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盡體制利益的人對體制是沒有反省能力的，當然也不會改革體制，甚至有可能抵制改革。圖／CC0 Public Domain   台灣的獨立董事制度發展始於1990年代後期，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正式法制化、強制化。獨董的正式與表面的功能是監督公司治理、保護投資人，尤其是中小投資人。但是國民黨黨國文化長期浸潤下所演變出來的台灣政商關係的特質，使得這個正式與表面的功能可能是最不重要，甚至是被嫌惡的功能。 在需求面，現在各上市櫃公司建立的獨董制度多是基於法規的要求，但是在選任時公司權力核心永遠有自己的、不一定為外人所知的偏好與需要。在獨董的供給面，政府規定了獨董候選人的起碼資格，決定了獨立董事人才庫的大小；在最高總量相對穩定下，各個有候選資格的人也有自己的、不一定為外人所知的偏好與需要。 不能公開的獨董功能 基本上，獨董選任的市場，就像男女擇偶市場一樣，是一種配對遊戲或賽局；但是獨董市場顯然複雜得多。因為一個人只能有一個配偶，而一個公司卻可以有好幾個獨董，一個人也可以擔任三個公司的獨董以及無數的一般董事甚至大董（董事長）。 在需求面，公司權力核心對獨董的不同的偏好與需求，至少包括以下的功能： 1.透過獨董提高公司治理水準、法律遵循以降低違法或被罰的風險（也就是說獨董是公司法遵人員的升級版）。 2.獨董的本業與專長有助公司本業發展策略的討論與思考。 3.獨董形象有助提升公司的社會形象與公共關係。 4.獨董的選任有助加強與其他企業體的合作。 5.獨董增強公司權力核心與親人對公司的控制力與利益。 6.獨董的政治關係有助公司業務擴展或核心董事個人的政商利益。 7.獨董可以作為公司與政府與政治權力者的「橋梁」。 8.獨董有助公司在遵循政府法規上「趨吉避凶」。 上述項目之中，第1項是法定的功能，第2項雖不是法定的功能，卻是可以公開說的。第三項也不是法定的功能，卻是可以拿來宣傳的。第4到8項不僅不是法定功能，而且也不能說、更不能宣傳。值得一提的是，第6、7、8項就是所謂的門神功能。 由於第1、2項功能均可以在公司管理階層內部以專業人員與顧問聘任解決，沒有聘任獨董的絕對必要，所以台灣的獨董大致可以分成兩大族群： 1.伙計獨董或家族獨董 2.政治獨董或稱門神獨董 當然最好用的，是可以兼具伙計獨董與門神獨董的好用、願意聽話、配合的獨董。 道德與法律妥協的需要 在供給面，獨董人才庫裡的人也有自己的偏好： 1.酬勞，越高越好 2.公司名聲，越佳越好 3.公司權力核心，越正直越好，政治手腕越高越好 4.公司權力結構，越單純越好 5.公司產生法律問題機率，越低越好 6.來自公司權力核心明示、暗示的「額外」配合條件，越少、越簡單越好；非法或法律邊緣的要求越少越好 7.配合自已的生涯規劃，甚至有助個人長期政商利益 8.（讀者可以自己想像） 擔任某家公司獨董吸引力的高低，是以上正面或嫌惡因素依個人偏好與道德感整體權衡的結果。而台灣的獨董市場，就是在以上供需兩面互相搜尋、互相選擇的配對遊戲。 由於台灣獨董的選任包含相當多的、或明或暗的對道德與法律的妥協，研究者假如取得的個案數目夠大，透過統計迴歸分析，應該可以得出個人擔任的獨董的家數與酬勞，與任官長久、官位高低、清譽口碑、道德選擇、甚至理念偏好等等的相關性。 反省體制與改革體制——陳師孟vs.林全 以上這種相關性研究工程不小。不過筆者個人非常好奇，於是上網搜尋哪些類人士是獨董，尤其是高報酬獨董的熱門人選。我的初步結論是，在擔任與專長不相關產業的獨董之中，財經退休官員是大宗，這裡頭包括官僚系統出身的獨董與學者從政的獨董。我又特別搜尋了我認識的學者而又曾經從政官員的名字。我赫然發現，沒有一個人不當獨董或大董——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陳師孟。 陳師孟在大董與獨董名單上的缺席，除了說明了陳師孟是什麼樣的人，也說明了我們是什麼樣的社會、我們有什麼樣的政府。 2016年4月15日我在《自由時報》寫了一篇「林全犧牲享受？」，說林全除了用盡他個人的獨立董事的配額之外，另外還擔任三家公司的董事。享盡體制利益的人對體制是沒有反省能力的，當然也不會改革體制，甚至有可能抵制改革。 陳師孟和林全正好是體制的兩極。該擔任行政院長、領導改革的應該是陳師孟。

      幾乎整整六十年前的1957年7月1日，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第17卷第1期）刊出一篇社論「今日的司法」，這是《自由中國》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的第一篇，指出蔣政府一黨獨大，為所欲為。該社論文長六千多字，依據該年監察院一年一度的年會檢討記錄，痛陳當前司法「比日據時代還不如…，抗戰八年所收回的台灣，竟使人民尚懷念日據時代司法之公正，怎不令人羞愧」。社論明確指出司法的四大弊病，包括：(1) 司法不獨立：(2) 審判不公平；(3) 司法主管墮落；(4) 司法人員貪污。這篇社論最後做了這樣的結論：「要反攻復國，必須收拾民心，要收拾民心，對於司法的黑暗必須儘量剷除」。       一個月後隔了一期，該刊就被迫刊出一篇「台灣高等法院對『今日的司法』之聲明」，這篇聲明同時刊登於《中央日報》、《新生報》、及《聯合報》。文中指責前述社論內容：「軼出言論自由範圍…，其用心殊難解索，如該文作者果係忠於國家愛護司法，理應負責檢舉…，茲乃捕風捉影以讕言混淆聽聞，不但法所不容，在情理亦不宜出此…，影響司法信譽」云云。但由於社論中大量引述了高達九位監委的逐字發言，高等法院不敢直接反駁，只好拐彎抹角地抱怨：「該刊社論登載不實，故事渲染，且監察委員在院會中之檢討意見，例不對外負責，該社非不知悉，乃竟摭拾此種意見…，從而誣衊全體司法同人」；用大白話來說就是：這些不負責任的監委又在亂講一通，別人都知道，只有你《自由中國》卻拿來加油添醋，是故意裝蒜嗎？是要讓我們丢臉嗎？令人擊掌稱快的是，《自由中國》在三個月之後追加一篇「再談今日的司法」，指出：「既認本刊法所不容，卻又不遵循司法途徑來處理，偏要發表那樣一篇政治性的聲明，不是正好表明自己不謹守司法本分嗎？」一棒擊中要害，高院就銷聲匿跡了。       該篇社論最值得注意的是形容司法變成了「行政的附庸」與「政治的工具」，並指出：「主管司法行政的人們，一味只知仰承意旨而行事」。這裡沒有明白指出司法是中國國民黨的附庸與工具，理由很簡單：在當時的台灣，行政也好、政府也罷，都是國民黨的同義字，「仰承意旨」當然就是指仰承該黨的獨裁者蔣介石的意旨。在1959年2月雷震又在《自由中國》寫了一篇具名長文再論司法問題，說道：「今日外來干涉司法審判之第一位，要數國民黨而非行政院」；一年半之後，《自由中國》被警總下令停刊，雷震被捕，老蔣親自指示「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坐實司法不只操控在國民黨手中，更在老蔣一人手中。       半世紀之後的今日，回顧這段歷史，讓人有舊事重演的感覺。那篇社論指出的弊病與結論，對照本人與張靜律師近日對司法提出的指控，有驚人的重疊。另一個驚人的相似是，日前司法院對本人發布聲明中的用語，與當年高院聲明的口氣，也如出一轍。好在自從民進黨再度取得執政權之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已經成了「潦倒貴族」，理念被人唾棄、只剩一堆黨產，再也沒有獨裁靠山、威權撐腰，否則《自由中國》恐怕就是「綠色逗陣」的前車之鑑吧。       但對許多綠營的政治人物而言，國民黨的垮台還是慢了一步，包括陳水扁總統在內的十多位政務官，在國民黨復辟的那幾年，慘遭國民黨藉司法之手進行迫害，以違反「程序正義」的審判過程，做出違反「實質正義」的裁罰。這些不公不義是在號稱「民主法治」的體制下發生，是在民選總統的默許下、甚至授意下公然進行，比起以往威權時代的作為，更令人覺得可恥。       為何台灣的司法如此不知長進？或許只能用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創用的「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 來解釋。鄂蘭旁聽納粹劊子手艾克曼 (Adolf Eichmann) 在耶路撒冷受審時，對自己所有犯行承認不諱，但堅稱只是聽命行事，盡力做個好軍人，而命令之下做出的邪惡行為不能算是邪惡。依照鄂蘭的想法，相對於「平庸的邪惡」是「激進的邪惡」(radical evil)，是指「明知是惡而執意為惡」，例如希特勒。不過儘管在鄂蘭的認知裡，艾克曼的邪惡等級是「平庸」，但她認為艾克曼對自己所做所為還是要負責任。 (圖/轉自朗思製作)       艾克曼企圖逃避罪責的藉口是「服從命令」，如果我們追究威權時代的軍法官及司法官，他們所用的藉口應該也會是如此，難怪蔡總統曾以「那個時代誰不服從威權」來替某舊官僚緩頰。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今天的台灣雖然獨裁已死、威權不再，可是目前不少盤據在各級法院的法官，若不是長期吸取黨國奶水長大，就是長期接受黨國洗腦教育，黨國思想早已「內化」；即使是黨禁解除後的八、九年級生，仍是在黨國遺緒的司法生態中浸淫，有相當比率先天上還是以國民黨為正統、以民進黨為異端，這是人之常情，不必也不能否認。       司法院儘管大聲嚷嚷，2011年公告的「法官法」明訂法官退出政黨，但對歷史稍加留意就知道，「各級法官須超出政黨以外」的規定，早在1946年憲法母體的「政協憲草」中就已明訂，其後青年黨與民社黨在制憲時也堅決要求列入憲法，雷震說：「因為他們受夠了國民黨『黨化司法』的痛苦」。結果的確入憲了，但「國民黨各級黨部照樣用種種方法『橫加干涉』」。所以「法官法」再重申一次，會有多少實質效果？國民黨籍的法官表面退出政黨、其實只是化明為暗，意識上則並未解放。       時至今日這些「黨化法官」雖不能再以「服從命令」為惡，但司法制度中的「獨立審判」與「自由心証」提供了更好用的保護傘，判生判死、存乎一心，可以說世間再無更絕對的「獨立」與「自由」了。運用在現階段的台灣，退可以縱放馬英九在職時的弊端、進可以牽制民進黨政府對轉型正義的追求，進階版的黨化法官已完全適應了政黨輪替的環境變遷，成為物競天擇的贏家。       萬幸孫文《五權憲法》提供一個監察權，可以彈劾不知長進的法官，意外讓新政府得到一個清除司法敗類的破口，真是天佑台灣。然而就如黑契 (Abraham Heschel) 的名言：「良善的對面不是邪惡，是無感」，我們固然面對頑強的邪惡，但真正可怕的是國人對邪惡的無感。在進行中的監察委員補提名作業，若是能引起台灣人民對司法毒瘤與國民黨反撲的警覺，對日後監委行使職權的全面監督，對台灣司法改革永不止息的熱情，或許這才是最大的成就。

