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不公義的地方，就是對正義的全面威脅。 ─ 馬丁路德•金恩牧師         扁政府時代送給「台灣人權」最大的禮物，可能就是2000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依《憲法》第40條賦予總統的赦免權，特赦蘇炳坤等21人的三件特赦案、還有2007年6月27日楊儒門特赦案。其中以2000年蘇炳坤的特赦方式最為特別，因為他是以「罪刑宣告無效」的方式特赦。       當年總統府、法務部還發佈新聞稿稱：「總統選在新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國際人權日，特赦蘇炳坤等21人，具體實踐了新政府對追求人權保障的努力與行動，也揭明政府遵守國際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等，並將建構以人權保障為終極目標的法治國原則。…總統此次特赦，除彰顯尊重人權，並適當補救司法救濟之窮。」在在顯示政府對人權的用心，以及維護人權的中心思想。       扁總統第一次特赦的三件案例中，黃嘉明等19人是拒絕服兵役的「宗教良心犯」，曾茂興則是為了喚起勞工權益的重視而涉案，其時「聯福製衣公司」擅自關廠，曾茂興帶領該公司員工俯臥火車軌道，涉入危害公共安全案件。這兩案均依《赦免法》第3條前段免除其刑之執行。也就是說他們被判處的刑，不管刑期幾年，都不用入獄。       我國《赦免法》第3條後段則規定：「情節特殊者，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也就是說，情節特殊的例子可以比照「大赦」，讓他的罪刑都無效，即使被告判決未確定或逃亡中、或犯罪人仍未經刑之執行，仍然可以做無罪特赦。可參見陳新民《憲法學釋論》第534頁、法治斌等《憲法新論》第326頁。這就是憲法的非常救濟手段。       蘇炳坤誤判案就是依照《赦免法》第3條後段，使其罪刑宣告無效。被判處的十幾年徒刑就不用關了，而且有罪變無罪。 (正義的陰影，第一章〔無罪的罪人－蘇炳坤案〕，圖/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觀察蘇炳坤被誣指盜匪殺人未遂的誤判案件，據報載：從檢察（總）長、多位監察委員都曾替蘇炳坤平反，監察委員翟宗泉調閱相關卷證及履勘金瑞珍銀樓現場以後，認為蘇炳坤案確實有冤情；當時監察委員廖建男調查報告指出：被害人所稱歹徒戴面罩看不到容貌、所形容的歹徒身高體型又與蘇炳坤不符，被列為贓物的金項鍊、金手鍊也經被害人否認為其所有。唯歷經3次非常上訴、4次再審聲請，都無法改變誤判結果，可見該案已經在既有的司法體制窮盡救濟手段，而現有的司法途徑既然沒辦法解決該案的沈冤，所以用特赦救濟，終於補救了司法的不足，也落實了人權的保障。       扁政府在2000年選擇了三件完全不同類型的案件進行特赦，堪稱是臺灣赦免史上的創舉。這次特赦不但締造了臺灣特赦史的紀錄，最重要的是把總統特赦權的意涵朝向維護人權推進一大步。       司法真諦在維護逐一個案的人權與正義，不分總統、官員或一般國民，他們的人權，他們所涉及的司法個案，都一律受到法律的保護，確保捍衛任何一個司法個案的公平正義，這才是司法改革的根本。       救濟不正義個案，除《憲法》第40條規定總統的赦免權以外，司法體制另有再審及非常上訴兩個管道。再審及非常上訴在法制面，本就被框上了層層枷鎖，即便通過門檻得以重審，但真相在官僚體系的輪迴下也難翻轉，翻案比例從歷史數據而觀，本就寥寥可數。何況當事人在重審過程中更是備受折磨，譬如「流浪法庭30年」一案，終局雖還給清白，但卻是在30年後。也聽聞有些司法被害人說，雖受寃抑，但真的無力再對抗司法怪獸，讓案子重審的話，等於漫長、繁瑣的訴訟程序重頭再走一回，是再一次的凌遲與煎熬。所以對司法受害者而言，特赦應該是較好的選項或期盼。總統特赦的權力，是以「赦免」來解決司法體制不能或無法快速解決的問題。優先回復被司法權力侵害個案之人權，就是司法轉型正義。 (扁案爭議，圖/台灣賦格)       無論由個人政治立場對陳水扁總統的觀感如何，陳總統所涉的「龍潭購地案」在過程中發生不當換法官的事實，畢竟是台灣近代司法史上的唯一案例。而且龍潭案的不正義，從665號釋憲聲請書及判決書就可以看出梗概，它是司法程序和實質雙重不正義的指標案件。再者，一般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若判決不當、多數都被撤銷發回到高等法院更審。不料最高法院處理龍潭案，卻罕見地自己下裁判，不僅違背判例，更違法使用「實質影響力說」，判處陳總統罪刑確定，這是實質不正義。       我過去說過，龍潭案的第一、二、三審判決都是自始當然無效，對陳總統本不生任何拘束力。陳總統針對換法官聲請釋憲，司法院665號釋憲竟解釋北院換法官不違憲。其實665號解釋本身就是矛盾又違憲的解釋：它一方面肯認「法定法官原則」，另一方面卻又說台北地院換法官符合規定，其實不然。詳述如下： 第一、換法官違反「法定法官原則」       根據法院分案規則，以電腦或人工隨機抽籤所分配到的承辦法官，就是個案的「法定法官」，事後不能任意撤換，但扁案中途由周占春合議庭換成蔡守訓合議庭。 第二、扁案換法官審判，也違反台北地院的相關法規：       臺北地院一開始就認定陳總統龍潭案是重大案件，按當時「台北地院刑事庭分案要點」第5點及第38點規定：屬「重大社會矚目案件」應採人工抽籤，且重大社會矚目案件不能「後案併前案」；另外，依照該要點第10點規定，一般案件才可以「後案併前案」。台北地方法院既然一開始即將龍潭案核定為重大矚目案件，經過人工抽籤抽出周占春合議庭，當然要遵守「社會重大矚目案件不能後案併前案」之規定，不能將周占春的後案併給蔡守訓的前案，實質上更換了法官。 第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判決，自始無效：       《憲法》第8條明定：「人民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所謂法院是指有審判權的法官而言，國家刑罰權之發動，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既然併案蔡守訓合議庭先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對陳總統龍潭案就是「沒有審判權」的法院，因此該合議庭對沒有審判權的案子作成的違法違憲裁判，自始且當然不生效力。       回頭再看特赦阿扁的爭議：赦免權固然也有突顯君王的恩威或總統的特別權力之意義，但赦免權普遍存在民主國家的憲法中，從赦免的本質跟作用出發，不論專制或民主時代，赦免權最重要意義在匡正「司法冤獄及違法裁判」。例如法治斌、董保城憲法著作所提：「法律不可能天衣無縫，盡善盡美，法官非神，所為裁判也非聖經，仍可能存有瑕疵，如能及時予以匡正，以避免因司法侵權造成不可彌補之損害。」所以針對《憲法》第40條特赦部分。特赦的主要意義在避免因為刑法法條齊一僵硬的適用，而有「衡平刑罰的嚴苛」或「補救裁判的錯誤」的必要。       特赦的意涵本就是「救濟司法途徑之窮，矯正審判之錯誤」，我國及歐美總統的赦免權都是針對誤判、冤獄、及嚴苛刑罰的救濟方式，可見阿扁總統的特赦應無法律上的扞格。學者陳運財也倡議特赦是對於誤判的救濟；俄亥俄州首都大學法學院丹尼爾．科比爾教授也指明，總統特赦權是為司法不公提供了安全閥；紐約州佩斯大學法學院的拉爾夫．施泰因 (Ralph Stein) 教授更指出，總統特赦權的目的之一，是使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權能相互制衡。       《帝國大審判》這部電影是在描述納粹德國司法系統的黑暗跟邪惡，德國前總統理查.魏茲賽克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針對該電影中捨身取義的同胞，做了一個評論：「每一個世代的『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公平正義之氣才能決定司法的未來，不正義個案將使司法太陽隱晦不明，司法改革唯有透過這些充滿血淚、不正義個案的調查追蹤，才知道司法侵害人權的黑暗面，才能理解不正義個案的修復與平反，是目前最迫切的課題。匡正回復不正義個案之人權，應是司法轉型正義唯一的考量。談轉型正義，絕不能略過不正義個案的司法人權。至於所謂的「增加社會對立」等顧慮，根本與司法人權風馬牛不相及，並且侵犯了司法人權的界線。     作者：洪英花 曾任第一屆增額國大代表、士林地方法院庭長、台灣高等法院法官、現職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美國總統川普一日宣布退出國際為對抗氣候變遷而制定的巴黎氣候協定。此舉不但惹怒全球，美國國內的反彈亦不少。宣布之前，企業大咖包括英特爾、微軟、蘋果、google、特斯拉都極力勸阻川普，特斯拉（Tesla）執行長穆斯克（Elon Musk）甚至嗆辭顧問。為推動「美國製造」而有求於這些企業大咖的川普，為何仍然不顧排山倒海的國內外反對聲音，毅然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川普應有其堅持的理由與炯識。 川普在退出演說中強調美國優先，他說，該協定對許多國家有利，但對美國及美國勞動者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川普還直指，中國在該協議下往後十三年，碳排放總量還可以增加（註：該協定對中國要求其碳排放，在二○三○年需達到二○○五年碳排放量與ＧＤＰ之比減少六十至六十五％。