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文卿 有媒體引述立法院預算中心公布的數據，「近五年的公務員離職率不斷提升，從二○一二年的○．七二％增至二○一六年的○．八六％」，趨勢來看是這樣沒錯，可是全國公務員總數約卅五萬人，離職率五年來增加○．一四％，總人數不過約四百多人罷了，而且分散在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機關中，一個機關五年前後的離職人數差異頂多僅一人而已。因此就推論說這是因為退休金福利被砍，降低當公務員的誘因，則未免過度解讀了。 而有學者擔心說，這種趨勢可能不利於提升公務人員的素質，更屬無稽。龐大的公務員體系，竟會因為不到一％的人員流動而對人力素質產生影響，未免對國家的公務員養成教育太沒信心了。 話說回來，全世界的任何企業如果整體員工流動率居然每年都不到一％，這應該是超級穩定的機構了。但負面說法就是「一攤死水」，我們反而要擔心公務員長期待在國家搭建的公務城堡裡，不容易苦民所苦。因此公務員願意走出公務城堡到民間產業界去，表示民間企業能提供不亞於公務機關的待遇以及可能更多的機會，從政府或民間的角度來看，都是很正面的。 唯一值得擔心的是，公務機關是否可能有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這才是國家的損失。 （作者任職環保顧問業，新竹市民）   ◎ 張惠和 中國時報扭曲銓敘部資料，抹黑年金改革是年輕、高學歷公務員的離職主因。人事長施能傑指出，年輕公務員離職應是重考不同科別、組別的公職，與年改關係不大。 個人想到一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公務員林于凱。林于凱支持合理推動年金改革、兼顧世代平衡，於任職漁業署期間提出年金改革建言，卻遭黑函攻擊並被調查，最後辭去公職，目前擔任「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理事。他週一受訪就指出，離職的年輕公務員除了轉考其他公職之外，不管轉往私人企業或經商或從政，都是個人興趣的選擇，怎麼可能是因為年改的關係？且年改大概二○一二年就開始在談，基本上近五年新進公務員早已體認到年改趨勢，或多或少有心理準備，有部分關係，但最重要的還是「業務過多」的問題。林于凱的現身說法，值得真正關心台灣公務員的媒體用心思考！ （作者為環保署退休公務員，新北市民）

中研院院士王平日昨指出台灣經濟因法律、環評、對大陸過度保守等三大黑手而停滯不前，若不解決，台灣將落入「中所得陷阱」。筆者認為除了法律、環保問題見仁見智外，王院士的認知與事實乖離太多，是標準的藍色思維。 什麼是「藍色思維」？藍色是中國國民黨外來統治政權之顏色標誌，藍色思維是一批以「終統」為核心思想的政客、學媒對台灣經濟問題之看法。為要完成「終統」的一中市場，他們始終全力鼓動台灣與十四億人口的中國結合，潛意識的驅策下，不管台灣如何在經濟上被中國磁吸，這一群人還是認為不夠，還需快馬加鞭，總想把台灣的經濟問題歸納至「對中國的開放不夠」的「標準答案」。 王院士的「兩岸關係用政治關係思考，過度保守」，就是這思維邏輯的產物。試問，三千億美元對中國之投資（註：是藍營說的，實際數字應已超過九千億美元）還過於保守嗎？世界有那一個國家對中國投資比台灣更多的？到中國工作的國人包括家族已有百餘萬人，韓國人有嗎？日本人、美國人有嗎？東莞二○一六年，前二十名出口企業台商就佔了七家，我國出口海外生產比五十九％，絕大部分是在中國，這樣的結合只有「過度放任、過度積極」的問題。若還有人認為是「過度保守」，那應已非「正常」，屬「意識形態」之領域了。 傾中學媒的「意識形態」亦充分表現在聯合報十月七日對王院士的評論，該報黑白集認為：「台灣失落的廿年應從『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的失敗起算，那項計畫原欲利用台灣的優勢，以中國為腹地，構築亞太營運中心，後被李登輝的『戒急用忍』全盤打亂，台灣稱雄亞太的壯志隨而急轉直下」(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744140)。問題是「亞太營運中心」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只要看看當時主導這一計畫的官員們的當今行徑就知。營運中心顯然是要把製造搬移至中國，台灣只做營運的「促統」大謀略。「營運」就是「營運」，非「製造」，而是一種Bridge（橋樑）之概念，當中國成為製造中心之時，營運還會留在台灣嗎？ 亞太營運中心的經建思維，後來被扁政府的積極開放、馬政府的全面開放、ECFA政策所承接，實踐了十六年。結果已擺在眼前，戒急用忍時代實質薪資年年增高，平均經濟成長率六．九二％，積極開放的陳水扁時代是四．八六％，全面開放的馬英九時代為二．八二％，ECFA後二○一五年是○．七二％。二十年的實踐，清楚告訴國人，兩岸越開放、越結合，台灣越會被大中國經濟所吸納，經濟成長下降，國內薪資年年退後，現已退回十六年前之水準。數字不會說謊，還要硬拗下去嗎？ （作者為國策顧問，曾任第一銀行總經理、董事長）

記者鄒景雯／特稿 高通執行長昨天在台積電三十週年論壇成為不少人調侃的焦點，眾人哈哈一笑之餘，可千萬別忘了我們公平會日前針對高通所做二三四億的裁罰案，到底有沒有做到充分的公平性問題？這起事件的後續若不妥善處理，恐怕將造成多輸之局。 公平會日前針對高通所做234億的裁罰案，若不妥善處理，恐怕將造成多輸之局。（路透） 黃美瑛主委所主持的公平會，在高通案上至少留下幾點備受詬病的瑕疵，有傷機關信譽。首先，南韓公平會二○一六年裁處高通之前，一共舉辦過七次聽證，我們的公平會針對此一影響重大的案件，如果曾經開過聽證會，包括經濟部等其他單位就有機會表達意見，不至於在近日公開互槓、貽笑各界。 即使沒有聽證會，一般的公聽會或座談會也不應該省略，這也是公平會過去的慣例；例如日月光與矽品案就在去年開過公聽會，但是事涉更為複雜的高通案，這個冠上公平之名的公務機關，卻連一次對外會議都沒開過，即行內部「黑箱」決定，非常啟人疑竇。這是程序上的欠當。 其次，同樣是依據公平會召開委員會的常理，七名委員（含主委、副主委）一般有兩位委員有不同意見時，通常就會放緩決定，高通案這次有三位委員表示反對，與贊成的四位，比數極度接近，表示意見分歧；結果黃美瑛卻快速清理戰場，完全不顧後續效應，她在急什麼？需要對外說明。 第三，在委員會討論的過程，有委員特別提到高額裁罰高通，對聯發科有利，但是其他可能因此不利的產業呢？例如國內五Ｇ的發展等等，最近產業界的抨擊聲音已經陸續浮現，公平會如何自證公平？ 身為獨立機關，尤須自我節制、避免獨斷，否則殺傷力將非常可怕，高通不是不能處分，但是要合情合理，取得雙贏更佳，然公平會這次保密到家（偷偷摸摸？），即逕行公布裁罰，可見陷在獨立機關的迷思中極其深重，這些疑點，如果無法昭信於民，則公平會主委的適任性，外界不得不打出很大的問號。