〔記者蘇芳禾／台北報導〕為平衡區域發展，蔡英文總統曾宣示成立總統南部辦公室，蔡英文10日下午舉辦啟用茶會。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表示，會利用高市府的鳳山行政中心，設立總統南部辦公室，這代表政府願意去翻轉長久以來，政府重北輕南的狀態，也給南部更多支持。 黃重諺表示，總統南部辦公室的設置，代表政府願意去翻轉長久以來，政府重北輕南的狀態，也給南部更多支持。（記者蘇芳禾攝） 高雄市政府的鳳山行政中心，前身是高雄縣政府辦公大樓，2013年底才完工，且已有高市府7個局處辦公，又是來往高市山區和市區的交通要塞。 黃重諺說，這個空間代表政府重視區域發展平衡，也重視南部地區發展，總統未來會在這邊，跟南部鄉親、各界朋友見面，並且聽取意見，同時，南部相關政策討論，也可以利用這個空間進行。 「如此一來，各界朋友就不用跑到台北來，總統南下跟大家見面，這代表政府願意去翻轉長久以來，政府重北輕南的狀態，也給南部更多支持」，黃重諺也再度感謝高雄市政府無償借用這個空間。 被問到敏感的人事與預算問題，黃重諺則說，總統府只有借用這個空間，不會另外設置辦公室主任，也不會列其他的編製或預算。 至於總統蔡英文未來是否會固定南下？黃重諺說，這要看行程安排，這個空間是讓大家不用跑到台北來。而中部辦公室目前正在規劃當中。

韓國三大報紙剛好都有中文網。對於中國最近的反韓運動的回應是： 「中央日報」3月9日社論是「韓國應吸取薩德事件教訓降低對華經濟依存度」、3月8日社論是「薩德部署工作正式啟動韓國內外應團結一心」、3月6日社論是「中國報復薩德入韓韓國需睿智堅定應對」、3月4日社論是「中國激進的薩德報復應適可而止」。 「朝鮮日報」3月3日社論是「減少對華依賴度才能阻止中國的蠻橫」、3月2日社論是「韓國需戰勝中國的低級攻勢」。 東亞日報3月8日社論是「薩德正式部署北韓核問題的後果應由北韓和中國承擔、3月4日社論是「如果屈服於中國對薩德的報復國家臉面何存？」、2月28日社論是「樂天提供薩德用地有國家才有企業」。 想想如果台灣面對類似的問題。我想四大報只有自由天天猛批中國，第一大零售報可能是兩三天罵一次。 另外兩報，應該會出現以下社論「習近平光大中華蔡英文仍流連迷霧」、「台灣真的自甘淪為三流國家？」、「習近平堅守一中蔡英文不能回到九二？」、「失去一中論述台灣走入死胡同」、「和平統一也是台灣前途選項」、「習近平信守一中蔡英文需務實因應」、「換位思考兩岸關係才有新希望」。 忘了說，這還真是確確實實出現過的社論呢！

  1959年的西藏抗暴運動，是往後數十年西藏獨立運動的先聲。圖為西藏的國旗：雪山獅子旗。   1959年3月10日，西藏爆發大規模抗暴行動，中共武力鎮壓。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帶領追隨者逃到印度，成立流亡政府，這天被稱為「西藏抗暴紀念日」，或稱「西藏人民起義日」。57年來，西藏歷經文化、宗教、環境上全面性的破壞，境內的訊息也經常遭到封鎖。各地藏人會在這天舉辦紀念活動、在各國的中國大使館前示威，抗議中國政府侵略西藏。 位於世界屋脊的青康藏高原，是代代西藏人的家園，是世人心中的香格里拉，也是藏傳佛教的中心。但1950年代以後，卻因外來中國共產黨的入侵，雪域從此不得平靜。西藏抗暴運動的起源，可追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隔年（1950）即入侵西藏，再隔年（1951）西藏當局被迫與北京當局簽訂《十七條協議》，中國取得西藏主權，這可說是最早雛形的「一國兩制」。 《十七條協議》簽訂後，西藏維持短暫和平。但中共在西藏周邊的藏族分布區（包括青海、西康、甘南、川西、滇北）強制推行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反三算」等暴政，摧毀藏傳佛教，強迫僧尼還俗，關押大量政治犯，造成大量藏人死亡。達賴喇嘛之兄嘉樂頓珠1959年9月24日在印度揭露慘狀：「數年來，死於中共之手的西藏人已達十萬人以上。」這些地區的藏人忍無可忍，起而反抗，特別是1956年以後，這些地區爆發多次武裝抗爭，動亂局勢導致大量難民湧入拉薩，駐拉薩的共軍也積極備戰。換言之，動盪局勢已經從西藏周邊蔓延到西藏當地。 1959年3月10日，中共官員疑係設局邀約達賴，藏人擔心達賴會被「鴻門宴」或綁赴北京，力阻之，並高喊「西藏獨立」、「中國共產黨滾出西藏」等口號，史稱「西藏抗暴日」。3月17日，羅布林卡（夏宮）附近遭共軍砲擊，情勢危急，達賴逃離西藏，出走印度。19日起，共軍發動「拉薩戰役」，進行血腥鎮壓，嘉樂頓珠說：「有兩萬志士──幾乎全是西藏人──被殺。」英國學者安納德（Dibyesh Anand）稱，共有十多萬藏人展開「大逃亡」。 1945年4月29日，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沙拉成立流亡政府。雖然各國礙於北京淫威，不敢在外交上承認達賴政府，但它很可能是史上存在最久、也最有影響力的流亡政府，和世界各國保持文化和宗教上的聯繫。對於西藏前途的主張，達賴政府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調整。冷戰時代訴求西藏獨立；但當中國勢力越來越強，達賴政府也不得不調整訴求，要求西藏「實質自治」，並希望能與北京對話。不過流亡政府內部也存在路線上的歧異，主張西藏獨立的一派仍具有一定影響力。 然而，即使是折衷版的自治，北京也悍然不理，除了不斷抹黑達賴喇嘛之外，也持續進行強硬的「西藏漢化」政策，大量移殖漢人，施行經濟殖民、壓抑藏族文化與信仰。據流亡政府統計，到1970年代末，至少有120萬西藏人非正常死亡，6千多座西藏寺院被摧毀。就連維繫全球環境平衡的生態體系與自然資源，也受到破壞掠奪。 根據〈2016年西藏人權狀況年度報告〉，標題就是「西藏是一座巨大的監獄」。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言論自由、隱私權、宗教信仰和集會自由嚴格控制，中國政府以打擊恐怖主義、保障網路安全、國家安全等理由，起訴那些在西藏和平表達意見或分享訊息的人。 其實，藏人的310就跟台灣的228一樣，都是為了抵抗外來政權高壓統治的反抗及起義。每年310前夕，全球各地都有許多聲援支持西藏人權的社群舉辦活動，呼籲大家持續關注西藏境內的人權問題。

