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篇蘋果日報的文章：辣蘋果：國民黨學會如何在野（余艾苔） 這篇文章主要是說，國民黨2000年被輪政後，是靠馬英九而重新執政，所以國民黨要找新的「馬英九」，今天找到新的「馬英九」，就是蔣萬安， 所以國民黨應不斷把小鮮肉蔣萬安掛在嘴邊，這樣就有重新執政的機會。 這是一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 國民黨2000年所以下野，是因為國民黨分裂，宋楚瑜把連戰的票分掉大部分 ，所以陳水扁以不到40%的選票選上總統。 2008年所以國民黨可以復辟，主要是拜扁家形象破滅所致。陳水扁以正義、清廉形象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扁家真的有貪腐問題傳出，這是致命的。2008年民進黨找任何神仙來選，都會失敗。 2016年國民黨所以選舉失敗，主要是拜國民黨分裂所致。馬王政爭，導致王金平不願處理太陽花學連佔領立法院。由於學運持續發酵，馬英九的傾中印象，深入人心，國民黨失去年輕人選票。 再加上2014年連勝文代表國民黨的舊勢力選台北市長，外溢效果幅射全國，六都國民黨失去五都，新北市差一點也淪陷，這時國民黨的基層已經動搖。 再加上2016年總統選舉，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舉棋不定，竟然找一個深藍，比馬英九更傾中的洪秀柱來選總統，再加上換柱過程粗魯，新的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做好做滿」的諾言失信於選民，導致總統選舉輸掉三百多萬票。 蔣萬安是馬英九嗎？不，他是另一個連勝文。 連勝文的老爸連戰，蔣萬安是獨裁者蔣家的後人，連勝文的包袱有比蔣萬安大？ 如果國民黨台北市長人選提名張善政，或類似沒有意識型態包袱的技術官僚，那麼不少支持柯文哲的人，會轉投國民黨。然而如果是提名蔣萬安，他和沒有治理經驗的官二代連勝文，有什麼區別呢？ 連勝文敢講「現在不是大明王朝」，國民黨像「丐幫」，蔣萬安有批判過兩蔣嗎？ 國民黨如果提名蔣萬安選台北市長，就像提名連勝文一樣，根本沒有一點勝算。

  作者並不想對一例一休的修正提出什麼意見，只不過這次的修正所引起的對立，其實暴露出台灣的治國能力問題。作者想要從芝加哥學派的梅利安與拉斯威爾的理性設計及政策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圖／創用CC授權） 一、一例一休的修正審議所暴露出的問題 一例一休是蔡英文總統選舉時的政見，將政見付諸實現本來無可厚非，但沒有想到的是在一例一休通過立法院的審議時，除了引起勞團與企業界的反彈之外，在實施之後，一例一休的確在某些產業帶來了正面的效果，但卻也引起企業界的反彈，尤其服務業認為一例一休沒有彈性，影響到工作的調配，而且也使想要加班的勞工無法增加薪資而必須多打幾個工。後來，據說勞動部聽了各方許多的意見之後，就在賴清德院長的主導下，提出了新的版本送立法院審議，但這次不只是勞團反彈更大，就連民進黨的立委也有雜音，而時代力量與國民黨也持不同意見。 作者並不想對一例一休的修正提出什麼意見，只不過這次的修正所引起的對立，其實暴露出台灣的治國能力問題。作者想要從芝加哥學派的梅利安與拉斯威爾的理性設計及政策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二、民主主義國家的實現與理性設計及政策科學 現代的世界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大所形成的世界。這個世界有兩個特徵，一個特徵是：自由市場以其調整供需的功能使得生產能夠最有效率，也使得經濟成長的規模可以不斷擴大，但大航海以後的全球化對於各地的社會帶來衝擊，也產生了種種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種種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並不是市場的機制所能解決的，許多問題都必須依賴政治共同體=國家的解決，儘管國家常常會有許多的失靈現象。 （一）梅利安的理性設計 二戰前後的世界面臨了法西斯與共產黨的兩個極端。當時，美國芝加哥學派的梅利安認為國家並不是要去實現階級目的，亦即不是要去追求特殊利益之物，而國家也不能去追求這種狹隘的利益。他認為所謂「階級國家論」與「國家死滅論」都是太過急躁的結論，也是錯誤而無益的國家理論；即使是夜警國家論，在「太消極而且只是過小去評價國家的角色」這一點上，它也不外是錯誤而無益的國家理論。梅利安的國家觀是一方面否定19世紀的消極國家觀，一方面強調國家積極而富創造性的角色，他認為沒有國家積極的功能，20世紀巨大的工業社會是很難運作的。 梅利安不只是轉變國家觀，他也轉變自由的觀念。梅利安認為「自由並不是對於『無國家』的願望」、「國家的目的並不是壓抑自由，而是在最大限度的可能範圍內，獎勵、助長、促進自由。」梅利安認為自由只有透過國家才能充分實現，而不會被國家壓縮，國家真正的目的不外是要促進自由，他因此完全拒絕「自由vs.國家（自由對抗國家）」這種傳統的框架；相反地，自由只有透過國家才能實現，因此梅利安要求對自由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梅利安的設計之核心就是「自由」與「民主主義」的設計。 梅利安認為國家的目的是：（1）對外的安全（2）國內秩序（3）正義（4）一般福利（5）自由。而這些目的可以歸納為「一般福利或公共利益」。國家的目的同時也是政治學的目的，也是設計的目的。梅利安想要透過「理性的設計」去實現這個國家目標。 梅利安認為理性的設計，是為了如下所述的各項目的而被加以實施的，而這就改變了從來的國家觀一「國家只是在生存競爭上扮演分配的角色」： 1、實施有體系的照顧，以擴大文明所帶來的利益 2、確定其分配的方法與範圍 3、確立正義與自由的各種原則，以便將「有體系的照顧」適用於實際 4、保障市民的各種權利與市民的各種自由 5、保障就業的安定、最低基準的健康、教育、住居 6、保障人性中的創造可能性之發展 理性設計的目的，是在政治上確保自由，在經濟上確保適當的生產與分配，以保障國民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以便最大限度去發展人性中的創造可能性。梅利安不斷強調說：「設計的目的，是解放人的能力，擴張機會的範圍，擴張人的自由」。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從根本上，去轉變向來的國家觀與社會體制觀。 梅利安認為能實施這種設計的體制，假如要靠向來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話，那是完全不夠的，這種設計會要求要有更廣泛的新體制之觀點與角度，而且這種更廣泛的新體制之觀點與角度是只有靠經濟、科學、技術、工學、哲學、倫理學、地方、人種、社會學、政治學等的研究才能被達成。在這種理性設計的過程中，所有學問上的成果必須被導入、被加以綜合；在這種理性設計的過程中，會要求所有種類的科學家參與其中。他構想著壯大的設計，這個壯大的設計是投入所有種類的科學家與他們的科學研究成果，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合理可能性而去加以建構的。他所構想的這個壯大的設計是「普及於整個社會規模」的「完整而且有網羅性」的體系，他相信透過這個壯大的設計，人類是能夠到達理想國度的。 （二）拉斯威爾的政策科學 芝加哥學派的拉斯威爾與梅利安，有著共通的傾向。他認為向來在這個世界所流傳的未來的烏托邦圖像有兩個，而這兩個烏托邦圖像都預言「從『種姓社會』移轉至『自由社會』」乃是必然，種姓社會是人們成功的機會，會受到其出生門第的左右，而自由社會則是對所有人保證大家具有平等的機會。在這兩個烏托邦圖像當中，有一個是馬克斯主義，另一個是由海耶克所代表的「市場萬能論的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認為透過資本主義的成立，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各個封建領主與資產階級這兩個種姓就會被打破，而市場萬能論自由主義，則認為自由市場會透過帝國主義而傳播，這就會成為自由社會成立所不可欠缺的過程。 拉斯威爾認為馬克斯主義的革命戰爭這種戰略，會產生《新的不平等》的危機，亦即「生產手段會集中於少數革命菁英」，而在市場萬能論則會產生「資本主義獨占化的進行」與「獨占企業集中於所有人、管理人」這種新的危機。因此，以上所述的兩個未來圖像，雖然都主張社會要進行真正的民主化，但結果卻是產生了與其相反的產品一「軍營＝監獄國家」。拉斯威爾說控制著資本主義與革命體制的少數菁英，為了確保自己在自己陣營內的權力，就會過度依靠軍隊、警察等的暴力手段。拉斯威爾把這種狀況稱之為「軍營＝監獄國家」。他認為以上兩個烏托邦圖像，所帶來的正是現代的危機狀況。因此，實現民主主義是必要的前提。 問題就在於：拉斯威爾所說的民主主義，具體上應該用什麼手段加以實現呢？拉斯威爾在此時所主張的就是：實現民主主義的科學一「政策科學」是有必要的，他認為政策科學是一種科學，是對社會當中的政策制定過程加以解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以使人們對於政策問題作成合理的判斷，亦即：政策科學是「以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方法，發現民主主義社會所要追求的目標，以及達成目標的手段」。從這種意義上來看，政策科學的必要性與拉斯威爾對民主主義所給予的特徵─亦即社會裡的所有人能夠平等地實現其價值─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因為為了擁護、發展「民主主義的社會」，只是抽象地擁護社會的平等性是不夠的。