（資料照） 台灣的中國問題，也就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葛問題，從蔣介石、蔣經國（或包括嚴家淦）、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對應的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一九四九年迄今未解。 蔣介石、蔣經國時代和毛、鄧的對峙，是冷戰時代的因緣際會。其後，應是另外的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國，但自一九九六年李登輝時代起，台灣的政權早已脫離了中國。即使馬英九的二○○八到二○一六想要勉強掛勾，俱遠矣！ 事實的相對獨立，即使法理上並未解決，但李登輝以取消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國家而非叛亂團體，釋出了台灣的善意和現實感。如果，中華民國這個帶有中國性的國家名號改掉，不正是中國共產黨一個中國的實現嗎？ 又何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要在「九二共識」的虛構牢結互相綁架？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你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歌在中國暢行無阻，也就罷了。明明共識沒能各表，中國國民黨還往坑裡跳。倒是，在台北街頭，三不五時，五星旗、義勇兵進行曲的表述像污染、像噪音。連中國國民黨自己人馬都喊中華民國亡了，不是嗎？ 中共十九大，習大大的身影讓世人看見中國強起來是什麼樣子，什麼民主什麼自由似乎就得與中國絕緣。說尊重台灣現有制度、生活，那麼就尊重進入新世紀以來，台灣努力走過國共鬥爭，走向自己小而真實國家的願望吧！小而美的國家是小小英的政治版圖，習大大掌控的國家大卻讓人恐懼。 台灣的總統相對習大大而言，是小小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大國，大國就要有大國的樣子，想想大清帝國時代後期，列強怎麼侵略壓迫中國的。好好發展你們中國，追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吧！習大大在中國應有他的中國夢，小小英也應在台灣有她的台灣夢。這樣寫歷史，歷史也會好好留下台灣與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政治人物怎麼突破和開創的故事。新時代要有新格局！ （作者李敏勇，詩人）

日前經濟部投審會發布每月新聞稿，公布今年前九月的投資統計。這次不同於過往，除了例行對陸資來台和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說明之外，還特別針對新南向國家做了報告。 新南向是政府的大政策，投審會之前並未特別著墨，其統計月報至今也還沒有配合調整，亞洲地區的國家別統計僅列日、韓、香港、新加坡，可見負責的單位並沒有將國家政策的展開與自己的工作做連結。 新聞稿這次開始談南向，也是被動因應，因為發布的三天前，國民黨立委林麗蟬，舉馬來西亞二○一六年對台投資比上一年度減少新台幣二十三億等為例，質詢政府的南向推動成效不好，並希望能更明確的定位，過程理性。但蘋果日報的即時新聞以「破功動畫」報導，之後包含TVBS、東森、公視、客家電視台、蘋果、中廣、Yahoo奇摩、PChome…各類媒體，均不約而同使用了「新南向破功？」聳動字眼。三天後，投審會發布新聞稿，這些媒體卻多選擇了沉默。幸好極少數媒體以「新南向國家對台投資增25％」報導(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178/2769743)，其中被拿來炒作「破功」的印尼、馬來西亞，對台投資分別成長一三○％、一一七％最為顯著；算是另類的「平衡報導」吧！ 中國「世界工廠」風光不再。今年二月，世界著名會計事務所德勤的一項調查指出，「MITI-V」（按其國家英文名稱第一個字母排列）馬來西亞、印度、泰國、印尼和越南，在未來五年中，將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以台灣企業來說，無緣參加區域經濟整合下，被迫選擇在中國、東南亞等海外投資生產，來減少FTA及未來RCEP的衝擊，而落腳東南亞，除了發展機會，還有避免將雞蛋都放在同一個（中國）籃子的風險。因此，政府現階段新南向最重要的KPI當然是台灣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成長。 一至九月統計，台灣對新南向國家投資三十億○八七九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九十六％，對中國投資六十億九四七一萬美元，衰退近十四％。新南向國家來台投資二億○九一七萬美元，成長近二十五％，而中國對台僅一億六九八○萬美元，衰退二十％。這幾個數據可以看出是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新南向」是一六年的九月才正式啟動，林立委拿一六年和一五年比，是操之過急。再說新南向的國家大多還是開發中國家，有能力出來投資的企業不多，拿印尼、馬來西亞（而不是全體新南向國家）對台投資的消長是以偏概全，更是劃錯了重點！ （作者為上市公司高階主管）

  前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e）創辦人韋傑理。圖片/Courtesy Photo of 台美人歷史學會 前荷蘭外交官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博士，目前於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台灣史。9月27日，他在英文媒體《台北時報》發表一篇專文，名為「學生版本的台灣史觀」（Taiwan’s history: student edition），內容指出，今年1-3月，他針對台南市1054位高中生與大學生，進行有關台灣4個主要歷史期間的「認識與評價調查」。此為史學界第一遭，首度透過學生們的多元族群眼光，來檢視評價台灣史。 台南市受訪學生對象主要區分為3個類別，包括有原住民，台灣人（自認為台灣人者主要為福佬、或稱為河洛族群），第三類則包含客家人、外省子弟，以及外國籍的在台學生。 日治時期評價最高/清帝時期最糟糕 結果發現，日本殖民時期獲得「台灣族群」（Ethnic Taiwanese）評價最高（正評達70.5%）；國姓爺明鄭時期與荷蘭時期居次（正評比率介於5-6成之間）；清帝國時期位居末尾（正評只有42.9%）。另外，「原住民學生」的觀點角度，評價最高的歷史時期為荷蘭時期，給予正評人數比率達54.2%；其次依序為日本殖民時期（正評44.6%，負評 39.0%），明鄭時期（正評32.6%，負評43.4%）；最後一名同樣是清帝時期（正評18.8%，負評58.5% ) 。關於「第三類族群」對於各個歷史時期評價，同樣是日治時期最高（正評為54.9%），其次為明鄭時期（正評53.0%），接下來為荷蘭時期（正評略低於50%），居其末者為清帝時期（正評38.3%）。 受訪者接受提問的4個歷史時期，分別為荷蘭時期(1624-1662)，明鄭時期(1662-1683) ，清帝國時期(1683-1895)，日治時期(1895-1945)。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對於4個階段台灣史的評價，約有25%學生，沒有能力表達自己對於前3個歷史時期的評價（即不清楚其對台灣帶來哪些好或壞處）；不過，到了日本統治時期，無法做評價者，降低到15.5%。韋傑理指出，訪談期間他也遇到幾位學生，他們抱怨說，與現代台灣少有關聯的中國史時數與課程分量，卻都比台灣史來得多。 4個殖民時期學生知多少？ 學生們關於「荷蘭時期」的正面評價包括有，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帶來新的農產品（如水稻、甘蔗），引進水牛耕作增加農業生產；也有學生陳述指出，荷蘭時期把台灣帶進全球貿易體系。提供教育，並在台南東北方的西拉雅平埔人（Siraya Aborigines）社區，引進羅馬拼音的書寫系統。關於負評方面，學生們指出，荷蘭時期屬於殖民者榨取經濟，由於鹿皮的大舉輸出，導致台灣梅花鹿（Formosan sika deer）幾乎滅絕。 對於「明鄭時期」的正面評價，多數學生聚焦於當時從福建引進移民，幫助台灣發展農業；並在台南孔廟設立漢學，為台灣新漢人社會奠定初步教育基礎。其負面評價則是，明鄭統治台灣21年期間，殺害許多平埔原住民，壓榨摧毀其文化，也竊奪其女性與土地；也有一些學生批評國姓爺王朝，只把台灣當成反攻大陸跳板。 「清帝時期」特別受到原住民學生的高度負評（正評只有18.8%，負評58.5% ；對應於日本時期正評達44.6%，負評39.0%)。原因包括有，鎮壓原住民、竊奪土地，強迫原住民接受漢文化。其它族群學生認為，清帝國的限縮政策，傷害台灣與其它國家的交流機會。許多學生提到，清帝官員貪腐盛行；其中清朝第一位台灣統治者施琅，就是貪污的代表性人物。清帝時期唯一受到正面評價人物，為1880年代末期的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他開始在台灣北部建造鐵路，發展電訊系統。 「日治時期」受到多數學生廣泛正評，主要原因為，大舉擴建台灣的現代基礎建設，包括公路、鐵路，以及其它公共設施；建立公共衛生系統；教育設施方面則從小學一路至大學；日本也在台灣建設灌溉系統，以及自來水設施。一些學生也指出，日本人引進西方文化的守時、準時觀念，並教導台灣人守法。貶抑日殖民的學生則認為，日本一概歧視台灣人與原住民，佔領台灣初期的「綏靖政策」期間，殺害為數可觀的抗日人士。 （1670年台灣原住民繪圖/By Olfert Dapper/ wikimedia commons） 300年史的現代意涵 過去300年來，台灣歷經多方外來殖民統治，導致台灣住民，今天有著各自不同的歷史根基，也塑造台灣今天的多元文化社會脈絡。歷經長期探究發現，台灣社會植基於「原住民人口與血緣」史實，日愈得到公開認可；2016年蔡英文就職總統，以及隨後的8月1號原住民日，蔡總統皆提到向原住民道歉，以示不忘先人足跡與原住民受到不公壓迫往事。 台灣「新多元文化認同觀」，認為應該珍視台灣的多元族群事實，即包括70%的河洛族群，15%客家族群，近2%南島語族，以及1945年之後來台的13%大陸族群。僅管族群有別，所有住在福爾摩沙的台灣人，一致希望終結台灣面臨的政治與外交孤立局面，早日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並希冀對全球社區有所回饋。 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動能，不會倒退走。從歷史來看，早在3,500年前台灣就與太平洋諸島發展出廣泛文化鏈結。17世紀荷蘭統治期間，台灣跟日本、東南亞國家，持續貿易交流關係。台灣這個「海洋國家」過去存活下來，未來也將繼續往前走。