    李喬自稱「五陰階自耕農」。圖／彭瑞金提供   「陰」字在字典裡，有太陽照不到的地方，柔性的、幽暗的、女性的等意思，李喬1934年出生於苗栗大湖番仔林，父親李木芳是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上有名字的苗栗大湖農組事件的領導人；是日治時期多次進出「牢獄」的異議份子。「番仔林」顧名思義是偏鄉的偏鄉，與原住民搶食，肯定是艱困生活的所在。李喬從身世到家世都隱喻有「太陽照不到的地方」之意。 自稱「五陰階自耕農」 李喬自稱「五陰階自耕農」，是指他出生於客家族群，客家在台灣是弱勢族群，此一「陰」也。他畢業於新竹師範學校普通科，等於高中學歷，擔任小學教師，再經由檢定考試，由國小、初中而以高職教師結束職業生涯，在「博士滿街是的時代，他屬於學歷、職業上的弱勢，此二「陰」也。他父母這一代住在窮鄉偏壤，是無產的佃戶，他少年時代是戰爭時期，他終身教職，與發財絕緣，在財務上屬於經濟弱勢的窮人，此三「陰」也。 社會上他主張改革，政治上他屬於「反動者的旁支」；不是「主流」，是社會、政治「權力者」之外的弱勢，此四「陰」也。在文學上，他說自己是Feminism，站在弱勢者立場發言，屬於陰性書寫，此「五」陰也。李喬既是天生的弱勢，也是後天的弱勢，但先天的弱勢是被選擇的，而後天的弱勢，則是自己的選擇。李喬身在弱勢，也選擇和弱勢站在同一陣線。 李喬不曾擁有田地，何來「自耕農」之稱？其實李喬耕的是心田，耕種的文學、文化的園地。「五陰階自耕農」是從絕對的弱勢出發，卻可以自主地耕耘自己的文學園地來。李喬所以如此自稱，想必是回顧自己一生的文學路，可以從一片蒼茫中耕種出來滿山滿野的莊稼，有不易的心酸，也有滿滿的得意，很多都是自己的始料不及。 李喬成長的番仔林世界和他童年、少年成長的年代，是充滿貧窮、飢餓、疾病，甚至是死亡陷阱的時代和環境，一不留神即可能讓生命灰飛煙滅。李喬和他的父母、兄妹能從那樣的困局險境活下來，已是天幸，還能夠將這樣的生命劫難化為文學的母源，當然是意外的意外。 化悲苦為生命前進的能量 四十年前，我寫的第一篇李喬的評論是〈悲苦大地泉甘土香〉，認為李喬是從番仔林出發，他從自己、家人以及番仔林人如何走過生命劫難的「故事」中去思考的價值和意義，去探索生命的本質。放眼他生存周邊的番仔林人，能夠和他一樣經由讀書、考試，走出番仔林去任公職、教師的，恐怕是鳳毛麟角，多數的番仔林人，恐怕一生都難逃那命運的鎖鏈。 李喬從25、6歲開始寫作，差不多20年的時間都以各種不同形式的短篇小說創作為主。這些作品，包括少數的長篇小說《痛苦的符號》，反覆探索的，就是像似無解的生命議題。李喬身邊的番仔林人是他探索生命的樣本，他從他們身上發現，生命的痛苦是無可逃避的，只有吃下、吞下這些「痛苦」，才能轉化為生命前進的能量。所以他說，生命就是痛苦的符號，而且，人——特別是不幸、痛苦的人得從這樣的立基上去救贖，發揚生命的能量，自贖也贖人。 番仔林是李喬的文學原鄉，番仔林人則是他看到的生命原型，兩者共同造就了李喬早期的文學。2000年，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李喬短篇小說全集》，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1980年以前完成的作品，代表他在錘鍊「生命」時期的作品。 創作《寒夜》三部曲 1970年代後期起，李喬投入《寒夜》三部曲的創作。那是他將錘鍊過的文學「生命」和台灣人的命運、歷史、大地結合奏響的文學樂章。從客家族群的開墾史寫到台灣人的命運。 從《寒夜三部曲》開始，李喬的小說開始探索台灣人的命運，《寒夜》的男主角「劉阿漢」是孤兒、是羅漢腳，「葉燈妹」是棄嬰、是花屯女，他們的結合、組成家庭，繁衍後代，有著強烈的「台灣人」族群認同的暗示性、啟發性。他們是完全沒有父母、親人依靠的純正孤兒，他們所以能建立自己的家庭，完全靠「自力」、「自立」，但他們活得一點都不哀怨。 阿漢在成家之前，當隘勇，燈妹在彭家當花屯女，他們因番仔林人開墾的需要湊成夫妻，也因為番仔林的開墾計畫失敗，他們被棄置在番仔林，成為貧無立錐的「孤家」。但阿漢卻追隨岳父彭阿強的足跡成為1920年代農民運動的要角，領導苗栗大湖的農民組合，成為農民領袖，也為農民運動犧牲生命，燈妹無力阻止丈夫出去打天下，卻獨力將家撐起來，以勞力、以向地主租地耕種，養活一群子女。她不但「被迫」成為阿漢及兒子明鼎參與、投身農民運動的後盾，更成為整個家庭的支柱。 戰爭時期物資缺乏，年輕被徵召參戰，阿漢已經屢遭日人拘禁、拷打而去世，貧鄉困壤的番仔林宛如人間煉獄，已經進階為阿漢婆的燈妹，她的處世態度和人生智慧，有如身處煉獄中人的一盞明燈，已是番仔林人最大的精神依靠。劉阿漢、葉燈妹的生命故事，讓那些動不動就要找尋「父祖」才活得下去的人汗顏，也讓那些只望天空不看土地的人活得羞愧。 停止望鄉的高山鱒 李喬以「高山鱒」暗示台灣漢裔移民的鱒魚思考，總認為年年歲洄游父祖之鄉是常道、常理，卻不思考孕育自己生命的這裡的山川大地，既遭「陸封」——地殼變動，為何不學學台灣的高山鱒魚，就在台灣高山河流裡繁衍子孫後代，幾代人過去了，難道不能停止那望鄉的想望？ 李喬是小說家，但他強烈的文化論述卻絕不亞於他對小說創作的熱忱。《寒夜》裡的「論述」，讓他從個我生命意義的錘鍊提昇到國族認同的境地。寫完《寒夜三部曲》，他寫《情天無恨——白蛇新傳》、寫《藍彩霞的春天》，同時也在寫《台灣人的醜陋面》。顯然他對「認同」的表達意猶未竟。 《晴天無恨》試圖從文化概念上把受到醬缸文化綑綁的台灣人傳統思維解放出來，揭開法統、道統說的虛妄。一般人大都不解李喬講台灣何以扯及《白蛇傳》，除了《白蛇傳》家喻戶曉之外，《白蛇傳》也是不思、不考，因循苟且閱讀的最佳範例。「自是」的「法統」、「道統」，總是把別人打成「妖」、「魔」、「怪」、「邪」，這和是台灣人為「番」的文化，豈能看得見真妖、真魔？又怎能看清自己？ 《藍彩霞的──春天》──台灣的妓女文化 也許李喬認為《晴天無恨》的論述曲高和寡，於是就更進一步用台灣的妓女文化來論述，而寫了《藍彩霞的春天》。這個故事是說，透過「組織」，「組織犯罪」，逼良為娼，然後鄙夷、賤視、奴役、詆毀「娼民」。和《白蛇新傳》比起來，只是白話版和文言文版的差異，罪魁禍首都是後面的「道」與「法」。他同時在指陳的「台灣人的醜陋面」，其實也是指引台灣人走出這種文化醬缸陰謀的一條光明道路。 創作者跳出來「論述」，對創作者是一種折損，若不是有感於社會的冥頑，作者肯定不會出此下策。李喬更完整的文化論述，還有《文化、台灣文化、新國家》（春暉）及《李喬文學文化論集》（一）、（二）（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繼《寒夜》以後，他投注最深的作品是《埋冤 一九四七 埋冤》，是一部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歷史小說。李喬自認為小說一旦涉入歷史便難以拔足奔跑，他前後大約花了十年左右的功夫才完成這部鉅作，大概就是因為歷史的糾結吧！書題的第一句「埋冤」，埋是形容詞，指被掩埋的歷史冤屈。 在二二八仍然被視為嚴重禁忌的時代，李喬下了極大的功夫去查證這段史實，也對二二八事件相關的人地事物做了鉅細靡遺的訪查，結果他雖然再度陷入歷史糾結，他仍然寫下了這部震撼人心的鉅著。上半部可說是他的忠實紀錄，甚至還有註釋，註釋這段相關人事的背景，或受訪者的受訪時、地，雖然明知這樣的「作法」能導致非議，他仍然說，他不敢不把這些史料以最忠實的手法把它呈現出來，雖這樣會大大擠壓了小說創作虛構的空間。我相信寫作《埋冤》對李喬本人、對眾多的讀者，都是可能撕肝裂膽的震撼教育。 撕肝裂膽的震撼教育 《埋冤》的下半部是虛構，但也有可以對號入座的真實人物。這裡的「埋」字就是動詞了，意謂者台灣人經過近50年（此書初版於1995年）的沉冤未雪之後，應該「自力」從歷史的冤誤中走出來，書中人物林志天、葉貞子，分別代表走出二二八的兩種類型，到底誰真正走了出來，以什麼走出來，就留待讀者自己去查考了。 2016年9月，中正大學舉辦了李喬文學學術研討會，副題是研討李喬70歲以後的文學作品，是年李喬83歲。70歲以後的李喬寫有劇本《情歸大地》、論述《我的心靈簡史》、小說《咒之環》、《V與身體》、《散靈堂傳奇》（合稱幽情三部曲）、《情世界回到未來》、《亞洲物語》、《重逢——夢裡的人》，散文《草木恩情》等不下二百萬字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產量驚人，速度驚人，尤其驚人的是，到了80歲，仍不改其一生寫作不斷翻新自己的特質。 李喬父子(李舒中)。 李喬與大女兒(李舒琴)及二女兒(李舒亭)。 高齡文學獎《V與身體》 他的《V與身體》以80歲高齡壓倒眾生獲得臺灣文學金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憑的就是他創新又前衛的技巧，70歲的作家還在火線上創作的並不罕見，過了70歲仍不斷翻新自己才是稀奇。 70歲的李喬，不僅在小說創作和文學文化論述的場域持續奔馳，更跨足傳播、社會、政治運動，主持電視節目，改編或創作劇本，其實，70歲以後的李喬最明顯的「變化」是，他從思考的文學文化人變成行動的文化人。從較早的參加「建國黨」到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地方後援會會長，出任國策顧問⋯⋯，李喬已經把自己改造成文學行動人。 他在進入21世紀前後——其時尚未達70歲的改變，未必是自覺的，只是照著他文學人的理念行，自自由由地走出去，一步一步深入各種漩渦裡面去。他不承認自己是對政治有野心的人。也正因為他真的沒有政治的慾望，雖然進入「漩渦」卻能保持清醒，走得出來。我認為，他的《重逢——夢裡的人》，是他沈迷文學又走出文學的見證，而「幽情三部曲」則是他掉進政治、社會運動漩渦之後的「覺書」。 文學行動人的《幽情三部曲》 我從「幽情三部曲」看到，按著《咒之環》、《V與身體》、《散靈堂傳奇》的發表順序，李喬對當代社運、政治人物的失望、嫌惡⋯⋯逐「部」降溫，激動、憤怒、絕望過後，我覺得《散靈堂傳奇》代表李喬對台灣社會仍然有其不能截斷的終極懸念，原因正在這裡。《咒之環》不是李喬下的詛咒，而是看到台灣人從分類械鬥遺傳下如環的命運詛咒，不斷地複製在台灣的政治上，難免令人絕望。《V與身體》則借喻台灣戰後菁英的自我毀壞。在大地招魂——《散靈堂傳奇》或許可以讓台灣人看到一線生機、希望。 在大地招魂——《散靈堂傳奇》或許可以讓台灣人看到一線生機、希望。 無疑地，70歲以後的李喬，是他進入當世紅塵之後的省思，也是李喬文學邁向終極之路。年輕時候的李喬，極端看重「生命」，他在苦苦尋思生命脫苦求甘之通，但當他以更寬大的眾生視野去看生命時，他認為眾生不得救，個人亦不能得救，他把「台灣」何去何從的十字架綁在自己的文學裡，最終則是脫下皮鞋、捲起褲管走向社會改革的行列，將文學的理念化為行動。 李喬也不是把文學當工具論的作家，但他每一階段的文學，都和他每一階段的生命省思，連結在一起，也可說他是透過創作去尋思、釐清他各個生命階段的課題。但70歲以後的李喬，文學表現方式比較不一樣，他已經脫離生命的漩渦或風暴，自然有沉澱之後的清明。或許他已經完全了然生命的意志固然靠鍛鍊去改變，族群、家國何去何從又豈是依得了個人意向？因此，他在近作《亞洲物語》中，不再只是台灣觀點，也許放眼亞洲、放眼世界，更能看清楚一切。誠如他在《亞洲物語》的「前言」中所言：「台灣所在的亞洲，亞洲裡的台灣，台灣的東鄰西舍；波濤洶湧的亞洲海域，風沙煙霾⋯⋯很絕望，但我不能絕情⋯⋯於是一縷非來自感情意志的動力萌生；要寫一部涵蓋亞洲，一種期待或憑弔⋯⋯」一種五陰階作家捨不下的懸念。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台灣跟南韓在佈署薩德飛彈態度不同，關鍵在於首爾把北韓當作敵人，而馮世寬等大中國心態的人，像馬英九們一樣，不把獨裁專制國家當敵國，這才是問題！圖／[email protected] (CC BY 2.0)   南韓與台灣有很多相同，都是民主國家，都經過威權統治，都面臨外部的威脅： 南韓面對共產北韓的飛彈威脅，台灣面對共產中國的飛彈威脅。 但對威脅的應對方式和國內反應，韓國與台灣卻明顯有不同，它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執政黨有不同。南韓政府面對北韓的威脅，毅然決定部署美國提供的薩德飛彈防禦系統。朴槿惠總統在個人執政危機（要被彈劾）的政情下，也沒有就此讓步妥協，而是堅定與美國合作，即使遭北韓杯葛、中國強烈反對，也毫不動搖。南韓的薩德飛彈系統最近就部署，七月完成。由此使南韓的飛彈攔截和監測能力達到新高度。 與南韓相比，台灣則是另一幅景像。還沒等美國開口，民進黨政府的國防部長馮世寬就對薩德飛彈說「No」。馮世寬說，中美兩大國要交戰，台灣「不要涉入這些戰爭，台灣應該為自己的主權而戰，絕對不是去幫其它的國家作戰。」意思是台灣要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中共用一千五百枚飛彈瞄準台灣，明擺著是台灣的敵國。而且美國有明確保衛台灣的法律，如果中美開戰，一定是因為美國要保衛台灣，要保護台灣的主權！在這種現狀下，台灣的國防部長卻說，在中美交戰之際要保持中立。如此言論出自台灣的任何政客，他都把自己劃入美台的敵對面，而出自台灣國防部長，簡直是令人震驚的神經錯亂！說他價值顛倒、不懂是非，都是過於客氣了！ 馮世寬們辯解說，中共威脅台灣的是短程飛彈，所以不需部署對付長程飛彈的薩德。但南韓距北韓更近（接壤），為什麼南韓要部署薩德？就是把背後隱藏的長程飛彈也計劃在內。馮世寬們怎麼知道中共沒有對付台灣的長程飛彈？ 台灣跟南韓的這種不同，關鍵是心態不同：首爾把北韓當作敵人，而馮世寬等大中國心態的人，像馬英九們一樣，不把獨裁專制國家當敵國，這才是問題！ 第二，在野黨不同。南韓兩黨政治鬥爭也非常激烈，在野黨抓住朴槿惠閨蜜事件，逼她下台，甚至動用彈劾。但在野黨卻沒有在部署薩德一事上刁難朴槿惠，而是把南韓的國家安全利益置於政黨紛爭之上。雖有幾個要參選總統的在野黨人士反對部署薩德，煽動民粹，但並沒有獲得很多人支持。在南韓，支持部署薩德飛彈的民眾高達70%。 而台灣則不同，在野的國民黨顯然不贊成部署薩德，所以才有國民黨立委就此質詢國防部長，就是要他說「NO」，要讓他公開表態拒絕薩德。台灣的軍事防御薄弱，對岸共產黨的軍事威脅才有效。在國民黨的小算盤裡，就是要利用中共威脅來遏阻台獨。所以在要不要部署薩德上，國民黨仍是跟共產黨「兩岸一家親」。外敵不可怕，內賊才更危險。中國國民黨是令台灣安全無法保證的最大因素之一。 第三，媒體傾向不同。台灣的親國民黨媒體，熱衷渲染南韓部署薩德飛彈遭到中國的報復懲罰、有多大損失等等，等於幫助中共宣傳，威脅台灣內部支持部署薩德的聲音。而在南韓，主流媒體基本都是支持部署薩德，因為他們更看重國家安全和主權，而不是去跟獨裁北韓「一家親」。 第四，公司學校做法不同。在南韓，給部署薩德飛彈提供用地的樂天公司，在中國有巨額投資；他們在遭到中方威脅之際，沒有屈服，堅持支持本國部署薩德，堅持提供土地。樂天是南韓第五大企業，從1994年就進入中國投資，在食品、旅遊、石化、建築、製造、金融、服務業等有龐大的投資，總投資額超過100億美元，涵蓋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的24個。樂天在中國的超市連鎖店就有150個，銷售額800億元。在北方重鎮沈陽，樂天正在建構公園商業中心，投資三兆韓元。自從樂天同意提供土地給軍方部署薩德，中共媒體煽動抵制樂天，至今已有10家店面關閉，預計後年建成開業的沈陽商業中心項目也被迫停工。但樂天至今仍是不屈服、不後退。樂天集團董事會的決定，得到了韓國人民的讚賞與支持！ 但在台灣，更是不同景像。不要說大公司的頭目們紛紛到中國叩頭、以得到獨裁者接見為榮（郭台銘甚至炫耀跟專制者握手多少秒！），就連教育領域也不能倖免。最近媒體報導，台灣居然有多達30%的大學（公立私立都算上）為了能從中國招收學生，竟然屈從中方要求，簽署《一中承諾書》，承諾不讓中國學生接觸「敏感的政治內容」，例如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等等觀念。民主國家的大學，如此踐踏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實在令人吃驚。在這三成學府中，甚至包括台灣大學、世新大學等名校。台大在五十年代傅斯年做校長時就定下三條校訓：自由，自主，學術獨立。但現在的台大校長楊泮池不僅違背這種傳統，事發後居然還敢聯署聲明為自己的醜行辯護，說跟中國簽這種承諾書，是為了台灣的大學走向世界，與全球接軌——中國專制政權居然成了「全球」！堂堂台大校長，鬧出如此連最基本底線、常識、邏輯都沒有的荒唐劇，實在是台灣的悲哀。 南韓樂天集團是個企業，按說他們才更應該考慮利潤、投資回收等等，但他們面對中共的打壓，面對巨額的商業損失，卻不屈服，把自己國家的安全置於商業利益之上。而台灣最高學府的台大，更有多達三成的大學（校長們），竟然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學費錢），向中方下跪，簽署那種嚴重損害台灣教育的一中承諾書，實在是台灣教育界的恥辱！事實是，台大作為知名公立大學，每年獲得台灣教育部補助資金29億元，楊泮池們不缺錢，他們缺的是基本的道德良知，更妄談捍衛自由與尊嚴！ 從執政黨、在野黨、媒體，以及公司學校這四個方面就可看出，當今的南韓與台灣，朝野兩方面，都有巨大的不同。台灣所以出現這種種怪現像，跟國民黨長達六十年的黨國統治的後遺症有直接關係。台灣不僅群體主義遺毒嚴重，而且相當一大批人，寧肯接受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專制思維，也不要自由、獨立、有尊嚴的台灣。由此看來，台灣的轉移正義，還有很長、很艱難的路要走。