我們有必要以「政策」這種形式來顯現出價值，是有被實現的可能性。 拉斯威爾認為要形成上述意義的政策科學，必須透過如下的工作才有可能，亦即：（1）與所有既有的科學（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合作，（2）將各種科學所應具有的社會目的加以明確化，例如拉斯威爾對於精神醫學所具有的可能性是有著非常高的期待，但是精神醫學要成為政策科學的一員，那它就不能只埋沒於各個病患之治療，而有必要去自覺到它的社會目的；同樣地，法學不能只是止於以各個裁判為目的，而有必要考察各該裁判所具有的社會影響。政策科學的最後目標是要綜合地活用各個科學的產出，去建構「人的行為模式之理論」與「社會的理論」，亦即政策科學的最大課題是防範人的破壞性、實現民主主義。 但是大家對民進黨是有期待的，期待它能使台灣越進步，社會越和樂安康。 只是這個目的的達成，並不是用嘴巴講講就可以達成，這必須憑真本事，但問題是：台灣的整體有這個真本事嗎？ 三、台灣人真的準備好了嗎？ 其實如果從理性設計與政策科學的角度來看，勞工政策的制定，與其他各種政策的關聯是非常密切的，例如：產業政策、社會政策、家庭政策、失業對策等皆是。各種政策的制定，脫離不了長期實證的研究與分析。但是我們要問的是：台灣的學術界與研究單位與政府機關，有這個能力提供政策擬訂的詳細資料嗎？對於這個問題，我無法全盤掌握，所以我也無法正面回答。但如果從我自己所屬的法律學界與自己所接觸過的公務員丶乃至政治界來推論的話，我的結論是相當悲觀的。 我先舉民進黨為例做一說明。作者曾好幾次接受民進黨智庫的邀請，參與若干政策議題的討論。我的專攻是地方自治，所以我參與的議題，也主要是在與地方自治有關的問題上面。每次參加，我都會覺得一個已經是台灣大黨的民進黨，在政策的擬定方面其實是非常的弱。舉例來說，每次在討論地方的政策時，我總覺得智庫的人，好像連中央與地方在國家體制上的地位，都不太清楚，因為如果不知道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是獨立的法人格時，那麼要去建構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制度、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制度乃至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時，就會出很大的問題。後來，為了讓智庫的人能真正了解地方自治的內容，我還特地花了3個小時做專題介紹。可是提供了很多意見之後，也不見這種專業的知識，被黨部所採納而成為黨的政策，或是被使用在現行制度的改革上面。 在我的觀察裡，智庫好像是在養許多的「聯絡人」，聯絡專家學者來開會、來表達意見。很多的政策似乎是找一些學者與助理們，討論整理而得出的，至於可行性如何，幾乎不會討論。當然，從黨部的財政來看，這樣的作法無可厚非的。只是黨在執政後，政策要怎麼付諸實施呢？顯然在這一次一例一休的政策上，已很清楚顯現，政策的擬定並沒有實證的研究，與各種專業及社會的發言，做為基本前提，甚至第二次的修正，竟是在勞動部聽各方意見後敲定的。這種政策的制定真的會讓人們捏一把冷汗。我個人認為學界一定會有這種產業研究、勞動研究，問題在於這些研究水準夠嗎？有用嗎？ 就我了解的公務員的實際運作來看，他們在碰到新的政策、新的法律擬定時，大部分的作法就是找專家學者做專案計畫，以目前的考試制度要期待公務員開創新局本來就有困難。 而如果從我對法學界的了解來看，台灣的法學界幾乎都是在傳統法學的領域，即使有所擴張，但所擴張的範圍有限，法學教授們的教育，所造成的現象，就是大部分的律師只會打傳統的民事、刑事訴訟，他們所培養出來的行政法院法官，只會照行政機關的意見做判決，而使行政法院得到「敗訴法院」之惡名。如果說允許我用法學界來推論全體學界的話，那麼，台灣這個國家的水準與能力，相信各位應可推知。 四、民進黨必須認真思考與付諸實現的課題 對於國民黨，其實一般人都已不太期待它能夠為台灣做什麼事，對它的期待，就是它不要帶來太多的負面效果就好。但是大家對民進黨是有期待的，期待它能使台灣越進步，社會越和樂安康。 只是這個目的的達成，並不是用嘴巴講講就可以達成，這必須憑真本事，但問題是：台灣的整體有這個真本事嗎？民進黨是否有好好思考這個問題？民進黨比國民黨有理想，而且比較清廉，但是它跟國民黨很像的地方就是：取得政權是最大的目的，其他的一切等以後再說，但問題是治國能力，並不能靠急功近利獲得的。民進黨是要使台灣停滯？還是要帶領台灣向前？顯然民進黨必須要好好思考了。

  加薪是這樣的，在一定範圍裡的加薪，並不會明顯改變勞工願不願加班的念頭。 一個除了自己不須負擔其他生活開銷的人如果住家裡，或許22K夠用，但如果他想結婚、買房子，或者有背學貸，還是不夠，而同樣的工資給一個背房貸的人差不多是無法生存的。 於是需要加班。 今天加薪到30K，第一個人日子照樣過得下去，但錢可以存快一點，第二個人生活會有改善（在通膨追上之前），但要背房貸恐怕還是有困難。 於是需要加班。 假定現在狀況是雙薪家庭，每人30K或許有人改賭賭看買間小小的舊屋，但如果有小孩大概又會考慮了。 於是需要加班。 假如雙薪家庭每人40K，買房的機會又增加，但如果有兩個小孩又有問題了。 於是需要加班。 假如薪水每人50K，，應該夠了吧？但不是的，他會想買符合自己薪水的房子，比方說貸款數目多了幾百萬之類的。 於是需要加班。 假如夫妻薪水都100K，不錯吧？但如果你買的是豪宅，又買高級車，有三個小孩，然後父母親又都需要請看護的時候，你同樣會發現你會想加班補貼。 提高基本工資，只是提高最上面的例子那一批人的收入，但這一層收入的工作者，基本上還是會想要加班。 至於薪水提高到不需要加班也能過日子……這當然是理想，但也很顯然的「不會是最低基本工資」，至於有人希望最低基本工資提高到每個人都不需要加班賺錢過子，那是十足的幻想，因為每個人的經濟負擔不一樣。 要追求高過基本工資的工作，一是找薪水本來就比較高的工作，二是勞資協商。 總之不可能是法令幫你限制，那是不可能的。 法令唯一可以做的，是因為健康因素限制加班上限，或許可以因為行業別做出個別限制，但那也不是勞基法母法的任務，勞基法自然是最寬標準，特別規定會出現在細則或行政命令。 至於老闆要人家加班，這是相反的問題，你說老闆可以多請人，但首先，公司規模要到一定程度，多請人才符合成本（至某些人根本無視經營成本在討論人力問題，只能說你連打經營類的遊戲都會有障礙），不然小單位（大公司裡面的小單位也是）如何說補人就補人？季節性的工作呢？ 是的，補人，但要知道，如果是常態性加班的確需要補人（勞基法本來就不認定常態性加班，而且常態性加班才是過勞真正危險成因），但對於季節性工作、突發性工作、技術取代性低的工作，不是那樣簡單可以說要補人就補人的。 更別提很多情況下勞工可是等著季節性大單來臨好好賺一筆的。 所以法令放寬經由勞資協商彈性變更才是好的模式。 至於什麼勞資協商一面倒之類的有的沒的……這樣說好了，就是因為沒有習慣協商，才會有這一堆荒腔走板的東西，更別提那些協商失敗例子，正好證明有接過協商，資方如果要採取強硬手段都會直接被認定違法，因為違法太明顯。 還有，協商失敗才會上新聞，不表示別人協商沒有成功，那種平常罵記者的傢伙，這種時候倒是非常相信記者……而且根本到了迷信等級。 還有，就算藉由工會，依然是要走協商路線，你要罷工之類，也是因為協商失敗才可以合法罷工的。 協商永遠是勞資問題處理最核心的部份，避免爭執要靠協商，關係破裂之後的法律途徑也是需要協商，就連訴訟，法院也會要求先協商才可以訴訟。 否定協商只是在逃避問題而已。

近來勞工團體正在強力抗爭，反對執政黨主導的勞基法修法。一位知名的工運人權律師在自己的臉書頁，寫到他一位當事人可憐的際遇；該當事人在淨水廠工作，排班表顯示他「工作了九個月，只休息九天」！有時一天工作十四小時，每個月幾乎都超過250小時，有一個月甚至高達315小時，沒有一天休假。 所以，為了保護類似被壓榨的勞工，我們都該支持勞團抗爭，跟著他們一起反對執政黨修改現行一例一休的勞基法，對不對？ 近來勞工團體正在強力抗爭，反對執政黨主導的勞基法修法。（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問題不在勞基法 是執法出問題 其實這想法完全搞錯方向。無論是根據現行的勞基法，或是勞團口中「修惡」的執政黨修法版本，這位可憐淨水廠工人的問題，不在於法律有否提供他足夠的保障，而是淨水廠老闆從頭到尾嚴重違反勞基法。在這一點上，勞基法的立法並沒有問題，是執法出了問題。如果雇主都守法，根據修法後放寬彈性的勞基法，台灣的勞工也不至於要過勞工作。律師應該做的是，幫當事人控告淨水廠，而不是寫臉書博取不明就裡的人支持勞團、反對修法。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無論勞基法是否修法，上述淨水廠讓員工一個月工作250小時，甚至315小時，都已經嚴重違法。現行勞基法規定，每個月的加班上限為46小時，因此若以22個工作天，每天正常工作八小時計算，每個月的工作上限只有222小時。執政黨提出的修法，是希望在總加班時數上限不變的前提下，放寬勞資雙方的加班彈性；即加班上限從每個月46小時改為每三個月138小時，而單月的加班上限，則由現行的46小時放寬為54小時；當然在三個月期間內，你要是前面加班多了，後面可加班的時數就相應減少。即使是單月54小時，若平均分攤到22個正常工作天，每天加班時數還不到2.5小時；如果其中有些班是加在法定休息日，則每天平均加班時數更低。 勞團總是說，資方反正永遠想要勞工加班，加越多越好。其實根據勞基法規定，加班對於資方的代價極為高昂，老闆不見得願意讓員工加太多班。據上述律師說，那位可憐的淨水廠員工卑微的請求是：「希望老闆能給我加班費。」還是一樣，他領不到加班費的問題，無關勞基法如何規定，而是淨水廠老闆根本惡意違法。 事實上，即使資方一再反映一例一休後的加班費貴到難以負擔，本次執政黨的修法提案，加班費的規定還是大致維持不變。勞基法規定，如果在平常工作日加班，前兩小時的加班費必須比正常薪資高至少1/3，之後時數更是高2/3。