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我國公民李明哲，昨經中國中級人民法院判處五年有期徒刑，李明哲對中國媒體表示：「認罪，悔罪，不上訴，服從監獄管教」。李明哲事件不僅說明，台灣人民到中國的風險越來越高了，平行發生的還有北京對內專政的再加強。專政的再加強，不是只針對政治思想。北京當局近日以安全隱患為由，強行拆除上萬違建戶，在寒冬中驅逐數萬名「低端人口」︱︱低收入弱勢及外來打工族。有區委書記下令：行動「要來硬的！要出狠招！」「今天開始能拆就拆，不要等到明天去」。隨著北京清除「低端人口」，寧波也開展「大排查大整治」，將分租房屋列為檢查重點；廣州也宣布對分租房屋等進行整治。「清退低端人人有責」，儼然成了新的政治運動。 那些大城市裡的低收入、打工族，面對國家暴力幾乎沒有反抗能力，只能任人宰割。然而，只能任人宰割者，也不是只有這些弱勢族群。相對於台灣的李明哲、李凈瑜夫婦，中國也有一對落難夫婦：劉曉波與劉霞。「零八憲章」起草後，劉曉波在二○○八也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隔年遭判刑。這位二○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無法出席頒獎典禮，還被北京當局關押至死，最後連骨灰都不保；而他的遺孀，至今猶失去自由。劉曉波與劉霞，李明哲與李凈瑜，不同背景卻蒙受同樣的國家暴力，這就共同說明了當前中國的危險性。這種危險性，今天指向清除「低端人口」，明天又將指向什麼？高層權力鬥爭落幕了，鬥爭指向社會、經濟矛盾，似乎才要拉開序幕。 世人恐怕要及早看清楚，尤其是台灣的政府與人民，過去五年的中國已經發生了質變。這種質變，不是某些人所認為的，中國共產黨已經進化為「非共產黨」或「新共產黨」，而是從江澤民、胡錦濤以來的「軟威權」發展趨勢，扭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硬專政」。「軟威權」，並非政治改革所致，而是伴隨著經濟成長的權力者以權謀私，可觀的經濟利益弱化了政治紀律。隨之，「硬專政」，則以倡廉反腐打貪掩飾權力鬥爭，打破政治與經濟的集體領導（共享權力、分食利益）的慣例，走向個人獨裁、長期掌權。「硬專政」，對內將國家暴力使用到淋漓盡致，對外將普世價值用力踩在腳底。而且，憑恃著市場與工廠、軍事崛起、大國外交等，對全球的和平發展都投下變數。置身於「硬專政」周邊的台灣，李明哲事件堪稱一個縮影，如何對「硬專政」進退得宜、明哲保台，挑戰就在眼前。 在此之前，香港爭取雙普選，引爆雨傘革命，北京則回應以「全面管治香港」，反擊民主呼聲與國際關切，「硬專政」的幽靈自此盤據在香港上空。十九大之後，中國軍機軍艦繞台，進出宮古海峽、巴士海峽、台灣東部海域，成為對台衝突邊緣策略的新手法，也是阻絕美國救援的武力投射展示。所謂的「六個不允許」，配以一代一線、準國民待遇、招聘台灣教師、吸引台青就學就業，形成了對台灣加強壓制國家象徵、政府地位，同時統戰工商企業、民間社會的兩手操作。一直在等待善意回應的小英政府，不能在兩岸政策作為繼續被動退守，以免在窮台、去政府、外交封殺下被架空，傾向獨立的社會根基逐漸遭到掏空。 李明哲遭判刑後，有人指出這是對台灣釋出未來更多邪惡措施的警告訊號，救援團體則批評小英政府太軟弱。其實，我國籍詐欺嫌犯遭中國施壓他國，遣送中國審判，早已露出北京計畫性營造「實質管治台灣」的鋪陳。李明哲事件，小英政府實際上能做的有限，受到國內批評乃是意料中事，只不過，一年多來的善意換絕情，情何以堪？北京擺明了，要對兩岸「硬專政」，沒有一中沒得談。以故，善意不變，沒有籌碼，小英政府等於自綁手腳，徒招國人不滿。小英既有豐富的談判經驗，應可想像突圍之道在於創造籌碼，而非坐困愁城。李明哲事件如此，兩岸互動化被動為主動，何嘗不然！

李明哲遭中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5年刑，並「剝奪政治權利」2年，這個罪是政治罪，這個判決當然是政治判決，中國藉這個罪、這個判決，把台灣人民都當潛在「嫌犯」，除了那一小撮效忠中國的白狼們、黃安們！ 問題不在中國湖南岳陽中級人民法院有沒有權判台灣人「政治刑期」，問題在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對付台灣的整個「法律戰架構」，就是把所有台灣人民都當嫌犯，當做可能顛覆中共政權的「預備犯」，李明哲案起訴、判決，就是中國拿來試刀的起手式。 李明哲遭中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5年刑，並「剝奪政治權利」2年，中國藉這個罪、這個判決，把台灣人民都當潛在「嫌犯」。（取自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微博視頻） 李明哲案宣判最值得注意的，一是罪名「顛覆國家政權罪」，另一是罪刑「剝奪政治權利」。 顛覆國家政權罪，就是中國過去惡名昭彰的「反革命罪」藉屍還魂，罪刑分為囚3年以下、3-10年、10年以上三級，李明哲被判屬第二級。任何思想、言論、主張等行為，只要被中共認定危害一黨專政、社會主義制度等就可能獲罪，這種專制反文明的殘酷法律，在民主國家是匪夷所思的，卻是中共政權專政的利刀，而這把黑暗之刀，現在藉砍李明哲，威嚇所有台灣人民。 剝奪政治權利附隨在顛覆國家政權罪，台灣人民不是中國人民，在中國本無政治權利，如何剝奪？李明哲案這樣判，曝露中國的惡質，就是整個對台法律戰架構，已把台灣人民納入中國管轄。 顛覆國家政權、剝奪政治權利兩罪罩頂，台灣人民在中國動輒得咎，只要過去曾批判中共專政殘暴不仁、對中國領導人或時政有負面言論、主張台灣主權獨立、聲援圖博、維族抗暴，支持劉曉波等異議人士爭中國民主的人，都可能被中國視為「嫌犯」，抓不抓你、辦不辦你，全看中國需不需要而已。這根本就是紅色恐怖！ 只有向中國表忠、唯中國之命是從的白狼們、黃安們等急統派才能求豁免。（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對李明哲案，中國國民黨對中國輕描淡寫，卻猛烈批判蔡英文政府無能，簡直在竊喜，其實，就李案判決內容來看，國民黨曾講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民主統一中國，連馬英九也曾譴責中國對西藏、對六四的行為，也都是潛在「嫌犯」，中國不會辦他們，是因統戰所需、仍有利用價值的政治盟友。民進黨、時力、台聯等就不必說了，早被中國列為嫌犯。只有向中國表忠、唯中國之命是從的白狼們、黃安們等急統派才能求豁免。 中國竟把另一個主權國家台灣的幾乎所有人民，都列為潛在嫌犯，真的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恥辱。 中國的法律戰攻勢，就是要在台灣製造寒蟬效應，我們不怕也不能怕，我們愈怕，它就愈凶，惡狼再凶再霸，守好家門就安！ 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守護台灣，不必去想和平民主演變中國，但更不容台灣內部有人吃裡扒外！  