  世界棒球經典賽是一場美國資本主義的實境秀，創辦目的在於告訴大家，美國大聯盟（MLB）才是棒球界的老大，也告訴大家如何把棒球賽玩得有趣又吸引人。 既然是場商業秀，台灣與南韓兩個Ａ段班的棒球強圈爆出冷門出局，不正符合高潮迭起、萬象百出的行銷法則？再說以色列能連克三強，從醜小鴨變天鵝，不正暗合了好萊塢電影的不敗法則「小兵立大功」。 可惜國人仍舊停留在只准贏不准輸的思考。平心而論，大多數的人都只是出一張嘴！有多少人在棒球運動中出力出錢協助過？ 我們反而該問的是，為什麼以色列與荷蘭沒有職棒隊，卻能有這麼優秀的大聯盟棒球選手？為什麼其他國家能打大聯盟的選手不斷增加，我們卻越來越少？到底我們的選手訓練出了甚麼問題？還是國家原本就沒有適當的把資源用在棒球運動上？ 台灣人常自豪棒球是國球，但捫心自問，有多少人真的把棒球當回事？ 如果不思考如何建全棒球產業，那麼，台灣的棒球國際成績永遠就跟打擺子一樣，好壞不定。 （作者為台北市民）

  前新竹縣政府專員朱承濬，上班開小差，去算命、看佛龕、訪朋友，快活逍遙，「能混就混」。 他連區區四百元差旅費也不放過，詐領入袋，「能撈就撈」。 藍營大老陳庚金在國民黨內鼓勵公務員「能混就混，能撈就撈」，人家朱承濬幾年前就實踐篤行。只能說，陳庚金不愧當過人事行政局長，果然深知打混的秘密，兩人足堪惺惺相惜。 話說回來，蔡政府再不上緊螺絲，可預見還有害群之馬致力於「拖垮政府」。 不肖公務員吃定國家，勞工卻只能自食其力，因為不做就沒飯吃。 台北市有一位七旬林姓阿嬤，努力賣牛肉麵，幾十年來養活一家，活得辛苦而坦蕩。 只恨詐騙集團太囂張，昨天驚聞林阿嬤被騙走一千六百萬，畢生積蓄化烏有，人生必須從頭來，但她青春不再，還能有幾個十載？ 賣麵嬤一生努力，不混不撈，不該得到這種無良回報，政府打詐工作須更牢靠，別讓人民財富不保。 努力未必成功，不努力一定失敗；但努力的同時，方法也很重要。 有個小孩努力把小磁鐵緊貼大磁鐵，想讓它吸住，但只要一鬆手，小磁鐵就彈開；儘管他很努力，卻老是失敗。 直到他弄懂「異極相吸」的道理，才成功使兩枚磁鐵相吸。 國與國就像磁鐵：異極才能相吸。 一味逼迫對方必須與己同極，只會造成排斥。 在台灣，台獨是選項，也是主流。於中國，台獨卻是異極。 中國仇視台獨，不容異極，結果只會與台灣主流民意背道而馳，這是要如何相互吸引？ 張志軍身為國台辦主任，志在統一，目標應該是使兩岸像磁鐵般「異極相吸」，進而牢牢結合。 但他卻說「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此話不容異極，只會使台灣彈開，使兩岸漸行漸遠，與其目標相違。 如果不懂方法，就算再努力也沒有用，張志軍沒有搞懂這個道理，因而像玩磁鐵的小孩，一再失敗。 （莊榮宏）

  中國人大及政協的每年例會正在北京舉行，「兩會」以橡皮圖章著稱，只能例行公事地批准黨國當局的重要決定。不過，從各式各樣的報告及講話中，外界仍可窺知這個一黨專政國家的若干樣貌。對飽受中國併吞威脅的台灣來說，中國逐年躍增的國防預算今年突破人民幣一兆元，約我國的十四．三五倍，是值得關切的焦點之一。 中國繼續耀武揚威之際，最近東亞情勢的發展，增添我國的戒心。本週一，北韓向日本海發射四枚中程彈道飛彈，宣稱以駐日美軍基地為目標，顯示它正朝射程涵蓋美國的洲際彈道飛彈和核武發展道路邁進。本週二，美國開始在南韓部署戰區高空防禦系統（THAAD）或通稱薩德，四月服役。 在此之前，中國對南韓部署薩德反應強烈，並採取報復行動。中國把矛頭指向提供土地建構薩德的南韓樂天集團，它在中國零售商場有二十多家遭勒令停業。同時，中國還祭出「限韓令」，下令旅遊業者停止赴韓旅遊，拒絕韓方包機航班申請，取消韓國演藝活動，民間也出現抵制韓貨及砸店等行動。所有這些，中國外長王毅宣稱，因為「薩德的監視和早期預警半徑遠遠超出朝鮮半島範圍，危及中國的戰略安全」。他提議「雙暫停」︰以美韓停止進行中的聯合軍演，換取北韓中止飛彈發射及核武發展；但旋遭美韓拒絕。 國際輿論對「限韓令」或「雙暫停」大都不以為然。從常識看，北韓的飛彈核武危及南韓與美日，中國並未面臨同一威脅，南韓部署防禦系統的薩德，純屬自衛。另一方面，做為北韓唯一重要經濟和安全夥伴，中國有節制北韓的絕對實力；有如北韓前駐英國公使太永浩所強調，只要封鎖邊境，停止貿易，「中國三年就能讓金正恩垮台」。 中國不此之圖，以經濟手段壓迫南韓，並非只搞錯對象，而是別有所圖，亦即繼續以北韓為籌碼，取得向美國討價還價的利益。一如世人所見，中國從二○○三年起曾主辦六方會談，邀兩韓及美日俄等國協商北韓核武問題，但六年後因北韓退出而以失敗收場。不過，美國期待透過中國節制北韓的幻想未醒，軟弱的歐巴馬更以「戰略性忍耐」（strategic patience）自我感覺良好，以致北韓趁機坐大，中國也利用歐巴馬「寄希望於中國」的幻想及軟弱而在南海擴張等爭議得寸進尺，川普政府不能再犯這一重大錯誤。 旁觀「薩德事件」，令人不能不心生警惕。首先，薩德是攔截中短程戰術飛彈的末端防禦系統，屬自衛而非攻擊性軍備，且旨在防禦北韓或有的攻擊，並非針對中國；中國反應幾近歇斯底里，只能有自己的戰略安全考量，不容南韓有正當防衛舉措，霸凌南韓的霸權心態昭然若揭。其次，南韓與中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朴槿惠一年半前還以總統身分參加中國九三閱兵，如今中國對待南韓翻臉如翻書，難怪周邊國家對中國武力崛起，惶惑不安。 然而，南韓朝野面對中國無理取鬧，表現可圈可點。在政界，儘管內有閨密門政治亂局，各政黨齊力對外，同聲譴責中國打壓；自由韓國黨黨魁鄭宇澤的話最經典︰中國是G20成員國，做法卻「低級且傲慢」。主要大報或主張減低經濟依賴以阻止中國蠻橫，屈服只會讓南韓自取其辱，要中國適可而止。南韓政界及媒體在面對中國霸凌的齊心一志，是正常國家社會通例，也是台灣所欠缺。 「薩德事件」也引發我國是否部署這一防禦系統的討論。國防部長馮世寬不支持，以免涉入他國紛爭；國安局長彭勝竹強調，只要維護國家安全措施，他都支持。就此假設性問題而言，國安局長顯然較國防部長回應得體。至於中國有退將揚言，「如果美國在台灣部署薩德系統，就是解放台灣之時」；達賴喇嘛接受美國HBO訪問，對是否擔心中國指定其繼承人的回話，最宜借用於此。達賴說︰「這是愚蠢的行為之一；短視，沒有正確使用大腦，是有害的」；「我們的大腦有認知常識的能力，但中國的強硬派缺少這一部分大腦」；「他們想要什麼，想說什麼，那是他們的觀點…我只覺得好笑」。