舉例而言，如果小明基本月薪換算後的時薪為200元，則前兩小時加班，資方必須支付小明268元的時薪，超出兩小時的部份，時薪更會提高為334元。若是雇主要求員工在法定休息日加班，加班費更昂貴得多，即前兩小時至少必須比正常高1又1/3倍，之後更提升為1又2/3倍。還是以小明為例，他在法定休息日不必上班，但平均每小時還是可以領200元，但如果小明在休息日上班，則雇主在前兩小時須支付至少468元時薪，之後每小時更高達534元。 加班代價高 資方不見得願意 另一個勞團對這回修法的抗爭重點是，執政黨希望增加「輪班間隔」的彈性。現行勞基法規定，輪班間隔，也就是從這個班到下個班之間的間隔，最少要有十一小時，但執政黨希望將其縮短為八小時，前提是需要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勞團對此的本能反應是，勞資關係先天不對等，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的但書根本只是虛文，最後還是資方說了算；輪班間隔只有八小時實在太不人道，修法後，勞工可能因此被迫長期連續過勞工作。 其實上述推論有嚴重的盲點。勞基法為了防止勞工被要求連續工作，已經設下多重保護，包括每天上班時數不得超過十二小時、連續上班四小時後，必須休息半小時，另外更有如上說明的加班總時數限制等。在這些重重保護機制下，實際上真要天天輪班間隔八小時，也持續不了幾天，再多就違法了。更何況如上所述，由於必須付出昂貴的加班費，雇主並沒有誘因讓員工頻繁地間隔八小時就上班。 所以如果工作真的那麼多，為了省錢，雇主可能乾脆增聘時薪制人員，少付加班費；雇主應該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偶一為之讓員工在八小時的輪班間隔下工作。尤其最需要受保護的低階勞工，他們的工作替代性通常較高，被雇主以時薪人員取代的機會也因此較高， 勞團的抗爭，可能反而導致他們失去加班賺取額外收入的機會。因此，法律允許更多彈性，對勞資雙方都是有利的。除了上述勞工可能的加班需求之外，有時候企業真的需要輪班彈性才能順利運作。舉例而言，工廠生產出了狀況後，必須幫客戶緊急補出貨、重大標案必須在時限內完成等，諸多情況都可能需要部份員工在較短時間內回公司輪班。尤有甚者，台灣多地震，有些員工更必須在地震後即刻趕回工廠，檢視地震後災情，這在高精密的科技業或高危險的石化業等尤其必要。 和前述「輪班彈性」本質類似的另一項爭議點是「排班彈性」。現行一例一休規定，在每週7天的循環內，勞工必須享有1天的例假日，在例假日時，勞工無論如何不被允許上班。執政黨的修法提案是，在例假日總天數不變的前提下，允許連續工作12天，其目的是增加企業的排班彈性。但是法律對這排班彈性，設下重重繁複的前提，包括事前勞資雙方同意、中央主管機關報准、地方主管機關備查等。還是一樣，新規定可以給希望賺取額外收入的勞工更多合法加班機會；而由於繁重的審批成本，有理性的雇主應該只會對該排班彈性偶一為之。如果工作真的多到做不完，雇主為了省錢，還是應該會盡量選擇多招僱時薪制人員，而非頻繁地利用排班彈性。 所以台灣的勞基法，無論是現行的一例一休版本，或是執政黨建議的修法版本，對勞工其實已經有相當不錯的保障。現行版本的確對加班、排班、輪班等，嚴重缺乏彈性，執政黨建議的修法內容，旨在提升企業運作彈性，其實對勞方權益保障並沒有太多妥協，反而可滿足部份勞工合法加班的工作需求。勞團的抗爭，大多只是指責修法的局部內容會導致勞工權益倒退，卻忽略勞基法還有許多其他配套規範，這些規範使得雇主並沒有多少壓榨勞工的空間。 這並不是說台灣的勞基法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問題。相反地，現行勞基法其實問題重重，亟需政府、各政黨、以及勞資雙方一起努力，協商出符合新時代工作型態、真正對各方都有利的勞基法。 網路改變工作型態 勞基法沒跟上 首先，勞基法即使在這次順利修法後，還是繼續存在彈性嚴重不足的問題。台灣勞基法的基本思維，還是圍繞在傳統老式的製造及服務業，但網路已經大量改變人類的工作行為，全世界更早已邁入知識經濟時代，人工智慧科技的快速發展，更將對未來全球的就業市場，造成根本而難以言喻的衝擊。我們的勞基法根本就跟不上時代。 這可以舉許多例子說明。比如說，勞基法不允許「責任制」的工作觀念，因此台灣的知識型企業雖然普遍實施責任制，這卻是個只能做不能說的公開秘密。又如，現代人喜歡利用網路群組等多種溝通工具，職場上也不例外。因此，我可能已經下班，但腦子裏還在苦思工作上問題的解法，我可能上網查資料、去跟同事、以前的老師、同學等在網路群組上討論；想了一陣子後，我可能停下來去看場電影，看完電影後又繼續想問題、又在網路上找不同的人討論。我這些行為可能發生在家中或外面的咖啡廳，也可能在圖書館或老同學家裡。和他人在網上討論了一陣子，我可能順路又繞回公司一下，因為公司裡有我解決問題所需要的設備儀器或電腦。現在台灣的勞檢單位嚴格要求企業保存所有員工的電子出勤紀錄，以便其隨時進行勞動檢查。上述靈活彈性的工作行為，在知識經濟的今天，理當受到鼓勵，但在台灣卻很容易誤踩勞基法對工作時數嚴格規定的地雷。在網路、知識經濟時代，工作型態必然更多元彈性，但我們的勞基法卻處處反其道而行。 執行不力、罰則太輕 2大問題應解決 即使撇開上述對未來工作型態的需求不論，我們的勞基法還是存在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執行不力和罰則太輕兩大類。前述令人同情的淨水廠工人就是執行不力的活生生例子。「工作了9個月，只休息9天」，這麼嚴重而長期持續的違法行為，為何沒有勞工去舉報？為什麼地方勞檢官員也渾然不知？真要保護勞工，勞團應該大力要求政府強化勞檢人員的專業能力；再者，勞工的確處於弱勢的一方，因此勞基法應該對檢舉雇主違法行為的「吹哨者」勞工，有更周全的保護。 雇主違法與修勞基法是兩回事 最後，我們的勞基法對違規雇主的罰則實在太輕，輕到雇主即使不幸被抓，面對的處罰根本不痛不癢。透過去年底的修法，違反勞基法的罰鍰上限，已經由30萬提高到100萬，情節嚴重者還可加罰至最多150萬元。但這數字對一家稍具規模的企業而言，根本遠小於其違法壓榨勞工而省下的成本。前述淨水廠老闆，想必就是抱著等你來抓，反正抓到了也罰不了多少錢的心態，才會要求員工拚了命加班，還拒付加班費。 我完全贊成勞團應該硬起來，但他們的抗爭要瞄準對的方向。勞團喜歡舉的例子多是慣老闆欺壓勞工、悲苦工人超時過勞工作等；但這些例子煽情有餘，卻大多文不對題，因為雇主違法跟勞基法該不該修，是完全兩回事。面對整體社會未來的需求，勞基法需要的是更多的鬆綁、更大的彈性。而勞工的保障，只能由徹底的執法和有足夠嚇阻力量的罰則著手。

  今年金馬獎，大佛戰觀音的格局，兩片共拿下八個大獎，最後至高榮譽的最佳劇情片由觀音勝出，看好《大佛普拉斯》的影評人們可能略感意外，同時也為剛上映的《血觀音》獻上滿滿的祝福，希望同為台片新生代的創意動能化為觀眾的支持，再創本土電影市場榮景。 兩部片都是優秀台片，彼此高下不論，本文就金馬獎選片機制和品味做一評析。 誠如資深影評人藍祖蔚評論今年五部入圍最佳劇情片，大佛「視野最廣，意境最高」，然而，「金馬獎複選評審，只給黃信堯新導演提名，卻不願讓十項提名的《大佛普拉斯》再多一項最佳導演獎提名」，「那種標準還真的非常像菜埔荒腔走板的大鼓聲呢！」 《血觀音》楊雅喆導演壓軸致詞提到《海角七號》裡的「山也BOT，海也BOT」警世格言，呼應他展示的「沒有人是局外人」社運標語，其實這也巧妙連結到二○○八年《海角七號》金馬得獎運勢。 那一年，全台票房逾五億的驚世台片《海角七號》亦獲多項提名，結果和今年的大佛一樣包辦兩項音樂獎，也無緣導演獎和最佳影片獎。當年的金馬評審給獎氛圍，海角大概就是一部音樂不錯的賣座電影吧！ 當年最佳影片給了誰（中國片《投名狀》）已不重要，沒得獎的《海角七號》仍穩坐近代最具影響力的台片寶座。那麼今年的最佳影片《血觀音》，以及聽講些微差距摃龜的《大佛普拉斯》，彼此關係又是如何呢？ 我以為，不同於二○○八，今年是比較幽微的台灣內部的對於國家定位和文化想像的差異。參考兩位導演媒體受訪的發言，楊雅喆導演流露的比較是對於台灣繼承了中華文化不堪污濁一面的無奈與悵惘，隱含的是對失落的中華文化美好可能的懷想；黃信堯導演則是對空心大佛象徵的虛構中華民國及其文化建構本身存在與否的根本質疑。《血觀音》末尾病重臥床的活死人無愛無神長命百歲，《大佛普拉斯》末尾則是無可如何不知所終的聲響，中華民國流亡台灣聲聲喪鐘。 這是兩片根本的差別，華國覺青的觀音刻畫，以及另一個時空脫離中華的欲望探索，連結到二○○八年的海角日本歷史時空，華國金馬獎的認可傾向是一以貫之顯而易見的。 （作者為「一中不合作」部落格版主，http://kotsijin.blogspot.tw/）