但因中國ＧＤＰ在加速成長，依此，中國至二○三○年還可增加碳排放量），美國則必須大量減少，美國還為該協議基金貢獻三十％的金錢挹注，協議對美國大大不利。 中國雖在世界舞台上張牙舞爪展示其霸氣，但在各項國際協議上，即慣以「開發中國家」的定位占盡便宜，如二○○○年堅持以開發中國家加入ＷＴＯ，避開了經濟強國應負的國際義務。貿易的自由化、全球化亦復如此。中國以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享盡了全球化的好處，實際上又是保護主義色彩最強的國家，此次的巴黎氣候協定，亦以每一國民所排放的碳量仍不及已開發國家為由，將減碳大責推給美國，迴避了中國乃當今碳排放量高居世界第一的事實。 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對台灣言有下列意義： 一、顯見，中國在川普心目中仍是美國經濟、軍事的頭號競爭者、威脅者，對於中國從美國的退讓中得取太多利益，一直耿耿於懷。 二、川普對「美國再偉大」的信念甚堅，這樣的川普定會更重視「台灣對美國國安的重要性」。強大的美國也才有足夠的力量保護台灣。 三、若台灣經濟上能與美國做更緊密的結合，經安問題上必會獲美國之重視。 四、台灣之排碳問題亦很嚴重，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使台灣在排碳問題上的國際壓力減輕，有助於台灣對「非核家園」的追求。 有人質疑美國之退，正好給中國演起對抗氣候暖化的旗手，對此，白宮官員之反應即是「fine」（很好）。本文在此不再深入探討川普退出巴黎協定的「是」或「非」，這可留給專家持續去探討，但起碼對台灣而言，不見得不是一樁好消息。當政者大可放心，勇敢地向國際爭取我國的國際權利與主權。 （作者為國策顧問，曾任第一銀行總經理、董事長）

  因為正好這些年都躲在底層觀察，對這些教師團體的想法，多少有一些概念，但也不是說從頭罵到尾就好，想提出一些看法。 筆者觀察到的是，年改對於教師的衝擊，主要分為四個年齡層的人，影響最大者是已經退休的那一批，他們領最多而當年繳最少，理論上要砍也是這些人砍最大。當然，現在反彈最大，天天上街的也都是這些人，但筆者發現到，其實贊成改革的也很多，因為退休教師的小孩，差不多都進入職場幾年，做父母的發現小孩學歷更高，薪資更差更累，多半會有點反省。 但真要算比例，因為太多退休教師都有購置地產，甚至兩份以上，年改下去一大半的人可能要賣第二棟房子變現。其實生活不會過不下去，但賣掉第二棟，兒子的起家厝跟女兒的嫁妝就沒了，所以怨懟的人很多。這種人又愛轉長輩群組的謠言，最容易被台灣很有錢都被阿扁貪污掉的神奇論點騙去。   第二類，是差幾年退的教師，多半已經開始繳到算不低的預繳，他們是直接感受最大的一群，因為年輕時根本不需要預繳退休金，老了開始繳，越繳越多，相對感受很深。往前看，已經退的前輩都領夠了，萬一破產自己不僅拿不到，還繳很多，所以在學校內反對年改最多的，也是這批人。 要說他們過很爽？也不至於，除非夫妻都軍公教中高階薪資，不然這年紀不會替子女買房，極少會多買兩棟，大部分都是自住居多，投資的也沒那麼多。影響最大的是子女的教育基金，看過不少人替兒子打算留學費用，結果今天一旦年改確定，退休金至少砍三成的額度，小孩就不用出國了。這些人在學校內串聯最多，比例上也是反對者眾。支持改革者不是沒有，筆者都是私下遇到才講實話，但公開上他們因為同事等壓力，往往不會表態。   第三種，是入行十年以上但離退休還早的，退休新制導致他們會晚退休，他們的怨懟主要是當年為了這份薪資入行，今天政府說砍就砍，人生規劃跟子女教育怎麼辦？這些有年資的第一線菁英教師，其實並不反對年改，至少筆者看到的，支持年改的超過六成以上，有條件支持的幾乎可以說超過八成。 問題出在哪？ 主要出在被鬥爭的情緒，還有對於朝令夕改的反感。因為在立場上，他們不會去反抗學長姊，當學長姊跟退休的前輩去抗議，拖著他們一起下水，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他們知道不年改就一毛都領不到，另一方面也覺得政府沒有區隔年資處理年改，深感不公平。   第四類，新進教師，其實這個非常單純，筆者遇到的都是支持改的，因為反正離退休還早，跟自己無關。反對者的理由比較好笑，自己鐵定領不到，乾脆給他爆炸好了，倒一倒大家都不要領。 對這些人來講，年改的重點在於有沒做出細部區分。   筆者的想法是，截至目前為止，年改只針對教師整體，沒有對細部做出處理，這點很糟糕。明明是先針對18%跟自肥最多的那幾批人先砍，黨團意見跟多數執政黨政客，也沒想要把教師砍到死，但為何產生這麼大的反彈情緒？ 筆者覺得，民進黨內幾個偏左的人，有蓄意挑起爭端的嫌疑，刻意把問題單純化，導向民眾全體去鬥爭軍公教。這其實有問題，因為台灣的狀況出在階級鬥爭，不是職業跟世代鬥爭。明明就是特定的統治階級那不到1%的人過很爽，卻講成是軍公教全體都要一起陪葬。 個人覺得，政府在年改上應該要講清楚，針對年資進行不同處理，已退、屆退、還沒退、離退還早的，要分成四個到五種方案個別處理，退越久的砍越多。因為退休金的本意是要保障退休後生活無虞，不是讓你領雙薪或是天天出國旅遊，把錢用在外國上。 不公不義的那一批，本該跟李來希這些人一併處理，砍到死都不反對。當年就你們自肥領太多，今天還不要臉的牽拖其他政治人物，甚至把後輩都牽拖進來一起死，開什麼玩笑。筆者的想法甚至更極端，採用最高額度限制，如果已經領了二十年超過某個數字，那就直接砍到22k，反正要吃飯不成問題。 屆退的比較難搞，但筆者覺得直接輾過去，因為這些人講不聽，除非你先動手把已退的砍到超級難看的地步，讓他們發現現有方案還比較好， 至少十年以上才要退的，筆者則認為年改要獨立處理，極端一點來說就是把現有的退撫基金切割，依照自己付出多少，決定你退休金多少，政府補助額度降到現有的一半以下。對這些還在第一線的教師，筆者完全不認為讓他們心情惡劣是好事，把年改方案切割處理，明白告訴他們適用新制，而且依照計算保證可以替代率七成的退休金。 新進教師沒啥問題，打一開始就知道自己領不到，獨立出一筆新的退撫基金，依照個人預繳多少，政府補貼多少，至少讓他們看的到未來。   說白一點，與其讓這些上層階級的人牽拖大家一起死，不如及早把軍公教內的狀況切割處理，反正一樣是鬥爭，就讓教師自己內部去清算，那些人打混升官，誰認真上課沒福利，大家清楚得很，把帳拆開來算，一目了然。 順便說，筆者在補習班看到的，哪一種人退休後掛名經營補習班最多？哪一些人在學校上課還出來兼差？大家猜猜看，搞不好不用猜也知道。

(來源 中央社) 涉貪污罪遭判刑八年定讞，服刑2年後因罹癌於去年1月15日獲保外就醫的交通部前部長郭瑤琪，前後至少七次向最高檢聲請非常上訴均遭駁回；今年4月，監察院通過調查報告，認為法院確定判決有違背法令之虞，籲請檢察總長研酌提起非常上訴。檢察總長顏大和從善如流，於5月23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結果如何，現在言之過早，但吾人有幾個相關的聯想。   （一）法官的自由心證太恐怖：郭案證人招供裝賄款的茶葉罐，顏色、數量一變再變，郭瑤琪則徹頭徹尾否認收賄，所謂賄款2萬美元之金流、物證至今查無影蹤，在法官自由心證下，這都不是問題，貪污照判不誤。相反的，陳啟祥指證林益世向他收賄6300萬、索賄8300萬，索賄交談過程更有錄音筆為證，林益世有向特偵組檢察官坦承罪行、有認錯道歉聲明、家中池塘有撈起6500萬贓款，在台北地院一審法官的自由心證下，這沒有貪污的問題，只犯恐嚇得利罪。在法官的自由心證下，沒證沒據、不管，有證有據、也不管，恐怖不恐怖？   （二）諱疾忌醫的司法何去何從：檢察總長顏大和替郭瑤琪案提非常上訴，雖然姍姍來遲，好歹算踏出亡羊補牢的第一步。遺憾的是，顏總長無視問題根本出在前端的「行賄、收賄無法確證」而非後端的「收賄對價關係認定不一」，洋洋灑灑說的「法院對收賄對價關係認定不一，盼最高法院統一見解」，不僅扯太遠，對司法冤假錯案的諱疾忌醫心態更是昭然若揭！要之，司法不從根本的「證據」著力，而僅在後面的「統一見解」打轉，一如司法改革不從如何防止奶嘴法官進場、如何根絕色盲檢察官與色盲法官以雙重標準當辦綠縱藍的政治打手、如何建立恐龍法官的退場機制等根本問題的大破大立下手，而僅在盤算如何以換湯不換藥的方式開改革的處方，對法官、檢察官不信任度分別高達84％、76％的現況如何扭轉改變？   （三）有權無責的檢察官、法官如何保障司法品質：今天，不起訴的即便比起訴的有更明確的犯罪事證、物證、人證，那濫權不起訴及濫權起訴的檢察官，國人能奈他／她何？被判有罪的即便比被判無罪的還清白，那亂判及錯判的法官，國人又能奈他／她何？職場上：誤診或醫療疏失的醫生，有賠償官司等著；大放厥詞卻提不出證據的名嘴，下場是罰款加登報道歉；賣假貨、偽藥的商家，除了罰鍰還可能鋃鐺入獄。害江國慶冤死的檢察官、法官的疏失責任有追究嗎？提不出證據也敢濫行起訴的檢察官呢？教唆證人作偽證的檢察官呢？法有誣告罪，有誣訴罪嗎？有權無責的檢察官、法官，如何管控保障司法品質？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前副秘書長，新竹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台灣若想成為一個國家，必須先走出自己構築的中國圍牆。圖／CC0 Public Domain   二戰結束後，中國和台灣在蔣毛兩位獨裁者統治下，經歷一樣的恐懼旅程，毛澤東用鐵幕把「真實中國」封鎖四十年，老蔣用「一個中國」高牆，把「山寨中國」內的台灣人戒嚴38年。在那個年代，只有離開國境的人，從海外自由國家資訊中，才會看到真實的中國和台灣。