中華隊昨以5比6不敵荷蘭，但拚戰精神令人動容。趙文彬首爾傳真        賴主信／自由業 1. 內鬥內耗國際看笑話無所謂？錢放到口袋賺到就好！信用破壞就很臭很爛沒用。 2. 每個人都自以為比別人強，從80、84代表隊人幾乎都當國國際總教練就是帶不出成績或訓練不出好選手來？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有智慧。 3. 永遠不願承認自己訓練教學比國外差？每次比賽都要靠旅外球員？不如像以色列加盟MLB,省成本，效果好，懂得與最強結盟！人要趁早學失敗，才是最低成本與接近成功。 4. 所謂專家評論者永遠都是在說大話，講錯也不承認，只要說好聽就行？打假球也可以播報像真的一樣？自己眼見為憑，不要隨便相信不負責任人。 5. 政府無能對球員妥善照顧，比賽完，生活靠自己，官員拍照消費完就沒利用價值？肥蟲貪污協會當沒事發生，大家罵一罵過陣子就沒事！真理永遠勝於一切，人要懂得選擇跟集中。 6. 永遠都是在炒短線，不想解決問題！基層球隊分配不均，沒人在乎，只要有錢就可以把好手挖來！管你之前教你是誰？基礎永遠是最重要，樹根爛果實會好？ 7. 真正好手出頭難，只要你有名氣就算實力退化也是優先考量代表人選，管你在小聯盟打拼幾年都不算有經驗，真正大比賽就佔名額不敢拿出來用，潘威Ｘ、羅國Ｘ（賴鴻誠、陳品捷比較），以前打好幾屆黃Ｘ義，經驗豐富跟實際表現？！人喜歡憑自己喜惡做事，難看到自己盲點，多聽，多觀察，多換位思考才能看清事情。 8. 從官員，教練，球員永遠沒有面對事實的勇氣，看別人進步，自己打不好，只覺自己運氣差而已，不覺得要改善學習什麼？台灣自己打的好就好了！管那麼多幹嘛？當面責備，勝過背後愛情，隱藏事沒有不顯露。 9. 永遠當在消費台灣人民，打強度比賽，別人都是找職業強隊比賽練習，只有台灣喜歡跑澳洲那麼遠那麼浪費錢搞那麼累找弱隊打增加信心？明知比賽地區天氣冷，你跑最熱地方？人工草皮，到國外小草地打？日職有24隊不會找？二軍也很多隊？反正錢不用自己出？老百姓買單嘛！智慧之子以智慧行事，不以個人主觀認定。 10. 號稱國球，永遠只有三、四流場地，蓋巨蛋不能打棒球。官商勾結，老子有錢都會沒事。法院判最後一定沒事？你會不會被整肅，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樣？老百姓永遠是白痴低能被耍消費好玩？不要太在意。歷史不斷重複人的無知貪腐造成結果？不用再舉例大家都知道很多故事！ 只能為國祈禱吧！大家醒過來吧！

  棒球國際賽事輸球，足球也問題一堆，台灣的體育問題何在？ 運動應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特別是球類，如果成為大眾的關注焦點，甚至是消費項目，成為一項產業，我們的國球，甚至其他球類，應該會更興盛。 去年學校的英語替代役男本來在美國工作，特地回國服役。其在美國擔任俱樂部或度假中心的網球指導教練。美國人的生活型態，各式體育活動都是他們生活休閒的重心。替代役男有心，本想留在台灣，但實在沒有資源以及工作機會，可提供他這樣的人才落腳。後來他失望地回美國，還好遇到一位終身伴侶。 球類運動如果只是比賽，參與的人口有限，如果成為大家的習慣，以度假、休閒的方式發展，球員的出路會更好，整體的運動風氣也會興盛。 最好從學校體育教學開始，目前困難是教練數不夠。雖然學校有體育老師，但也並非樣樣通，只能指導基本動作。再說教育部的專任教練，往往只發給鐘點費，每月待遇大約只有三萬元。每位專任教練，都具有國際賽事經驗，但卻無法將他們的專長普及於學校。如果能從教育開始，讓學生的體育課，成為各項球類興趣培養的基礎，將來長大才有機會成為生活的內容，進而願意在這方面消費，包括接受教練指導、購買球具、成為俱樂部會員等。 目前台灣中小學的體育項目，大多採行重點項目栽培。每所學校只能選擇特定幾項運動，犧牲或疏忽了整體體育項目的教學，對於整體運動風氣的提升幫助不大。體育教學應該也要建立人力庫，妥善運用各項專長的師資，培養學生從小養成運動技能與風氣。國人整體的運動風氣，才能帶動運動產業，運動選手出路更好，生活型態也會改變。從這方面來看，僅培養部分學生成為選手，跟指導所有學生習得運動技能其實一樣重要。 （作者為水里國中校長）

彭明敏教授出書，是台灣人的喜訊。 十三年前我出版文集《李筱峰專欄》，彭明敏教授為我寫序，開頭就說：「李筱峰教授出書，是台灣人的喜訊。」我愧不敢當！現在我迫不及待地想借彭教授的句型，告訴大家：「彭明敏教授出書，才是台灣人的喜訊！」 彭教授最近出版一本文集《寫給台灣的備忘錄》，收錄彭教授自一九九二年結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台的首次演講、一九九六年他參選總統的電視政見發表會等數場演講內容，以及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撰寫至今的八十九篇時評政論。 五十三年前彭教授與謝聰敏、魏廷朝兩位學生共同草擬〈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指出「一中一台」的事實，呼籲台灣人民應在左翼的中共政權與右翼的國民黨法西斯政權之間走出自己的路，他們的諤諤直言，換來牢獄之災。彭教授流亡海外的二十多年，依然為台灣疲於奔命。回台後，鬥志不減當年，繼續奔走呼號。我讀了《寫給台灣的備忘錄》，再回想當年的自救宣言，感受到彭教授理念一以貫之，意志持續不輟，精神始終如一，十足知識份子本色！這些語重心長的評論，不僅見證台灣的政治社會，更是提醒當下台灣人（尤其是主政者）把握方向的暮鼓晨鐘。 許多政壇大老的文章，往往都由秘書助理代筆。以彭教授的年代和輩份，我看到他的文章如此流暢洗練，以為是秘書執筆，問了他的秘書吳慧蘭小姐，始知每篇評論文章都是他親筆所寫，太令人驚嘆了！ 試舉一段他的文字來欣賞：「外交官常夾在真相、人情和外交之間，進退兩難，難以兼顧，只要絞盡腦汁，舞文弄墨，拐彎抹角，模稜兩可，若是若非…」讀來痛快淋漓！ 彭教授行文生動有趣，用字遣詞極富創造性。信手拈來列舉數句來欣賞：挖苦中國官員時，他說：「要聽中國高官講話，須有象腳一般大條且強韌的神經。」挖苦親中仇日的馬英九時，他說：「對日不惜一戰，對中不惜一縮」；對藍營諂媚中國的「貓熊統戰」，彭教授揶揄說：「貓熊運入台灣，沿路『國旗』都收藏起來，怕二隻國際寵物看了會不開心」。 彭教授亦善於譬喻，例如中國歇斯底里喊「一個中國」，彭教授說這絕非「野狗狂吼虛影」，而是「叫喊『一個中國』時，後面都有隱藏著或公然帶著一條尾巴，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條尾巴才是它真正要的。」 彭教授看到長者塞紅包捐錢支持小英，他這樣形容：「由老輩看來，好像愛女即將冒險遠行，以紅包祈願一路順風。」 彭教授對小英期待殷切，以下這句話原本是講給馬英九聽，我認為此時送給小英更適合：「我們需要的領導者是敢明確說出我們的國家在哪裡？是何種國家？並坦白說明我們處於何種困境，敢率直要求國民作何種奉獻和犧牲」！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軍公教聯盟強力反對年金改革，原來不但年金不合理，連繳稅也有差別待遇，月退俸的免稅額估算高達近百萬，但受薪階級總免稅額卻只有30萬元左右，如此不合理，怎叫納稅人吞下？（圖為軍公教聯盟抗議年金改革，民報資料照） 日前財政部長許虞哲在立法院財委會，「允諾」5月會在稅改時調高綜合所得稅之「薪資特別扣除額」，估計有539萬受薪族可因而受惠。言下之意，財政部大發慈悲，要扮聖誕老公公的角色，給受薪族送禮物來了，如此「施德政」的古代皇朝心態和作風，令人厭惡。 來看看財政部避談的月領退休年金之綜所稅月俸免稅額，今年已高達78萬1千元，也就是得領超過78.1萬才繳稅，而且還可以加上8.8萬免稅額與9萬的標準扣除額，等於有95.9萬的免稅額。而在職的受薪族薪資免稅額僅8.8萬，若加上標準扣除額9萬、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12.8萬元，免稅總額也只有30.6萬元，與月退俸免稅額兩者差距47萬5千元之鉅，前者更為後者的2倍有餘，凸顯重退休軍公教而輕現在之受薪者，天差地別。 依照所得税法於1998年初次訂定對於領月退俸者，免稅額為65萬元，以後隨物價指數調整。至三年前已調高至75萬8千元，今年俸金扣除額再次調高為為78萬1千元（明年申報適用）。依此，再加免稅額丶利息扣除額及標準扣除額等，九成以上（約年收入120萬以下者）退休軍公教領月退俸者是免稅的，但一般在職受薪族（假設少利息收入）則要繳納約七丶八萬元的綜所稅，如是同戶夫婦雙薪，更要達廿萬之多。即使同是軍公教職，退休者多免稅，在職者高稅，也難怪台灣軍公教退休年齡較外國偏低，所得稅制「鼓勵退休」亦有大影響。 政府給領月退俸者高免稅額，但對一般在職者之「薪資扣除額」則錙銖必較，自訂定迄今，多次「恩給」調整，迄今還是12萬8千元，每隔幾年因物價上漲須調整扣除額，卻一副「恩從己出」的德政心態，大肆宣傳每增1千元扣除額，政府就要「損失」2.7億元所得稅，但每年溢收上千億元，則視為政府課稅有效能之理所當然而不談。殊不知所溢收者，其實含有大量因稅制不合理導致超徵者，例如免稅額丶薪資扣除額丶標準扣除額長期的偏低。而各項扣除額，基本上就是要隨物價而調整，如今財政部「壟斷」主動調整權，旣有扣除基礎原本就低，每次調整又像給小孩子糖吃的騙騙味覺，而有審查議決權的立委，以往國民黨長期占多數，缺乏自覺和制衡，又自棄主導權力來配合行政部門「共體時艱」，一心巴望財部「施德政」，糊塗璊頇至極，坐令受薪族擔起不符比例原則的綜所稅負擔，只因稽徵容易，就「軟土深掘」，其中薪資扣除額長期偏低，是關鍵所在。 薪資特別扣除額，為何退休領月俸者和在職者差距如此之大，且漸行漸遠，問題出在當初一系列軍公教年金設計的偏頗，一開始對領月退退俸者，訂一年65萬高免稅額，又隨物價指數調整，至今年已調高至78萬1千元，調整額度13萬1千元，光調整額就已超過在職者薪資扣除額12萬8千元之全部，這不是明顯本末倒置的笑話嗎？「高給微稅」也是年金不公的一環，而所得稅法審議權在立法院，立委們自己就可以處理，衡量綜合所得稅稅一年超徵千億元，其中近八成都集中在受薪族的負擔，所以一次調整個十萬元起跳，政府只不過「少徵」而非「多付」二百多億元，並不為過，還給眾多綜所稅「苦主」受薪族一點公道吧！ 但其中每逢要調扣除額，財政部門有一套行之長久似是而非的詭辯詞：「調高扣除額對於高收入者減稅金額較多，中低收入者較少，故不宜圖利高收入者」。噫！純是白賊欺騙之辭，因為減稅額名目上雖以高收入者較多，但相對的價值還是和中低收入者一樣，財政部門喜歡用「絕對數」當「相對數」來唬弄一般納稅義務人，而且有很多人誤信其詖詞，未來在綜合所得稅的審議上，財政部不免又故技重施，立委們可不要被騙啊！