少子化、老年化都不是短期可以改變的結構性問題，但主計總處認為會壓抑消費成長力道，上週公布二○一八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二．二九％，只比八月時的預測調升○．○二個百分點，壓抑拚經濟的樂觀氣氛。行政院長賴清德九月上任，或許主計總處能給的加分就是這○．○二個百分點。 行政院主計長朱澤民。（資料照） 在國發會的國家發展計畫書中，二○一六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為一．八七％，不過在公共投資等積極政策帶動下，設定目標為二．五％，且一○六年至一○九年估計平均可達三％。主計總處上週調升的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二．五八％，已超過國發目標，但預測明年經濟成長率僅有二．二九％，不僅低於國發目標，且比國發會的一般預測值（一○六年至一○九年平均二．三七％）低，未給積極政策按讚聲，還悲觀呈現明年的經濟景象。 主計總處每季預測經濟成長率，雖依經濟情勢及經濟計量模型而得，但仍經學者、專家審議，在每年八月及十一月，也會公布隔年的經濟成長率。這些數據可信嗎？若以每年十一月的數據檢驗，令人覺得怪怪的。 主計總處曾連續六年都低估隔年的經濟成長率。二○○一年十一月預測隔年經濟成長率為二．二三％，但實現的成長率是五．五七％；二○○二年預測隔年三．三八％，後來是四．一二％；二○○三年認為隔年為四．一％，實現的是六．五一％；預測二○○五年為四．五六％，但最後是五．四二％；預測二○○六年為四．○八％，實際卻為五．六二％；二○○六年預測二○○七年四．一四％，最後為六．五二％，這些剛好都是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執政期間。 不計二○○○年五月才就任及二○○八年五月卸任的那二年，陳水扁執政的預測值幾乎完全被低估。馬英九就任總統時，雖遇到金融海嘯，但預測偏誤方向大逆轉。不計就任及卸任總統的年份，在馬英九擔任總統的完整七年間，主計總處預測經濟成長率相較後來實現的成長率，高估者有五年，低估僅二年。 二○○八年五月馬英九就任總統，主計總處在當年十一月即使初步統計二○○八年第三季負成長，預測第四季負成長，在預測二○○九年經濟成長率時，仍得出二．一二％的數字，後來實現的經濟成長率為負一．五七％；事實上，除了二○一○年經濟大反彈成長了十．六三％，及二○一四年預測值低估外，馬英九執政期間的經濟成長預測全面高估；二○一五年預測值是三．五％，實際只有○．八一％。 二○一六年再度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再執政，二○一六年十一月，主計總處預測二○一七年的經濟成長率為一．八七％，現在幾乎已確定大幅調高；而在金融海嘯後，全球主要國家首度景氣全面翻紅的樂觀氣氛中，明年僅給二．二九％，合理嗎？ 經濟變數很多，預測非常困難，外貿依存度高的台灣，尤其容易隨著國際景氣波動，但八月迄今，內外經濟情勢同時在改變，國內拚經濟的共識，反映在行政院長賴清德的行動及高支持度上，五缺解決方案提出，一例一休修法的燙手山芋也送到立法院。 惰性不僅存在於個人，也在機構；持續性的高或低估，也不是只有主計總處才有，國際貨幣基金（IMF）在二○一五年之前，經常高估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後來轉為低估，十月的報告，還預測今年只有二％，明年是一．九％。經濟預測有一定的模型，但應適時修正；結構性問題可以做為藉口，卻非改變短期情勢的關鍵。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最近獲頒企業永續終身成就獎，他在領獎演說中提到台積電的企業社會責任，是讓社會更好，而台積電的經營理念與價值，最重要的是「堅持誠信正直」，執行業務時的法則，第一就是說真話，第二是不誇張、不作秀，第三不輕易承諾，一旦承諾就全力以赴；在公司內部，絕不容許貪污、有派系或小圈圈產生，也不容許「公司政治」（Company Politics，類似中國帝制時期的宮廷內鬥）形成。這些台積電的企業文化，值得民眾深思、學習，共同打造一個積極正向的社會。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最近獲頒企業永續終身成就獎。（資料照，彭博） 國家社會想要進步，需要標竿企業與人物做為一般民眾奮鬥打拚的指引。在台灣，這樣的標竿企業非台積電莫屬，標竿人物則領航台積電三十年的董事長張忠謀亦是不二人選。台積電創立三十年，已成為半導體巨擘，在全球晶圓代工產業屹立不搖，去年營收接近三百億美元，三十年來成長一千倍，製程技術也進步一千倍，原始股東持股至今估計可賺兩百多倍。而台積電產值佔台灣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四．一％，若把供應鏈計入，共創造十九萬個工作機會。此種非凡成就，得到國際產業界的肯定，因此全球產業重量級人物紛紛前來台灣出席台積電三十週年慶，蔚為台灣近年一大盛況。 難能可貴的是，台積電處於競爭激烈的半導體市場，不但在專業與競爭力領先，創造頗豐厚的獲利，更把社會責任奉為圭臬，積極參與公益與慈善活動，努力要讓台灣變得更好。尤其，誠信正直的企業核心精神，在今日的台灣更彌足珍貴。當前的台灣社會充滿負面能量，很多人看輕自己也看輕國家社會，把台灣看得一文不值，不懂欣賞台灣的美麗與優點，因此任何事件發生，直接反應就是批判，以正義使者自居，卻忘了檢討自己。尤有甚者，人人皆可侃侃而談，先罵再說，未審先判，仿若查察犯罪的檢調人員或無所不通的全能專家，將媒體或網路當成異端裁判所，鋪天蓋地進行道德刑求，故而打壞人、打弊案的戲碼無日無夜上演，好像八點檔實境秀，滿足了群眾公審的私慾。 其實，批判若有專業與真相做基礎，也不是壞事；然而，目前台灣的氛圍是網民、酸民、鄉民至上，凡事不求甚解，從不管整體文義脈絡，便斷章取義，抓住一、兩句失言，就無限上綱，大發議論，輕率將別人貼上「說幹話」、「慣老闆」標籤，缺乏理性討論，只見情緒對決，造成問題討論的失焦。更且，形成惡性循環的生態︰罵完這件事情，再找另一事件來罵，臭酸之氣瀰漫台灣，永不止歇。 台積電的成就，證明台灣人的智慧與打拚精神可以打造出世界第一流的企業，而在全球產業先驅蘋果與電動車特斯拉的供應鏈中，台灣亦扮演了極重要角色。再者，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的支柱，裡面更處處有亮點，隱藏很多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隱形冠軍。而半導體從ＩＣ設計、晶圓製造、代工、封裝測試，台灣都是全球重鎮，是別人眼中的無價之寶，以致它們成了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挖角、購併、策略聯盟的獵物。儘管如此，在負面思考、不肯腳踏實地的人眼中，台灣經濟與產業似乎已走到末日，台灣勞工只剩低薪與苦勞，只有不斷抗爭與叫罵，才能翻身。殊不知，無原則的抗爭與情緒發洩，只會觸動負面循環，反而永遠無法超脫困境。 台灣並不完美，這些年經濟尤其陷入低潮，但多數台灣人依舊擁有良善的情操與正向精神，只要擺脫失敗主義的悲觀思維，努力打拚，便有出頭天的希望。那些對台灣或自己失去信心的人，且聽聽張忠謀先生諄諄溫厚的話語，永遠保有正向樂觀的心，積極工作，參與公益，如此不但可以使自己發光發亮，更可再度擦亮台灣。

  在我們開始受國民黨洗腦教育的年代，最常碰到的「作文」題目是「我最敬佩的人」，當年的標準「論述」，不是「國父」就是「蔣總統」，不會是「豬毛」，不知有「經國」、「小平」。有人就把這種童話當「信仰」。 不料年近七十的「小平頭主席」，被問到這個童年問題，答案竟「兩岸」通吃，雞兔同籠：蔣經國與鄧小平是他的最愛，「因為」前者有十大建設，十大改革，後者把中國帶向改革與開放。 國民黨主席的最愛，橫跨國共兩黨，「人間極品」已無份，拉鄧小平以貶習近平，變色轉彎之快，令人咋舌。 蔣經國與鄧小平，在莫斯科孫中山大學「同學」，共青團同志，經歷的都是列寧黨專制「教育」。以後鄧小平在毛家店崛起，還遭整肅，三落三起，才掌大權；蔣經國靠他老子一路崛起，卻敗走台灣以終。 鄧小平在中國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半吊子改革，政獨裁，經走資，形成貧富落差鉅大，腐敗成風，留下整肅胡耀邦、趙紫陽，和調動軍隊屠殺學生的黑紀錄。他搞「去毛化」，而習近平回頭走「毛化」，「小平頭主席」大膽，居然借鄧諷習。 所謂蔣經國威權只用於肅貪只是白賊話，走過兩蔣時代者心知肚明，而鄧小平與蔣經國分屬國共，一向敵對。劉、鄧「大軍」時代，與國民黨軍不斷激戰；他主導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置國民黨外交於死地，還要求蔣經國投降。 如果台灣人還「敬佩」蔣經國的話，應該是因為他堅拒中國招降，並在晚年解除戒嚴，開始民主化。「小平頭主席」把這兩個死對頭列為共同最愛，其矛盾、白賊與騎牆性格又多一番笑話。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消失的軌跡  2018 台灣歷史月曆 台灣環島鐵路網路中，曾有幾條台鐵支線，基於開發、軍事或客貨運的考量而闢建，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一定的貢獻。一九九○年代開始，隨著公路運輸發達或其他因素，這些支線後來一一裁撤，有的改建成現代化捷運；有的闢為自行車道；有的則頹敗荒廢。現在，隨著鐵道建設漸受重視，彭明敏基金會邀請大家再重溫過去的共同記憶。 原價 150 元，三件以上免郵資（國外郵資自付）。 請洽：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電話：02-25175680 信箱：hion.tw@gmail.com 劃撥帳號：18828111，戶名：彭明敏 零售地點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台北市松江路9號14樓) 欒樹下書房(台北市溫州街24號) 台灣的店(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76巷6號)

