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茂雄教授一向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輩，為文擲地有聲，言而有物，以台灣斯土而言，誠為政論界的翹楚。但昨日的〈台獨 華獨 明統 暗統〉宏文，本人有點不同意見。 首先，陳文指出台灣改用真國號有迷思，對於使用假國號「中華民國」與真國號「台灣國」，都會橫遭中國打壓；此番話似乎並不積極、贊成使用真國號。如果實屬，此差矣，台灣這兩個真假國號有如天差地別，無論給世人觀感、結果等落差都極大。這個假國號帶給台灣太多的問題與困境，諸如內憂（藍綠惡鬥）、外患（台灣與中國戰爭），被誤以為是中國的「一部分」，無法進入聯合國，世上最少邦交「國家」，主權岌岌可危，自我矮化為地區，資源與技術大量輸送到中國，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沒有國家、國籍，「國軍（台灣軍隊）、共軍（中國軍隊）都是中國軍」，台灣外匯存底四千四百億美金不能以假國號中央銀行儲存，駐外使館不得以台灣國家名義登記等，太多了。 再者，陳文指出，欲反對目前的體制，不可在目前的體制下生活、參政，用這個論述來否定台灣獨立。此言又差矣，毛澤東、周恩來初期也都是中國國民黨高幹，當時中國以黨領政，當然毛、周不僅是中華民國國民，也是當時的政府官員；甚至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一九四五年毛還六次高喊「蔣委員長萬歲」，但四年後，照樣滅掉中華民國。 次舉美國，華盛頓在獨立之前，不僅是英國人，且是英國高級軍官，曾統領英軍與法軍對抗，最後打贏了法軍；一七七五年四月，殖民地人民與殖民政府軍開戰，隨後殖民地人民聚集開會，華盛頓穿著當時英軍的軍服與會，會中全票通過由華盛頓擔任殖民地軍隊的總指揮官。請問有誰非難華盛頓，既然曾擔任英國高級軍官，就不可再出任殖民地總指揮官？ 台灣人您知道嗎？只因為使用了這個假國號，於是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成為殖民地。 （作者為海峽和平基金會創辦人，文化大學退休教授）

  六月二十二日〈北社評論〉「台獨 華獨 明統 暗統」，本文最大矛盾是，指責使用「中華民國」鈔票，拿「中華民國」身分證，住在「中華民國」台灣的台灣人民，就不可以反對或不認同「中華民國」體制，否則就是自己進入體制而不自覺，還有什麼資格反對或不認同「中華民國」體制。 完全無視台灣維持「中華民國」體制，是不正當、不合法，欺騙台灣人民，詐騙國際社會的體制。〈評論〉怎麼可以指責，主張廢棄「中華民國」體制的台灣人民是嘴巴說不認同「中華民國」體制，事實上自己生活在體制中而不自覺？ 〈評論〉又指責：台灣用了「中華民國」的國號，中國會打壓，難道用了「台灣國」的國號，中國就不打壓了嗎？ 奇怪？〈評論〉難道不知道，中華民國稱號對北京政權並非禁忌，在聯合國，北京政權今天仍然堂堂正正代表中華民國出席開會。中華民國的一切，包括國旗、國號、外匯、大使館及財產，北京政府都有權繼承使用。更嚴重的是，包括在台灣維持中華民國現狀，北京政府就有權繼承台灣，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北京政權或許應派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官員，一起去聯合國代表中華民國開會，證明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台灣用「中華民國」的國號，中國的打壓是正當、合法。 宣布獨立成為台灣共和國，中國要打壓是不正當、不合法，兩者之差異，難道不知道？ 台灣用「中華民國」，最大矛盾是自己維持「一個中國」，〈評論〉難道不知道，民進黨口口聲聲反對「一個中國」、「九二共識」，事實上，民進黨政府的外交部一再主張「一個中國」，又花人民的稅金，收買小國來維持「一個中國」政策，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 目前台灣內部之所以形成一股親中、愛中風潮，就是認同中華民國體制造成的結果，為何台灣人民不應該批判認同中華民國體制？ （作者為台灣憲法學會理事長）

  台灣正在為應對中國的態度或政策辯論，親中、和中、知中、友中、傾中等政治名詞充斥之際，本週幾件事例，剛好提供國人參考深思。 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將滿二十年。香港大學近日民調顯示，十八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世代，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只三．一％，是調查歷來最低。港大一九九七年八月以來，長期進行這項「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其中，年輕世代自認「廣義中國人」的，二○○八年十一月達五十一． 九％最高峰；去年十二月已低至十三．三％，這次「回歸」二十週年前夕再劇降。 香港年輕世代的中國人認同低落，顯示與中國越為接近，對它的認同越是疏離。年輕世代代表未來，預示中國認同在香港前景無亮。同一民心走向，在台灣也是現在進行式。政大選研中心調查顯示，台灣公眾自認是中國人的，十五年前降為個位數以來，今已跌至三．四％；即使有「都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選項，也呈長期下降之勢。相形之下，台灣人認同一路上升，已約六成。新台灣國策智庫調查還顯示，排除「都是」選項，台灣人認同維持在八、九成之譜。 類似現象，不只香港與台灣，與中國鄰近的東亞各國，從日本、南韓、越南、印尼到澳洲，西至印度，對軍事崛起的中國，無不充滿疑慮和不安。有如美軍太平洋司令哈里斯本月初所強調，「具侵略性的中國」，是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不過，由於美國川普政府諸多作為難以讓盟邦安心，本月初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年度安全會議「香格里拉對話」，傳出日本、印度、澳洲、越南有意籌組非正式聯盟，制衡中國，以求自保。 中國處於習近平「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情境，期待它改變近年高調蠻橫崛起的路線，幾近幻想。香港「回歸」不過二十年，「一國兩制」已七折八扣；併入中國多年的圖博，所受壓迫就更強大，達賴喇嘛本週在美國遭到打壓，尤凸顯這一現實。 應聖地牙哥加州大學邀請，達賴週末在畢業典禮演說，另有專題演講會和記者會，主要強調二十一世紀應是溝通對話的世紀，世人要「擁抱世界的多元之美」，全球七十億人差異隨處存在，分歧也難避免；個人、族群、國家不可能持同一觀點，唯包容、對話、互信、互愛能化解。他勉勵畢業生和教育機構，不但追求知識，更應重視情感修為智慧，以增進人性內在本質，造就美好個人與世界。 達賴認為，有四億佛教徒的中國，在發展經濟之際，應注重提升文化，需要一場邁向慈悲的社會革命運動，這是「一場新的文化革命，但非出自仇恨或憤怒，而是慈悲」。達賴也重申，圖博不會尋求獨立；中國把他妖魔化為長了角的惡魔妖僧或分裂主義者，至為可悲。 達賴在聖地牙哥言行廣受關注，但是這位全球備受推崇的宗教家，即使對中國謙卑平和，仍招致強烈打壓。中國透過它在該校學生組織表達反對，演講場外也有人抗議。不過，不僅該校六千畢業生及一萬五千家長親友對達賴稱讚者眾，畢業典禮前一天的演講會更吸引兩萬五千人，每人付費二十五美元，歡迎這位最受美國人仰慕者之一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聆聽他充滿智慧、人性、幽默的講話。 中國打壓達賴，提供台灣一面鏡子。和平主義者、慈悲為懷的宗教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達賴，儘管強調不主張獨立，仍難擺脫中國的醜化和封殺。從而，台灣不能陷入自我幻想，以為懷柔或卑躬屈膝就能換取和平；一如馬英九已破產的「一中各表」，中國雖改以「讓利」，放緩外交進逼，軟的更軟，最終併吞野心不變。台灣所能做的，不是高喊親善的各種口號，意圖換取中國「善意」，自欺欺人反陷自我麻醉惡果。振興經濟活力，加強國防戰力，做好與重要盟邦外交安全關係，不對中國存有任何幻想，才是自強自保之道。 達賴到美國大學畢業典禮演說，且廣受數萬聽眾歡迎而聆聽，台灣實在沒有道理不能邀請這位尊者、智者、慈悲者來為我國學子和公眾指點迷津，提升人文修養與素質。