今年最大颱風蘭恩昨天襲擊日本，各地傳出災情，圖為和歌山縣紀之川市淹水。美聯社        董浚昱／國中總務主任   今年最大颱風蘭恩昨天傍晚抵達日本關西，以勢如破竹之勢橫掃三分之二個日本，今天凌晨登陸中部靜岡縣，至上午八時已狂奔至北海道南方海面（日本東北沿海），日本氣象廳今天上午發布的氣象資料顯示暴風圈仍然涵蓋全日本，但政府並未宣布放假，如果今天這個現象要是在台灣，政府或氣象局恐怕又成為眾矢之的。 日本為何不放颱風假？以蘭恩為例，可明顯看出颱風侵襲日本與侵襲台灣大相逕庭。日本位於歐亞大陸東側偏北稍遠海處，冬長夏短，高空有一條飆速的西風帶，以致颱風侵襲日本方向幾乎都是從台灣及琉球附近向東北侵襲橫掃全國。颱風北上抵達台灣及琉球緯度時，強度已至顛峰，進入東海後海水潛熱偏低，空氣濕度亦降低，強度開始減弱，繼續北上移至日本，會遇到強大的高空西風，颱風高層雲帶會隨西風快速東移，但颱風底層通常反應不及，跟不上高空西風的速度，所以颱風形狀會被拉長，不再是威力集中的正圓形，變成高低層分離，暴風圈及颱風中心只剩薄薄的雲層，颱風此時已開始轉化成溫帶氣旋（即威力較強的鋒面低氣壓），蘭恩襲日以時速75公里高速通過，影響一個地區半日以內即告結束。 至於台灣位處歐亞大陸東南側沿海，氣象條件比日本複雜的多，台灣以南熱，台灣以北冷，東方是全球最大洋面，且海水熱能量幾乎為全球第一，颱風生成量亦為世界第一，偏偏又位於副熱帶高氣壓邊緣，即颱風轉向點，颱風抵達台灣附近時威力最強大，但因副高邊緣導引氣流減弱，颱風只能龜速前行（時速15~25公里以下），往往前後影響達2~3日，其所挾帶的能量不僅全於台灣島上釋放殆盡，加上中央山脈地形抬升助威，迎風地區往往導致巨型災害。 台灣每年幾乎都陷於颱風假口水戰，亦喜歡舉日本為例兩相比較，日本比台灣大10倍，各縣面積幾乎是台灣各縣的2~3倍，氣候條件完全不同，兩個國家實無相互參考價值，以台灣現行颱風放假標準合乎台灣國情，已是相當客觀參考的依據。