持平來論，今年入圍最佳影片的五部作品，都夾有濃烈的「政治」指涉，有的辛辣見骨，有的含蓄滲血，有的夾議夾敘，嬉笑怒罵，都看得到電影人的傲氣與堅持，高下就在於對七寸要害的拿捏，以及是否兼顧了藝術火候。 中國電影因為涉及審批掌控，長期以來，有些作品刻意求工，大玩形式，表面上敢衝敢撞，最後一記回馬槍，都不忘替政府擦脂抹粉，終究還是替政治服務的主旋律作品；今年中國作品多了胡椒，少了糖粉，格外嗆口（馮小剛的《芳華》則依舊是例外）。 例如《嘉年華》重批了警察包庇權貴，結合醫師吃掉了一起性侵案；《輕鬆＋愉快》則是透過天下皆賊的寓言，消遣了公安既然無法用「河蟹」手段解決騙子，酒酣耳熱後，乾脆吸納賊兒做幹部好了。 張艾嘉的《相愛相親》或許是她初到中國要接地氣，或許是女兒本色，批判力道相對之下陰柔和緩，畢竟她要談的是愛，不是政治。所以，批判媒體，點到為止，反而是透過補辦結婚證明的千難萬難，凸顯了中國發展快速，城鄉舊貌都已不存的「開發」現實，驚歎多過感傷，乍看之下還有些刺眼。 台灣的《血觀音》則是透過一場接一場的飲宴，裂剖了官商坐地分贓的勾結生態，有人蠶食，有人鯨吞，有人喪身，有人滅門，楊雅喆導演用大紅大綠色系打造出來「豔麗於外，糜亂於內」的「彼岸花」視覺，搭配滿面含笑，暗下毒手的偽善官商，以及靠眼神就能心領神會的暗盤交易，那種高來高去的拚鬥手腕，讓人冒汗。 相對之下，黃信堯的《大佛普拉斯》則是兵分兩路，副議長帶頭的狂歡朋分或者阻擾警方辦案，屬於傳統路數，唯有回到大佛身上，才切中要害。不論是男女信眾「阿彌陀佛」的唇齒交鋒，或者護國法會上，佛腹內傳來的敲打聲，都在表象故事之外，多了心機流動，也多了讓人細品尋味的空間。 書寫醜陋的方式有兩種，擊鼓隆隆，力道狂猛，卻也難免因此著相；曲筆輕觸，意趣橫生，才有餘韻。《大佛普拉斯》有素有葷，除了譁眾，還能灌頂，視野最廣，意境最高。 至於技藝，五部入圍電影都有驚人之筆，都有好戲可看。 《嘉年華》 夢露底褲風光 首尾呼應有深意 《嘉年華》劇照。（海鵬提供） 首先，瑪麗蓮‧夢露《七年之癢》被地鐵熱風吹起白裙的巨大雕像，無疑就是《嘉年華》畫龍點睛的破題大刀。 電影開場時，導演文晏就讓女主角文淇拿起相機，仰拍夢露的裙底風光，一代紅伶的內褲特寫，點出了世人對女體的貪婪與剝削，偏偏這就是《嘉年華》的主題。破題是夢露，結尾亦是夢露。文淇最後騎著電動機車，顛顛簸簸上了快速道路，別人是鐵包肉，只有她是肉包鐵，那種命在旦夕的危機感，點出了小女生即將被虎狼吞噬的命運；接下來，鏡頭從正面滑向側面，有輛大卡車從後面超車上來，橫躺車上的正是拆卸掉的夢露雕像，曾經讓人迷戀與崇拜的偌大女神，如今成了廢物呼嘯而過，那不就是少女夢想的崩毀？最後，攝影機再滑向文淇的車後，才十六歲的小女孩究竟要駛向何方呢？女神卡車漸行漸遠，茫茫茫茫...。 用名人雕像做文章，文晏不是第一人。《嘉年華》這場戲，想來是向希臘名導安哲羅普洛斯《尤里西斯生命之旅》中被支解的列寧石像致敬，手法與概念不算原創，難免遭人物議，卻未必失分，關鍵在於《尤》片的列寧石像直接訴諸歷史記憶，《嘉年華》則多了鋪排，有頭有尾還有轉折（商人在女神腿肚上張貼小廣告），青春夢碎的鋪排鏗鏘有力。 《輕鬆+愉快》 好個天下皆賊 慢板美學任褒貶 《輕鬆+愉快》 劇照。（黑鰭文化提供） 中國導演耿軍的《輕鬆＋愉快》，故事風格近似美國柯恩兄弟的《冰血暴》，人物造型與冷冽美學接近芬蘭導演阿基‧郭利斯馬基。這種類比，雖是讚美，卻也同樣是種侷限與綑綁，畢竟，美學風格可以臨摹大師，觀眾終究要問導演的新意在哪兒？ 《輕鬆＋愉快》片頭片尾都有單調清冷的敲鑼聲，讓人想起謝晉導演在《芙蓉鎮》中曾用這款鑼聲，批判著政治運動前仆後繼的往日噩夢。但《輕鬆＋愉快》的趣味卻在小城已如鬼域廢墟，偏偏騙子卻絡繹於途：賣肥皂的是騙子，和尚是空子、基督徒是傻子，還有連行道樹都守不住的楞子，連公安都懂得用肥皂迷藥劫色，一座空城還想靠尋人啟事找媽媽和公安......。耿軍採用「天下皆賊」的寓言手法，或許是想要避開遭人對號入座的聯想，再用笨賊蠢蛋的詼諧慢板，避免「宵小崇拜」的指控，用心良苦，懂的人，覺他帥，不懂的人，就嫌悶了。 書寫荒唐，通常採用快板行書，《輕鬆＋愉快》卻偏好拙笨慢板，全片最犀利一場戲來自騙子、空子、楞子和傻子遇到掏出手槍的公安，先是呆若木雞，既而不約而同往左右逃竄，公安對空開槍，四人只能低頭回歸原點，但是稍有空隙就再逃一次，等到公安對人開槍了，不想死也沒死的四人就一步步逼向公安，因為子彈打完了，雙手難敵八拳......。耿軍用長拍鏡頭呈現了荒草田裡「逃─回─再逃─再回」的諧謔動線，把冷冽美學發揮得淋漓盡致，只可惜光線不搭，時序跳tone，雕琢刀痕太過鮮明。 所有的場面調度都賴創作者匠心操作，高妙就在「露」或「藏」。《嘉年華》與《輕鬆＋愉快》都急著「露」，怕你看不見；《血觀音》與《相愛相親》則懂得「藏」，不怕觀眾不識貨。 《血觀音》 貴婦談笑納富貴 狼狽亡命嘆餘生 《血觀音》 劇照。（金馬提供） 楊雅喆導演的《血觀音》，把所有的優雅都獻給了女角，但也附贈了無情、殘忍與窘迫。棠家三女平時衣香鬢影，有禮有節，談笑間吃人，圖窮匕現之後，吳可熙帶著文淇逃亡出海，李後主是倉皇辭廟，吳可熙則是手腳並用，在亂石錯疊的海岸邊，一個一個礁石爬過去，昔日優雅，如今佝僂，這次第，怎一個狼狽了得？ 文淇的那句：「我是為妳好。」點不醒夢中人，只能各奔前程，此時，搭船的上了小舟，直線向前，走山的穿越芒草，曲線迂迴，就在時間與空間，直線與曲線終於再撞在一起時，觀眾看見了一團烈焰。所有該預告的，早已都鋪排就緒，最後猛然一抽，親骨肉照樣翻臉的辛辣，頓時直衝腦門。 楊雅喆的低調魅力在於不動聲色，卻暗潮洶湧；張艾嘉餘音裊裊的內斂功力則用在記憶和交心的私密空間之中。 《相愛相親》 雞毛蒜皮見真情 模糊人影道分離 《相愛相親》 劇照。（甲上提供） 《相愛相親》的關鍵物件是女性受難古蹟─貞節牌坊。電影的大房姥姥守了多年活寡，因為沒有男人的照片，只能把男人的名字繡成字，掛在牆上；接下來，在二房家中見到男人的老年照片，才驚覺人物全非，男人不再是她記憶的模樣；最後，透過科技合成，終拿到一張老妝合影，卻被滂沱大雨全給淋濕了，她想用紙擦去水痕，卻一下子就刮白了男人的五官，等在記憶裡的容顏，就這樣毀了。從相思到模糊，再到幻滅，張艾嘉書寫的女性心情，為最後那句：「我不要你了。」蓄積了催淚能量。 這種繞著男人容貌轉的手痕，呈現「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最終見山還是山」三層轉折，出手很重，只不過最渾然天成的高招，卻在張艾嘉與田壯壯同車出遊，千迴百轉的心緒，在芝麻蒜皮的瑣碎細事上，逐一抖落出來，那種千山萬水走過，看遍繁花，終究只想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溫潤心情，不動聲色地把貞節牌坊，送進古蹟陳列館中了。張艾嘉的電影創作，一路上緊守著「一生只愛一個人，一生只為一段情」的心法，格局一次高過一次，隨著歲月滋養，更加圓潤自在，已然是她的巔峰之作了。 《大佛》 平行世界縱橫來去 賤民哀歌輕聲彈 《大佛普拉斯》劇照。（甲上娛樂提供） 至於黃信堯的《大佛普拉斯》，則是台灣電影的奇蹟，因為他一手打造出台灣電影少見的那種既繁複又嚴密的平行世界。 平行世界的主要核心來自音畫理應「同步」，結果卻完全「不同步」的行車紀錄器。車外空曠無趣，車內春意盎然，此其一；富人行淫，賤民意淫，此其二；偷窺樂歪，偷窺送命，此其三。 除了這條主軸，黃信堯另外還輔佐了多重的平行論述，讓表象與實體的交集對話更加鮮活：菜埔的大鼓，永遠搭不上樂團節拍；肚財的「襲警」影帶，不但是任人看圖說話的「一圖兩述」，更是遺照的唯一來源；戴立忍的假髮與禿頭；門可羅雀的蔣公廟對照萬人護國法會；從黃啟文到Kevin，從Global到葛洛伯的「富豪」英文，接著，由「Seven」變成「洗門」的「庶民」英文；枯立街燈下的女郎對比拿起話機炫耀的女郎；肚財的消夜小菜，其實是別人的剩菜，好不容易吃到的「面會菜」，卻暗含讓他酒駕往生的酒精？......所有的光怪陸離，都在平行世界的交響互動下，組合成當下人生的浮世繪。 會玩又敢玩，其實是黃信堯最不凡的創作手勢。例如導演扮起說書人，用全知觀點的說白帶出劇情，很多人都用過這種敘事手法，美國導演伍迪‧艾倫最愛炫耀那種知識份子的揶揄和嘲諷，戲中角色的悲歡離合，全都只是他消遣鄙夷的玩物而已；黃信堯的話白藝術則是攬著觀眾的肩，說是非道黑白，有七分是無奈現實，另有三分則是自我調侃。 因此，忙著抓娃娃的肚財可以突然轉過身來插嘴對話，因此，畫面上黑白的機車，突然就會跳出粉紅車身......。看似不按牌理出牌，卻道盡了賤民人生，苦中作樂，不守禮法羈絆的自由自在，就算他們可以騎著機車，假扮荒野大鏢客去兜風，然而，苦就是苦，悲就是悲，沒人聞問的依舊沒人聞問，就算最後工廠倒了，競選旗幟剛好來遮漏水的屋頂，菜埔開始得要去憂煩到哪兒再找看門警衛，誰教他沒有靠山，後壁只有鳳梨與蓮霧？《大佛普拉斯》沒想要供解答與解藥，只用一聲聲敲佛聲，逼著觀眾去想答案，這麼開放的結局，早已跳脫「新」導演的格局，金馬獎複選評審，只給黃信堯新導演提名，卻不願讓十項提名的《大佛普拉斯》再多一項最佳導演獎提名，坦白說，那種標準還真的非常像菜脯荒腔走板的大鼓聲呢。 本文經授轉載自藍色電影夢：煮酒論金馬：影片總評

最近中國國民黨立委對勞基法修法的發言及態度，好像國民黨的祖宗孫文說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真要成為國民黨的信仰、路線？國民黨成了左統政黨？ 假如那是真的，就不要遮遮掩掩，何不升起「姓社」大旗？如國民黨真走姓社路線，那可是國民黨史天大地大的事，將是1927-28年蔣介石清黨（清除共產黨及黨內左派）以來，黨的路線又180度大轉彎。國民黨清黨之後從中國敗逃到台灣，都是「掛羊頭賣狗肉」，一邊高掛三民主義，一邊走黨國資本主義路線。現在要「掛狗頭賣狗肉」了嗎？但是，向左轉就要否定老蔣清黨後定調至今的路線，甚至清算及交代老蔣那段歷史。 蔣萬安反勞基法修法的態度，是要向他的曾祖父蔣介石宣戰嗎？（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蔣萬安反勞基法修法的態度，是要向他的曾祖父蔣介石宣戰嗎？不可能！那麼，他們只是把反勞基法當武器，打擊及拖下蔡英文政府，搏取個人聲名及黨派政治利益吧了。 政黨的信仰、路線應尊重，這是政黨的核心價值，但政黨也要明白訴諸選民並負責，而不是像現在不少政客，什麼頭能紅就掛什麼「頭」，什麼肉好賣就賣什麼「肉」！這樣的政黨及政客，在核心的地方沒有心，只剩一個洞，即使一時搭上網紅暴興，也很快就消風。 政黨如要走左翼路線，必須從政治哲學到實踐方案，有整套理路，國家資源分派、預算分配、財稅制度、社福支出等等，牽一髮動全身，不能頭隨便掛、肉隨便賣。 時力要壯大，不能只靠「反」，必須提出治理台灣的具體實踐方案供人民檢驗及選擇。圖為時力黨主席黃國昌。（資料照，記者陳志曲攝）   在野大唱高調，執政樣樣都須負責，民進黨過去路線中間偏左，上回扁政府曾想師法英國工黨布雷爾政府的第三條路，但新中間路線只是說說沒見具體實踐，現在，勞基法修法爭議，黨內路線之爭暗潮隱隱，若各為己謀致裂隙擴大，執政地位恐將動搖。 時力的路線為「左獨」，目前與左統黨派形成既聯合（反勞基法修法）又鬥爭（罷昌）態勢，不論未來如何，時力要壯大，就不能只靠「反」，必須提出治理台灣的具體實踐方案供人民檢驗及選擇。