即便兩位獨裁者在1975年後相續死亡，中國高牆更高，現在，連說中國不自由的真話也不被允許。而台灣雖然民主自由了，卻還躲在高牆中，高唱著虛幻的維持現狀。 許多黨國高牆其實是自己構築的，尤其是心靈的高牆。 1953年，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後進行清鄉，掀起白色恐怖漩渦，新竹香山一位年輕人施儒珍，畢業於新竹高中，擔心自己被抓，於是在自家農舍的圍牆裡，自己構築另一面內牆，把自己封鎖在圍牆中，以此逃避國民黨抓捕。施儒珍在圍牆的保護下，一共躲了18年，最後因為圍牆中黑暗多於陽光，在日照不足下，罹患黃疸，高燒不退而死亡。 逃跑，隱匿，藉以逃避恐怖政權的國家暴力，不只是發生在台灣那個年代，中國在反右及文革運動中，更是罄竹難書，更近一點的伊拉克哈珊時代，也曾發生這樣的故事： 1982年，哈珊的遜尼派復興黨以高壓統治巴格達，所有回教什葉派的聲音受到壓制，一位名叫阿米爾的什葉派信徒因為批評哈珊政府，獲罪當道，哈珊的復興黨特務對阿米爾進行搜捕，阿米爾只好逃到巴格達附近的農村約巴村，躲進自己父母的家中，並且在牆壁中構築另一面牆，把自己封鎖在圍牆之中，阿米爾靠著簡單的食物過活，唯一的娛樂就是一台收音機，阿米爾一共躲了21年，超過施儒珍的十八年。2003年，美軍攻入巴格達，最後來到這個村子，阿米爾的父母已經八十歲，很高興的告訴阿米爾，哈珊倒台了，但是，阿米爾仍然不敢走出圍牆，父母只好求助美軍，把阿米爾從圍牆中拉出來，但是，失去圍牆後的阿米爾，沒有自由的感覺，反而充滿恐懼，走在街上，遇到行人就問哈珊倒了嗎？就算答案是確定的，阿米爾還是充滿疑惑，回家後，阿米爾還是習慣睡進牆壁裡面，只有牆壁裡，能讓阿米爾感覺安全，有人說阿米爾瘋了，其實，阿米爾沒有瘋，他只是無法打破自己構築的高牆而已，就像中國，也像台灣。 當台灣的衛服部部長陳時中回到台灣，很自滿的說，「在日內瓦世衛的抗議行動，增加台灣國際能見度」，我們忍不住要問，台灣代表既然不滿意中國把台灣視為一省，因此，在現場抗議中國打壓，但是，卻又在抗議信上署名「TAIWAN，ROC」，請問「台灣，中國」到底是哪一國？蔡總統還接見表揚，沒想到，剛好兩位來台灣參加亞洲安全秩序國際研討會的菲律賓護理師，立刻打臉說：「台灣就是台灣，台灣想要加入國際組織，不要再寫中國了」。 我真的不知道，台灣是為了加入國際機構而努力，還是喜歡找機會到處抗議。過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被問到獨立建國時，為甚麼決定以英文為國語，李光耀說：「我很擔心獨立後的新加坡，華人居多，如果用了華語為國語，會被中國認為新加坡是中國一部分」，台灣用了漢語，已經很衰了，但是，這個所謂國家，連個國號都有好幾種，從威權時代到現在，政府機構以中國或中華的名稱將近一萬個，拜託蔡政府，把「機構去中國頭銜」行動，當作最迫切的前瞻計畫，好不好？否則，吵著說要加入國際機構，完全就是愚弄人民而已。請問，國際上看到「CHINA  AIRLANE」，如何讓你加入國際民航組織？當你奮力指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際航空公司，把台灣空服員視為來自中國，為何不先把自己的中華航空改為台灣航空，否則你要如何說服國人CHINA並不是中國。 台灣喜歡用中國，或許是過去獨裁者對中國的病態眷念，加諸於土地的壓迫，以致這塊台灣地，變成十足的中國山寨陣地，這樣的錯誤，絕對不是出於喜歡中國，而是出於恐懼和討厭中國，就好像躲在高牆裡面的阿米爾，自己已經自由了，卻還不自知，自己在內心裡構築的中國高牆，才是更可怕的圍牆，如同阿米爾，當他無法自我摧毀內在的圍牆，就永遠不知道牆外的自由，已經降臨，當然，台灣有一些人，是熱愛中國高牆的，伸長脖子等待被統一的人，在街頭搖著五星旗，呼喚王師歸來的中國人，踏在自由的土地上，卻盼望成為共黨專政的奴役，過去還只是以揮舞青天白日旗，掩藏自己鄙視這個家的惡意，現在已經大辣辣搖動紅旗了，這難道不會比李明哲，更嚴重觸犯「顛覆國家」嗎？或者政府根本心虛，不把自己視為國家，試問：這些人敢在北京揮舞青天白日旗嗎？但是，我真的擔心：現在，連口口聲聲要建立正常國家的新政府，也成為街頭搖旗份子一樣，變成等待投降的人。 戴上「山寨中國」的帽子，感覺好像是一頂安全帽，假裝國際上還有22個國家認識我，以為這樣就是「維持現狀」，老共就不會打過來，卻不知道：老共根本不須打你，他已經不鳥你這個政府，更何況那些白紙黑字的鳥共識，假裝兩國沒有碰到手的白手套單位，現在成為虛幻單位，恐怕蚊子已經養到可以吃了吧，中國抓台灣的公民，從海外抓到國內，強迫免費贈送給台灣人國民待遇，台商還沾沾自喜，高興自己變成人質肉票，中國現在對台灣採取單邊主義，從招商到募集青年人才，根本不通知台灣白手套單位，也不管過去簽的鳥協議，台灣政府卻默不吭聲，讓國界模糊失效，李明哲被失蹤後，中國並也不以境外間諜罪論處，卻直接冠上顛覆國家罪，徹底把你視為國民待遇，可殺可關，在這個流氓國家土地上，如何談公平正義？台灣人或台商，難道還不清楚？ 彭明敏教授在「凱達格蘭基金會餐會」上說：台灣人現在越來越缺乏自信，對迫切的危機越來越不知所措，這句話有感而發，但是，台灣人自信的流失，是來自中國的強橫，這句話也顯示出：越來越多台灣人，缺乏理想，變成西瓜倚大邊的勢利分子，認為中國強大了，遍地多的是賺錢機會，靠向中國，逐漸成為趨勢潮流，這是一個錯覺，更是可怕的警訊，甚至連新政府內部官僚，也是充滿這種思考的人。 台灣如果是不國家，很自然就失去可以抵抗中國入侵的邊界，海峽天險自然無用，紅色恐懼對台灣的滲透，勢必更加緊迫，歐盟這樣相互尊重的地區，連英國都決定脫離，最簡單的理由就是為了國家安全。 維持現狀本身就是虛假的命題，尤其是台灣本身沒有維持現狀的能力，把等待中國崩潰，或變成民主中國，做為維持現狀理由，更是天真，這個現狀注定失敗，中台開放互往以來，進出中國持台胞證而非護照，就是基於中台兩國，日後可以合成一國，就算台灣很清楚知道：自己就是山寨版，但是卻不願意放棄山寨，甚至還以國家權力抗拒人民要求自創品牌的呼籲，唯一的理由就是：等待正品的總公司出來收購，如果國家的策略就是如此，政府是否可以清楚明示，或者以國是會議，把國家的定位和前景說清楚，如果真的要等待被中國併吞，那麼也應該說清楚，併吞的條件，時間，不願歸順者的財產處理，移民地方等等，讓全民叁與，今天台灣社會充滿焦慮和不確定感，沒有發展動機，失去自信，政府表裡不一，這才是主因，搞一千個前瞻計畫，也沒有用。 台灣新政府必須清楚讓中國知道，台灣如果不是先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那麼中國和台灣兩國，要併成一國，就永遠不會實現，中國若企圖以武力奪取台灣的下場，就是留下一個更混亂中國的後遺症。 但是，台灣若想成為一個國家，那麼必須先讓自己走出自己構築的中國圍牆，這是第一個條件，向國際法庭宣告，並聲請放棄中國領土，變更國土，公投宣示住民自決，台灣人擁有台灣主權，變更國號，然後才可能被國際組織接納，此路自有歷史慣例，走來並不困難，問題是：台灣人民準備好了嗎？還是決定持續混下去？

  據說，人類與其他動物差異之一，是人會笑，動物則不。其他動物是否真的不笑，暫且不論，人類確真愛笑：大笑，微笑，暗笑，恥笑，盜笑，苦笑，大爆笑，莫衷一是。 庶民偶聚，談笑風生，高談闊論，遇有滑稽，大笑特笑，笑到肚皮痛，只要不打擾鄰居，自由自在，毫無顧忌，無官一身輕，庶民之樂也。 政客不同，不論民代或高官，不斷意識其一舉一動人民不時在看，並知道人民期待他們終日憂國憂民。憂國憂民者，不捧腹大笑的。關鍵時刻在於民代當選或高官發令剎那，這對他們固然是大事，但要克己自制，不可過份表現心中之興奮和喜悅；稍微微笑做為公關是可以的，但表情應不失認真而莊重，表示不忘任重道遠，職務之重大，責任之不輕。其實他們如真的想到即將面臨嚴格考驗，其職務之複雜艱難，應該要笑也笑不出來的。 本文主要是要提到一特例，完全無視上述政界之不文律。請讀者調閱法務部長就任首日上班時的電視報導。這個任命跌破不少人的眼鏡，包括其本人。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大禮，受寵若驚，多年來做大官之宿願終於實現，大笑破臉，喜悅表露無遺。那是連續抽到樂透大獎時之笑，是純粹最高至樂之笑，陶醉於快樂高潮之笑。雜念如即將面對複雜困難的矯正司法風紀、司法大改革、陳水扁案、同婚法律難題，以及其他重擔將迫他面對嚴峻考驗等，這些統統拋到天外，專心享受目前快樂就好。看者渾身不自在而且不屑。報載，司改國是會議司改主題，法部天羅地網列出上百件議題，包括「防止虐待動物」條令，暴露「能混就混」之腐敗官僚心態和作風。 法務部長邱太三不滿三立電視台「新台灣加油」節目，指稱他替太太宋富美關說，讓宋回任法官，1日在法務部召開「反擊新台灣加油」記者會。（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 在民主社會，公務員控訴媒體之例不多。美國有些八卦雜誌經常報導有關高官之荒唐不實傳聞，高官理都不理，連否認也都懶得做，遑論控訴。在電視節目中有人傳聞法務部長曾作關說，則動怒威脅要控訴，顯然忘記自己是誰。法務部長為原告，平民為被告，前者不但有「實質影響力」，也有赤裸的「直接影響力」。此超級利益衝突，看看部長和法官如何迴避。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來源 中央社) 笑話，有好幾種不同的層次與面貌。有讓人聽了會心一笑的幽默笑話，有讓人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的冷笑話與黑色笑話，有博君一粲、卻難登大雅之堂的黃色笑話，有說者自個兒笑到上話不接下話、旁聽者卻完全無動於衷的非笑話，有赤裸裸吃人豆腐、聽了讓人如坐針氈甚至於反胃作嘔的霸凌笑話。   