      陳武璋為潑漆的林明正義務辯護。圖／林明正提供 今年二二八當天，全台很多地方的蔣介石銅像遭到潑漆、砍頭等各種不同方式的對待，其中光是台中市就有大里和霧峰兩個區公所，以及大里的一個公園等三處的蔣介石銅像被潑漆，它們都由同一人所為，他是早期街頭運動的常客，目前是電台節目主持人林明正。 不到四個月後的六月二十日，林明正被傳喚到台中地檢署，陪同前往的是台中市街頭常客都很熟悉的人權律師陳武璋。 以下是林明正的敍述： 「今早來到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為在今年228事件前夕向228元兇，世紀殺人魔蔣介石銅像潑漆案出庭。在此要特向台中地區僅有的人權律師陳武璋律師致謝！ 陳武璋律師早年就是中部地區有名的人權律師，發生在中部很多政治案件都是由陳武璋律師義務辯護，他的義舉讓人欽佩。 本人這次案件，陳武璋律師不但是義務辯護，還在辯護過程從歷史切入，對「世紀殺人魔蔣介石」之論述，真讓人為之動容，不愧是人人稱敬的人權律師，最後只有一句話：陳武璋律師感謝您，愛台灣有好報。」 律師義務為政治受難者辯護的案例並非首例，辯護後轉而從政的更不在少數，但像陳武璋這樣三十年如一日，而且堅持不從政、不擔任黨職（他在1992年就參加民主進步黨）的人可謂絕無僅有；而且他的關懷層面很廣，包括對天災人禍受害者，例如發生在1995年的衛爾康餐廳大火事件；台中市九二一大地震時大樓倒塌求償案件，以及八八風災五部車掉進往水里方向的台16線斷橋，造成15人死亡事件等；他尤其對於原住民所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出力最多，所有這些弱勢朋友的案件，他一律不收費用，導致律師事務所的同仁增加很多負擔，有時難免抱怨，久而久之同仁卻被他那種發自內心疼惜弱勢的情操所感動。 1991年由陳婉真及林永生等人在台中發起的台灣建國運動組織案，最激烈時曾發生台建人員對警察當街投擲汽油彈，並導致二千多名鎮暴警察包圍台建組織，台建人員誓死反抗的事件，陳武璋和田再庭及邱太三三名律師擔任台建的義務辯護律師，法庭上陳婉真背對法官並向法官嗆聲：「這種法庭只配我用屁股對著你們！」那一幕也令陳武璋印象深刻，「在雙方對峙過程，我也因而更加了解早年抗爭者的理想與抱負，這是我擔任義務律師所能吸取的人權養分。」陳武璋說。 影響他最深的是他唸台大時的教授李鴻禧的一句話，李鴻禧說：「愛台灣，很多人都會說，你們如果真的愛台灣，一定要先了解台灣，你們要經常到處去看看什麼是真正的台灣。」加上他自己對鄉土文學與報導文學的喜愛，例如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及黃春明的小說等，在在顯現對土地與底層人物的關懷，這些也都是影響他很深的書。 來自澎湖七美的陳武璋，畢業後選擇在台中開業。「我的想法很簡單，讀書人應該深入基層，才能真正了解基層的痛。」所以有人當律師是在事務所的辦公桌上貼著諮詢費每小時五千元的牌子，陳武璋當律師是每個村里深入去了解，他至今還是經常騎著摩托車奔走於台中市的大街小巷。 因為他的機動性強，又很熱心助人，「頭十年，幾乎每有選舉，都有媒體猜測我會出來參選，因為沒有律師是這樣經營基層的。」陳武璋說，他其實只是在實踐李鴻禧老師的教誨，他看到社會太多弱勢者的無奈，早期是本土爭民主的運動很弱勢，隨著民進黨的勢力日漸穩固後，他發現最弱勢的是原住民，因此他決定自我定位為第二線的支持者，並且以他的律師專長來幫助弱勢，就這麼一幌三十年過去了。 過程中有沒有受到威脅，或是感到無力的時候？ 「當然有，第一是覺得如果有多一點人一起來做，一定可以做得更好，譬如九二一大地震後，台中市有46棟大樓倒塌，以我的能力，只能接兩棟，過程中難免有人會來關說，我總是拜託他們：『請把所有的力量釋放給災民吧。』那時如果有更多律師站出來，我相信會有更多災民受到較合理一點的對待。」 讓他最感無力的是碰到原住民朋友的問題。有一次，一群原住民朋友來請他協助要回清境農場，這事讓他深感抱歉，「我真的不知道要從何做起，因為這不是法律能解決的問題啊。他們要討回清境農場，那麼福壽山、武陵農場又能如何？那些都是原住民的土地沒錯，但這已經是政治問題、是現在很熱門的轉型正義的問題了，這哪是我一個小小律師所能解決的？我對他們真是萬分愧疚，因為我無能為力！」 雖然很孤單，有時也很無力，他還是會繼續做下去，「我們眼見這個土地上有這麼多的苦楚，咱會嘸甘哪。」從嘸甘到實際對弱勢者伸出援手，陳武璋讓我們看到原來學的是冷冰冰的法律人，也有熱血熱情的律師，那是弱勢者最堅強的後盾，也是社會最溫暖的光與熱。

  六月廿一日，夏至，台灣傳出兩個熱騰騰的「來電」好消息。 首先，高雄市長陳菊在《英雄聯盟》亞洲對抗賽開戰前夕宣告，全國首座電競產業基地落腳高雄；其次，台灣人開發的角色扮演遊戲《返校》，今天要宣布開拍成電影，文化部長鄭麗君更要現身打氣。 一北一南，兩大首長都注意到了電子遊戲產業，高雄要做人才培訓基地，文化部則是要讓「人盡其才」，將台灣ＩＰ打造成世界ＩＰ。 電競比賽有如打世界盃，《英雄聯盟》去年賽季的冠軍戰中，創下了一千四百七十萬人線上觀看的紀錄，冠軍獎金達兩百萬美元，可見產業規模與影響。過去兩年，台灣已經先後有「台北暗殺星」和「閃電狼」兩支隊伍拿下過世界冠軍，沒人敢忽視台灣。 《返校》則是實實在在的台灣之光，故事內容包括台灣的白色恐怖、神秘的道教元素，百分百的台灣趣味，對全球遊戲迷都沒構成文化障礙，上市才一個月就拿下全球銷量第三名，五個月內陸續有小說上市，甚至授權公視和製片人李烈發展影視作品。 不管是電競或電玩，都有如火車頭，在年輕玩家的熱情參與和喝采聲中加速往前奔馳，活絡了產業，也活絡了人才，例如《英雄聯盟》就曾邀請周杰倫譜寫中文主題曲，《返校》的台灣作曲家張衛帆更融合鄧雨賢名曲《四季紅》、《雨夜花》，寫下難忘樂章。台灣的人才、聲音和符碼就這樣挺進世界。 比電競，靠年輕，靠反應，過了廿五歲，反應就走下坡，若無財團資助，確有「再玩就會餓死」的現實困擾。台灣今年推出了「電競替代役」，再加上高雄的電競產業基地，讓年輕選手衣食無慮，還能在遊戲測試、硬體開發、競賽教練上看得到明天，其實也只是最起碼的產業發展條件而已。高雄和文化部至少都邁開了一大步，台灣加油！ （藍祖蔚）

  前立委、現任花蓮縣長傅崑萁於民國九十二至九十三年間，於立委辦公室聯繫各方接續拉抬哄炒股票。其後東窗事發，受台中地檢署起訴。案件審理至今已十四年，前（二十）日台中高分院第三次給予有罪判決。若把台中地方法院的有罪判決拉近來一起觀察。刑度由四年六個月減少為八個月，總共減少了八十五％。台中高分院特別提醒減輕罪責的原因，除刑事妥速審判法外，尚有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筆者認為後者立法上或有失公平，而有討論必要。 中華民國罪犯減刑條例立法於九十六年，當時傅縣長剛好是傅委員。筆者猜想，傅委員當時看到此一法條，應該有看到一份好保單的感受。因為當時本案已經被起訴，而正在台中地方法院審理。減刑條例所減的剛好是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前的犯罪行為，委員被起訴的事實剛好在這之前。 這樣說委員或許過苛，那不過是行政院所提減刑條例。但原來草案中第三條，將受判決一年以上的犯罪都加以排除而不能減刑。但國親兩黨之提案，認為應該把排除的限制拉高到一年半以上，讓受到減刑的可能增加。國親兩黨的提案於二讀逐條表決時，順利通過，立馬三讀。傅委員當然認真地加以支持（詳參立法院公報九十六卷五十六期三百五十八至三百五十九頁）。試想，最後兩次更審法官減刑前的刑度為一年六個月、一年四個月，若是維持行政院原案，傅委員豈能減刑。傅委員應該好好感謝自己及國親黨團。 筆者一向反對嚴刑峻法。但，對於傅委員一邊做為被告、一邊做為減刑條例的立法者，這種「自己的減刑條例自己立」的後現代荒謬。未來的減刑條例再立法時，除了加強立委迴避法案表決外，更應排除有案在身的委員，避免謬劇再生。事關審判程序的公平性，司法及立法二權應由本案獲得改善心得。 （作者為執業律師，台中市民）