李道勇 ／城南文史工作室 最近，《紐約時報》用半版篇幅介紹台灣美食「戴記臭豆腐」，敘述該店從1989年以來，持續在愛好者間耕耘這項迷人小吃數十年。中國學運領袖王丹，看到該報導即表示：「台灣美食，走上國際，用軟實力讓國際社會看到台灣，是完全可以走得通的大路」。 誰知中國酸民立即批評王丹可笑：「臭豆腐是中國美食，不是台灣美食，别亂吃豆腐」。也有批王丹：「别說你台灣改良了就是你台灣的」。另有酸民稱：「臭豆腐亦是香港地道小食」、還有人說：「湖南人表示難道是不一樣的臭豆腐？」。 台灣話：「共款？無共師傅」，通通是蛋白質醱酵出來的味道，用牛羊奶就是乳酪，用豆腐就變臭豆腐，同樣都臭，可是各臭各的，誰才是創始者不可考，可是我這一家就是「戴記」，我又沒叫「湖南」，更沒叫「中國臭豆腐」。 2015年四月，南韓媒體指稱，日本櫻花中最的「染井吉野」，來自濟州島，引發日媒反彈。而正當韓日爭吵不休之際，中國也加入戰局，強調櫻花原產於中國，直到唐朝，才傳到日本。 生物學家說櫻花是由喜馬拉雅山區傳播出來的，可是日本已培育出超過 340不同的品種，你能說華盛頓DC的櫻花林是MIC？扯到什麼僧人到唐域，從雲南帶回去的傳說，會有說服力？ 南韓也曾向聯合國申請：「江陵端午祭」是南韓的道地民俗節日，後來經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也強力抗爭，後來經南韓學者澄清：南韓的端午節是由舞蹈、祭祀、民間藝術構成，和中國吃粽子、划龍舟不同，唯一相同點是都在農曆五月五舉行而已。 每當中國要向世界證明自己已經崛起的時候，就吹噓中國總量GDP第2名，來睥睨世界，但卻忘記了，中國還是老二而已，何況中國的人均GDP是全球第76名。中國崛起了，可真名副其實？

台灣年輕人薪資倒退到近二十年前的水準，主要在於台灣產業轉型的後果。早期台灣經濟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當時的勞動力是一項重要的生產因素，因此勞工在面對經濟發展成長時，有較多的份量可以參與經濟成果的分配，所以較有可能獲得加薪的機會；但隨著台灣經濟發展轉為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業時，勞動力生產因素的重要性就相對地降低了，自然也會降低了它對經濟發展成果分配的發言權。這也是近年來台灣股市上萬點、經濟成長率一再的上修…，勞方的薪資水準卻一直無法上升，而資方分配到的股利、利息一直增加的主要原因了。 當然台灣從勞力密集轉向資本或技術密集的方向並沒有錯，歐美先進國家也都是走過這樣的發展歷程，只是先進國家轉換的過程並沒有產生很大的社會問題，為甚麼台灣會有這麼嚴重的青年低薪現象呢？差別在於先進國家面對產業轉型所帶來的分配問題時，會透過租稅來進行所得重分配，或增加社福支出來減少貧富差距；反觀台灣過去十年，把遺產稅率從五十%降為十%，營所稅從二十五%降為十七%，所減的多是資方的稅居多，而照顧弱勢的社福支出也沒有明顯的增加，造成今日勞方實質薪資偏低的困境；即使這一次財政部推出的稅改方案，也只是以解決股利所得課稅問題為主，對於如何有效振興經濟、改善青年低薪問題等的著墨並不多。 雖然賴院長有看到年輕人低薪的問題，上任之初就調高公務人員薪資三%，希望能帶動提高國內的薪資水準，並呼籲上市公司薪水每月三萬元以下為太低金額，應該適度調高薪資給付；不過院長用心良苦，但這樣的宣示仍屬於道德勸說的性質居多，預期成效應該不大。其實政府還有很多的可用工具，可以採用更積極施政作為來處理這個問題。 雖然賴院長有看到年輕人低薪的問題，上任之初就調高公務人員薪資三%，希望能帶動提高國內的薪資水準，並呼籲上市公司薪水每月三萬元以下為太低金額，應該適度調高薪資給付。（資料照，記者黃明堂攝） 最直接的就是調高法定基本工資率，但因茲事體大，強制規定最低工資水準很容易會招到企業界反彈，認為公權力介入私經濟的活動範疇；所以可以退而求其次，改採租稅獎勵方式辦理，凡薪資水準達個別行業前二分之一以上或一定標準者，所得稅申報時得以一點五倍認列薪資費用，以資鼓勵企業提高員工薪資給付，由於是鼓勵性質並非強制要求，企業就沒有反對的理由了。而且採用各種行業各自比較的方式進行，自然可以排除不同行業別之間的薪資水準差異問題，沒有違反租稅中立原則；加上既然是同一行業內的比較，為什麼別家企業可以給付較高薪資待遇，自己卻付不起同樣的薪資水準？也可以促使企業檢討如何提高競爭力，來爭取給付較高薪資空間的可能性。當然透過減稅來引導企業提高薪資水準，固然政府必須面對減稅帶來的稅收減少壓力，不過依據財政部公布的資訊，我國已有連續三年超過千億元的超徵稅款情形，相關的稅損應該仍是在政府財政收支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執行這項政策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啊。   （前臺北商業大學校長、台聯立法委員）

  雖然表面上看來，所有言論都是在稱頌中國目前的繁榮盛世景象，但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不過是用迂迴方式歌詠習近平的「偉大」，目的依然是向中共的領導核心，表現極盡諂媚之能事以示效忠。圖片取自/Wikimedia Commons   此刻的中國正在傾洪荒之力創造兩尊神明，一尊是「中國神」，另一尊則是「習近平神」，這兩座被拱上神壇的神明互為連理，並被自稱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奉為必須日夜不停膜拜的至上尊者。 眾所周知，中國在今年甫召開的十九大是其國內黨政大戲的「重中之重」，然而十九大一方面不僅是充當習近平鞏固其個人權力的表演舞台之外，另一方面也利用十九大，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國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神話時代」：從今以後只能出現一種型態的聲音與故事，那就是——習進平領導下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習近平擘劃下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國家。 所以，即便是稍有常識便能判斷真偽的拍馬屁言論，紛紛源源不絕地大量湧出，諸如「中國才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中國強、美國弱」、「中國模式才是王道」等等光怪陸離的荒誕論述不斷出爐，充斥在各個類型的訊息版面之中，而且未曾稍歇，甚至愈演愈烈。中國人將阿諛奉承、肉麻當有趣的醬缸文化，發揮地淋漓盡致，這種事情，真的也唯有中國人才有辦法超越中國人，吾輩僅能自嘆弗如、望塵莫及。 這個替中國擦脂抹粉的「形象大躍進」運動，當然不是在十九大之後才啟動的，為了鋪陳習近平主政之下的政績卓著，從前一段時間就已經開始將「中國崛起」，重新定調為「中美平起平坐」的對等地位；而在十九大之後為了揭示習時代的另一段新紀元，這場形象大躍進運動，又來到高峰，官、學、產、媒等掌握發言權與傳播機器的共黨勢力，進行全面總動員，無所不用其極地，以鋪天蓋地的方式散布洗腦式宣傳，高調宣揚現在中國的發展是好到不能再好，國力強到不能再強，處處滿溢著made in China的偉大神話，只差沒明白地自誇中國第一、美國僅能瞠乎其後。 雖然表面上看來，所有言論都是在稱頌中國目前的繁榮盛世景象，但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不過是用迂迴方式歌詠習近平的「偉大」，目的依然是向中共的領導核心，表現極盡諂媚之能事以示效忠。儘管習政權刻意要塑造習近平的清高無私形象，因此也訂出諸多「形式上」的規章，來限制中國內部各界對習的個人崇拜，但無論習近平在中共官媒裏頭的新興稱謂是：「新時代的領路人」、「核心」、或「新時代總設計師」等等，沒有加上形容詞修飾的頭銜，卻也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方式，隱晦地表示習近平依然是中國最偉大的神聖領袖而已。 民族主義當養分所灌溉的「中國夢」 既然中國的「形象大躍進」是一項具有明顯目的性的國家運動，那麼自然就不是亂無章法、以各吹各調方式隨意進行，而是有其特定方向與安排的。首先，在宣傳的概念上，乃一律以中國經濟表現作為核心，強調中國爾後也將穩定持續地高速成長，伴隨而來的國家富強地位，儼然已達到不可一世的地步；其次，以「發展模式」作為外殼、輔以「一帶一路」作為光鮮亮麗的誘人外表，強調所謂「北京共識」的中國發展模式，才是值得其他開發中國家學習仿效的。 換言之，只要跟隨中國腳步的國家就有飯可以吃，只要接受中國的戰略布局，就有甜頭可以嚐；並同時塑造出西方社會正逐漸邁向傾頹衰敗之路的「民主無用論」，全然否定西方社會所引領的普世人權與民主等基本價值，為一黨專政底下的獨裁體制極盡美言之能事，用盡謊言包裝中國的極權統治，營造中國內部一片和諧安康、人民無憂無慮的昇平假象。彷彿喬治歐威爾《1984》書中的大洋國場景重現，受到中共恩澤的子民怎能不潸然淚下、叩謝浩蕩皇恩呢？ 當然，這些對中國無止盡的吹捧論調如果一一拆開檢視的話，實際上根本不值一晒。在浮濫、空泛的美言堆砌滿盈其背後，有用民族主義充當腎上腺素當成養分，澆灌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也有用一派胡言、鬼扯至極的謬論，替中國掩飾其外強中乾的社會體質，與脆弱不堪的社會信任。但不管怎樣，中國目前這股造神運動方興未艾，而現在只不過是個開端，相信未來更加乖張的吹捧文，仍會持續地由各處冒出。信之乎？笑之乎？就由讀者們自己判斷了。

