪問日本時，用「大明王朝」諷喻中國企圖恢復「朝貢體制」的野心。馬蒂斯沒有提及的是「大明王朝」的窮途末路：文官貪財，武官怕死，作為統治階層的支柱已經朽壞不堪，皇帝越是折騰，朝廷覆亡得越快。 1644年3月，李自成的農民軍攻佔北京。明朝的大小官員爭相到大順朝的屋簷下報名應聘，以至於在午門發生擁擠踩踏事故。守衛午門的農民軍士兵，不得不用棍子驅趕這些「衣冠禽獸」。一個月之後，李自成敗退，滿清入主北京。明朝的官員，或已經是大順朝的官員，又站在清朝的廟堂上。今天為中共政權服務的官僚、公務員和軍警們，會不會也如此這般「變臉」呢？ 共產黨只呵護自己的子弟，對其他階層人士，如同衛生紙一般，用完就扔掉，極端冷酷無情。幫助共產黨贏得三大戰役、趕走國民黨的農民，等來的卻是亙古未有的大饑荒；退伍軍人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的悽慘處境，當然會對現役軍人有所觸動。今天的解放軍官兵，早已不是長征、國共戰爭及韓戰時代那樣，無條件地「忠於革命忠於黨」了。 美國川普新政府上台，展開二戰之後最大規模的擴軍計劃。美國海軍兩大艦隊聚集太平洋，遏制習近平將南海當作內海的野心。那麽，中國何以為戰？代表習近平觀點的極端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假設中美開戰，別把美國的疼痛想少了〉的社評，自己給自己打氣。這篇文章說：「一旦打起來，我們打到底的決心大概會遠遠高於美國，我們承受戰爭損失的能力也會高於美國。」文章又說：「如果美軍對中國國土實施空襲，美國國土必進入中國的軍事打擊範圍。美國人知道，中國有這樣的能力；華盛頓和全美社會也需清楚，中國人同樣不缺這樣的決心和意志。」這樣的叫囂，越發顯現出中共當局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本質。 然而，《環球時報》不敢提及的真相是：如果共產黨的統治出現危機，甚至與美國或其他國家發生戰爭，有多少解放軍現役或退役官兵會突然調轉槍口呢？中國民眾應當達成此一基本共識：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以習近平爲代表的、殘民以逞的太子黨集團。

記者鄒景雯／特稿 最近有件民調數據很有意思，頗能反映現實的政治情境。這項調查指出，包括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等各項改革議題，都獲得壓倒性的支持，贊成必須推動。但在問到對蔡英文總統的評價時，滿意為四成三，不滿意高達五成一，換言之，仍有超過一半的民眾對總統的表現持保留態度。 蔡總統日前宣示年金改革是今年施政「重中之重」。圖為年金改革委員會印發的手冊。（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既然目標正確，政府是在做對的事，但多數人顯然不認為苦勞就等於功勞，可見大家對於施政手路是否細膩，有著相當的要求。 這種類似「好好豬殺到屎尿流」的反差，是有事實基礎的。因為明明就是國會過半、完全執政的好棋，改革工具一應俱全，也早可預判最後終究會完成，因此自然會希望主政者應該要有效率，能夠善用人民賦予的利器，採取最適路徑去除弊，以減少社會付出的成本。如今，這個期待打了折扣，於是該加分的、卻沒得分，反映在政治人物身上的意義，即在於此。 記取過去九個月曲徑並未通幽的教訓，預定本月底前要從考試院出門的公務員年金改革方案，已至最後一哩路，肯定不能再有差池。首先，既是過場，一定要掌握時間這個核心問題，不得稍有拖延，方案內容反倒其次，畢竟到了立法院才是真正數人頭的地方，屆時再做修正，也是天經地義。 其次，被改革的一方，必然還會不斷表達異見，但從民調對組織性反年改行動同情甚低的數字看來，根本是不對稱的格局，政府未來需要的是說明，而不是對抗；值得展示的是處理問題的能力，而不是選舉鬥爭的策略。否則，又將重蹈失分的覆轍。 其三，主政者在這段期間要讓戰場暫時單純化，如果年金改革是主戰場，並且設定五二○應當三讀通過，則其他次要戰場必須稍安勿躁，尤其不要再開新的戰場。前面這段期間，政府在管控議題上發生了問題，今後不妨責令專人督導，若再失控「相打電」，屆時恐怕只能說：三加一，四好。