第七十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在5月22日開議之前，中國致函常駐日內瓦各國代表團，稱中國政府決定「中國台灣省」不應參加WHA云云。堂堂大中國明明知道台灣已經一次又一次票選自己的總統，召募自己的軍隊，用自己的台幣購物繳稅，拿自己的護照到世界80國免簽、40國落地簽旅遊觀光（中國是瞠乎其後的20國免簽、35國落地簽），中國那一省有這等光景？中國如果識相，就要再次讀讀「北風和太陽」的伊索寓言，好生檢討：為什麼中國在台灣愈來愈沒有市場？無情的封殺打壓，會把台灣拉向中國還是推離中國？不此之圖，只好在文字或口頭上把台灣霸凌成「中國台灣省」，這種阿Q式精神勝利的笑話，講得連遠在中南美洲的聖文森衛生部長都直斥其荒謬，只差沒反問：這麼粗製濫造的笑話也說得出口，是在侮辱聽者的智商嗎？   再者，在22日台灣11友邦所提「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案的二對二公開辯論中，中國代表口口聲聲「台灣被妥善照顧」，更是一則世紀大笑話！不說別的，單看長期居住中國的台灣過氣藝人黃安，去年3月10日千里迢迢由中國搭機飛回台灣振興醫院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近日回台過端午節，也順便前往醫院探詢鼻病相關事宜，「沒病長住中國、有病回台診治」的黃安以實際行動狠甩「台灣被妥善照顧」一巴掌！把「被台灣妥善照顧」說成「台灣被妥善照顧」，不令人反胃作嘔嗎？   另外，還記得2003年由中國延燒到台灣的SARS嗎？中國無視台灣成為防疫破口可能造成的全球性傷害，仍於是年之世衛大會封殺台灣。會場外，台灣記者從「衛生」觀點向中國外交官員吶喊「你們聽到台灣2300萬人的需要嗎？」，中國外交官沙祖康卻冷血地以「政治」、「非人道」立場撂下一句「誰理你們！」，讓世界衛生大會矇上濃濃的政治味！   或許，中國官員習慣對內向看不順眼的人民吆喝「誰理你們！」，卻對外謊稱「人民被妥善照顧」，然後，也想對台灣人玩同樣的兩面手法。但是，台灣人畢竟不是中國人，台灣人除非有被虐待狂或有精神分裂症，否則，中國官員左一句「誰理你們！」，右一句「台灣被妥善照顧」，這恐怖又矛盾的黑色笑話，點滴在心頭的台灣人是聽不下去的！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前副秘書長，新竹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數日前AlphaGo軟體打敗了圍棋棋王柯潔，此軟體在圍棋界已經是所向無敵了。(來源 中央社)   5月2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原住民語言為國家語言。這真是一個可喜可賀的進展！我們也看到管碧玲立委問了一個問題 : 那麼台語、客語呢？台語、客語是不是也應該列為國家語言呢？其實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政治問題。此大哉問令我想起在十幾年前我寫國科會計畫時往事，當時我想研究台語文，但評審意見「這個題目不值得研究！」 數日前AlphaGo軟體打敗了圍棋棋王柯潔，此軟體在圍棋界已經是所向無敵了，於是Google此軟體的開發團隊宣佈這個軟體立即退役，不再參加任何比賽。 我認為此決定最主要原因是接下來硬體的進展，Google軟體AlphaGo的棋力只會增加不會減少，而人類的極致當今的棋王柯潔目前都沒有辦法打敗它，接下來就更困難了。AlphaGo若繼續留下參賽，終就會被其他下圍棋的軟體打敗，於是在最高點急流勇退。 其實用下棋軟體來展現電腦的人工智慧的實力，並不是 Google首創。大約20年前，深藍（Deep Blue）由IBM開發，專門用以分析西洋棋的超級電腦。1997年5月曾擊敗西洋棋世界冠軍卡斯巴羅夫，當時軟體與人類互有勝敗。過了這十年，下棋的程式已經可以所向無敵了。AlphaGo是專攻複雜度更高的圍棋。 不只是下棋、遊戲，最後都可用軟體戰勝人類。例如很多人瘋迷的「數獨」遊戲，我們可不可以寫一個程式來解這個問題呢？當然可以。事實上，五年前我還在台大教「資訊與社會」的時候，曾開一堂課介紹「基因演算法」。我給學生作業就是寫一個程式來做所有的「數獨」，這個程式眼睛部分比較難，腦的部分其實非常容易寫。基本上只要對於每一個「排法」給一個合理的分數，這樣就可以。當然這個「排法」的產生過程裡面，盡量能夠滿足這一個特定的「數獨」遊戲的要求，也就是說橫的來看每一個數字只能出現一次，豎的來看也是一樣，0至9之間每一個數字只能出現一次。靠這遺傳演算法及適當的給分方式，就可以使得「數獨」的遊戲得到解答了。 另一個展示人工智慧的能力，就是語言處理及眼睛的辨識能力。簡單講，電腦要有嘴巴、眼睛、耳朵的功能，下棋表示電腦有很好的腦力推理功能。其實眼睛、耳朵、嘴巴所處理的問題，從電腦程式計算複雜度來看，基本上是類似複雜的。那麼如何把這些軟體做好呢？ 我們看到最近的一則新聞，和碩董事長童子賢提到和碩公司人工智慧的團隊，目前有大約100人。童子賢董事長同時也是台北市電腦公會的理事長，他認為台灣的人工智慧應該有發展的前途，人工智慧有2個面向，一個是標準的制定，一個是應用層面。 其實，台灣最應該做的是將一些應用程式做好。舉例子來說，在2005年我擔任資策會副董事長期間，曾經有一家美國很主要開發安全系統的公司來推銷他們所謂911系統。他告訴我，他們在德州911系統電話過來的時候能夠做得多好又多好。我只問他一句話：「那你的911系統可以聽懂我們台語嗎？」他就當場傻眼了。我們在台灣碰到的問題，台灣人講的英文並不是非常標準，甚至於文法都有錯。如要在醫院應用的話，那很可能就需要用台語文來講。所以我曾在台大開了一個課程「台語文計算語言學」。很可惜，這個課程選的人不多。記得在2003年的時候，我也曾經在洛杉磯及舊金山的台灣中心演講，演講題目「尋找一個書寫台文的可行方式」。同樣題目我也在台灣四個扶輪社共同的大會上演講過，演講的內容網路上可以尋找到。 我當時一直希望能夠把台灣社會需要的「眼睛、耳朵、及嘴巴」都做出來。 當時我有一個提議，就是做個台語文語音系統。例如牧師講道的時候，牧師可以選擇用自己的聲音，也可以用電腦和成的聲音來傳達。而這個電腦和成的聲音，我當時想找一位很重要的人士，就是李登輝前總統。因為李前總統曾經說過，他退休以後要去當牧師傳教。自2005年起到今天為止，李前總統還沒有真正去做牧師傳教。 所以我想了一個方法，希望給李前總統一組簡單的錄音道具，每天早上當他在讀經或禱告的時候，把它唸出來錄下來，或者是他平常有訪客講話的時候，也可以錄起來。那我們就可以從李前總統這些錄音檔中，做語音辨識及語音和成的工作。完成後再將系統公開在網路上，當一個牧師用羅馬字寫好台語的稿子，就可以利用語音合成的方式，以李前總統的聲音，將它唸出來。這就是我在十多年前曾經想做的事情。當年我曾幾次親自將請求信送交李前總統。但是我跟他的辦公室聯絡的時候，都被擋掉了，實在是可惜！ 另外關於電腦遊戲，我在資策會時曾想推動電遊及動漫相關的軟體研發工作。結果當時的執行長反對，他跟我說這不是資策會的核心工作。隔了十多年了，我們看到電腦動漫正夯，語言處理等人工智慧，確實是下世代的軟體。想起來真是可悲！！ 台灣一直重視電腦硬體，而沒有能夠好好將軟體發展出來。例如資策會執行長，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一個是真正真正學軟體的人。因此，我們國家資訊業的發展方向軟體非常弱，也就不足為奇了！

豪大雨發威，去了又來，基隆災情慘重，據防災應變中心統計，基隆淹水八十五件、土石及其他災情等共計一八八件；全市有一人失蹤、三人受傷。為此，市長林右昌日前公開道歉；林右昌 說︰「基隆市民受到這麼大傷害，我要對所有市民表示抱歉，市政府力有未逮，未能在最短時間解決問題。」他沒有把責任推託給梅雨鋒面，也沒有抱怨西南氣流擴大災情。 事實上，基隆半天降雨量超過三百五十毫米，是一九七五年以來的最大降雨量。金山、萬里降雨流入基隆大武崙溪，產生加乘效應，在四小時內兩度溢堤，一輛計程車幾乎滅頂。 其實，這次水災對基隆市民的傷害，還沒有九十年納莉颱風那麼大。當年基隆河水位暴漲，上游貨櫃場貨櫃隨著洪水往下游衝撞，碇內便橋應聲斷裂，暖江橋護欄全數遭撞毀，八十多年歷史的台鐵八堵鐵橋更被貨櫃撞成兩截，鐵橋上還留著十三只大貨櫃；又因垃圾及貨櫃屋橫亙，減少三分之一排洪量，以致基隆河河水從竹仔嶺隧道漫入龍安街，造成仁愛區災情嚴重。那時的基隆市長是李進勇，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似乎都要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驗。 誰說民進黨不會反省？行政院記取當年納莉等教訓，乃核定「員山子分洪工程計畫」，隔年六月開工，九十三年的九一一豪雨、納坦颱風及南瑪都颱風，隧道三次提前啟動應急分洪，有效降低下游洪水位。如今，員山子分洪道可將基隆河八十一％洪水分流入東海，確保基隆河下游的北北基八百萬人口倖免於水患。 （作者為城南文史工作室負責人，台北市民）