  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ICRT) Taiwan This Week，訪問一位來賓是英國Coventry大學研究媒體和青年運動的Donna Wong博士，她表示，台北世大運在執行面雖然很好，在台灣國內也激起了熱情，如果從國際媒體效應來說，基本上是零，主要因為這個賽事的層級和規模在國際上本來就不是很吸睛，加上同時間在德州、香港、中國、印度都發生了嚴重的災情，完全佔據了這兩週國際媒體的頭條。 另一位來賓Brett Aaron說，他認為，在賽前，主辦單位並沒有向國際宣傳這個賽事，沒有引進國際贊助商，所以，來到這裡的人，大多是各國代表隊，工作人員，和運動員的家人…等等，不過，一旦來到台灣，大家都對於台灣的友善以及英語溝通的水準，感到印象深刻。另一位來賓、從事創業投資的Yvonne Chen認為，這是因為主辦單位一開始就不認為這個活動很大，所以不會引進跨國大企業贊助，主持人說，這可能跟台灣人比較害羞，不太會推銷自己的文化有關。（但我想主要原因還是，柯文哲北市府承辦這個爛攤子，焦頭爛額，所以，沒辦法想那麼多．．．） 昨天還聽了ICRT的另一段節目，Taiwan Talk，也是討論世大運，由三位ICRT新聞部的記者分享他們這次採訪世大運的心得，其中一件我之前都沒有注意到的爭議是，台灣有幾位已經很專業的選手參與比賽，比如說詹家姊妹和戴姿穎，這對其他的選手們來說，是不公平的（即使他們符合參賽資格），記者Jane Lee認為，可能因為缺乏經驗和信心，當初大家都沒有料到我們的運動員會表現那麼好，所以，一定要讓幾個會拿獎牌的選手在家參賽，才不會讓主辦國的得獎數少得太難看。 不過，後來，大家的表現實在是超乎期待，很多位年輕運動員，不但奪金，還破紀錄，比如短跑的楊俊翰，擲標槍的鄭兆村，鞍馬的李智凱…，在家比賽，觀眾們的熱情真的把他們推到最佳狀態。Jane Lee說，與其說，這次世大運讓世界看見台灣，不如說，是讓台灣看見自己，看見自己有承辦國際大型賽事的執行能力，看見自己有優秀的年輕運動員。 三位記者們也對於台灣觀眾的熱情和專注，印象深刻，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運動員，台灣觀眾都很由衷地支持鼓舞。 我上網查詢看到，主辦國的主場優勢，除了運動員熟悉氣候環境，觀眾熱情支持之外，還有選擇競賽項目的權利。 根據FISU規定，除了14項必辦的項目（compulsory sports）以外，主辦國家可以自行決定選辦項目（optional sports），世大運執行長蘇麗瓊表示，這次主辦單位有特別在選辦項目上挑選台灣選手較為擅長的項目，像是射箭、滑輪溜冰、羽球等，光這三項就替台灣隊拿下了總共35面獎牌，而滑輪溜冰和羽球這兩項的超水準表現，更是共拿下了15面金牌，超過總金牌數的一半。 2017的台北世大運，台灣獲得的26面金牌當中，台灣選辦項目就佔18金（滑輪溜冰10、羽球5、女子舉重2、武術1），而原本的必辦項目則獲得共8金（網球4、跆拳道1、男子體操1、田徑2），在此也可以看出，選辦項目是主辦國掌握比賽優勢的重要關鍵。 名嘴羅友志在臉書PO文表示，戴資穎為幫國家爭光，放棄同時舉行的世錦賽留下來打世大運，猶如「李遠哲背九九乘法表」，是浪費時間。羽球世錦賽獎金500萬至2000萬元，世界排名積分近萬分，而世大運獎金90萬元，積分更只有零，羅友志認為：她們都是「奧運級」的大選手。台灣同胞，應放下自卑感的民族心作祟，讓真正台灣之光，去屬於她們的地方！

  作為一位曾經在國會工作有個十年左右的國會幕僚，看到最近有關委員會現場媒體該不該回到媒體區（旁聽區）的爭執，不禁感到有點意思。不少人為了這個臉紅脖子粗，或者覺青（或老覺青）上身，卻忘「比較使人產生智慧」這句不知道哪裡來的老話。 到底其他民主國家，國會的採訪模式究竟是怎樣呢？沒個基準，大家互相拋帽子貼標籤真搞得氣呼呼，真的很好玩嗎？（攤手） 首先，就先說說國會開會的媒體開放原則 基本上，舉凡第一老牌的英國，最一板一眼的德國，浪漫走在革命前面的法國，或者是美國這泱泱大國，樓上的日本，到了民主年齡和我們差不多的韓國。國會議場基本上都是開放直播，並且在無法干擾到議事進行的距離上（多數為二樓，包廂之類設計）設有旁聽或記者席。委員會則多半「例外公開，原則閉門」。所謂例外，就像公聽會、聽證會等等。預算、法案審查的討論，原則上沒有公開（就是議事以外的人員不開放旁聽），部分國家委員會接受媒體記者在旁聽席採訪（但電子、攝影不入內）。 這樣設計的基本原則是，國會是國家最高的立法權所在，立法權運作時，所有的訊息揭露都必須在不干擾議事進行的原則下進行。 再來，那這些國家在國會採訪上都有什麼規定？ 最普遍的，就是畫面構成的規定，基於國會尊嚴與權威的維持（不受干擾），國會現場媒體都有專屬的媒體區，除了提供訊號的國會頻道外，電子拍攝的角度也受到規範。例如多數國家都規定議員發言的拍攝以上半身為原則，不能隨便Zoom in Zoom out(特殊狀況需申請），多數國家非備詢官員、工作人員都不入鏡，例如法國、英國還有美國跟日德國會，會場騷動時會規定聚焦在主席台，非特殊狀況騷動現場不入鏡，（畢竟有時打架假睫毛會掉、假牙噴出），共同點是旁聽席（記者席）不入鏡。 關於畫面的構成，上面說到的多數國家還有一些很接近的規定，例如不能刻意拍攝國會議員的特徵（例如禿頭）、不能一直拉近拉遠鏡頭，不能拍攝國會議員或官員手上的文件內容（包括手機、平板內的訊息）。 以上這些就是幾個算得上老牌或者成熟的民主國家國會的媒體採訪規範。基本上沒有任何民主國家會限制媒體在國會採訪，這些國家裡無論議場或是委員會中，除了國會議員自己，也不會出現採訪人員在當中穿梭，甚至加入現場的畫面。所謂新聞自由的確保，是在於現場資訊的一體公開，讓採訪者得以觀察、描寫國會議事的實際狀況，基本上台灣的國會，委員會的公開直播，超過上述這些民主國家原則不公開的程度，國會議事直播的即時和全面也不在這些國家之後，所謂隔離的說法，就看看人家都是怎麼安排的吧。 還是老話一句，這國家現在最缺乏的，就是社會學的科普吧！ ＃黑白集不能黑白講 ＃去去練過再來