  前總統馬英九日前參加第二屆兩岸孫學研究青年學者論壇並發表演講表示，台灣獨立是「沒必要，做不到」，他相信行政院長賴清德關於台獨的談話是口誤，不是真的要推動，「要嘛維持現狀，要嘛跟大陸討論統一」，但時機沒成熟，大部分台灣人民都不覺得時機到了，循序漸進才可能水到渠成。 前總統馬英九22日出席第2屆兩岸孫學研究青年學者論壇，談到台灣獨立問題時，馬英九表示，獨立不必要，也辦不到。（記者廖振輝攝） 馬英九的選擇題怎麼只有兩個答案？維持現狀是甚麼碗糕？是否總統如同以前一樣由國民大會老表們間接選舉？是否由國民黨繼續利用戒嚴行威權領導？是否繼續讓國民黨黨庫通國庫？是否繼續讓國民黨實施不公不義的十八趴？是否讓獨裁者銅像與肖像繼續存在？是否繼續讓國民黨以黨歌充當國歌？除了最後兩項外，在民進黨人士的努力與小英總統任內，其它各項不是已經完成，就是快要完成了嗎？這才是真正在實施「三民主義」吧？ 至於統一，如果國民黨高官們那麼喜歡統一、愛中國，為何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證的多半是那些喊統一喊得最「熱情」的那些人？不信可以調查看看。如果那麼喜歡統一、愛中國，為何馬的家人都擁有美國籍？為何不選擇入籍中國可以愛個夠？馬英九己身尚且不能以身作則，又有何資格限制台灣人的選擇？世上最表裡不一的政黨，不就國民黨嗎？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民有、民治與民享」，國共兩黨做到了嗎？台灣若沒有民主人士的奮鬥與犧牲，戒嚴可能解除，言論可能自由、總統可能民選、十八趴可能廢除嗎？國民黨在台灣有落實三民主義的哪一項？共產黨在經濟建設上，確實遵照三民主義在進行，然而大部分的利益是誰在享受？一般民眾又有最基本的人權與選舉權嗎？是法治，還是人治社會？如果當年沒有民進黨人士的奮鬥與犧牲，目前的台灣與中國有何不同？ 馬英九也提到，去年孫中山誕辰一百五十周年的紀念會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指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最適當的傳人，馬表示，當時他就說「應該是我們吧！」馬強調，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就說：「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兩岸對於孫中山的觀察、崇拜，「大陸視為革命的先行者，中華民國則視為國父」。馬還說：「習近平先生希望做中山先生信徒，我們就來比一比我們到底做了多少？」 馬是否不知自己臉長？論經濟國家建設，國民黨能與共產黨相提並論嗎？馬又能與阿扁相提並論嗎？員山子分洪道、高鐵、雪山隧道與一○一大樓等國家重大建設，以及老人年金與原住民電視台，是誰在總統任內的政績？扁所省下的經費之多，更不在話下。反觀馬英九在八年總統任內，舉債幾乎比扁多一倍，到底做了甚麼？只看到他數次幫軍公教加薪以爭取選票，還將十八趴法制化，這可能是他任內唯一可以「自傲」的「政績」吧！ 論民主建設，如果沒有美麗島事件等民主運動，以及陳文成與江南命案等，蔣經國可能主動解除長三十幾年的戒嚴嗎？有國民黨人士說，蔣經國當年如果請孫運璿當副總統，今日台灣將不會如此「民生凋蔽、亂糟糟」，真是如此嗎？或許應該說，當年如果請孫運璿當副總統，蔣經國死後，蔣宋美齡應該是「太上皇」，台灣今日應該還在戒嚴中，總統還由萬年國會選舉，老表代表權可以「父傳子、子傳孫」，黨產永不歸還，其它許多不公不義的事必然還繼續存在。 馬英九還說：「如果孫學能作為兩岸競爭或合作的目標，對兩岸都是好事，是幸莫大焉。」請問，國民黨有主動實施三民主義中最重要的核心目標：「民有、民治與民享」嗎？還是只實現「黨有、黨治與黨享」？如果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是國民黨的功勞，那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美麗島事件又是怎麼說？林義雄家屬、陳文成與江南等人之死又是誰幹的？為何國民黨擁有那麼多黨產？為何許多國民黨高官擁有那麼多家產？救國團與婦聯會財產又是怎麼來的？ 尤其可恥的是，世上只有國民黨幫有「世界四大殺人魔王之一」的獨裁者蓋全世界最雄偉的紀念堂，還派國家衛隊二十四小時保護其銅像，難道不夠荒謬嗎？一些國民黨人說，蔣介石是「世界偉人」與「民族救星」，然而對眾多受害者而言，誰去管殺人者生前有多少虛假的胸章？試問，蔣介石會比孫立人、麥克阿瑟或史達林偉大嗎？為何後者沒有國家幫他們蓋那麼雄偉的紀念堂？ 總之，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嗎？世上最表裡不一的政黨，不就國民黨嗎？ （教授）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週五到交大演講，面對有人建議他競選總統，柯文哲笑稱「本人還沒有到選總統的程度，因為國民的素質還沒有到那兒」。因為柯Ｐ認為什麼樣的人民選什麼樣的政府，人民對國家亂七八糟選擇縱容，台灣國民素質比美國差，光是正直誠信就輸掉了。 隔天，柯Ｐ在華山園區舉行的「雜學校VIP」活動中，談到兒時的夢想，脫口自己當上台北市長「都是國民黨」害的，被監察院彈劾、懲戒，又被調查局、地檢署約談，走投無路時，只好去做最不需要專業的市長。 柯Ｐ選擇性的傲慢與偏見，從這兩件事一覽無遺一一吹捧自己的同時，忘了自己政治誠信的敗壞速度可以媲美光速。 首先，柯Ｐ談「國民素質」，談民眾健忘縱容政客，批評別人的同時，應該先照照鏡子看看自己。柯Ｐ前一陣子批評國安局讓他一個人「對付阿共仔」的說法，至今提不出證據；雙城論壇上極度媚中，說兩岸一家親，表示兩岸關係是「床頭吵、床尾和」的夫妻關係，引爆台灣民怨，還引來交大學生在上星期五演講時舉牌抗議；柯Ｐ還能大言不慚談國民素質，談健忘縱容！台灣選民一定要有所回應，否則真的被柯Ｐ輕視嘲笑。 其次，國民黨迫害柯Ｐ當不成醫生，只好當「最不需要專業」的市長，柯Ｐ在宣揚個人戰功的同時，似乎忘了民進黨這位盟友。沒有民進黨的禮讓，柯Ｐ的白色力量頓時缺了一大塊。 國民黨明年若推出「血統純正」的蔣萬安參選台北市長，外省票、婦女票的回流速度，絕對狂勝連勝文，柯Ｐ恐將面臨當不成醫生、當不成市長的窘境，對於國民黨「迫害」他的感覺，絕對益發強烈。也許那時柯Ｐ才會謙虛地看待民進黨這位盟友，反省自己的大嘴巴，反省自己目中無人的自大感。 最後，台灣人千萬別害柯文哲，咱們的國民素質還未提升，實在不該「縱容」柯Ｐ成為總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做中華民國，兩岸之間並不隸屬。這個絕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怎能容柯Ｐ扭曲成夫妻關係？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不會床頭吵、床尾和，只會被家暴，因為中國國台辦說過，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 （作者為數學教師，台南市民）

中共19大開幕以來，霧霾籠罩北京，空氣品質欠佳。這霾從何而來，官方沒有提出解釋。路上單車騎士戴起的口罩，彷彿道出民眾說不出的苦。（資料照片，中央社） 「十九大藍」是什麼碗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是習近平講過多次的話，上面就是沒講的「藍天」，中共十九大期間，讓北京暫時見藍天，就成了重中之重，但是，北京幾天來霧霾重重，天空灰溜溜，十九大藍沒出現。 十九大就那麼七天，中國首都北京一地，只是一時一地的藍天都不保，還談什麼建設美麗中國，重現綠水青山？ 由小見大，無論習近平權力再大、中共再怎麼極權專制，霧霾微粒就是不聽話，專制極權的權力有它的盡頭，即使講的再好聽、藍圖畫的再美麗，不過是空中樓閣！ 中共19大開幕以來，霧霾籠罩北京，空氣品質和能見度欠佳，遠方的高樓大廈彷彿罩上一層面紗。（資料照片，中央社） 習近平在中共原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頭加「新時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上成了中國官媒的顯學、皇學，新思想、新政策、新目標、新方向、新矛盾...全出籠，還統計習講了「人民」200多次、講「最」幾十次，講「新」...。 以上現象還真有「中國特色」啊！一個習慣民主的人若被迫生活其中，能不寒而慄嗎？ 北京近年每次辦大事，總以鐵腕限產措施營造藍天，掩飾霾之都形象。此招卻在中共19大破功，多天來霧霾鎖城。圖為19大會場北京人民大會堂。（資料照片，中央社） 習近平講話中，最令台灣人民不寒而慄的就是，兩岸統一，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同享「國民待遇」。那台灣人民豈不可能也被劉曉波、被李明哲、被以...莫須有罪名關押？台灣人民對那句被親中媒體惡意曲解成「善意」的「謊言」，只有一句回應，就是「謝了，你們留著自己享用吧！」 習近平講話中，最令台灣人民不寒而慄的就是，兩岸統一，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同享「國民待遇」。（資料照片，中央社）