  台南市長賴清德在美國馬里蘭州的一場演講，餘波盪漾，媒體報導評論不斷，還引發總統府出面澄清。有點慶幸自己臨時改變心意去參加了，有現場第一手的觀察，不會被台灣媒體帶得團團轉。 賴準備了power point slides，全程以台語，從台南地震發生到復原說起，感謝鄉親支持；接著分說解嚴後社會運動、政黨輪替；最多時間是放在自去年五二○民進黨執政後的各種政策及台灣的變化，內容涵蓋了GDP、景氣燈號、出口、股價指數、轉型正義、年金改革、司法改革、婚姻平權、動物權等，以對台灣的展望結束演說。 演講結束後開放提問。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個提問的聯合報記者，年輕女生，單刀直入，問親中愛台及條件九二共識，與其他提問鄉親完全不同。沒想到後來聯合報發了一則「九二共識不是問題」的新聞，標題故意誤導，實在不專業。現在年輕人愛玩直播，如果當時現場有直播，應該就可避免這種別有用心的報導。 還有些媒體臆測賴意在大位，政治人物想更上一層樓無可厚非，但竟有人拿「逼宮」之說做文章，以我現場聽他講的內容，根本是沒有根據的說法。因為他整場演講談最多的是民進黨政府的施政，以及帶一些台南做了什麼，例如配合新南向大學招生。又例如Q&A時有人提問為什麼蔡政府民調不理想，賴提及是因一例一休，也解釋為什麼如此訂定的初衷，並強調若照國民黨或時代力量版本，連加班空間都沒有。賴對蔡政府施政重點講得很清楚，也很努力地要化解某些疑慮和不滿，哪來見縫插針、黨內互打甚至「逼宮」呢？ 此外，賴此行是以市長身分來，至目前為止跟美國政府沒有正式官方拜會，有些媒體炒作什麼因巴拿馬斷交任「秘史」，或來美國「面試」等等，真是夠了！也讓我再一次見識到台灣媒體的水準。 回到引發議論的「親中愛台」說，有鄉親問中國就是很鴨霸，怎麼親？賴的回答是中國對台灣的打壓國際社會看在眼裡。個人不客氣地說，「親中」兩字我也真聽不下去！但我想不用跟著媒體片面的報導浪費時間隨之起舞，也不用忙著開罵、急著護航，「畢竟做什麼比說什麼重要！」 （作者為醫師，美國台僑）

◎ 宋醇誼 在日經中文網看到東芝記憶體決定與日美韓聯盟優先談判。也提到WD變數猶在，不過不像台灣媒體把焦點都放在鴻海。 事實上，讀賣在上週五就報導了決選名單，包括日美韓聯盟與博通團隊。比較特別的是，讀賣明說鴻海和中國關係接近，日本政府擔憂敏感技術外流，所以未列入最後考慮。 相較於日本保護自家技術的考量，郭董日前痛批台灣行政效率太差，放話如果沒有必要，未來不會回台投資。一個顧家，一個嫌家，難怪被說「和中國關係接近」。這樣子的郭董，能選得上台灣總統？郭語錄「民主不能當飯吃」沒錯，不過民主就是能讓死老百姓決定要不要給郭大老闆「總統」這口飯吃！ 相較於「親中」郭董霸氣惹禍，「親中」賴神好像也行情直線下降！兩個總統候選人，大概都出局了！都是中國惹的禍！ （作者任職金融服務業，新北市民） 想起美國軍售台灣 ◎ 林南興 日本政府一向排斥外商併購其大型企業，但對東芝，不惜納入原先為競爭對手的南韓海力士，也要阻擋鴻海包含蘋果等各大品牌的所謂「夢幻團隊」，就可以看出其不只希望「保護日商」，而是還有提防與中國交好的鴻海可能將重要技術流出給中國的考量。 這樣的想法，其實不限於商業與貿易：過去歐巴馬政府不太願意銷售武器給台灣，很多專家就認為，是因為馬英九政府的親中色彩讓美方疑慮，認為銷售給台灣的武器可能技術流至中國，甚或被用來對付美軍；而絡繹不絕地至中國朝聖的台灣退伍將領們，更證實了美方的疑慮。 這兩個例子，也許是我們最應該謹記在心的教訓。 （作者為外文工作者，台南市民）   ◎ 林修正 國際認為郭台銘雖是台商、鴻海是台灣企業，但因郭台銘在中國有非常龐大投資，讓人懷疑他是否會偏向中國，將機密關鍵技術流向中國，引發美日等國的嚴重疑慮。我想這應該是此次東芝事件出現如此帶歧視性結果的重要原因。 台灣企業以後可能不像以前那般容易的從美日取得關鍵高科技技術、代工這類型產品，以高利潤生產來帶動企業及國家發展。取而代之的，就是生產、出口相對低階技術的產品，與中國這些低生產成本國家競爭。而這樣的發展，對台灣長遠來說非常不利。 （作者為中州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普訊創投董事長柯文昌內線交易案，在二○一五年被最高法院判刑九年、併科罰金一億元定讞，去年元月發監執行。（記者王敏為攝） 經濟犯罪的頻率、手法與破壞性，不斷超越傳統犯罪，成為影響社會公義的犯罪型態，是每個已開發國家共同遭遇的問題。台灣這些年，在既有法制較先進大國寬鬆、黨國體制的殘餘仍未盡除，以及政商關係綿密翻新的情況下，屢屢爆發的大案，不斷在挑戰司法單位的專業與能耐；如何鞏固犯罪防治系統的能量，成為有效打擊弊案的關鍵。 擁有豐富實務經驗的人多同意，經濟犯罪的調查，如果是出於公司內部人的檢舉，通常蒐集的事證較為充分。反之，外部若要進行調查，相對的門檻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輕鬆跨越。而檢方偵辦這類案件，倘使起訴的犯罪事實及證據不周延，法官若也不夠細膩與高明，最後要判決有罪，難度就會更為提高。換句話說，容許檢察官擁有適當、但絕不踏踩濫權紅線的偵辦空間，該如何明確界定，值得這個社會周延思考。 近年來一連串的經濟犯罪案件調查過程，不少人注意到檢察官的傳喚，若屬專業經理人，較為義無反顧，但若是較具權勢的董事，明顯有較大的顧忌，多少構成在釐清事實真相上的困阻與障礙。箇中的忌憚在於，若不存在法律上直接的連結，任意傳喚這些「看起來明明就有責任的」的政商名流，事後承辦檢察官可能面臨這些少數權貴透過各種法律手段的強烈反撲。 去年為檢察總長駁回的綠點案，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案子故事簡單，二○○六年，美商捷普公司與綠點公司簽訂無拘束力的意向書，決定進行併購，綠點的投資人普訊創投董事長柯文昌得知消息後，大量買進股票，套利四．七億元，構成內線交易，因此在二○一五年，被最高法院判刑九年、併科罰金一億元定讞。然柯文昌不但請求檢察總長幫他聲請非常上訴，還發動所謂的科技界四大老出面，藉由媒體集體聲援；甚至傳出透過各樣的政治關係，請監察院調查該案承辦檢察官，試圖以偵查中可能的程序瑕疵，作為非常上訴理由。 定罪的個案尚且如此，若在偵查中加以傳喚或起訴，事後卻被判無罪，後果更不可想像。也因此，即使有所懷疑，檢察官若在法律上無一定的把握，也不會輕易「動」這些特殊國民，但是如此的特權，卻不適用於非我族類或普遍的普羅大眾身上。於是形成另一種對司法公正的不信賴。 事實上，被認為是大權在握的檢察體系，也未因此得到職業尊嚴，甚至深感挫折，士氣低落，而有不如歸去之感。根據報導，今年一到四月，已有八名檢察官辦理退休，接下來到七月還有多名青壯派檢察官陸續請辭或退休，主要都是重大財經、食安案件的承辦檢察官；另外對照法務部的統計，二○一二年至二○一六年間，每年有六到十位檢察官請辭，每年也有十四至二十一位檢察官轉任法官，總計這五年間共有一一八人決定離開檢察官崗位。這麼大幅度的異動，最直接衝擊到的是，偵辦複雜型犯罪，尤其是專業金融犯罪的經驗累積與質量。 最近在司改會議的場合，檢察官是否改為行政官，受到改革者的熱議。這與長期以來檢察體系給人選擇性辦案，如辦綠不辦藍，且未恪守偵查不公開等等鮮明記憶有關。但是在除弊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思考：在沒有司法獨立性保障的情況下，今後凡面對具有政商背景或勾結嫌疑的重大性案件，如何確保檢察官一視同仁、偵辦到底的意願與使命感，必須同步提出完整的配套措施，才不致弱化檢察官有條件辦大案的職能。 金權勾結的重大弊案要能夠被有效的清理，除了犯罪行為的當事人，也要追究幫兇、共犯。這需要政府主管機關的魄力，更有待檢方扛得住壓力，順利傳喚該傳喚的證人，透過對不法結構的徹底偵查，有助於清除或嚇阻所有的金融毒瘤與犯意。更有意義的是，提升經濟犯罪的辦案品質，藉以健全經濟環境，其實是振興經濟的環節，不只是除弊，而且是在興利。