    林水泉展示切腹時留下的橫切不規則刀疤。圖／陳婉真   台灣人因為揹著「中華民國」的殼，在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時任台獨聯盟主席鄭紹良，立刻發起一項「鎖鍊示威」，由台獨聯盟發動全世界20多處，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巴西等地的台灣人，同時在各特定地點把自己鎖住的「鎖鏈示威」，主場示威活動就在聯合國廣場，眾多台灣人用自備鐵鍊把自己鎖在聯合國廣場外圍的柱子上，曾經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卻改變不了台灣被逐出世界舞台的命運。 事隔34年的2005年2月15日，一位曾任台北市議員、曾被囚禁綠島10年的政治受難者林水泉，單槍匹馬跑到聯合國廣場切腹自殺，昏倒後被送到醫院救回一命，腹部留下一道橫切的傷痕。 為什麼要這麼做？「真簡單啊，我看很多台灣人，每年聯合國大會就組團去紐約說要加入聯合國，每年募款，這樣就能加入聯合國嗎？台灣要建國，沒有犧牲是不可能的，不能只有嚷嚷而已，要有人付出生命啊。」林水泉說。 今年剛滿80歲的林水泉，美麗島事件後不久就移居美國，最近返台，很想搬回來為台灣多做點事，又不好意思長住妹妹家，想在台北租屋，房東一聽到他的年齡就拒絕租給他，讓他深感無奈。 來自松山的林水泉，年輕時本想選里長，因年齡不足，剛好一位阿姨被倒帳，牽了一台吉普車回來抵債，那時又有市議員選舉，他就開著吉普車去大同區幫李福春助選，兩人成為好朋友，講起政治更是投合。李福春鼓勵他說：「你們松山的議員都是花瓶，你去找好一點的人幫他助選，或者自己出來。」林水泉自覺初商畢業的學歷不高，找了一位台大政治系畢業的親戚請他出馬被婉拒，因而有自己參選的打算。 1961年，台北市還是省轄市時代，林水泉以無黨籍身分披掛上陣，他的口才便給，政見發表會上對國民黨的大肆批判，讓台下他父親聽了直罵他：「夭壽死囝仔，你再罵下去一定被抓去關。」那次選舉他落選，同年4月6日果然被當成流氓抓到小琉球管訓1年8個月，沒有判決書，所以也沒有補償。 林水泉在省議員選舉時被以散布謠言拘留。圖／林水泉提供 林水泉的父親原本是以牽牛車為業，類似現在的貨運行，擁有10多台牛車；後來兼營碾米廠，松山一帶的警察局、學校、精神病院、兵仔營都是他家的客戶。他常目睹警察索回扣、上尉軍官偷拿糧票來換米；他大姐嫁到松山市場邊，去找大姐時，常看到在市場旁的饒河街擺攤的小販，不給「保護費」就被整，譬如把魚販押到派出所詢問一整天，任令擺在門外的魚貨在烈日下曝曬至發臭。 父親的貨運行由牛車改為卡車之後，他常開卡車到新店暗坑（安坑）附近溪邊載運砂石，車抵砂石場，馬上有一位身穿黑衣的班長前來告誡他：「我們這裡挑砂石的都是神經病患，你不要和他們說話。」他更加好奇，偷偷問兩人一組被綁住的工人，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啊這個土匪政府，我只不過抱怨兩句，就被判無期徒刑！」原來這些人都是被關在新店軍人監獄的「思想犯」。 那時的市議員任期3年，1963年年底他再度披掛上陣，當選省轄市時期第6屆台北市議員；1964年元月就職，4月高玉樹參選台北市長，林水泉登記為他的助選員，和他同屆的有宋霖康、黃信介、陳天來等。 那是高玉樹第二度參選台北市長，距離他第一次當選己是10年前的事，高玉樹深知國民黨買票作票的綿密系統，選舉時不斷告誡選民提防各種作票「奧步」，要選民帶手電筒到投開票所看開票，一停電就要打開手電筒以防國民黨偷換票箱。 1986年林水泉向許信良獻策，又去說服謝聰敏，發起返鄉運動，在海外台灣人社團引起很大迴響，返鄉過程常有美國媒體大篇幅報導。圖／林水泉提供 由於高玉樹助選陣容堅強，蔣介石決定於1967年7月1日，把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市長改為官派，高玉樹續任第一屆院轄台北市長，市議員任期原本在1968年屆滿，均由內政部聘為台北市臨時市議會議員，任期至1969年12月25日。 不過林水泉在1967年就以「陰謀顚覆政府」，和黃華、劉家欽、林中禮等人被捕，那是所謂「二條一」唯一死刑，後來被判15年，因蔣介石死亡減刑出獄，這次足足被關了10年。 市議員任內，他看盡多少政商勾結的勾當，譬如原本屬於台北市營的「台北煤氣公司」如何轉手成為吳火獅的企業所有，他一一看在眼裡：「市營的煤氣公司轉手成為大台北瓦斯公司利潤有多少，你自己去看他們取得的設備及土地有多少，算一算就知道了。」那時每個議員的「禮金」是5萬元，無黨籍人士是由某位後來在黨外參與很深的人士負責發放的。 林水泉在被捕前，曾因郭國基和高玉樹的弟弟楊玉城選省議員的利害衝突，特別去找郭國基說，如果郭要在台北市參選，他一定幫郭助選；如果不想在台北市，林水泉建議郭國基回高雄幫余陳月瑛助選，兼可幫屏東的黃振三助選，或自行參選。「黃振三和我一起去，當場向郭國基下跪，拜託他在這歷史性時刻無論如何一定要幫忙。郭國基被說服，當場拿出他的身分證、印章及委託書，同意讓我替他把戶籍遷回高雄，我一天之內台北高雄三往返，把這事辦好。事後情治人員硬逼他把戶籍遷回台北（目的是牽制楊玉城），但他的證件在我這裡，無法遷回，這事種下情治單位對我更加痛恨，不久就被捕了。」林水泉說。 美國媒體對林水泉返鄉的報導。圖／林水泉提供 林水泉擔任市議員期間利用赴日考察的機會就加入台獨聯盟，由委員長辜寬敏監誓。因此他在出獄後的第二年開始申請出國未獲准，直到1982年，突然兩名警備總部人員拿著一張出境證，同意他出境，他立刻聯繫已在美國的謝聰敏，謝聰敏贊成他趕緊赴美，想不到因為辜寬敏被台獨聯盟認為他回台投降，連帶林水泉也被若干人士散布他是負有任務才能出國，令他十分無奈。 1986年許信良在美國發起的「建黨回台」運動，也是林水泉向他獻計。「許信良面臨辦報破產的冏境，我建議他，利用菲律賓阿奎諾及韓國金大中的返鄉熱潮，推動海外台灣人返鄉運動，我又去說服謝聰敏，以許信良在國內的知名度，加上我們兩個政治受難者的『資歷』，想不到獲得許多同鄉的支持，捐款大筆湧入。不過，我對他的行事風格不贊同，他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對我說：『你只要捐出兩百萬，我保證讓你當立法委員。我拒絕了。』」林水泉說。 他有能力時，常默默去關懷探視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他常說他自己是「了尾仔囝」不善理財，很大部分的理由是他視難友間的感情重於金錢；他的一生跌跌撞撞，唯一不變的是對於台灣獨立建國的堅持。「從政者一定要有中心思想，不能有私心，要有情有義，有血有淚，否則人民支持你是為了什麼？嘴巴講為人民、愛台灣，實際上只想自己如何升官發財者比比皆是，這才是台灣人運動的危機啊。」 政治受難前輩，80高齡還想為台灣做事的林水泉，他的肺腑之言，當政者可有人聽得進去？

  警方要不要選擇上手銬，現在似乎是看背後有無作者所說的「那尊偉岸的形影」來決定，而不是依照標準作業程序了。圖／pixabay 2009上半年，國內曾發生兩起涉及警察可能執法過當案件。事由一是有56歲民婦挖掘路旁兩株價值最多2元波斯菊；一是52歲卡拉OK女老闆違反歌曲著作權。結果是兩人都遭到上銬移送對待。事後雖也都受到社會質疑，警方也仍聲稱是遵循所謂「標準作業程序」，措置並無不當。兩案雖是多年前往事，稍具人權理念和社會正義感人士，若一憶及恐仍不免為之憤慨。 誠然，警察確是有權為認定之現行犯上銬。然而是否有必要上銬，應也視情況而定。上述涉案兩人均是中年婦女，應無抗拒脫逃之虞，有何理由一定要上銬移送，突然製造其恐懼？類似案例，在國內社會恐也不知有多少。其最著名者，自然是陳前總統卸任未幾，即被上銬收押。國人應猶記得，當年他高舉被銬住雙手那一鏡頭，試問他又是否有可能反抗拒捕，或是飛車逃脫？ 不少有頭有臉人物，如《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如蔣家姻親，人事行政局長王正誼，如涉及江南命案軍情局長汪希苓，出事被收時均未曾上銬，為何扁先生偏偏受到這一「殊遇」，此中是否有何蹊蹺？但這也並非本文主旨所在，表過即不復提。 「依法行政」原則 遇到特定色彩、團體會轉彎  除去「現行犯」這一罪名，國內警方尚握有「妨礙公務罪」，「妨礙秩序罪」和「公共危險罪」這幾張好牌，隨時隨地可以扣到人民頭上。你和警察頂嘴說上幾句，可能即是妨害公務。你當街焚燒五星旗，可能又被控以違反公共危險罪。這一情形，可謂是過去如此，現在也無太大差異。 然而，台灣警方這一「依法行政」，「執法如山」原則，若遇上某種色彩人物或團體，有時也未見得能牢牢守住。馬先生時代如此，蔡小姐時代似也無甚不同。 上述陳前總統和曾任駐日代表許世楷，都曾遭受號稱愛國同心會份子暴力攻擊。該人該等行為無疑應屬現行犯，但也未見他被壓制上銬收押。莫非村婦挖兩株波斯菊，罪行更較向卸任元首施展無影腳嚴重？ 長期嘯聚在台北市101大樓外，咒罵威脅靜坐法輪功成員，且有向警察動粗行為，應很足以構成警方慣用的「妨害秩序」、「妨害公務」、「現行犯」等罪，也從未聞有該等份子被上銬押走。 成為上國眼中釘的香港社運人士來台，有人等候在機場出口準備伏擊。228紀念日中正紀念堂廣場，也有人對參加集會者等拳打腳踢，電視播出畫面相當駭人。兩起事件也未見滋事份子被當場上銬逮捕，以現行犯處理送辦。 228紀念日中正紀念堂廣場，有人對參加集會者等拳打腳踢。圖/郭文宏 中研院副研究員陳儀深舉辦新書發表會，遭到身份不明人物闖入會場踢館鬧場。圖/唐詩 日前中研院副研究員陳儀深舉辦新書發表會，遭到身份不明人物闖入會場踢館鬧場，據報導且有暴力行為，以及考試院年改公聽會被一夥彪形大漢闖入，阻撓會議進行。該批不速之客明顯符合現行犯定義，然而也未遭到當場逮捕，而昂然揚長而去。兩場聚會的主持人，陳副研究員和李逸洋副院長，也只有乾瞪眼而無可奈何。 針對這兩起事件，警方的反應自是「強烈譴責」、「依法嚴辦」。警政署長陳國恩且云：自由廣場暴力事件，已查明有中華統一促進黨2人，四海同心會5人涉案都已移送法辦云云。國人現下且拭目以待，看看「依法嚴辦」是怎麼一個嚴法，會不會是短線數十天拘役而又可易科罰金？ 以後參加新書發表會要帶電擊棒自保？  今後國人參加新書發表會或各種聽證會，隨身是否該考慮攜帶棒球棍或電擊棒之類器材防身，以備萬一有人砸場時得以自衛，並保護在場年長者和女性不受暴徒傷害？但如此一來，若因出事鬧上法庭，又會不會被另類法官視為預謀滋事，有理反成為無理？ 根據小說式野史記載，當年文革時代，周恩來受到江青公然折辱挑釁，也曾感覺忍無可忍而想反嗆回去，然而一想到江青同志身後「那尊偉岸的形影」，頓時勇氣全失，而乖乖吞忍下去。 蔡政府的警政當局，面對愛國同心會、中華統一促進黨等色彩鮮明團體之目無國法，「造反有理」作為而不願認真執法，是否也是依稀看到該等團體身後「那尊偉岸的形影」，習近平總書記習大人，而致兩腿發軟？   台北市民數年前不時看到1-2輛客車，高插五星紅旗招搖過市，向自由人民示威叫陣。但予人的感覺仍是形單勢孤不成氣候。然而如今你假日行經西門廣場，會看到一片五星旗海，恍似人已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昨天今日果然大不同。 若照這一趨勢發展下去，不出數年，台灣恐也會不時有知名人士被失蹤，隨時出現於對岸中國，被依觸犯所謂反分裂法起訴判刑也。到時我們這個政府，除去表示「遺憾」、「譴責」又能如何，敢不敢立時宣佈暫時切斷一應交流往來？敢嗎？ 不要以為台灣不可能發生國人被失蹤事件。三數年前，香港又何嘗有人被失蹤。台灣的特區化，也正如香港的內地化，都是要一步一步的來。 國人不妨試想，台北市鬧區能夠一片紅旗飄揚，彷彿業已成為解放區，而兩岸一家親的市長，經常把「釋出善意」掛在嘴上的「今上」，都能處變不驚，全不當作一回事，但若是在對岸中國，也有其本國人敢於聚會展示青天白日旗，則該國公安和武警的反應會是如何？會不會也展現出包容的器度？ 面對敵國就要有面對敵國的態度  大概會有國人聲稱，這一對照，正好顯示台灣是以人權立國，政府人民都崇奉多元、包容等等普世價值，所以也尊重部份展示五星旗的自由。 然而上述這一說辭，聽去雖是冠冕堂皇道理十足，說穿了不過是阿Q式自我安慰，以聽似光明正大解讀，掩飾自身的懦弱。 中東的以色列，其國民的人權認知應不比台灣遜色。然而若有人敢在其國都耶路撒冷，莫說展示希特勒的納粹旗幟，就算揮舞敵意國家伊朗或敘利亞國旗，恐不待政府取締，即被憤怒市民揍扁。敵人就是敵人，誰敢倚仗敵國威勢，向我以色列人民示威叫陣。 以色列和台灣這一對照，也正顯現出兩國人民勇氣與意志之不同。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是誰敢欺負我的以色列，台灣則就是誰都能欺負我的台灣。這話雖是說來丟臉，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台灣人，台灣人，被失蹤押送到對岸的日子或已不在遠。