    黃越宏先在5月23日的《法治時報》，以法官的匿名黑函，指控邱太三關說他太太回任，然後在民視「政經限時批」與三立「新台灣加油」連續爆料；沒想到在邱限時五日通牒下，黃今天終於開記者會道歉。在記者追問如何證明邱有關說？黃卻改口：「就『我的採訪經驗』告訴我，有高度的可能性（關說）。」與「『大家不要一直著迷在我有沒有關說的證據』，這要由法官傳喚相關證人才有辦法證明。」  跑司法新聞這麼久的黃越宏，不可能不知道法庭上的實際攻防重點。看到他對其他記者說出上述這兩句話，證實黃只把「黑函」與「他的採訪經驗」，當成指控邱太三關說的「證據」，就知道這場官司，他必敗無疑。希望他好好回去拜拜祖先或是各方神明，讓邱太三放棄提告。 在這場可笑的「烏龍爆料」中，黃越宏用了「匿名黑函」寫文章，編了一個「鬼故事」；卻因為大家不滿邱太三「對司改腳步太慢」，而選擇相信這個「鬼故事」。三立政論節目主持人廖筱君還跳出來「抓鬼」，只想用此藉口，趕邱下台。 我們認為，如果對邱太三「轉型正義做的不夠」與「司法改革進度不滿」，就直接用這些理由，轟他下台吧！而不是隨便拿個黃越宏自己想像的「鬼故事」，拐彎抹角的栽贓抹黑，把人攆下台。抹黑鬥臭了邱，就可以如願讓「司法改革停擺」嗎？ 我們判斷，這位放黑函給黃越宏栽贓抹黑邱太三夫婦的法官，一定是不願意讓現今的司法改革會議繼續進行下去。 從黃越宏用「自己的採訪經驗」來代表「具體證據」，還要求記者不能追問來看，顯示他正在掩護這位放黑函的法官。  

過去這兩週，美國總統川普顛覆了美國長久以來若干超黨派的外交政策路線，也為國際秩序帶來無法預測的衝擊。繼上個月底出席布魯塞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會議時公開要求北約盟國提高國防預算，而且未如北約成員期待，公開重申北約公約中的「集體防衛權」之後，6月1日川普再次拋出震驚國際之舉，實現他的競選承諾，宣布美國退出2015年12月195個國家在法國巴黎簽署的氣候變遷協議。全球多數國家領袖紛紛譴責，法國新任總統馬克宏用一句「我們要讓地球再次偉大」來反諷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 其實早在去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前，《巴黎協議》的締約國早就採取預防準備，快馬加鞭進行各國批准程序。因為根據規定，此協議必須獲得至少55國正式批准，而且這些國家排放的溫室氣體至少必須占全球總排放量的55%。說白了，就是要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前兩大國家－美國和中國批准，外加歐盟就夠了。當時美國總統歐巴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從善如流，因為就算外界多數看好民主黨的希拉蕊當選機率較高，但由於川普在競選期間就表態不接受《巴黎協議》，締約國這一連串加速的動作就是要造成既成事實，即使川普當選要推翻協議也非易事。 殊不知，川普上任迄今縱使在不少議題上出現「髮夾彎」的立場調整，但在包括管制移民、退出「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要求北約成員多付「保護費」、以及推翻《巴黎協議》上的態度卻始終如一、鐵板一塊、貫徹競選承諾，即使得罪全世界也無所謂。 川普上任迄今縱使在不少議題上出現「髮夾彎」的立場調整，但在包括管制移民、退出「泛太平洋夥伴協議」、要求北約成員多付「保護費」、以及推翻《巴黎協議》上的態度卻始終如一。（REUTERS） 川普上任不到4個月，就讓美國政界和國際社會沸沸揚揚。他對北約的趾高氣昂與不可一世，讓德國總理梅克爾氣到說出「歐洲不要再依賴美國，要走自己的路」；他的女婿庫許納和核心策士從競選期間就暗自進行的「通俄門」，讓陷入未來被彈劾的風暴，也教美國盟邦對他與俄國總統普亭走得太近而憂心忡忡；他為了解決北朝鮮危機，過度討好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又和修憲擴權的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眉來眼去；他的國務卿提勒森公開說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比推動民主和人權還要重要；川普的最新力作就是要與195個國家已經完成、著眼於解決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地球永續的《巴黎氣候變遷協議》進行重新協商，但法國總統馬克宏也已帶頭嗆聲回應，重啟談判絕無可能！ 諷刺的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和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柯恩兩天前才共同在媒體撰文闡述川普的外交理念，強調川普揭櫫的「美國優先」並非意指「美國自掃門前雪」，而是要捍衛並深化美國重要利益，同時促進與盟邦和夥伴的合作關係，深化友邦對美國的尊重。兩人也替川普緩頰，川普在北約與G7峰會的發言，的目的是要呼籲北約成員善盡責任分享義務，並要求全球進行互惠的公平貿易。川普政府堅信，這是美國政府全球戰略的重大轉變，唯有同盟之間相互尊重與分享責任，才能支撐美國的強大。 但事實是，川普上述諸多作為，非但未能獲得盟邦或夥伴的尊重，反而讓他們深感美國背棄同盟與普世價值而去，進而產生想和美國分道揚鑣的意念。尤其是《巴黎協議》的精神，代表著全球主流行動是朝向乾淨與替代能源方向發展，更著眼於減緩氣候變遷與二氧化碳排放造成溫室效應擴大的衝擊。這是歷經6年好不容易達成的全球共識。結果只因為川普認定此協議的條件不夠好，甚至傷害美國經濟，就可逕自推翻，準備打掉重練。 吊詭的是，川普的決定觸怒國際主流，卻符合自家人共和黨的基本政策立場，也和討好基本盤息息相關。正如同川普並非首位要求北約盟國分擔防衛責任和預算一樣，先前的小布希政府和歐巴馬政府早就向北約傳達此一訊息。在參與國際氣候變遷相關協議的談判上，共和黨長久以來多持反對態度。最明顯的的例子就是1998年柯林頓政府在簽署《京都議定書》前，以共和黨為主的國會通過決議，要求柯林頓政府不得簽署任何對待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標準不一、有具體目標和時間限制的條約。 川普要與195個國家已經完成、著眼於解決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地球永續的《巴黎氣候變遷協議》進行重新協商，但法國總統馬克宏也已帶頭嗆聲回應，重啟談判絕無可能。（AFP） 2001年小布希上台後索性擱置《京都議定書》，根本不將它送交國會批准，美國既沒退出「京都議定書」，也未執行承諾，就當沒這回事。共和黨的主要支持者來自生產煤礦、石油、天然氣的選區，小布希家族出自德州就是證明，背後利益團體的壓力龐大，川普甘冒大不諱得罪全球也不令人意外，著眼的就是4年後的順利連任。小布希和川普的說詞一致，都質疑二氧化碳排放來源的界定、對美國的標準要求太高、進而傷害美國經濟與就業，因此美國不需要替如此不公平的協議背書，即使前任民主黨政府簽署也必須推翻。 川普一上任就進行相關動作，鋪陳退出《巴黎協議》的氛圍，包括廢除前總統歐巴馬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潔淨能源計畫和氣候行動方案，以恢復煤礦業的就業機會並降低電力成本，同時藉此機會復甦美國國內經濟、降低失業率。他也在年度預算中大幅削減環保署預算達3成，並提出停止撥款給聯合國有關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相關計畫。川普更頒布行政命令，大幅削減與氣候政策和科學研究有關的預算。 尤有甚者，歐巴馬政府在《巴黎協議》中承諾，在2025年前，達成溫室廢氣排放量較2005減少26％至28％之目標，同時在2020年前，撥款30億美元資助較貧窮國家，以達成減碳目標。由於該協定並不具法律拘束力，故美國退出、川普拒絕執行也不會因此受罰。而且川普的決定經過精密算計，就是利用未來4年才能正式退出的程序漏洞，既可立即停止參與此後的任何全球氣候會談，又可保留拉高籌碼、重新協商的機會。如果其他國家真的不買川普的帳，就得承擔美國缺席這項全球最重要控制溫室效應機制的風險。 這就是川普政治算計之後自認可以「得分」之處，而且是寄望於爭取更多國內支持，確保連任之路順利，不在乎國際反彈。 抵制《巴黎協議》從美國的私利來對待地球暖化的全人類威脅，嚴重損害美國的全球領導威望。（AP） 但川普最大的「失分」，就是失去國際信任，而且如此國際信任的腐蝕，不只是因為退出《巴黎協議》單一事件而已，而是包含前述一連串讓國際失望的言行。抵制《巴黎協議》、將自己打成和尼加拉瓜、敘利亞之流的國家、用「在商言商」的態度來處理和安全盟邦的緊密關係、從美國的私利來對待地球暖化的全人類威脅，種種舉動當然嚴重損害美國的全球領導威望。 更遑論，川普上任後在杯葛自由貿易和氣候變遷，以及拉攏俄羅斯與中國等舉動，給予普亭可乘之機，也讓習近平形塑自身是自由貿易與國際秩序捍衛者的形象。習近平兩個月前在瑞士達沃經濟高峰會的發言，加上中國總理李克強在美國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後，第一時間與德國總理梅克爾同聲高呼「中國堅定履行巴黎氣候協定」，都讓美、中兩強的國際形象出現強烈對比。 美國是二次大戰後催生與鞏固全球政治、經濟、安全、民主機制與價值的主要動力，近年來即使國力漸衰，又面對虎視眈眈的俄國、區域崛起強權中國和印度、英國脫歐後的歐洲政局動盪、來勢洶洶的「伊斯蘭國」恐怖組織、以及全球暖化對永續發展的挑戰等，仍是全球超強，理應承擔更強而有力的國際領導或是誠意來爭取國際合作。結果美國受限於國內政治與領導者的偏狹視野，選擇性地在上述重要國際事務中淡化影響力、甚至缺席，斲傷其國際地位，這才是川普在這場國際賽局中最大的損失。