距離明年的直轄市選舉已經只剩下大約一年的時間了，各黨派有意參選的人最近都動作頻頻開始籌備選舉相關事宜。  對於在近三年來屢次在台灣各個選舉中遭到慘敗的中國國民黨來說，明年的直轄市選舉更是攸關該黨是否可以起死回生，或就此被徹底打趴、逐漸從台灣政壇上消失，因此，身為黨主席的吳敦義日前在參加中國國民黨一百二十三周年黨慶時特別宣示：明年選舉，台北市是重中之重，中國國民黨要用公平機制挑出候選人，贏回首都，這是他最大盼望與期待；而前總統馬英九也表示，1998年他選台北市長時，中國國民黨在台北市是在野黨，情勢不是特別好，但他義無反顧，決定參選，靠著勇氣、毅力與決心。未來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也一定會有勇氣、毅力與決心，希望結合全黨力量，打贏這場仗，拿下台北市，中國國民黨2020年才有希望重返執政 (註1)。  吳、馬兩人會如此對台北市長的選舉如此重視，一方面除了是因為有馬英九個人在1998年贏得台北市長寶座後，成為他在十年後帶領整個中國國民黨於2008年贏得立法委員與總統選舉再度「完全執政」的成功經驗使然；另一方面則是台北市特殊的選民結構讓，使得它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中國國民黨的鐵票倉，進而為贏得了「天龍國」稱號的「殊榮」，所以中國國民黨自然會將台北市的執政權視為自己的禁臠，而將1994年與2014年因為提名策略失誤，導致陳水扁與柯文哲意外失當選當成是例外的特殊狀況，從而，基於對主客觀條件的認知，中國國民黨會想要「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是很正常的想法。  只不過，曾經當過副總統的吳敦義竟然在中國國民黨失去中央執政權還不到兩年的時間，大剌剌的稱台北市為「首都」，這明顯與在中國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在2013年時曾發公文給公私立國高中及小學強調：「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目前我國首都應為南京，惟中央政府所在地為台北...故一般而言在地圖上於台北表示首都圖例符號，與文字內容敘明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為避免學生學習之混淆，學校於採購社會科教具時，應採購與教科書內容相符者為原則。」的「政治正確」的立場相牴觸(註2)，而中國國民黨這種只會片面要求別人必須符合中華民國「政治正確」，自己卻說一套做一套的例子可說是不勝枚舉！  比方說，2008年總統馬英九於總統府網站簡介中稱「八年臺北市長任內，馬英九先生逐步實現「打造台北為『世界級首都』」的願景」；2010年，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在宴請日本國會參眾議員、東京都副知事豬瀨直樹等來自日本「松山、羽田首航慶賀團」的賓客時表示「由於台北東京時間距離的縮短，兩個首都間全方位的交流指日可待」；2011年，內政部函請行政院裁示核發「首都警察勤務加給」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政部長江宜樺在立法院表示「首都的警察應該給予特殊的勤務加給...大家都知道在首都、台北市地區，警察的勤務特別重。」警政署長王卓鈞亦表示「...這不是公不公平的問題，因為首都還有其他的勤務。」、2012年，台北市長郝龍斌訪問倫敦、赫爾辛基及巴黎等首都城市，表示赴這些友好城市進行了一次成功的首都外交。2012年，行政院院長陳冲表示松山機場的功能定位為首都商務機場。2012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委管中閔表示：「台北是首都，發展是很自然的趨勢，而真正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心力的不在首都，應該在南部。」、2013年12月，台北市市長郝龍斌更表示：「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台北，這是確定的」(註3)。  就此來看，即令中國國民黨一向把中華民國認定是中國「一個中國」的正統政府，而視自己為中國唯一正統執政黨，開口閉口就指責別人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搞台獨」，但事實上，他們自己卻是明目張膽的三番兩次稱台北市為「首都」，根本不甩中華民國憲法怎麼規定的大搞「台獨」，如今吳敦義又與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自2008年以來不時就稱台北市為「首都」犯下了這一個對於該黨來說可說是百分之百「政治不正確」的嚴重錯誤，日積月累的將台灣人潛移默化成台獨的支持者，最後果真讓民進黨這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在2016年在中央全面執政，吳、馬希望透過贏得台北市長寶座奠定該黨在2020年「重返執政」的希望恐怕只會再度成為泡影！  (註1)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711250060-1.aspx  (註2)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5943  (註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9%A6%96%E9%83%BD#.E9.A6.AC.E8.8B.B1.E4.B9.9D.E7.B8.BD.E7.B5.B1.E6.99.82.E6.9C.9F

  警察不時臨檢舞廳夜店等合法經營場所，將所有在場人民都視同嫌犯盤查，或在街頭任意攔查過往路人，恐都不具備堅強法律依據，而法律條文所謂「合理懷疑」、「顯然不當之言詞」，乃至大法官會議所裁示之「相當理由」，都是缺乏明確界定，足夠任憑執法員警任意解釋騷擾良民，而所謂「妨害公務」更是恫嚇人民，羅織罪狀入人於罪利器。圖/pixabay   日前賴清德院長被問及，應否採用新加坡式鞭刑，懲治酒駕累犯，他即婉轉表示不贊同此議，強調台灣是重視人權的國家，所以希望社會從長計議。言外之意，明顯是不能苟同。 賴院長這一立場沒錯。肉刑不是現代文明社會宜有制度。如今連對岸極權中國，法律也未列有這一刑罰，台灣遽爾採用，恐真將大損國家形象。此外也要知新加坡的鞭刑，原是殖民統治時代，專用以懲戒所謂有色人種之刑律。該國至今仍在沿用，不是很明智或光彩現象。孫文昔曾有云「學歐美之所長」。今天台灣要學新加坡，也該是學其長處優點，不是去學其鞭刑。連署以之懲罰酒駕所謂網友，恐純是不假深思而徒逞一時之快。賴先生不隨之起鬨，顯現出他的穩健。 但賴院長之表態雖稱得當，他那句「台灣是重視人權的國家」，則恐怕與實情未盡相符，國人或可回應他一句，「是嗎」？ 就在報章刊出賴院長談話次日，也即本月23日，年代電視台跑馬燈曾播出一段簡短新聞，反映出台灣的人權狀況，恐不如他形容之美好。所報導內容是有某酒醉女性和警察發生爭執，因拉扯其裝備，而被對方以「過肩摔」招數撂倒在地。事後醉女聲稱因而骨折，但警方表示過程「一切合法」云云。這則新聞，似也在對台灣是重視人權的國家之說，打上一個小小問號。以如此重手法對付女性，是否符合文明社會規範？ 值勤員警以過肩摔撂倒女性，即使單依新聞報導，上述案例也必非純屬個案。數年前也曾有警察以同一手法摔倒檳榔攤小姐。當時報章也曾有報導，警方立場也同是一切合法。 然而即使「一切合法」，並不一定等於一切合理。假定被撂倒者，是有抗拒動作壯碩男性，則使用過肩摔或大內切之類招式壓制，或是當時執法所需。但以之對付檳榔小姐或該醉女，是否應算執法過當，有展示警威之嫌？若又假定當時二女是懷有身孕，被重摔倒地又是否會危及胎兒？台灣若確是重視人權的國家，能允許執法員警有這種不文明表現？ 更令人感慨的是，台灣警察能以武功招式壓制上述二女，也能對我曾多次提及，挖取路旁波斯菊的村婦和涉嫌侵權卡拉OK女老闆，雙雙上銬，恐不免予人以「吃柿子挑軟的」之感。 如果說上述過肩摔和任意上銬對付民女，是相當於中國京戲所謂「武場」，則員警動輒在特定場所乃至街頭臨檢人民，即是與之相對的「文場」。兩者也同是在為台灣以是重視人權的國家這一幻覺，狠狠撥上一頭冷水。 我前此數次投書「民報網站」，提及警察不時臨檢舞廳夜店等合法經營場所，將所有在場人民都視同嫌犯盤查，或在街頭任意攔查過往路人，恐都不具備堅強法律依據，而法律條文所謂「合理懷疑」、「顯然不當之言詞」，乃至大法官會議所裁示之「相當理由」，都是缺乏明確界定，足夠任憑執法員警任意解釋騷擾良民，而所謂「妨害公務」更是恫嚇人民，羅織罪狀入人於罪利器。 在上述「文場」和「武場」分進合擊，而又缺乏堅強社會力量監控矯正大環境下，台灣若仍自視為人權紀錄良好，恐不免落得自我陶醉之譏。 昔時台灣警察有「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家訓，譯成白話，即是「當人民的皇帝，當人民的爸爸，當人民的老師」，已故作家柏楊，即曾為警察起一「三作牌」渾號。如今威權時代雖已逝去，警方這一根深蒂固心態恐仍未全然消失，任意對女性施展過肩摔，或看到李永得穿拖鞋即攔下臨檢，應都是這一心態仍在作祟。 在中國本土滋生的北洋心態和訓政心態，也似並未全然拋棄在黑水溝另一端。「你是民，我是主」，也仍存在於部分掌握公權力人物潛意識之中。警察濫權表現，不過是其現象之一而已。 所以，台灣要真正做到以人權立國，應還很有一段路要走。對於賴院長，那句樂觀斷言，國人或真該問一句，「是嗎」？ 附帶一提的是，我自覺從數年前投書《自由時報》到現在，對警察濫權踐踏無辜庶民現象，似已談得夠多，也不知是否能多少喚起國人注意。但我真已不想再環繞這一議題打轉，或者也可以借用一下鄭南榕那句話，接下去「是你們的事了」。