  許多人把自由貿易協定視為萬靈丹，國內更有一批自稱「財經專家」的人紛紛表示：南韓贏過台灣乃是因為他們簽的ＦＴＡ比我們多，因此我國必須「不惜代價」地趕快簽定各種貿易協定（ＥＣＦＡ、ＲＣＥＰ等等）。 而今南韓樂天集團因轉讓土地，供南韓軍方部署薩德系統，中韓關係全面緊張，中國官民鋪天蓋地抵制樂天。甚至有人高喊：「全中國一起抵制，讓南韓經濟倒退十年！」也有人呼籲北京當局對南韓實施經濟制裁。然而不管是抵制樂天、抵制南韓代購、抵制韓貨的行動，我們不禁要問：當初中韓所簽的ＦＴＡ如今安在哉？ 的確，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可以降低雙邊關稅壁壘、促成貿易自由，提升彼此經濟效率。然而這不也是之前馬政府想要趕緊通過服貿、貨貿等自貿協定的原因？但事實上，如果在全球化經濟的潮流下，一個產業不具備核心的競爭力，亦即缺乏市場性、獨特性，及不易模仿或取得的特性，一樣很難僅靠自由貿易而得利；縱使有利，最後兩岸紅利也幾被極少數國共兩黨政治權貴及遊走兩岸的台灣紅頂商人所壟斷和把持；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所言，自由貿易只對有錢人好，對其他人根本就只有壞處。 更何況中國翻臉不認帳的特質，簽什麼協議都是廢紙一張，中方對南韓展開的抵制幾乎全面化，就是最血淋淋的教訓；因此我們還要把跟中國簽自貿協定視為萬靈丹嗎？ （作者從事資訊業）

  二二八清晨輔大學生試圖「清掃威權遺毒」、拆除校園內的蔣介石銅像時，卻遭警方出動快打部隊，以五十多名警力優勢壓制逮捕學生，並立即移送法辦。而陳儀深二十七日發表新書「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的發表會上民眾鬧場，並引發鬥毆，警方卻姍姍來遲。 大學生單純要求消除威權遺毒、追求轉型正義的活動，在大學校園內警方卻動用五十多名警力，以快打部隊處理，這規模好比對待黑道組織火併、檢肅流氓一般，這豈不荒謬？還火速移送法辦，一副警察就是維護正義的模樣，這樣看來，是執政者要人民「正義不轉型」嗎？ 「天猶未光」新書發表會上，愛國同心會的成員鬧場、撕毀圖書及毆打民眾的行徑卻未獲警方積極偵辦處理，這是「愛國」有理、滋事打人無罪嗎？還是執政者告訴人們「轉型變正義」嗎？ 猶記當年陳雲林來台時，遭民眾持中華民國國旗嗆聲，民眾的國旗被警察沒收，遭警察強力驅離，民眾不服，當時女警竟說奉中華人民共和國命令逮人；馬政府時期愛國同心會長期拿五星旗在台北一○一滋事生端、毆打法輪功學員，囂張行徑直到柯Ｐ上任才稍稍改變。 警察站在執法第一線，理應依法執勤、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但太陽花運動時執勤的警察毆打手無寸鐵的群眾，甚至將時任立委的周倪安拖入盾牌內毆打，這些打人的警察從馬政府的警政署長王卓鈞任內查到現在還是查不出來，王卓鈞只以「個人能力不好」來搪塞，至今未見監委對其公然瀆職進行調查與究責，全民只能眼睜睜看著不作為的人爽領退休金，這又是哪門子正義？ （作者為雲林縣民）

  除了世新大學外，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多間大學，也都傳出曾經製作「一中承諾書」。對此，清華大學表示，那不是「一中承諾書」，而是「堅持學術交流不涉政治承諾書」。 簡單來說，清華大學的邏輯應該是，「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避免引起中國的反彈。但，問題是，什麼樣的議題屬於「政治」？都由中國說了算？此外，把「政治」與學術研究隔離，背後考量，是真的在「去政治化」，還是其實是預設前提的「泛政治化」？ 清華大學的「承諾書」上寫到，邀請大陸高校（中國將大學稱為高校）優秀同學前來交流學習，無涉及與兩岸關係一中一台等政治議題相關言論，特予承諾。 試問，如果「一中一台」不能談，那麼「兩岸統一」、「一個中國」就可以談嗎？如果都不行，那麼為何不一起列入「承諾書」的適用範疇？其次，如果國家定位不能談，那麼「毛澤東的歷史功過」、「中國對台灣外交空間的影響」、「兩岸服貿對台灣產業之衝擊」等等，能不能談？這些議題，是屬於「歷史」、「外交」、「經濟」，還是「政治」？如果都是中國說了算，這難道不是自我限縮？難道不是言論審查？ 再者，就像電影「全面啟動」裡的劇情一樣，當一個人要求另一個人不能想到大象時，那個人會想到什麼？大象。同理，當我們要求一切都「去政治化」時，其實只會讓彼此的交流更「泛政治化」，因為在所有的討論過程，都要警醒以避開「政治」的地雷。這樣的做法，符合清華大學的學術自由價值嗎？ 最後，所謂的「政治歸政治，╳╳歸╳╳」，就兩岸關係而言，從來不曾存在過。從公共衛生、國際民航，再到各種國際運動比賽，光是一個參與名稱，中國就已寸步不讓。清華大學的故意裝傻，只會讓人看破手腳，貽笑大方。 （作者從事公共服務業）