     由於日本媒NHK報導千葉縣知事森田健作今日前在拜會桃園市長鄭文燦時，稱鄭文燦又意協助有關日本核災區食品解禁，讓中國國民黨桃園市黨團於11月27日在議會審查預算時，全體動員質疑在未經議會和市民同意下，即單方面和日本千葉縣「私相授受」，商議解禁核災食品問題「私相授受」、「這不是黑箱、什麼才是黑箱？」，已逾越市長的權責，誓言擱置所有農業博覽會預算，抗爭到底，引發民進黨議員強烈不滿，強調開放核災食品是中央決策，與鄭文燦無關，痛斥中國國民黨是牽強附會、作秀、無理取鬧，雙方一度爭得臉紅脖子粗，而桃園市政府新聞處長張惇涵則澄清：11月23日記者會上，鄭文燦回答日本媒體詢問日核災5縣食品輸台禁令問題時，數度表示要符合台灣法令，不會引進核災區食品或農產品的立場堅定。他指出，日方和我方各自表達意願和立場，雙方意見不一致很正常，強調鄭文燦一向認為，身為地方首長，必須遵守中央的法規(註1)。  事實上，中國國民黨在去年聖誕節時就曾經在當時的黨主席洪秀柱領軍下發起「反核食、站出來；誰挺核食我罷免誰」遊行(註2)，乍看之下，中國國民似乎對於「反核食」的立場非常堅定，誠然是不愧為一個為國為民的在野黨。然而，如果從現實來看，「核食」的隱憂其實並不光是存在於日本核災區而已，而是存在於世界各個角落，像是日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就公布，統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南投縣中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工生產的「預倍保明智膠囊」，使用由和司特公司自法國進口的原料「去醣基山桑子萃取物」被檢驗出銫-137活度477貝克/公斤，超過標準100貝克/公斤，經該公司自行通報下架，問題批次共計3,328瓶，已封存庫存1,346瓶，但其餘1,982瓶恐已售出(註2)。  此外，根據中國《南華早報》報導，朝鮮在豐溪里核武器試驗場進行了六次核武試驗後，經中國的衛星偵照圖片顯示，該試驗場已出現山體被抬升，並且有些地方出現滑坡的情形，可能已經破壞了地質的穩定裝庇，將無法承受更多的破壞，要是造成山體滑坡或是地質崩潰，恐怕會外洩出大量的輻射物質，而且也會波及到中國境內(註3)，如果以台灣在馬英九政府與中國簽署了ECFA之後近年來與中國對台輸出農產品與日俱增(註4)，其中，與朝鮮接壤的中國吉林省所盛產的長白蔘更在馬英九政府與中國簽定「兩岸中醫藥衛生協定」後大舉輸台，並憑著其價格相較韓、日等國所產人蔘低廉因而逐漸充斥在台灣民生市場(註5)，如今，朝鮮不時就在與中國相鄰的邊界進行核試爆，對於來自中國吉林的人蔘等農產品是否已經遭到核污染，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核食」？恐怕更值得台灣人關切才是。  可笑的是：當歐盟這一個對食品安全把關最嚴的市場已經逐步放鬆對於日本福島縣周邊地區農產品的進口管制，在日前甚至於對福島縣出產的白米以及日本東北、關東地區共計十縣市的多種農水產品進口限制，使得以後日本出口這些縣市食品時，將不須再附上檢驗證明之際(註6)，中國國民黨政客卻兀自不分青紅皂白的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稱日本日本福島縣周邊地區農產品為「核食」，卻對於短期會導致腸胃道、造血系統與甲狀腺損害，長期更會造成甲狀腺癌、乳癌等癌症的統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已經被檢驗出含有銫-137的「保健食品」視若無睹(註7)；而對於緊鄰朝鮮核武試驗場的吉林省長白人蔘與其他農產品是否有遭到污染而變成了「核食」之虞，更是裝聾作啞。  因此，中國國民黨究竟是真的關心台灣人民的健康反「核食」，還是基於偏狹的歷史仇恨而「反日」？答案恐怕已是不問自明！  (註1)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28001505-260107  (註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t317338  (註3)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906004180-260417  (註4)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7850  (註5)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72d3607-6750-4b29-88a1-d2aeab2ca531  (註6) https://news.ftv.com.tw/news/detail/2017B12I10M1  (註7)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1125/1247768/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的三個籃球隊員在中國杭州下榻飯店旁的路易斯威登（Louis Vuitton）精品店偷竊被捕。經川普總統親向習近平關說，習包子大手一揮，No Problem，問題在「中國當局滿意下解決」，3人獲准離開杭州返回美國。(新聞請參閱【中央社】)  台灣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半年前從廣東珠海市拱北口岸進入中國時遭中國羈押，湖南岳陽中級人民法院剛完成宣判，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罪名判刑5年，剝奪政治權力(???)2年。(新聞請參閱【自由時報】)  中國北京市郊大興區上週發生公寓大火，造成19死、8傷慘劇。當地是外來打工族的集居區。北京市以清理全市「安全隱患」為由，在零度下寒冬中強行驅走「低端人口」，手段粗暴殘忍，包括斷水、斷電、強行拆屋等。一天就有上萬人遭驅逐。才短短數天，北京廉價住宅區已經變成一片廢墟。(新聞請參閱【自由時報】)    不惜讓中國丟臉為美國緩頰  習近平秉持中國人一向的原則，拍外國人馬屁，殺中國人威風。美國人在中國偷竊居然可以無罪釋放。這就證明了兩件事：第一，中國的法律根本是狗屁，它對中國人可以無限上綱，對外國人則可以彈性運用，可有可無。第二，美國人偷東西，原來是令川普難堪美國人丟臉的事，習近平為了挽救美國人的顏面，不惜糟蹋自己的法律，使中國丟更大的臉，用以淡化美國人的尷尬。中國拍美國馬屁力度之高，舉世無雙。 李明哲的悲哀是：中國人把你當成中國人  因為你是中國人，所以適用中國的法律「顛覆國家政權罪」。當然，比照中國人，李明哲還被剝奪政治權力兩年。 他將在兩年內不得享用中國人的政治權力。在這個沒有選舉投票，不能參選公職，也沒有老人年金的中國，希望李明哲沒有太大的損失。  最重要的意義是，台灣人還是不要做中國人的好。 從無產階級革命到驅趕「低端人口」  在台灣，每當發生天災人禍有人送命的時侯，總統、閣揆、縣市長、黨魁等大官莫不爭先恐後去巡視安慰送紅包，就怕像馬英九一樣被罵成「沒有同理心」灰頭土臉。北京這個火災造成19死、8傷慘劇。災民得到的卻是被政府趁機趕盡殺絕。昔日跟共產黨一起搞革命的光榮無產階級什麼時候變成了「低端人口」？可憐噢！  據報導，引發這場大驅趕行動的原因，其實是日前美國總統川普訪中離境時，正巧在北京停機坪上看到一場大火、冒濃煙，習近平覺得很沒面子，把怒火燒向北京當局。習把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叫來問話，「這把火是燒給誰看的？」害得蔡奇磕頭如搗蒜。現在這場大興區火警，正好給了他一個清理全市「安全隱患」的藉口，進行這場寒冬半夜拆房的排查行動。（新聞請參閱【自由時報】) 低端人口」受罪，又是川普害的？  十九世紀中國遭列強欺凌，中國人窮困又卑賤，被看不起，「中國人與狗不准進入」的故事不知傷過多少人的心。那時有西方人說，生為一個中國人簡直是一場災難。兩百年過去了，如今已是廿一世紀了，做一個中國人，連上互聯網的自由都沒有，在世界舞台上是不折不扣的「低端人口」。中國人的地位實在也不比十九世紀好到哪裡去。  END

  一例一休修法的關鍵爭議在於—低薪、工時長（開放七休一／輪班休8小時）。尤其低薪，更是修法爭議的問題根源。 甚麼是最低的基本薪資？ 從字面上來看，基本薪資是勞工任職工作的最低薪資保障。107年度政府訂出基本薪資為22,000元，勞工團體算出26K，也有政治人物喊出30K的數字。 各有不同的算法，總之都在冷冷的數據上搬弄，好像小學生在做算術題，看誰算得對？ 離開冰冷的數字，基本薪資就是底層勞工生活的「品質所在」。也是兩百多萬領基本薪資的勞工，過日子的生存底線。（主計處：月薪低於3萬元的勞工有327萬人） 這兩百多萬基層勞工，他們無法決定自己勞動的價值所得，要靠企業主（老闆）依政府規定的基本薪資給薪水。 所以，政府最應該照顧的，也能夠照顧得到的，就是這群低薪的苦勞。只要運用基本薪資的政策工具就可以做到。如果基本薪資至少如勞團提出的26K，甚或某些政治人物所提的30K（祝他凍蒜），這個政府就是—這群兩百多萬勞工聞聲救苦的觀世音菩薩。 至於那些工商大老、企業家對著媒體說，基本薪資如果調太多，企業就會經營不下去、公司就要倒閉；要不就喊工資太高，企業要外移...... 我從來不相信這種講法，依整體台灣這5、60年累積下來，敢拚能拚的「經營智慧」，如果說，因為基本工資調高，公司就會倒閉，企業就要出走。放心，他說會倒，他就倒吧；他說要走，他就走吧（實際上，這種企業也已經出走外移了）。我相信，很快地，就會有人跳出來接手這些公司的業務、市場。要真實相信台灣人勤奮正直打拚的經營智慧。 在金字塔底層的苦勞，靠著領基本薪資過日子，他們是最弱勢的一群人。 如果金字塔底層的弱勢勞工，能夠得到照顧過好日子，你還會擔心中上層結構的人，日子會不好過嗎？