  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簡稱：「十九大」)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給予台灣在中國學習、就業、等同中國民眾的「國民待遇」，對於這看似「惠台」的措施，卻有學者提醒台灣人，也要思考中國是否有藉此擴張對台管轄權的問題(註1)。  因為所謂的「國民待遇」是國際習慣法中重要的原則，意思是外國人與當地居民有同等的待遇。根據國民待遇，如果一個國家將特定的權利、利益或特權授予自己的公民，它也必須將這些優惠給予處在該國的他國公民。在國際協定的背景下，一國必須向其他締約國的公民提供平等的待遇，這通常指對進入當地市場的進口貨品和本地生產的貨品一視同仁。雖然國民待遇的安排可對外國人有利，但同時意味著當一國剝奪了本國公民權利，可相應剝奪外國人的權利。因此，國際間出現訴求，要求制定待遇的最低標準，以提供基本的保障，以及容許進入司法程序。「國民待遇」與「待遇的最低標準」之間的衝突通常與「徵收」有關，並反映了工業化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角力。許多開發中國家可徵收本國公民的財產，並希望行使相同權力，徵收外國人的財產(註2)。  正因為「國民待遇」同時存在著這樣的風險，所以在「十九大」還沒有召開之前，中國要給台灣人民「國民待遇」一經媒體提前披露，就立即引來許多台灣人冷嘲熱諷，香港「蘋果日報」在十月十八日更以「『國民待遇』嚇怕台人」為題報導稱：「北京今年初微調對台政策，強化軟功加大利誘，研究賦予台人『國民待遇』，有評論形容，大陸給予台人『國民待遇』，令人毛骨悚然，民進黨前黨工、NGO工作者李明哲身陷內地刑網，就是中國「（類）國民待遇」的活生生鐵證。」(註3)  事實上，中國要給予台灣人「國民待遇」可說是充份曝露出中國長期以來儘管口口聲聲宣稱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台灣人是中國人，但在其實中國還是將台灣視為外國、將台灣人視為外國人的事實，否則，台灣若真的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是中國人的話，中國又何需刻意宣示給予台灣人「國民待遇」？因此，中國這樣的作為，不但在邏輯上自相矛盾，更曝露出中國全然只是想要藉由給予台灣人「國民待遇」這個看似「惠台」的措施，以小利來誘使台灣人上鉤，謀取中國在法律上擴大對台灣人的管轄權，將台灣人當成中國人一般的恣意剝奪各種在台灣早已受到保障的基本人權與自由。  無獨有偶，在今年七月初，對於來自中國、香港或台灣等地曾經擁有華人身份甚至連在加拿大出生的華裔第二代的加拿大公民，中國都拒絕承認其為加拿大人民，迫使這些華裔人士想前往中國旅遊，必須向中國領事館申請「旅遊文件」，形同將其「一中政策」伸展至加拿大的華人領域，讓加拿大國會議員關慧貞（Jenny Kwan）認為這是中國對加拿大的「不友善舉動」，要求北京政權予以正視(註4)，由此可見，無論對台灣人或其他國家的人來說，被中國視為中國公民顯然都不被認為是一件值得慶幸的恩惠，而且更存在著不可測的風險，更是一種公然否定國格的羞辱，台灣人該與全世界各國共同予以抵制！  (註1)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74574  (註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5%BE%85%E9%81%87  (註3)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1019/20187420  (註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3ea8e6e-ba4b-4b53-9271-726c9c82eb69

令人難過的小故事

  中共十九大的怪胎「台灣代表」，頗知「政治正確」，吹捧習近平的政治報告讓她「熱血沸騰，無以為表」。如此表態，不是自作多情，就是感覺錯誤。 正襟危坐三個半小時，聽習近平賣舊貨，應是膀胱沸騰才合常情。胡錦濤還有人性，他不能拒絕自然的呼喚，怕漏尿，要出去「解放」；江澤民更不像熱血沸騰，否則不會呵欠連連，自然流露老人「杜姑」的可愛。 放空砲，唸挖空心思堆砌的四萬字美麗口號，要舉國上下洗耳恭聽，還要按讚，那真是天下奇觀。要廣大民眾浪費三個半小時聽獨裁者言行不一的空話，竟是「中國模式」標榜的「效率」！ 習近平照本宣科，拿舊貨當新貨賣，推銷「有毛澤東特色的習近平思想」，暴露他效法毛澤東大權獨攬的狼子野心。毛澤東搞文革，整肅政敵；習近平也搞肅貪，整肅他的對手。 他繼續賣「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的老古董。「一個中國」被前美國駐中國大使芮效儉指為「過時」；「一國兩制」破產，被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指「已與現實脫節」。 明知這兩款舊貨賣不掉，卻沒有新貨，就讓它擺在那邊，等台灣人膀胱沸騰再說。 兩個當花瓶的「台灣代表」，放話的口徑都在引誘「台灣同胞」不要錯失到中國發展的機會，顯示習近平報告的宣傳重點，是在保證對去中國過活的「台灣同胞」，中國要「逐步」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習近平要把去中國謀生的「台胞」當中國人看，也是回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舊貨，主題曲雖是「望君早歸」，回去的好處包括了跟中國人同享被失蹤、被旅遊、被屏蔽、被關進黑牢的待遇！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記者鄒景雯／特稿 轉型正義成就的一定是正義嗎？一個國家從威權過渡到民主，如果缺乏對於社會轉型的充分學習與經驗累積，那麼完成的恐怕未必是最大的正義，甚至可能因為執著於形式正義，反而奉送了「合法性」給他們深信的不正義，從而失去實踐實質正義的契機。 紅十字會總會外觀。（資料照） 這種說法是聳人聽聞？一點也不。台灣民主化廿年，嚴格來講，比較系統性地推行轉型正義，是始於二○一六年，因為這一年，國民黨有史以來第一次全面失去中央執政權以及國會多數席位，加上之前縣市地方版圖的大幅易幟，反抗轉型的政黨終於失去了力道，才有過去這段時間風起雲湧的改革進程。因此，看似廿年了，其實大家共有對轉型的認識只有一年。 在前例與參考這麼貧乏的情況下，眾人於是從犯錯中開始摸索，有些錯可以挽救，有些錯則難以逆轉，紅十字會的半套轉型，最是顯例，只是感到後悔的人，全都保持緘默，讓這起「莽撞」，至今未能成為值得深刻反省的教案。 紅十字會，六十二年來由特定人把持、財務黑箱問題，在去年二月新國會成立時，即受到若干民進黨與時代力量立委的優先關注，紛紛連署提案要廢除「紅十字會法」，以消滅使該組織藉以取得特殊法律地位的法源。五月新政府組成後，這個議題的討論更加熱烈，因為主管機關內政部換了新部長，不少人等待新的內政部可以提出有別於國民黨政府的見解，結果，內政部主張紅會法「宜修不宜廢」，儘管動機不同，但保留專法的立場與前朝並無二致。 由於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出現分歧，雙方爭辯熾烈，內政部一度被掛上保守的標籤，好不窩囊，機關形象真是跌到谷底。怎麼法律專業背景的葉俊榮如此這般？「學者不行」的觀感幾乎定調。去年七月，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廢止紅會法的前夕，內政部與民進黨團進行最後的黨政協商，之所以要保留紅會法的「眉角」再度被重申，那就是以執政黨的席次，不合時宜的條文大可修正，去其弊端，同時可以透過專法去處理目前紅會的人事與運作問題，倘若一切都回歸「人民團體法」，事實上政府要介入的空間自此將受到相當侷限。 據了解，在倒數時刻，不少民進黨立委已經聽懂了個中學問，但是無奈社會氛圍在一陣喊打喊殺，已被推到廢法的高點，有人在會上坦承「幾個月來都這樣講，現在回不去了」，也難以向外界解釋為何還要紅會法，於是即使發現衝過了頭，只好硬著頭皮，把頭給洗下去。 這麼做的後果是，一年多後的今天，受到人團法的保障，紅十字會總會繼續是王清峰當會長，紅會也在相當空間下自行運轉，執政黨很難再多所置喙。從改革者的目標來檢視，這當然是殷鑑。 那麼，對於其他尚在砧板上的婦聯會等團體的處置，民進黨團有沒有重蹈類似的覆轍呢？是應該在細節上堅持，造成協商卡關，還是應該使腳步往前走比較重要？人民恐怕要學聰明一點，未來要以結果論來給政治人物打分數，定功過。