  長久以來，國民黨一直說，若非當年蔣介台來台，台灣早已被中共赤化，且若沒有蔣介石從中國運來數百噸黃金，台灣經濟如何發展，然而歷史事實顯示，這根本是一派胡言。 據報導，美國艾森豪紀念堂委員會28日在美國國會舉行酒會，感謝中華民國政府的捐贈，駐美代表沈呂巡致詞表示，相對於艾森豪總統當年對台灣的貢獻，捐款微不足道，要不是艾森豪當年的政策，台灣恐早已被中共拿下。 報導進一步指出，1950年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不干涉台灣聲明，表示任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進攻中華民國，但是6月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遂改變立場派遣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以防止中國進攻台灣，也禁止中華民國反攻大陸。 艾森豪於1953年1月上任，面對共軍襲擊台灣，他清楚表明美國協防台灣的立場，1954年12月，中華民國與美國雙方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隔年國會兩院通過「台灣決議案」，授權美國總統防衛台澎金馬，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公開宣稱，華府考慮動用核武對抗中共武力侵略。 其實當年即使沒有美軍第七艦隊保護台灣，中共也沒有能力侵略台灣，因為所有海空軍武器與裝備都被國民黨運送來台，中共連一艘像樣的戰艦都沒有，如何攻擊台灣？當年中共侵略金門時，軍隊所搭的船骸只是民間破爛漁船，進攻金門都已經很勉強，何況渡海來攻擊台灣？中共也知台灣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怎麼敢向天借膽進攻台灣？ 換言之，當年中共既無意願，也無能力攻打台灣，真相是韓戰救了台灣，是美國保衛台灣，則國民黨說是蔣介石保衛台灣，根本是謊言。此外，在艾森豪任內，還撥款十億美元資助台灣，這是打造台灣經濟基礎很重要的關鍵。 由此可知，國民黨實在很會說謊，經由媒體與大中小學的洗腦教育，人民被騙了幾十年而不自知，還以為蔣介石真是台灣的救命恩人，所以認為到處有他的銅像，以及在台北市中心蓋那麼一棟富麗堂皇的中正廟是「理所當然」。這個連中國大陸都保不住的獨裁者，又有何能力保衛與建設台灣？又有何資格值得國人歌功頌德？

    交通部正研擬將全國無限速標誌道路之快車道車速，由目前的五十公里降低為四十公里，理由是「減少車禍」。圖/截圖自民視新聞   交通部正研擬將全國無限速標誌道路之快車道車速，由目前的五十公里降低為四十公里，理由是「減少車禍」，乍聽有理，其實愚蠢，如照此邏輯，為何不降為時速十公里，甚至限制車輛不得開上道路，豈不釜底抽薪？ 道路車速之限制，要有相當的科學根據，不是單純憑交通官員坐在冷氣房考慮的，過猶不及都是不恰當。近四十年前中山高速公路建造開通之時，行駛車輛不多，限速九十公里，民眾覺得限制太嚴，屢屢要求放寬，但交通部即以「行車安全」為理由，擋了幾十年，即至後來實在擋不住了，才逐步放寬至一百公里丶一百一十公里的現狀，車禍發生率並沒有因此提高二成。若按照交通部近來的擬議的思維，高速公路時速應降回九十公里，甚至八十公里，其他快速道路也全面降速才對。那麼，國五雪隧限速近日為何從六十公里提高為七十公里，豈非要害駕駛人和車輛增加肇事？而兩條高速公路也有最低速限，也不是要車輛違反「交通安全」？ 果如此，無速限道路快車道降速十公里，肇事率能降多少？甚至反而增加肇事率也並非不可能。而當速限降低到不合理標準時，各種後遺症叢生，恐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政府固然可增加一些可觀罰單收入，但一定淪為「搶錢」的譏諷，駡到臭頭，人民還會懷疑警察是否為了罰鍰奬金而開罰，政府是否因為財務困難而把人民當提款機？交通部連四千多億的前瞻計劃中的軌道建設目的都説不清楚，卻「狗拿耗子」動腦筋在客觀上沒有迫切需要且反而弊大於利的快車道降速上？政府為何要專挑和民眾對立的蠢事幹？ 無標誌道路快車道限速擬從五十公里降為四十公里，無分道線之道路從四十公里降為三十公里，符合「合理狀況」嗎？但也不是複雜到要委託什麼交通研究所才能得出正確答案的，老實說，這個議題其實是「天下本無事， 庸人自擾之」，烏龜心態不可取！ 奉勸交通部長賀陳旦，不要放著正事不幹，老是在一些芝麻小事做文章，例如連假日清晨高速公路免費時段的改變，這是交通部長親自做「決策」的政策議題嗎？老實説，已實施二十多年的連假高速公路「高乘載管制」，才是「勞警傷民」的表面功夫，也牽涉岐視單身或沒有家屬同行的配偶。人家外國高乘載車道是鼓勵措施，在台灣變成處罰措施，歷任交通主管官員多以此為調節連假車流的「必要寶貝」，殊不知耗費大量警力的結果，「績效如何」卻從來沒有檢討，同時也讓該時段要使用高速公路的一至二人使用人，傷透腦筋，剝奪其權益。像這種華而不實的「高乘載管制」更帶有治安風險（例如為求湊三人上路，去車站或交流道拉客乎？）早應廢除，但那個交通部長有思慮於此？前規後隨，做得不亦樂乎，毫無魄力改革，標準的「肉食著鄙」！ 「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為政之道，如此而已，政府若一切多以「限制」來做為解決問題的手段，目標效果常常相反其是，「橘逾准為枳」，諸位大官應謹記防之。