  台灣獨立成不成功，是台灣人民說了才算數。圖／Sleepingsta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民報影像處理》   在台灣，沒人理的前總統馬英九，去美國取暖，騙美國人，還是有人理，真麻煩。 在台灣，他曾是9趴總統，被台灣人唾棄，連國民黨都不理他。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一再批馬，日前更罵，「馬英九每到二二八，就像『孝子』般，穿黑西裝打黑領帶，胸口紮白花，去向『二二八遺族』，鞠躬哈腰致意」。真的，情何以堪。 說笑的和平獎 在台灣，「奇怪耶，你！」馬英九，日夜作夢要拿諾貝爾和平獎，是天大笑話；但是在紐約，3月1日，他和哈佛大學的恩師孔傑榮（Jerome Cohen ）教授，在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及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合辦的座談會對談，孔傑榮不忘讚美愛徒，「他應該獲諾貝爾和平獎，怎會頒給歐巴馬？」 雖是半讚美、半玩笑的話，卻也顯示，馬英九在台灣沒人理，在天真爛漫、無知無智的美國人、如歐巴馬、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孔傑榮等人眼中，他還蠻台灣政治正確、權威、可信的。何況，座談會中還有現在我很討厭的老朋友、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他們同調唱歌，唱衰台灣，唱得荒腔走板。 馬英九在座談會說的話，和他們長期看扁台灣、出賣台灣說的話一樣，都是歐巴馬下台前的謬論： The Taiwanese have agreed that as long as they're able to continue to function with some degree of autonomy, that they won't charge forward and declare independence（台灣人民同意，只要能以某種程度的自治持續運作，就不會向前衝宣布獨立）。 And that status quo, although not completely satisfactory to any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has kept the peace and allowed the Taiwanese to be a pretty successful economy and a people who have a high degree of self-determination（還有，雖然各方對該現狀都不完全滿意，但也維持和平，讓台灣人成功拼經濟，並有高度的自決）。 歐巴馬胡說八道 前一段話謬論連篇，台灣人當然想要、並有UN憲章保證的基本人權，決定、宣布獨立。後一段的維持和平是假和平（沒打仗不一定是和平），台灣人成功拼經濟是真的，但與台海假和平無關，高度自決是要台灣主權獨立，不是歐巴馬的自治和馬英九的現狀。 今日台灣當然是主權獨立國家。很多國際政治學者認為，台灣是「實質」（de facto)、不是「法理」（de jure）獨立。我認為，根據國際法，台灣是法理獨立國家。台灣絕對不僅有「自治」（autonomy)。「自治」意味只有治權，沒有主權，上面還有一個擁有管轄權的主權國度。 歐巴馬胡說八道，馬英九在紐約也胡說八道：台灣獨立不會成功，台灣人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維持現狀，另一是與中國大陸統一；只要不分裂，就能維持自治，維持現狀，並保留統一作為潛在選項，「這是台灣生存的最佳方式。」 這絕不是大部分台灣人認定的最佳生存方式。在選台灣總統前，馬英九曾在《自由時報》登廣告，說獨立也是台灣人民的一個選項。現在翻臉說不是。8年總統任內，他堅持「不統、不獨、不武」。現在下台了，跑去美國，說真心話，他的「不獨」根本是「反獨」，反對90趴台灣民心向所在的台灣主權獨立──台灣人當然可行、甚至非行不可的最佳選項。他的「不統」是講假的，騙台灣人的，他渾身「終極統一」，看到、想到的是只有5趴台灣人認同的「一中」統一。 台灣的張伯倫 他的「不武」一樣荒謬，他故意裝傻，騙不了台灣人，卻騙美國人。他的「不武」是台灣自我欺騙、閹割、放棄武力防衛台灣、武力抗拒專制中國武力侵犯民主台灣的和平主義、投降主義。他就像二戰前的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還洋洋得意，要拿諾貝爾和平獎。 他一廂情願地說，中國和台灣還有很多分歧，需要時間解決，至少需要管理，因此如果條件不適合統一，可以始終維持現狀。他不是故意、就是無知，不提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該法不僅立法武力併吞台灣，還擺明：「『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說得夠清楚明白了吧。馬英九「不武」，中國不買單，他的「始終維持現狀」，中國當然也不買單。 都是自欺欺人的話。前總統李登輝的12年和陳水扁的8年，都在突破台灣主權獨立的玻璃天花板，台海雖有波動，但無戰事。同樣，因為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武力協防台灣，馬英九的8年台海和平，是假和平，因為不是中國不要、是不敢武力犯台。日前中國解放軍將領還嗆聲，如果美國在台灣部署薩德（THAAD) 飛彈防禦系統，就是揮軍解放台灣之時。70多年來，中國窮兵黷武，如是武嚇從未間斷，台海何曾和平過？馬英九可拿諾貝爾和平獎，李登輝和陳水扁也可拿諾貝爾和平獎。 同理，之前，專制統治台灣13年的蔣經國，和馬英九相反，堅持不同的「三不」──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台海同樣無戰事，那他也可拿諾貝爾和平獎。 獨不獨立要問台灣人民 台灣獨立，必然是千辛萬苦、可能要流血拼命的生死大事，不是9趴總統馬英九在紐約說一句「台灣獨立不會成功」的投降主義，拍拍手就了事了。問問愛爾蘭、東帝汶、波羅的海三小國、巴勒斯坦、南蘇丹，哪一國不是在流血拼命獨立建國時被嗆「獨立不會成功」？ 台灣獨立成不成功，不是馬英九說了算，是2300萬台灣人民說了才算數。那是天經地義。 過去10年，我寫文章批評馬英九，沒有幾百、也有幾十篇吧，要說的話都說了。這次他在紐約說些台灣人聽不進去的廢話，說得津津樂道，笨蛋美國人也聽得津津有味，真是歹戲拖棚。 讓我氣結，不浪費筆墨（打電腦）反駁一下，還真難過。故草此文為證，阿彌陀佛！

每次台灣隊比賽 痛徹心扉之後，檢討風波一過 . #各種佔地為王的邪穢 #就又繼續囂張擺爛了 . 來個真正愛體育的S咖政治人物 大刀闊斧吧 . #順便擺脫中華 #這個衰洨的名字

在八卦板有人問起，如果要和朋友各出十題台語詞彙互考，有沒有必殺題？新詞彙且不去談，光是台語流失的老詞彙就不知有多少了。 在回文中，我將必殺題分成「舊事物」、「俗讀訛音」、「破音字」、「難發音」、「華語易字」、「老話」、「文音」及其他。 每個詞彙後面都附發音連結。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88900303.A.352.html 　 台語難講的詞語有幾大類。 　 第一種是這個東西現代基本上已經沒有了，或者不太會接觸到，所以現代人不太會講。 例如： 舵公 https://goo.gl/sklPAI 激腦 https://goo.gl/LmJtpj 糶米 https://goo.gl/GM0vSE 馬鞍 https://goo.gl/YGzCFa 加轆仔　https://goo.gl/P0Yxrd 　 第二種是一般人以為會講，結果發音原來是錯的。 例如： 軍艦 https://goo.gl/ESfRzk 避免 https://goo.gl/Dbtb8g 寂寞 https://goo.gl/M2jO75 植物 https://goo.gl/phtJEa 支援 https://goo.gl/vqLqYG 賄選 https://goo.gl/GyVwFh 笑容 https://goo.gl/3jPiBh 情況 https://goo.gl/hdVlze 碩士 https://goo.gl/hYhwGF 　 第三種是破音字，對方以為會念，這個字偏偏讀別的音，是別的意思。 呼蛋 https://goo.gl/DZpBUC 石榴 https://goo.gl/gynJFw 上水 https://goo.gl/e0LWJJ 帶孝 https://goo.gl/KO7Tvj 　 第四種是難音字，現代小朋友不太會發音的字。 虐待 https://goo.gl/JMo28f 蠍仔 https://goo.gl/0Biljl 六畜 https://goo.gl/XKiZE3 歡迎 https://goo.gl/8mD5Vh 迎神 https://goo.gl/UnP7vB 　 第五種是國語很常見而且簡單的字，但台語偏偏不知道怎麼念。 森林 https://goo.gl/fhaoOG 花瓶 https://goo.gl/kMlGCw 榮譽 https://goo.gl/NCDgBc 白鶴 https://goo.gl/QdAwmS 　 第六種是現在大概只有阿公阿媽才會用的古老詞彙。 厚譴損（迷信） https://goo.gl/BIfWGn 娘仔繭（蠶繭） https://goo.gl/EQYs9b 發酵 https://goo.gl/Q3vocL 粿粞（做湯圓或年糕的糯米團）https://goo.gl/EVPSgc 　 第七種是文音，要受過早期私塾訓練才會講。 平仄 https://goo.gl/Or5nNG 夕陽 https://goo.gl/xybdlH 　 第八種，其他國臺對照考題： 圍兜：頷垂 https://goo.gl/AFqjjS 腋下：胳下空 https://goo.gl/NMhH9M 手汗：手液 https://goo.gl/MgXqZa 翻白眼：反白睚 https://goo.gl/PaEEIJ 食指：指指 https://goo.gl/Mi5Nhr 木魚：嘓魚 https://goo.gl/W6bYqw 　 圖片這本1895年出版的《台灣地誌及台灣言語集》，紀錄了澎湖當地的語言，有不少就是現在已經沒人聽過的說法。其中「大砲」我們小時候不說「大砲」而說「大貢」，查了一下，原來明朝就有「大貢銃」這種稱呼，居然出處有典哩。 －－ 　 以下廣告： 講題：西川滿、立石鐵臣、宮田彌太郎的粉絲都看過來 時間：3/18（六）14：00-16：00 地點：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F歷史教室（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272號） 活動介紹：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121487987980941/ 報名連結： http://khm.org.tw/home02.aspx?ID=%241006&IDK=2&EXEC=D&AP=%241006_MAIN-275   名額只有三十名，手腳要快，否則就看不到西川滿了。 （其實來了還是看不到，他已經在天國了。）