國民黨的黨國統治，獨霸外交事務，不容台灣人過問對美關係，但它靠蔣家及金錢拉攏的朋友已走進歷史，只有它懂外交的神話破滅，「後反共」時代支持台灣的朋友，不分黨派，主要都是基於自由民主的理念。 國民黨與自由民主的理念脫節 偏好國民黨的「美國朋友」消失，原因與國民黨的衰敗相同：國民黨變得與現實脫節，與自由民主的理念脫節，與保衛台灣的目標脫節。台灣選民失去支持國民黨的理由，美國人也失去偏好國民黨的理由。 大勢如此，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訪美只求與藍僑取暖募款，但藍僑只知要錢，並沒有捐錢的習慣；馬英九訪美「演講」，如果只知批民進黨政府的中國政策，自吹他復辟八年親中促統、反美、反日，替中國打破戰後秩序的政策，那更是不識時務。 「勢」明顯不在國民黨統派那一邊，他們靠攏中國，到美國還批判民進黨的民主改革與保台，那是逆勢而行，打錯算盤。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被推翻，能獲美國支持，立足台灣，得力於冷戰、反共之「勢」。中共介入韓戰，與美軍交鋒，對美國造成強烈震撼，保守、反共、反杜魯門的共和黨人士藉機開始清算「誰失去中國」，讓蔣介石政權苟延殘喘。 當年蔣介石為保政權打反共牌 失去中國本土的蔣介石要保政權，撐持其政權的正當性，外交上當務之急在防範中共政權取代它在聯合國的席位，和阻止美國承認北京新政權。 蔣介石的堅定反共立場，與美國保守派信念相符，他領導的國民黨敗於中共之手，讓反共的保守派人士替他抱不平，他們先後成立兩個遊說組織，替他執行這兩項政治使命：「百萬人反對共產中國進入聯合國委員會」，和「自由中國委員會」。 「百萬人委員會」由早年從事醫療援華，與蔣介石有老交情的國會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領銜，包括諾蘭（William Knowland）在內的共和黨議員，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二日見艾森豪總統，提出二百一十位傑出美國人士連署的請願書，要求艾森豪政府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 他們透過美國勞工聯盟協助，只花九個月時間便完成百萬人簽名，正式成立「百萬人反對共產中國進入聯合國委員會」，趁反共氣氛和圍堵政策之勢，頓時成為美國最具勢力的壓力團體之一。 但中、蘇交惡，「百萬人委員會」又失去自由派支持，反共大將尼克森宣佈訪問中國，使其聲勢一落千丈。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的中國席位，「百萬人委員會」只好宣告解散。 第一項任務失敗，共和黨保守派把重點轉向阻止美國承認中共政權，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前夕，已經失去國會議員席次的周以德，拉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等保守派人物成立「自由中國委員會」，做為阻止美國承認中共政權的遊說團體。 但國際情勢丕變，美國承認中共已勢不可當，兩蔣的反共王牌使盡，「自由中國委員會」力抗到最後，也擋不住卡特政府撤銷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極右派殘暴壓制民主運動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殘局，反共已不足恃，民主與保台才是重點，但國民黨極右派為保既得利益，不惜炮製美麗島事件、殘暴壓制民主運動、打壓言論、出版自由，情治單位謀殺林義雄的母女、江南、陳文成，讓國民黨的反共朋友有口難言。 一九八○年代，甘迺迪、培爾、索拉茲、李奇成為關心台灣戒嚴、民主與人權的另類台灣朋友。台灣民主化、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獲美國兩黨一致稱許。陳水扁執政，國會「台灣連線」成立，成為不分黨派，關心和支持美台關係的台灣朋友。 親中行徑失去美國人信賴 國民黨統派看不清情勢，只知敵視台灣，在能撈就撈之後，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心態，退將去跟解放軍交心，去當共諜，去屈膝聽訓，配合中國對台灣恐嚇，製造反日、反美情緒，美其名為不介入大國爭紛，其行徑已失去美國人信賴。 兩蔣還有「反共」的朋友，連戰、馬英九、洪秀柱的國民黨，卻寧可被共黨併吞，厚顏變色，把台灣當他們向北京輸誠的棋子，這種貨色在台灣沒有市場，在美國也沒有市場：他們既無兩蔣的反共朋友，也沒有崇尚民主的朋友！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美國新總統終於與中國習近平通電話了。如容易想像得到的，習主動提了「一中原則」。川普則答以繼續信守「一中政策」。  「原則」與「政策」，差違大矣。  依中國，「一中」乃中心教條，主觀哲理，近於信仰，是金域湯地，不得碰之，如敢冒犯，則以「不惜一戰」威嚇之。  