▲攸關「一例一休」修正的《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在立法院進行聯席審查，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以「未過復議期」為由，一人霸占發言台11小時，最後被綠委架離委員會。（圖／NOWnews資料照） 賴清德大概沒有想到，一席「功德說」竟然成為他擔任行政院長以來，最受傷的一次發言。這不但說明了縣市首長慣用的語言模式，來到中央還是必須接受台北媒體和網路世代的殘酷洗禮，也顯示了勞動議題在台灣社會的敏感程度。 一例一休是蔡政府上任以來，始終沒有醒來的政治惡夢。這個惡夢來自於：民進黨在野時微向左傾的主張和語彙，不但和這個社會的現實並不完全相容，也和自己支持者的需求不盡相符。民進黨的支持者有很多年輕世代，但也有大量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及從業人員。這兩組人對於勞基法有著很不一樣的想像，而且彼此非常難以對話。 擺盪在這兩組人之間左支右絀，是民進黨在勞工議題上頻頻跌跤的原因。加上這個社會對勞基法的期望其實也總莫衷一是：一例一休在修法時被嫌不夠進步，實施後又被認為窒礙難行，再修法時又被指責背叛勞工，這真是「父子騎驢」成語的最佳詮釋。 原因是勞基法已經30多歲了，這部以工廠生產模式為藍本設計的法規，結構非常老舊，早就不適合現代多元型態的產業環境。面對現實，企業的型態和規模有千百種，同一家公司的行政、生產和研發人員也各有不同的工作型態，當勞動法規綁得很死，而所有人都要適用同一套制度的時候，當然是有人滿意、有人不滿意。這就是今年初一例一休實施後，各界怨聲載道的原因。 敢於承擔政治風險是典型的賴清德風格，他的修法主張，意在創造勞資雙方的彈性，也不能說是錯誤。不過，民進黨執政不到兩年，就兩度捅勞動議題這個馬蜂窩，真不知道該說是勇敢還是白目。 「執政路線該採取社會的『眾數』，而非社會的『少數』」。這是政院高層轉述賴清德對這次修法的闡釋，在偏向兩黨制的政治體制中，「往中間靠」確實是執政者必經之路。但民進黨想從偏左走向中間，就免不了要被原來的支持者質疑。而台灣社會已經進入一個世代巨大落差的時刻，幾乎不可能同時討好所有人。 當民進黨往中間走，原來偏左的政治版圖就空了出來。因柯P光環而黯淡的時代力量，當然會緊抓這個乘勢而起的機會。國民黨雖然演不像，但也出了一個蔣萬安，一起競逐立法院的新一代「站神」。更不要說時代力量趁機搶占所謂「進步選民」的地盤。民進黨也許不認同這些政治表演，不過我必須說，這些都是民進黨路線調整之後，其他政黨自然會有的「正常能量釋放」，也是執政必然付出的代價。 回過頭來，執政黨又是怎麼因應這樣的變局？這段時間，民進黨的表現真的不怎麼樣。黨內多數期待修法，但作戰的時候不是動員不力、就是辯護無力。於是，即使民進黨在國會占多數，還是未能在議程上取得優勢，最後要難看的拉走站很久的徐永明；甚至還在委員會的投票中意外落敗，讓審查成為在野黨的表演舞台。種種挫敗都提醒民進黨，這個戰場沒有想像中簡單。 回到修法本身，作為執政者，政府不可能順應太過浪漫的想像。即使是沒競爭力的產業，也要讓他們有苟延殘喘的機會，保留轉型的空間。勞基法的修正，某種程度是在關照真正底層的勞動者，這些人的生計，必須靠加班來維持。「彈性」不只是給中小企業的經營者，更是讓這群人、以及他們背後的一整個家庭，避免失業或收入減少所帶來的衝擊。收入是很多中壯年的優先考量，這絕對不是浪漫的烏托邦主張可以彌補的。 但只要有彈性，就會有被濫用的可能。到目前為止，在防止彈性被濫用的努力上，行政團隊還要做更廣泛的說服。至於重整內部腳步，增加行政面向上的積極作為，都是執政團隊必須努力的方向。修改勞基法一事已經成為政治風暴，民進黨必須正視這場危機，否則勞基法真的會讓英德政府傷很大。

據報導，為加速轉型正義進程，數個學生團體27日上午於教育部前召開聯合記者會，宣佈目前已串連11間大學聯合發起拆除蔣中正銅像行動，將在本學期末共同在各大學校務會議中正式提案拆除銅像。 目前已有台灣師範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輔仁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交通大學、陽明大學、成功大學與中山大學等11間大學校園的學生表態參與。其中台灣師範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輔仁大學等校已經將蔣介石銅像請出去，然而不少大、中、小學校園，甚至公共場所還是有獨裁者銅像，實在很荒謬！畢竟校園與公共場所之所以有蔣中正銅像，都是以前國府以行政命令所為，是野蠻行為，並無法源或民意基礎。 蔣中正銅像退出校園，讓全民面對轉型正義（朱晏辰提供） 這次串連由長期關心轉型正義、重視二二八事件的學生團體「共生音樂節」發起，該團體總召徐祥弼指出，轉型正義不是有無的選擇，而是一種價值的追求，是對於真實與正義的重視。徐祥弼批評，雖然民進黨已上台，但是《促轉條例》卻因為某些人的一己之私，而變成協商的籌碼，讓年邁的受害者必須自己去找國民黨協商的時候，只能看到民進黨中政治意志的淪喪。國民黨已是少數黨，民進黨還「鳥」它們甚麼？做就對了！ 民進黨應以其人之道反制其身，由行政院行文給各機關學校，全面清除蔣殺人魔的銅像，且總統府立即公布兩蔣墳墓的處理方法，不能再將他視為「神」，屍體該埋就埋，該火化就火化，否則難道死人還會「復活」不成？國民黨與蔣家這種處理方式，已經讓蔣家第三代年紀輕輕就紛紛走掉，難道希望下一代也如此嗎？有何好處？ 蔣經國表面上裝作十分節儉，卻很會「造神」，無非是合理化自己執政的正當性，否則怎麼會同意蓋世上最雄偉的中正廟？有需要派國家衛兵二十四小時守衛嗎？蔣介石會比希特勒、毛澤動與史達林偉大嗎？為何台灣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獨裁者銅像與最雄偉的紀念堂？成大校園不只有蔣介石銅像，其校區還取名「光復」，那麼多名教授，尤其是法學教授，解嚴後已經三十年，卻無人對獨裁者存在於校園提出異議，是否很丟臉？這樣又如何在課堂上教育學生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理念？豈非笑話？ 雄中、南一中與南女中均已將獨裁者銅像請出去，其它中北部明星高中怎都無動靜？每天師生對獨裁者銅像存在於校園，視而不見，習以為常，還把國民黨黨歌當國歌唱，校歌也都充斥黨國意識形態，這不是臣服於威權的奴才或順民又是甚麼？這樣即使升學率很高、獲獎無數、「三冠王」或「五冠王」一堆，又有何榮耀可言？有些學校每年校慶時，只會以搞笑方式，將獨裁者銅像做各種變裝秀，又有何意義？為何全校師生不進行辯論與公投以決定獨裁者銅像之去留？留這樣的銅像有何教育意義？校園銅像理應是一校之精神標竿，而蔣介石有何值得全校師生學習的？校內公投是學習校園民主最重要的一課，否則只是教死書與讀死書而已。 許多國民黨人面對各界質疑蔣介石的功過時，總是要大家向前看，不要向後看，或說拚經濟比較重要，不要以政治力介入，其實當初行政院以公文行文各校辦理豎立獨裁者銅像，難道不是政治力介入嗎？東吳大學更可笑，說該校的蔣介石銅像是「無主」之物，校方「無權」處理，學生問：「如果是垃圾給學校，學校不能丟掉嗎？」校方一時啞口無言，可見東吳也是沒有是非與道德勇氣的學校，這樣能說是大學嗎？後來經由學生查詢，東吳大學的蔣介石銅像是四十年前夜間部畢業生所捐贈，是他們心肝情願捐的嗎？難道撤不撤還須經過校友的同意？試問，德國、東歐與俄羅斯政府或學校，是否也要問問當初「捐贈」的人是否同意才會撤走獨裁者銅像？ 如果轉型正義不重要，德國與波蘭等歐洲國家為何持續進行轉型正義二十幾年？有影響其經濟發展嗎？國內一些蛋頭學者與藍營政治人物，是否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轉型正義是教育師生明辨是非與道德勇氣的重要，否則就是是非不分、和稀泥的奴才，這樣的學校與師生好意思說在追求真理嗎？ （教師）