    今苗栗市有「嘉盛社區」，嘉盛舊稱「嘉志閣」，是平埔族（當然也是道卡斯族）「嘉志閣社」所在地。圖／李筱峰提供 處處可見南島先民的足跡 台灣原屬「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範圍最北境，遍佈着著我們的南島祖先，後來被漢語族祖先分成「高山族」與「平埔族」兩大系統，兩大系統之下又各分出許多族系。今日苗栗縣境內的南島民族，屬於平埔族系統的，有較靠海的道卡斯族，以及較靠內山的巴宰族；另外靠內山區域的，有屬於高山族系統的泰雅族、賽夏族。從地名來觀察，苗栗境內南島祖先的身影，和台灣其他各地一樣，清晰可見。 苗栗，源自導卡斯族語 「苗栗」這個名字，就是源自道卡斯族語，意思是平原地。也有寫成「麻里」、「貓裡」、「貓裏」。以前是道卡斯平埔族「貓裡」社所在地。1887年（清光緒13年）第一次設縣，採「苗栗」名。 今苗栗市有「嘉盛社區」，嘉盛舊稱「嘉志閣」，是平埔族（當然也是道卡斯族）「嘉志閣社」所在地。 「通霄」舊名「吞霄」，是因道卡斯平埔族「吞霄社」（或寫成「通消」、「通宵」）得名，該社原址在今天通霄鎮的通東、通西等里。約1860年頃遷至今天的平元里，後來的漢語族人稱之為「番社仔」。 「苑裡」，以前也寫成「宛里」、「宛裡」、「苑裏」、「苑里」，源自道卡斯平埔族「阿苑裡社」，後來簡稱「苑裡社」。社址在今苑裡鎮的苑東、苑西、苑南、苑北、西平等里。後遷至今苑坑里，漢語族人稱之為「番社」。郁永河《裨海紀遊》中即有夜宿「宛裡社」的記載。 苑裡鎮內有「房裡里」，是以前道卡斯族「華拉俄拉路(Warouwar)社」所在地，簡稱「拔里社」，後來寫成「房里」，在房裡溪下游南岸，為苑裡鎮開發最早的地區。 苑裡鎮內有「舊社里」，此舊社為昔日的「日北社」（但學者翁佳音有疑義）。 今天苑裡鎮的中正、客莊、苑坑、水波等里，以前有「貓盂社」（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1731年(清雍正9年)年底﹐台灣中部的平埔族爆發了一場「大甲西社抗官民變」，「貓盂社」也參與，事件後貓盂社被滿清當局遷居到今通霄鎮福興里，改稱「興隆社」，後改稱「興隆莊」。 賽夏族即獅設族 「竹南」大約在1720年代起（清雍正年間）稱為「中港」，因為有道卡斯族的「馬卡留武社」（Makaruvu社）在此。此社位於淡水港與鹿港的中間，漢語族人稱之為「中港社」。1788（清乾隆53）年，中港庄的一位監生莊文榜在他的稟官呈文中，有「佃耕中港番田，係雍正年間墾闢之業」等字句。 「後龍」，也有一說是平埔族的名字，是道卡斯族「Auran社」(又稱yass)的譯音漢字。（但學者翁佳音不同意此說，詳後） 「卓蘭」，也曾寫成「塔連」、「罩蘭」、「塔仔林」。是巴宰族「Paiten社」自稱地名「Tarian」之音譯，意思是美麗的原野。 「大湖」，原為泰雅族聚居地，泰雅語稱「馬凸」（Masranmo），即大湖之意。 南庄鄉內有「北獅里興」、「南獅里興」的地名，前者為賽夏族利利安社所在地，後者是賽夏族巴卡沙斯社所在地。為何地名出現「獅」字？原來賽夏族（Say-siyat）以前被稱為「獅設族」，分為「北獅設族」和「南獅設族」。 三義鄉鯉魚村曾被稱為「番仔城」（在今天鯉魚潭西邊），那是1845年（清道光25年）原居住於台中的葫蘆墩社、岐仔社的平埔族（巴宰族）移來此地開墾，被漢語族人稱為「番仔城」。 這種「番」字輩的地名台灣到處可見，苗栗也不例外，例如南庄有「蕃婆石」，公館有「番仔埔」…。「番」字當然是優越感的漢語族對南島語族的輕蔑稱謂。此類地名的出現，除了可以知道該地曾有南島先民居住，也顯示「原漢」族群的交會。要知道，當年罵人「番」的閩粵移民，他們的後裔有幾人沒有「番」種？ 看見鄭氏的軍屯痕跡 1662年鄭成功攻佔台灣，驅逐荷蘭人。他將部隊分派駐各地從事屯田開墾，這種鄭氏軍隊開墾的田，稱為「營盤田」（「營盤」即「軍營盤紮」之意）。鄭家的軍隊駐紮屯田之地多在今天台南﹑高雄一帶，但也有來到苗栗境內。鄭經曾派部將劉國軒經略苗栗沿海地區。今天竹南有「營盤里」，據悉鄭氏一部份的左先鋒部隊曾駐於此。還有「營盤邊」的地名，即軍營駐紮地旁邊的聚落。 體會漢語族移民的開發 「後龍」除了前述的說法，學者翁佳音考證認為是十七世紀荷蘭時代有金門金湖鎮後壠（甌壠）人移民於此，以故鄉之名重現，再轉成「後龍」。即荷蘭文獻所紀錄的「Aulangh」。 移民開發土地時，合股持份共同開墾，1751年（清乾隆16年）廣東嘉應州鎮平來的客家移民林洪、吳永忠、溫殿王、黃日新、羅德達等人完成了拓墾的第一份的土地，稱為「頭份」（接下來又開墾二份、三份、四份、五份等地）。 開發土地時，在今天頭份和中港之間建有田寮，做為墾工棲憩之所，也是佃農居住的草寮。故今天頭份內有「田寮」、「老田寮」的地名。 頭份境內有「斗換坪」的地名，也曾稱「倒換坪」。1805年（清嘉慶10年）頃，有廣東客家人黃祈英來到此地與原住民交換物品，逐漸取得原住民信任，獲得土地，並娶原住民妻，進而倣效原住民風俗，改南島語名字叫「斗乃」。斗乃與原住民交易的斜坡地，被稱為「斗換坪」，也被寫成近音的「倒換坪」。 1730年代雍正年間，今天造橋國民學校內有一深坑與山外不能來往，居民甚感不便，乃自動捐款建橋，造了一座橋橫越南港溪，方便居民往來，鄉人便以「造橋」為鄉名，以資紀念。 土地開發後，遠距衙門，官廳於是在新開發地臨時設置事務所，做為辦公、抽稅、集會之用，稱為「公館」。「公館」也是地方人士共同為維持地方治安，處理隘務、墾務的事務所。 今天公館有「隘寮下」、「隘寮腳」 ，18世紀中葉因客籍先民在開墾之時與原住民爭鬥不休，設隘寮派丁勇守衛，在隘寮之下的聚落就稱「隘寮下」、「隘寮腳」。 公館有「石牆村」，舊稱「石圍牆」，1818年（清嘉慶23年），村人為抵禦平埔族人，採石築牆，經吳琳芳等共同出資開闢莊園，「石圍墻」因而得名（後來改為「石牆村」），但鄉民仍一直沿用「石圍墻」之名。 南庄，原為客家移民與原住民交換物品的交換所，後來逐漸向南方田尾發展，結成一庄，稱為「南庄」。 南庄有「田美」村，原名「田尾」，即墾田的末尾處。「田尾」以近音改為「田美」，這是地名的雅化。 竹南鎮內有「鹽館」的地名，還有「鹽館街」，可知以前這裡有鹽的批發店；竹南還有舊稱「三角店」的地名（在今天新南里），可以想見這是在開發過程中出現商店於此。 土地開發需要水利設施，開埤造圳。所以通霄有「圳頭里」，圳頭即水圳的源頭處。 通霄鎮內有「土城」地名，起源於1757年（清乾隆22年）客家移民詹望觀進入這一帶(今城南里、城北里之間)開闢，因當地原屬平埔族的道卡斯族，及高山族的泰雅族所有，入墾後的詹望觀建造土城防禦（怪哉！入侵者「防禦」被入侵者？），但後因不勝「番擾」（誰擾誰？）乃棄城、棄地而去。1806年（清嘉慶11年）有房裡社、貓盂社的道卡斯族再度入墾土城，漢人則有廣東黃舉英來墾，再次建造土城。 顯示地表自然景觀 地名的出現，常因人們以地形地勢、地表景觀來稱呼而得名。以苗栗的地名來看，例如： 「頭屋」，昔稱「崁頭屋」，崁，即小崖之意，因位於老田寮溪的南岸河階地崖頭頂之聚落故得稱。 「後龍」，曾稱「後壠」，除前述兩種說法之外，還有一說，是因在後方土地呈長條狀起伏之地。後龍的「崎頂」，可知是在山坡地上。 公館曾稱「蛤仔市」，後因位於後龍溪沖積而成的河谷平原，南北狹長，中間地勢低平，形似蛤仔。 西湖，舊稱「四湖」，因打那叭溪沿岸從下游而上有頭湖、二湖、三湖、四湖至九湖。四湖在此鄉中央。最早出現在《臺灣府輿圖纂要》的「四湖莊」。 銅鑼，舊稱「銅鑼灣」，因在打哪叭溪東方與後龍溪狹宰分水嶺處，形勢似銅鑼狀。 三義，舊稱「三汊河」，因西湖溪主流與支流水尾溪在今火車站南側的三興橋附近匯流，呈現三條水路而得名。 「三灣」，因在中港溪第三個曲流凸岸創建的聚落，即在三個河灣上的聚落。 「獅潭」，有一山勢型如獅子，河流臨其山前，結為一個深潭。取之獅頭山的「獅」，即獅潭溪的溪水碧綠為「潭」。 「大湖」，四面高山圍繞，廣闊平林，地形似湖，故命名大湖。 頭份鎮內的「蘆竹湳」，是盛產蘆竹的低窪沼澤地。 今天造橋的大西村一帶，傳統地名叫「赤崎子」，即紅土山坡地。 苑裡鎮靠山一帶有「山腳里」，即在山腳下的地方。 南庄蓬萊村，舊稱「紅毛館」，附近與獅潭鄉東側交接處，有所謂「仙山」，原名「紅毛館山」。據聞荷蘭人曾在此設館。但另有一說應該較可採信：1887年（清光緒13年）台灣巡撫劉銘傳為了籌措建設財源，將台灣盛產的樟腦專賣，派大批人員深入今桃竹苗地區山中開採樟樹，南庄便是這種樟腦事業基地之一。當時、已獲既得利益的英國人為了阻撓劉銘傳的計劃，也曾深入南庄搶購樟腦，當地人遂稱英國人聚居的地方為「紅毛館」。 南庄蓬萊村，舊稱「紅毛館」圖／李筱峰攝 日治時期改制順便改名 1920年日本在台實施地方改制，順此大改台灣各街庄地名。這一年苗栗的地名有如下的改易： 將「中港」（1901年，明治34年，屬新竹廳中港支廳）改稱「竹南」（隸屬新竹州竹南郡）。 將「後壠」去「土」改做「後龍」（閩南語發音都還保留後壠之音）。 通宵，以其虎頭山平地突起，聳入雲霄，故改稱近音雅字「通霄」。 「罩蘭」改稱「卓蘭」。 「崁頭屋」，簡化為「頭屋」， 「銅鑼灣」簡化為「銅鑼」。 「三汊河」，改名「三叉」。 國民黨時代的新地名 原稱「四湖」的西湖，因與雲林縣四湖鄉同名，1954年遂改以客家語「四湖」的同音字（同音不同調）的「西湖」為名。 三叉，前鄉長陳永財認為「叉」字不雅，以其形似義的簡體字，而改稱「三義」。 大安溪的發源地，泰雅族之故鄉於1950稱為「大安」。又因「大安」與台中縣大安鄉同名，乃以客語「大」與「泰」同音，於1954將「大安」改為「泰安」。又有一解釋，是「泰」雅族與大「安」溪之鄉。 苗栗還有很多小地名，每個地名都有它的身世，就讓讀者繼續去挖掘體會。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