依美國，「政策」具有彈性，基於本身利益和理念，依情勢的變遷，隨時調節變更，合縱連橫，東串西串，沒有永久不變的「政策」。  台灣若是爭氣，原可以在美國外交政策上，與中共並肩，奈國民黨政府依其「憲法」狂言其領土包括中國大陸西藏蒙古，多數國家怕被視為此狂妄背書，唯恐避之不及，遑論「承認」。  戰前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絕對神聖，已入「神格」，其高遠非「原則」之流能及其項背，數百萬日本軍民，為其而死。然二顆原子彈，一瞬之間，「神格」粉碎，「神」變成「人」，日本民主化，於此開始。  什麼「核心利益」，什麼「固有而神聖領土」，其無常一如個人生命一般，不必太認真聽之。  「一中原則」，既然將台灣視為無人荒島，謂「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居民為什麼不提出自己的「台灣原則」，主張「台灣不屬於中國，住民有權自決」，「原則」對「原則」，沒有上下，堅持台灣人民的尊嚴和生存所在。  原文刊登於：「政策」與「原則」之爭 (彭明敏)

清大簽署一中承諾書。（記者洪美秀翻攝） 到清大讀書，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在清大人社系，透過課程，我知曉了我的一切不是因為上輩子燒香不夠，有更多社會結構性的因素作用在我身上。在清大，我也開了眼界，看到不同階級的生活，並且擁有了辨識的能力。 大二時，因為兩岸交流計畫去了北京，我第一次出國，第一次深刻明白台灣的國際處境，以及兩岸的互相誤解。然後，我更堅定自己是台灣人，並且以台灣的一切為驕傲。 當時，我們去到中國，與中國學生暢談的不是只有娛樂新聞、學術研究，一起遊歷的不只有風景名勝。我們談論因為民主，娛樂與藝術是如何生成，並且蓬勃發展。因為民主，所以如何兼顧保存與發展（雖然台灣做得不好，但仍舊有所進展與思量）。 更甚者，我們談論政治，談論中國飛彈如何朝向台灣，但民心也朝向台灣等等。 我認為，這是兩岸交流計畫最主要的目的，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接觸，同年紀的、同樣興趣，來自不同環境下生長的人們，如何發現彼此的美好，改進彼此的不足。這也正是學術思想的真諦，人開始思考自身處境，進而改變。 堂堂學府認為交流學習就是交流「專業知識」的學習，不應該也不用涉及政治、歷史、社會等養成一個學術研究者最重要的要素，那也難怪台灣的學術環境會長成這個樣子。（記者洪美秀翻攝） 如果，堂堂學府認為，交流學習就是交流「專業知識」的學習，而不應該也不用涉及政治、歷史、社會等養成一個學術研究者最重要的要素，那也難怪台灣的學術環境會長成這個樣子，也不難想像數十年後台灣漸漸被超越，轉身發現，我們曾經拱手將重要領域的詮釋權讓出的事實。 特別是，當東南亞國家代表，組團來台灣學習的不是科學，而是民主的這個時候。  （清大畢業生）

關於外傭的一則對話： 我：「雖然我們是既得利益者，但我還是要說，外勞搶了年輕人的工作。」 朋友：「應該沒有，那些都是沒有人要做的工作。不過，那些工作真的很累，我同事因為外傭有一個月沒有銜接好，必須自己照顧父母，只好提早退休。」 我：「是的，就這樣，年輕人又多了一份工作。」 #聽過一個名詞叫做個體經濟學嗎 #薪水假如夠高_我願意每天去糞坑游泳 #聽過一個名詞叫做總體經濟學嗎 #勞力市場的勞工技能是會流動的_不要以為和自己無關 #聽過以前發消費券時說的消費乘數效用嗎 #外傭賺的錢_不會在台灣消費的

　在中正廟賣黨國領袖公仔的業者，赴中國黨開記者會，把孫文、老蔣、宋婆、小蔣、紅毛、劣馬的公仔玩偶擺了一桌。為了表示對文化部的抗議，業者火大把部分公仔掃落下地，國民黨胡姓發言人見狀，忍不住就加碼，乾脆把桌子推倒，只見孫文、老蔣、宋美齡、蔣經國掉落一地，斷手斷腳，慘不忍睹。 　　看到這一幕，我大吃一驚，夭壽，國民黨完全不會睹物思人，竟然下此重手，把他們的國父、蔣公、蔣夫人、蔣經國都視如殘渣垃圾，推倒下地，一點都不覺得失敬。 　　前不久，他們為「去蔣化」氣急敗壞，好像斷了命根子，今天竟如此輕賤自己的神主牌，真是反覆無常，冷血至極。 　　「公仔」雖然是玩偶，但象徵著本人或本體；如果喜歡本人、本體，自然會把公仔視為珍品。媽祖也有公仔，收藏者雖然不會拿來膜拜，但必定睹物思神，不敢褻瀆。郭董是拜關公的，他會生意有所不順，就氣得把關公雕像推倒嗎？ 　　孫文是國民黨的國父，藍徒看到國父公仔，理應肅然起敬，奉如神祇。胡發言人怎可以任由業者揮手一掃，如殘渣雜物紛飛滾落呢？ 　　老蔣是中國黨的偉大領袖，見其公仔，應該立正站好，小心翼翼加以呵護。胡發言人怎能自己出手，讓他飛跌而下，在地上翻滾吃土呢？ 　　宋美齡是藍營的永遠第一夫人，面對她的公仔，胡發言人不是應該露出仰慕的眼神，不敢動手碰觸嗎？