柯Ｐ說，目前台灣國民素質，不僅在正直誠信上輸給美國人，而且縱容國家亂七八糟的狀況，而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會選出什麼樣的總統，現在國民素質還沒到，因此他還無法選總統。身為台灣總統的選民，筆者要就所謂的「素質」反問他幾句。 一、我們姑且相信美國人真的比較正直誠信，但我們也知道，他們自己也承認這次選出了正直誠信度讓他們及世界嚴重懷疑的總統。同理可證，有素質的台北市民，選出的市長不一定有素質。 二、看來，柯Ｐ也在直接譴責被政府縱容的太陽花運動「沒素質」，那麼，要不要說明自己怎麼要靠這群「沒素質」的年輕人選上市長？ 三、可否請柯Ｐ把當初選舉前後誓言要拆大巨蛋，以還給台北市民最大利益的想法及氣魄找回來，並公開透明誠實地讓市民知道，與財團躲在暗室密談決定了那些有素質的事，免得因百姓最痛恨的黑箱而損及白色力量的素質。 四、請柯市長透過i-voting了解自身的素質。他過去想要獲得深綠支持，就在二二八紀念會上啜泣，想要深藍支持，就在兩市論壇上暢談一家親，現在想要爭取台北市中間選民的票，就開始罵當初大力支持他參與選舉獲勝的綠色政府縱容國家亂七八糟。如此角色扮演錯亂矛盾，這算哪門子素質？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社會」是「效率」及「信念」兩方面所調和構成的，很遺憾的，現在柯Ｐ在市政治理上，只見到效率的冰冷及選舉的權謀，早已不見當初的信念及白色的光明。 令人好奇的是，萬一這次柯Ｐ選不上市長，以他的個性，會不會轉而開始罵台北市民沒素質？會不會轉而又找他所謂亂七八糟、沒素質的力量選總統？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企管系博士生，嘉義市民）

文化部長鄭麗君二十一日表示，今天的台灣竟還以法律（中正紀念堂設置條例）明訂人民要以一個組織（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來追思蔣介石，是「一個民主時代荒謬的結果」。 確實，誠如鄭麗君所言，第一，民主時代應該以民為本，沒有為特定領導人歌功頌德的必要，那是極權國家如北韓以及中國才會出現的情況。第二，蔣介石的功過尚未蓋棺論定，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也仍有待釐清。換言之，是非未明之前，蔣介石沒有資格享有「帝王」般的待遇，需要國家在最精華的地段，立「廟」緬懷。 事實上，就連蔣家的後代，對於此事都早有反省。蔣友柏，作為蔣家的第四代，曾在二○○七年底接受ＢＢＣ記者專訪，針對「中正紀念堂」的存廢，他當時表示，「我不曉得我的後代，將會如何看那尊銅像，看這個在台北市中心佔地幾千坪的紀念堂，但是至少我知道在那個時候那個銅像是錯的，任何國家領袖在他過世後馬上就豎立銅像蓋紀念館，這真的並不是什麼光榮的事，要豎立銅像蓋紀念堂，也要等他死後一百年（至少也要五十年）再蓋，假如五十年後、一百年後的人民會想要替你鑄銅像蓋紀念堂，那才表示你真的是偉大」。 此外，蔣友柏對於國民黨「消費」蔣介石的行徑，也不滿的指出，「我實在不知道國民黨把我曾祖父當成他們的圖騰，然後與列寧、毛澤東和金日成相比，這樣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過去，民進黨雖然曾經獲得政權，但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受制於反動勢力，轉型正義難以推動落實。但如今已完全執政，在立法院擁有過半多數，足以主導議程設定，對於「中正紀念堂設置條例」等攸關轉型正義的法律，必須有所作為，不能怠惰以對。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愛台灣就要走出去，才能體驗先進或優良？近來引發討論。圖為桃園機場二航廈出境大廳。資料照片      羅雅音／新北市新市國小家長委員 最近看了一個又回去國外，自稱為網路作家所寫的言論，大意是建議一個對台灣前途擔心的人出走台灣，而結論是，愛台灣就要走出去，去工作甚或去生活…才能體驗先進或優良，有一天可以貢獻自己為華人發光。乍看是煞有其事的論點，但仔細推敲，這樣的因與果，或許需要更精確的辯證和相關的思考脈絡。 如果這是在4、50年前封閉的台灣，出走或許是一項不錯增廣見聞的途徑，但有多少移民第二、三代是真的回到了國內奉獻。在內政部2016年的統計資料上，外僑的居留人數有67萬人左右，而外僑居留的勞動力人口統計約有62萬人(其中外籍勞工為56萬人，依次為其他者29512人，其餘則為傳教士、船員與失業者，剩下所謂高知識白領階級的則更是少之又少)，統計資料上也可看見，在台灣打拼奮鬥的仍以苦力的外勞居多，所以會回台灣打拼貢獻一己之力的外僑菁英份子，是不如預期中常見。 今年初有美國華裔二代作者ArmorUSA在華人論壇文學城(Reddit)上火紅發帖，並獲得許多華裔人士心有戚戚，提到移民者必須面對兩層歧視：地理上的和種族上。而父母一廂情願的移民夢卻往往也斷送了孩子的未來，這些父母故意讓他們自己看不到西方世界的現實以及美國白人對亞洲人的看法。他們被自己的老觀點所欺騙，即「美國是一片充滿機會的土地」，以至於他們不能理解或是聽得進去其他可能的觀點。白人尊敬權力、權威、金錢和影響力，所以華人缺少了這一層就難以得到白人的認同。可見要出走到國外去工作或生活，心理素質準備的程度也是為一項基本且重要的求生技巧，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出國生活的。 而國外旅居許久的人一回到國內，想複製西方生活的環境，思維與樣態，究竟也會感覺與台灣所有的生態不搭不入，無論是政治生態、生活總總、甚至是親子教養，那種不自覺的比較心態是難免也時有所聞，我接觸過多數的他們身心易敏感、也善愁、先天下之憂而憂，心中偶爾仍有「還是回去好了」的念頭深切影響著。 希望台灣更好，是真的要走出去過一下鹹水嗎? 不同風土民情所造就的國家，其產生的的技術與經驗能完全借鏡和取代台灣的知識與技能嗎 ? 而愛台灣能彰顯之處，只有出國學習這樣的論調嗎? 換句話說，沒有接觸國外世界的人是井底之蛙或甚為是故步自封，想要提升能力的，留在台灣對於自己與國家的進步是沒有幫助。這說法是不具同理且膨脹了論述者我尊你卑的狀態。 當給予一個困乏失意對這土地失去信心的人出走台灣的建議，在沒有經過諮商過程中的客觀評估與所有背景審慎考量，也急著端出自身覺得美好經驗的「出國學習」，並且是以愛國為名，這樣的回應真可是危險至極且也粗淺浮誇。人生旅途中偶爾低落的癥結，怎能以一個到國外吸收新知，冠冕堂皇的理由來作愛國謬論或詭辯推托自圓其說的結論。 現今的網路在學習幫助上總能達到極致的無縫接軌，許多國外相關知識也都能輕易攫取。我深信這片土地的大人物與小人物的美好事蹟也不斷發生，不論是為了自己或是為了社會甚至是這國家，許多人都願意花一些時間與力量為自己居住的環境奮鬥著 : 台灣早在20幾年前於亞洲捷足創設健保，雖然備受爭議及改進的部份仍有待商榷與討論，但以我自身醫院經驗是見證了真正造福弱勢的一項施政；另外就以台灣肝臟移植的醫療技術來說，台灣是出了名的第一，許多國家的醫療團隊也反而要來台灣學習作借鏡；還有許許多多的發明比賽皆是台灣在首獎上出盡了鋒頭，創意發明是不需借重國外的知識資源。 所以在台灣不是沒有任何機會，只是我們願不願意看見並調整心態而努力。如果面對不如意的事總是怨聲載道，只想看見缺失而不願面對並接納現實狀態，總活在唯有他人才需改變的負面意識，不行了就放棄離開，我相信去了哪裡都是一樣不如意的結果。 網路無遠弗屆，知識學習可以無限擴展，我不會跟孩子說，想要變得更好就應當出國學習，如果今天能有機會踏出國門，那是俱足了剛好的時機還有剛好的經濟後盾，多看看外面的世界與省思自己應當調整的地方，知識與技能就是互通有無而已，並沒甚麼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愛我的國家，但我會盡自己可以的範圍去愛我的國家，不人云亦云，我盡量選擇在台灣消費，繳稅在台灣以支持台灣的建設，並用心付出關懷在身邊的台灣人；眼界的打開與學習不會只是行動那麼簡單，關乎於「心」願不願意去接納和吸收。就像我們也常看見別人孩子的優點，欽羨他人長才，但總是會忽略自家孩子的優勢並給予激勵。或許要常常提醒自己，外國的月亮並沒有比較圓，只是你有沒有在對的時間抬頭去望自己家鄉的月而已。