  美國總統川普的亞洲行，提出「印太戰略」，要與日本、印度、澳洲等民主國家共同衛護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自由與穩定，中國的外圍宣傳不是把它譏為「亞洲再平衡」的翻版，就是說它是針對習近平的一帶一路。 把亞太加上印度洋，成為跨越兩洋的民主國家安全合作，有強碰一帶一路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理由；那也不是川普信口胡言，而是基於國安體系對中國定位的改變而定的策略。 中國是美國戰略競爭者 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特派員潘文（John Pomfret），在川普訪問前寫給習近平的公開信，透露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最近做的結論，認定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並稱這是川普轉向強調與日本關係的原因。 美國態度調整的風向，還有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婉拒先去北京替川普鋪路，而國務卿提勒森和國防部長馬提斯一再宣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是美國的新戰略架構」。 美國重新定位中國，是針對中國國際行為的反應。中國外交已經從鄧小平開始的韜光養晦，走到尋求霸權，而美國寄望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後，會和平演變到民主與開放的假定，已證明是錯誤與失敗。 中國沒有民主化，反而更壓制，經濟則以國家掌控的企業，用欺騙、不公平、不誠實的手法，仿冒及強奪外資技術，賺取大量外匯，用於建軍，企圖打破戰後國際秩序，尋求霸權。 習一帶一路 尋求外交霸權 亞太地區戰後國際秩序，最重要的有二：美日安保條約，日本不重新武裝，由美國保障日本安全，及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台澎及南海諸島主權，法律地位未做處理。美國主張依國際法維持穩定局面及尋求和平解決。 但中國的建軍目的與宣傳，都在強調建構反介入與拒阻能力，明顯是針對美國，要逼美國放棄維持西太平洋地區安全與穩定的承諾；它更把南海所佔島嶼軍事化，企圖把它當中國內海，挑戰開放與航行自由。 國務卿提勒森指中國的作為損害依法律基礎建構的穩定，其實就是指中國在尋求地區霸權，公然違反美、中「上海公報」的反霸條款，而這個條款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堅持列入。 中國在南海搞軍事化，干擾航行自由，加上它海線的所謂「一路」，凸顯印太戰略結合兩洋四個民主、海權／陸權國家，從海上約制和圍堵中國霸權意圖的重要意義。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東拼西湊，被指不透明、不確定與高風險，其實是搞中國主導的「開發銀行」，對高風險地區的鐵路、公路、水壩、發電廠、港口等基礎建設提供融資，藉此輸出過剩產品與設備，並由國企包攬工程，增加中國影響力。 美日印澳 牽制中國海線「一路」 「一帶」陸路經過中亞、中東極度不穩定地區，挫敗風險極高，美國並不在乎；印太戰略重點在牽制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非洲以至威尼斯的海線「一路」。中國想在這一路投資興建港口、碼頭當備用轉運基地，防麻六甲海峽被封鎖。 中國在本質上還是陸權國家，深水海軍還在起步，要在兩洋突破四個海權／陸權國家的牽制，明顯處於劣勢。川普結合印太國家，擴大包抄中國勢力的擴張，並堅持「公平互惠貿易，不容任何國家以欺騙方式獲利」，雙管齊下，正是針對中國的軟肋，挑戰中國崛起的假象。 狂吹中國「崛起」，取代美國之勢不可當的論調，主要出自中國狂熱民族主義媒體，和台灣的國民黨與統派媒體。如果中國前景如此美好，香港富豪李嘉誠何必落跑，鴻海郭台銘何必加緊投資美國，中國有錢有勢者何必忙於移民和向外轉投資，陳由豪何必設法要出走菲律賓？ 真正摸清中國行情的人，對中國「崛起」的可持續性都打一個大問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承認，在今後一個時期，中國金融還處於一個「風險易發高發期。」 與王岐山交好的美國前財政部長柏遜（Henry Paulson）坦言，習近平面臨的經濟風險包括過度依賴舉債以融資成長；國企失敗；整個工業生產能量過度；如不開放市場，可能被美國及其他國家排斥。 靠不公平貿易及舉債建立的脆弱經濟，要面對美國公平互惠貿易的要求，並在兩洋應付美、日、印、澳的挑戰，其結果可能像蘇聯不堪太空軍備競賽而陷入崩盤的危機。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行政院長賴清德有關長照2.0照服員薪資「功德說」的談話，竟然引起軒然大波，我認為他了解長照的人力及資源有限，為鼓勵年輕世代投入長照產業，所以才有這樣的說法，他只是實話實說，但外界卻曲解他的用意，一味在薪資問題上打轉。其實，以目前行政院長照2.0的整體決策雜亂無章且與現實脫節，不但資源嚴重不足，人力調配上更是捉襟見肘。 行政院如不能儘快解決資源及人力不足的問題，則不出三年整個長照政策將土崩瓦解以失敗收場；就算衛福部推出一九六六長照專線，讓照服員及被照顧者得以有專線投訴，只不過徒然浪費公帑圖利特定團體而已，對整體長照政策不但毫無助益，且要花費更多資源給地方主管機關和長照機構，去處理原可輕易解決的難題。 如何解決長照資源及人力不足的難題，在此提出幾點建議，希望對我國的長照政策能有所幫助。台灣現有長照類外籍看護約廿五萬名，雇主每個月須繳交兩千元就業安定費，每個月五億元，每年有六十億元的收益交由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監管使用，但我們卻沒看到任何績效，所以我們認為每年六十億元的社福類就業安定費，「取之於長照就該用於長照」，雖然六十億元在每年數百億元的長照經費中所佔比率有限，但對資源不足的長照經費卻不無小補。 至於人力不足問題，可以三三三制應對，將可舒緩長久以來人力不足的困境！也就是三分之一招募年輕世代照服員培訓，給予三萬六起薪，讓他們從基層做起，並儲備為幹部人才，含加班應可月入四萬以上；三分之一招募中高齡失業或已退休人員，他們體力或許不如年輕人，但社會經驗豐富對照服作業應可輕易上手，讓他們負責白天照服工作應該不難，起薪可訂在兩萬八左右，如此不但可增加中高齡就業機會，也可填補不足的人力需求；另三分之一則招募有護理經驗的外籍看護擔任，給付基本工資，和年輕的專業人員擔負夜班工作。如此不但可有效紓解人力不足的困境，也可讓長照政策順利執行！ （作者為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一帶一路」的政治陷阱】 辛巴威政壇風雲突變，執政37年、被視為中國「老朋友」的辛巴威總統穆加貝被推翻，凸顯出「一帶一路」之上的政治陷阱。 「一帶一路」主要集中在南亞、中亞、東非等地區，而沿線國家大多政治制度落後，欠缺民主規範，一旦政府倒臺，中國大筆投資隨時可能付諸東流。 本星期「一帶一路」上中國栽的另一個跟頭是，另一老朋友巴基斯坦也出人意料地拒絕了中國140億美元水壩項目投資，改為由巴基斯坦自己籌資建設。巴基斯坦的迪阿莫-巴沙大壩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是「中巴經濟走廊」上的關鍵一環，中巴兩國今年5月剛剛簽署備忘錄，確定中國將獲得位於巴控喀什米爾地區迪阿莫-巴沙大壩的項目所有權，然而巴基斯坦現在稱，中國的條件無法接受、違背巴方利益。 就在巴基斯坦拒絕中方援資三天前，尼泊爾也在14日取消了與中國合作的價值25億美元的布達甘達基水力發電廠電站項目。 各種跡象顯示，被視為中國頂級全球戰略構想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即使是被視為盟友的國家也接連遭遇抵制，中國的大筆投資往往被質疑為是一種企圖長期盤踞下來的殖民策略。 在斯里蘭卡與中國簽訂的漢班托塔深水港專案中，由於斯里蘭卡無力償還中國巨額貸款，只好出租土地，中國的國營企業因此將取得長達99年的經營權，擁有1萬5千畝的土地。這一專案遭到當地民眾的強烈反對，該投資計畫目前處於擱淺狀態。 斯里蘭卡位於中東油船前往中國的海路上，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中共中央政治局新晉常委汪洋本月初在北京會見斯里蘭卡外長馬拉帕納時還在力促斯里蘭卡接受這一專案，稱中方高度重視發展同斯里蘭卡的關係，視斯里蘭卡為建設「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夥伴。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王新松在美國《外交事務》刊登一篇文章(One Belt, One Road's Governance Deficit Problem: How China Can Ensur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認為「一帶一路」倡議雖雄心勃勃，但遠不可能一路順風。「中巴經濟走廊」途經喀什米爾，引起印度的激烈反對，而且又途經恐怖份子出沒地帶。 * 閱讀全文＜「一帶一路」的政治陷阱＞ by VOA http://www.3kirikou.org/recommend_detail.php?SerialNo=1750 #國際視野, #趨勢觀察 原文刊登於： 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news-china-one-belt-one-road-20171118/41224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