六月二日水利節，超大豪雨倒入全國各地，尖峰時雨量近百與日累積雨量近千毫米，接近二○○九年莫拉克颱風的慘況。令人痛心的是，防救災能力最強的國都所在之雙北市，與原本環境就脆弱的抗災能力低的山嶺區各鄉鎮，無一倖免；當然也有平時勤於清淤溝渠如嘉義市倖免於難有三年了！ 聯合國的「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ＩＰＣＣ）指出，台灣是全世界複合型災害最多的國家，告誡我們要謹慎山嶺區與易淹水沿海地區的開發；但是，健忘的國人常惑於膚淺民調，忽略了自然界的考驗。所以，當天災來評比施政成果時，若干所謂「五星級」縣市首長就被老天爺打出原形。例如某區域縣市首長獲最佳滿意度評比之殊榮，常天花亂墜這崩塌山區不危險、不需遷村與高山違建要就地合法化的謬論，結果這次面對大自然考驗，就山崩地裂、道路中斷！ 筆者籲請國人，要公平公允來考評每個政治首長，以平時與災時及災後復建等各時期合理考評其施政，莫被把您我血汗納稅錢拿去亂放煙火及送西瓜的政客遮蔽其真實破壞、胡亂開發的人禍面貌！ （作者為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工程技師）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直言政府要治水有方，切勿再迷信「工程手段」，並說前瞻基礎建設就是循工程方法的思維。 試問：李前部長口中的「海綿城市」及低衝擊開發的達成，不也是工程方法思維另一種呈現嗎？李前部長任內中港大排的整治，正是藉由污水截流、河道整治及水環境治理工程才完成是項計畫，且所費不貲！ 前瞻基礎建設中的水環境計畫，是採韌性城市的思維去架構，除了持續推動治水工程外，水資源工程也做相當比重，例如為了降低颱洪期間原水濁度高的問題，除採伏流水外，也強化地下水戰備井網計畫，避免類似台北市喝到濁水的現象再發生，以上皆是工程手段的解決方案。 至於李前部長所說的總合治水，事實上，各地方政府已嘗試在推動，並非先知卓見。以筆者曾服務的雲林縣政府為例，早在一○二年已成立總合治水推動平台，其中包括綜合治水、地貌改造、空間策略、產業調整、水資源利用及氣候變遷等策略，由首長統籌指揮府內各局處，除了完成雲林縣綜合治水規劃外，也完成區域計畫擬定及易淹水地區十三個鄉鎮空間規劃，配合國土計畫，將雲林縣建構成韌性城市。由過往逢水必淹到前天強降雨的淹水災情，驗證了基層公務人員的努力沒有白費。 以土地使用管制的手段來配合治水還有一例。為解決水土保持法「海平面一○○公尺以上均屬山坡地」的限制，造成新北市林口台地發展遲緩，民國九十二年時任縣長的蘇貞昌，推動林口台地山坡地解編工作。為了讓開發行為不影響下游八里紅水仙溪及五股五股坑溪的居民安全，利用公園、綠地、廣場及文教用地廣設滯洪池，同時要求所有開發案甚至私人建築均應設置滯洪設施，並修正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徹底實施滯洪的觀念。誰知周錫瑋縣長一上任，就停止滯洪池設置，要求水利局重新檢討，結果帶來下游的嚴重災情，而趕快重啟滯洪池建置，當時的副縣長，正是以水利專業著稱的李前部長。 治水的觀念與工程手段與時俱進，總合治水是正在實踐的方法，但不宜以此貶抑水利規劃與水利工程的專業。 （作者為雲林縣政府前水利處長）

日發起台灣正名參加2020東京奧運。資料照片        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會員 台灣參與奧運的辛酸史一言難盡。IOC (國際奧委會) 成立於1894年，同年爆發中日第一次戰爭，隔年台灣併入日本帝國。戰後台灣改由國民政府代表，民主化後仍以「中華台北」紋身，無國號、無國旗、無國歌，地位更次於香港、巴勒斯坦，等同難民身分。這樣的待遇其實也不能完全怪罪IOC。真正讓台灣淪為如今這個尷尬地位的是蔣家父子，為了統治的正當性，寧為冷戰對抗的砲灰，也不予台灣一點機會。 「兩個中國」的紛爭自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起就沒止歇過，1960年羅馬奧運，IOC再也受不了國府自稱代表中國，要求台灣隊以福爾摩沙之名參加。其實這是中國更不能接受的名稱，但美國自認此舉是為中共入會鋪路，為了防堵中國，慫恿台灣退出抗議。最後國民政府決定在開幕進場時舉牌抗議，這是奧運史上首次公然將政治鬥爭搬上運動場。 1976年蒙特婁奧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下令拒發台灣代表隊簽證，除非保證不以ROC之名參加。此突來之舉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不但IOC毫無準備，美國也大跳其腳，揚言共同抵制。最後在各方的斡旋下，達成對台灣極寬厚的協議，只要台灣放棄使用ROC，改以台灣或福爾摩沙之名參加，就可保有現行國旗與國歌的使用。 儘管中國強烈反對，此方案既能反映國際現實，也能照顧台灣島內當權者的政治利益與國旗、國歌的政治神話，就算以今日國內的政治眼光來看，都是一個絕大多數人能接受的方案。 可惜這個全世界為台灣找到的出路，不到24小時就被當家不久的蔣二世（蔣經國）否決，全隊退出抗議。蒙特婁奧運後ROC從此消失，8年後再度回到奧運場上，不但國號不保，國旗、國歌也一併消失。中國則成為IOC的中國唯一代表，而當初表現一副兩肋插刀力挺的美國也與中國建交。更可惜的是，世界從此看不見台灣，對台灣政治的轉型與本土化也視而不見。當由難民運動員組成的奧運隊出現在里約奧運開幕式，贏得全場的起立致敬時，被當成無國、無旗、無歌的台灣隊仍然被忽略在一邊，這是何等諷刺？ 當年捲起千堆雪的杜魯多組閣的口號之一為「第三種選擇」，希望在美蘇兩強之間走出冷戰格局，而揭穿「自由中國」這件國王的新衣只是一個開始。不禁想到2020年的東京奧運與首相安倍，安倍要扭轉戰後日本外交侏儒形象的企圖十分明顯，和杜魯多當年的企圖類似，也許可以師法杜魯多，在奧運場上強力為台灣正名。 杜魯多要面對的是美國的暴跳如雷，安倍則要面對中國；而不同的是，安倍只要重提當年IOC的決議，不是什麼駭人之舉，IOC無立場強力反對，台灣人必然也會欣然接受。而我們自己的政府呢？就看新政府願不願意向IOC主張自己國家的權利，還是得過且過，一切維持現狀？

總統蔡英文出席二二八事件70周年中樞紀念儀式致辭時，宣布將推動「促轉條例」。資料照片       李中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 相較於古典的正義觀，轉型正義是相當近代的觀念，目的在處理信仰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的政權轉移後對前朝不法的界定與處罰，以伸張前政權受難者的正義。它往往牽扯到記憶與詮釋的競賽，信仰與服從的衝突，乃至於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種種複雜的思辨，讓轉型正義的道德基礎至今仍是哲學界辯論不休的主題。  現實世界裡，多數政權的激烈變動來自革命或戰爭，典範的轉移相對清楚，但也往往流為勝利者的正義。至於在體制內由極權和平過渡到民主的國家，又面臨了不同的問題。由於兩政權的成員高度重疊，政客利出一孔，妥協的必要往往被過度強調，於是利用政權轉移同步偷渡歷史遺忘法律，制度性放棄追訴一整個世代的違法者。西班牙與台灣便是這種以國家機器強迫遺忘的代表。  西班牙的佛朗哥與蔣介石死於同年，但蔣介石有兒子繼位，台灣的民主化因此晚了10年。儘管有10年的差距，台灣跟在西班牙後面亦步亦趨，在寧靜革命美麗的外衣下，對轉型正義的處理付之闕如。 後佛朗哥的民主政府全是前朝大員，1977年通過《大赦法》，但重點不是為了恢復政治犯的名譽，而是大赦佛朗哥政府裡破壞人權的爪牙，此法至今仍牢牢牽制住西班牙轉型正義究責的可能。 台灣亦然，1987年解嚴的同時通過《國安法》，其中第九條無條件確認所有戒嚴時期的軍事審判有效，不得上訴，此法甚至違反《戒嚴法》第十條：解嚴翌日起，得依法上訴。台灣人民在《戒嚴法》下盼了超過38年的明日條款，解嚴當日終於落空。  過了整整遺忘的30年，西班牙終於在2007年通過了《歷史記憶法》。該法有其進步性，如去除公共場所佛朗哥的塑像與其政權的圖樣，但基本上還是一個高度妥協的產物，總理自己身為受難者後代，但受到自己陣營相當嚴厲的批評，例如賠償不足、被沒收的財產消失無法歸還；由民間組織自行調查，真相私有化，政府出錢但不介入、不背書、不採立場；承認佛朗哥法庭裁判的正當性等等。這些批評不盡然是受難者後代的情緒性批評，例如拒絕廢除《大赦法》，以至於追訴違法者在法律上根本不可行。知名的人權法官Baltasar Garzon執意啟動調查，卻落得被撤銷法官職務。  剛好晚10年但仍在爭議中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顯然會面對與《歷史記憶法》同樣的缺失與死角，而且是一個更空洞的框架性立法，能成就什麼？恐怕連蔣介石銅像都拆不掉。目前除了中樞宣示追求真相，究責加害者，並無看到具體的討論如何在法律上提供可能，是否又落入之前兩個補償條例以基金會形式運作的模式？是否要對上述《國安法》做出解套立法？如果要，戒嚴38年汗牛充棟的軍法審判如何面對？現行司法是否有意願、有能力處理？  轉型正義不是一個嘴巴工程，可能比制憲還難，不然聯合國也不必大費周章制定方針，也願意自告奮勇介入。如果這是一個國家不願介入的法庭，沒有法官，沒有檢察官，沒有被告，也沒有起訴書，只有證人與親朋好友組成的陪審團，一個還停留在真相私有化的時代，我們是否要認真以對？