怎好反而推倒坐位，讓她跌得如狗吃屎呢？ 　　蔣經國更是黨國最佳的模範，就算做成公仔，胡文琦身為該黨高幹，怎能順手一揮，就秋風掃落葉，把他當廢物處置呢？ 　　就算業者有損失，國民黨袒護相挺，但可以因此就把一干黨國領袖的公仔，當成無用之物，隨手丟棄，任其一地咕嚕打滾嗎？ 　　看來，什麼孫、蔣、宋、經，在國民黨眼中，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而只是爭權奪利的玩具。為了政治鬥爭，可以當成寶貝來捍衛，也可以當成垃圾來潑穢。 　　下次看到有人拆老蔣銅像，國民黨該閉嘴了，你們可以把象徵老蔣的公仔一掃推倒，又有何資格反對別人把同樣象徵老蔣的銅像鋸斷拉倒呢？ 　　公仔業者看到國民黨發言人，痛批民進黨，一氣之下就推倒孫蔣的象徵品，如果夠聰明的話，應可靈機一動，何不把這些黨國元老公仔，做成出氣筒之類的玩偶，可捏可扭，可甩耳光，可插屁屁，怎麼摔都不壞，想必可以開啟另一種商機。 　　國民黨都推倒了孫蔣公仔，真是台灣進行「轉型正義」的大好機會，連外國媒體都認為「國民黨無心保蔣，全去護退休金」，對於清除威權符像，小英政府真的可以按部就班，大步向前，不必太客氣了。 2017.3.4 老蔣公仔下架! 廠商嗆文化部怒翻桌

  音樂資產是國家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環，如同國美館或北美館的規模和任務，國家級的「國立台灣當代音樂館」的設立，刻不容緩。圖／取材自pixabay 欣聞文化部鄭麗君部長宣示「台灣歷史若要重建，應該先重建藝術史，文化部已啟動一系列包含音樂史、藝術史、建築史等文化工程，『歷史的重建不是為了任何人，是為了台灣自身。』文化部的歷史重建工程，也宣示台灣要掌握文化主體性的話語權，不受任何外界干擾。」(3月2日自由時報) 而台灣音樂史料何去何從，一直是音樂學者、音樂界關切的議題。 音樂史料的保存、典藏刻不容緩 我們有國立美術館、台北美術館、高雄美術館、台南美術館，另還有多個公立博物館，作為台灣的藝術史建構基礎。光是北美館就珍藏了1940年代之後的臺灣當代藝術作品4400多件典藏作品，預算員額144人，肩負推動臺灣當代藝術的保存、研究、發展與普及之使命。更別說國美館等其他場館的典藏和編制了。 台灣當代音樂的發展亦超過百年，光是藝術音樂作品已超過數千首，從台語聖詩、學校歌曲、清唱劇、藝術歌曲，以及鋼琴獨奏、室內樂、協奏曲、交響曲、歌劇，還有戰後發展出的、為傳統樂器譜寫的各種類型的作品，已經累積了龐大的數量。以最有權威性的國家文藝獎和吳三連文藝獎得主為例，如許常惠、馬水龍、郭芝苑、盧炎、蕭泰然、李泰祥、楊聰賢、潘皇龍、柯芳隆、錢南章、賴德和、陳茂萱等，以及前輩作曲家江文也、陳泗治、呂泉生等，受到肯定而值得研究、收藏、推廣的作品就不下一千首。有的樂譜沒有出版，有的雖曾出版，卻已絕版。而手稿、日記、書信、節目單、海報、音樂刊物散落各處，有的作品演出一兩次即束之高閣，未曾聽聞；有的甚至完稿後沒有機會演出，還躺在書櫃中。國家至今尚無一機構負責台灣音樂史的建構任務，我們急需如同美術館一樣，設立「國立台灣當代音樂館」。 近十多年來，台灣資深而傑出的作曲家紛紛離世，留下龐大的樂譜、節目單、海報、剪報、書信、錄音、日記、照片等等珍貴的史料，尤其是作品手稿。家屬陸續將這些史料捐出，由於目前尚無國家級音樂中心，這些史料散落在各處，以國家文藝獎得主為例，許常惠的捐給國史館，郭芝苑的捐給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之下的台灣音樂館，馬水龍的捐給國家圖書館，盧炎、蕭泰然、李泰祥的「花落何處」，尚未明朗。(尚在世的錢南章的已捐給台北藝術大學圖書館) 現有的相關機構無法負擔重責 目前的公立音樂機構，NSO國家交響樂團、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為演出團體，且演出內容主要為西洋古典音樂，有關台灣作曲家的作品也只是演出管弦樂曲，數量相當有限，而且只作演出(偶有研討會或比賽活動)，不作典藏、研究、推廣、保存。也就是說，無法累積音樂文化的能量、建構國家代表性音樂文化基礎。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轄下的台灣音樂館層級很低，一年不到一千萬預算，人員編制只有四人，過去二十年主要做傳統音樂的研究、近年來雖納入當代音樂，卻著重藝術節、鼓勵創作，與三大樂團活動重疊。少數經費曾出版樂譜，也是有心學者提出企劃，不過是蜻蜓點水，杯水車薪，無法擔當大任，且在傳藝中心轄下，任務混淆。 音樂的典藏、研究、演出、推廣的特殊性  台灣音樂涵蓋傳統音樂和當代音樂，尤其以當代音樂最有代表性。傳統音樂是先人傳下來的、已經固定成形(所以才稱為傳統音樂)，已有國家級的傳藝中心和文化資產局負責保存、傳承、研究、推廣等工作。 