  台灣最危急的問題，已經不是統獨公投或正名制憲，請把華獨或台獨爭論放一邊，先弄清楚；台灣人要投降或不投降，舉辦投降公投更重要，確認自己的方向，才能決定未來。圖／郭文宏   卡達因為支持恐怖組織，被9國宣布斷交，而中國抓捕台灣公民，奪走台灣邦交國，中台實質進入準戰爭時期，而台灣政客卻還沉迷在親中的嘴皮子，和攻擊政府的嘴砲戰爭，甚至對敵人投懷送抱，實在可嘆。 國際媒體分析，習近平內心充滿煎熬，如果不是為了在19大之前，做出一點對台統戰成績，贏得鷹派的支持，中國不會貿然在這個時刻，出手砍斷台巴邦交，因為，此舉不只是加深了台灣人反中情緒，其次，已經是世界強國的中國，出手奪走僅剩的幾個中華民國邦交國，對中國有害無利，連錦上添花也說不上，國際上留下以大欺小壞名聲，還等同協助民進黨，打倒中華民國黨國體制法統外交。 一旦中華民國沒有邦交國，最終也不被世界小國承認，屆時，逼迫台灣真的脫離中國，脫胎換骨，成為正常國家，接下來該被打倒的，就是同為黨國一體的老共所控制的中國帝國，因為中國13億人會相信，台灣人做得到打倒國民黨黨國，中國人當然也可以，歷史上，中國就是一個易姓革命的國家，社會上對老共黨國一體專政腐敗的不滿，已達極限，人民不姓黨，依然可以活下去，因此，老共很清楚，摧毀台灣自由民主生活，所象徵的價值，讓中國人失去仿同目標，是確保中國法西斯黨國，永續的唯一方法，但是摧毀的同時，也是在摧毀一個中國，這也是中國目前的兩難困境。 老共很明白，拿走台灣邦交國，和真實奪取台灣土地的目標，距離甚遠。自古以來，摧毀他國的唯一方法，就是軍事占領，即便中國鷹派感受到統一大業正和時間壓力賽跑，擔心尚未征服台灣，收入口袋之前，中國已經進入變天的混亂期，但是，客觀衡量，大規模軍事登陸佔領台灣，以中國目前軍力不能做，也做不到，甚至會有邊疆趁機起義的危機，因為美日聯盟就在一旁，除非中國估計軍武可以勝過這兩大國聯手，否則不會打沒把握的仗。 全球化以來 除了軍事占領 又多了經濟佔領這一項 但是，全球化以來，又多了一項經濟佔領方式，香港就是一個例子，80%的上市公司，已被中資控制，香港獨立陣營鬧歸鬧，想要翻身，極為困難，香港的兩制，已經剩下零點五制，另一個例子就是宣布破產的加勒比海自由邦[波多黎各]，波多黎各欠下1300億美元債務，6月11號公投，有97%的人選擇放棄獨立，併入美國，正等待美國國會的討論，2015年公投，也有63%的人選擇併入美國，可惜美國國會沒有同意，波多黎各的破產主因是地理上距離美國太近，台灣也一樣，惡鄰在旁，波多黎各中產階級，每年以十萬人速度，至今已有百萬大軍移居美國，最後不但勞動力下降，稅收大量減少，最終導致破產，中國靠著地方夠大，目前直接對台灣實施內政化，鼓勵台人西進，招人引資，手段目的相同，一但，支撐台灣的勞動力和經濟力崩解，台灣被波多黎各化，就是被中國控制的時候。 這兩個例子說明經濟才是摧毀台灣的真正武器，這也可以解釋新政府上台後，中國單邊冷凍官方交流，但是，中國各省辦或官員入台次數，不減反增，這些各省統戰人員，直接下鄉，接觸農漁牧單位，甚至民間社團，增加更多邀訪行動，經貿採購並沒有停過，今年，老共透過親中立委在上海，北京以及廣東，福建，貴州，雲南舉辦的台灣農產品展售會，至少有六處，台灣對中國輸出的農漁牧，機具，甚至高科技產品，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甚至更多，一但台灣對中國經濟依賴超過紅色警戒點，就像終止中國旅客來台，中國即將單邊下令中斷，台灣經濟很快陷入危險境界，這也是新政府南向政策，分散輸出，正在和時間賽跑的原因，失去經濟依靠，台灣就如同被拆除圍牆的城堡，不攻自破，眼看台獨或拒統無望，有錢人或激進台獨者，即將面臨選擇留下奮鬥，或離開台灣，到時候恐怕會像97年前的香港大逃亡，成為觀察的重點，台灣是否會面臨這一天到來，答案是；取決台灣人的信念而已。 最近看完日本電視大河劇《真田丸》感觸很多，特別引用日本戰國最後一場戰役大阪夏之陣，說明台灣今日處境，以及突圍方略；聖經的故事；描述大衛戰勝巨人歌利亞，證明自古以來，以小博大，獲得勝利，並非沒有，重要的因素是贏的信念。 1598年，豐臣秀吉病亡，豐臣臨終時，囑咐家臣真田幸昌，兩度派出忍者刺殺德川，可惜沒有成功，但是，五位被豐臣選為顧命大臣的人，其中以德川最具野心，1600年，石田三成不滿德川私下和大名聯姻，暗中擴大勢力，逾越規矩，終於發動討伐德川的戰爭，史稱「關原戰爭」，這一戰，石田三成失敗，德川勢力更加龐大。 1614年，德川69歲，自認時日無多，決定發動對豐臣秀賴的戰爭，取代秀賴，登上關白大位，當時的秀賴已經17歲，史書說這是一場30萬對10萬，以大欺小的戰爭，這場戰爭發生在冬天，所以稱為「冬之陣」。 因為反抗德川，而被放逐到九度山的大名真田昌幸，在臨終前把一生兵法大成，託付二子真田幸村，幸村擺脫監控人員，奔赴大阪城，加入抵抗德川的戰爭，真田昌幸告訴兒子，打敗德川的方法就是主動出擊，首先攻擊尾張，江戶，只要打贏一場仗，許多不服德川的大名如：上衫景勝或伊達政宗，就會退出聯軍，採取觀望態度，迫使德川分散兵力，可惜，大阪城內聚集10萬名關原之戰後失敗的浪人，如同一盤散沙，很像今日台灣，秀賴又缺乏主見，權力又被乳母大藏卿局和「有樂齋」織田長益把持，事後證實了有樂齋是茶聖千利休的門生，不滿老師千利休被豐田下令切腹，決定摧毀大阪城復仇，所以，甘願成為德川埋伏在大阪城的內奸，好像台灣島內的紅色木馬和親共藍血人一般，秀賴軟弱，不敢作主，真田的主動出擊策略被保守派否決，最後軍事決策裁定圍城之戰，圍城不就是台灣的維持現狀嗎？ 從豐臣家與德川家的競逐天下 對比台灣與中國現狀 真田幸村無奈建議：既然要進行圍城，也要小小改變一下，首先要三年糧食準備，並且在最弱的南城牆，建立一個可攻可守的「出城」，外面挖深壕溝，作為對抗德川聯軍攻擊的重點，因為這個建議使德川聯軍在攻城的戰爭中失利，最後兩軍進行議和，雙方派出女性進行和談。 日本戰國時代，很多大名以家屬聯姻或互為人質，確保和平，所以女性之間，有相同的血親和宿命，談起來比較愉快，沒想到厭惡戰爭的大藏卿局秀賴乳母卻當場同意自動解除武裝，拆除出城，驅逐浪人，添滿壕溝，作為德川聯軍退軍的條件。正是所謂對敵人慈悲，就是對自己殘忍，德川很清楚大阪城戰力來自浪人武士，只要失去浪人依靠，失去出城，失去壕溝，大阪城就是一座無防禦力的碉堡而已。 真田再度面對豬隊友的考驗，但是，即便環境如斯惡劣，真田並未失去贏的信念，在真田努力之下，秀賴改變主意，願意把浪人收為家臣，保留戰力，果然，假裝退兵的德川聯軍，於1615年夏天再度發動「夏之陣」，這一戰是德川20萬對豐臣10萬的戰爭，真田採取主動出擊策略，直接攻入德川本陣，這就是冷兵器時代，戰爭的斬首行動，本來這是一場真田勝利的戰爭，但是，一個小動作卻勝負逆轉，以為大阪聯軍已然勝利，一位毛利的家臣居然把代表豐臣的戰旗，帶回城內，正在交戰的雙方一看豐臣軍旗返回城內，誤判豐臣已經輸了，戰場局面，瞬間轉變，這個時候，一名懷恨豐臣秀吉曾經強暴其女兒的城內廚匠，趁機在城內縱火，已經獲勝的真田軍，只能對天長嘆，這是「夏之陣」的結局，勝者被逆轉的故事，史家說：老天站在德川這一邊。 可見，戰爭只靠一個人的信念還是不夠，反省這場戰爭，大阪城烏合之眾，有這些人格缺點，面對壓力，拿捏不出主意的領導人秀賴，還有內心充滿失敗陰影的茶茶、秀賴的母親，單純渴望和平的大藏卿局秀賴乳母，還有內奸，廚匠和有樂齋，這樣的團隊結合一起，就算真田是戰神，充滿勝利信念，恐怕也無濟於事吧。 從歷史上日本戰國重要戰爭，我看到今天台灣的處境，相較之下，台灣是大阪軍，中國是德川軍，台灣以小博大，並非不可，但是，只是嘴巴說要維持現狀，喜愛和平，是最無法維持現狀和和平的，台灣正在學習豐臣故步自封，又缺乏行動力，但是中國對台灣的經濟外交包圍戰略，早已啟動，簡單說；中國已經兵臨城下了，中國抓我公民，挖我牆角行為，在國際法上稱為兩國進入準戰爭狀態，台灣社會還在為了[共識不共識]打嘴砲，甚至還有人投敵求降，還在海峽論壇高喊和平，何其荒唐無知啊。 台灣人以後可能得用台胞證行走世界？ 去年，我在紐約訪友，以車輪牌護照，要進聯合國不可得，今年，中國外交部下令，只要帶台胞證，表示自己是中國人，就可以進入，最近杜拜台灣辦事處，也被逼迫改名為台北，連台灣之名也不能用，就算堅持用台灣，也落入中國兩階段陷阱，屬於中國一部分，遠看不久，所有台灣非邦交國，恐怕也會比照看台胞證通關制度，請問：台灣政府或社會，打嘴砲可以解決兵臨城下這些問題嗎？台灣車輪牌護照還能用嗎？ 大阪城淪陷，就是一個啟示：台灣最危急的問題，已經不是統獨公投或正名制憲，請把華獨或台獨爭論放一邊，先弄清楚；台灣人要投降或不投降，舉辦投降公投更重要，確認自己的方向，才能決定未來，假設多數台灣人不要投降，那麼才接著談不投降準備，處理願意投降者去處，財產清理，人道安置，因為大阪城的歷史證明；信念和團結加起來總和，才能致勝，台灣如果要投降，那麼要做的事情簡單多了，坐下來談一談投降條件，對不願意投降者如何安置，香港在97之前，把不願意當中國人的移民到英國，就是一個範例。 台灣政權長期以來，以圍城內的短暫和平自爽，縱容木馬和投降主義者散播，卻名為自由民主之島，漠視中國從未宣布內戰結束，企圖以維持現狀，換取和平，政客以此作為騎牆策略，以為這樣子就可以不去觸碰統獨問題，這是典型鴕鳥心態，中國侵略台灣野心昭然明白，絕不會因為台灣想維持現狀就停止，更不會因為你嘴裡說一說「親中愛台」就停擺，事實證明，現在，維持現狀路子已走到盡頭，台灣人是戰是降，應該要表態決斷了。