  在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已成為香港每年的盛大公民活動。不過近年隨著香港政治情勢丕變，活動本身已經面臨瓶頸。圖／laihiuyeung ryanne, via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來到了六四的二十八周年，香港支聯會依舊舉辦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宣揚「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六四」。支聯會是個號召全港市民以「愛國主義」為基礎去支持中國民主政治改革的組織，當中的宗旨分為兩個面向，一是愛國，二是支持中國民主政治改革。 但大家不必然會像支聯會人士將兩個面向結合起來：第一，不特別去愛中國，也是可以支持中國政治改革，但中共容不下這種人，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外國NGO人士因在中國境內關心維權人士而遭到逮捕。第二，部分港獨派不單不覺得要愛中國，更會認為中國有沒有民主政治改革，根本不關香港的事，他們當然就不會去紀念六四。中共更容不下這部分的港獨分子。原因是在中共眼裡，他們不單不愛國，更大搞分離主義。 簡單說，中共只容得下不挑戰其繼續壟斷政權的愛國者；更正確的說，是盲目地以為愛黨就是愛國的愚民。香港支聯會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愛國但不愛黨，當然也會被排斥甚至打壓。 支聯會對香港年輕人有什麼不滿？ 然而，過去幾年支聯會都被質疑默守成規的紀念並沒有多大意義，於是去年支聯會秘書長李卓人發表「紀念就是抗爭」的謬論。面對本土派年輕人的質疑，今年他軟硬兼施。硬的方面批評年輕人淡忘六四而又慨嘆冷漠是最大的敵人，所以他的意思是不去維園跟支聯會一起紀念六四就是冷漠。首先，他口中的年輕人大多是1989年後才出生，對沒有經歷六四時空的人來說，沒有淡忘不淡忘的問題，只有認識不認識的問題；其次，年輕人不去維園不代表就會否定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性；最後，很多人根本就不認同支持中國民主就一定要像支聯會一樣去宣稱愛中國。 軟的方面，李卓人在接受統媒《香港01》訪問時聲稱，紀念八九六四其實才是「最本土」的思潮，「希望大家認清事實，重新認識這個百分之一百最本土、最香港嘅歷史」，所以他的意思是支聯會其實很本土的。不過「本土」一詞已經被濫用了，之前一群包括雷鼎鳴教授在內的舔共保皇派出了一本書，告訴大家他們才是真本土。現在支聯會領導人也不甘示弱，聲稱他們的紀念六四是最本土的。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士要搶奪「本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成功與否，重點是香港很多年輕人根本不會認同這些人以愛中國為前提的所作所為。 另外，如果香港人所做的都是本土的話，那麼最「本土」的運動其實是五十年前發生的六七暴動。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及親共份子當年配合文革，發起了為期超過八個月嚴重傷害香港市民及經濟的恐怖主義顛覆行動，這種「反帝反殖」的運動不是很「本土」嗎？可是，本土主義的精髓是本地優先，亦即是香港優先，所以受中共國際主義鼓動的恐怖攻擊其實是反本土的，是不顧香港人利益的瘋狂行為。 支聯會有必要參與郭文貴的法治革命 保皇派跟支聯會其實是要告訴大家：愛中國也可以是本土的，那為什麼不直接告訴大家要去愛中國，而硬要拿個「本土」外衣去包裝？當然，跟保皇派的愛國就要愛黨不一樣，支聯會是要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不過，已經二十八年了，支聯會仍然不去反省當下不以愛黨為前提的愛國政治改革運動該如何做，而不是每年形式上高舉六四牌位來供奉。支聯會大概已經忘記或從來都刻意忘記當年之所以會發生六四，是中國人反對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貪腐情形，民主被認為是防止貪腐的最佳方式。 二十八年後的今天，中共的貪腐更嚴重千萬倍，不單已經結構化，而且以各種金融財技作掩護。或許支聯會的支持者或反對者都沒有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支聯會似乎從來不反中共的貪腐。如果真要學當年的愛國烈士去愛國，重點應該放在反貪。是支聯會不知反貪、不想反貪還是不敢反貪？從壞的方面想，會衍生很多陰謀論，例如支聯會根本已被親共人士操控或收編，我們也許不必掉進無根據的臆測中。從好一點的方面想，支聯會可能認為中共已經在反貪了，那就不用參一腳，但這是一種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的藉口。 其實，從江澤民掌權後，反貪已經逐漸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當權者以「反貪」為由，整肅任何可能出現的挑戰者，其中最直接受牽連的是商人，尤其是非黨員商人，當中的表表者正是近半年不斷爆料的郭文貴。他的最主要控訴，恰恰就是中共部分當權者的「以貪反貪」是違反法治的。他認為，與其空談民主，不如推動中國人能擁有中共自己也掛在嘴邊的法治。郭文貴鼓勵中國人以愛國、愛民族的熱情來參加法治革命，不是更符合現實的愛國運動嗎？支聯會的中國人何不加入這場革命？ 如果中共連自己的法治承諾都違背了，不就更好證明未來一定要結束一黨專政？經常強調階段性勝利的大中華社運人士，何不跟著值得敬佩的郭文貴站在一起，先爭取法治以「消除以貪反貪」作為階段目標，勝利後再談建立民主中國？

  非常上訴乃與再審，構成我國對誤判糾正的兩大機制。再審的門檻相當高，能通過的案件，一千件恐不到一件；至於非常上訴，因專屬於檢察總長，故被告僅有向檢察總長聲請，而無自行提起之權。圖／CC0   檢察總長顏大和，終於對前交通部長郭瑤琪案提起非常上訴，其主要理由，即是目前司法於貪污對價之認定，會因審理法院之不同，以致造成相類案件的歧異認定。惟當事人已多次請求提起，皆遭駁回，就讓人對此案的同意，感到驚訝與不解，甚至讓人思考，現行由檢察總長獨攬非常上訴權的規定，是否該重新檢討。 郭瑤琪案的救濟途徑 於公務員涉貪的場合，檢察官除須舉證被告有收受利益的事實外，更須提出有無貪污對價的證明。而就郭瑤琪所涉及的台北火車站招標收賄案來說，若所收到者是單純的茶葉，由於茶葉再貴，也不可能與廠商得標後的獲利成比例，就不會被認為有對價性。即便於茶葉罐內，真有兩萬元美金，但是否必然有對價，還得視當事人主觀意思、客觀情狀及得標利益等等為綜合判斷，這就不能免於因法官而異的差別對待。 而本案的第一、二審判決，以查無兩萬元美金或無貪污對價判決無罪，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卻改判有罪，對於認定收賄與否的事實，即茶葉罐內二萬美金的依據，竟是備受爭議且疑點百出的監聽譯文。因在長期監聽之下，所得的資訊必然龐雜，但執法機關只會提出對被告不利的部分為證明，這不僅是片段之詞，更屬一種恣意選擇，則此等證據就只能算是傳聞，而難提出於法庭之上。惜更一審法院，不僅未加排除，更僅以譯文的隻字片語，即判斷確實有收受二萬美金之事實，實屬以偏蓋全。 又法院據以認定有罪的另一證據，是來自行賄者的供述。惟此證詞，乃是在調查者不斷提示證物下陳述，不僅前後不一，亦有諸多矛盾，則如此的供述，實是在偵查機關的誘導下所為，根本不具有證據能力。但法院竟認為，證人與被告無冤無仇，不至於誣陷，並以監聽譯文中，證人有要被告注意茶葉內容，即來認定罐內必有美金一事，就反應出司法普遍存在的有罪推定與違反證據法則的一面。 故在更審法院未詳細調查有無收賄證據、又未審查有無貪污的對價關係下，就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即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及第379條第14款，即裁判不備理由，致為判決絕對違法，即便確定，亦可由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 而所謂非常上訴，必須是在判決違背法令下，由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出。若確認判決違法，除非證據已經明確而自為判決外，就會撤銷原判決，並由原法院重新審理。故非常上訴乃與再審，構成我國對誤判糾正的兩大機制。惟由於再審的門檻相當高，能通過的案件，恐一千件不會到一件；至於非常上訴，因專屬於檢察總長，故被告僅有向檢察總長聲請，而無自行提起之權。 檢察總長獨攬非常上訴，應修法改正 所以，既然郭瑤琪案的判決瑕疵如此之多，在聲請再審，屢遭駁回之下，就僅能寄望另一管道的非常救濟。只是檢察總長每天面對諸多當事人的聲請，到底如何選擇出可以提起非常上訴者，在法條未如再審般規定詳細下，最終就完全繫乎檢察總長的權力意志。尤其在郭瑤琪案裡，當事人已聲請至少七次，卻都被駁回，為何此次會同意，就更讓人難以理解。 一個可以合理解釋的理由，或在於監察院上月針對此案所提的調查報告。但問題是，被告每次聲請的理由，似與監察院的報告無太大差異，則此次同意提起，到底是檢察總長未曾仔細審閱被告聲請書，抑或懼怕監察院的糾舉權力，還是考慮到政治的風向？實令人感到困惑。更讓人思考，現行由檢察總長獨攬非常上訴權的規範，是否應該重新調整了。