賴清德院長在長照專線啟用致詞時，勉勵照服員以幫助別人是做功德來面對工作壓力；卻遭批講幹話。筆者長期探討壓力與身心健康及幸福感的關係，要支持賴院長的功德觀。 高工作壓力低工作滿足感及幸福感，不利身心健康，增加疾病風險。但如何降低工作壓力及提升幸福感呢？除改善工作環境的安全性、排班、假期、待遇外，是否工作環境中的人際互動關係可使個人有歸屬感與受尊重，工作成果是否可使個人有勝任、成就感，也很重要；而個人是否從工作中獲得意義感，更是影響了幸福感的高低。哈佛大學幸福學就強調幸福是快樂和意義感的結合。 因此，筆者很支持賴院長要求衛福部要有機制去解決照服員的問題與困難；不只是要改善薪資福利，還有培訓制度及工作資源網絡等；但也很欣賞賴院長的功德觀，鼓勵個人從幫助別人是做功德找到工作的價值與意義感；幫助別人是做功德應也是賴院長他長期做事的價值觀，樂見此種正向價值的分享。 （作者為亞洲大學心理系講座教授，前台灣心理學會理事長）

  紛擾十多年的文化大學董事會內鬥，昨天又傳出董事長以校產遭掏空為由，控告執行董事背信，為私立大專院校紛爭再增添一例。文大董事會一案，發生在各界關注私立高校亂象和問題之際，校產通私產只是其中的一環，行政院上週四通過「私立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尤凸顯高教危機已現，必須嚴肅看待、積極處理。 在我國一百五十七所大專院校中，私立高校不論學校數或學生數都居多數。不過，就辦學品質與績效而言，私校較諸公立或國立院校都瞠乎其後；這與美國的私校為高等教育名校主流，大異其趣。不僅如此，我國私校主要由於興辦者把學校當私產，以致問題叢生，紛爭不斷。 家族化最常見。知名私校連續三代掌握經營權者，所在多有；由此還衍生出校產通私產、董事會不當干預校務、董事不當支薪、採購營繕圖利特定關係人等利害衝突問題。主其事者既把學校當私產，巧立名目違規收費、詐領學雜費補助、資金調度及財務帳目不清等現象經常可見。私立高校雖不無正派經營的辦學者，但淪為「學店」的不當或違法行徑，更常令社會痛心、學子受害。在此不甚理想的現況，不僅較小型的技職院校狀況頻傳，知名的私校也不能免於弊案紛爭。 除了辦學經營的亂象叢生，私立高校還面臨更嚴厲的挑戰，亦即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不但其負面效應明顯，且已釀成危機。少子化絕非短期間形成，但教育政策規劃當年卻輕忽少子化要素，在青少年人口欲增不易的情況，反而大量擴充高等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計，短視的教育政策導致如今的困境，大專院校缺額現今已六．三萬，其中私校達五．三萬。 高等教育供過於求的狀況極其明顯，既造成重量勝於重質，技職教育機構大量升格，學用落差卻反而擴大；學歷貶值、大學生滿街走、流浪博士劇增，是其必然結果。另一方面，高校招生搶破頭，出現以「人頭學生」虛飾註冊率、土木系搶招餐旅科學生等怪誕現象。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有其普遍性，私校因過度擴張而導致的困境及亂象卻更顯著。 在高教供需失衡的情況，有些學校尋求向外招生，這原不失為應變的好辦法，但今春出現世新大學與中國方面私簽「一中承諾書」事件，凸顯了國際化不足的大專院校，為搶學生而把中國化當國際化，不惜屈從中國政治需索的自我作踐。相形之下，教育部近日提出新措施，打算經由技職學校與海外台商合作，鼓勵技職院校招收新南向國家的學位生，或培育新住民第二代半工半讀上大學，寒暑假在台灣實習，學成到新南向國家台商企業當幹部。如能務實推進，不失為緩解技職及高等教育失衡的對策之一。 然而，高教供過於求的問題來得又快又猛，行政院通過的私校轉型及退場機制顯有必要。必須強調，少子化效應衝擊對象不分公私立高校，公立院校即或較無退場的迫切問題，但整併調整的挑戰也不能免，且其間的難度同樣不能輕忽，須有適當的規劃、配套及溝通，方足以成事。私校無疑衝擊更迫切、問題更複雜、困難及阻力也更大，行政院從私校著手，須有改革的意志與決心，才可能達標。 去年六月送進立法院審議的私立學校法修正案，就是前車之鑑。修法旨在透過增設公益董事、補強公益監察人、限制董事長及董事任期、釐清董監之間關係，以避免家族化。但修正案至今尚未進入二讀，通過仍遙遙無期。這一案例顯示，私校牽扯利益甚大，應為全民利益把關的立委，很容易淪為「利委」。 強化監督私校已非易事，要其轉型、退場，牽涉利益更大。然而，私校問題絕難逃避，這是為過去教育政策輕忽少子化及管理失當在收拾爛攤子，失敗的後患無窮，教育部、行政院與執政團隊既為教育、也為台灣整體，都只有把變革做成功這一結果。

近日拜讀邱顯智律師臉書貼文「淨水廠員工，上班九個月只休九天」，以及吳治平先生在自由時報發表「勞團抗爭搞錯方向」長篇論述。雖然上述兩文在立場上看似針鋒相對，但抽絲剝繭，仍可求同存異，並足以作為政府及勞團在勞基法修法過程中，引為參考之處。 首先，誠如吳先生所言，「上班九個月只休九天」，這樣離譜的情形，根本與勞基法的內容是寬鬆彈性，還是嚴謹細微無關，而是法律沒有被認真執行。畢竟，綜觀所有勞基法的修法版本，都不允許那樣幾近「奴隸式」的勞雇關係。以此例而論，真正弱勢的勞工，他們最需要的，恐怕不是「超英趕美」的先進勞動條件，而是表面上看來未必人人滿意，但仍有一定保障，且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勞基法，能夠被徹底執行。 其次，邱律師貼文提及，該位淨水廠員工，曾多次向老闆反映人手不足，但老闆就是不補人，除了讓該名員工無法正常休假，更因長期吸入用於淨水的化學物質，導致積勞成疾。閱讀至此，讓人不禁想問，為何勞動條件如此之差，該名員工卻還不願離職，寧願持續被剝削，且時間還長達九個月？ 合理推論，這名員工應該缺乏足夠的技術背景或學經歷，難以在其他地方獲得一職半位，為了謀生，別無選擇。換言之，政府或勞團若想幫助這名員工，不能只想著要如何打擊無良老闆，迫使歇業倒閉，因為那只會讓員工喪失可能是他唯一擁有的工作機會。而是應該釜底抽薪，透過技職訓練與就業輔導，協助員工提升謀職條件，才能覓得良職。同時，依據供需原理，淨水廠也將被迫改善待遇，不然無人應徵，遲早關門大吉。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邱文結尾之處，這位淨水廠員工最後的請求是，「希望老闆能給我加班費」，請注意：是加班費，不是多休假。也就是說，對於謀職條件不佳的底層勞工來說，如何增加收入，確實比休息時數還來得更重要。這項需求，乍聽之下或許「理想性」不足，但絕對真真切切。 總結而言，勞基法的條文內容固然重要，但若要真正照顧勞工，重點仍在法律的落實、勞工的培力，以及現實生活的被兼顧。否則，只會淪為作文比賽，無法實質解決問題。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昨天（27日）財政委員會是金管會顧立雄主委，與時力主席黃國昌第一次針鋒相對，爭議的主題是金管會的報告到底是不是「屁話」。 屁話的爭執點很簡單，黃委員認為金管會的兆豐銀被美國罰款報告，沒有究責完整，尤其是在官員與董事的責任，所以是屁話。而顧主委則認為黃委員在臉書上說「金管會說的都是屁話」很不恰當，他的論述很簡單，美國政府裁罰可不可以拿來當民事求償的依據，要看有沒有因果關係，所以不能一概而論。黃委員隨後在其臉書繼續回擊，說「當兆豐銀的董事及經理人違法失職」，銀行當然可以民事求償來論述。 仔細看兩方的說法，就會發現其實沒有交集，因為黃委員的論證是站在「確信違法失職」的角度來看民事求償能不能告，顧主委則認為要看因果關係，也就是說要先看「是否確信違法失職」。 顧主委是長期執業的律師出身，而黃委員雖是律師、司法官考試合格，但其後選擇去美國留學，變成法律學者。在法的方面，兩個人各有專長，所以這個沒有交集的爭論，容易令一般人混淆，只知道顧主委跟黃委員槓上了，又是一條新聞熱點，甚至認為民進黨又在包庇或黃國昌又在作秀。 執政黨官員、執政黨立委，以及在野黨主席立委，在財政委員會對金管會的質詢，對於國內銀行授信與管理的問題，不是去討論長期低利率環境下，國內金融業受限於法規、政策，而沒有足夠的投資標的及管道的問題，正本清源；以及長期這種環境下，我們的公民營銀行變成香港跟新加坡同行的人才訓練所，導致各銀行的資金運用率低、投資報酬率低，以及金融商品開發能力低的三低結果，而是去斤斤計較一個法律訴訟爭點，這其實看得讓人驚心動魄。 財政委員會監督的政府機關有中央銀行、財政部、金管會、主計處與審計部等。中央銀行別說資產，一年光依法繳庫的錢就1800億元；財政部管稅收，一年台灣的總稅收近3兆元，主計及審計則負責這些錢的花用跟事後檢討；金管會管理的各級金融機構則影響約80兆元資金。 不是說58億罰款或說200多億聯貸的呆帳不重要，而是當這些都進入調查或司法程序後，政府財金政策的質詢，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情了嗎？ 這屆立法院開始直播，如果這種問政型態是財政委員會被關注的熱點，在以往，可以解釋成媒選擇的問題或哪個委員比較會操作媒體關係，而現在，如果這樣的新聞還是點閱率的焦點，那財政委員財金問政不專業問題將會持續下去，因為這是人民選擇的結果。 （作者為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台中市民）