  1895年日本領有臺灣起，依當時的情勢不斷改變行政區劃分及官制，初期幾乎是一年改一次的頻率在調整，如三縣一廳(臺北、臺中、臺南三縣及澎湖廳) ，後來考量範圍太大難以管理改為六縣三廳。 1898年，新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由於六縣三廳成本龐大，財政困難考量下，日本政府頒布勅令第百八號，重訂〈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撤銷新設的新竹、嘉義、鳳山三縣，將台灣由的六縣三廳制改為三縣三廳制(臺北、臺中、臺南三縣及宜蘭、臺東、澎湖三廳)。之後又不斷的進行行政區調整，這些變動，逐漸形塑了現代臺灣分區的樣貌。 而1898年兒玉源太郎就任總督的時代背景為日本取得臺灣後，受到各種傳染病侵襲，又有處理不完的反抗行動，陷入年年赤字的經營困境，於是衍生「乾脆把臺灣用一億元賣給法國」的主張。 兒玉源太郎認為不可輕易放棄臺灣，自願前往擔任總督，並帶來得力助手後藤新平。1898年3月赴臺就任後，充分授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放手經營，終於使總督府的財政轉虧為盈，一掃是否該經營臺灣的懷疑。臺灣自此展開了驚人的加速現代化，許多施政也奠定了往後臺灣數十年的基礎至今。當然這樣的過程，可以有各式各樣正反的思辯，但日本時代不只是一個對臺灣影響甚鉅的時代，更是二戰後被中華民國政權統治下記憶、語言、文化被徹底抹去置換為中國的現實下，拾回臺灣真實記憶的關鍵時代。不管記憶是喜是悲，都值得我們去深入了解。 延伸閱讀： 臺灣近代化推手後藤新平 http://www.twmemory.org/?p=11105 圖：1901年三縣三廳時期臺灣地圖 出自：https://www.pinterest.com/pin/402016704220099973/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永豐金爆發超貸弊案，董事長何壽川，已遭法院羈押禁見。但讓人不解的是，如此的行徑，絕非今天才發生，身為專責監督的金管會，對弊端的預防，到底是不能、還是不為？ 金融犯罪，往往對市場交易秩序造成重大損失，卻因其隱密性，致難被發現。就算被察覺，也會因不法者的高位性，即可輕易唆使下屬為相關卷證的湮滅，並將所有責任推給底下者，若無關鍵的吹哨者出面，就會使檢調機關陷入找尋證據的困難。 就因金融犯罪的損害極大及事後蒐證之不易，事前預防遠比事後究責來得重要。故於二○○三年，立法院特別通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並於隔年在行政院下成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以專責金融秩序的監管與不法之預防。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第一項，金管會進行金融檢查時，可要求金融機構及其關係人與公開發行公司提示有關帳簿、文件及電子資料檔等資料，甚或通知被檢查者到辦公處所備詢。若有不配合者，還可處五萬至二十五萬元的罰鍰。而一旦發現有犯罪嫌疑，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第三項，還可報請檢察官許可，向法院聲請令狀後，會同司法警察，至金融機構進行搜索。 故從法條賦予金管會，有比一般行政機關更大、甚至直逼檢察官之權力，正是要讓其無後顧之憂，以掃除金融機構藏污納垢之處，致能達到預防重於懲罰的效果。既然金管會有如此大的權限，但面對永豐金弊案，卻是後知後覺，就難辭不作為之指摘。 更令人詬病的是，目前金管會的委員組成，除法務部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列為當然成員外，竟僅有主委一名、副主委兩名。如此的六人委員會，實已無任何外部委員之參與及監督，就與一般行政機關無異。 若再考量一般所質疑的財經幫結構，尤其是財政官員卸任或退休轉入金融機構任職等因素，金管會的存在已是形式重於實質，而難以有所期待，致僅能依賴檢方的強力訴追，甚至是廉政署對相關公務員的瀆職調查。也因此，金管會若不改造為具有外部性且能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就肯定只有廢止一途。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

習近平打造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手段，除了軍事與經濟的擴張，就是將六千萬的全球外籍華裔納入「中國人」範疇，然後成了「中國的一部分」。 自從習近平上台以後，發放「華裔卡」的議題就不絕於耳，引發許多爭議。雖然官方否認，然而要使用卡式台胞證與給台灣人「國民待遇」，顯然是這個計畫的一部分。 新華社又在近日報導，八月下旬在天津開幕的第十三屆全國運動會，國家體育總局有一「改革」，允許外籍華人、華僑高水平運動員報名參加，「外籍華人」是指「已加入外國國籍的原中國公民及其外國籍後裔」，以及「中國公民的外國籍後裔」。 對「外籍華人」的定義，就是中國與馬英九時不時宣揚的「炎黃子孫」，不管你在外國已經是第幾代，都是中國的吸收對象。這些人參與中國的全國運動會，在「為國爭光」時，當然是為中國爭光，而不是為其所屬國家爭光，這就產生效忠問題。 一九九一年華東大水，我在香港對賑災發表評論而被新華社（中聯辦前身）在左報圍攻。《人民日報》也介入，它的評論員文章說，中國民眾、港澳台同胞與海外僑胞的賑災，充分顯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然後說「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其中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當時指出這讓海外華人十分尷尬，新加坡低調賑災，就是害怕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一向不理華裔在法理上所屬的國籍，只認種族血緣，本質上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然而西方國家對此缺乏認識，從而縱容這些「沒有改造好」而入籍的華裔為中國效忠，甚至充當中國的第五縱隊。美國破獲許多華裔科技與商業間諜，不正是在中共策反下而背叛美國嗎？ 我在印尼度過童年與少年時代，經過以後的反思，對此深有感受。印尼的排華，固然有其內在因素，然而中共的顛覆活動，為某些政客提供藉口。最近雅加達省長鍾萬學被判刑兩年，就是抗拒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利用宗教與族裔問題製造的政治事件。可是，中國還利用過去的馬共成員在印尼辦中文報章，甚至可以進入印尼國家航空公司的班機上。印尼政局出現變化，此人就立即到北京匯報情況。這難道不要害死當地的華裔？一九九八年印尼野蠻排華，中國政府說這是印尼內政而不理。操弄華裔為中共服務，出事就掉頭不理，這個教訓，必須汲取。 台灣人更應該被「國民待遇」驚嚇，擔心變成雷洋（去年被警察打死而誣指其嫖妓的北京青年）與李明哲，而不是沾沾自喜，更不應在此時大談「親中」。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 張淑賢 中正大學師生本月十二日前往位於瑞士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ＵＮＨＲＣ）申請參觀，在換證時竟被要求出具「台胞證」，更被工作人員斥責「台灣不是國家」。劉黃麗娟老師強調此事非同小可，等於中國直接從制度上封殺台灣，是「想用台胞證完成統一夢想」，呼籲政府正視中國勢力的入侵程度，並具體積極地回應。 我追蹤新聞，外交部當時回應表示，第一時間就透過管道向聯合國表達我方「無法接受歧視性做法」的嚴正立場。然後呢？下面沒有了！ 如同美國共和黨眾議員夏波強調，台灣是實質獨立國家，亦是美國緊密盟友，但國際社會迫於中國壓力，不敢承認台灣。然而我認為，如果只有國際不敢承認台灣也就罷了，關鍵問題是如政大陳文賢教授投書闡述的癥結：「台灣從未明白宣示自己是獨立國家。」 因此，個人建議：一、請政府明白宣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並在九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提案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二、在年底前完成公投法修法，讓國人有充分表達意志的依據。否則讓中國一再斥我國人「台灣不是國家」，實在令人憤怒、傷感！（作者為家庭主婦，台北市民）   莫非潘基文陽奉陰違？ ◎ 李道勇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師生前往日內瓦，持我國護照擬換證旁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會，卻被要求拿出台胞證，辦事人員並說：「台灣並不是一個國家。」莫非二○○七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認為「台灣實際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已知會聯合國各機構單位？他對美國、日本等發表反對立場的照會，陽奉陰違，並未確認聯合國不會再使用「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你聽了服氣？然而知名國際法學者克洛福（James Crawford）卻說：「台灣從不明白宣示自己是獨立國家，以致世界不承認台灣。」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甚至為台灣著急，他同意「台灣是實質獨立國家」的說法。那我們的蔡英文，何不向國際勇敢說出，「我是台灣的總統，我不是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踢出去的總統」？ （作者為城南文史工作室負責人，台北市民）   民進黨越來越不堪聞問 ◎ 林正傑 政治大學教授陳文賢先生投書「台灣從未明白宣示自己是獨立國家」，提到：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的事件，以及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同意「台灣是實質獨立國家」的說法，應是一個我們讓國際社會知道台灣要什麼的機會。繼續讓國際社會不知道台灣人要什麼，這才要命。 個人非常認同陳教授的看法。只是懷疑，搞政治的人，國民黨就別提了，民進黨也是越來越不堪聞問。 蔡英文選舉時高舉「維持現狀」，或許是選舉策略，或許是與美國方面的私下協商，然而ＡＩＴ前處長司徒文已警告過，「維持現狀」是一種錯覺；而一年多下來，這個戰略顯然也已證明左支右絀，小英不改行嗎？等而下之者，則在發高燒說甚麼親中！李明哲無緣無故被抓，巴拿馬斷交中華民國，去歐洲日內瓦（不是亞洲中國）要旁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會的中正大學師生，竟被要求出示「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搞了半天，這「大陸」是歐洲大陸？中國打壓接二連三，這個時刻，民進黨人需要示弱到趴跪在流氓腳下親他的臭趾頭嗎？老實說，不只丟台灣人的臉，也讓中國共產黨看得扁扁的！就像他們瞧不起國民黨一樣！ 民進黨頭頭錯愛老藍男，民調狂降，資產變負債；外交上又守成不知變通，諸侯們還競相向習大大拋媚眼，沒出息到這地步，慟啊！ （作者為十七年民進黨員，新北市民）