  全國文化會議正在分區進行，今天（六月四日）在基隆文化中心的場次是以「文化生命力」為議題，討論「文化保存與扎根、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記憶」。我無緣與會，但獻芻議一則。 文化生命力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必有其真積力久的歷史蘊含，所以，「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記憶」是正確途徑。台灣史常識告訴我們，台灣文化與歷史是「多元」且「多源」的，正如台灣人的血統也是「多源」的。其中，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成分不容忽略。 在荷蘭人、西班牙人及漢語族人移入之前，台灣早就居住有長達數千年、數萬年的原住民族，皆屬「南島語族」。台灣是南島語族分佈範圍最北的地方，有學者認為台灣是整個南島語族的原鄉。 台灣的南島民族因地緣關係被分為「高山族」與「平埔族」。由於近代閩粵漢語族移民夾其優勢文化入台，平埔族首當其衝，社會逐漸解組。再經清帝國的「設社學」、「改服易俗」及「賜姓」等政策，平埔族徹底漢化。尤其一七五八年起，乾隆對台灣平埔族大肆「賜姓」（所賜漢姓有：潘、蠻、陳、劉、李、王、戴、林、黃、錢、江、廖、三、張、斛、穆、莊、鄂、來、印、力、利、鍾、蕭、爐、楊、朱、趙、孫、金、賴、羅、東、余、巫、莫、文、米、葉、衛、吳、黎、兵、蟹…），徹底改變了平埔族的身分認同。再歷經日本與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洗腦教育，至今平埔族祖先已從一般台灣人的記憶中消失，南島語族的文化與意識也被邊緣化。 台灣平埔族。（維基共享）   雖然平埔族已在台灣大眾的認知中消失，但平埔族的痕跡仍處處可尋。以地名來看，今天台灣全島各鄉鎮區地名一半以上是由南島語族的社名而來。僅此即可印證林媽利教授的醫學報告：台灣人有八十％以上具有平埔族血統。可惜，今天大部分台灣人只知有唐山祖，而不知有南島祖先，未免數典忘祖！ 一六五○年荷蘭統轄下的四個地方會議區，共計就有三一五個部落。《荷蘭戶口表》更留下珍貴史料；十八世紀初的「康熙台灣輿圖」，西部從北到南遍佈各社的平埔族聚落就有一二○個社（漢語族聚落只有六十五個莊）。可見南島語族和台灣歷史關係密切。 所以，在討論「文化保存與扎根、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記憶」的此刻，我鄭重向文化部及原民會提出一項建議：請全面找尋各鄉鎮區過去平埔族各社的原址，並在各社原址立碑紀念。 紀念碑不必多雄偉，不需龐大經費，但能發揮社會教育，可以喚回台灣人民對南島先民的歷史記憶，培養南島文化意識，增進多元文化生命力！ 中國客常讚賞台灣保留最多中華文化，我們樂於接受此項讚賞；但我們更希望展現南島文化特色，以彰顯台灣的主體性。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遠見民調讓嘉義市長涂醒哲又最後一名，但是涂市府不滿遠見結果，提出自己做的民調結果，而且有做比較。他們提出2016年12月，涂滿意度約36%，不滿意約44%，和外界民調結果相似；今年5月再次調查，滿意度上升至45%，不滿意降為25%。 遠見民調讓嘉義市長涂醒哲又最後一名，但是涂市府不滿遠見結果，提出自己做的民調結果，而且有做比較。（資料照記，者王善嬿攝） 因為這半年政績有出來，最近一次比去年大幅進步，用自己做的民調想打臉遠見。遠見臉確實被打了，但遠見的民調做很多年了，有一定的媒體曝光效果，但現在市府未雨綢繆做了內部民調，至少有更多民調做更多比較，而不會一直跟遠見的風向跑，不過外界還是對此有政治解讀。 涂民調低迷，國民黨動作越來越大，吳敦義日前提及嘉市說要「恢復黃敏惠市長輝煌燦爛年代」，更說「要把他拚下來」。放眼望去，南部縣市的執政機會，國民黨唯一的機會就在嘉義市，這次吳當然不肯放過，還沒當上主席就野心勃勃設想2018年拿下嘉義市。不過吳在嘉義市風評一向不好，黨主席得票率低於全國平均值不說，他爭議事件更族繁不及備載。而黃敏惠當了兩任嘉義市長，任內沒什麼大建樹，汙水接管、鐵路高架、貨轉中心、路平、水資源中心、國民運動中心進度皆為0%，還被網友譏稱為公園市長，黃在嘉義市根本不是輝煌時代，而是灰暗時代，她明年還有機會嗎？ 基層其實心知肚明，涂醒哲當初能選上嘉義市長，不只是馬英九神助，還有勤跑基層，最後好不容易終結民進黨嘉義市零執政的紀錄，誠屬不簡單，況且現在涂民調雖低，但他向蔡總統爭取到鐵路高架化建設，可說是南部縣市現任首長中迄今最能拿出來宣揚的重要政績之一。 前一陣子小英之友會會長徐文志有被傳出要中途取代涂，但市長四年任期是民主制度，中途取代將大大傷害民進黨，後來這事被證實子虛烏有。如果論實力，徐在基層經營不深，他自己也對外表示沒有規劃要選。另外最有可能問鼎嘉市長的立委李俊俋可能正在鴨子划水，對於選市長相當低調，其他曾被新聞隱射的嘉義市政治人物普遍看來實力都弱，無法變成一方霸主。 想選的人可能很多，但嘉義市政治人物大多不願正面表態，但嘉義縣長張花冠動作可大了，她拋出縣市合併，外面猜測她的如意算盤是縣市加起來的綠色選民多於藍色選民，因此只要合併，嘉義成為鐵板一塊綠營就能躺著選，她似乎也想以此當作自己的政治籌碼。 合併一事，涂醒哲持不認同看法，嘉義市議會更大動作決議反對，大部分嘉義市民目前也不希望合併，有雜誌做出52.4％市民反對縣市合併，而現行制度也有窒礙難行之處，張拋出的蛋白蛋黃之說僅是曇花一現。看在民進黨支持者眼裡，最近的紛擾已經達到權鬥臨界點，民調低的涂面對黨內外各方勢力競逐，有如孤鳥，明年縣市長選舉即將到來，涂市府還是要讓民眾認同綠色執政品質保證。其次民進黨如為大局著想，為中央與地方都能永續執政著想，黨內不該互打，而要設法團結一致面對共同敵人國民黨，不要讓嘉義市成為綠色執政的破口。 （基層民進黨黨工）

在《自由時報》拜讀了李敏勇先生「國家焦慮」，感慨良多！聯想也多！ 明明台灣已經是一個實質民主國家：國會、總統皆由台灣人民直接選出；人、貨出入境皆由台灣海關管制；國際貿易呱呱叫；全世界到處都有台商；讓台灣人民免簽證入境的國家一百以上；台灣的領海、領空、領土就是台灣的政府最高最大！人民納稅、政府服務或管理；人民不高興可以抗議、甚至罵總統！許許多多事實都可以說明，台灣是一個實質民主國家！但是，至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承認我們是個國家！ 包括那二十一個所謂邦交國，也不是承認台灣是個國家，只是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 這不是太荒謬、太違反事實的現狀嗎？ 包括那二十一個所謂邦交國，也不是承認台灣是個國家，只是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這不是太荒謬、太違反事實的現狀嗎？（資料照，記者陳鈺馥攝） 何止如此，其實，現在台灣人民還是「中華民國國民身分」，就非常莫名其妙！ 一九四五年十月，盟軍麥帥命令蔣介石派人到台灣及北越接受日軍投降並統治。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卻公告：「台灣人民一律恢復中華民國國籍。」英國當時曾抗議違反戰爭法「佔領地不得變更主權」（否則蔣後來何必把北越退還法國？）。 蔣派來台灣統治的陳儀倒行逆施，不到一年半，引發二二八全台灣人民起義抗暴！陳儀一邊虛偽答應「改革要求」，一邊卻暗中請蔣派軍來台鎮壓。三月八日軍隊從基隆、高雄兩端登陸，一路見人就機關槍掃射屠殺！而且事後還藉機無辜捕殺全台精英！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被毛澤東逐出中國大陸，一九五○年三月竟在佔領地的台灣建立「中央政府」（又違反戰爭法）且宣佈戒嚴，軍事高壓恐怖統治台灣長達三十八年，其間無辜被關被殺者可能至少十萬人以上！ 現今台灣人民不但沒有好好清算蔣家罪狀，且還繼續披著被他們違法穿上的「中華民國」身分，好像都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尤其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明明是台灣人民直接選出的台灣總統，偏偏還稱「中華民國總統」，不也是莫名其妙嗎？ 蔣家父子是被打敗逃亡的，不但當總統的過程都是不合法又不正當，又要違法繼續佔領統治台灣，不能不主張要「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甚至「漢賊不兩立！」「絕不接觸！」不能不一直冒用已被滅亡、沒有本國領土的「中華民國」；但是，您們四位，既不需、不能、甚至不敢主張「反攻大陸！消滅共匪！」也不會叫「漢賊不兩立！」「絕不接觸！」且當上總統都是經由公開合法、正正當當的程序！何必隨著蔣家繼續冒用「中華民國」呢？ 須知民主國家，人民最大，何不問問人民大家：怎麼辦？ 這不是最需要開「國是會議」嗎？是不是需要大家認真討論，如何一起丟掉違法的「中華民國身分」？如何恢復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以前被佔領統治下的台灣人民身分？如何由台灣人民建立新國家？ 國家名稱如何？國旗、國歌、憲法不是都該由人民共同決定嗎？ 二次大戰前，全世界和台灣同樣是殖民地的許多地方，已經建立了一百幾十個新國家，何以台灣不能？我們比人家笨嗎？我不承認！絕不承認！一定是哪裡有問題？大家都一起努力找問題、解決問題，不好嗎？ （作者為前國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