  解嚴以後，不，應該是民主化運動進入總統直選，甚至政黨得以輪替執政以後，台灣的左傾意識與實踐行動，才有機會真正開展。這是走過戒嚴長期化和右傾黨國時代的新局面，也是從視左翼思想為敵，動輒以此治人民於罪，獲得解放的新時代。 右傾黨國亡於左傾黨國，中國國民黨視左傾如蛇蠍，左翼思想藏於部份人民腦海，社會實踐幾乎不可能。過度右傾，又以中國為認同依據的中國國民黨，不只敵視仇恨左傾、甚至把左、右思想的民主運動者、獨立運動者全都冠上附和左傾、共產黨中國的罪名。 其實，正常的台灣新國家，也應該右左同存。看看西方民主制國家，無不有右、左政黨，自由黨、保守黨…之列的右翼政黨和社會黨、工黨…之列的左翼政黨，都有在選舉中獲人民支持而執政的機會。這應該是民主化國家正常發展的條件。可惜台灣的國家仍未真正確立，因而存在著雙重右傾政黨，執政時右傾，在野時左傾。 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本的蘇聯，不到一百年就解體，標榜站在無產階級，但實施專政，人民並無法得到福祉，卻喪失自由。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得到與立國思想背反的某種程度經濟發達，是另類例子。 左傾意識後發，左翼思想後進的台灣，在民主化以後面對國體不明的狀況，右左意識並非在同一性國家認同發展。某些左意識仍以已經走資化的共產黨中國為師，並不可取。立足在台灣的左意識應該追求的是台灣這個國家的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 右傾意識崇尚國家保守價值，左傾意識崇尚社會公平價值。而國家和社會是共同體的兩面，並非單一性整體。台灣在建構新國家的努力，應兼具這兩翼，不可偏失。發展經濟，要照顧勞工福祉。後發、後進的台灣，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經濟視野應該具有這樣的思考，並審慎施為。 經濟發展是為了什麼？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資本家能獲得社會尊敬不是因為累積個人財富，而是對國民福祉有所貢獻。勞資的矛盾應統合在全體性福祉的觀念裡。有些企業主、資本家因政商魅影的劣跡、社會觀瞻不佳。勞工受到壓榨、背信的歷歷往事，也留下許多怨與恨。過度傾斜於資本家、企業主的過去應該導向兼顧勞資的新現在與未來。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共19大代表盧麗安（中央社）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蔣介石主掌的中國國民黨，在政治學上被定位為法西斯政黨。法西斯主義有幾個特色：一、狂熱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集體主義；二、神格化的領袖崇拜，絕對威權的個人獨裁；三、反共；四、強調戰鬥。逃離中國本土的中國國民黨在兩蔣君臨台灣時期，更發揮以上特色，以之做為「教育」台灣人的標準。其中影響最深的就是民族主義教育。強調民族（或國家）至高無上，為全部歷史與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與自由主義，不在培養現代公民的民主、人權價值。 偏偏其民族主義並非立足台灣的「台灣民族主義」，而是以實際已管轄不到的故國山河為認同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迷思。按「中華民族」一詞乃辛亥革命之後所「後設建構」的政治名詞，而非可以實證或有具體指謂的學術名詞。早已脫離母土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卻仍要台灣子弟認同這個政治迷思，灌輸「地大物博」的「大國意識」。要之，這種教育的特色是：去台灣化、虛幻的「大國」意識、輕視自由人權。 記得四十五年前我在政大教育系就學時，在班上提倡民主教育，呼籲言論集會講學自由，卻受到班上「欠教育」的教育系同學群起而攻，說為了國家，不能太講求個人自由。後來我遭退學，同學多當了老師、校長，繼續「教育」我們下一代。 現在兩蔣領袖已去，「消滅共匪」的誓詞也破功，國民黨就剩下中華民族主義。 本來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與極左的共產主義是對立的，但是他們卻有著共同的交集，亦即強調集體主義，反對個體自由主義。所以有人說法西斯與共產主義只是一線之隔。 原本靠「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的「第三國際」崛起的中共，早就不再標榜「工人無祖國」了，而且也已偏離原本共產主義理想（試問：一％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十三％財富；底端二十五％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一％左右，這是哪門子共產主義？）原本被中國國民黨罵為「漢奸」的中共，現在卻以「中華民族主義」的大旗向台灣召喚。這支大旗不就是中國國民黨長期向台灣人民洗腦的標竿嗎？偏離共產主義的中共，以及不再反共的中國國民黨至此一拍即合！難怪許多曾經誓言「消滅共匪」的退將，跑去朝「共」聽訓，還有人改口「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台灣已被Freedom House列為自由國家，但卻仍有人不珍視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而去追逐大國迷夢。最近有台灣生長（也是政大畢業）的盧某，加入中國共產黨，要去為「祖國」效忠。這不正是長期國民黨教育的發酵嗎？ 台灣獨立運動是世界上最容易進行的獨立運動，因為台灣已事實獨立於中國之外；但是台獨運動也是世界上最難進行的獨立運動，因為受國民黨長期「中華民族主義」「大國意識」的制約，許多人還迷信著「中華大國」，不在乎自由人權的現代國家，佛洛姆說的「逃避自由」。 本文題目原擬〈論國民黨對中國的貢獻〉，但考慮國民黨的本質無助於中國的民主化，對中國何貢獻可言？（中國若不民主化，徒有經濟崛起終不利長遠發展）。故曰國民黨對中共有貢獻而非中國。 民主自由的獨立台灣，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但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倒是為中共一黨專政的中國，做出偉大的貢獻！