從最近的一蘭拉麵優先入席方案，更早的鬍鬚張漲價、鼎泰豐客製炒飯加價，都引發議論；顯然在台灣要右不右的社會，欠缺現代商業社會的重要觀念： 企業毛利代表它對社會的貢獻。 其毛利越高，對社會的貢獻越大。 但這論述要成立，有個重要的前提：市場必須充分競爭。 不過，無論有沒有但書，相信有太多人看到這論點肯定跳腳。 壓低成本費用，不就用了劣質原料、或壓榨員工而來？ 增加營業收入，肯定是無良漲價來的。人家賣一百元，你賣一百二十元，不是黑心是什麼？ 在這種思維下，企業經營傾向削價競爭。毛利不高，便無餘力研發，長期就失去了競爭力、或善待員工（即便有心）的能力。這大體描述了現在台灣製造業的概況。 講到這邊，我們回頭檢視「充分競爭市場」這個要件。 在自由競爭的行業，企業要提高售價，其實並不容易。 滷肉飯別人賣十五元，你有本事賣五十元還能長期存活，不簡單。那三十五元的價差，就是代表企業創造的價值。也許是更好的原料、更舒適的用餐環境、滿足消費者的「奇摩子」、或者玄之又玄無法解釋的任何原因。總之，那表示消費者願意多花三十五元去支持它長期生存。 別人如果覺得滷肉飯一碗五十元根本暴利，老闆生孩子沒屁眼，隨時可以在旁再開一家提供同等級餐廳，但定價四十元。而消費者，也可輕易找到其他替代的消費方案。 這就是自由競爭市場。 不過，太多行業都不是自由競爭。 特許：如金融、保險、水泥、電信、營造、醫療。 壟斷／寡占：水、電、油、天然氣、國道收費。 自然形成的類獨占：有線電視、蔬果配銷等，都不是可以充分自由競爭的類型，自然，所謂毛利越高等同貢獻越大的結論，就未必成立。 藉由投資研發取得核心競爭力，或者精實管理讓消費者感受不同服務品質，以提高售價、增加毛利，遠不如躲在政府規管保護傘下來得簡單。 我們看到台灣的財團大企業，幾乎都是這種類型。更因長期在保護傘下，一出國門就絲毫沒有競爭力，只能在台灣呼風喚雨。 最終，就是企業培養不出核心競爭力，國家整體經濟衰退，然後導致肥滋滋特許行業的既得利益者出來說「你們沒有競爭力」這種幹話的結果。 （作者經營機械業，高雄市民）

  台灣號稱有六都，是首都台北市加上原院轄市高雄市縣合併，台南市縣合併，台中市縣合併，以及人口數多桃園縣、台北縣升格，合為六院轄市，而有以名之。或許，因為嘉義、新竹、基隆等前省轄市，彰化的縣轄市也是市，都啊都啊這種類似東京都之都，被脫口而出，大家見怪不怪。形容詞美化的都概念滿足了地域的升格願望，卻徒具虛名。 不管是從前的城市或近現代都市，都是人口密集。因為人口密集，公共交通系統比起鄉村，更為必要。但台灣的都市，人口密集，公共交通便捷系統並未形成。拜某種程度的經濟發展條件，自備汽、機車既是一種因應，也是自力救濟的方法。有多一點錢買汽車，錢少一點買機車，就成為有車階級。 因而，台灣的都市並未形成都市的社會構造，就如同沒有國家的社會構造一樣。自力救濟的交通，疏離於進步共同體的構造。彷彿從獨立平房家屋轉變到高樓大廈，建築物卻未設置必要條件的公共電梯。許多住在所謂的都市人口，只能自行加裝升降家用小電梯或流籠上下。若小汽車像家戶小電梯，機車就像家戶流籠。 自力救濟慣了，形成執著的生活文化習慣。就像台北市，即使有這麼多公車，也有逐漸形成系統的捷運，使用汽機車（不是作為業務工具，而僅作為交通工具）的數量沒有真正減少。沒有便捷公車、捷運的其他都市，就不用說了。 在歐洲，譬如德國有許多中小型都市，也許人口只有十來萬，也有地下鐵及便捷的公車，其間並有電鐵相連。像維也納作為奧地利首都：地下鐵、地面有軌電車、地面無軌電車、巴士的交錯系統就為都市的人流提供移動條件。並不是有些經濟條件，就人人一台汽車，人人一台機車。我行我素，街道就像停車場。台北市上下班十字路口彷彿千軍萬馬奔騰的機車，大街小巷都像機車場，還說是什麼世界一流都市，讓人難以恭維。 從號稱六都的六市開始吧！首長們好好地解決便捷的公共交流系統問題，市民也應該要有這種市民公共意識才好！特別是已有捷運系統，準備發展捷運系統的都市，想想辦法改善人們自力救濟形成的交通壞習慣。至少，不是為了業務，只為了交通，要讓市民改變一人一車的自力救濟現象，也改變疏離的都市社會構造。（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新歷史課綱希望回到以學生思考為主軸，落實從「誰的歷史？誰寫的歷史？」方向施行歷史教育。這種教育，恐怕是中國人最害怕的，這牽涉到他們不敢面對的事實：台灣史不是中國史的一部分。圖／取材自網路，民報影像合成   巴拿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和中華民國斷交，此事件無非就是當年蔣介石政權與中共政權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延續，這種戲碼已經上演了40幾年了。過去，在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的思維下，有「共產中國」就沒有「自由中國」；如今，台灣意識確立，中國打壓台灣的外交早已不是漢賊不兩立，而是中國想吞併台灣。 意識型態是中國最關心的議題 事實上，中國並不擔心台灣存有外交空間，中國憂心的只是台灣人的台灣意識越來越強。一如香港的狀況，香港人根本沒有外交可言；但是，越來越強的香港人意識，卻是中國政權最憂心的現象。 意識型態才是中國最關心的議題，透過中國意識型態，中國打造了四海都有為中國利益服務的中國人。在海外唸書的台灣人，時常遇到早已入籍外國、宣示效忠外國，卻又以中國人自居，處處為中國辯護的中國裔美國公民、澳洲公民、紐西蘭公民、加拿大公民等等這種中國人。其實不只是一般中國人如此，中國領導階層也想當外國人。 近來，郭文貴一直揭發中共高層的腐敗秘辛，現在更揭露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太太姚明珊是美國公民，並公開美國護照號碼及社會安全號碼，也強調王岐山家族擁有人民幣20兆元（約台幣89兆）資產。更諷刺的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家族也多是外國人，習近平的姐姐是加拿大人、弟弟是澳洲人、女兒則是美國人。 中國人之所以會有這種畸形的現象，無外乎長久以來無限制擴張的中國歷史意識型態建構。在中國歷史上，匈奴、鮮卑、羌、月氏、夜郎、突厥、回紇、吐蕃、韃靼、瓦剌、金、西夏、遼、契丹、大理等等都是歷史上的蠻夷戎狄，後來中國併吞了新疆、西藏、蒙古、雲南、貴州、廣西、青海、東北等地，這些地方與族群卻又變成中國固有領土與中華民族一部份。倘若，中華民國蔣介石部隊在1945年代表聯軍順利接收越南，越南也將從傳統論述的蠻族與藩屬躍居為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最近，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曝光，新課綱勢必是中國與台灣的統派所不能忍受的。新課綱將重點放在台灣最近五百年的歷史脈絡，並且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從台灣以核心出發，有別於過去大中國漢人主軸史觀；新課綱將中國史擺在東亞史脈絡，世界史著重與台灣的互動，期望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 澳洲歷史教育六大特色 台灣歷史可從數萬年前就存在的南島文化談起，一直到數百年前的西班牙、荷蘭人、明鄭、清國、日本與中國政權先後與台灣產生關係。在台灣的歷史與統獨議題爭議上，台灣人時常以澳洲、美國與英國的關係來比喻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以澳洲為例，澳洲名義上的元首其實是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但實際上卻是一個聯邦制的獨立國家。台灣與澳洲有些類似的地方，例如主要移民分別來自中國與英國，外來「移墾者」與當地原住民衝突的歷史關係也有幾分類似。不過，澳洲的歷史建構卻有更多的不同與多元。 澳洲的歷史教育是奠基在多元族群文化歷史背景，並且透過不同視野來審視與思考澳洲的歷史。基於多元文化與歷史立場，澳洲落實相關特質在歷史教育之中。雖然各州有自己的歷史教育，但是從各州的歷史課程來看，大致可以看到幾個類似的具體輪廓： 首先，就是教育學生以不同的角度來思考歷史。其次是尊重不同立場的歷史觀點。第三是生活即是歷史、歷史即在生活周遭，例如地區的建築就是歷史。第四，教師需要提供客觀的歷史題材給學生。第五，學生要學習歷史的模糊性，因為沒有人可以真正知道何謂歷史真相或事實。第六，不能以歷史事件中的單一個案或說法來詮釋整個歷史。 以上這幾點澳洲歷史教育的特色，都是當代台灣歷史教育單向思維通病所缺乏的特質。不過，新歷史課綱希望回到以學生思考為主軸，落實從「誰的歷史？誰寫的歷史？」方向施行歷史教育。而這種教育，恐怕是中國人最害怕的，因為，他們不敢面對的事實：台灣史絕不是中國史的一部份。