當代音樂則還需要進行不斷的演奏，來獲得更精緻的成果和經典的淬練，作曲家寫完最後一個音符，並不表示作品已經完成，還需要經過演奏家完整無誤的演出。而首演後，常常作曲家還會修改，然後再經過演出。一個好作品的形成、詮釋、感動人到多數人能接受，通常耗費許多時日和經費。不斷的演出是每個創作者的奢望，前提是要有樂譜的推廣(或數位化的網路資訊)。 年輕作曲家，國家應該鼓勵創作，用比賽、獎學金、甄選演出等方式，這些可以交給公家樂團、大學音樂系去做。「國立台灣當代音樂館」的任務，則是將成熟而傑出作曲家的作品典藏、發表、鼓勵更多演奏家演出，留下錄音、推廣分享，轉成教材，讓更多國人欣賞、感動。政府應協助建置資料的彙集、數位化典藏、提供再演出以及研究的可能性。 如何蘊釀代表台灣的音樂 台灣有哪些代表性的當代作品?我們需要有全民皆受感動、國際皆知名知的台灣名曲，至今卻闕如。並不是沒有作品，如常演出且受歡迎的《梆笛協奏曲》（馬水龍）、《1947序曲》（蕭泰然）、《921安魂曲》(賴德和)等都是，卻還不夠普及。哪裡可以找到已故作曲家的樂譜?哪些曲子適合國家慶典演奏?哪些曲子適合國殤?又哪些曲子能團結國人?這些種種音樂發展史的建構，需要大量研究者，更需要政府協助。 音樂資產是國家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環，如同國美館或北美館的規模和任務，國家級的「國立台灣當代音樂館」的設立，刻不容緩。 附錄參考 台北市立美術館：成立於1983年12月24日，典藏及展示的作品類型相當廣泛，但主要以台灣的的當代藝術為主。現有4400多件典藏作品，多為1940年代之後的臺灣當代藝術作品，共分為13類，包括雕塑、版畫、油畫、素描等等。 北美館隸屬於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為二級機關，置館長、副館長各1人，下設有研究組、展覽組、典藏組、教育推廣組、總務組、會計室、人事室、政風室，共五個組三個室，預算員額144人。

近期流出一份由世新大學終身教育學院院長邱志淳署名的「研修承諾書」。該承諾書明確指出，中國學生赴台僅學術交流及研修學習活動，「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動」，不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方面活動。這份文件公布之後，輿論大嘩，台灣教育部斥責其「違法」。 世新大學為了吸引陸生、緩解財務困境，而向中國當局卑躬屈膝，放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創校價值，堪稱自殺行為。  前年我訪問台灣時，有世新的學生社團邀請我前去演講，出於對世新創辦人成舍我的敬意，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然而，改日學生卻向我抱歉說，在校內申請不到教室，校方認為我是批評中共的「敏感人士」，可能會有陸生前來「鬧場」，更嚴重的是如果得罪了中國政府，會讓學校招收陸生的計劃受到影響。  陸生聽演講怕告密 於是，我們在校外一家咖啡館舉行活動。有兩名陸生前來聽我演講，私下告訴我說，他們非常害怕被同學告密。若干擁有共產黨員身分的學生，在陸生群體中公開活動，監控所有陸生之言行。如果他們被告發來聽我演講，回國時會被安全部門談話。看到他們惶恐不安的神態，我儼然感到，自己不是在民主自由的台灣，而是在警察國家的中國；世新不是一所台灣的大學，而是一所中國的大學。 我在《我也走你的路》一書中寫到了世新大學的成舍我紀念館，講述了成舍我一生為新聞自由奮鬥的故事。成舍我漫長的新聞事業，遭到過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的打壓，他卻像壓傷的蘆葦永不折斷。民國14年，成舍我在北平創辦《世界日報》；軍閥張宗昌橫行北方，《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皆以觸其怒而遇害，成舍我在報紙上以頭條黑邊標題致其哀悼之忱，兼申反抗之意。由此，成舍我下獄，行將槍決，幸為前國務總理孫寶琦營救，倖免於難。舍我謔稱此為「第一次值得追憶的笑」。  竟向中國大學看齊 民國23年，成舍我主辦的南京《民生報》因揭發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親信彭學沛貪污案被查封，成舍我被拘禁40日。其釋放條件為《民生報》永遠停刊，成舍我不可以在南京辦報。成舍我慨然語人曰：「彼汪某權傾一時耳，豈能終身為行政院院長，我則可終身為記者也。」 民國38年，北平淪共，《世界日報》等三報俱遭中共查封，並妄指為反動份子。成舍我在上海《申報》、《新聞報》刊登聲明，自稱「余深信天地之大，中共能摧毀余北平之《世界日報》，然無法摧毀余畢生獻身新聞事業發揮正義抵抗暴力之意志」。 若是成舍我地下有知，發現自己篳路藍縷地創建的世新大學，為了蠅頭小利，居然向沒有學術自由的中國大學看齊，不知情何以堪？  中國流亡作家