 唐詩／台北報導 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批評，胡適原先是自由主義者，在面對獨裁者的考驗時，卻放棄過去的理念，走向獨裁的附庸，「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三關胡適都沒過，終而從自由主義者淪為獨裁者的附庸。圖／唐詩 凱達格蘭學校校長、作家金恆煒新書《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新書問世，今（22）日下午舉行新書發表暨簽書會。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批評，胡適原先是自由主義者，在面對獨裁者的考驗時，卻放棄過去的理念，走向獨裁的附庸，「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三關胡適都沒過，終而從自由主義者淪為獨裁者的附庸。 陳師孟也在會中透露一段家族往事：1948年，不到30歲、當年的《中央日報》主筆殷海光，寫了「趕快收拾人心」社論，蔣介石震怒，打電話要陳立夫查辦，但是蔣的機要陳布雷（陳師孟的祖父）告訴蔣「年輕人一時情緒」，要蔣不必追究。 殷海光因此而得以保全。而9天後（11月13日），曾讓蔣介石言聽計從的陳布雷，卻以自殺結束生命。 殷海光隔年抵達台灣之後還繼續寫了「清除政治垃圾」痛貶時政、批評國民黨權貴和來台官僚。之後，離開《中央日報》到《民族報》（聯合報前身）、到台大任教，仍不斷劍指國民黨貴族官僚腐敗習性，終在「自由中國」案後作品全被禁，並遭蔣介石與國民黨持續迫害、監控。身為外省籍的自由主義者代表人物的殷海光，成為時代的悲劇人物。 金恆煒的新書中記載了殷海光與胡適的論戰，以及殷海光悲劇的一生。今日新書發表出席人士，包括除陳師孟外，國史館長吳密察，台大教授李永熾等人與談，凱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陳致中、前國策顧問謝聰敏等人也都出席。發表會由彭文正主持。 金恆煒在長達30萬字的新書中揭露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與已故台大教授殷海光對於吳國楨案、雷震案，以及「反攻大陸」不同的態度，更直批胡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說法，而這是主張的「自由主義」的二人最大的不同，之後二人更三度論戰。 主持人彭文正在介紹陳師孟時，還特別要他去選台北市長，但陳師孟反而跟彭文正說，要他幫忙辦募款餐會，彭文正也反應很快，立刻笑著回說「至少辦10場」，而台下也有人跟著喊說，「我也來辦10場」，顯現在場民眾對於陳師孟的熱情支持。 談到金恆煒新書，陳師孟開場時幽默表示，他本來想學新聞，但後來還是學商、也從商學系轉到經濟系。「最近二三年阿扁受到司法迫害，去年又有司法國是會議等，我就後悔當初如果唸法律多好」，但最近讀了金恆煒的新書，又覺得若能唸歷史系不知有多好，「但不管是新聞或唸法律或歷史，三個科系其實有共同點，都是要追求真相，都是要把事情要把真相找出來，尤其是歷史特別困難，因為歷史要找真相都是幾十幾百、幾千年前的真相」。 「為什麼要找真相」？陳師孟解釋說，若人的社會沒真相，就很難辨別是非對錯，很難有正義。歷史人物常用假面具變成偉人，會有造神的運動，像殷海光講台大有很多教授像菩薩一樣，其實是黑烏烏的，對人一點啟發都沒有」，「因此沒真相會選錯英雄，選錯崇拜的對象」。 陳師孟也特別提到，這本書除了歷史上的意義，「另一部分是書中是到他的阿公（蔣介石文膽陳布雷），和殷海光有淵源」。 他說，阿公自殺前九天，1948年11月4日，殷海光在《中央日報》上寫社論「趕快收拾人心」，直陳國家風雨飄搖、老百姓生活痛苦，意在勸蔣，但黨報出現這樣的社論，讓蔣大怒說要追究，但其實是陳布雷勸蔣介石說，「年輕同事有這樣的情緒不必去追究」。 「殷海光事後還以為，寫了這樣的東西龍顏大怒，卻不必追究，其實背後有這段」，陳布雷說，他有去把阿公的從政日記共五本找出來，日記並未刊印而是藏在家中，最後一本寫到最後自殺前」，陳布雷在日記中寫說，11月4日早上蔣看到社論後就打給陳立夫，說黨報這樣的社論要處理，「如果我祖父也順著蔣的怒火追究殷海光，後來就不會是這樣」，他感謝金恆煒把家族這段歷史找出來。 陳師孟也幽默表示，他擔任綠色逗陣董事長，每月20日都要寫社論，「9月20日也寫了社論給太太看，這次半個鐘頭之後，看到她把我的社論放在桌子一邊，自己卻拿書在看，就是這本書，我以為她看完社論，就問她，社論難看看不下去，但這本書真是好看，雖像學術著作但像在看小說一樣」，而昨天他有事跟辜寬敏夫人王美琇聯絡，也說這本書真是好看，後來太太可能覺得不好意思，說覺得社論也寫的很好。不好看不會同時有二個人同時跟我說像小說，非常好讀而且得到啟示。 陳師孟：胡適沒過「這三關」 成為獨裁者的附庸 陳師孟說，這本書讓他想到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背景就是法國大革命，貴族階級和平民階級產生非常大的對立，貴族欺壓一般平民，「最後導致大革命爆發」，而他看這本書，也感受到這種大時代的時候，中國國共內戰常有很多階級對立、情感對立、意識形態對立、人性對立，「看這類書都有無奈的感覺，這世界不完美、有很多對立發生」。 他說，金恆煒書中主角殷海光和胡適都是知識份子，因為大時代的變動思想不同兩人分道揚鑣，「胡適走向向獨裁屈服的路，殷海光正好相反」，兩人之後發生三次很大的爭論。書中描述的胡、殷比雙城記中貴族平民對立，更有戲劇張力。 陳師孟說，胡適原先是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教條、盲目崇拜，主張個人主義的學者，但結果卻在面對獨裁的考驗時，卻放棄過去的理念而走向獨裁，知識分子「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胡適這三關都沒通過。 「要說貧賤不能移，胡適在美國是靠蔣介石接濟。說到富貴不能淫，胡適回國後當中研院長就向蔣靠攏，說到威武不能屈，胡適在蔣逼迫下放下理念投降」，陳師孟認為，胡適從一個很優秀的知識份子，通不過考驗成為獨裁者的捍衛者和附庸者。 「但殷海光正好相反，原先他是法西斯主義者，看到朋友還仿效用希特勒式敬禮打招呼，崇拜英雄，但後來看到蔣介石不得民心，人民痛苦顛沛流離，就『豹變』了」，他說，胡、殷二人，「一個從對的轉到錯，一個從錯的轉到對了」。 陳師孟也開玩笑說，他佩服金恒煒的毅力，本來作家曹長青要金寫怎樣克服胰臟癌，「我覺得（金恆煒）要克服很簡單，因為他有目標，有一個使命感，每次碰到都聽金說又發現什麼傳記、史料」，「這些目標、使命感，讓這些癌細胞活活被他氣死。所以每個人應該要立定自己的目標」。