        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在蔡英文總統就職滿週年的前一晚，阿扁前總統所創設的凱達格蘭基金會也舉辦了年度的募款餐會；其實去年也是如此，基金會募款餐會就在總統就職之後一個多星期，當時小英總統還特別派出民進黨副秘書長李俊毅前來代表致意，表達小英「會在法律上與政治上，為阿扁恢復名譽」。       兩次餐會阿扁都親自出席，但這兩次有一個大不同：去年阿扁遵照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監獄的規定，不公開亮相、也不致詞，只在會場一旁的小房間接見來客；但今年阿扁在餐會中不僅坐在大廳主桌，並且在座位上致詞感謝大家、也含蓄地對蔡政府若干政策有所評述。 (阿扁出席凱達格蘭基金會募款餐會，圖/綠逗志工拍攝)          媒體一經轉播，台中監獄大為光火，認定阿扁踩到了該單位對「保外就醫」自行設下的紅線，聲稱此舉有違醫療小組宣稱「治療腦部病變、參與社群活動」的本意，甚至揚言考慮取消阿扁的保外就醫資格。根據最近消息，中監已正式要求阿扁只要離開住家外出，就必須事前申請獲准，這明顯是懲罰性的「阿扁條款」，針對阿扁而設。       另一方面，「二次金改案」的承審法官曾德水也露出一付見獵心喜的模樣，表示阿扁既然能出席餐會並致詞，可見他的「行動力與表達力都已恢復正常」，所以馬上傳喚阿扁七月初到庭，將由他親自鑑定並評估開庭續審的可行性。       我們無法斷言一些尚未定讞的扁案會有何發展，但我們確知一件事，那就是在阿扁已經有罪定讞的「龍潭購地案」、「陳敏薰案」、與「元大併復華案」等三案中，不論在程序上或實質上都充斥瑕疵與疑點。且不論阿扁的三歲孫女竟接到傳訊做証的荒謬情節，比較嚴重的爭議包括：特偵組教唆通緝犯做偽証，又對被告有利的時間順序証據，檢方不予採計；台北地院違反「法定法官原則」，未經徵詢被告即在審判中途換法官；最高法院罕見做出「自為判決」有罪定讞，取代「退回更審」的慣例，根據歷年統計，平均機率為千分之一；大法官會議665號釋憲文被指出忽略「台北地院刑事庭分案要點」部份關鍵條文，而若干大法官對該案所提出的「不同意見書」中，也隱含釋憲文本身矛盾又違憲。       以上種種已經夠令人瞠目結舌，但更誇張的是，在缺乏直接証據証明阿扁貪污的情況下，前述三案都是以漫無標準的「實質影響力說」，排除以往審理同類案件所奉行的「法定職權說」，並據以裁定阿扁是收賄共犯，判處重刑。眾所周知，以往受到詬病最多的是法官判案時的「自由心証」，大家看到的動物明明是「鹿」，法官大人可以獨排眾議指為「馬」；如今若再加上法官可以推翻慣例、自創法理，則大家明明沒有看到任何動物，法官大人卻可以說他冥冥中看見一隻隱形動物。這樣一來，法官對被告恣意「判生判死」，豈不更將信口開河、莫之能禦。我們有理由相信，學法律的蔡總統對扁案的種種濫權枉法也心知肚明，否則不會在就職伊始，就要幕僚表達平反阿扁的心意。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直至目前為止，把阿扁打成有罪之身的判決，沒有一案是完全依照正當法律程序或依據正常法律解讀而來，沒有一案是完全符合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要求，如果依照「無罪推定」的人權準則，阿扁「自始無罪」是鐵一般的事實，所以阿扁根本就是司法的受害者、是司法政治犯，過去在看守所與監獄受到7年不人道對待，根本就是冤獄一場。也因此我們主張，阿扁現在根本無需依賴「保外就醫」 做護身符，就應該獲得完全的自由。我們也主張，司法在扁案上一切的脫軌行為，日後應該列為司法養成教育的教材，而主事者必須獲得應有的懲處，以為未來法律人之鑑戒。 (扁案爭議要點，圖/公視有話好說)       扁案受到馬政權千方百計的「政治污染」人盡皆知，照說做為恐龍檢察官與法官的上級長官們，應該要基於職責所在，出面提出司法救濟方案，以還阿扁公道，並建立司法知錯能改的勇氣與榮譽；即或另有獨到見解，對外界指責不能苟同，至少也要公開提出反駁，以維護部屬的司法尊嚴。但幾年過去，司法體系從上到下默不作聲、毫無回應，証明當初的特偵組、檢察總長、法務部、司法院、甚至大法官會議，都是小人當道、一丘之貉。       馬朝的官員如此行徑，還在意料之中；最令我們痛心的是，小英總統上任後，除了一年前由部屬轉達的關切外，沒有採取任何具體行動，也沒有對外透露過任何行動計畫，對當初有同黨之誼、提攜之情的阿扁總統，未免過於切割。以致於所任命的法務部與司法院的兩位最高首長似乎有樣學樣，對扁案喧天價響的「雜音」，擺出一付充耳不聞的高傲態度，好像他們只不過是「繼受」扁案的爛攤子，又不是在他們任內發生，所以怪罪不到他們。       這次中監對阿扁敢於張牙舞爪、步步進逼，豈不也是一種揣摸上意的結果。儘管阿扁獲得「保外就醫」，是馬英九為安撫社會對立情緒而做出的妥協，中監仍把這視為司法對阿扁的特別開恩，所以「私畫紅線」以逞官威，認為阿扁應該乖乖聽話、循規蹈矩，對受到的優待知所感恩，這樣可以相安無事；如果阿扁對行動上的限制敢表示異議、逾越紅線，就表示不知感恩、態度不佳，那就準備接受管教。中監 ─ 以及法務部長等人 ─ 完全忘記了阿扁不是一個罪有應得的受刑人，而是一個司法不公的受害者；長時間以來司法沒有還他公道，已是萬萬不該，現在居然還將錯就錯又一錯再錯，要繼續把他當成一個罪犯糟塌。這有點像政府強拆合法民宅，當受害人搬到公園涼亭遮風避雨，警察還要追著開罰單；政府先惡意剝奪了阿扁的自由，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保外就醫」的名義放阿扁自由，還要怪他怎麽沒有遵守保外就醫下對自由的限制。法務部不會覺得中監的騒擾是對阿扁的「二度傷害」嗎？不會因為自己有錯在先還咄咄逼人而覺得羞慚嗎？握有公權力者若只看見人民的「秋毫」而不見自己的「輿薪」，有什麽資格治國？       邱太三部長與許宗力院長居司法高位，有權力重振司法公信、有責任提供司法救濟，如果有一分責任感與羞恥心的話，對於自己職權範圍內發生的重大弊病與質疑，即使不是出自自己之手、即使已經是既成事實，也應該會有洗刷污點、回復榮譽的企圖心才對。正如一個家族的名譽若蒙羞，晚輩會努力洗刷；企業的聲望若受損，後任經營者會努力彌補；同理，前朝政府若喪失民心，後朝仍然應該要努力挽回，因為個人或許是短暫在位，政府則是長久延續的。       即使他們對重建司法信譽沒有使命感，至少對人權不能無感。我們也同意「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套句歐威爾在《動物農莊》的用語，法律之前卸任元首不能要求比一般人民「更高級的平等」；但反過來說，阿扁至少應該得到一般人「同等級的平等」吧，至少不應該遭受「更高級的不平等」吧。支持阿扁者從未期待法外開恩，只要求公平對待，這是民主法治國家對基本人權的保障，不容政府忽視，尤其不容職司司法的首長漠視。 （動物農莊動畫截圖）       所以我們的結論很簡單：小英總統應把握住扁案受到司法迫害的本質，依《憲法》第40條賦予總統的權力，對阿扁特赦以為救濟，並徹底杜絕司法體系再有任何挑釁追殺。       假設如媒體所傳，總統耽心驟行特赦會「增加社會對立」，我們在此具體建議：總統即刻指示「司改國是會議」收回「不討論個案」的成命，將扁案由羈押起訴到有罪定讞的完整記錄送交大會，由全體委員針對扁案做共同審理，特別針對外界所指控程序上的瑕疵與實質上的任意，切實檢討回應，最後做出集體建議，提交小英總統做特赦與否的參據。       這個建議想必會大幅增加委員們的工作量，但我們相信也會大幅增加這次國是會議的價值與意義，因為扁案爭議的陰影已經盤據在台灣上空多年，不僅撕裂社會感情、摧殘司法公信、也打擊對新政府的向心力；如果要選出當前台灣內部最需要解決的政治不安定因子，扁案應該會排名在前。       我們附帶的用意是，「司改國是會議」開風氣之先，藉此扮演扁案的「陪審團」角色，由平民代替專業法官，純粹依証據做有罪無罪的定奪。雖然在許多細節上與真正的陪審團尚有出入，但仍可做為特赦阿扁議題的某種民意基礎，應可減低產生社會對立的顧慮，讓小英寬心。       此外，由於委員之中不少來自司法體系，包括陳瑞仁檢察官、邱太三部長、與許宗力院長等，所以也是迫使他們以本位立場對扁案表態，讓人民檢驗他們的專業見解與職業倫理，以及他們對保障人權的信念是否堅持。公開透明是化解誤會的不二法門，或許經過會議的公開論辯，有助於大家對司法信心的恢復。       一年前的今天，《綠逗社論》刊出一篇〈做出正義之舉〉，期待小英總統早日實現平反阿扁的承諾，不要讓大家苦苦哀求。結果呢？沒有結果！今天我們又重拾舊話，因為我們覺得不能讓小英單獨承受所有壓力，所以建議讓「司改國是會議」也發揮匡衡國是的功能，共同承擔轉型正義的責任。我們期待一年後的今天，台灣已然脫離扁案陰影，永遠不需要再為扁案耗費墨水與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