  中國學生訪台交流，中方要求台灣的大學承諾，課程內容不得涉及政治敏感活動，包含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與「台灣獨立」，此已違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學術自由原則。 這樣的政治承諾，等於是另一種白色恐怖，因為教授無時無刻要小心自己上課時是否說了不該說的話，即使沒有說錯話，也可能被人打小報告，羅織罪名解聘，這不是回到以前戒嚴時期嗎？大學淪落到出賣學術良知，只為了餬口，是否太墮落了？試問，其他國家的大學，也會與中國簽訂這樣的承諾書嗎？ 在台灣，不只文法商科系的老師在上課時免不了會談些政治，即使是理工科系的老師也一樣，畢竟在台灣，政治已是一種生活方式，誰在任何場所，都難免會講一些。如此承諾有如一道緊箍咒，讓一般教授動輒得咎，無異是回到戒嚴時期。台灣的一些大學，怎麼墮落到這種地步？ 如今，台灣有些大學已經有人違反學術良心，造假論文以求「升官發財」，也有大學為了增加一些收入而出賣學術自由，這樣是大學，還是學店？ （作者為大學教授）

  日本推動讓員工在每月最後一個週五提早下班，南韓也考慮跟進。但是台灣光是一例一休，就已讓許多企業主大肆抗議。 而在另一方面，因為自動化取代了許多勞工的工作，因此，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提出許多社會學者曾提及的觀念，建議要向工廠徵收機械人稅。這兩則新聞其實談到的是同樣問題：生產力與效率；只是我們可以看見，當亞洲還在汲汲於勞工工時的增減與避免過勞的權利時，在西方，意見領袖們已經體認到，自動化是不可避免、替代人工勞力的趨勢。機械人可以一年到頭二十四小時運作，無須休息也不需任何福利，是替代勞工的最佳選擇。而隨著自動化的普及，相關設備的價格勢必下降，因此，未來許多中小企業也可採用自動化，到時候生產線勞工的工時問題，自然而然會消失，因為大家的爭議會變成是否有工作可做。 許多科學家與社會學家對此提出悲觀預測，認為中低階勞動工作的消失，將加速資本家的財富累積，加劇貧富差距，造成社會動盪。但是也有較為樂觀者如經濟學人雜誌，認為機械人稅並非治本之道，堅持未來的社會將是必須不斷持續學習新技能、可能不斷更換工作的社會。事實上，這樣的工作型態，已是現在社會的一部分：日本社會眾多的派遣工，其實就是它的雛形之一，即使現在的派遣工作多為低階服務。 在這樣的工作形態下，政府勢必得要求企業朝縮短工時之方向努力，因為只有如此，勞工才有時間在工作與家庭之餘，還能繼續學習新技能並享受生活。而越是在自動化與機械化的社會中，人們越會渴望與人的接觸，也因此服務業的需求會增加，其薪資也會提高；即使工廠生產線不再需要大批勞工，但是因為生育率的降低，因此，相對因自動化可能造成的失業潮，可能性也大為降低。大企業面對這樣的變革較能彈性應對，但是政府必須協助並監督台灣經濟主幹的中小企業做相關調整，因為中小企業中的勞工，通常比大企業勞工更為弱勢，卻也更需要學習新技能，以免被社會淘汰。政府應該放遠眼光，而不是被既得利益者綁在過去的生產模式中。 （作者為譯者）

  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宛如發生於台灣之外，社會上幾乎沒什麼人關心。幾個參選人的主要攻防，圍繞著一中各表、正統藍旗、三一九槍擊案、崇蔣術語、李登輝第二…，而這些政治象徵符號企圖刺激的，很明顯就是「黃復興們」的政治神經。「黃復興們」成為參選者兵家必爭，偏偏「黃復興們」與人口結構不成比例。這場最大在野黨的大戲，觀眾索然無味也就不足為奇了。 日前，洪秀柱在中常會批評，民進黨炒作二二八議題，「根本是讓台灣社會集體自殘」。台灣人民的轉型正義，二二八的真相與和解，乃是台灣向前走的起步，豈能謂之為「集體自殘」？真正的「集體自殘」，卻是黨內互打到不可開交的國民黨，「洪衛兵」流彈四射連馬英九也中槍，現任黨工與遭解雇的前黨工公開互嗆，上下亂成一團。國民黨權貴對二二八乃至台灣的心態，一如受害者林茂生的女兒林詠梅所言，「正統的國民黨並沒有道歉」，「到現在他們沒檢討，也不會反省，…他們的法治只是拿來制裁別人，而不會制裁自己」。馬英九執政八年所為，證明林女士此言不虛。 於是，完全執政的民進黨不可輕忽，「正統的國民黨」挾反改革之內力與反台灣之外力，敗事有餘成事也未必不足。