唐詩／台北報導 凱達格蘭學校校長、作家金恆煒新書問世，書中大爆知名的「自由主義者」、已故中研院長胡適許多不為人知的過去，包括如何幫蔣氏政權辯護，國史館長吳密察認為，這本新書最重要的意義是把胡適請下神壇。他也反問，依照民主憲政主義，台灣人選舉的結果，若胡適還在，「如果國民黨選輸，他能接受嗎」？。圖/唐詩 凱達格蘭學校校長、作家金恆煒新書問世，書中大爆知名的「自由主義者」、已故中研院長胡適許多不為人知的過去，包括如何幫蔣氏政權辯護，以及說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樣的話。國史館長吳密察認為，這本新書透露最重要的意義是把胡適請下神壇。他也反問，依照民主憲政主義，台灣人選舉的結果，若胡適今日還在，「國民黨選輸，他能接受嗎」？ 作者金恆煒也說，有些人對新書最大的意見就是對胡評價太低，「胡適是中研院神主牌，所以有史語所院士對我說，書中對胡適評價太低」，但他寫之前並沒預設評價，但「史料告訴我的，就是對殷海光和胡適的評價」。 《政經限時批》主持人彭文正則推崇，這本書找到關鍵人物，訪到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夫人，拿到第一手資料。他幽默表示，「上一個想要揭露這段的人（作家劉宜良，即江南）現在在天堂，因為書中有讓蔣家難堪，蔣派了竹聯幫和蔣孝武去刺殺江南」，「金恆煒比較幸運，沒有被『江南』，而現在竹聯也比較俗辣，只敢在街頭叫囂」。他也提到殷海光若還在，可能會和大家一起做台獨建國的運動。 金恆煒新書《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新書問世，今（22）日下午舉行新書發表暨簽書會，包括邀請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國史館長吳密察，台大教授李永熾等人與談，凱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陳致中、前國策顧問謝聰敏等人也都出席。發表會由彭文正主持。 金恆煒在新書中揭露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與已故台大教授殷海光對於吳國楨案、雷震案，以及「反攻大陸」不同的態度，更直批胡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說法，而這是主張的「自由主義」的二人最大的不同。 書中也多方引證身為「外省人」的二人，原為法西斯主義者的殷海光「豹變」，在洞見蔣介石「不得民心」後主張應該要與台灣人合作，才能打倒國民黨，但胡適卻成為「蔣官」 ，為蔣辯護。 國史館館長吳密察對金恆煒在罹患胰臟癌下完成這本書表示敬意，「可寫出來是因為長期累積的，加上使命感」。 他說，有人有機會親眼看到胡適，自由中國對我來說是古代史，大學雜誌也是非常晚期了，能真正碰到的是外省人的自由主義者脈絡，是已故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張忠棟、陳師孟和金恆煒，他覺得金恆煒是把這個脈絡整理出來」。 胡適　真「自由主義者」？ 吳密察說，張忠棟晚年時曾對他說，「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不可以沒有外省人的參加」，他認為「所謂外省人」也不是多數像蔣介石這樣蛇鼠一窩，所謂外省人還是有不一樣的外省人。 他說，所以張告訴他，如果台灣是一個憲政民主主義的國家，就要看台灣人選舉的結果，當年是還在談如果選舉選出來國民黨輸、民進黨贏，「政權可以和平轉移嗎？」的時代，也就是說，「我們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即使用中華民國體制用一個民主選舉，如果民進黨贏了，國民黨是否交出政權？大家都還沒有把握的年代」，所以張認為民主運動「不能沒有外省人的參加」。 吳密察表示，「我們現在動不動就用自由主義者的詞掛在這些人身上，是不是對的？早期的胡適在中國，可能是要掙脫束縛，但如果今天來問，如果選出來不是國民黨執政，胡能接受嗎」？胡所主張的可能不是民主。 國史館長吳密察認為，胡適說的自由主義「要加引號」。圖／唐詩 「現在要做的從憲政民主主義角度來說很簡單，但那時是時困難的事」，吳密察又提到，金恆煒寫這本書很重要的驅動力是，把這個外省的、自由主義的脈絡整理出來，「當然過了多年後所謂外省人也都必須加了引號，也就是在一個有範圍用民主主義去制度地決定，怎樣組成一個政治實體的時候」，吳密察說。 另外，他也稱許金恆煒的新書，「經過很長時間的累積，五步一小註十步一大註，這就是歷史學者常有的基本功，博蒐史料」，並開玩笑說，「大家覺得麻煩的話，有空再看腳註，但都是有憑有據」。 吳密察說，新書所引證的史料大多是私文書，「私文書的限制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關懷，是否在場，以及見與不見，歷史學者碰到這些材料時，必須有穿透紙背的能力，總是史料作者會對自己好的多講壞的少講」，好的史研者必須有好的洞視力看到眉角，「什麼樣的角色那時會在台北、卻在東京」，金恆煒有其作為時事評論家的獨到之處。 「也許當時(胡)人在國外看，以為總統文告每句都是真的，老蔣的文告常看就知哪些是真的，哪些要翻轉看，只會讀書的人就是無法分辨出來」，吳密察認為，金恆煒就知道材料怎樣用才會抓到核心，而不是一般看到只會讀歷史書的學者寫的歷史書。 他說，「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大家陪著金讀這本書，把當時的眉角看出來，1950年代是一個什麼樣的台灣？絕對不是現在教科書所寫的、現在政府跟我們說的台灣，是各種不同角力的50年代，即使在外省人、國民黨陣營，也有不同的大大小小不一樣的人，他們可能來自理念的不同，來自對現實掌握的不同，包括外部、判斷、行動策略的不同有所不同」 。 吳密察也提到，陳師孟談到胡適顯然是跟殷海光不好，「胡講到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可能還要加引號的自由主義，但殷想到的是和中國大陸不一樣的民主制度」，如果是這樣就是要面對現實，台灣能選舉、形成自由民主的國度，「否則怎麼說和中國不一樣，來到台灣說要痛定思痛、另起爐灶，不都是假的嗎」？ 吳密察認為，「理念有落差、對現實判斷有不同，對該採的行動策略不同，就造成胡和殷的不同，照這脈絡推，有一天就會走上張忠棟、陳師孟和金恆煒這樣的路」。 彭文正認為，胡適當了蔣官不是那麼有風骨。圖／唐詩 彭文正則認為，金恆煒的新書就像是「黑白分明的台灣近代史」，「狠狠批鬥了一下蔣介石，這比教科書的課綱更像課綱」。 他說，談到胡適，一向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巨擘，但其實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當了蔣官也不是那麼有風骨」，例如書中寫到胡在海外批鬥了信奉民主的吳國楨，「但如果吳國楨當總統，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會早60年」，胡適認為吳不該在海外批自己的國家，說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聽起是滿熟悉的論調」。 「反而殷海光認為，國就是國、家就是家，不要把國家聯在一起，家應該是民主的集合，而不是父權式的統治，如果殷在今天應該會跟我們一起做台獨建國運動」，彭文正說，金恆煒在書中用小標三次吶喊了殷海光，這位自由主義者的名言「是什麼，就說什麼」，「這跟聖經說是就是說不是就說不是，再多說就是出於惡者一樣」。 彭文正也丟出問題，「胡、殷兩人若在世，會加入哪個政黨」？他認為胡適很權謀，「比較像民進黨對柯P的態度，殷海光比較像在座的各位」 。他也幽默表示，「如果不是對歷史有興趣的人，不妨睡前看這本，看著就會有吸收，隔天早上還可繼續看」，本書是有報導文學、歷史文獻和學術價值的，「應該可拿個博士論文當之無愧，就像升等教授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