中共十九大熱炒，中國夢發燒，猶在半夢半醒間，零度下的中國皇城北京，兩個事件烈烈燒起，一是紅黃藍虐童，一是清洗低端。 這兩個事件各自獨立，卻同時曝露專制權力宰制的無情與殘酷，揭露所謂習近平新時代對人民的沉重。而且只有在一黨專政、一人集權的中國才會如此，可說都是有「中國特色」的不幸事件。 清退低端，就是中國在政策上把低收入、低學歷、低貢獻度等的底層人口（主要是農民工），從大城市「清洗」出去，北京是中國皇城，權貴高端人士所居，怎容低端人口（即打入賤民階級）混雜其間？ 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是習近平嫡系人馬，一年之間三級跳，十九大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當局設定北京市人口規模2300萬人以內，人口品質講究高大上（高端、大氣、上檔次），低端人口被清退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 北京大興區違建戶一場大火，19人死亡，都是低端外來人口。（法新社） 本月18日北京大興區違建戶一場大火，19人死亡，都是低端外來人口，大火之後，北京當局「清退低端」政策迅速執行，斷水斷電、破門趕人、拆屋毀家...，零度下的北京，至少數萬人頓失家園、流離失所，在寒風中哀哀無告，還有數十萬人命運未卜。 專制政權更可怕的是封鎖，有正義感的人士抨擊清退低端違憲違法違人性的連署書，在網路等所有媒體被秒刪，連官媒央視評論指出政策執行講力度、也要講溫度，也遭下架，清退低端的背後靠山是誰，已不言可喻，於是人人噤若寒蟬....。 中共靠工農起家，農民工對中國經濟及建設發展有重大貢獻，像京奧場館鳥巢等就有大量農民工參與，現在，中國夢飛起來了，農民工利用完了就被清洗，這就是專制政權的冷血無情鐵手殘酷。 紅黃藍是中國暴興的幼兒教育集團，十多年就發展出連鎖園及店1000多家，9月更在美國紐約證交所上市，本月在北京的爆出虐待、餵不明藥、打不明針、甚至性侵幼童等駭人聽聞事件。 紅黃藍在北京爆出虐待、餵不明藥、打不明針、甚至性侵幼童等駭人聽聞事件。（法新社） 送孩子到紅黃藍的大都是中產階級，一胎化的時代，孩子是寶貝，事情爆出後，震驚全中國，家長憤怒驚恐莫名，到處申訴求真相，但中產階級碰到一黨專政，卻與被清洗的低端底層一樣，消息遭中共當局嚴密封鎖，小道消息流傳遭嚴辦，有消息指稱紅黃藍的靠山是中共高層，雖不一定都是事實，但紅黃藍為何如此神通廣大？則公認其靠山鐵定很硬很高權很大。 紅黃藍是色彩的三原色，混在一起就成黑。新時代中國特色專制政權的可怕，就是把各種中國夢造的很亮麗，合起來對人民則是一片黑！

對羅馬尼亞來說，2017年可說是多事之秋。一、二月間，全國各地爆發反貪腐示威，抗議現任的社會民主黨（PSD）政府於1月31日火速通過「貪腐除罪令」。光是通過的隔日，就有三十萬人走上街頭，被視為是1989年推翻共黨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人數至2月5日達到巔峰，估計約有五十萬人上街。 位於羅馬尼亞政府所在地維多利亞宮前的示威（2017年1月22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儘管總理不敵民意壓力，旋即宣布撤銷這項命令，司法部長也辭職下台，但當局企圖大修司法系統的腳步，並沒有因此停歇。像是八月所揭示的司改法案，將使總統不再能指派高層檢察官，包括附屬肅貪總署（DNA）高層檢察官（而這正是在半總統制底下，總統的主要功能之一。目前的總統來自反對黨PNL），並將削弱DNA本身的權力，這些都讓反對派認為是打擊反腐肅貪的舉措，也因此，示威活動迄今仍接連不斷。11月12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集會，就有千人聚集在PSD總部前，高喊執政黨是「小偷、竊賊」！ 自1989年十二月革命至今，貪腐風氣仍深深困擾著羅國當局。根據2006年的民調，竟有高達80%的羅馬尼亞人認為官員貪腐問題嚴重。而回顧羅馬尼亞的民主轉型，貪腐問題似乎其來有自。 1965年繼任為羅馬尼亞共黨領袖及國家元首的希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在外交方面走獨立自主路線，與蘇聯保持距離，特別是1968年譴責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讓西方刮目相看，但對內實行獨裁統治，以秘密警察監控、迫害人民，過度任用私親，大行個人崇拜，在經濟上腐敗無能等等，都把羅馬尼亞逐步推向革命的邊緣。 希奧塞古（左）與東德領導人昂奈克（1988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89年12月，當東歐共產黨相繼垮台之際，羅馬尼亞爆發了蒂米什瓦拉事件，成千上萬人發起反政府示威運動，最終演變為推翻希奧塞古的流血革命。其後，倉皇逃亡的希奧塞古更遭受逮捕處決。（參見洪茂雄，《羅馬尼亞史：在列強夾縫中求發展的國家》） 在希奧塞古政權崩潰的同時，以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為首的「救國陣線」（FSN）宣告成立並接掌政權。但新掌權的「救國陣線」成員，大半都是舊共黨黨員及政府官員，包括伊利埃斯庫總統本人也是，也因此，1989年至1996年伊利埃斯庫執政期間，在欠缺有力的反對黨予以制衡的情況下，並沒有積極改變國內政治體制的企圖，加上行政司法體系仍由舊共黨任命的人士掌握，官僚體系對於改革也充滿敵意，以致於政治、經濟上的改革都相當遲緩，阻力重重，且貪汙腐敗盛行，法治也不確立。（參見李正通，〈歐洲化衝擊的差異：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加入歐盟期間推動人權保障之進展比較〉，《歐美研究》）而後「救國陣線」幾經改組，最後變成PSD。儘管大多數時間PSD在議會都是最大黨且多次執政，但卻沒能解決長期存在的貪腐問題，甚至今年還因開脫貪腐的法案，引發民怨反彈。 伊利埃斯庫（中）與救國陣線成員，攝於1989年12月23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不只是貪腐問題，羅馬尼亞民主化的特殊途徑，也決定了其不徹底的轉型正義實踐樣態。以成功的德國經驗來說，轉型正義的實現，是那威權統治的共黨政權下台以後，由替代的民主政黨來完成。但羅馬尼亞在十二月革命之後，政權卻留在洗白後的前共黨菁英手裡，予人有種共產舊勢力延續之感，以致於轉型正義的進程，如同其他政經改革一樣緩慢，阻力也相當大。 以對加害者的處置為例，除了1989年用以暴易暴的形式，不透過民主體制中的適當法律程序，立即槍斃其獨裁者希奧塞古夫婦以外，（參見吳乃德，〈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一直到2013年，羅馬尼亞才終於開始在司法層面進一步追究前共黨政權的罪行。第一位被起訴的羅共官員是前典獄長Alexandru Visinescu。被控犯下反人類罪的他，在法庭上辯稱自己只是聽命行事，但仍被判處二十年監禁。繼他之後，第二位被審判的前共黨監獄負責人Ion Ficior，也獲刑二十年。 其實，台灣的發展經驗，與羅馬尼亞有些類似。台灣在解嚴以後，也是由原來的中國國民黨繼續主政，進行所謂「寧靜革命」的民主化，「少分」實現轉型正義。（參見陳儀深，〈導讀：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與轉型正義〉，《白色跫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第一輯)》）而且，跟政權長期被PSD及其盟友把持的羅馬尼亞一樣，在台灣，中國國民黨仍有取得中央執政權的政治實力。可見，對兩國而言，轉型正義的進一步落實，在未來同樣是不小的難題！