九個月來，完全執政缺乏有感政績，一例一休化簡為繁，年金改革自亂陣腳，加上明年縣市長選舉提名爭先恐後，反倒是活絡產業經濟、因應川普變局、吸引台資回流、提升就業所得缺乏力道，遂使小英的支持度跌多漲少，點亮台灣的號召黯然神傷。湊巧的是，國民黨群龍無首，黨內忙著互打；「正統的國民黨」，與主流民意漸行漸遠，因而襯托出民進黨還是略勝一籌。然而，這種建立在對手內亂的優勢還能維持多久？社會大眾對完全執政的失落還能隱忍多久？ 改革進步議題，本屬為所當為，也是選民賦予民進黨的任務。但，手上一副好牌的小英，學者思維、文青氣息掛帥，就任以來不斷開闢戰場，而且迄今每個戰場皆處於膠著狀態，進退兩難。而每個戰場的膠著狀態，正反雙方都備受折磨，期望改革進步者心生不耐，反對改革進步者更怨氣沖天。小英必須警覺，二○一六勝選的社會氣氛已經轉變，甚至二○一四以來的公民熱情亦趨降溫，而這主要是昧於實務、執政不力所致，與國共兩黨的掣肘較少直接關係。 回顧阿扁執政，朝小野大，初期表現穩重，尚獲民意高度支持，國民黨一時之間前途茫茫。但核四決策引發政治風暴，朝野惡鬥導致施政困難，讓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吃盡苦頭。所幸，牽手護台灣活動所激發的公民力量，讓阿扁在三一九槍擊案效應下連任。第二任，糾纏於錢流問題，導致國民黨的「共主」馬英九，輕易以清廉牌擊敗謝長廷。如今，首度完全在野，國民黨深陷內鬥，無暇整編反對力量，但廝殺見骨也反映出，逐鹿者嗅到機會似乎提早出現了。五二○主席之爭落幕，未來果真產生「共主」，或者另尋川普式的「共主」兼「金主」，且擺出向主流民意修正的動作，則來自國民黨的挑戰恐將大於小英元年。 此所以，小英必須善用眼前包括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召開前的時機，重整國家大政、改革進步議題的節奏，延攬富有實務經驗者強化執政陣營，該清理的戰場儘速快刀斬亂麻，以說服大眾新政府已經從學步中站立起來了。否則，繼續猶豫不決、拉長戰線所激發的社會負面能量，不啻授予「正統的國民黨」逆襲的空間。更可怕的是，許多對改革觀望者，手握國家機器的某些部門，「正統的國民黨」仍陰魂未散，考試委員「體制內」反年金改革只是冰山一角，遑論陳師孟所形容的「最後防線」，他們不僅得以合法地抵制改革，甚至得以合法地反撲改革推動者與支持者。如果這個層次的「內戰」開打，完全執政面對的戰場將更為詭譎多端，改革進步也更難在風平浪靜中剋期完成。

  台灣最近學術不端，造假事件不斷，外國的案例不少，而且大多較詳盡討論。多探討外國的事件，可再比較台灣案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探討時印象最深的兩點是：造假會傳染及嚴審有免疫。 有人說過學術造假，會向上級、同事、屬下及學生傳染，有些可潛伏多年，或到另一機構再發作。最好的實例之一，為令人相信黑鼠皮經實驗室培養後，可移植到白鼠的「白鼠毛塗黑」事件，同研究室研究員，離開後到另兩間大學，幾年後研究造假不少。上司可傳染下屬，甚至多年後於其他機構發作，對從前上司的造假懲罰不足，警惕不夠？ 論文篇數被撤下冠軍的藤井善隆，多篇論文列名齊藤祐司，後來齊藤被檢舉二十幾篇自己的論文造假。東京大學加藤茂明被檢舉，嚴查其研究室十六年來一六五篇論文，後來撤下造假論文三十九篇。加藤之外，另三位他訓練出來的教員，還有七位研究員有造假問題，全部被請辭。 屏東教育大學陳震遠案，最少傳染到他的孿生兄弟，沒看到詳細調查上級、同事及屬下的報告，不知多少人被傳染。台大生命學院生化科案，從報上看到，只不過調查少部分，不如東京大學全面詳細審查，最少八人就有學術倫理的問題，被傳染人數相當多。 《真理的背判者（Betrayers of the truth）》一書中，「嚴審有免疫（Immunity from scrutiny）」那一章，特別舉出一例，耶魯大學助理教授送論文稿後，被發現有些逐字抄自別人尚未發表的文稿，還被懷疑內容造假。首先投稿的原作者寫信向耶魯醫學院院長檢舉，院長跟寫抄襲稿的共同作者上司討論，這教授頗有名氣，院長沒詳查就認為此案小事，寫信給檢舉者，說此案就此了結。該書作者就明指，因論文共同作者為高層及有名而「免疫」，可避免嚴審。 那檢舉者不同意自己上司，要私了此案。她寧願辭職仍堅持，威脅若不繼續調查，她要在全國性會議中，當眾揭發此抄襲及造假。不得不請一年輕哈佛研究者去耶魯調查，不到三小時，就發現耶魯的論文稿的確憑空造假。以後再詳查那助理教授的論文，另十一篇有很多問題，全須撤下，那位有名的上級教授還掛名八篇。 台灣呢？上述幾例外，去年一月，台大「能源國家型計畫」有「台大爆論文抄襲」醜聞案，研究助理及上司掛名的論文，多篇因抄襲及涉假被撤下。之後一年多沒看到調查報告的消息，不知是否台大高層可私了？對審查有「免疫」？ （作者為美國退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