這也是我一直說，現行缺乏彈性的勞基法只會讓很多事業單位「勞資共謀」違法的例子，但只要出事，都是老闆要負責，這樣的結果只會造成職場相處有問題而已。 你要期待罰則加重、勞檢密度更多，這些訴求也不是不可以，可不可行可以再談，期待薪水增加這一點更是已經明文化一年要檢討兩次（馬政府期間可是一次也沒有，新政府已經調好幾次了），這些訴求跟這次修法又沒衝突。 更別提一堆根本讓人懷疑有沒有工作過的人在嚷嚷，無視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及職場現況，只想將問題簡化為「只要自己好過就好」，要求使用毫無彈性的制度管制勞資雙方，這要該說是自私還是奴性太重？ 更別提這些人也沒提出什麼有意義的對策，甚至提出一堆根本沒有執行可能性的笑話出來，基本上發洩情緒的成份比較多，要我說，這些人回頭檢視一下自己職場狀況可能比較有幫助，比方說他是不是在職場很顧人怨之類的，必然哪來一堆扭曲的想法。 附帶一題，若附帶醫療院所必須配置護理人員值班寢室的條件下（其實一定等級以上的醫院都有），班班間隔八小時的「臨時狀況」，實際執行時恐怕護理人員自己提出要求的機率說不定還大過資方提出，因為可以避免請假或者調配連假。 至於過勞，核心問題是醫護比，該找的是衛福部。（勞基法可沒辦法規定老闆一定要請多少員工） 司機也是類似狀況，可以做的是要求附帶條件，而不是法令直接禁止「全部勞動環境」。 就算這次修法也還沒解決各類行業務員的工時認定，該增加的彈性還很多勒！ 真暴民的時事筆記 11月24日 12:53 · Taipei 台北市 ·  今天聽一個老闆說起，為了要讓員工工作得舒服，他冒了很大的風險。 依法要打卡紀錄出退勤吧，大家嫌麻煩想兩免，出勤紀錄都用做的，被勞檢查了，也只能摸摸鼻子繳罰款。 依法公出要簽吧，大家嫌麻煩想兩免，公出萬一出事，他不只得扛責任，還要被罰款。 他當然也可以拿法律來「保護自己」，要求大家該怎麼幹怎麼幹。公出沒簽？抱歉算曠職，出事自己扛。 但他不想這樣搞，他寧可背這些風險，也要少拿些形式程序，來打擾自己的員工。你說他是好心嗎？一部分是，一方面他自己也怕麻煩，再說員工心裡舒服，對他也有好處。 這是現實世界。許多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幫你扛了很多，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不要用勞資對立的框架，恣意簡化自己對世界的認知。

鄧鴻源／大學教授   日前一名女大生近日在網路平台「Dcard」表示，好不容易考上嚮往多年的台大，念了2年卻因課業成績始終低於平均而多次痛苦淚崩，甚至出現「希望台大真的能夠把我退學」的想法。 女大生表示自己出生書香世家，家中成員不是念台清交就是出國深造，親哥哥、親姊姊也都念台大，雖然不曉得哥哥姊姊考上台大是為了什麼，但她知道自己是為了讓爸媽開心、想獲得較好的未來，所以才努力考進台大。 又是一位活在父母期望中的不幸女孩，畢竟兩個月前，才剛開學5天，15歲吳姓北一女新生，某天早上7點左右就從自家頂樓跳下送醫不治，母親得知後崩潰表示：「她說要去上學啊，怎麼會這樣？」據了解，吳姓女學生母親也是從北一女畢業，而父母都是醫科，吳母之前也常在臉書上分享女兒的文章，引來不少親友稱讚。 以上兩個例子很清楚告訴我們，只為父母而不是為自己而活的子女，生活是痛苦的。父母不應該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上子女的身上，認為自己如何如何，子女也應該像他們一樣？其實當醫生生活就很快樂嗎？只不過以犧牲自己健康與時間去換取高收入吧？人生的價值並非以高收入來衡量，而是你對社會與國家奉獻多少。如：愛因斯坦、史懷哲與珍古德等人士，都不是有錢人，但是他們對世界與人群的貢獻無與倫比，誰能小看他們？ 長久以來，台灣的父母普遍都很短視近利，價值觀都很狹隘，以為醫生、律師、教授或會計師等四師在社會上的地位就是「高人一等」，無法擠入這四師就是「失敗者」，真是如此嗎？試問，費玉清、江蕙、周杰倫、蕭敬騰、吳寶春與江振誠等人士，都沒有念過大學，高中也非名校，甚至有人只有國中畢業，然而他們的收入與社會地位會不如以上四師嗎？他們對社會人群的貢獻會比以上四師少嗎？ 其實還有其他許多學歷不高，但是收入與社會地位卻都很高的各行各業人士，只是這些家長不知而已。 總之，行行出狀元，各行各業的人士，只要對社會人群有貢獻，都值得肯定，不應以職業取人。如：10元自助餐莊阿珠女士、台東賣菜婦人陳樹菊女士、建立國中免費學習網的沈芯菱小姐、發明蜘蛛緩降梯的劉大潭先生，以及觀音山揹水人蘇進雄先生，他們都是受平凡而偉大的人士。家長們的價值觀是否應該改變了？

  胡錦濤時代經援非洲數百億美元，太子黨權貴當然想把這些錢經過「國際大循環」回流他們口袋裡，哪裡想到被非洲國家反噬一口？正是自作孽啊！（圖／創用CC授權+合成） 香港前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在紐約被捕，震動香港社會，尤其是政界。何志平原是香港中文大學著名的眼科教授，除了專業精湛，也是多才多藝。如果維持這樣的生活方式，在香港一樣可以過著人上人的生活。然而他又熱衷政治，在為中共領導人治好眼疾後，又從香港政壇跳到中國政壇，終於為「一帶一路」行賄非洲國家而陷入法網。這實在是自討苦吃，香港人叫「攞苦來辛」。現在關在美國監獄裡，與殺人犯、大毒梟、強姦犯（包括雞姦犯）關在一起，會有什麼遭遇，難以想像。 何志平從1993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20年，2010年起擔任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董事，現為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近年來為這個機構賣力推銷「一帶一路」。基金會主席葉簡明是中國富豪，與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關係密切，董建華的家臣也在裡面擔任要職。而何志平是2002年出任董建華的民政事務局長後才正式棄醫從政。 1980年代董建華拉攏當時新華社（今中聯辦）社長許家屯而助養許的情婦，照理不會得到北京的信任。然而最終還是打敗許家屯流亡美國後的續任社長周南推薦的楊鐵樑法官，出任香港第一屆特首，除了他的大資本家身份，更因為他在美國的豐厚人脈。北京有沒有利用董建華在美國行賄，也許是美國FBI未來需要調查的國安問題。 基金會屬華信能源集團旗下，財富雜誌將這個集團評選為世界500強中國公司中最年輕掌門人，背景則傳說紛紜。近年來迅速壯大，並且從事與其資金不相稱的大規模收購活動，其資金來源成謎，可見是得到習近平的大力支持而成為習王朝的新貴。何志平的行賄金額高達290萬美元，可見背後是中國政府的龐大資源，為拉攏非洲國家，將非洲轉變成為中國殖民地，而不遺餘力。基金會2015年度交通費達506萬港元（約2千萬台幣），但無具體細目，除了全球賣力推銷「一帶一路」，是否也包括小型行賄在內的應酬費？ 媒體還報導何志平曾邀請烏干達外長，訪問香港簽署涉賄協議。因此香港不但是中國的諜報中心，也是行賄基地，對中國的功能比97前大大增加。 從何志平行賄烏干達、查得等政要，也讓人回憶起8年前中國的清華同方集團威視公司，涉嫌在非洲納米比亞捲入詐騙和行賄案，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曾經是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威視為了取得機場港口掃瞄設備的合同涉嫌行賄，金額高達1,320萬美元，有3人被捕。胡錦濤時代經援非洲數百億美元，太子黨權貴當然想把這些錢經過「國際大循環」回流他們口袋裡，哪裡想到被非洲國家反噬一口？正是自作孽啊！ 如今何志平案將如何落幕，可能會與中美關係有關。然而不論怎樣，我們看到「一帶一路」表面如何冠冕堂皇，其實內裡藏污納垢，是一宗非常骯髒的政治、經濟勾當。宋楚瑜在APEC表示，希望中國讓台灣參與，實在不妥，台灣還是應該潔身自愛，避之則吉。